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史一家言

    毛泽东读史，对史家的一些具体叙述和议论，也时有批注。

    从青年时代起，毛泽东就好读史书。并且讲求读史批注的方法，笃信“不动笔墨不读书”。

    毛泽东读史，对史家的一些具体叙述和议论，也时有批注。卢弼撰《三国志集解》卷一《魏书》引了何焯这样一段评论：

    西汉末年，刘秀与铜马军交战，铜马军数次挑战，刘秀坚营自守，待铜马军有出来打粮者，便击取之。月余，铜马军粮尽遁逃，终至大败，明末官军与“流贼”相持者，皆不知刘秀之谋，一意督促出战，反遭失败。

    毛泽东认为：“明末事不能与汉末比。”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三国志集解》卷五十四《吴书·吕蒙传》叙孙权同吕蒙商量取徐州时，吕蒙说：“今操远在河北，新破诸袁，抚集幽冀，未暇东顾……”

    毛泽东认为此述有误，批注道：“魏志此时操在汉中，因夏侯渊之败，正不得志，闻襄阳围急，东归到洛阳即死，非在居巢也。”考据后做了更正。

    《三国志集解》卷五十八《吴书·陆逊传》记叙，刘备率兵攻吴，败于彝陵。孙权手下战将徐盛，潘璋等上表说，若再次进攻，必可生擒刘备。孙权征询陆逊等人意见，陆逊认为，“外此时曹丕正大合士众，托助国讨备，内实有奸心”，“大故应退兵返回。接着引何焯的评论说：胜之后将骄，溯流仰攻本就很难，且刘备老于兵谋，得蜀已固，吴国若进军往西，又主客异势，必然是难以取胜，很可能前功尽弃。”

    毛泽东认为：“何评有理。”赞同何焯的评论。

    毛泽东把读书所得用批注的形式，随时表达自己的观点，有些评论确实高人一筹。这也是他读《三国志》的一种方法，通过批注来阐发自己的心得体会。

    评点《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的作者形容孔明就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现在就是要大家多想问题，多皱眉头，才能解决问题。

    毛泽东对《三国演义》总的评价是：作者罗贯中，在这部小说中，明显地流露出推崇“忠”、“义”，主张以“王道”、“仁政”治理天下，尊刘抑曹，蔑视农民起义战争的英雄史观。在有一次讲话中他说：《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不是继承司马迁的传统，而是继承朱熹的传统。”这里所说的司马迁的传统，是指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写《史记》时，是以“嵇其成败兴亡之理”为原则，在对待历史重大问题上，他重视人民群众的作用。在“成则为王，败则寇”的封建伦理下，他敢于为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陈胜、吴广作传，立为世家，置于《孔子世家》之后，汉代诸世家之前，以表示陈胜、吴广在历史上的特殊地位，体现了一位正直史学家的胆识。所谓朱熹传统，是指南宋理学家、被明清两代人尊为儒学正宗、提倡正统思想的朱熹。南宋时，异族为患，朱熹以蜀为正统。罗贯中生活于元末明初，其时北部少数民族经常骚扰，所以他也以蜀为正统。因此，毛泽东说他是继承了朱熹的传统。尽管如此，毛泽东并未因作者的英雄史观，而降低对这部小说的评价。他重视作品中对人物的刻画，对战役战术的描绘，对复杂错综政治斗争的铺陈。他说：“读这本书，不但要看战争，看外交，而且要看组织。”

    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是位足智多谋被神话了的人物。作者罗贯中最爱用“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这句话来形容他。毛泽东从这句大家非常熟悉的话中，看到人们思维过程的规律，并多次引用这句话说明这一规律。毛泽东在写作《实践论》，分析人们认识事物的两个阶段，即认识的感性阶段和理性阶段时，他说：“概念同感觉，不但是数量上的差别，而且有了性质上的差别。循此继进，使用判断和推理的方法，就可产生出合乎论理的结论来。《三国演义》上所谓‘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我们普通说话所谓‘让我想一想’，就是人在脑子中运用概念以作判断和推理的工夫。这是认识的第二个阶段。”

    1944年5月20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央党校讲话，在谈到克服干部的骄傲自满情绪时又说：“《三国演义》的作者形容孔明就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现在就是要大家多想问题，多皱眉头，才能解决问题。”

    毛泽东对《三国演义》开篇第一回第一句话：“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颇为赏识，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时，多次引用，并赋以新意。1936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信中申明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准备重新实现国共合作的政策，这年的9月8日，毛泽东给邵力子写信，说服他接受共产党的建议。信中写道：

    “谈到这个办法问题，询谋佥同，国人皆曰可行，不信先生独为不可行，是则国共两党实无不能合作之理。《三国演义》云：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弟与先生分十年矣，今又有合的机会，先生其有意乎？”信中还劝他不要“一行作吏，而面目全变”，希望他“重整《觉悟》旗帜，为此一国一民族添欢喜……”邵力子当时任陕西省政府主席，1919年曾任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主编，后接受党的影响，《觉悟》副刊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园地。1924年国共合作后，继续宣传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和马克思主义。1949年作为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成员。这是毛泽东信中所指“重整《觉悟》旗帜”，促进国共两党“分久必合”这一大局的简单历史背景。1938年5月4日，毛泽东在延安抗大讲话时，把国共合作分为三段，第一段两党合作；第二段两党分裂；第三段是两党又合作。他说：“按照中国古书《三国演义》——你们看过吗？——那里开头就说：‘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全场大笑），过去分了十年，现在又合起来，当然，把这话拿到现在来说是不正确的，现在合起来不一定会再分。我们可以把它改成两句话：国共两党，合则两利，分则两伤。”

    毛泽东爱读正史《三国志》，对其中的曹操、刘备、吕蒙、郭嘉等人都有批注评价，在小说《三国演义》中也是汲取其精华，为其所用。

    这些都是毛泽东钟情于《三国》故事，应用三国智谋解决现实问题的一些实例。

    蜀汉之败，“其始误于《隆中对》”

    （蜀汉之败）“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三分兵力，安得不败。”

    诸葛亮在南阳亲自耕种田地，十分喜欢吟唱《梁父吟》这支曲子。

    诸葛亮身高八尺有余，常常把自己比作春秋战国时期的管仲和乐毅，然而，当时的人并不承认，都认为他狂妄自大，唯有他的几个知已朋友知道诸葛亮确实有这样的才能。刘备当时正处于十分艰难的情况下，他虽然有雄心大志，但苦于没有贤能之人辅佐。军师徐庶在被迫离开时，向他推荐说：“诸葛亮是一条蛰伏的卧龙啊！有经天纬地之才，您是否要见见他呢？”刘备当时尚未认识到诸葛亮对他的重要性，就说：“那么，您和他一起来吧。”徐庶说：“像诸葛亮这样的人是只能去拜访，而不能对他呼来唤去的。您应当屈驾前去拜访他。”

    于是，刘备便虚心地前去拜见诸葛亮，诸葛亮在考验了刘备的求贤之心以后，才在刘备第三次前往求见时接见了他。诸葛亮已经看出刘备不是只求苟安的平庸之辈，而是胸有大志的有为之主，所以，相见之后，便屏退别人，向刘备直抒己见。

    刘备首先对诸葛亮说：“汉朝统治崩溃，外戚、宦官、奸臣先后专权。皇帝造难出奔，我顾不上自己的德行浅薄，力量弱小，想在天下人面前伸张大义，可是智谋短浅，终于因此失败，弄到今天这个局面。然而，我的壮志还没有罢休。先生说我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呢？”

    诸葛亮回答说：“自董卓专权以来，豪杰纷起，占据数州者不可胜数。曹操与袁绍相比，名望低，兵力少，但是，曹操竟能打败袁绍，由弱小变为强大。这是为什么呢？这不仅是靠时机，而且也是靠人的智谋啊。

    现在的形势是，曹操已经拥有百万的军队，挟持了皇帝，并以来号令诸侯，他已经占据了有利的形势，实在不能与他争强斗胜。孙权占据着长江下游，已经经历了三代，地势险要，民众归心，有才干的人都被他任用了，也已经形成了稳固的势力，只可以把他作为联盟而不可谋取呀。荆州北靠汉水和沔水，南海一带的好处都能得到，东和吴郡会稽郡相连，西面和巴郡、蜀郡相通，这实在是用兵之地，可是刘表守不住。这大概是上天用来资助将军的，将军是否有这个意图呢？

    益州险要坚固，沃野千里，物产富饶，汉高祖依靠它建立了帝业。璋昏庸懦弱，张鲁占据益州北面的地方，人民富裕，地方富足，然而他们却不知爱惜。现在，有才干的人都想得到贤明的君主，以便在此能有所作为。将军既然是皇帝的后代，信义又昭着于天下，更兼广泛地招揽英雄，如饥似渴地思求贤才。如果占据荆州和益州，守住了那险要的地方，西面和各族和好，南面安抚夷越，对外联合孙权，对内整顿政治，一旦天下有变，就命令一位上将率领荆州的军队向宛洛进军，将军则亲自率领益州的军队向秦川出击，老百姓能不拿着酒饭来欢迎您吗？果真像这样的话，霸业就可以成就，汉朝便可复兴了。”

    毛泽东评价说：诸葛亮是有雄才大略的，他不仅能够及时而又全面地了解天下大事，更重要的是能够对当时的天时、地利、人和等诸多社会、政治因素作出深刻准确的分析和判断。因此，他能够做出三分天下的预言。然而，他的错误在于将荆州和益州选为根据地，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荆州和益州相距千里，不能相互照应，时间一长，荆州必失。即使关羽不傲慢，不“大意”，荆州也会在魏、吴的夹击之下难以自保。荆州一失，按照诸葛亮的说法，出秦川的军队就失去照应了，“反攻”中原也就成了画饼。

    毛泽东历来讲集中兵力，诸葛亮恰恰犯了分散兵力的错误。所以说，蜀汉之败，“其始误于《隆中对》”完全是一个正确的论断，充分表现了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战略家的远见卓识。

    然而，事情还不止于此？西蜀历来是富庶之地，安乐之乡，易守难攻的险固之所，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尤其是诸葛亮的《隆中对》以后，更以“天府之国”闻名。那么，蜀地在治乱形势上如何呢？所谓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平蜀未平，道尽了蜀地数千年来的治乱形势。

    因此，凡占据蜀地者皆有作乱之心，却难有称帝之意，最多偏安一隅，终究不能成就帝业。

    一般认为，诸葛亮身居茅庐就对天下大势了如指掌，刘备一问之下，他就能以三分天下的策略相对，历来被传为美谈，也被历代的有志之士敬仰和倾慕。甚至有人说诸葛亮还是一位伟大的历史预言家。然而，毛泽东却不这样认为。他说：“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三分兵力，安得不败。”

    这真是一语而翻千古定案。毛泽东不愧是伟大的战略家，可以说，他将诸葛亮“三分天下”之论的缺点和局限给一语道破了，真是点到了要害处。倘若当年诸葛亮看到了这一点，也许三国时代将是另一种结局了。

    反批《失街亭》

    “慎重初战”、“指挥靠前”，这是古今中外军事家普遍倚重的军事思想和作战指导原则。

    据史载，诸葛亮作为蜀国丞相兼军师，是第一次率部西征伐魏，其作战目标是夺取魏国西京长安。诸葛亮料定司马懿“必取街亭”，断蜀军“咽喉之路”。于是，立即指派马谡和副手王平率领二万五千精兵，先敌赶到街亭设防，还派几员大将率兵在街亭左右屯驻作为支援。

    毛泽东在读《三国志》失街亭一节时，写了一段非同凡响的旁批：

    观人观大节，略小节，略小故。亮初战，宜亲届街亭。致败，后战亮必在军中。

    毛泽东对街亭之战作出独到的评论，一反历来史学家的看法。“慎重初战”、“指挥靠前”，这是古今中外军事家普遍倚重的军事思想和作战指导原则。然而诸葛亮却没有“亲届街亭”，而且他的指挥部竟然也不设在街亭附近，而设在很远的祁连山中。这就在作战指导上犯了重大的失误。因此街亭失守，并非马谡一人之过，诸葛亮应负的责任也不仅仅是用人不当。

    后来毛泽东在阅《资治通鉴》时，在卷72第292页上批注：“自街亭败后，每出，亮必在军。”说明诸葛亮也是吸取了惨痛的教训。

    毛泽东慧眼拾珠，看出了“失街亭”的关键，所以他总结出的教训是“慎重初战”和“靠前指挥”。这是毛泽东兵法的重要内容，《十大军事原则》就体现了毛泽东的这个军事思想。

    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

    毛泽东依然坚信叶剑英像诸葛亮一样谨慎，像吕端一样清醒，想把最重要的遗嘱告诉叶剑英。

    毛泽东作为一代领袖，能知人善任是他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他曾用非常恰当、精辟的语言评论过很多中国高级领导人。他曾用“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的诗句来赞扬叶剑英元帅，这里毛泽东用了至少两个典故。

    诸葛是指诸葛亮，三国蜀汉政治家、军事家，是中国众所周知的一位完美的英雄。东汉末，隐居邓县隆中，留心世事，被称为“卧龙”。公元207年，刘备三顾茅庐，他向刘备提出占据荆、益两州，谋取西南各族统治者的支持，联合孙权，对抗曹操，统一全国的建议，即所谓《隆中对》。从此成为刘备的主要谋士，取得赤壁之战的胜利，占领荆、益，建立了蜀汉政权，出任丞相。公元223年，被封为武乡侯，领益州牧，政事无论大小，都由他决定。当政期间，励精图治，赏罚严明，推行屯田政策，并改善和西南各族的关系，促进了当地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诸葛亮在后代人的心目中，是智慧的化身，是忠心耿耿，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品德高尚的一代完人。

    吕端是北宋大臣。后晋时以父荫补官。入宋后，历任成都府、蔡州，升为枢密直学士。太宗至道元年（公元995年）继吕蒙正为相。太宗称他“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太宗去世，内侍王继恩阴谋废立，被他及时发觉，奉真宗即位，贬逐继恩。吕端被人认为是一个忠臣，可以托付重任。

    毛泽东用诸葛亮、吕端来评价叶剑英元帅，是因他牢记历史上的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那是1935年9月，怀有野心的张国焘给陈昌浩拍了一封电报，指示陈昌浩“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在这毛泽东所说的“我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候”，关系到党的命运的“千钧一发”之际，关系到长征成败，红军生死攸关的时刻。叶剑英把电报传给毛泽东，使毛泽东和党中央争取了时间，争取了主动，及时采取了措施和行动，从而避免了党和军队的一次大灾难。叶剑英以他的胆大心细，大智大勇，周密运筹，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毛泽东。以致几十年后，毛泽东仍记忆犹新。

    毛泽东一直信任叶剑英元帅，直到他弥留之际，还特别示意让人把叶剑英找到身边，睁开双眼，嘴唇微微张合，想说什么，可又说不出来……大概直到这时，毛泽东依然坚信叶剑英像诸葛亮一样谨慎，像吕端一样清醒，想把最重要的遗嘱告诉叶剑英。虽不能言传，但可意会。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从前人说：“读诸葛亮《出师表》而不流泪者，其人必不忠。”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曾号召：

    “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见《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中的《后出师表》：“凡事如是，难可逆见，臣鞠躬尽力，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能逆睹也。”“鞠躬尽力”后写作“鞠躬尽瘁”。

    毛泽东1939年l1月在《八路军军政杂志》创刊号发表文章说：

    “从前人说：读诸葛亮《出师表》而不流泪者，其人必不忠；读李密《陈情表》而不流泪者，其人必不孝。今天我们应该说：凡看见或听见中国军队不记旧怨而互相援助，亲密团结而不感动者，其人必不爱国。在这里，那些‘发国难财、吃磨擦饭’的人物，应该引起一点反省吧！”

    《出师表》从“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说起，“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寥寥数语，尽将深重的忧国之心和盘托出。刘备有统一天下，匡复汉室之意，然而自彝陵一战，元气大伤，只落得白帝托孤，他的宏图遗愿只有托给并无帝王名份的丞相。

    诸葛亮既有雄才大略，且十分讲究“忠义”二字，虽肝脑涂地，也要报先主的知遇厚恩。“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道于诸侯。先帝不以臣为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一个尽忠报国，一个也肝胆相照，在白帝托孤之时，刘备“人之将死，其言也哀”“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刘备深知：宝贝儿子阿斗“不才”已成定局，而丞相也决不会“彼可取而代也”，然而说刘备此时说的并非出自内心，倒也未必。刘备辛苦一生，打下一片江山，要叫他学尧舜之“禅让”，未免“强人之所难”，能这样明说出来，也就很不错了。即使诸葛亮取阿斗以自代，也是有先帝遗言为依据的，并非名不正言不顺。这样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诸葛亮只能“鞠躬尽力，死而后已”了。所以诸葛亮说：“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而面临后主昏庸的现实，在即将领兵出征的前夕，他也只能上表进言以表明心迹，至于阿斗能否照办，那只有天晓得了。诸葛亮只有“尽人事而听天命”，也可以说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故而最后他只能以“今当远离，临表涕泣，不知所云”十二字结束，令千秋后世之人也为他的一片至诚，一寸丹心所感动，也来个“临表涕泣”，洒一掬同情之泪！

    诸葛亮曾上表给刘禅表白自己说：

    “成都有桑800株，薄田15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别无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

    诸葛亮为相二十余年，既无厚禄，更无余财，更不谋私。他的儿子诸葛瞻，孙子诸葛尚，都遵奉祖训，在扞卫蜀汉、抵御魏兵入侵的战斗中壮烈捐躯。诸葛亮本人为实践《出师表》中的诺言，从公元227年至234年，六出祁山，终因蜀道艰难、粮草不济，司马懿利用地形险阻深沟高垒而不战等原因，未能打败魏军主力而实现先帝复汉兴刘的遗志。公元234年8月，因心力交瘁，病死于五丈原军中，年仅54岁。他实践了《后出师表》中的诺言：“鞠躬尽力，死而后已。”诗圣杜甫《蜀相》诗云：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南宋大诗人陆游在诗中一再称颂《出师表》：“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出师一表通今古，夜半挑灯更细看”。

    毛泽东还引前人话说：“读诸葛亮《出师表》而不流泪者，其人必不忠。”没有忠贞报国的思想的人，思想上不可能引起共鸣，他们所感兴趣的只是一己的私利，为了私利，他们可以卖国求荣，置千秋骂名于不顾。我们应该“都要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毛泽东对“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最好注解。

    浑身是胆的赵子龙

    赵子龙更好嘛！一身是胆。

    1944年10月1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新四军的胜利出击和中国的救国事业》的社论，其中有这么一段话：华中的伪军，呼新四军为“四老爷”，比之为赵子龙，他们常常对着自己的枪说“枪啊，我是替四老爷保存的”。这段话中“比之为赵子龙”几个字，就是毛泽东亲自添加上去的。

    1947年6月17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在陕北小河村为陈赓出师饯行。周恩来说：“我们的‘猛张飞’就要变成‘赵子龙’了。”毛泽东接着说：“赵子龙更好嘛！一身是胆。”

    20世纪50年代末，毛泽东在视察中途经河北正定，就问当地党政领导：“赵子龙是你们这里人，你们知道不知道？”

    毛泽东还曾经把自己十分喜爱的将领杨成武比作赵云。1967年7月，毛泽东准备离京视察大江南北，特别提出要由代总参谋长杨成武随行。他说：“非子龙不可行也。长征中，夺泸定桥、过草地，我都讲过还得杨成武，只靠宣言不行。”赵云忠心耿耿，曾经长期出任刘备的侍卫长。《三国演义》的第六十一回“赵云截江夺阿斗”，讲的就是赵云在危急之中英勇杀敌，保护阿斗的故事。

    1973年12月20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书房，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高级将领，一开始就说：“这一班五虎将俱都伤了，只剩下赵子龙老迈年高。”借感叹赵云表达自己的情思。赵子龙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始终是一员猛将，所以他常以赵子龙来比喻上将杨成武，褒奖他冲锋陷阵的神勇作风。

    群众就是孔明，领导就是刘备

    任何一个人都要人支持。一个好汉也要三个帮，一个篱笆也要三个桩。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

    1945年4月24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说，《三国演义》里有三个国家，每个国家都有知识分子，有高级的，也有普通的。那些穿八卦衣或像诸葛亮那样拿鹅毛扇的就是知识分子。

    1957年7月9日，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在谈到我们的干部不要怕群众，不要脱离群众，要跟群众在一起的问题时，毛泽东说：

    “刘备得了孔明，说是‘如鱼得水’，确有其事，不仅小说上那么写，历史上也那么写，也像鱼跟水的关系一样。群众就是孔明，领导就是刘备。一个领导，一个被领导。”《三国演义》里，作者笔下的诸葛亮能够呼风唤雨，料事如神，成了智慧的化身。对诸葛亮这样的人物，毛泽东的看法是：他也不是“全人”，“总是有缺陷的”。1957年11月18日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发言中，在谈及这一问题时，毛泽东是这样说的：“任何一个人都要人支持。一个好汉也要三个帮，一个篱笆也要三个桩。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这是中国的成语。中国还有一句成语，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单独的一个诸葛亮总是不完全的，总是有缺陷的。”

    毛泽东借诸葛亮这个历史人物，说明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即使像诸葛亮这样的智慧人才也不是完人，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因此要摆正领导和群众的关系，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遇事同群众商量，众人拾柴火焰高，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这可能是他历来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依靠群众办大事的一个缘由，也是“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认识源头。

    “舌战群儒”

    诸葛亮和叶剑英的“舌战群儒”，何尝不是三寸舌胜百万师呢！

    关于诸葛亮“舌战群儒”，毛泽东曾经在1957年6月7日说过这样一段话：

    “三国时关张（指关羽、张飞）开始因孔明年轻不服气，刘劝说也不行，没封他官，因封大封小都不行，后派孔明到东吴办了一件大事，回来后才封为军师。”

    孔明“办了一件大事”，就是出使东吴，“舌战群儒”说服主降派，建立孙刘联盟，共同抗曹。

    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七大”。

    在预备会议上，毛泽东又一次提到了由雷英夫代叶剑英写的讲话稿。他在稿子封面写了标题：《1940年3月初叶剑英同志在全国参谋长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再次称赞了叶剑英，他说：“七大的工作方针是‘团结一致，争取胜利’。过去我们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包括蒋介石、国民党，我们都进行合作，搞了统一战线。”接着他举例说：“既团结，又斗争，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在全国参谋长会议上得到了很好体现。

    大家知道么，董必武同志为这场斗争取了个名字，叫‘叶剑公舌战群儒’，我说嘛，就叫‘叶剑英舌战群儒’，‘公’也好，‘英’也好，总之打了个大胜仗。”毛泽东越说越高兴，忽然发现有点跑了题，把身子略向后一靠，侧脸对身边的朱德说：“舌战群儒，是叶剑英对革命的一大功劳。”

    “七大”选举中央委员时，毛泽东提议把叶剑英选入中央委员会。

    毛泽东强调说：“叶剑英在历史上有两大功劳：在草地上反对张国焘搞分裂，救了我的命，救了红军的命，救了党的命。抗战时期，‘叶剑公舌战群儒’，获得了绝大多数人的同情，为我军赢得了时间，这是个大胜仗。他这篇发言，建议参加‘七大’的各战区负责人都看看。我说此人大事不糊涂。”

    毛泽东讲了话，叶剑英自然就进了中央委员会。从1940年的全国参谋长会议到1945年的中共党的“七大”，毛泽东多次赞扬叶剑英“舌战群儒”，此事一时传为佳话。诸葛亮面对的是江东众多文士；叶剑英面对的是国民党的百名将军。叶剑英以其文韬武略，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诸葛亮胜利后被刘备“封为军师”，叶剑英胜利后被毛泽东提议选为中央委员。梁代刘勰在评论春秋战国纵横家外交论说的作用时，曾经说到：

    “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诸葛亮和叶剑英的“舌战群儒”，何尝不是三寸舌胜百万师呢！毛泽东关注军事外交，重视口才、文才、人才，喜欢《三国演义》

    人物诸葛军师的能言善辩，更喜欢爱将叶参座（即叶剑英）舌枪唇剑挫强敌。毛泽东从不同时代的“舌战”中，识别出了杰出的外交英才。

    豪情逸致嘲司马

    “你说得对，死马一匹——胡宗南就要变成‘死马尸’了！”

    1947年5月，陕北的气候开始转暖，但一早一晚还是有不小的寒意。撤出延安后的三战三捷，令跟在毛泽东身边的这些人心情较转战开始时振奋多了。5月12日，晋南战场传来捷报。接到陈赓和王新亭发来的电报，毛泽东和周恩来、任弼时一起离开窑洞，兴致勃勃地招呼了好几个人，一起到不远处的一座土山坡上去“透透空气”。

    走在山坡上，李银桥紧紧跟在周恩来的身后，听毛泽东情不自禁地唱出了几句京剧：“我正在城楼观山景，耳听得城外乱纷纷；旌旗招展空翻影，原来是司马发来的兵。我也曾差人去打听，打听得司马领兵就往西行……”

    听着毛泽东那充满湖南乡音的京剧唱腔，周恩来笑了：“主席，我们面前的‘司马’现在可不是往西行呦！”毛泽东止住了唱，风趣地说：“刘戡？他不配当司马懿！”任弼时在一旁说：“我们面前的司马懿是胡宗南、蒋介石。”毛泽东边走边说：“蒋介石和胡宗南都不是我们的对手，我们面前没有司马懿，只有司马师呦！”“哈哈哈……”周恩来大笑：胡宗南只配当司马师！

    “主席说得对，”李银桥有些纳闷，悄悄问周恩来：

    “胡宗南什么时候变成‘死马尸’了？”周恩来一时没听明白，沉静片刻才恍然大悟了李银桥的问话，不禁又笑起来：“你说得对，死马一匹——胡宗南就要变成‘死马尸’了！”毛泽东和任弼时听了周恩来对李银桥的解释，也禁不住一同仰天大笑不止……5月16日，毛泽东在王家湾又收到了陈毅、粟裕从鲁南发来的电报：在沂蒙山区的孟良崮全歼了蒋介石的这支“王牌”军三万两千余人，击毙中将师长张灵甫。

    高兴！这期间，没有什么事情能比得上捷报频传更令毛泽东高兴的了！他用刘戡不配当司马懿来评价胡宗南的军队只配当司马师，借谐音“死马尸”嘲讽胡宗南的无能可笑。

    关云长就不如我们彭老总

    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1947年6月，转移中的中央纵队在天赐湾宿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人坐在火堆前谈古论今。毛泽东说：“小时候我喜欢看《三国演义》，读起来就放不下，有一天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怎么书里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的主人公？我纳闷了两年，种田人为什么就没有人去赞赏呢？后来我想通了，写书的人都不是种田的人！《三国演义》算我读到的第一本军事教科书吧！可也受了一点骗，许褚（魏将）好像不得了，现在发觉算不得什么，我们警卫排的战士都是种田的农民，我看哪个都比许褚厉害。关云长就不如我们彭老总。”彭德怀与毛泽东是同乡（毛泽东是湘潭人，彭德怀也是湘潭人，刘少奇是宁乡人，两县相邻），彭比毛小五岁，与毛泽东基本上同时参加革命。在多年的征战生涯中，毛泽东对彭德怀赞扬过多次。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到达陕北吴起镇时，宁夏“地头蛇”马鸿逵、马鸿宾的骑兵跟了上来。毛泽东给彭德怀写了一份电报，主张给马家骑兵一个打击，以防把敌人带进根据地。电文有“山高路远沟深”之句。彭德怀率军击败追敌骑兵后，毛泽东写了一首六言诗赠彭德怀，首句将电文中的“沟深”改为“坑深”

    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毛泽东为什么说“关云长就不如我们彭老总”？关羽尽管有过斩颜良诛文丑、过五关斩六将、擒于禁斩庞德的辉煌，但他缺乏“战略头脑”，到处树敌，自以为了不起，刚愎自用，最终落得失荆州、走麦城的悲惨结局，蜀汉王朝也由此从顶峰向低谷滑落，可以说关羽是“始作俑者”，罪莫大焉。这样一个历史人物，又怎能与我们的彭老总相比呢？且不说他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中的一系列辉煌战绩了。彭德怀所创造的战绩，大大超过了原始兵器时代关云长所立下的战功。

    不要再把老百姓看成“阿斗”

    “不要再执迷于‘一人独吞’、‘人莫予毒’的幻梦，不要再把老百姓看成‘阿斗’了。”

    1939年3月8日，毛泽东出席在延安北门外广场举行的三八妇女节纪念大会，他在讲话中特别指出：

    “我们边区，全国的老百姓都说是个好地方，这里有自由，有平等。那么是不是没有缺点呢？缺点自然会有的，但是比起全国来，那要好得多了，比起国外来，除了苏联以外，也是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比拟的，然而，我们并不以此自满，我们还要要求进步，要做一个样子出来，给全世界看，给全国看，给华北华中看，给西安看。在西安，那里是不准老百姓开会的，老百姓没有自由，也没有平等。这件事，我们共产党人是完全不赞成的。今天我们开会，打电报到全国去，给那里的老百姓看：我们这里的老百姓是怎样在管事，妇女们是怎样在办事，老百姓是怎样在过生活。并且还要给那里的坏人看：老百姓结了团体，妇女们结了团体，就有怎样大的力量。坏人们应该苏醒，不要再执迷于‘一人独吞’、不要再把老百姓看成‘阿斗’了。

    ‘人莫予毒’的幻梦，人民是有能力的，他们的力量是最伟大的，他们结成了团体，就是所向披靡、天下无敌的常胜军。”

    在抗日战争中，国民党的投降派视人民群众为“阿斗”，认识不到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他们执迷于“一人独吞”、“人莫予毒”，陷于独裁者和历史唯心论的幻梦中。毛泽东在讲演中指出把老百姓看成“阿斗”的“坏人们”是没有出路的，终将被历史所抛弃。

    毛泽东借用“阿斗”，说明决不能忽视人民群众的巨大力量。但是，他对“阿斗”也做了具体分析，用一分为二的观点，肯定了他的“自知之明”1949年3月，党中央从河北西柏坡移驻北平，途经河北涿州县城，这里是刘备的老家。毛泽东与周围警卫人员谈起刘备、刘禅父子，卫士李银桥说：“主席那刘备的儿子阿斗也太窝囊了，被司马昭俘虏了还‘乐不思蜀’呢！”

    “你还有些知识么！”毛泽东笑了。卫士张天义接着说：“刘备就是不死也不行，光他那个不争气的儿子，也得把他老子打下来的江山给断送掉！”毛泽东摇摇头对大家说：

    “书中讲了，话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三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呢！再说刘备的儿子阿斗，都说他是扶不上墙的，但看问题不要太片面了，我看阿斗很有自知之明哩！”

    李银桥不解地问：“阿斗有什么‘自知之明’啊？”毛泽东认真解释说：

    “阿斗的自知之明，就在于他身处帝位，明知自己的知识浅薄，所以事事俯首听命于诸葛亮，依从诸葛亮，才使得诸葛亮能够在四川大展才华，励精图治，六出祁山；如果阿斗不听诸葛亮的，像孙权的后代孙亮那样，自己当了皇帝就谁的话也听不进去了，不是垮台得更快么！”

    毛泽东的一席话，说得人们心服口服。毛泽东又对大家讲：“我们就要进城了，将来全国解放了，我们也要认真教育后代人，要认真汲取历史和前辈人的教训；做人要有自知之明，做事情要留有充分余地，莫感情用事，才可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啊！”

    平心而论，刘禅在信任和依靠诸葛亮上，确实有他的特点：内政外事，全权托付给诸葛亮丞相，言听计从，毫不掣肘，为诸葛亮施展才华实现抱负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如果与吴主孙亮比，孙亮信谗任奸，拒谏饰非来比较，确实算作有自知之明。在三国的国君中，刘禅在位41年，是在位时间最长的。在激烈动荡的年代里能安稳做皇帝，客观的条件是因为有三国对峙，有诸葛亮、蒋琬、费祎三位贤相的辅佐，主观上则是刘禅具有自知之明和用人之长（当然也有用过小人佞臣之误）。

    如果不是这样，他就不会当那么长时间的皇帝。不能因他是亡国之君便否定了一切。

    毛泽东善于独立思考，见人所未见，言人所未言，指出了刘禅被人忽视的长处，用以教育部属要有自知之明，看问题不能片面，要有全面的观点。他读《三国演义》真正读出了真谛。

    三大优点突出的张飞

    “你做个当阳桥上的猛张飞吧！”

    张飞是个“粗人”，给人的感觉好像是有勇无谋。其实，张飞有许多突出的优点。

    一是张飞“粗中有细”。1934年，毛泽东对来中央苏区开会的红军将领王震谈起《三国志》的作者陈寿评论关羽、张飞处理人际关系的优劣处：羽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飞爱敬君子而不惜小人。他以此勉励王震：取两人之长，去两人之短。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说：要看到自己的缺点。十个指头九个好，一个指头有问题。华者花也，不要只开花不结果矣；不要粗而不细，要学张飞“粗中有细”。

    二是张飞“有高度的原则性”。毛泽东非常喜欢看京剧《古城会》之类的张飞戏。据赵超构回忆，1944年6月，他们访问延安时，毛泽东曾经陪同看《古城会》。当剧中张飞自称“我老张是何等聪明之人”，露出那副得意神情时，毛泽东笑了起来。毛泽东认为《古城会》很有意义。

    1949年12月，毛泽东又谈到了《古城会》，他说：当时在古城的三弟张飞，看见从敌人营垒回来的二哥关羽，对他提出种种疑问，是张飞有警惕性的表现，是完全正确的。但关羽一旦斩了蔡阳，用行动表示了与敌人划清界限，张飞于是开门迎接关羽，又兄弟团结共同对敌。

    三是张飞勇猛善战。毛泽东喜欢把自己手下英勇善战的将领比作张飞，以表示对他们的赞许。

    1947年，毛泽东指示在陕北战场指挥作战的彭德怀务必歼灭国民党军刘戡部。他对彭德怀说：《三国演义》里说，张飞张翼德于百万军中取上将之首，如探囊取物。所以，后来彭德怀说，我这个张飞是主席叫出来的。1947年6月，毛泽东在陕北调陈赓部队回师，摆在黄河两岸，东扼阎锡山，西拒胡宗南，他对陈赓说：你做个当阳桥上的猛张飞吧！以此鼓励陈赓向张飞学习，为人民立战功。毛泽东对张飞评价的三大优点，概括了张飞身上的突出特点，以张飞比喻战将说明毛泽东识人之长。

    武圣关公的优缺点

    我们的胜利，人家是知道的，不用自己去表示。对待人家的缺点错误，少讲“过五关斩六将”。

    1927年11月，毛泽东来到井冈山茅坪，寻找走散了的张子清所部三营（后来在湖南桂东县和朱德部会合），当有人怀疑张部有可能投降敌人时，他说：

    “不会的，三国时代的关云长，曾与刘备失去联系。曹操为了收用关云长这员大将，又是封官赐爵，又是赠送金银、美女，三天一小宴，五天一大宴，费了多少心机！可是，一旦得到刘备的消息，关云长便毅然离开了拥有雄兵百万的曹操，骑上吕布的赤兔马，过五关斩六将，千里迢迢，终于回到兵微将寡的刘备身边，成为千古美谈。张子清是我们党的干部，就比不上古人关云长？”

    1939年12月，毛泽东在延安各界纪念“一二·九”运动大会上讲话，谈到知识青年投奔延安，沿途关防遍设通途困难时说：“因为他们既没有青龙偃月刀、嘶风赤兔马，又没有过五关斩六将的本领，那只有被赶到集中营‘训练团’里去。这些事情似乎有些难办。但是，如果知识分子跟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结合起来，就是说，笔杆子跟枪杆子结合起来，那末，事情就好办了。”

    1947年6月，毛泽东在撤出延安转战陕北途中，在与警卫人员谈到河北人会打胜仗时，毛泽东放声大笑：“哈哈，河北人就一定打胜仗？三国时候，河北名将颜良、文丑，不是叫山西人关云长给杀了嘛！”当警卫说：“山西人也不一定行，关云长就不如彭老总。关云长走麦城，彭老总可是三战三捷。”毛泽东听了很称赞。不久他在与周恩来、任弼时闲谈时说：“关云长就不如我们的彭老总！”

    毛泽东对关羽的评价是一分为二的。1932年初，毛泽东在与程子华谈话时说：“关羽出身下层社会，是刘备的心腹之臣，随其周旋，不避艰险，死后被尊为武圣人。到处修建有关帝庙。他的弱点是自负凌人，以致发展到上当受骗，大意失荆州。”毛泽东批评关羽因骄傲而坏国事。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他就谈了关羽坏盟：“关羽这个人虽然斩华雄，诛颜良、文丑，过五关斩六将，擒庞德，威震华夏，但孤傲自大。刘备封关、张、赵、马、黄五虎大将时，关羽怒曰：

    ‘翼德吾弟也；孟起世代名家；子龙久随吾兄，即吾弟也；位与吾相并，可也。黄忠何等人，敢与吾同列？大丈夫终不与老卒为伍！’当孙权派诸葛瑾为儿子向关羽女儿求婚，以结秦晋之好，共伐曹操时，关羽却勃然大怒，说：‘吾虎女安肯嫁犬子乎！不看汝弟（诸葛亮）之面，立斩汝首！再休多言。’诸葛瑾抱头鼠窜而去。于是孙权便攻占了荆州，孙刘联盟瓦解。”

    1948年5月，毛泽东在西柏坡有一次和警卫员谈话，又谈了关羽的缺点，他说：“当时诸葛亮留守荆州，刘备调诸葛亮入川，诸葛亮不该留下关羽守荆州。让关羽守荆州一着错误呢！”又说：“关羽骄傲呢！关羽从思想上看不起东吴，不能认真贯彻执行诸葛亮‘联吴抗曹’的战略方针，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诸葛亮的战略意图，结果失掉了根据地，丢了荆州，自己也被东吴杀掉了。”

    1950年2月，在中国军事顾问团赴越南前夕，毛泽东与韦国清等说了一段话：“我们的胜利，人家是知道的，不用自己去表示。对待人家的缺点错误，少讲‘过五关斩六将’。”1971年9月初，毛泽东和浙江省负责人南萍等就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等谈话时又说起关羽：“不要带了几个兵就翘尾巴，就不得了啦。打掉一条军舰就翘尾巴，我不赞成，有什么了不起。三国关云长这个将军，既看不起孙权，也看不起诸葛亮，直到麦城失败。”告诫南萍，不要翘尾巴，从关羽身上吸取教训，反骄破满。

    虎踞龙盘今胜昔

    “当年，曹操83万人马下江南。今天，我们两百多万人马，三路大军下江南。”

    1949年3月31日，毛泽东在香山接见第四野战军师以上的干部时讲话说：“你们丝毫也不应当松懈你们的战斗力。应该粉碎敌人的政治阴谋，把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他还富有风趣地、意味深长地说：“当年，曹操83万人马下江南。今天，我们两百多万人马，三路大军下江南，一路陈粟大军，一路刘邓大军，一路林罗大军，浩浩荡荡，声势大得很，气魄大得很。同志们，下江南去！我们一定要赢得全国的胜利！”

    4月23日，这天下午，毛泽东穿着一套新制不久的整洁的中山装，神采奕奕地步出双清别墅，来到院子中的凉亭里，坐在一张铺有软垫的木椅上，右手抚着右膝盖，左手拿着上端印有“解放南京”四个特大号字的《人民日报》号外，神情安详地看报上的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胜利消息。这捷报虽在他意料之中，十几个小时前，他还为新华社写了《我三十万大军胜利南渡长江》和《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的新闻稿，但他读报时还是很专注，以致摄影师徐肖冰、侯波夫妇悄悄走近他，抓拍了这一历史瞬间的珍贵镜头他都没有察觉。“咔嚓”，照相机快门的响声惊动了他，他看到徐、侯二人，很高兴，也很激动，忙打招呼说：“今天是高兴的日子，不要只给我照相，给大家都照一张。”于是，毛泽东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合了一张影。

    毛泽东回到办公室里，拿起报纸又看，边看边在报纸上画一些杠杠和圈圈。他仰起头，思索了一会儿，就给刘伯承、邓小平写了贺电。这时，田家英捧着一摞文件文稿走进了双清别墅，笑着说：“主席，解放南京是具有历史性的胜利，何不赋诗一首以作纪念。”毛泽东说：

    “是呀，我正有这个打算。”说着，他站起身，在室内踱步、沉思，随即轻哼低吟起来。一会儿，他坐到办公桌前，展纸挥毫，写下了《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一诗：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南京，古称形胜之地，所谓“钟山龙蟠”、“石城虎踞”，旧时题咏南京的诗，大都要提到它们。

    “虎踞龙盘今胜昔”包含的诗趣还可从前人和作者对“虎踞龙盘”这一典故的不同用法上看出。“虎踞龙盘”，典出《太平御览·州郡部》引晋张勃《吴录》：“刘备曾使诸葛亮至京，因睹秣陵山阜，叹曰：‘钟山龙盘，石头虎踞，此帝王之宅。’”意思是说，三国蜀国时刘备曾派遣诸葛亮到吴国都城，诸葛亮因而看到南京的地形，赞叹说：“钟山像龙一样蜿蜒在南京之东，石头山像虎一样蹲在南京之西，这真是帝王的都城！”南京，作为帝王之都，曾经几度繁华，几度衰落。不少诗人来到金陵，发怀古的幽思，多有今不如昔之感。如北周庾信《哀江南赋》：“昔之虎踞龙盘，加以黄旗紫气，莫不随狐兔而窟穴，与风尘而殄瘁”；宋辛弃疾《念奴娇·登建康赏心亭呈史留守致道》：“虎踞龙蟠何处是？只有兴亡满目”；元萨都剌《满江红·金陵怀古》：“六代豪华，春去也，更无消息。空怅望，山川形胜，已非畴昔。”毛泽东一反前人之意而唱出“虎踞龙盘今胜昔”，是时势使然，是历史大转折的反映，也是与诗人的幽默性格分不开的。他后来亲临南京，在一次讲话中曾风趣地说：龙盘虎踞。

    “南京这个地方，我看是个好地方：但是有一位先生，他叫章太炎，他说龙盘虎踞，‘古人之虚言’，是古人讲的假话。看起来，这在国民党是一个虚言，国民党在这里搞了22年，就被人民赶跑了。现在在人民手里，我看南京是个好地方。”

    这首诗风雷磅礴，豪气盖世，思想内蕴极其丰富深刻，用典贴切，是一首享有盛名的经典诗作。

    “粟裕是人才、将才、帅才！”

    “曹操当年把许褚比作樊哙，招来后人的非议，我毛泽东不做那样的蠢事。”

    1953年2月25日下午，毛泽东一行人在济南游览了名列72泉之首的趵突泉，品了用趵突泉水煮的茶。毛泽东说：“人们都说‘扬子江心水，蒙山顶上茶’最好，我看‘趵突泉中水，济南市里茶’也不错么！”

    陈毅笑道：“主席又作诗了！”

    毛泽东说：“这不叫诗，随便说说罢了。”又说，“我们到了徐州，又到了济南，你这淮海战役的总指挥，感触一定比我多，倒是该有诗作呢！”

    陈毅笑着说：“在主席面前作诗，班门弄斧么！提起徐州和济南，还是粟裕打得好啊！”罗瑞卿也说：“粟司令人称常胜将军，名不虚传！”“人才、将才、帅才！”毛泽东感叹道：“中国的解放，都是靠你们这些人打出来的，你们这些前线的指挥员，都应当彪炳青史……”陈毅喝着茶说：“那粟裕就是樊哙了！”毛泽东喝着茶，摆了一下手说：“粟裕，一不是樊哙，二不是韩信，三我毛泽东也不是刘邦；粟裕就是粟裕，是人民解放军的战将，是人民的好儿子么！”陈毅哈哈大笑：“主席讲得对！算我失口……”毛泽东也爽朗地笑起来：“当年鲁桓公会齐侯于此，也不比我们今日么……”陈毅立即插话说：“我和罗部长一不是鲁桓公，二不是齐侯，主席又怎么讲？”“算我失口！”毛泽东咽下一口茶，连忙笑了说：“你这个陈老总，得理不让人呢！”说着话，周围的人们都开心地笑起来……随后，毛泽东带领众人驻足泺源堂前，仔细观看了刻写其上的元代赵孟頫的撰联“云雾润蒸华不注，波涛声震大明湖”，又浏览了后院壁上镶嵌的咏泉石刻……在专列上，李银桥问：“主席，樊哙是谁？”毛泽东笑着说：“樊哙是汉高祖刘邦身边的一员大将，跟随刘邦起义闯天下，在鸿门宴上立了大功呢！”又说，“曹操当年把许褚比作樊哙，招来后人的非议，我毛泽东不做那样的蠢事。”毛泽东不同意曹操当年把许褚比作樊哙，是有一定道理的，粟裕是常胜将军，有勇有谋，决不是樊哙一介勇夫，所以他不做那样的蠢事。

    孙权·曹操·刘备

    “生子当如孙仲谋”，“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

    1957年春季，毛泽东离开北京到天津、济南、徐州、南京、上海等地视察。3月20日下午，毛泽东乘飞机由南京飞往上海，途经镇江上空时，毛泽东触景生情书写了宋人辛弃疾《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这首词。写完后，围绕这首词的内容，毛泽东又讲了许多。在说到“生子当如孙仲谋”这一句时，毛泽东说是借引曹操的言语。接着，毛泽东讲到《三国演义》中曹操煮酒论英雄一节，曹操说：“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刘备问：“谁能当之？”曹操以手指刘备后自指说：“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说到这里，毛泽东继而发挥说，尽管刘备比曹操所见略逊，但刘备这个人会用人，能团结人，终成大事。上面说到的“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这句话，是在《三国演义》第二十一回。曹操的这句名言，毛泽东一直深深地印在自己的脑子里。直到晚年，他在练习书法时，还时常很有兴致地一次又一次地书写。

    毛泽东对孙权、曹操、刘备这三个三国人物的特点，都有一些独到的见解，并掌握了他们突出的个人特色，每每触景生情时，不免都会想到他们，可见印象之深。这三个人成为他研究历史人物的对象，每临大事，总要从他们的身上找出一些规律性的相似之处，以为借鉴。

    关羽的教训

    “关羽的弱点是自负凌人，以致发展到上当受骗，大意失荆州。”

    关羽是毛泽东十分关注的三国人物之一。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他对关羽的观察越来越深刻，评价也有微妙的变化。

    毛泽东13岁开始读《三国演义》时，就对关羽的故事产生浓厚的兴趣。他曾经效仿桃园三结义，与同学萧子升、蔡和森友善，称为“三个豪杰”。“豪杰”一词，是毛泽东采用《三国演义》里的常用语，表示不仅有力量和勇气，而且智慧过人，品德高尚。1917年夏天，毛泽东徒步游学旅行，在前往安化县城途中，看到路边亭柱子上有一副赞颂关羽的楹联：刘为兄张为弟，兄弟们分君分臣，异姓结成亲骨肉；吴之仇魏之恨，仇恨中有忠有义，单刀匹马汉江山。他把这副对联抄录在自己的日记里。在青年毛泽东的心目中，关羽的形象无疑是高大的。

    随着革命经历的日益丰富，毛泽东对关羽的认识和评价也逐渐全面、深刻。

    1932年初，毛泽东在与程子华谈话时说：“关羽的弱点是自负凌人，以致发展到上当受骗，大意失荆州。”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毛泽东又谈到了关羽。他说：关羽这个人虽然过五关斩六将，威震华夏，但孤傲自大。孙权便攻占了荆州，孙刘联盟瓦解。

    1949年，在解决绥远问题期间，毛泽东曾经对薄一波等人讲过：清朝所以能统治中国260余年，就因为满族统治者一开始就制定了一条统一战线政策，用汉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人，《三以少数团结了多数。国演义》中的关云长，大体上是不懂统一战线的，这个人并不高明，对待盟军搞关门主义。

    建国后，毛泽东经常以关羽“走麦城”为例，提醒中共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谦虚，不要骄傲。

    到了晚年，毛泽东对关羽基本上持否定态度。他有一个判断，认为关羽的形像是统治阶级吹出来的。

    魏国重臣司马懿

    司马懿有智谋，善分析，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毛泽东在1906年初读《三国演义》时，就对司马懿留有印象。那时候，毛泽东对司马懿的看法，也没能突破传统文化的窠臼。十年后，即1916年，青年毛泽东写信给同学萧子升，就总统黎元洪下令惩办积极策划洪宪帝制的祸首杨度、孙毓筠、顾鳌、梁士诒、夏寿田、朱启钤、周自齐和薛大可等八人时，称：此衮衮诸公，昔日势焰熏灼，炙手可热，而今乃有此下场！夫历史，无用之物也。居数千年治化之下，前代成败胜衰之迹岂少，应如何善择，自立自处！王莽、曹操、司马懿、拿破仑、梅特涅之徒，奈何皆不足为前车之鉴！史而有用，不至于是。故最愚者袁世凯，而八人者则其次也。

    毛泽东在这里把司马懿和王莽、曹操等相提并论，是把他们归于反面人物圈的。但随着人生阅历和革命经验的积累，毛泽东逐渐改变了对司马懿的看法，认为他有智谋，善分析，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1958年11月1日，毛泽东在赴郑州途中，在专列上召开了一个座谈会。他问河南温县县委书记李树林：“温县是司马懿的故乡，现在他那个练兵洞还在不在？”李树林回答：“还在，基本上完好。”毛泽东接着就说：“他出身士族，多谋略，善权变，为魏国重臣。”

    当然，毛泽东也认为司马懿有明显的性格缺陷，那就是“怀疑心重”。他曾在谈“空城计”的故事时说：“司马懿这个人，怀疑心重，诸葛亮没有兵力守城，赵子龙一时又赶不回来，城内空虚，结果诸葛亮就对他用了‘空城计’。‘空城计’的故事，能启迪人具体运用战略战术。”

    “我们要给曹操翻案”

    “我们党是讲真理的党，凡是错案、冤案，十年、二十年要翻，一千年、二千年也要翻。”

    1958年11月20日上午，毛泽东在梅岭1号召集柯庆施、李井泉、王任重、陶鲁笳开座谈会。

    这些省、市委书记猜测，座谈会的内容可能与明天开始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接着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有关。可谁也没有料到，毛泽东待他们落座后的开场白是：“今天找你们来谈谈陈寿的《三国志》。”

    座谈陈寿《三国志》，可谁也没有准备，一下全愣住了。毛泽东习惯地拿起一根烟，一折两截，把一截放在桌上，一截插进烟嘴，点燃后轻轻吸一口，然后问：“你们都看过这个书吗？”柯庆施打破冷场：“看过。还看过《三国演义》呢？”毛泽东侧身坐在座椅上环顾了一下这四位“封疆大吏”后说道：

    “不过，《三国演义》是小说，《三国志》是史书，二者不可等同视之。若说生动形象，当然要推演义，若论真实性，我是说更接近历史真实，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就不如陈寿的《三国志》罗！”

    说到这里，毛泽东还举了个例子：“比如，旧戏里诸葛亮是须生，而周瑜是小生。显然诸葛亮比周瑜年纪大。这可能来源于演义。而在《三国志》上记载周瑜死时36岁，那时诸葛亮才30岁，即比周瑜小6岁。”

    《三国演义》的题材主要来源于《三国志》和裴松之为《三国志》做注增补的大量历史资料。这虽是两部不同类型和不同一体的着作，但从内容来说有密切的联系。

    毛泽东说：“你们读《三国演义》和《三国志》注意了没有？这两本书对曹操的评价是不同的。”

    这时有人说：“一个是贬，一个是褒。”

    毛泽东说：“是的。《三国演义》是把曹操当做奸臣来描写的，而《三国志》是把曹操当做历史上的正面人物来叙述的。而且说曹操是天下大乱出现的‘非常之人’，‘超世之杰’，可是因为《三国演义》又通俗生动，所以看的人多，加上旧戏上演三国戏，都是按《三国演义》为蓝本编造的，所以曹操在旧戏舞台上是一个白脸奸臣。这一点可以说，在我国是妇孺皆知的。现在我们要给曹操翻案。我们党是讲真理的党，凡是错案、冤案，十年、二十年要翻，一千年、二千年也要翻。”

    当然，毛泽东为曹操翻案不是目的，目的在于倡导历史唯物论的史学观。评价历史人物，主要看其主流，看其大，看其在历史进程中的历史作为。

    所以，毛泽东说：“曹操统一北方，创立魏国，抑制豪强，实行屯田，兴修水利，发展生产，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和发展，是有功的。说曹操是奸臣，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这个冤案要翻。”

    毛泽东是十分喜欢曹操这个人的，他曾对保健医生徐涛说过：

    “曹操是个了不起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个了不起的诗人。”经常吟诵曹操的《观沧海》一诗：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他赞同鲁迅的论断“其实，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影响到文章方面，成了清峻的风格”。

    l959年1月25日，郭沫若在《光明日报》发表《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一文，率先提出重新评价曹操问题。2月19日《光明日报》又发表翦伯赞的《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一文，说道：“在我看来，曹操不仅是三国豪族中的第一流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并且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中有数的杰出人物。”在中国历史学界、文学界形成了一场规模很大、影响很大的评论曹操，为曹操恢复名誉的热潮。

    1958年11月22日，毛泽东找来吴冷西、田家英谈“浮夸风”。毛泽东问：

    “你们看虚报好，还是瞒产好？”没等吴冷西、田家英回答，他又说：“我看瞒产比虚报好。没有打那么多粮食，你硬是充胖子，虚报了产量，结果国家按报的产量征购，多购了过头粮，受害的是农民。瞒产少报，当然也不好，但我很同情……瞒产了粮食还在，虚报了没有粮食，为害更大。”

    接着毛泽东又举曹操率领号称80万大军下江南的例子说：

    “天下事有真必有假。虚报古已有之。赤壁之战，曹操号称83万人马，其实只有二三十万人，又不习水性，败在孙权手下，不单是因为孔明借东风。”

    毛泽东将这段故事信手拈来，以曹操因虚夸而兵败赤壁的历史典故来批评虚夸歪风，是一个以古鉴今、古为今用的成功范例。用以告诫全党要坚持实事求是，反对虚夸风。

    “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

    搞经济建设，应该戒骄戒躁，谦虚谨慎，多谋善断，统筹兼顾，否则就会失衡。

    1959年的仲夏，毛泽东视察途经浙江，下榻刘庄。他像往常一样，每日办公到次日凌晨，上午睡一会儿觉，下午起床后散步、读书、读英语、阅批文件。

    一天，毛泽东读完英语后，和林克进行对三国时期着名人物郭嘉的谈话。

    当时，毛泽东正在读《后汉书》《曹操传》《郭嘉传》。

    谈话时，毛泽东要林克研究历史。他介绍说：“《后汉书》《曹操传》

    《郭嘉传》等史书，值得读一读。”并当即送给林克一本范晔的《后汉书》。

    讲到郭嘉时，他说：

    “曹操有个参谋叫郭嘉，是个河南人，初投袁绍，他批评袁绍‘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欲与共济天下大难’。袁绍这个人多谋寡断，有谋无断，没有决心，不果断，结果兵败于官渡。所以有谋还要善断。”

    毛泽东扬了扬手，又说道：“后来荀彧把郭嘉推荐给曹操，郭嘉足智多谋，协助曹操南征北战，擒吕布，破袁绍，北伐乌桓，平定天下，深得曹操器重。”

    后来，毛泽东在党的会议上说，希望大家看看《郭嘉传》。他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做事多谋善断，要与各方面多商量，反对少谋武断，不要优柔寡断。商量又少，又武断，那事情就办不好。还说，应当根据形势的变化来改变我们的工作计划。反对党内的一些不良倾向，也要当机立断。

    毛泽东一边抽烟，一边继续与林克交谈。毛泽东引用唐朝医学家孙思邈的话，说：“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接着，又引用曹操批评袁绍的话说：“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画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土地虽广，粮食虽丰，适足以吾奉也。”

    显然，“大跃进”挫折的教训，使他对做经济工作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搞经济建设，应该戒骄戒躁，谦虚谨慎，多谋善断，统筹兼顾，否则就会失衡。

    毛泽东研究历史，也是为了研究现状，来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实际问题。

    他们来到庭院。这是一个月光溶溶的夜晚，盛开着花朵的石榴树在淡蓝色的月光中清晰可见。夜莺在啼啭，一条混凝土的小路一直延伸到院落的深处。毛泽东站在那儿凝视着广袤而神秘的夜空。

    毛泽东善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稍许，毛泽东说：“过去的七八年，我们的经济建设发展是平衡的，去年下半年刮了七八个月的‘共产’风，忽视了综合平衡的问题，出现经济失调的现象，结果呢，受到了客观规律的惩罚，这是一个教训。”在溶溶月色里，毛泽东和林克以史为鉴，谈论着大跃进中的得失。

    三曹父子的才华与名气

    “一家两代人都有才华、有名气，在历史上也不多见呐！”

    1952年10月，毛泽东视察徐州。登上云龙山，他感慨地对随同人员说，徐州籍竟有十个开国皇帝，其中就有曹丕。

    1954年毛泽东和保健医徐涛讲述了曹植和他的父兄：“曹植是曹操的儿子，很有才华，作品有他自己的风格。”

    毛泽东爱读曹植诗，曾圈点他的《赠白马王彪》《七哀》等诗。1953年3月初，斯大林病重。毛泽东心事重重地对李银桥说：“‘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这是曹植的诗，接下来的话是‘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须多’，我们要争一口气，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十几年，尽力使国家富强起来，把帝国主义，近百年来强加给我们的屈辱统统扫除干净。”

    1957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同文艺界部分代表谈话时，也指出：“中国自觉的文学批评的历史是从哪里开始的呢？从曹丕的《典论·论文》和曹植的《与杨祖德书》开始的吧，以后有《文心雕龙》等。”

    1959年夏天，毛泽东在北戴河与保健医生闲谈，说起曹操父子。他说：曹丕也是他儿子，也有些才华。但远不如曹操。曹丕在政治上也平庸，可他后来做了皇帝，是魏文帝。历史上所称的“建安文学”，实际就是集中于他们父子的周围。一家两代人都有才华、有名气，在历史上也不多见哪！

    1960年5月，毛泽东在山东视察时，与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谈论曹植，舒同介绍：“东阿还有曹子建的墓。”毛泽东说：“那不对，他先封东阿王后封鄄城王，后封陈王。你们山东人就要抢曹子建。”舒同说：“有证据的。他这个墓在前几年挖出来，挖出曹子建的佩剑来了。那个剑送到北京去了。”陈王走后封的，毛泽东回答：“我记得的，也许我记错了。”那个《月赋》头一句就是他：“陈王初丧应刘，端忧多暇。绿苔生阁，芳尘凝榭。”言下之意，曹植是在陈王封号上时，应刘就病死了，应是应玚；刘是刘桢。他俩都是“建安七子”，也都死于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此事，不是东阿王时。据《三国志·魏书·陈思王传》载，曹丕继位后，曹植十一年中而三徒都，数改封王邑，确是封东阿王在前，封陈王在后。但曹植在东阿时，喟然有终焉之心，也确实在那里营造过坟墓。

    毛泽东佩服曹操、曹丕、曹植，曾多次阅览《三曹诗选》，对建安文学做了不少研究。所以点评曹操父子三人和建安文学是很准确的，他揭示了我国历史上一种“人才团”的特殊现象。

    陈云可称之为“能”

    陈云有这样的能力，我在延安时期还没有看得出来，可称之为能。

    1959年7月11日晚，毛泽东在住处与周小舟、周惠、李锐谈话。毛泽东说。“58年有些事，我有责任。提倡敢想敢干，‘八大’二次会议达到高峰。其中也有些是胡思乱想，唯心主义。因此，不能全怪下面和各个部门。”毛泽东说这话的时候，表情是诚恳的。“否则的话，人们就会像蒋干一样抱怨：曹营之事，难办得很哪！那个蒋干去盗书，辛辛苦苦，受不少惊吓，以为立了不世之功，结果还遭了白眼，他可不是委屈得很么？”在座几位，哄堂大笑：“主席，你说得太对了。下面有苦难言，而由您一语道破，太有意思了。”

    在谈话中，秀才们呼吁陈云出来主管经济。

    50年代初，毛泽东对薄一波说：“在延安的时候，还没有发现陈云同志有‘理财治国’的才能。”据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写道：记得有一次我在毛泽东那里谈完工作后，说到陈云主持中财委的工作很得力，凡看准了的事很有勇气去干的，平抑物价、统一财经就是他力主要做的，结果很快成功了。毛泽东听后说，陈云有这样的能力，我在延安时期还没有看得出来，可称之为能。接着，他顺手在纸上写下了一个“能”字。毛泽东善于用典故抒发思想和情感。在这里，他是借用诸葛亮在《前出师表》里叙述刘备夸奖向宠的用语（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来赞扬陈云的理财之能。在上海会议上，毛泽东又说：“有时真理在一个人手里。”意思是指“大跃进”以来人们头脑普遍发热的情况下，陈云是比较冷静的。

    今天，毛泽东又赞扬了陈云，并讲了曹操败于赤壁，思念郭嘉的故事。毛泽东说：“世上没有先知先觉，没有什么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的刘伯温。无非是多谋善断，留有余地。《三国志》里《郭嘉传》值得一读。郭嘉这个人足智多谋，初在袁绍麾下不得施展。他说袁绍‘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欲与共济天下大难’，就跑到曹操那里。曹操说他‘每有大议，临敌制变。臣策未决，嘉辄成之。平定天下，谋功为高’，可惜中年夭折。曹操大哭。‘大跃进’出点乱子，不要埋怨。否则就是‘曹营之事不好办’。或者叫你‘欲与共济天下大难’！”毛泽东随即吐出一口烟，专心思索片刻，叹道：“国乱思良将，家贫念贤妻。”借《史记·魏世家》里的“家贫则思良妻，国乱则思良相”来抒发自己的心情。

    年轻当家的孙权

    孙权生于东汉光和五年，他接哥哥孙策班时才18岁。

    毛泽东曾经在《讲堂录》中写道：

    “才不胜今人，不足以为才；学不胜古人，不足以为学。天下无所谓才，有能雄时者，无对手也。以言对手，则孟德、仲谋、诸葛而已。”

    毛泽东几次提到孙权自己年纪轻轻就当家了。1965年1月，他在一次谈话中说：“看起来还是青年行。群英会上的英雄，大多是二三十岁的人，诸葛亮当时才27岁，孙策初干事时，不到20岁，孙权更小。孙权生于东汉光和五年，他接哥哥孙策班时才18岁。”

    毛泽东对孙权年少而大有作为颇为赞赏。民间都说赤壁之战的胜利是由于诸葛亮“借东风”，毛泽东则认为：“天下事有真必有假，虚夸者古亦有之。赤壁之战，曹操号称83万人马，其实只有二三十万，又不熟水性，败在孙权手下，不单是因为孔明‘借东风’。”

    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毛泽东在会见中回顾中日两千年来的友好交往时说到了三国：“孙权想找你们，派遣了一个3万人的船队。”

    毛泽东所说的派遣的船队，就是三国时吴国孙权所派的海军部队。

    毛泽东对孙权十分赞美，把他作为年轻有为的人才典范，多次提到“生子当如孙仲谋”这句词，并以孙权年轻当家为例，倡导积极培养年轻干部。

    杀降不祥

    三国时，曹操在对待俘虏问题上表现出的豁达大度，为一般人所不及，这对他取得全局性胜利是起到作用的。

    《三国志》里有几卷关于如何对待俘虏的记载，毛泽东读后，深有感慨，他在批注中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三国志》里《魏书·刘表传》没有叙述刘表初入荆州时的具体过程。裴松之注里作了补叙，说及当时江南有些刘姓宗室据兵谋反，刘表用蒯越之计，“尔之以利”，骗来这些人，“皆斩之”。

    毛泽东在“皆斩之”三字旁划上曲线，在天头上批道：“杀降不祥，孟德所不为也。”

    《三国志》卷五十五《吴书·陈武传》，吴国孙权手下着名将领陈武之子陈表，领兵数百人，爱抚部下，驻在无难这个地方。有人偷盗官物，怀疑是当地一个叫施明的人干的，施明素以壮悍无比，勇敢无畏闻名。这件事告到孙权那里，“权以表能得健儿之心，诏以明付表，使自以意求其情实。表便破械沐浴，易其衣服，厚设酒食，欢以诱之。明乃首服，具列支党。表以状闻。权奇之，欲全其名，特为赦明，诛戮其党。迁表为无难右部督，封都亭侯”。

    毛泽东读至此，批道：“何不并其党赦之”，不同意孙权只赦施明一人却把他手下的人杀了。

    《三国志》卷五十七《吴书·虞翻传》，说到曹魏将领于禁被关羽俘获囚禁，当时孙刘修好，孙权便把于禁释放了，还同他一道骑马并行外出。于是“（虞）翻呵禁曰：‘尔降虏，何敢与吾君齐马首乎！’欲抗鞭击禁，权呵止之。”接着，裴松之有一段注说：“《吴书》曰：后权与魏和，欲遣禁还归北。翻复谏曰：‘禁败数万众，身为降虏，又不能死。北习军政，得禁必不如所规。还之虽无所损，犹为放盗。不如斩以令三军，示为人臣有二心者。’权不听。群臣送禁，翻谓禁曰：‘卿勿谓吴无人，吾谋适不用耳。’禁虽为翻所恶，然犹盛叹翻。魏文帝常为翻设虚坐。”

    毛泽东读至此，批道：“此事翻不如禁。”这是批评虞翻的肚量不如被他称为“降虏”的于禁，其杀“降虏”的主张，更不可取。

    《三国志》卷六十《吴书·吕岱传》，叙交耻太守士燮死后，孙权以士燮的儿子士徽为安远将军，领九真太守。这时交州刺史吕岱上表建议将海南三郡为交州，以戴良为刺史，以海东四郡为广州，岱自兼剌史。戴良奉命南下，却遭到士徽的拒绝，举兵保卫海口。吕岱又上表请求讨伐士徽，接着乘夜举兵渡海，与戴良合兵一处，向海口进发。“徽闻岱至，果大震怖，不知所出。即率兄弟六人肉袒迎岱。岱皆斩送其首。”

    毛泽东读至此，批道：“杀降不武。”

    在毛泽东看来，三国时，曹操在对待俘虏问题上表现出的豁达大度，为一般人所不及，这对他取得全局性胜利是起到作用的。例如，魏种本是曹操推荐的孝廉，张邀攻陷兖州时，曹操说：“唯魏种且不弃孤也”，岂料魏种却投降了。及至打败了张邈，魏种被擒，曹操并没杀他，说：“唯其才也”，于是“释其缚而用之”。

    读史益智，毛泽东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将其应用于中国革命实践。他博大的胸怀，非曹操所能比。在革命战争中，我军吸收改造了上百万国民党军队，对起义、投诚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予以重用。

    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

    “他们是封建文化的垄断者，他们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这个案要翻。”

    1959年翦伯赞继郭沫若（郭于1月25日在《光明日报》率先发表《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一文，提出重新评价曹操的问题）之后，于2月19日在《光明日报》发表《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一文，认为曹操是中国历史上有数的杰出人物，“应该替曹操摘去奸臣的帽子，替曹操恢复名誉”。毛泽东读过翦伯赞文章后，说：曹操结束汉末豪族混战的局面，恢复了黄河两岸的广大平原，为后来的西晋统一铺平了道路。他还说：《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不是继承司马迁的传统，而是继承朱熹的传统。南宋时，异族为患，所以朱熹以蜀为正统。明朝时，北部民族经常为患，所以罗贯中也以蜀为正统。

    另一次在北戴河，毛泽东说：“曹操统一北方，创立魏国。那时黄河流域是全国的中心地区。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制，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这些难道不该肯定？难道不是了不起？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这么写，剧里这么演，老百姓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所制造的冤案，还有那些反动士族，他们是封建文化的垄断者，他们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这个案要翻。”

    毛泽东赞成翦伯赞的观点，力主为曹操正名，在历史研究领域里也应该实事求是，反对传统观念的束缚，为“奸臣”洗刷罪名，反映出他的唯物史观。

    张飞的后代

    办事认真，工作尽职，张飞的后代，一触即跳。

    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的工作并非那么容易，特别是在毛泽东的晚年，他病痛折磨，政治上不顺手，心境不好，都给服务工作带来许多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和麻烦。

    在1971年的时候，张玉凤曾经被毛泽东辞退过一次。她回忆说：“那天毛主席有客人，我脸上表现出不太高兴的样子，受到毛主席批评，我仍在辩解。毛主席一怒之下瞪着眼睛说，就给我滚。

    ‘你要是不高兴，’

    我二话不说，收拾包袱便跑回了家。在家呆了二十多天，心情很难受，原因是难以接受被‘伟大领袖’辞退的现实。回单位后，领工资时还不敢直言坦告领导。”

    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让张玉凤写检查，倔强的她没有写，她的婆婆劝她回去向毛主席认错，她已打算不回去了。后来张玉凤想起还有一件衣服仍在中南海，便打电话给吴护士长让她把衣服送到门口。

    吴护士长在电话里让她等了一会儿后对她说：“你在家等着吧！马上有车来接你。”这时张玉凤的婆婆高兴了，知道是毛泽东让张玉凤回去工作。

    被毛泽东赶走二十多天后返回中南海的张玉凤，见了毛泽东也没有认错。毛泽东给她的评语是：“办事认真，工作尽职，张飞的后代，一触即跳。还告诉她，你可是二进宫，以后要注意啊。”这时，张玉凤激动地哭了。

    毛泽东看见张玉凤能回来工作，感到十分高兴。有一天，在晚饭桌上跟工作人员讲了政治上三上三落的太史公的故事，并且不无感概地引了太史公的几句话说：

    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

    这是毛泽东在对待人际关系上的一条基本原则。

    反思董卓

    古代生产力水平很低，养兵过多，打起仗来，对经济的破坏确实很大。

    提起董卓，一般读者会想到他飞扬跋扈、嗜杀成性、鸩杀少帝，绞死唐妃、夜宿龙床、野心篡位等等，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坏人。而毛泽东则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的。他说：“古代生产力水平很低，养兵过多，打起仗来，对经济的破坏确实很大。有时确实像蝗虫一样，飞到哪里就把哪里吃光。三国时董卓把长安到洛阳一带的人都杀光了，把洛阳完全毁灭了，打仗时没有吃的东西了，就吃俘虏。”很显然，在这里毛泽东不仅仅看到董卓残暴的一面，更重要的是造成这种惨状与“养兵过多”“生产力水平低”有相当的关系。他看问题避免片面性，总是比较全面的观察事物。因而有比较精辟的见解，这也是他能对历史，对各类代表人物辩证观察的结果。

    借古喻今

    “他看不起吴法宪。刘是刘震，曹是曹里怀，就是说吴法宪不行。”

    1975年5月3日，毛泽东主持了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是他最后一次召集和出席政治局会议。他的思维无拘无束，任意驰骋。他的语言随着自己活跃的思维，如汩汩山泉，奔流而出。

    毛泽东由谈论三国时期的孙权，想到宋代词人辛弃疾的《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中咏孙权的名句。他的思维突然一转，指着叶剑英说道：“他看不起吴法宪。刘是刘震，曹是曹里怀，就是说吴法宪不行。”

    毛泽东借古喻今，赞扬叶剑英早就看不起林彪集团中的原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把空军副司令员曹里怀、刘震比作三国时期的曹操、刘备。这自然也是对他们的肯定。

    毛泽东让叶剑英把自己刚才说到的那首词背诵给大家听。叶剑英立即朗声吟诵起来：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

    不尽长江滚滚流。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

    毛泽东听罢，又高兴地指着叶剑英说：“此人有些文化。‘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他看不起吴法宪。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不是曹刘，刘是刘震，曹是曹里怀，就是吴法宪不行。”

    1973年，毛泽东曾批评过叶剑英。这次，他在政治局全体人员面前，把叶剑英着实夸了一番。叶剑英不仅有文化，而且在同林彪一伙斗争中，他也是早已识破他们，同他们斗争的一个。毛泽东在谈笑间，把以前那片阴云轻轻地吹散了。

    看似海阔天空、谈古论今，实则有深意在。这就是毛泽东的一种谈话风格和艺术。

    “孙权是个能干的人”

    “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当今惜无孙仲谋！”

    在三国史上，人们一般都只重视曹操和刘备，很少有人论及孙权。

    但毛泽东读史独具慧眼，多次提到孙权，并认为孙权“是个能干的人”。

    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召集在京政治局委员开会。在会议最后快结束时，毛泽东对自己所作《水调歌头·游泳》一词的两句作了解释：“我说才饮长沙水，就是白沙井的水。武昌鱼不是今天的武昌，是古代的武昌，在现在的武昌到大冶之间，叫什么县我忘了，那个地方出鳊鱼。所以我说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孙权后来搬到南京，把武昌的木柴下运南京，孙权是个能干的人。”毛泽东念了辛稼轩的一首《南乡子》中的两句：“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当今惜无孙仲谋！”并将后一句作了改动。

    在曹操、刘备和孙权这三人中间，只有孙权是靠哥哥传下的家业而割据一方的，而且还有长江天险可守。尽管这样，孙权也只是自保而已，基本上没有统一国家的意图。因此，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孙权不如曹操和刘备。然而，这并不是说孙权就是一个庸才，相反，正像毛泽东所说的，“孙权是个能干的人”。他的“能干”，应该说主要体现在用人上。我们选取几个例子，来具体分析一下。

    吕蒙是孙权手下得力的干将，不但勇敢，且有智谋，对孙权也非常忠诚，对东吴立有大功，孙权极其爱护这位将军。吕蒙的旧病发作，孙权听说后，异常着急。当时，孙权正在公安就立即把吕蒙接到自己的宫殿中，千方百计给他治病。他不仅亲自请医问药，还贴榜招募名医，布告天下，谁能治愈吕蒙的病就赏给黄金千两。有个医生采取针灸的方法给吕蒙治病，孙权在一旁看到他受折磨而难过落泪。孙权关心他的病情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为了能经常观看吕蒙的面色，但又怕吕蒙为迎接他受到劳累，就在室外悄悄地通过墙上的洞眼察看吕蒙的病情。当他见吕蒙稍微能吃下一点饭菜时，心情就特别好，高兴地与身边侍从又说又笑；如果发现吕蒙吃不下东西时，心情马上就坏起来，愁容满面，唉声叹气，晚上牵挂得睡不着觉。有一阵，吕蒙病情好像有所好转，孙权就特别高兴，竟然宣颁赦免令，并请大臣们前来庆贺。后来，吕蒙的病情愈来愈重，孙权每天请道士在星空下为其祈祷，并亲自守护在吕蒙的病榻前。吕蒙的病到底也没有治愈，终于去世。孙权极其悲哀，自己穿上素白丧服为吕蒙守灵，很多日子都心神恍惚，不思饮食。

    孙权对吕蒙的身后事安排得十分周到，为他修筑了很好的坟墓，还安排了300户人家为死者守墓。

    诸葛恪从小就有才名，通晓世事，善于机断。吴王孙权想让他做点事情，试试他的才干，就任命他做军中节度，专门掌管军中钱粮、文书等，这些事十分繁琐，也不能显示诸葛恪的特长。诸葛亮听说后，就写信给东吴大将陆逊，说明了这种情况，陆逊将此情况告诉了孙权。孙权立即传命，让诸葛恪领兵。

    诸葛恪禀奏孙权说：“丹阳山高路险，百姓大多果敢勇猛，过去我们多次发兵，只征得平原上的平民而已，其余上中深远之处那些强悍的百姓，并没有征服。鉴于这种情况，我请求做丹阳太守，三年后可以获得甲士四万。”

    群臣听后，觉得诸葛恪是不知天高地厚，他们议论纷纷。认为丹阳地势险阻，方圆千里，重峦叠嶂，那里的老百姓未曾进入过城邑，更未受过官吏的管辖，大都是些逃兵、野人或隐逸之士，他们一般不出山林，最后老死其中。还有些被追捕的要犯，一起逃窜到那里，占地为王，善于征战，而且当地的风俗本来就崇尚气节武力。他们登山赴险，如鱼游深渊，猿猴上树。一旦看到有机可乘，就下乡抢劫骚扰。每次派兵征剿讨伐，寻找他们的藏身之处，一对阵，他们蜂拥而来，一溃败，又如鸟四散。从前朝以来，对他们就无法驾驭。然而诸葛恪仍坚持说他必定成功，恐怕是不实之辞。

    孙权没有听从别人的劝告，而是坚持己见，拜诸葛恪为丹阳太守。诸葛恪到了太守府，就下令让四方的城郭长吏各自保卫自己的疆界，明确各自守卫的职责和范围。凡是已经教化的平民，都令他们屯居。又吩咐诸将派兵设立关卡，阻拦山民外出，只是修筑藩篱，并不与山民交锋。等到他们的谷子熟了，诸葛恪领兵去抢收，连种子也不给他们留下。山民们陈谷子已经吃完了，而新谷又没有收成，一般平民又已按照诸葛恪的命令屯居，无法从他们那里抢掠到粮食。于是山民饥饿贫困，逐渐出山投降自首。

    诸葛恪下令说：“山民改恶从善，都应当安抚慰问。既往不咎，迁出外县的，不得怀疑猜忌，不得拘留捉拿。”山民周遗过去是个恶人，现在迫不得已前来投降，但又在暗中图谋叛乱，官吏胡伉就将他拘捕，送交诸葛恪。诸葛恪以胡伉违背命令的罪名将他斩首。山民们听说胡伉被杀的消息，知道太守只是想让他们出山而已，没有欺诈的意思，于是扶老携幼，一同出山。一年之后，诸葛恪就实现了自己的诺言，丹阳由此大治。

    在魏、蜀的夹击之间，孙权能够继父兄之业而自保，已经很不容易了。没有一定的才能是无法做到。而在其众多的才能中，知人善任应该是最重要的。孙权虽然没有一统的大志，但其能在三国激烈竞争时做到自保，说明毛泽东对他的评价为“一个能干的人”是恰如其分的。

    否定卢弼对曹操的否定

    “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此为近之。

    曹操是位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就是做《三国志集解》的卢弼，也对他持否定态度。他对裴松之注释中引用曹操于公元210年12月所下的《让县自明本志令》，大加伐挞。曹操在此文中，反复剖明心迹，一再陈述自己忠心体国，绝无代汉帝以自立的意思，表示决心让出受封的苦、柘、阳夏等三县，以消除别人的误会。卢弼逐条予以批驳。曹操在令中说：自己决无叛汉的意思，生前不为人理解，希望死后，自己的妻妾无论改嫁到哪里，都要为他说明这一点。卢弼斥责这是“奸雄欺人之语”。又如曹操解释自己不能放弃兵权，是“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这是从“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着想的。卢弼谴责“皆欺人之语也”。曹操令中说：自己带兵打仗，一向“推弱以克强，处小而擒大；意之所图，动无违事；心之所虑，何向不济”。卢弼则列举他打过的败仗，批评他是个“志骄气盛，言大而夸”的牛皮大王；曹操要让出三县，卢弼则认为是“文词绝调也，惜出于操，令人不喜读耳”，卢弼甚至揣测说：陈寿撰写《三国志》对这些话“削而不录，亦恶其言不由衷耳”。毛泽东对卢弼的注文表示了异议，除做圈点外，还在书的天头上写道：“此篇注文，贴了魏武不少大字报，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李太白云：‘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此为近之。”

    在毛泽东看来，《让县自明本志令》是曹操的手书，是了解、研究曹操的第一手史料，应当是真实可信的。卢弼从封建正统思想出发，视曹操为一代奸雄，因而不顾事实，强词夺理，上纲上线，将其一棍打死，这是历史的偏见，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的过火行为。毛泽东倒是觉得唐朝诗人李白对曹操的评价比较符合实际：“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既肯定曹操有统一北方的历史功绩，又指出他轻视祢衡的失误，这种一分为二的观点才是实事求是的。毛泽东本着这样的唯物史观，主张应对三国人物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这是有积极意义的，对评价历史人物是有参考价值的。

    刘表“虚有其表”

    “为人者，不能光有其表，而没有其实。要勇于进取，有远大志向，不能满足于一时的安逸，做土皇帝，要居安思危。”

    《刘表传》里说：李傕、郭汜攻入长安后，欲联合刘表以为外援，便封刘表为镇南将军，领荆州牧，武成侯。这时，皇帝被曹操弄到了许昌，并以许昌为都城，刘表一方面向皇帝纳贡，同时又与北方的袁绍相勾结，从而周旋于董卓旧部李傕、郭汜，曹操，袁绍这三大势力之间。刘表手下的治中邓羲劝刘表不要这样做，刘表不听。接着，裴松之有一段注，引《汉晋春秋》的话说：“表答羲曰：‘内不失贡职，外不背盟主，此天下之达义矣。治中独何怪乎？’”毛泽东读至此，说刘表后来“虽绝绍附操，终亦为操所吞”。

    《刘表传》说曹操与袁绍在官渡对峙时，袁绍派人向刘表求助，刘表答应了却不派兵去，但也不帮助曹操，“欲保江汉间，观天下变”。毛泽东读至此，批道：“中立。”

    毛泽东的这些批语，都集中于批评刘表消极保守自己的一方土地，无所作为，且总是拿他与曹操比较，指出曹操的政治眼光和进取之心远远高于他。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毛泽东本人的胸怀。事实上，刘表的中立自保，也不能成全其基业。这一点，在袁、曹官渡相持时，刘表手下的从事中郎韩嵩、别驾刘先就指出过：“豪强并争，两雄相持，天下之重，在于将军。将军若欲有为，起乘其弊可也；若不然，固将择所从。将军拥十万之众，安坐而观望。夫见贤而不能助，请和而不得，此两怨必集于将军，将军不得中立矣。”所以，毛泽东说他“终亦为操所吞”，这是指刘表死后，其子被迫投降了曹操。

    《三国志·魏书·刘表传》称刘表“少知名，号八俊。长八尺余，姿貌甚伟”。毛泽东读了后，颇不为然，批注道：“虚有其表。”他还在读该传时写了有关曹操的两条批注，以称赞曹操的有所作为，批判了刘表。一条是裴松之所引司马彪《战略》，说刘表初到荆州时，江南有一些宗族不服，聚众反抗，刘表“遣人诱宗贼，至者五十五人，皆斩之”。毛泽东读于此注，对“皆斩之”的做法很不赞成，所以，他在“皆斩之”三字旁划了粗壮的曲线，又在天头上写有批语：“杀降不祥，孟德所不为也。”一条是毛泽东在今人卢弼《三国志集解》注释，刘表于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攻长沙张怿，“南收零桂，北据汉川，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毛泽东又在天头上作了批语：“做土皇帝，孟德不为。”

    毛泽东是非常鄙视刘表其人其事的。毛泽东读《三国志》卷六《刘表传》中写的批注，几乎都是贬语。

    从毛泽东为《刘表传》作注不难看出，在毛泽东看来，为人者，不能光有其表，而没有其实。要勇于进取，有远大志向，不能满足于一时的安逸，做土皇帝。要居安思危，有所作为，这才能是真男子汉。

    借《三国》雅号典故，评党内领导干部

    毛泽东借《三国》雅号，对他们大都有过详略不一的评点。

    早期着名的共产党人，在性格、能力、工作方式上，大多特点鲜明，有的还因此获得一些外号或雅号。

    经过长期革命战争的锤炼，到新中国成立前后，党内英雄辈出，群星灿烂，人才极一时之盛。

    毛泽东借《三国》雅号，对他们大都有过详略不一的评点。

    关于周恩来。毛泽东1949年12月2日给柳亚子的信中曾说：“周公确有吐握之劳。”我们知道，曹操有过“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名句，毛泽东借此点明周恩来理政之勤、之德、之能。此前在西柏坡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谈到新中国政府未来组成时，其他人事都未商量，毛泽东独独谈到：周恩来一定会参加政府工作，其性质相当于内阁总理。一直到1974年周恩来身患绝症，在筹备四届人大时，毛泽东仍然认为，周恩来是总理角色的不二人选，说：“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

    关于陈云。毛泽东1950年4月谈到陈云在新中国成立前后主持平抑物价、稳定市场的工作时，曾在一张纸上写下一个“能”字。这是借诸葛亮《前出师表》里叙述刘备评价向宠的用语：“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毛泽东后来还说：

    “平抑物价，统一财经，其功不下于淮海战役。”在1956年推荐陈云为中央副主席时，毛泽东说：“我看他这个人是个好人，他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不要看他和平得很，但他看问题尖锐，能抓住要点。”1959年4月在上海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又说到陈云：“他这个人是很勇敢的，坚持真理也勇敢。我看他这个同志还是经验比较多一点。真理往往在一个人手里。”1959年6月24日同王任重谈话时，谈到大跃进的失误，毛泽东又讲：“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陈云同志对经济工作是比较有研究的，让陈云同志来主管计划工作、财经工作比较好。”

    关于彭德怀。1935年毛泽东写给彭德怀的诗中的名句，“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是大家熟悉的。后来，毛泽东还说过彭德怀是“猛张飞”，但也是“粗中有细”。

    关于叶剑英。毛泽东借用明代李贽的自题联语“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来评价。其他如杨成武文韬武略，不属匹夫之勇，人称“锦马超”。许世友被称为“黑旋风”，中国历史名将都能在他麾下找到相似者。

    捡拾毛泽东在不同时期对党内领导干部的评点，得到的启示是，一项事业、一个部门、一个地区的工作，都是由相应的干部团队挑着大梁干出来的，对这个团队的核心人物来说，时常关注一起干事业的骨干们的情况，分析他们的特点，发挥他们的长处，彰显他们的业绩，应是一件需要上心去做和经常去做的事情。毕竟，事业的关键是用人，用人的前提是知人。

    毛泽东善于从雅号中识别、使用干部，是他独具的高超领导艺术。

    三国归晋

    汉末开始大分裂，黄巾起义摧毁了汉代的封建统治，后来形成三国，这是向统一发展的。

    在三国中，蜀是最弱的一国，所以，诸葛亮采取了以攻为守的策略，据守汉中，与魏展开争夺关陇地区的激烈战争。公元234年，诸葛亮进驻五丈原，病死军中，蜀军撤退。此后蜀军以姜维任统帅，屡次伐魏，都无进展。公元263年（景耀六年），魏派钟会，邓艾两路大军伐蜀。钟会率十万大军为主力，由斜谷入汉中，姜维在剑阁防守。邓艾以3万士卒奇袭阴平道，南下江油，在绵竹击杀诸葛亮之子诸葛瞻，直逼成都，刘禅投降。

    蜀国之所以终被魏所灭，其一开始的政策就出了问题。毛泽东认为蜀国失误在《隆中对》中的战略决策上。这个战略决策的缺陷就在于使本来有限的刘备的兵力又分散了。刘备占据荆州之后，再占益州，就必分兵让关羽守荆州。毛泽东称为“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后来，刘备占了汉中、成都后，诸葛亮又长期领兵据守汉中，毛泽东称“三分兵力”。

    毛泽东惯于借鉴历史，他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战略战术，很可能与他对“《隆中对》中战略决策失误”的认识有关。

    千里之遥而分兵，必首尾不能相顾，结果关羽失了荆州，刘备起兵伐吴，大败而归。至此，蜀汉的鼎盛时期过去，诸葛亮亦无回天之力，终被魏所灭。

    魏晋在灭蜀之前，军力强大，但对吴作战，却很困难。吴凭借天然屏障，以水师严密布防，魏缺少精锐水师，难以进攻。但灭蜀之后，地理形势发生变化，尤其是晋代魏之后，在蜀地江岸大造战船，训练水师，为灭吴进行充分准备。再者，吴帝孙皓的统治残暴黑暗，引起民众的不满。他为了加强长江上游的防守，迁都于武昌，江南人为其转运财物，劳苦异常，因此汉人和越人联合起义，反抗孙吴的统治，孙皓不得不还都建业；结果使上游的防务更加松弛。这给晋灭吴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公元279年，晋调六路大军共二十余万人伐吴，以太尉贾充为大都督，总统众军，各路大军所向尽克。次年3月，晋龙骧将军王濬的水师到达建业的石头城，孙皓被迫投降，吴亡。

    至此，中国自董卓之乱后90年的分裂割据局面结束，三国归晋，国家一统。

    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经过司马氏三代人的努力，终于篡魏称帝，三国一统归晋。

    毛泽东在谈这段历史时，评论说：“汉末开始大分裂，黄巾起义摧毁了汉代的封建统治，后来形成三国，这是向统一发展的。三国的几个政治家、军事家、对统一都有所贡献，而以曹操为最大。司马氏一度完成了统一，主要就是了那时打下的基础。”对这段历史做了精辟的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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