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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会奇怪，李冲起事时，他事先所联系的那些宗室诸王都在干些什么，为什么迟迟不见他们呼应而起？原来在接到李冲起兵的消息时，李冲已处于不利态势。诸王为了保全自身，没有一个人响应援助李冲。在恐惧和疑虑中，他们还在犹豫到底陪不陪李冲玩这场死亡游戏。

    他们可以口沫横飞地谈论武则天的是非，谈论诛杀她、匡复李唐的光辉前景……话说得激情有力，可不代表真能办成事，尤其是大事。

    真到了发兵讨伐那一天，他们最先想到的是：保命要紧，还是不要做没有胜算的事。他们想的是，只要他们今生就这样遮目掩耳，沉默是金，那掠过帝国上空的风暴，也许就会从他们头顶上方安然地吹过，无损于家族的完整与荣耀。

    随着李冲起兵消息而来的，是他阵亡的丧报。这消息让宗室诸王产生一种劫后余生的庆幸，可他们这种侥幸自保的心理并没有保持多长时间。

    越王李贞怕了，他手里只有区区五千兵马，靠什么与武则天的十万人马斗？不过，李贞也有些忐忑不安，他曾在城西水门桥出游之时，临水自鉴。当时他看到自己的水影没有脑袋，心里很是不快，以为这是不祥之兆。不过，现在他也不顾不了那么多了。儿子已举事，他这个做父亲的又怎能不助一臂之力？可是还没等他举事，儿子阵亡的消息也随之传来。

    诸王按兵不动，估计也没有多少指望。事到如今，除了赶到洛阳当面向太后请罪，已经没有其他办法了，他以锁链捆绑自己，赶到驿站。

    越王李贞在驿站遇到距豫州城不远的新蔡县令傅延庆，这位县令已响应李冲的号召，率来两千兵马。傅延庆还不知道李冲的死讯，正准备去投奔李冲。路过李贞的地盘，准备找李贞写封介绍信，让自己到那边能够混个比县令大的官。

    这支奇迹般出现的军队给了越王李贞决战的勇气。他已经没有更好的选择，就算他放下武器，亲自赴神都洛阳当面向武则天请罪，也免不了一死。既然如此，还不如放手一搏为已死的儿子报仇。

    李贞决定封锁不利消息，给每个人注射一针强心剂，然后放手一搏。为了鼓舞士气，他在动员会上慷慨激昂，发表了一番演说：“我的儿子琅琊王的军队已势如破竹般地攻陷魏、相数州，如今已有二十万大军，数日内就会到达这里与我们会合，我们要奋勇杀敌，直捣洛阳。”

    李贞注射的强心剂维持不了几分钟，这些士兵大部分是受到胁迫，不得不服从的，根本没什么斗志可言。越王李贞最信任的人是裴守德，将女儿许配于他，任他为大将军。

    接到越王李贞发兵的快报后，武则天派宰相、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张光辅率十万大军去征讨。同时下令，把已死的琅琊王李冲抄家灭籍。

    当十万大军遮天蔽日地杀将而来，李贞的临时雇佣军只在城外做了短暂的抵抗就逃回城里，武则天派来的十万大军如黑云压城，豫州被里三层外三层围得风雨不透。

    在这形势万分危急的关头，越王李贞并没有忘记自己的尊贵身份——李唐皇室，自己不是一般的流寇。他正了正衣冠，决定使出不到万不得已都不会用的招数——念经。他将县内所有的道士、和尚集合起来，日夜在城内作法念经，祈求胜利，又要所有士卒佩戴一份避兵符——上面写有北斗、日月字样的护身符。

    这完全是一幕黑色幽默剧。在凄厉的血腥屠杀中，声声佛号成了命运的咏叹调。几千人面对十万人，这根本不是一个重量级的比赛。

    豫州官民纷纷投降，打开城门迎接政府军。官军入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只有李府的家僮拼死抵抗，他们一心护主，可他们的主子早就没了影子。

    李贞已经无心再战，结局虽然早已料到，但他没有想到会这么快。

    李贞将妻子、儿女、女婿召集起来。他捋了捋风中的白发，长叹一声：“事已至此，岂能坐以待毙？”他将带在身边以备万一的鸩毒混在酒里，一饮而尽。一家人选择了集体自杀。李唐皇室的护权行动就这样成了一场闹剧。

    李冲折腾了七天，李贞比他儿子稍微强一点，前后持续了十七天。

    宗室诸王当初借着密使及书信暗地往来，彼此之间早就定下打倒武则天的盟约。其中鲁王李灵夔的次子右散骑常侍范阳王李蔼派密使见越王李贞时，就曾经不自量力地说过：“诸王如果能同时从四面八方共同举兵起义，那还政大功就唾手可得。”

    当共同举兵成为一个笑话，那就注定了这场血与火的游戏从一开始就是一场梦境。当然，诸王所在地相距甚远，不便商量细节、统一行动是原因之一；但是每个人所表现出来的胆怯和犹疑才是失败的主因。

    年轻而冲动的琅琊王李冲一个人挑起这场战事的开端，不幸七天就惨败身亡；其父亲越王李贞在仓皇之间数次改变决心，最后虽然起兵，但是从一开始就陷入被动无望的泥沼。父子相继而亡，所谓诸王共同举事，也成了武则天试探天下人心的一场不大不小的事件。

    这场由李唐宗室人员发起的讨武之乱，在很短的时间内即被平灭，这完全出乎武则天的预料。这次事变中透露出来的某种信号使武后兴奋不已。李唐王朝看来的确气数已尽，尽管叛军打出了匡复唐室的旗号，但天下臣民竟无人响应，武则天清晰地看到了人心的向背。

    尽管李唐皇室成员打出了匡复的旗号，以恢复李家天下为号召，但是并没有产生动员和组织人民的作用。武则天已经取得了社会的拥护，她已无可辩驳地成为这个王朝的代表。人们不再听信所谓“匡复”的宣传，与皇室血统相比，老百姓更渴望安定，反对在“匡复”名义下发动的战争。

    事实证明，与武则天直接叫板是要付出代价的，更大的网早已打开，更血腥的杀戮开始全面爆发。

    豫州城破，张光辅的十万大军进入豫州城。他们没有张榜安民，也没有打扫战场，十万人到处放火，四处砍人。谁杀的人多，谁的军功章就多，管你杀的是抵抗的兵，还是臣服的民，最后豫州成了人间地狱。

    此时，一位重要人物登场了，他就是狄仁杰。

    狄仁杰，字怀英，生于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并州太原（今山西太原）人。

    狄仁杰生于一个官僚地主家庭，其父担任过夔州长史。作为地方长官的儿子，狄仁杰并没有躺在自己老子的光荣簿上吃老本，不逃学，不逃课，不和其他干部子弟斗蛐蛐，一门心思忙学业。

    由于自己的出身，狄仁杰从小受的教育应该是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李唐王朝，像忠于自己的信念一样忠于李唐王朝。为了走好应试科举这条路，他应该没少死记硬背一些朝廷指定的考试专用书籍，日数千言不肯休。这些书籍无非是教育人如何做一个合格的朝臣，如何捍卫李唐来之不易的建设成果。

    在这种填鸭式教育方式的灌输下，狄仁杰长大后便以明经举第出任汴州参军，成为体制内身份低微的幕僚。何为“明经举第”？这是汉朝出现的选举官员的科目考试，始于汉武帝时期，至宋神宗时期废除。被推举者须明习经学，故以“明经”为名。明经与进士二科是构成唐朝科举的基本科目，明经又分为五经、三经、二经、学究一经、三礼、三传等。那一本本大部头书籍像一块块板砖，拍碎了无数读书人的青春韶华。

    考试采取先帖文，后口试的方式，也就相当于今天公务员考试中的笔试和面试。

    笔试就是比谁的文章写得好，能写到主考官的心里去，谁的分数就高。

    面试就是考察理论结合实际处理问题的能力。考试的时候，从上面的内容中抽取十条来考你（问大义十条），答题者要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圣贤书里找出不同的答案（答时务策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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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狄仁杰就是通过朝廷的人才选拔考试，混了个汴州参军。级别虽小，却是升迁的第一步台阶。狄仁杰的仕途之路也颇不平坦，他到汴州时间不长就吃了官司。官司吃得有点冤，因为是被人诬陷。

    这个案子转来转去就交到阎立本手上，低级别官员违法，通常是先确凿证据，然后就地免职。在狄仁杰被调查期间，大唐另一个人才，工部尚书阎立本在河南任道黜陟使。此人在书画界和工程建筑领域都有一定的地位。太宗在宫中凌烟阁挂的二十四功臣肖像画，正是出自他的手笔。

    但审来审去，阎立本却审出了新意。到了最后，他用十个字做结案陈词——“河曲之明珠，东南之遗宝”。

    显庆五年（公元660年），高宗李治携皇后武则天出游汾阳宫，途经并州太原。当时的并州长吏李冲玄是个官场投机分子，很擅长抓机会表现。他发现在皇家车队去汾阳宫的路上要经过一座妒女祠。此时的武则天已经开始向权力高处走，并辅助高宗皇帝处理政务。如果因为此行，而遭了妒女之嫉，发生什么不测，谁也担待不了。

    李冲玄从当地找了数万的农民工准备修筑开辟一条新的阳光大道，供皇家车队使用。狄仁杰对此事持强烈反对意见：“天子之行，风伯清尘，雨师洒道，何妒女避邪？”意思是，天子出行，那是要惊动上天的，天老爷会派风伯雨师开道的，小小妒女想害皇后，根本不够资格。

    高宗皇帝听到这个消息后，称赞狄仁杰“真丈夫矣”。狄仁杰这里拍的又何尝不是马屁，不过是变相的罢了。但他的这个建议化解了一场劳民伤财的闹剧，是具有建设性的马屁。

    狄仁杰在后来的政治生涯中，把这种具有建设性的马屁拍到了极致。

    武则天平定李唐宗室之乱后，就把狄仁杰安排到豫州担任刺史。狄仁杰本来以为是让自己来安民的，可到现场一看，根本插不上手。政府军在城内疯狂地烧杀抢掠，让他震惊。

    他知道，伴随着权力的争夺，是无数生灵横遭涂炭。他实在看不过眼，想替老百姓说句求情的话，可他明白眼前那些拎刀的将士只是提线木偶，这疯狂一幕的主使者正是武则天。

    狄仁杰的报告写了又撕，撕了又写，他犹豫，他恐惧，与裴炎、刘祎之这些超级大腕相比，一个小小的刺史说的话能有几斤几两？不管怎样，为求心安，豁出去了。

    他在写给武则天的奏章中指出，老百姓是无辜的，请太后哀怜这些无辜受累的百姓。同时他带领豫州的政府人员走上大街，全力阻止张光辅的暴虐行径。

    接到狄仁杰的奏章，武则天也做了反省，觉得这么做实在有点过火。在狄仁杰的一再争取之下，武则天将所有囚犯减刑一等，流放到丰州（内蒙古临河县）。囚犯排成列，由警卫护送至丰州，途经甘肃宁州。

    宁州是狄仁杰两年前担任刺史的地方。当时右台监察御史郭翰正好到陇右各地巡查，一路上都听到老百姓对各自的州衙门施政不满的批评。可是进入宁州地界，他们却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经常见到许多老人围在一起唱歌。打听之下，原来老百姓在用这种方式歌颂刺史狄仁杰。郭翰十分感动，就向朝廷报告。

    狄仁杰也因此被擢升为冬官（工部）侍郎，宁州的百姓庆祝狄仁杰升官，就像办喜事那般高兴。当狄仁杰离开时，却又依依不舍地痛哭失声。宁州的老百姓为了感恩狄仁杰，专门为其树立了一块“德政碑”。通常官民关系就是很矛盾的事，即使双方相安无事，也容易产生龃龉。像狄仁杰这样的官员，实在是少之又少。

    当豫州城流放的囚犯进入宁州地界时，当地许多老百姓都出来迎接，安慰他们。“听说是我们狄公救了你们。”宁州的老百姓带着这些囚犯来到德政碑前，那些囚犯忍不住放声大哭。这悲怆的哭声中，有怀念，有感恩，充分显露出他们真挚的心意。

    早已见惯了哀愁场面的护送官员以及州衙门的官吏，面对此情此景也不由得潸然泪下。特别允许当地老百姓招待囚犯三天。当地百姓和囚犯在德政碑下设斋，为狄仁杰祈福，也为自己祈福。

    三天过后，所有的囚犯在宁州百姓的目送之下，在严寒的陇右秋风中，向北而去。他们流着泪水，频频回顾。他们到了流放之地，也没忘了立碑刻文，颂赞狄仁杰的功德。

    狄仁杰递补豫州刺史的这段时期，以前担任征讨诸军节度使的宰相张光辅为处理事务也同军队在豫州留守。

    留在豫州的士卒恃功而任意杀戮、强奸、掠夺、恐吓，给当地居民带来了祸患。狄仁杰身为刺史，对这些士卒大加指责，并严厉阻止士卒的暴行。不满的士卒上诉张光辅，张光辅偏袒士卒，把狄仁杰找来，强烈责备他做法不当。

    狄仁杰并没有让步，而是冷静地看着对方依仗身居高位而表现出的蛮横态度，反驳道：在黄河以南叛乱的只不过是一个越王贞罢了，现在这些将士到处胡作非为，可谓是“今一贞（越王）死而万贞生”。狄仁杰对此的解释是，要士卒对百姓滥施暴行，为贪功而滥杀投降者，这样只会激起更大的暴行。这么做等于是出现了一万个越王贞在扰乱国家安宁。

    狄仁杰越说越激愤：“明公对此视而不见，如果我这里有尚方宝剑，就会砍下明公的首级，然后自刎。只要能够制止豫州城内的暴行，我愿意承担一切后果。”

    在狄仁杰义正词严的指责之下，张光辅本来就无言以对，再加上对方杀气腾腾的语气，激起了张光辅心底的愤怒。一个小小的地方刺史居然敢向当朝宰相叫板？真是吃了熊心豹子胆。

    回京后，宰相张光辅在武则天面前狠狠地告了狄仁杰一状。

    为避免再起风波，狄仁杰被左迁为复州刺史。此地距离神都洛阳有千里之遥。在今后的十几年里，狄仁杰将用他的仁心侠骨，化解严酷时代的一块块坚冰。

    垂拱四年（公元688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神都洛阳南郊外的洛水河畔，人头攒动，彩旗飘展，一场规模盛大的“受图拜洛”仪式即将举行。

    几乎在拜洛大典举行的同时，一场更大规模的杀戮也在迅速推进之中。武则天在这件事的处理上可圈可点，既听取了建议，又保全了自己的面子，更重要的是借掀起的疯狂杀戮，起到立威的作用。

    越王李贞打着捍卫李唐皇室尊严的旗号，发动了这场前后时间不足一个月的所谓抗争。李贞父子走了，可很多人不还是活得好好的吗？尤其那个唱高调比唱歌还好听的常乐公主。

    博豫事件之后，武则天勒令韩、鲁两王来到京师，武则天将他们交给监察御史苏珦。其实早在四年前，武则天刚刚临朝称制之际，就想杀掉韩、鲁诸王。那时候条件还不够成熟，而现在，她不需要再顾忌什么。

    武则天在漫天血雨之中，将韩、鲁诸王及常乐公主夫妇等一起收审下狱。

    如何将李唐皇室作为釜中之物一锅煮成为武则天权力之路上的新课题。她要在称帝之前摆平一切。如果等到她称帝之后再大开杀戒，效果和当下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因为到那时她会戴上一顶窃国僭主的大帽子，就算登顶权力巅峰也换不来民心。

    现在的她是皇太后，是自己的皇帝儿子哭着喊着让她代为临朝的当国之人。反对她就是与整个帝国为敌，人人得而诛之。

    为了表明自己并不是存心冤死李唐皇室这帮人，武则天没有动用那些说话就能杀人的酷吏，因为她知道这帮人什么样的场面没见过。武则天派监察御史苏珦来审理此案，结果苏珦的办案能力让她大失所望。

    苏珦折腾了很长时间，始终无法定案。苏珦不是办案能力差，而是他与韩、鲁二王有着难以言说的合作关系，他也是士族地主人物。武则天召来苏珦，责问他折腾半天为何不能结案？是不是庇护逆贼？苏珦不解释，不辩论，一句话也不说。

    武则天看着眼前的苏珦，想骂又不忍开口，说一个书呆子谋反实在是太过牵强，最后只好一声叹息：“爱卿乃大雅之士，朕当别有驱使，此案就不劳烦爱卿了。”

    武则天没有找苏珦的麻烦，怪只怪自己用错了人，只好将其打发去了河西做监军。

    通过这件事，武则天悟出一个真谛：一个君主要做到人尽其才。会绣花的，你不能让他去抡大锤，弹棉花的你不能让他去弹钢琴，不然浪费人才不说，耽误大事就后果严重了。

    武则天把主审李唐皇室的任务交给了周兴，事实证明，武则天这次没有看错人，周兴也用实际行动回报了主子的信任。以周兴取代苏珦，是武则天政策转向的明确信号。她在推动恐怖政治发展的过程中，在士族成员中找不到忠心于她的人物，只好起用庶族。

    自周兴被起用之后，来俊臣、侯思止、万国俊等大群出身低微的人被提拔，成为酷吏，同时成为重要的司法官。

    这个外表慈善如老妇、心如蛇蝎的周兴有个牛头阿婆的称号，他绝非浪得虚名。苏珦埋头折腾半天都没结果的李唐宗室谋反案，到了周兴手里不过是小菜一碟。

    离越王父子败亡不到一个月，韩、鲁诸王及常乐公主夫妇通谋案便尘埃落定。周兴这个杀人机器，他创意十足的杀人方法让李唐皇室的这些人也难逃其魔掌。以杀韩、鲁两王为起点，武则天开始清洗李唐皇室及亲附于他们的士族。

    武则天以皇太后的身份临朝称制，其权势虽与女皇已经没有任何分别，但毕竟没有黄袍加身。不过随着权势欲望的增长，这一天迟早要到来。

    虽然如此，想要真正登上皇帝宝座，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反对她的人，前有李敬业、后有越王李贞等人，而以李唐皇室为成员的反对派仍有不容小觑的实力。

    武则天既然已用强有力的铁腕打败了那么多的政敌，还何惧之有呢？

    武则天想要乘着平叛胜利的东风，向着既定的目标一路挺进。正因如此，当武承嗣建议“尽诛皇室诸王及公卿中不附己者”的时候，武则天没有反对。

    怎样才能做到尽诛皇室诸王及高级官僚中的反对派呢？对于那些公开的反叛者，可以出兵征讨；但对于那些分布于朝廷内外、全国各地的潜藏的政敌，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利用酷吏的非常规手段，掘地三尺。

    虽然唐初以来实行的法律主要是维护李唐皇室和旧臣利益的工具，但是当这个工具一旦成为武则天的法器，她就可以用它来维护自身及支持者的利益。

    当李唐宗室和旧臣危害到她的利益时，武则天毫不犹豫地将法律变成了镇压对方的工具。

    在剩余的李氏皇族之中，武则天的第一目标是申州刺史东莞郡公李融，他是高祖李渊第十五子故虢王李凤的第五子。

    李融自幼就以武艺闻名，当黄国公李撰与越王李贞共谋举事之际，李融受他们的邀请，订下起事时支援的盟约。

    虽然越王李贞举兵，派密使来游说，希望他能遵照盟约给予支援，可是李融佯装病重，没有前去帮忙。

    越王李贞死后，司刑寺（大理寺）审理宗室诸王造反一案时，李融坚持说没有答应越王李贞的要求。

    由于他坚定的态度最初赢得了武则天的信任，因此被任命为右赞善大夫，正五品。

    李融正在暗自庆幸，自己躲过了这场清洗大劫难。不料却有人事后告密，揭穿他以前和越王李贞订盟约之事，李融被投入大牢。

    本来，知道造反而不报者，视为与造反者同罪，加上他事先又和造反者订有盟约，自是死罪难逃，被处以斩刑。

    武则天锁定的第二目标是济州刺史河东县侯薛顗及其弟薛绪、薛绍。

    薛顗的母亲是太宗皇帝第十六女故城阳公主。而薛绍是武则天的宠女太平公主的丈夫。

    作为驸马的薛绍没有理由参与这场叛乱。难道仅仅是因为他的母亲是李唐的公主？这个理由显然站不住脚。

    史料给出了截然相反的两种记载。一是《新唐书·公主传》，说：“琅邪王冲起兵，顗与弟绍以所部庸、调作兵募士，且应之。冲败，杀都吏以灭口。事泄，下狱俱死。”

    按照这种说法，薛绍兄弟确实已经出钱招兵买马，准备造反，可惜李贞父子太窝囊，还没等他们响应就失败了。薛家兄弟为了掩盖罪行，又杀了手下的具体执行人员灭口，但最终事情暴露，所以被武则天处死也算是罪有应得。

    但是，《旧唐书·外戚传》中却说：“绍，垂拱中被诬告与诸王连谋伏诛。”也就是说，薛绍本来没有谋反，说他谋反是一种诬陷。对于不同的记载，哪一种才接近于事实呢？

    真实情况很可能是这样的：薛绍的哥哥薛顗参与了谋反，而薛绍并不知情。

    薛绍的哥哥对武则天心有忌恨。因为当年薛绍的两个嫂子因不是名门大族出身，差点被武则天强行休掉。武则天认为自己的女儿与小门小户的人当妯娌，是辱没太平公主金枝玉叶的身份。

    当初太平公主和薛绍的婚事就曾经让薛府上下忧虑重重，如今，太平公主为薛家又生下三男一女，她的尊贵身份更是让薛家不敢稍有怠慢。

    尤其让薛家人感到羞辱的是，武则天要薛家兄弟向武则天的面首薛怀义持以侄儿之礼，这种屈辱感更令人难以接受。

    正因如此，李唐宗室联合造反，薛顗几兄弟群情振奋地准备响应，这也并不奇怪。

    案发后，太平公主曾经当面向母后求情，希望能够留下薛绍的性命。

    太平公主乞求母亲能够不杀薛绍，她说：“我们刚刚结婚七年，感情这么好，最小的一个孩子才满月，您怎么能够忍心把他杀死呢？再说您说他谋反，证据在哪儿啊？您仅仅怀疑他，就能把他杀死吗？”

    在江山稳定和女儿的感情之间，武则天选择了前者，最终还是把薛绍以谋反罪论处。

    为了照顾太平公主的颜面，武则天并没有将薛绍直接斩首，而是将其打了一百大棒，扔进监狱里活活饿死。

    这一年，太平公主刚刚二十五岁，一个女人在最好的年华里失去了自己深爱的夫君。

    父亲因叛乱罪被诛杀时，通常他的儿子不是被杀，就是被处以流放之刑。可薛绍的三个儿子崇简、崇敏、崇行在母亲太平公主的极力庇护之下，得以保全。

    青州刺史霍王李元轨本来就和越王李贞共谋，自知事到如今已无法逃避，在战战兢兢的等待之中，最后被流放黔州。

    在押送重犯的槛车里，从青州到黔州的漫漫路途中，忧闷的心情，加上难以下咽的食物，刺骨的寒冷，槛车剧烈的震动，押送士兵的苛刻言辞，使得霍王李元轨大病一场。

    在没有药物和得不到任何休息调养的情况下，他的病情日渐恶化，终于死在半途。

    李元轨的长子金州刺史江都王李绪被处以斩刑，尸体曝晒示众。

    即使如此大规模扫荡，但在李氏皇族及朝臣中，对太后武则天持有反感或叛意的种种行动，今后仍会继续进行。

    慎重多谋的武则天，并没有对与越王李贞的叛乱无直接牵连的人下手。她准备耐心地等待机会，另一件重要的大事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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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场大清洗中，幸存的亲王级人物只有舒王李元名和纪王李慎。由此可见此二人能够躲过此劫，生存的本事也算修炼得炉火纯青。可是他们忘了，只要你还在世一天，危险就会如影随形。血统是他们的原罪，不需要别的理由。

    垂拱五年（公元689年）四月，高祖第十六子故道王李元庆之子李湮、太宗第七子故蒋王李恽（在高宗年间被属下诬告谋反，吓得主动自杀的那位）之子李炜等十二位皇族，都因叛逆罪被诛杀抄家，开除宗籍。

    打着越王叛乱的旗号，武则天马不停蹄地绞杀李唐皇室，没有错杀，只有不杀。这一年七月，漏网之鱼舒王李元名和纪王李慎束手就擒。舒王李元名因儿子与越王合谋，杀！纪王李慎知情不报，抓！

    纪王李慎是一个小心谨慎、本分保守的老实人。他的姐姐临川公主是武则天的闺中密友，去世的时候，武则天还亲自到场，撰文寄托哀思。估计他可能心存幻想，认为武则天会看在姐姐的面子上放过自己。不过所有的幻想都只是幻想，现实始终如刀。

    他的六个儿子，长子受来俊臣诬告早死，其余五子都在这次事件中被杀。

    李慎自越王李贞谋反之后就被抓起来审讯，审来审去也搞不出个所以然，折腾了大半年，最后还是被架上断头台。眼看就要刀落人头掉，武则天的免死特赦令从天而降。特赦令对他来说已经失去了意义，哀莫大于心死。纪王李慎稀里糊涂地被从断头台上架了回来，还没等他喘口气，便传来了几个儿子被杀的消息。

    他明白了，武则天这是在折磨他，让他生不如死。人世间最痛苦的莫过于经历了死里逃生的狂喜之后，又陷入了痛失至亲的狂悲之中。

    李慎虽然不用拿脑袋抵账，可还要继续受罪。于是直接被塞进囚车，披枷带锁流放巴州。巴州，又是巴州，昔日太子李贤的死难之所。李慎没有再给武则天折腾自己的机会，走到半途就死了。

    死，对他来说意味着解脱，死了干净，一死百了。就算能撑到流放地，他的生命之光也是黯淡将熄的烛火。

    李慎有个女儿是东光县主李楚媛，从小就孝顺父母，懂礼貌，待人接物大方得体。后来她嫁给司议郎裴仲将，夫妻俩相敬如宾。据说婆婆有病，所用药物食品李楚媛都要亲口先尝，然后再喂婆婆；和妯娌们从不论长短争高下，关系非常融洽。

    当时的皇族女子都把骄横奢侈、相互攀比作为一种时尚，李楚媛在其中就显得格外另类，由此可见其家风之纯正。

    有人含讥带讽地对李楚媛说：“人所以看重富贵，是因为它能满足自己的欲望；现在你一人独自保持勤劳艰苦，追求的是什么呢？”李楚媛说：“我小时候喜欢礼，现在付诸行动，不正是满足自己的欲望吗！综观自古以来的女子，都以恭顺节俭为美德，以放纵奢侈为丑恶。我只担心我的所作所为让父母蒙受耻辱，别的还有什么追求啊？富贵如浮云，有什么值得向别人炫耀的！”

    大家听后既惭愧又佩服。父亲李慎的死讯传来，李楚媛痛哭不止，呕血数升，守丧期满后，她坚持近二十年不用润发的油脂。

    至此，高祖二十二子，太宗十四子，无一存活。

    接下来该轮到高宗后嗣了，高宗八个儿子，其中李忠、李弘、李贤已死。现在剩下的只有李哲、李旦、李孝、李上金、李素节。

    武则天下一步该修理高宗的两位庶子泽王李上金和许王李素节。这两位之所以还能能活到今天，除了运气成分，还因为他们早已没有李唐皇室的半点脾性，对武则天的地位构不成威胁。没有威胁，不代表没有存在，存在即合理，合理就不合规矩。

    六年后，武则天派周兴诬陷他们谋反，两人被押解到洛阳受审。

    离开舒州后，李素节等一行人，在半途中遇到出殡的人群。死者是个大家族，出殡的行列相当长，女人们哭泣的声音很响，在空旷的野地里，发出哀怨的回响，久久不息。李素节感叹说：“一个人能够病死是多么令人羡慕的事，怎么还如此哀哭呢！”言下之意，自己身为皇子，想要寿终正寝都不可能了。生为王孙贵族，还不如普通老百姓来得自在。

    等着他的肯定是死刑，最好的结果也不过是“赐死”。李素节一步一步向死亡走去。他回顾左右近侍，脸上露出一丝苦涩的笑容。追随在侧的仆人无言以对，他们的脸上不禁流下几行清泪。连京城都没让进，李素节就被武则天派人在洛阳以南的龙门驿用带子勒死，其九子一并被杀。

    而泽王李上金与许王李素节一同被征召入朝，听说四弟被杀，惶恐之下，也自缢而亡。他的七个儿子也被武则天于流放途中弄死。

    被控谋逆的李唐皇族中人都被李家媳妇开除宗籍，改姓为虺。又是类似于蛇的，看上去让人恶心的爬行动物。

    武则天总喜欢给人改姓为蛇类动物，当年将废后王氏改姓为蟒，得罪她的武氏兄弟也被改姓为蝮。也许她认为改姓之后，被她干掉的这些人到另一个世界里只能认蛇归宗了。

    高宗去世时，武则天为稳定局面将在世的韩鲁诸王加封为三公，现在已经被消灭干净。但早逝的亲王们仍有不少子嗣，在武则天的眼中，他们都是潜在的危险分子，躲在暗处，只要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蠢蠢欲动。

    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武则天没有消停下来的意思，仍然为剪枝修叶而不眠不休。至此，武则天已将当年为了安抚而加拜一品大臣的李氏亲王一网打尽。

    或许仍然觉得意犹未尽，这场清洗风暴从垂拱四年（公元688年）一直延续到天授元年（公元690年）九月以后，除了少数几人之外，其他皇族几乎都先后被武则天假酷吏之手进行迫害，或死或流。

    以《旧唐书》所载皇族子弟215人为参考，非命而亡的约有113人，其中武则天掌权时被杀的占到百分之六十，如果再加上武则天当政时期因罪流配、削爵或潜逃者14人，竟然高达百分之七十三。

    武则天对李唐皇室的清洗基本都是在高宗死后至她登基前这一段时间完成的，遭难的皇族也以高祖和太宗二帝的子孙与他们的女眷为主，受到李唐皇族牵连的女眷与亲友有数百家遭受大屠杀。

    所以《通鉴》在武则天登基前一个月叙述武则天再杀宗室12人时，还特别声明：唐之宗室至是殆尽矣！

    而周兴、侯思止、来俊臣等一帮酷吏，就是踏着李氏皇族的血才平步青云的。遭到肃清命运的并不只限于李唐宗室剩余的皇族成员，那些宗室的外戚以及希望李唐皇室归位的官员，都有被清洗的可能。

    在剪除李唐宗室的这场大狱里，周兴无疑是最受重用的酷吏，他快刀斩乱麻的断案方式深受武则天的赏识，累迁升为秋官侍郎。在大小酷吏中，周兴可谓独领风骚。

    载初元年（公元690年），周兴奏请武则天，废除所有李唐宗室的皇亲身份，取消李家宗籍。经过一轮又一轮的清洗，李唐皇室这棵大树已经枝凋叶落，就连公主驸马也逃不过。周兴用他狠辣的手段完成了摧毁李唐皇室的任务。

    就连自己的亲孙子，武则天也不放过。李贤的长子李光顺和次子李守礼，被长期幽禁于宫中十年有余。幽禁期间，每年都要遭到奉武则天秘命的宦官杖打，名义是“补偿亡父贤的大逆之罪”。

    这种杖责是十分残忍的，被打之人吃尽了苦头。

    等到玄宗李隆基执政时期，在诸王中有一种传说，已经成为邠王的李守礼懂得预报天气的法术。唐玄宗就让李守礼当场表演，李守礼就说，自己并不会特别的法术，而是身上的伤痕随着天气变化，给自己带来不一样的痛苦。

    李守礼当场解开衣服展示伤痕，虽然事隔多年，但伤痕仍然触目惊心，在身上形成山脉一般的褐色杖痕。

    玄宗及在座的人不由得侧过脸去，不忍细看。

    他们兄弟俩从幼年开始，在长达十余年里，都要遭受数次这种无情的杖责。

    随着时间的流逝，造反、复仇的志向都会随之消失殆尽。由于精神长期受到压制，让人变得阴郁、堕落。而这一切恰恰又发生在少年时期，在人格的形成上，更会留下可怕的后遗症。

    李守礼的后半生，在权力面前极尽媚态，对弱者或下属则表现得虚张声势；日常生活浮华奢靡。究其原因，与他幼年时期所遭受的屈辱和痛苦不无关系。

    永昌元年（公元689年）十一月，周兴上疏请除亲属籍，也就是将李唐皇室成员从门阀士族体系中清除出去，贬为地位低微的庶人。

    博豫事变爆发不久，武则天下诏：削去李贞及李冲父子的属籍，改姓为虺。

    随后，她又将以韩王李元嘉、纪王李慎为首的大批李唐皇室成员，改姓虺氏。

    除李哲、李旦等极少数人还保留着李氏姓氏外，绝大多数皇室成员都已经被剥夺了属籍。

    如果说，索元礼的存在是为了替武则天肃清与李敬业起兵有关的人员，为武则天的上位初步扫清了道路；那么周兴的出现则从根本上摧毁了李唐皇室的反抗力量。

    恐怖政治是武则天在君临天下之前布下的最后一场局，随着严酷局面的不断扩张，各式各样的人物带着不同的权力诉求和目的参与其中，使得恐怖政策具有复杂的特质，许多无辜者乃至武氏有功之人也惨遭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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