奇事一串

    从兵团司令到“杂牌司令”

    “干在戈壁滩，埋在青山头！”

    “伸手派”

    创业逸事与惊人之举

    孙继先再也忍不下去了！他强烈要求用自己的液氧发射火箭。

    奇事一串

    在1955年授衔的将领中，能有传说的人并不是很多，孙继先就是其中的一个。有位老军人对我说，孙司令的传说是提起来一串，放下去一堆。

    先说几件奇事。

    一、身经百战而身上没有一点伤，这不能不说是奇迹。他从1931年参加宁都暴动，到20世纪50年代抗美援朝结束，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长都干过，参加过大大小小的战役战斗上百次，敌人的刀枪不曾伤过他一根毫毛。当后人问起此事时，他总是说，子弹是长眼睛的。那言外之意就是，子弹不碰他。长征中血战湘江时，身为红一军团一师一团一营营长孙继先，手中的大刀砍卷了刃，刺刀也弯了，最后赤手空拳从敌人的重重包围中杀了出来。究竟打死了多少个敌人，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反正是清理战场的时候，他把身上的血衣脱下来，才发现自己并没有受一点伤。战友问起时，他不像后来说得那般轻松，而是说，是早年学过的一身的武艺帮了他的大忙。

    二、人们都说上将许世友是少林寺出身，并不知道中将孙继先是个武林高手。他十二岁的时候，就到邻村郑庄寨拜了师傅学武艺，在师傅的引导下到河南商丘一个叫杨庄南馆的地方学习武艺。这可是正经的学武艺，一套《杨家枪谱》要学上三年。孙继先不光学了枪法，刀、棍、三节鞭样样在行。在三里五乡可说是打遍天下无敌手。有一次几小青年和他过招，三下两下就放倒了几个，他不客气地说：“你们，差点童子功。”

    对中国人来说，强渡大渡河绝对是一部英雄传奇。在这部传奇中孙继先扮演了一个特殊的角色。他小跑着来到安顺场，在半山腰的一个煤棚里，孙继先见到了脸色严峻的刘伯承和聂荣臻。刘伯承说：一营长，现在给你下达任务：

    （1）消灭安顺场的守敌。

    （2）最快的速度找到过河的船。

    （3）立即过河。

    （4）过河后迅速抢占滩头阵地，掩护后续部队过河。每完成一项任务，点一把火为信号。在团长杨得志的率领下，孙继先从二连选了17个勇士，用一条仅有的小船开始渡江。第一船过去了9个，第二船上去了9个，孙继先跳上船指挥。

    18勇士从安顺场强渡大渡河，打开大渡河的第一条通道。

    三、他对体育到了“酷爱”的程度。1935年的11月7日，为纪念十月革命节，红军搞了一个大的运动会，他个人拿了跳远的第一名。他带的队伍，得了团体总分第一名。解放战争期间，他当二十二军军长时，亲自担任他们军的篮球队队长——这也开创了一个先例。军长当篮球队长，而且还是队伍中的中锋。

    不少老同志都记得，他们军的球队和宁波市代表队的一场比赛。军长亲自上阵，硬是把宁波队打败了。当时宁波队的人都说，你们军长都上了，能不胜吗？后来在济南军区当副司令员，分管体工队。他那可真叫管——有球必看。军区的球队有比赛，他必到场。他不光看，还现场指挥。哪个上，哪个下，他都要管。

    他当时的目标是“四个第一”，他所说的“四个第一”可不是林彪的四个第一，而是军区的男篮女篮、男排女排得了全国和全军的四个第一，教练说，我可不是教练，真正教练是孙副司令员。

    关于历史上的传说，不再赘述。下面笔记的是初创基地时，孙继先将军的种种行为——从兵团司令到“杂牌司令”

    出任基地司令，对孙继先来说实在是太突然——1957年深秋的一天下午，身为志愿军第二十兵团代司令孙继先突然接到了志愿军司令杨勇的电话，要他“马上准备一下，明天一早坐火车回国，接受新任务”。

    “什么任务？”孙继先问。

    “不知道。军委刚来的电报，你抓紧时间准备，火车票已经给你买好啦！”

    军委调我回去干什么？他想来想去，想不出个头绪——朝鲜局势没有什么新的变化，“新任务”可能与朝鲜前线关系不大，……莫非台湾海峡有战事？那阵子蒋介石一直叫嚣反攻大陆，会不会调我到福建前线？

    孙继先带着满脑子假设到了北京，一下火车，来接站的人见到他就说：“到总政治部，萧华副主任的办公室。”

    萧华见孙继先来了，热情地把他拉到沙发上坐下。他们是老熟人了，红军时就在一起工作过。

    “老孙呀，军委决定你回来，毛主席亲自批准的，给你一个新任务！”萧华倒是开门见山。

    “萧主任，你说什么任务吧！”

    “筹建一个导弹试验靶场！”

    “什么？靶场？”孙继先如入五里云雾之中。

    萧华说：“是导弹靶场！美国一直吹嘘，他们的两颗原子弹使日本投降了，朝鲜战争期间，它动不动就用原子弹吓唬我们，利用核讹诈称霸世界！虽然我们从来没怕过这东西，我们战略上一直在藐视它，但在战术上我们必须重视它，只有尽快制造出我们自己的导弹、原子弹，才能打破美国的核垄断，粉碎他们的核讹诈。世界已进入原子时代，美、苏、英、法等国相继都建立了自己的导弹（火箭）工业，如果我们落在后边，就会被动挨打！”

    孙继先听明白了。沉吟片刻，他说：“我是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对搞这么尖端的科技、这么重要的工作，我是一窍不通，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萧主任你知道，我一直是带兵打仗的呀！”

    萧华说：“军委觉得你能胜任，才叫你从朝鲜回来。聂帅还要和你谈。”

    第二天，张爱萍将军把孙继先邀到办公室见面，简要地交代了一下任务，就带他到了聂荣臻元帅家里。聂帅将中央的部署和决定向他作了传达，并语重心长地说：“这可不是当年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不是强渡大渡河！这是尖端科学！是要下一番苦功夫才能攀登上去的。我们现在就是要走科技事业的长征路，要爬尖端科学的雪山，渡新时期的大渡河！这是关系军队和国家未来发展前途的大事，在这个重要任务面前，对我们是一次新的考验，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完成好这个任务。”

    孙继先一直是带兵打仗的人，战争年代，首长交代任务他从未退缩过。而现在，面临的任务毕竟不是打仗，而是攀登科技高峰，这不是仅仅依靠一般的智慧和勇气能解决问题的。因此他没有像往常一样回答：“坚决完成任务！”而是默默地点了点头。这在孙继先的军人生涯中是不多见的。

    也正是这时候孙继先才知道了我国初创时期的导弹、火箭事业的有关情况：

    1951年10月，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外长的多方交涉和巧妙安排，物理学家钱学森携眷从美国经华沙回到北京。

    1956年4月，周恩来总理在总参办公大楼主持中央军委会议，请钱学森同志给与会元帅、将军们谈“在我国发展导弹技术的规划设想”。

    1956年5月，党中央根据军委会议的报告，决定建立并发展我国的导弹事业。

    1956年10月8日，成立以钱学森为院长的我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后来代号为零零三八部队。

    1957年8月31日中央军委讨论通过了五院提出的《关于建设导弹靶场和试验场的规划（草案）》，决定开始筹建导弹试验靶场，并成立了以炮兵政委邱创成为主任的靶场筹建委员。

    1957年9月，聂荣臻元帅、陈赓大将、宋任穷上将访问苏联，与苏联签订了新技术协定。

    1954年9月25日，经总参批准，炮兵组成了靶场筹建处，对外称炮兵营房工程建筑部。（后来，炮兵司令员陈锡联提出，组建导弹靶场的工作炮兵干不了。为此，军委改变初衷，决定以志愿军二十兵团机关为基础，抽调干部组建一个出军委直接领导的导弹实验靶场。）

    1957年10月1日，中苏签订协定，苏联于12月派遣技术专家援助我国修建导弹试验靶场。

    ……

    孙继先越来越感到这件任务非同小可，他再次找到萧华，把心里话和盘托出。

    萧华拍拍孙继先的肩膀，说：“我知道你有些为难之处，事关重大，心里没底嘛，可以边干边学嘛！过去我们打仗，不也是边打边学会的吗？叫你干你就干，赶着鸭子上架也得干！我看你一定能干好！”

    接着，萧华很自信地说：“我们有自己的专家！去年10月，国防部成立了第五研究院，就是专门研制导弹的。从美国刚回来的专家钱学森在那里负责组织研究工作。他们是第一道手续，搞研究工作，你们是第二道手续，研究出来进行实验。你的任务就是组建实验靶场。”“钱学森这个人很了不起，是美国最早进行火箭技术研究的六个成员之一，他放弃了优越的科学试验条件和优厚的生活待遇，毅然从美国回到祖国，决心将自己的知识报效祖国。美国海军部次长金布尔曾说过：‘我宁愿枪毙他，也不让他回中国。无论在什么地方，他都值五个师。’随后他就把钱学森监禁了起来。后经周总理、陈毅外长的多方交涉和巧妙安排，将钱学森一家接回祖国。”

    萧华喝了口水接着说：“聂荣臻元帅和陈赓大将专门去了一趟苏联，签订了一个新技术协定，苏共同意帮助我们搞‘两弹’，他们的专家说，靶场要有地对地、空对空、舰对舰、地对空、地对舰、舰对岸、空对地等专业，他们将派48个专家分别到这些专业部门当顾问，中国也要有40多个专家与他们搭配。我们的专家已陆续调来一些，在炮兵大院东楼办公，暂挂‘炮兵营房工程建筑部’的牌子，主要是为了保密，今后组建过程中还需要什么人，你可以从二十兵团里选调。”

    “二十兵团还在朝鲜呢！”

    “他们马上就会回来的！”

    就这样，在毫无思想准备、没有任何退缩余地的情况下，孙继先来到这个最初叫“靶场筹备处”，别名“炮兵营房工程建筑部”的地方。

    很快，在北京市东直门外左家庄设了个办事处，有陆军、海军、空军、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雷达兵、电话兵、卫生兵、文艺兵等着装五花八门的人进出。当地老百姓经常好奇地询问：“你们到底是什么部队呀，怎么什么样的军装都穿呢？”

    有一天孙继先来到这里，正碰上有老百姓在问一个战士，战士没好气地说：“我们是杂牌军！”

    孙继先自嘲道：“我从正经的兵团司令成了杂牌司令了！”

    “干在戈壁滩，埋在青山头！”

    说来也是一种矛盾现象，发誓“干在戈壁滩，埋在青山头”的孙继先，对基地建在酒泉附近并不十分赞同。晚年他还说：“把基地建在这里并非最佳选择。”

    导弹试验靶场的架子搭起来了，地点选定在哪里？

    统帅部责成聂荣臻元帅组织导弹试验靶场勘察小组。成员有聂帅秘书安东、炮兵司令员陈锡联、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荣、总后装备部部长万毅、二十兵团司令员孙继先以及海军和空军的有关领导。

    1958年年初，在料峭的寒风中，勘察小组乘坐的专机从北京出发，先向北到东三省，再飞内蒙古坦荡的草原，到宁夏、甘肃、新疆的无垠沙漠，从上海至青岛一线的海滩，到大西南崇山峻岭……它几乎飞遍了祖国的天涯海角。

    飞机在河套以西银川市附近盘旋，孙继先看到，这里背靠有粮仓之称的“银川”，有生命之源黄河水，有可用于建立发射基地的山岭和荒滩。飞机在一片荒滩上降落了。勘察小组经过实地勘察，认为这是合适建场的地点。

    回到北京后，苏联专家却认为，这里的地域还不够宽阔，地质条件还不理想等等。

    又经过几天的寻找，勘察小组又选了内蒙古自治区的额济纳地区（位于甘肃酒泉附近）的一块地方。这里地域开阔，有足够的建场面积。

    苏联专家认为后一个地点好，孙继先等人认为银川附近好。两种意见分歧严重，孰是孰非，很难说得清楚。孙继先认为额济纳旗不仅交通不便，而且生存条件太差，增加了大量本来可以减少的人力、物力、财力和精力的消耗；从战略角度看，这里离边境太近，又是一片开阔的平地，无险可守，机械化部队只要两小时行程就可到达这里……

    军委经过多方考虑，最后还采纳了苏联专家意见，决定定点额济纳旗地区。

    自己虽然有不同意见，但军委作了决策，就要无条件执行。在漫长的战争年代，孙继先养成了这样的习惯和作风。此次定点，军委决定后，他再没有说过二话。只是当他离休后，听说基地的家属孩子上学等问题还是不能很好解决的时候，他说过，要是把点定在银川附近就没有这问题了。

    他第一次来到了戈壁滩，真正见识了“风吹石头跑，遍地不长草，天空飞鸟绝，大雁不落脚”的景象。同行的人都在骂这里的条件恶劣。孙继先低头不说话。

    在额济纳旗政府所在地“青山头”，他开口说话了，指着一片绿荫问：“这里为什么是绿的？”

    同行的人告诉他，祁连山融化的雪水从较深的地层流经这里渗了出来，使这座孤零零的小出头披上了绿装。

    他沉思良久，说：“这叫我想起在南京军事学院时刘伯承元帅提出的口号‘干在石头城，埋在紫金山！’我今天也提一个口号：干在戈壁滩，埋在青山头！”他百年之后，家人遵照他的遗愿，把他的骨灰埋在了“青山头”一侧的烈士陵园。

    “伸手派”

    孙继先曾经和人们说起基地初创时的情况，说：“我那时是一个光杆司令，既没有政委，又没有副司令，那叫‘伸手派’，要人，要钱，要设备。为要人，我几乎踏破了总干部部的门槛。要了政委，要副司令，要各部的部长……”

    在孙继先受命组建导弹实验基地任务时，国防部成立了一个“五部”。部长万毅负责二十基地的管理工作。孙继先去万毅部长那里“汇报”，万部长心知肚明，说：“你找我，是要人要钱。我既不管人又不管钱，我到哪里去弄啊？你要人，就直接去总政治部要，要钱嘛，恐怕找总长也不行，总长拿不出那么多钱，只能去找总理了！”

    孙继先又到罗瑞卿那里“汇报”，罗总长倒干脆，说：“我们一起去找总理吧！”

    总理对发展我国的导弹事业非常重视。在经济状况相当紧张的情况下一下子批了五个亿，主要用于基地的基本建设，包括修专线铁路、军用公路和全部设备的安装费用等等（这里不包括购买苏联设备的费用，购设备属国家大项目，是由基地报计划，从外贸部出钱购买）。当时，周总理、罗总长用了很大精力亲自抓基地建，国家有再大的困难，也要保证基地的建设。特别是周总理，频繁召见孙继先，询问基地建设的进度。

    在孙继先看来，一切事情都是人干的。因此，在基地创建初期，他用了大量的精力来“要人”。总干部部对孙继先提名的干部，在严格政审的前提下，基本上是开绿灯的。原空三军政委栗在山被孙继光要来了，而且破格从正军提拔为正兵团，被任命为基地第一任政委。广州军区参谋处处长李富泽不想来，也被他拉来当了副司令。……

    总干部部要求，基地选调干部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政治条件好（必须做到三清白：家庭成分清白，个人历史清白，社会关系清白），二是身体条件好，三是有一定文化程度。在20世纪50年代，从部队选调文化程度高的年轻人是有一定难度的，一是这样的人本身就少，二是即便有，原单位也不肯放。地方政府在这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援，送来了一大抢大学生，包括学纺织、学商业的等都送来了。由于专业不对口，孙继先只好把其中一些大学生（主要是纺织等专业的大学生）送了回去，并安排他们到专业对口的岗位工作。但有一些专业不对口的大学生，坚决不走，立志留在戈壁滩，献身祖国的科研事业。孙继先最后拍板：“这种人统统留下，分配到各个实验部安排工作！给他们发挥自己才能的位置！”

    后来，部队院校自己培养的大学生陆续分配到基地，特别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简称“哈军工”）和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简称“西军电”）毕业生的到来，为基地的技术力量增添了新的血液。这些军队和地方培养的大学生，本来可以选择到大城市工作和生活，但他们都选择了戈壁滩，他们在荒漠中奋斗了几十年，不仅自己的青春献给了祖国的科技事业，而且他们的爱人、子女也都奉献给了戈壁滩。

    除了军事技术人员外，必须根据专家的要求选调专业人才。苏联专家提出需要调进一些懂得光学的人才，如果实在没有，调一些会照相的人也行，为此，孙继先曾从北京的八一电影制片厂和上海、东北等地选调了一批专门照相的人；这些人经过自学努力，后来为进行导弹实验，在拍片、观测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为苏联专家选调西餐厨师着实让孙继先费了一番脑筋。苏联专家吃不惯中餐，只能吃西餐，而且是十分挑剔的西餐。孙继先派人到上海、天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选调。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找个西餐厨师很不容易，找个年轻的西餐厨师就更困难了。

    孙继先对李富泽说：“你亲自出马，无论如何也要找几个好的西餐厨师来。”

    李富泽先跑到北京，闯到北京市一位副市长的家里，想从北京的大饭店里“抠”出两个西餐高级厨师来，“两三个就行。”副市长说：“实在对不起，我们的外事任务更重，西餐厨师还不够呢！”李富泽吃了闭门羹，出门上了火车站，连夜赶往哈尔滨。这里的市委书记是他的老战友。李富泽连求带赖，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市委书记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忍痛割爱给了他四个。

    那时一进入基地，就几乎与世隔绝。写信、与朋友交往都不允许泄露基地的情况，通信地址一律用代号兰州市××信箱。孙继先本人在戈壁滩工作期间，从未在公开场合下露过面，国外情报机构寻不到他的踪迹，便说：“此人下落不明。”他的家人虽知他在西北工作，但谁也不知在什么具体地点、干什么具体工作，更没有一个亲属跟他去过一次基地。

    1959年2月18日，国防部长彭德怀签署命令：“奉国务院总理周恩来1959年2月5日命令：任命孙继先为二十训练基地司令员；任命栗在山为二十训练基地政治委员……”从此，不再使用“二十兵团”、“二十基地”等名称和“零零二九部队”的代号。2月25日，总政治部批准组成基地党委常委会，书记孙继先，副书记栗在山。

    至此，孙继先奉命组建的导弹试验靶场，成为我国最早承担陆、海、空三军各型导弹试验任务的综合型发射试验部队。它的主要任务是：对中央军委赋予的科研项目和导弹试制品进行试验，对工业成批生产的导弹产品进行检验和对战斗部队进行导弹使用和维护管理等方面的训练。

    创业逸事与惊人之举

    创业艰难百战多。

    基地初创时期孙继先和他的战友们经历了怎样的困难和洗礼，是很难用语言来形容的。二十基地的老人，多次向我叙述起他们如何被40℃以上的气温蒸烤，如何被铺天盖地的沙暴掩埋，如何被第一次喝到人血的蚊虫叮咬，如何被严寒和饥渴折磨……同时老人们也会告诉你一些听来似乎不是很沉重，却又很有意味的逸事。特别是关于司令员孙继先的。

    逸事之一：用北京建人民大会堂的材料建西北的人民大会堂

    定点额济纳旗后不久，周总理连续两次召见了孙继先。当时，苏联的导弹发射装置陆续运到基地，其中地对地、空对空、地对空、空对舰、舰对岸等发射装置，用于跟踪测量方面的装置，如KT-60、KT-50等也运到。总理询问什么时候能搞好靶场？什么时候能发射？孙继先一一作了回答。总理又问起当地的社会情况，孙继先汇报说：“当地只有800多人口，经济文化比较落后，额济纳旗的蒙古族牧民为了支援国防建设，他们把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荒漠绿洲让了出来，在旗政府的率领下，卷起了帐篷，赶着牛羊，扶老携幼，远迁他乡……”总理再三嘱咐孙继先一定要把基地的工作搞好，同时又一再嘱咐他一定要把民族团结工作做好。

    后来在铁路和公路工程紧张施工的时候，总理又不止一次地询问孙继先：

    公路修得怎么样了？铁路何时通车？什么时候能发射？等等。基地大规模的施工建设即将结束时，总理最关心的便是飞机场的修建情况，经常询问飞机什么时候可以在基地着陆等问题。那阵子，孙继先经常就基地建设中的一些具体情况和面临的困难、问题，向总理如实地汇报，总理对基地建设的进展情况了如指掌。所以孙继先说：“我们基地的建设没有总理的直接关怀是建不成的。”

    有一次，孙继先听说北京建人民大会堂剩下些边角料，便说：“总理，能不能把这些边角料给了我们？”

    总理说：“你要它干什么？”

    “我们在那里安家，想建个基地礼堂。”

    总理说：“好哇，批给你们。”

    不久，这批材料运抵“东风”（基地所在地名）。孙继先专为此事开了一个会。他说：“我向总理要来了建人民大会堂的材料，我们在基地建一个礼堂，要一流的设计，一流的施工质量。再过三十年也不落后。”

    因此，人们说孙继先要建西北的人民大会堂。他说：“就是要有人民大会堂的质量。”

    不久，一座漂亮的礼堂拔地而起，在当时的西北地区首屈一指，堪称建筑精品。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在西北仍属先进之列。可惜，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把这座礼堂的顶盖和木质结构化为灰烬，但它的地基和四壁却完好无损，人们在原基础上又重建了一座礼堂。可见，当年的设计水平、施工能力和建筑质量是多么的优秀。

    逸事之二：和陈士榘上将“叫板”

    1960年夏，基地早期基建工程的任务完成后，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想到自己的部队连个像样的营房都没有，就下令，撤离基地的工程兵将剩余建材全部带走。

    就在他们装车的时候，二十基地的官兵报告了孙继先。

    孙继先把副司令员李富泽找来，说：“他们要把东西都拉走？”

    李富泽说：“东西是二十基地的，不是他工程兵的，拉走，没门！”

    孙继先说：“你立即去把‘东风’至清水的军用铁路线给封了。”

    李富泽指挥重兵，拦住运料军列。双方形成僵局。陈士榘一个电话打到副总参谋长杨成武上将那里，说二十基地拦他们的车，杨成武把电话打到孙继先那里问情况。结果陈士榘、孙继先各说各的理，互不相让。

    最后，杨副总长说：“两个兄弟部队总不能打起来吧？这样吧，孙继先你先放行，再解决争议。”

    孙继先不服，说：“杨副总长，服从命令可以，这事情怎么解决？”

    “总部立即派人调查。”

    孙继先下令撤走了部队。陈士榘急忙将部下拍摄的大批反映工程兵指战员在极其艰苦条件下工作和生活的照片，带到了总部首长那里，要求总部首长允许将二十基地基建“剩料”拨给工程兵建营房。

    “官司”打到总参谋长罗瑞卿那里，决定让陈士榘将“剩料”原数退还二十基地，并十分严厉地说：“国家供给二十基地的建材是不允许随便挪用的，本来运进去就不容易，又把它运出来，下一步二十基地的建设怎么搞？！如果陈士榘执意不退还这些‘剩料’，那他就是窃国大盗！”

    最后，陈士榘如数退还了“剩料”，了结了这场纠纷。

    其实，陈士榘和孙继先的私人感情一直很好，陈司令员很赞赏战争年代自己手下的这员战将，孙司令员也一贯敬重这位身经百战的老上级。这个时候，他们没有为了自己个人的利益而闹别扭，而是为国家、为士兵的利益发生争执的。事后，他们言归于好，友谊长存。

    只是孙继先去世后，陈士榘对孙继先的儿子说：你父亲什么都好，就是脾气大！

    逸事之三：“兔司令”

    二十基地的初创，正遇上三年困难时期。全国性的大饥荒使创业者们原本十分艰苦的生活雪上加霜。此时的孙继先将军作出过不少的惊人之举：

    一、一天，孙继先召开常委会，他说：“今天不为别的事，请大家算一笔账。”

    他说：“二十基地除了享受11类地区（北京是6类地区）的工资外，国家还允许享受一定比例的边疆补贴，两项加在一起，与在内地工作的同志相比，差不多等于拿双份工资。如果我领取这双份工资，数额将超过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比比贡献，自己怎么能和毛主席相比？”

    他明确表示：国家面临困难时期，他只按当地标准拿工资，别的补贴一分不拿。

    司令员不拿，别人谁还敢领？于是，二十基地的官兵只拿当地的工资，不再另要边疆补贴了。

    直到国家经济状况好转以后，二十基地才恢复边疆补贴。

    对此，人们褒贬不一，孙继先本人到死不悔。

    ……

    二、他召开基地党委会，请来了一个司务长。他说：“今天我们请他讲讲外出采购的情况。”

    原来，这位司务长路过甘肃省境内的一个村庄，发现村里死气沉沉。甚至有人饿死在街上，青壮年身体虚弱的难以出门，不少人已躺在床上饿得奄奄一息。

    孙继先说：“从明天开始，组织部队轮流到这个村去看一看，回来后就知道应该怎么办了。”

    于是一场自发的募捐活动开始了。孙继先和基地的领导带头捐了粮票和衣物，指战员们把自己原本就十分紧张的粮票和油票捐给生命垂危的饥民。有的同志自己本身就营养不良，甚至患了夜盲症或浮肿过多次，也从自己的口粮中扣出一斤、两斤给饥民；有的同志刚结婚，就把自己新婚的红毛衣和花被子捐了出来……

    看到这样的场面，孙继先脸上有了点表情，说：“这才是二十基地作风！”

    三、他的秘书因营养不良腿脚浮肿，体检时发现转氨酶增高，秘书怕自己的病传染给他，有意与他保持距离，他说：“没有关系，我回北京吃点好的，抵抗力就上来了。”秘书跟他回到北京家里一看，才知道司令员说的是假话。他上中学的长子十四五岁，已连续三次发生浮肿；七十高龄的老父亲和妻子也得了浮肿病。孙继先飞机上发的黑面包（陪同苏联专家才有）自己没有吃，带给了老父亲。看到这一切，秘书含泪走开了。

    四、人们记得，孙继先将军带着基地第一代领导在戈壁滩上修建水库的情景；人们不会忘记为解决生活问题，他组织打黄羊时的身影；人们至今都可以看到他主持制定的《关于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决定》。要求：“多种植高产作物，要切实精耕现有熟地，同时要完成已分配的开荒数字，为部队生产基地打下基础。”同时强调：“生产中要注意和地区绿化工作相结合，要按规划开荒，保存林木草原，不得滥加砍伐……”在下达的生产指标中，要求部队“达到蔬菜全部自给”，对粮、油、畜等也规定了指标，其中“进行养兔试点”的要求，闹出了一段笑话：

    当年，在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拍了一部科教片，描述了一个农村姑娘用放养的办法养鸡，既节约饲料，又能多下蛋，这个姑娘只要一吹哨子，满山遍野的鸡就跑了过来，人称这个姑娘为“鸡司令”。孙继先看后产生联想：这戈壁滩到处都是兔子能吃的沙枣树和骆驼刺，兔子繁殖力那么强，何不从幼兔开始吹哨放养，如能成功，既节省了喂兔的菜，又增加了兔肉产量，何乐而不为呢？

    他指示后勤部门试一下放养喂兔的方法，后勤的同志说：兔子与鸡的本性不同，一吹哨就会吓跑的，根本搞不成“兔司令”。他说：“你不试怎么知道不行？”人们只好去试验，他也参加这种试验。结果显然是失败的，但他的良苦用心和急迫心情谁能不理解呢？

    苏联专家：碰撞与合作

    有一年，孙继先应周总理邀请回京参加“五一”节活动，在总理住所紫光阁参加舞会时，毛泽东主席的秘书就把他请到了春寓宅。毛主席见面就问：“孙继先，你学到了点东西没有？”

    孙继先当然明白是指苏联专家，就回答：“学了一点。”

    毛主席问了一些苏联专家的情况，鼓励孙继先尽量多学一点东西，使自己能独立指导导弹发射工作。那时，孙继先几乎每周去专家那里两到三次，认真观察和学习，尤其是最关键的技术——地对地的操作，他不但学会了地对地发射指挥操作技术，而且连地对空等操作技术也学会了。

    毋庸讳言，二十基地的创建与苏联专家的帮助是分不开的。二十基地组建至专家奉召返回，先后聘请了三批专家共163人。前两批专家是国防科委直接聘请的，第三批专家的聘请工作是二十基地办理的。

    第一批专家36人，由盖杜科夫少将率领，分别于1957年12月和1958年2月来华，并于1958年4月全部回国。主要任务是勘察定点，选择靶址。

    第二批专家35人，由乌斯和培拉夫率领，于1958年9月开始陆续来华，同年12月全部回国。这批专家主要在工程兵设计院做基地建设的设计工作，他们曾帮助基地提出过在国外订货的清单，较系统地讲解过靶场的试验工作，并编写过一些讲义，等等。

    第三批专家91人，由谢列莫夫斯基和柯瓦廖夫中校率领，于1959年3月至1960年5月陆续来华，其中37人因工作期满或工作调动，于1960年8月4日前回国，其余54人均于8月4日到8月24日奉召突然撤走。这批专家多数来自苏联的靶场和工厂，主要任务是帮助基地安装设备、组织训练和试验，少数专家是临时帮助执行P-2火箭发射任务的。他们曾帮助基地审查编制、编写工作条例和职责，训练部队的技术人员和安装特种设备等等。

    孙继先接触的第一个专家是盖杜科夫少将。他是第一批名专家中军衔最高的。此人做事喜欢独断专行，一个人说了算，态度十分傲慢。孙继先最不能接受的是盖杜科夫用讽刺和挖苦的语言讥笑中国军人缺乏导弹知识。孙继先认为“我们请你来当专家，就是因为我们缺乏这方面的知识。不是请你来讽刺和挖苦的”。

    1958年之交，火箭运载核弹头的弹着点问题提上了日程，组成以陈士榘为组长，孙继先为副组长的勘察小组，成员有安东、万毅、赵东华（工程兵参谋长）、随行秘书、翻译等七人和苏联专家盖杜科夫少将一行4人，共计11人。

    飞机自北京经太原、银川、兰州，在新疆的哈密机场降落。第二天勘察小组人员分乘两架直升机飞向敦煌以西的死亡之海——罗布泊上空。经空中察看，初步商定：哈密以南、敦煌以西的开阔区域为试验区域，这也就是后来的马兰基地（二十一基地）。

    在这次勘察中，经历过一次“钻口袋”般的惊险飞行。天山一条幽深神秘的峡谷吸引了盖杜科夫少将。他对驾驶员说：“飞进去。”驾驶员说：“这里不是航线。”“那也飞进去。”飞机开进峡谷。结果越飞山越高，越钻谷越深，钻到后来，看不到山顶了，峡谷也越来越狭窄了，飞机像钻进了一个袋子，一片阴森的感觉，令人毛骨悚然。

    驾驶员说：“这里不是航线，请首长有思想准备！”顿时，几个苏联人的脸色苍白，陈士榘也有些紧张。

    飞机的机翼碰在树叶上发出了“哗啦哗啦”的响声，不知谁冒出来一句：“完了！”

    话音未落，飞机又拉了起来，在峡谷中探路飞行。孙继先平时话就不多，这时，他说了一句：“请大家不要紧张，飞机上有足够的油，是可以飞出去的！”

    他深信有山就有谷，有谷就有口，只要驾驶员冷静下来，就能选准航线，飞出峡谷。他用十分坚决的口吻指挥驾驶员：左边是苏联，右边是中国，只要见到山口就朝右拐，哪怕是飞回原路，也能飞出去。驾驶员照此办理，终于飞出了峡谷，在阿科苏降落了。

    下飞机后，孙继先对盖杜科夫少将说：“这次勘察，你没经过小组长的同意，就进了驾驶舱指挥驾驶。飞机出了问题怎么办？后来又提出钻进峡谷的要求，险些出事故！你必须好好地接受教训！”

    回到乌督木齐，同行的另外三名苏联专家和在家的苏联专家一起，对盖杜科夫好一顿批评，一直到半夜，据翻译传来的消息说，大家指责他时说：“要知道飞机上有一个上将、三个中将，你这样的做法，万一飞机出事，怎么交代！”

    他却十分轻松地回答：“到那时还交代个屁，连我自己都‘交代’了！”

    紧接着，他们又到葫芦岛勘察海军导弹弹着点，临近县城的时候，天已近傍晚，盖杜科夫突然提出要到城南边的深山里转转。

    同行的人劝他：“你还是不去的好，那里边可能不太安全。”

    他说：“不安全？！我们苏联人不怕！”

    孙继先毫不客气地接上-句：“我们中国人更不怕！不让你去是为了你的安全，我们对你的安全是要负责任的。如果非要去，我可以陪你去。”

    “你敢去？”盖杜科夫执意要显示自己的胆量并想将中国人一军。

    孙继先轻蔑地一笑，说：“走！”

    天色暗了下来，这山沟越走越深，周围静悄悄、阴森森的。孙继先告诉他：

    解放前这里有土匪，现在山里边会不会有坏人出没，难以料定。盖杜科夫有点害怕了，对孙继先说：“还是回去吧，在这山沟里，真出来几个土匪，我们就都完了。”

    孙继先却来了精神，说：“我打了一辈子仗，还怕土匪？我不怕，你怕你回去吧！”

    盖杜科夫知道孙继先话中有话，再也没有了平时的骄横，执意要孙继先一起返回。

    第二天，苏联专家们狠狠地批评了盖杜科夫，说他逞能，逼着中国的将军进深山，很晚才回来，出了问题是要负责任的！

    盖杜科夫却说：“孙，胆子大。”

    直到他回国临别时，还伸出大拇指说：“孙司令员——真正的军人。”

    当年，我国向苏联聘请专家，并不是要几个就来几个，而是他们想来几个就来几个。有时我们需要测试或发射专家，他们来的却是安装或者工程的专家，甚至还出现过什么都不会的“专家”。其中有一个年纪很大的“安装专家”，什么技术也不懂，来了几天就回去了。今天来明天又走的现象时有发生，甚至有个别“专家”是克格勃身份的，对其他专家暗中监视。有一次，一个专家讲课讲到要害处突然不讲了，孙继先当场问：“为什么不讲了？”

    这个专家见孙继先十分严肃，慌慌忙忙地答了一句：“下边的内容保密，不能讲。”

    孙继先火了，说：“老师教学生还要保密？”说完拂袖而去。当晚，这个专家独自来到孙继先的宿舍，靠近孙继先的耳朵说：“你别生气啦，是有人不准讲，明天我接着讲！”

    孙继先与苏联专家共事的日子里，和不少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就在1960年8月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合同、几天之内撤走全部专家的时候，有些专家还在许多细节上帮助了我们，使基地的建设减少了许多损失。

    专家组组长谢列莫夫斯基上校是苏联自己靶场的副指挥，是内行专家，什么都亲手干，把着手教给中国人技术，讲课也不对中国人“保密”，孙继先与他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有一次，讲完地对空导弹的课后，他悄悄对孙继先说：“给你们的资料都不能用。地对空资料有两种：一种是实验阶段的，另一种是成功阶段的，你们拣后一种用。”后来他又告诉孙继先“地对地的资料也不行，是实验中已被淘汰的资料”，引起了孙继先的警惕。

    专家组副组长柯瓦廖夫中校与基地副司令员李富泽的私人感情也很好。为了躲避克格勃的监视，有时趁克格勃醉酒之时，把李富泽副司令员和一些技术干部请到自己的卧室进行个别辅导。……

    1960年夏季，苏联专家驻我国国防部首席顾问巴托夫大将刚从莫斯科来到北京就乘专机来到了戈壁滩，名为看望专家，实为秘密布置撤离。在欢迎的宴会上，这个外号叫“黑泥巴”的大将突然指着谢列莫夫斯基宣布：“他，明天就要回国了！”

    谢列莫夫斯基和孙继先都怔住了。这个决定太突然了。孙继先起身对巴托夫说：“大将同志，我们这里工作刚开始，还没有履行完合同，谢列莫夫斯基上校怎么能中途就走？”

    “黑泥巴”说：“这是上级的决定！”

    当天晚上12点钟，谢列莫夫斯基来到了孙继先的宿舍，对他说：“发给你们的材料都不能用，管用的都在我的笔记本上。隔几天，苏联的专家都要撤走，各自的笔记本也会统统带走的。你们赶紧连夜拍下笔记本内的内容，不必挑选，全拍下来。”

    孙继先感激地握着他的手，说出了两个字：“同志。”

    谢列莫夫斯基嘱咐：“今晚我来这里，对谁都不要说，包括栗政委、李副司令员都不要说。”

    孙继先立即调动所有能拍照的中国技术人员到工作间作好拍照准备，并严格保密。同时，与周总理接通电话，汇报了这一情况和安排。

    总理指示：一定要把笔记本内容全部拍下来。照片拍完后，孙继先又给总理回了个电话，总理在电话中连声说：“好，好，好！你们做得很好，很及时！”

    后来，孙继先把从笔记本上拍下来的资料拿到“五院”，与五院研究的资料一对照，证明了谢列莫夫斯基的笔记本上的资料是完全正确的。应当说这位苏联专家组组长为中国火箭实验少走弯路，做出了重要贡献，多少年后孙继先说起他，还说那才叫国际主义战士！

    苏联专家撤走以后，柯瓦廖夫回过一封信，说他回国后，年龄尚轻，就提前退林，返回到自己的故乡——顿河旁的一个小村庄里。但他对中国人民的情意仍深厚无比。他在信中说：“我们中苏两国之间有源远流长的友谊，尽管天空出现了一团乌云，我还是坚定地相信，乌云一定会散去，这种不正常的状态总会结束的……”

    基地从开始组建那天起，孙继先就同基地党委的同志一起，本着“边组建、边建设、边训练”的方针，在北京的通县、长辛店等地对试验部队进行技术培训，基地的领导机关和各试验部则由苏联专家负责讲授实验法。1960年年初，基地接收工程设施后，开始对苏制样机、设备进行安装调试、校正和组织合练。

    广大科技人员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经过刻苦钻研，初步掌握了设备性能和试验方法。

    我国在东风基地发射的第一枚地对地导弹，是苏制Ｐ-２导弹，这枚导弹于1958年秋天就运到了戈壁滩。由于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基建工程，所以1959年才开始做发射试验任务的准备工作。到了1960年2月19日，国防科委正式下令，决定于1960年的5～6月份发射苏制Ｐ-２导弹。这次试验任务的代号是101任务。

    接到任务后，基地专门召开了一次研究试验任务的党委扩大会，会上孙继先强调说：“导弹发射，从基地首区打到安西落区，一打就是500多公里。我们过去谁见过？基地不少人原来是干炮兵的，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火炮，也只能打几十公里，最多一百公里。所以，我们首先要转变观念，从常规武器的使用转变为导弹武器的发射试验。”

    他提醒自己的同事：“这可是我国第一次发射地对地导弹啊！这件事非常光荣，非常伟大。我们能参加，也非常荣幸。我们每一个党委委员都要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履行好职责，使基地党委的决定和意图落实到你所分管的单位中去。

    从2月份开始，基地的中心工作就是试验任务，其他工作都要服从试验任务，有矛盾时要给试验任务让路。”

    1960年4月2日，孙继先司令员、栗在山政委向基地参试官兵下达了101任务第一号命令。正在这时，苏联专家以“中国生产的液氧不合格”为由，不让我们用自己的液氧发射导弹。

    按中苏国防科技协定，苏方应派专家到中国传授发射技术。当时，我国尚缺乏液氧推进剂的生产技术，兰州一家化工厂在缺乏资料的情况下，依靠科技人员和工人研究并生产出了我国自己的液氧推进剂，经化验，完全合格。当时的专家组组长契尔阔夫却借口要回国复核化验结果，硬是拖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最后，他们的回答是：“你们的燃料不合格！”

    孙继先要求他履行合同，帮助解决技术问题，他却说：“这是国家之间的事，有个责任问题，我们不便插手。”

    孙继先拍了桌子，说：“有责任，我们承担，你不必担心！”

    契尔阔夫做出无可奈何的样子，表示：“非常遗憾，这是我们上级的指示，我们不能违抗。”

    当国产液氧从兰州运到基地时，契尔阔夫俨然以经验丰富的科学家口气劝阻中国人不要用这些燃料，否则会酿成难以挽回的后果。同时，他一再表示：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一向最讲信誉，由苏联生产的液氧一定按合同准时运到！”

    就这样，我国自行研制的后来被证明是十分合格的价值150万元人民币的整车厢燃料白白地倒进了沙海，燃起了熊熊大火，中国人民的心血就这样简单地化成了烟云……在场的官兵，许多人都流下了伤心的泪水。

    契尔阔夫“讲信誉”的话说完没多久，苏联国防部就给中国国防部发来了电报：“因西伯利亚液氧厂发生不可抗拒的事故，不能履行合同。”

    显然，苏联政府是没有诚意的！孙继先再也忍不下去了！他、在山代表二十基地全体官兵上书军委，强烈要求用自己的液氧发射火箭。

    为此，周总理在紫光阁主持召开了一次高级军事会议，彭德怀元帅、聂荣臻元帅和国防科委的领导同志参加了会议。会上，聂帅明确指出：苏联停止燃料供应，绝不是技术上的原因，而是政治上的原因！彭老总说，赫秃子欺人太甚，我们中国人不是随便让人捏的。最后，周总理说：二十基地的指战员们一致要求用国产燃料，他们自己检验这些燃料是合格的，我同意他们的意见，同志们的意见怎样？与会者一致表示同意，总理在基地打来的报告上亲笔批了二字：“同意”。

    紫光阁高级军事会议结束后，周总理招招手说：“孙继先你留下。”

    总理问孙继先：“你坦率地回答我，第一次发射地对地导弹，你有多大把握？”

    孙继先说了四五条天时、地利、人和等完全有把握的依据，但还是回答有“80％的把握”。

    总理又问：“那20％呢？”

    “因为是第一次，缺乏经验。”

    总理对这样的回答很满意，说：“不错，万事开头难。这件事我们过去没干过，一定要认真细致，稳妥可靠，争取胜利。你们就大胆放手干吧。”

    会后，张爱萍经过在二十基地实地考察后，向军委写报告，建议在9月9～15日期间，选择时机进行发射试验。

    转眼间到了8月，苏联单方面撕毁合同，撤走专家，断绝援助。“老大哥”

    终于露出了真面目，他们一下子停止了对我国提供的一百多个援助项目：使我们的导弹试验部队面临着最艰难、最严峻的时刻！刚刚建起来的火箭发射场，有许多仪器和设备将被搁置沙海之中；不少设施建了半截被迫停了下来；主要技术资料和图纸全被苏联专家带走……

    然而，二十基地的创业者们以加倍的努力来克服这些困难，他们决心依靠自己的力量，完成导弹发射试验任务！由于准备充分，1960年9月3日，罗瑞卿总长亲自批准了Ｐ-2地对地导弹的发射计划。

    9月10日清晨，孙继先绕首区3号发射场转了３圈，他要从最坏的方面做好准备！他又来到了消防队，做了最后一次试前检查……

    7时42分，点火按钮启动，伴着一阵震撼大地的轰鸣和尾部燃烧的火光，导弹腾空而起，7分钟后，准确地击中了安西弹着点的目标。成功了！在苏联专家撤走后17天，二十基地用自己的液氧，成功地发射了第一枚地对地导弹。

    地对地导弹试验部吕琳部长迅速将参试人员集合在发射场上，孙继先用洪亮的声音自豪地宣布：“苏联专家撤走后仅17天，我们在没有任何经验可提供借鉴的情况下，依靠自力更生，发愤图强，用国产推进剂，成功地发射了第一枚地对地战略导弹。这说明我们的基地有能力完成新武器的发射试验任务！参加这次任务的所有单位的人员都付出了辛勤劳动，我代表基地党委和领导向全体参试单位和参试人员表示热烈祝贺和衷心感谢！”

    第一枚使用国产燃料发射地对地导弹试验成功后，整个二十基地又立即投入了第一枚国产地对对导弹发射试验紧张的准备工作。

    一天晚上，孙继先接到了周总理的电话。总理说：“钱学森同志要亲临发射现场进行技术指导，我们的国宝——钱学森同志就交给你啦，你一定要保证他的安全！”

    孙继先知道，苏联在进行火箭发射试验时，曾经有过几次液氧爆炸事故的教训；其中一次竟然死了一个元帅、两个上将和几个中将，共死了十七名将军。

    这回我国第一次用自己生产的液氧发射国产的地对地导弹，必须保证万无一失。

    1960年11月4日，聂帅和钱学森同机飞抵二十基地。在孙继先等基地领导人的陪同下，他们视察了技术阵地和发射场，在询问了每一个关键性的细节后，聂帅十分关切地问道：“能不能准时发射？”

    “不会推迟！”孙司令员回答。

    钱学森又提醒道：只有搞好预测，才能避免失败，因为这是科学。

    为了保证万无一失，孙继先已组织过多次检测工作，对这次发射试验，他早就胸有成竹了！

    11月5日晨，撤离场区的警报机响了，孙司令员陪同聂帅、钱学森等进入了敖包山指挥所……

    “三十分钟准备！”

    “十分钟准备！”

    “一分钟准备！”

    “点火！”“隆隆”巨响，震撼着荒原。我国自己生产的第一枚地对地导弹“东风１号”在滚滚气浪中腾空而起，飞向大漠深处。几分钟后，导弹在预定弹着区爆炸，腾起冲天的烟柱！

    “成功啦！”“成功啦！”基地沉浸在一片欢呼声中。

    聂帅紧紧握着孙继先的手，激动地说：“我们成功了，谢谢你，感谢基地，感谢全体参射人员。你们为祖国争了光，争了气。……这是我军军事装备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此以后有了自己的导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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