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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端坐紫帐的武则天依旧不动声色，权力在握，她并没有急于一时，她要的是奉天承运。

    遍布全国的情报网，一年两次的御史巡游，她倒要看看李唐宗室和旧臣能扛多久。她希望他们都能跳出来一头撞死在树上，那样她就捡只死兔子，也可以拎着兔子在朝堂之上教育那些想跳的兔子。

    自从李敬业之乱平复之后，上官婉儿已经感觉到太后武则天的精神越来越不平静。太后躺在龙床上久久难以入睡，上官婉儿在她的耳边轻声读太后喜欢的书籍或诗，或者陪她聊天。

    武则天入睡前后的这段时间，对上官婉儿来说，最大的快乐，莫过于能听到太后的种种个人意见，或述说她年轻时代的故事。

    上官婉儿心里清楚，叛乱虽然在短期内得以平复，但叛乱本身却使太后身为王者的荣耀感受到伤害，以致长时间仍无法得以完全平复。

    告密之风，封住了天下之口。朋友不可信，父母兄弟不可信，属下不可信。每个人的眼神里都写着同样一句话——别乱说话，有人会随时告发你！

    城市和乡下广大民众，尤其是那些世世代代居于社会最底层的民众，他们对武则天掀起的告密之风举双手双脚欢迎。长期的苦难，一朝得以申诉，他们奔走相告，从帝国的四面八方，向东都洛阳蜂拥而来。

    有一天，武则天上完早朝，在上官婉儿的陪同下登临洛阳宫的钟鼓楼。她站在制高点望着宫门外投书递信的人群，眼前的景象让她感动得几欲落泪。

    那些布衣百姓围住那只四色铜箱，就像抓住了一个随时可以改变命运的神。不管他们从那里来，又将归于何处，他们此刻只有一个心愿，那就是武则天能够看见他们的告密信。那些衣衫褴褛的远方来客让人想到，数以万计的人正从中原和南方风尘仆仆地往洛阳赶来。

    许久不曾感动的武则天被铜箱边散了又聚的人群深深地打动了，一时百感交集，她转身向上官婉儿口授了一道诏旨。如果十个百姓中有三个人愿意密告宫内宫外的各种隐患，诸如李敬业之流的祸乱就可以早做预防，将帝国的损失减少到最低。

    武则天让宫侍们取来笔墨纸砚，神闲气定地告诉上官婉儿：“我要让天下的老百姓都有和我直接对话的机会，即日起凡告密者不问职业、尊卑和身份都可以适时谒见太后。外地赴神都告密的百姓，旅途之上一律供以五品官礼遇，夜宿驿亭官舍，餐有七菜一羹。如果谁的密奏对我大唐社稷有益，都可以擢升为官；即使捕风捉影，也一律免于问罪。”

    上官婉儿笔录太后这道诏旨时，钟鼓楼上的宫女宦官们默然凝望着运筹帷幄的皇太后，他们的目光中有惊喜也有错愕，但更多的是一种茫然无解。

    很多时候，身边人始终无法摸透这个老妇人内心的真实想法。

    洛阳宫内传出的诏书很快让全国百姓处于一种史无前例的亢奋和狂乱之中，从洛阳到长安，从河北到剑南，扶犁的农人或锻铁的工匠都在为皇太后的圣明之举而欢呼雀跃。那些期盼盛世来临的文人墨客更是昼夜不息，为众多赴神都上奏的白丁们绞尽脑汁地拟草奏书。

    面对卷天席地的告密旋风，不论是中央还是地方，也不论官阶高低，所有官吏都要忙于应付，他们在告与被告之间寻找生存的空间，尤其是那些违法乱纪的大小贪官更是惶惶不可终日。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民众都有勇气参与这项举国运动，他们怕告密不成，遭到报复和迫害；也有人借机打压对手，搅乱时局，自己从中捞取政治利益。

    武则天不是不让朝臣们说话，而是让大家都要往她的思路上说。比如最近社会上开始流传的女主武王的传说，朝臣们可以就此在朝堂内外掀起一场舆论热潮。

    一直以来，武则天都是一个人在孤军奋战，身边缺少共同商量的心腹，她早就习惯了一个人策划经营，一个人扛下所有。

    虽然大部分告密者也说不出多少有实质性内容的东西，可武则天并没有失望。

    武则天通过这种方式，至少达到了两个目的：一是与底层民众形成了强烈的互动效应，直接听到老百姓的声音。二是用力摇撼了官僚系统的根基，她不问身份、官阶，对整个权力系统来了一次全面梳理。

    武则天希望借着告密之风，打击那些李氏宗室和门阀贵族，同时以此作为恐怖政治的武器。她要挑起人性深处的兽性，只要“人性”不灭，在权力系统断然实施惨烈的大扫除，就无法形成一以贯之的风险性。一旦不能坚持到底，局中人受到挫折时，他们就会有背叛和投降的可能。

    作为一个参与者，除了冷血无情，更要有魔鬼般的狡诈智慧，而且要对现在那些在职官僚，抱有一种怨恨和反感，同时投身者最好是体制外的人。

    权力系统本来就存在着派系之争，如果面临全体性的危机时，他们会立刻超越派系，产生紧密的连带作用。一旦形成在朝党派，要他们残害属于同一官僚社会的伙伴，难免会犹豫不决，这样就无法达到目的，这也正是武则天不选在职官僚的主要原因。

    垂拱二年（公元686年）春末，一个名叫唐同泰的人进宫面见武则天。他突然来到内宫并非前去告密，而是来向武则天报告一个祥瑞之兆。一天傍晚，唐同泰在洛水河边漫步时发现了一块紫色的石头，上面刻着“圣母临人，永昌帝业”八个大字。

    武则天从唐同泰手中接过瑞石，细细察看。经过长年河水的冲刷，这枚石头晶莹剔透，形同美玉，只不过上面的字体依稀显出新刻的痕迹。

    武则天会心一笑。类似这种石头，她已接到过好几件了。

    最近一段时期以来，祥瑞的吉兆从各地传向洛阳，像母鸡司晨、桃花冬放一类的绿章青藤早已压满了她的书案。在武则天看来，近来祥瑞之兆纷涌迭现，不论是巧合，还是出于人为，它至少预示着朝廷内外改朝换代的民意已蓬勃滋长。

    武则天立即将这枚瑞石赐名为“宝图”，将唐同泰擢升为游击将军。

    不久，雍州报告新丰县东南有座山从地下踊出，于是改新丰县为庆山县，四面八方的官员和民众都发来帖子祝贺。

    在这些歌功颂德的胡扯海捧中，却夹杂了一个不同的声音。说话的是江陵人俞文俊。

    他上书说：“臣闻天气不和而寒暑并，人气不和而疣赘生，地气不和而塠阜出。今陛下以女主居阳位，反易刚柔，故地气隔塞而山变为灾，陛下以为庆山，臣以为非庆也。诚宜侧身修德，以答天谴。不然恐祸灾至！”

    武则天大怒，将他流放岭南，后被六道使诛杀。其实俞文俊从性别的角度批评太后武则天“女处阳位”，根本没有分清楚事情的本质。

    事实上武则天是以母后的身份行驶母权和摄政权，借助于武力或者暴力，非法剥夺已成年太子或儿皇帝的人身自由与他们应拥有的合法权益，这种做法于情于理都是交代不过去的。如果强行取而代之更是将自己置于被动地位。

    大唐仍有不少忠贞不二的臣民，他们虽然无力兴兵勤王，但也不会不顾廉耻地完全依附于武则天。

    而那些将一己私利看得高于一切的官员们，虽然通过各种形式向武则天表明了自己的忠诚，但如果让他们冒天下之大不韪劝武则天登基，他们还是要考虑一下自己将来在这个体制内的生存进退的。

    俞文俊是一个儒生。怎么惹麻烦的又是这些读书人？武则天实在讨厌这些动不动就拿三纲五常说事的读书人，因为他们总是对“女主天下”的预言提出强烈质疑，说三道四。

    原本武则天对儒学并没有多大意见，怎么说儒学也算是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想。读书人爱读圣人言，她也没有意见，只要不对她的宏图伟业构成障碍就不是问题。武则天曾一度求助于儒学寻找她可以在权力世界更进一步的理由，由她亲自主持的贡士殿试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举办的。武则天必须自己或者是通过她的极亲信之人去创造机会和制造形势。

    2

    载初元年（公元690年）二月，武则天在神都洛阳城南门亲自举行殿试，选拔人才。

    唐朝建国以来，亲自面试选拔人才的皇帝，绝不仅仅只有武则天一个。显庆四年（公元659年），唐高宗就亲自面试举人九百人，最后钦点郭侍举等五人为甲等，令待诏弘文馆。

    当时面试的形式与殿试差不多，但没有坚持下去，形成制度。在武则天日后的帝王生涯中，也举行过科举考试，但都是由考官主持。武则天亲试只有这一次，所以尤显重要。为了这次殿试，武则天做足功课，提前一年下诏。五品以上的官员要做好人才推介，人数不限。

    考试当天，来自全国各地的上万名考生云集神都洛城殿，分八科参考，每科按照惯例策问二至三道。

    武则天希望能够从中选出一些将来能为自己所用的人才。她所理解的人才，首先是知识结构要满足朝廷需要。经过考场的严酷筛选后，这些进入官僚体系的读书人，要很快找准自己的位置。正因为如此，要着重考察忠诚度。武则天不希望自己选拔出来的人才将来成为政治对手。

    武则天亲自临考，所问的问题都是一些她所关心和思考的国际国内形势。诏令一下，来自全国各地的上万考生涌入洛阳城，科目又多，考试一连持续了半个多月，盛况空前。

    武则天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一手抓告密工作，利用酷吏压制政敌；另一手抓官员选拔工作，发现人才，利用人才。最让武则天头疼的，就是为女主天下寻求理论依据，也就是寻求儒家义理上的支持。毕竟以太后的身份称帝，并无先例可循。

    她翻遍儒家典籍，里面尽是关于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论述，一个字都没有留给女人。武则天对此很是失望，她觉得自己为一个王朝披肝沥胆大半辈子，可是到最后，她所扮演的始终还是一个配角，不过是戏份足够多而已。

    或许正因为如此，千百年来，史学大儒们给武则天定性为“太后重学士而轻儒士”。其实武则天又何尝不想重视儒学？可那些习惯拿圣贤之言说教的读书人，始终不愿意给她一个上位的理由。

    天授二年（公元691年），有官员家属拜伏于宫门下要求上书武则天。奏章是为一个叫李君羡的人鸣冤，这是贞观年间铁板钉钉的陈年旧案，本来是不值得拿出来炒作的。之所以再度翻案，是因为它所产生的社会效应。

    贞观年间，当时有太白经天现象发生，预示有女主武王将取代李唐。唐太宗李世民很快就将上天的预警锁定左武卫将军李君羡的身上。因为李君羡有一个乳名——五娘。李世民先是将“五娘”贬为华州刺史，后又轻信小人之言将他处死。

    很多年过去了，李君羡的后人一直活在“五娘”的阴影下。他们跑到这里来，就为告诉武则天一句话：李君羡当初是冤死的，他是做了您的替罪羔羊。您才是真正的武王，而他只是“五娘”。

    “五娘”不白死，武则天大张旗鼓地为李君羡追复官爵，以礼改葬。这些都是为了告诉天下人——武王当国，君权神授。

    在老百姓的心目中，皇帝不是出身于肉眼凡胎之人，而是上天派发的。

    俗话说，天命不可违。武则天在等待天命降临的那一刻，让天下人倾心归附的天命。在告密如风、酷吏横行的年月里，明哲保身、缩肉畏死的臣民越来越多，批评与反对者越来越少。

    当然李唐政权的忠诚之士们并没有丧失殆尽，他们只是不敢再组织串联起来以权力集团的形式与武则天正面对抗，就是偶有对抗也只是零星个别的小事件。

    整个帝国弥漫着阿谀谄媚之风，武则天刻意营造的天降祥瑞、必生新主的时代氛围已经渐趋渐浓。

    为了实现自己的帝王梦想，武则天将能用的手段都用上了，可谓齐头并进，技术不断升级。武则天在改革告密受理权之后，紧接着又对推鞫权做出调整。

    推鞫权就是审判权，它与告密受理权是整个司法权的两个组成部分。如果仅有告密受理权的改革，而无推鞫权的改革，恐怖政策无法实施。

    在唐初，推鞫权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一部分掌握在中书门下手中，具体审判者虽然是大理寺的官员，但遇到大案要案时常有宰相大臣们参与，一同审判。

    当案情严重到处死犯人时，中书门下具有重新研究的权力。

    武则天杀裴炎的时候，宰相等大臣曾与武则天有过激烈的争论，尽管大臣们并没有取得胜利，但这种制度仍然存在，至少没有被明文取消。

    垂拱三年（公元687年），武则天决意要大肆诛杀。她不能让繁杂的审判制度束缚手脚，决意要搬开这个绊脚石。这时候的整个帝国呈现出一种亢奋状态，这还不算完，还有最精彩的一幕即将上演，那就是重建上古时的明堂。

    所谓明堂，即“明正教之堂”，是“天子之庙”，有道是“王者造明堂、辟雍，所以承天行化也，天称明，故命曰明堂”，“天子造明堂，所以通神灵，感天地，正四时，出教化，崇有德，重有道，显有能，褒有行者也”。一般明堂都建于城南，即所谓“布政之宫，在国之阳”。

    也就是说，明堂具有君权和神权的双重象征，君主借神权以布政，宣扬君权神授。对一个帝王来说，修成明堂，其风光不亚于泰山封禅和开疆拓土。然而自周公建成明堂以来，修建成功的仅有汉武帝刘彻、王莽、光武帝刘秀。

    各种史料关于多数君王没有修成明堂原因的记载语焉不详。加之“明堂”又顶着儒家理想布政之宫的神圣光环，越到后来附会越多，诸儒对此争执不休，常令君王是非莫辨，难以决定，修建明堂号称中国礼制上的天字第一号悬案。

    自隋文帝、炀帝至唐太宗、高宗，对此动议多次但最后都不了了之。武则天想到现在要重修明堂会有人反对，那些李唐宗室、前朝旧臣、学问深不可测的名家大儒们，不会轻易通过。

    这是一块试金石，通过就意味着，他们不会反对她称帝了。武则天想到了结局，但却没有猜中开头。

    第一个跳出来反对她的，不是李氏众人，也不是平日里与自己大唱反调的异己分子，而是她最为信任的北门学士之首，她一手捧红的政坛巨星，现任宰相刘祎之。

    3

    由皇后到女帝的夺权过程中，每当武则天需要教训谁，北门学士总会挺身而出。咬人是一门技术活，粗人用牙齿撕咬，文人以道理噬人灵魂。相较而言，后者更让人感到可怕。

    垂拱三年（公元687年）夏天，当时的刘祎之五十七岁。从他任北门学士以来，就成为武则天的左右手，在太后的庇护下得以充分发挥才能，终于成为宰相。武则天亲口说他是帝国难得的“忠臣”。

    刘祎之是江苏常州人，其父刘子翼有着深厚的儒家教养，曾经在隋朝任官。他的性格爱恨分明，是非分明。凡是违背儒教之礼的，就是“大非”，是“邪恶”，他对“非”是绝对不会妥协的。

    作为北门学士之首，刘祎之不同于那些有脸没皮的酷吏。他温文尔雅，文采华丽。

    高宗、武则天时期正是唐文学蓬勃发展的时期，刘祎之少年时即以文采风流而闻名，与孟利贞、高智周、郭正一等齐名，时人称他们为刘孟高郭。

    刘祎之虽然儒学功底深厚，但并不是儒家眼中的三好学生，他随性放荡，有劣迹。

    他的姐姐曾在宫中担任女官，当时武则天的母亲荣国夫人杨氏病重，刘祎之的姐姐受武则天之命前去探望，刘祎之便偷偷跟着姐姐混进去开眼。

    他进去是冲着杨老太太进去的，让刘祎之感兴趣的是老太太荣国夫人。

    《新唐书》说“祎之因贺兰敏之私省之”，那段时间九十高龄的外祖母杨氏和二十出头的外孙贺兰敏之的私情正传得满城风雨，丢人丢到姥姥家。

    说好奇也好，猎艳也罢，总之刘祎之一门心思想去瞻仰这位杨老太太。文人的好奇心有时候比一般人要强烈，他们始终对这个世界抱有一颗不老的童心。谁知道事情败露，刘祎之也为自己的好奇心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被流放到嶲州（今四川省西昌市）。

    在嶲州的流放生活，对刘祎之的精神造成很大影响。经过苦难的磨砺，先父传给他的儒教精神彻底显露，犹如父亲的亡魂借着他的身体躯壳得以复苏一般。

    重新回归体制的刘祎之任官后，完全像是变了一个人。对母亲尽孝道，对朋友讲信义；每当领到俸禄，就大方地分给亲戚。他的机会是靠自己得来的，出众的文采引起了武则天的注意。皇后特地上表请高宗将其召还，拜为中书舍人，不久又蒙恩遇，被武后挑选进入北门学士的班子，同时入选的还有元万顷、范履冰、周思茂等人。

    时间回到若干年前，武则天陷入与章怀太子李贤争锋的战局。面对桀骜不驯的李贤，武则天要求北门学士为她编纂洗脑必读书目，作为太子李贤学习的必备读物。可见北门学士编书也具有一定政治目的，且直接介入了皇后与太子李贤之间的政治斗争。

    及至李贤被废，李哲继立为太子，此时刘祎之已拜为相王府司马，辅佐皇子李旦。他和李旦的师生感情也就是这时候培养起来的，他很快就找准了自己的位置。刘祎之与别人不同，因为他具有双重身份——太后的心腹、相王李旦的老师。

    在武则天废中宗立睿宗的时候，刘祎之作为铁杆粉丝坚定地站到了武后一边。他和裴炎策划并发动了嗣圣宫变，把中宗赶下了台。

    这时候的他和裴炎的想法一样，都天真地以为这完全是废昏立明，利国利民的大好事，要把事情办好，把好事办实。

    做老师，谁不希望自己的学生将来能够有大出息？刘祎之并没有意识到，他和武则天的幸福时光已经悄然结束。因为武则天并没有遵守承诺把政权交给李旦，反而把李旦幽禁深宫，自己临朝称制了！

    惊愕，自责，恶心，失望，有生第一次，刘祎之对一向敬若神明的女主人产生了不满。

    不满归不满，刘祎之毕竟不同于裴炎，他拎得清自己几斤几两。他还不具备和武则天讨价还价的条件，他只是一个权力追随者而非同盟军。武则天做出的决定，又岂能容他置疑？

    刘祎之选择了沉默。他的驯服得到了武则天的丰厚回报，顺利地升为宰相，尤其在除掉裴炎之后，刘祎之的事业很快达到了一个顶峰。凡军国大事，所有诏敕全出自刘祎之一人之手，殊恩荣宠集于一身，当朝无人能及。刘祎之也没有辜负太后期望，处处注意维护武则天的形象。

    当时有个叫房先敏的人因罪被贬外放，他认为处置不当，跑去向宰相陈述。接待他的是因主审裴炎一案而获升职的中书令骞味道。骞味道不知道自己哪根筋出了问题，居然玩起了推诿扯皮。他说：“这都是皇太后出的主意，我也只是照她的话做，没办法。”

    刘祎之赶紧出来打圆场：“这次不关太后的事，是我奏请的，是我的责任。”

    武则天知道这事后，把骞味道贬为青州刺史。武则天同时重赏了刘祎之，并当众夸奖说：“下属（臣子）的美德在于随时随地维护领导（君主）的形象，像刘祎之这样有好处让给领导，有黑锅自己背，才叫作真正的忠诚。刘祎之不愧为臣子典范。”

    身为武则天最为信任的朝中大臣，刘祎之忠实地担任辅政工作。可是自从武则天利用告密出身的酷吏实施恐怖政策以来，他对太后产生了很大的不满和忧愤。

    在竭力维护武则天形象的同时，刘祎之仍然梦想着睿宗有一天能够走上前台成为一个真正的独立掌权者。他不是一个拿着薪水混日子的人，做不到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他也试图说服自己，可一觉醒过来，他又陷入两难境地。

    终于有一天，刘祎之憋不住了，向自己的属下贾大隐大倒苦水：“太后既然已经废昏立明，又何必临朝称制？还不如把大权交给皇帝，让天下人都安心。”

    话说出去了，刘祎之感觉心里痛快多了。可贾大隐不痛快了，凭什么你要把内心的苦闷倒给我？我该怎么办！我又不能挖个坑把它埋了，老子告密去。

    贾大隐没让这句话过夜，就将它原版密奏给武则天。告密，告来告去，却告到了自己人头上。武则天不仅发出疑问：刘祎之是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如今却有逆我之心，难道他就再不顾念我对他的恩情了吗？

    贾大隐领到赏钱，就抱着有好戏看的心态，等着刘祎之入狱，等着抄家灭族的队伍浩浩荡荡开进刘祎之的家。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更长的时间过去了，刘祎之还是刘祎之，像个没事人。

    看似风平浪静的官场，无时无刻不在暗流涌动，很多时候局外人无法体会局中人所处的困境。太后武则天已经有段时间没有单独召见自己，也没有对自己露笑脸了，刘祎之还是察觉出了什么。

    刘祎之，谁让你选择了这条路？很多东西你只有自己去扛。刘祎之所能做的，也只是自己安慰自己。他拨着手指头，算一算自己还有几天的活头。

    北门，又称玄武门。十年前，刘祎之和他的那些小伙伴们就是从这条捷径直达禁中，成为皇后武则天的座上客。时光上溯得更久远一点，太宗皇帝就是在这里发动兵变，一举除掉了他的两个兄弟，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

    作为武则天的心腹，在无数次开门放狗运动中，刘祎之都是第一个冲出来咬人或是被人咬的。一个又一个皇子倒下了，一个又一个政敌也倒下了，自己的报应也该到了。

    刘祎之当了将近三年的宰相，按照经济学原理，他应该是大赚特赚的。那些瞪大眼睛等待他犯错误的官员，早已武装到了牙齿，只等最后的一扑，将其撕成风中无法拼凑的碎片。

    刘祎之早已熟谙规则，在权力场上他是一个老运动员。他能够感觉得到，他周围的那些虎狼之人早已打磨好了獠牙。对他来说，只有一件事情可以做，那就是等待。

    一如刘祎之所料，很快大家就发现他与武则天之间已有裂痕。一旦有人走下坡路，就会有人居心叵测地落井下石。于是，一封接一封的告密信送往宫里，今天说他收受诚州都督孙万荣的贿赂，明天说他与许敬宗的小妾私通。刘祎之很快就被妖魔化。

    武则天虽然相信自己培养出来的刘祎之的才华以及他过去所取得的政绩，所以极力忍耐，尽可能地不去过问这一切。但是大臣们接二连三地公开上奏，她无法再视若无睹了。

    武则天决定还是把刘祎之逮捕入狱，把问题查个清楚。

    无论是私通还是贿赂，都不足以让武则天产生动刘祎之的念头。前有李义府公开卖官，后有来俊臣强占人妻，武则天都能够做到宽大包容，可见令武则天真正动怒的还是他那句著名的话——还政皇帝。

    那么让谁去审这个案子？武则天的选择出乎所有人预料，当然也包括当事人。

    当时监察和司法机关都已被酷吏把持，武则天并没有将刘祎之交给那些手段毒辣的酷吏以及专门弹劾的御吏，或其他京官审问，是因为武则天对他仍有深厚的君臣情感的关系。

    树大招风，从他直属的部下以及那些落井下石者的相继上奏诬告可以想象得到。武则天不忍将其交给那些酷吏审问。如果交给那些恨他不死之人，结果就已注定，过程也极其可怕。

    武则天不希望把事情做得太绝，她希望刘祎之能够得到公平的审判，毕竟跟自己一场。

    选来选去，武则天选中了肃州刺史（今甘肃省酒泉县）王本立。当时王本立因事上奏，仍滞留在洛阳。交给不习惯亲自审判重臣的地方刺史手里——尤其被审问者，又是以学识和政治实绩闻名的宰相。这不是一般地方刺史所能对付得了的，因此到最后，就能达到不了了之的目的，刘祎之的性命就能得以保全。

    垂拱三年（公元687年）五月庚午，武则天传下一道诏令，将刘祎之赐死于家中。

    当王本立带人闯进刘祎之家，宣读太后敕令的时候，刘祎之表现得既平静，又吃惊。平静是因为一切尽是必然，吃惊是因为太后居然把自己交给一个地方刺史审判。

    刘祎之虽然也觉得自己不应该落入那些污浊不堪的酷吏手中，可是也无法容忍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官来审判自己这个堂堂的帝国宰相。刘祎之觉得自己受到了莫大的侮辱。原来自己虽然贵为一国宰相，但是在武则天的眼里也只配让一个地方刺史来审问自己。

    “你宣读的是什么敕令？”刘祎之用眼神的余光打量着王本立。

    “太后的敕令。”王本立不敢直视，低头回答，像是亏欠对方太多。

    “太后的敕令？”刘祎之明知故问，他明白武则天这次是动真格的了。

    “你是直接从宫里拿出来的吧？没有经过中书门下的也配叫敕令？”刘祎之语气傲慢，姿态无礼。

    唐代三省制度下中书门下二省对皇权虽然有约束性，但就这件事情来看，这种制度仍然不能有效地制约君主专制。唐制敕令是由中书省起草，门下省审议，才能正式发布。

    武则天临朝称制后创新工作机制，很多时候不通过三省。这边刚写出来，纸上的墨迹还没干，就直接拿出去发布。

    刘祎之的辩驳，虽然是为了自卫，但他所持的理由，却是非常正当的，他所依据的原则是唐太宗时代的原则。但武则天既然决意要建立起新的推鞫程序，刘祎之却搬出这套原则来，武则天又怎能容忍？

    如果不把旧有的制度推倒，而代之以新程序，那么她以后处决大臣都像杀裴炎那样费力，她要想推行自己的恐怖政策，将无从谈起。

    刘祎之与武则天之间的这场冲突，既是两种推鞫程序的冲突，也是两个时代，即唐太宗时代和武则天时代的冲突。刘祎之对武则天这一套早就心生不满，在人前说出来捅出来，他已经不打算再做最后的妥协。

    刘祎之的傲慢姿态使得王本立面如土色，半天没说出一句话。自己得罪谁了？刺史干得好好的，搞不清楚皇太后怎么会选中自己来主审堂堂的刘大宰相。

    王本立带着羞辱，带着满腹的疑虑和委屈，回去向武则天复命。他把情况一五一十地向武则天作了汇报，请太后定夺。

    武则天这次是真的愤怒了。看来刘祎之是铁了心要和自己对抗到底。她能够想象得到对方眼中那副高傲而又轻蔑的神情。武则天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背叛，尤其背叛者是她一手提拔起来的心腹。

    如果说私下他和同事议论还政皇帝还可以原谅的话，那么公开质疑武则天敕令的合法性，则是可忍孰不可忍？武则天本来希望能够大事化小，只要刘祎之能够认个错，对那些看笑话的旁观者有个交代，武则天是不会揪住不放的。但这种想法，轻易就被刘祎之粉碎了。

    武则天很快做出批示，刘祎之敢于对抗我派出去的御史（拒捍制使），立即逮捕入狱。昔日堂堂大国宰相，今日沦为阶下囚。大街小巷，妇孺皆知。

    闭关修炼的睿宗李旦也在第一时间得到消息，自己的老师被母后抓了起来。

    他和刘祎之的师生感情还是很深的，其他事他可以坐视不理，当哑巴，做聋子，可这事让他坐不住了。他也知道，自己在母后心目中几斤几两，但不管怎么样，该一个学生为老师尽的义务，自己要尽到。

    李旦鼓足了勇气，写了一份措辞婉转、情真意切的奏章，列举了刘祎之的过往功绩，请求武则天能够在这件事上宽容自己的老师，更何况给当朝宰相定罪还是要本着谨慎持重的原则。

    睿宗虽然是个傀儡皇帝，但皇帝毕竟是皇帝，瘦死的骆驼也比马大。李旦开口说话总比其他人力量要大，武则天多少要卖几分面子给他。刘祎之的亲友们都很开心，纷纷向刘祎之道喜。

    刘祎之看着身边狂欢的亲友团，一句话都没说，只是摇头苦笑：你们想得太天真了。太后临朝独断，无所羁绊。皇帝这么做，虽是好心，但只会让我死得更快。

    一句话让所有人都惊呆了，没有人比刘祎之更了解那个老妇人。

    一如刘祎之的推测，睿宗李旦的请愿书让武则天不再有丝毫的犹豫。自己养在身边的辅政大臣，原来和自己并不是一条心。刘祎之的存在将有可能成为自己执政路上最大的障碍，前有裴炎，这又出了一个刘祎之。

    睿宗的上表让武则天坚定了自己的想法。刘祎之公开挑战自己的权威，留下他就等于为自己实现下一步计划埋下一枚定时炸弹。睿宗李旦出面说情，武则天当然不会给他一次当好人的机会。李旦当了好人，那么自己只有背黑锅。她要让天下人都看清楚，今日之朝堂，是谁人在主宰。武则天立刻对刘祎之做出终审判决“因种种违敕，赐死”。

    或许是为了表现自己温情的一面，武则天给了刘祎之最后的特权——回家受死。

    刘祎之从牢狱被送回府邸，他并没有呼天抢地悲鸣。刘祎之已经做好了死前的一切准备，回到家中，沐浴更衣，面色平静，他让儿子给武则天写个感谢信（谢表）。他的儿子难过得心如刀割，哪里还能写出什么感谢信！

    刘祎之自己操起纸笔，一挥而就，洋洋洒洒写了几大页纸。谢表中有个人感情的流露，也有对帝国前途的忧思。四个监刑官面面相觑。王本立征求其他三个监刑官的意见，出卖刘祎之的贾大隐也在其中。

    写完，刘祎之把笔一掷，端起桌上御赐的毒酒，笑着对一旁的贾大隐说：“贾兄，太后有没有请你与我共饮此杯？”

    刘祎之端起毒酒，一饮而尽，从容赴死，时年五十七。面对死亡，刘祎之依然坚持自己的信念。武则天和刘祎之本来就是两个思想互不相容，却又自我意识十分强烈的人。虽然在特殊时期，彼此认可对方的器重，但时过境迁却又不肯让步，最后只有相互撞击而迸出火花。

    由于工作之便，台秘书郭翰、太子文学周思钧看到刘祎之临终给武则天留下的那份谢表，被刘祎之临终之言所打动。他们逢人就替刘祎之鸣冤，认为朝廷失去了一位有才干的忠臣。

    这件事被武则天所知晓，二人同时被贬黜外放。

    作为北门学士之首的刘祎之是武则天身边的头号红人，他的死完全是自找的。

    朝臣之中，刘祎之算不上是好人，也算不得坏人，他用自己的结局告诉我们，中国传统文人的倔强和骄傲，不因权势而凋亡，也不因富贵而折断。

    北门学士曾经是政坛一股重要力量，刘祎之被除掉后，能在武则天面前说上话的只有两个人，范履冰和周思茂。

    明堂之制，借建李唐宗庙为由修武周祖庙，都是这两个人出的点子。此一时非彼一时，当年组建北门学士，武则天是押宝未来；而今天的北门学士，已经没有多少可榨取的剩余价值。

    没有利用价值，又掌握太多机密，不收拾你们，收拾谁？

    周思茂，垂拱四年（公元688年）下狱死。

    元万顷，永昌元年（公元689年）为酷吏所陷，配流岭南而死。

    范履冰，曾拜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兼修国史，载初元年（公元690年）因举荐不当被杀。

    曾经翻云覆雨的北门学士，除了武则天临朝前自然减员（病亡）的苗神客与胡楚宾二人，其他人都被武则天诛杀殆尽。

    对此时的武则天来说，世间已无可信之人，世间已无不可杀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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