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对外交往，是以自己的国际地位为前提的，而国际地位又是以综合国力为基础的。因此，在外交战略中，要争取主动地位，要增强做事力度，要达到自己的战略目标，第一位的，最重要的就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把自己的势力搞强大。正如邓小平所说：“关键是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只有自己的事情办好了，才能做到“胜于先胜。”“先为不可胜。”邓小平认为，办好自己的事，主要有这样几件。
一、把自己的事情办好，首先是要保证社会的稳定
在邓小平外交战略布局中，社会稳定是推进社会发展和争取外交工作主动态势的两个重要的战略支点。没有稳定的社会环境，不仅在国内什么事情也干不成，而且对外开放也没人来。所以，邓小平明确告诉人们：“中国的最高利益是稳定。”确保稳定的社会环境，是贯穿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的战略性任务。邓小平从国家发展和国际环境的大战略高度出发，正确认识和把握改革开放和社会稳定的辩证关系，在国际风云变幻，国内社会转型，各种思潮此起彼伏，各种力量此消彼长的形势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每个重要阶段，都把维护政治上的安定团结和社会稳定摆在重要位置，精心运筹，果断决策，有效地维护了改革开放所需要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从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国际关系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一）稳定是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之所在
在邓小平的外交谋略思想体系之中，国家的稳定始终是摆在压倒一切的第一位的。因为失去稳定，国内的经济建设搞不了，人民的生活富不了，根本利益得不到，人民就不支持我们，社会就更不稳定，这样就会导致恶性循环，后果不堪设想。所以，邓小平领导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始终坚持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社会稳定，坚决清除影响社会稳定的不安定因素，毫不妥协地同破坏社会稳定的错误倾向作斗争，从而为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
第一，稳定已成为全体人民的共识。中国的近代史，是一部列强入侵、军阀混战的历史，充满了动荡和战乱，人民饱受煎熬，国家经济凋敝，国际地位低下。饱经苦难的中国人民渴望安定生活，渴望国家和平富强，渴望在国际社会挺起腰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推翻了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荡涤了社会的污泥浊水，迎来了难得的国内和平和社会稳定。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保证了国家经济的迅速恢复，保证了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顺利进行，保证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出色完成，中国人民尝到了国家和平、社会安定带来的利益。然而，20世纪60年代以后，我们党的指导思想逐渐偏向“左”倾，错误估计阶级斗争形势，以为阶级斗争仍然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并且认为只有发动群众开展某种形式的政治运动，才能有效清除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从根本上保证社会主义中国不变质。这种指导思想导致了十年“文化大革命”。这是一场社会大动乱，无数人被卷进了派性斗争的“内乱”之中，社会正常的工作秩序、生产秩序、生活秩序被打乱，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十年一觉扬州梦”。从“文化大革命”的噩梦中醒来，中国人发现自己空耗了整整十年时间，不仅一无所得，反而损失了许多发展时间和发展机遇。而在这段时间里，世界高新技术飞速发展，世界面貌日新月异，发达国家把我们远远地抛在了后面。痛定思痛，吃够了动乱之苦的中国人民终于认识到，稳定的社会环境太重要了，动乱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带来的只能是灾难和落后。邓小平说：“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已经证明，动乱不能前进，只有后退，要有秩序才能前进。再乱，人民吃不消，人民也不答应。要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就必须切实维护社会稳定。稳定是中国人民的最高利益之所在。
第二，只有稳定才能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成后，社会的基本矛盾不再是阶级斗争，而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相对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是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特别是在中国这样落后的社会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须长期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不断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满足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求，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必要条件。正是基于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邓小平领导我们党确立了中国现代化建设战略，争取经过三大步，到21世纪中叶把中国建成为一个中等发达的国家，为中华民族在21世纪的崛起奠定基础。要实现这样一个发展战略目标，必须保持社会政治稳定，不允许发生动乱。平息1986年底在北京、合肥等地发生的学潮后，邓小平在谈到发展目标时强调，要达到这样一个目标，首要的条件是需要政局稳定。“……中国不能再折腾，不能再动荡。一切要从大局出发。中国发展的条件，关键是要政局稳定。”1989年初春，社会动乱的苗头日趋明显。邓小平在这个期间多次强调稳定的重要。2月，美国总统布什来访，邓小平对他说：“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3月间，他对中央负责同志说：“我们搞四化，搞改革开放，关键是稳定。”因此，“凡是妨碍稳定的就要对付，不能让步，不能迁就……中国不能乱，这个道理要反复讲，放开讲……要放出一个信号：中国不允许乱。”邓小平把保持稳定和实现中国发展战略和外交发展战略目标紧紧联系在一起，要想实现这个战略目标，就必须保持稳定。
第三，中国稳定对世界也是贡献。邓小平强调，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解决好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使中国人民从贫穷中解脱出来，逐步过上富裕的生活，中国社会才能从根本上稳定下来。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稳定了，这本身就是对世界稳定做出的贡献。1990年邓小平会见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时说：“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中国动乱，那将是个什么局面？现在要是中国乱起来，就决不只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问题。那时还有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领导人的威信，说是‘全面内战’，到底不是大打，真正的内战并没有出现。现在就不同了，如果再乱，乱到党不起作用了，国家权力不起作用了，这一派抓一部分军队，那一派抓一部分军队，就是个内战的局面。一些所谓民主斗士只要一拿到权力，他们之间就会打起来。一打内战就是血流成河，还谈何‘人权’？一打内战就是各霸一方，生产衰落，交通中断，难民不是百万、千万而是成亿地往外面跑，首先受影响的就是现在世界上最有希望的亚太地区。这就会是世界性的灾难。所以，中国不能把自己搞乱，这当然是对中国自己负责，同时也是对全世界全人类负责。外国的负责任的政治家们也会懂得，不能让中国乱。”邓小平不是在危言耸听，中国大乱，光难民问题就会让这个世界难以承受。但问题远不止于此，中国不仅是一个人口大国，而且还是一个政治大国，中国虽然还不富裕，但对国际事务却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力。特别是几十年来，中国作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对于遏制世界战争发挥了积极作用。可以断言，中国越发展对世界和平越有利。邓小平多次说到，中国真心诚意地希望世界和平，坚决支持世界和平事业。但是，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力量还不够强大，对世界和平事业的贡献还十分有限。将来，随着中国的发展，必将对世界和平做出更大的贡献。这就意味着，一个发展的、稳定的中国，对于维护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如果中国陷入内战，走向衰败，那么维护世界和平就缺少了一支强有力的力量。另外，在中国日益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今天，发展、稳定的中国对世界经济繁荣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这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普遍共识。因此，把中国放到世界发展的大局中去考察，保持中国稳定也是必需的。
正是基于对稳定意义的深刻理解和把握，邓小平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压倒一切的位置，在这个问题上决不让步，连半步也不让。破坏稳定的因素，无论来自哪里、无论采取什么形式，也无论得到什么力量的支持，邓小平都坚决加以抵制，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经过风风雨雨的考验，人们已经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邓小平把稳定摆到压倒一切的位置，符合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
（二）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
实现国家发展战略目标，需要有一个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而要维护社会稳定，就需要坚决抵制妨碍社会稳定的形形色色的错误倾向，创造维护稳定的社会条件，使国家达到长治久安。
邓小平认为，要达到国家长治久安，保持社会长期稳定，最关键的是要有一条正确的基本路线。因为我们党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党的基本路线是决定全局的。就如毛泽东曾经说过的：“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可惜的是，毛泽东晚年制定和坚持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错了，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走了一大段弯路。
总结我们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邓小平首先要解决的是党的基本路线问题。这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保持社会稳定的根本条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最重要的历史性贡献，就是为确立以“一个中心、两基本点”为内容的党的基本路线开辟了道路。
这个历史性的会议在决定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的同时，决定改革国家的经济管理体制和发展党内外民主，使国家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相适应，社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同时申明中国建设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而不是其他别的什么“现代化”。邓小平郑重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方针，并强调指出，坚持“四项本原则”就是“为贯彻执行三中全会各项方针政策所必须采取的措施”，不采取这些措施，三中全会的方针政策就会落空，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就要落空，四个现代化建设就要落空，党内外民主生活的发展也要落空。“只有坚持我们党历来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坚决克服妨碍实现三中全会方针政策的不良倾向，我们才能坚定地向着我们的宏伟目标胜利前进”。这就是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应有之义和基本内容之一。
1987年7月4日，邓小平在会见孟加拉国总统艾尔沙德时说：“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基本路线。要搞现代化建设使中国兴旺发达起来，第一，必须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第二，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主要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两个基本点是相互依存的。”这是邓小平在领导现代化建设长期实践中，经过同“左”的和右的干扰的反复斗争，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升华为党的基本路线，并清晰地阐述了这条基本路线的核心内容。
根据邓小平的思想，党的十三大对党的基本路线作了明确表述：“我们党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并将这条基本路线的内容概称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确立“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不容易，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同样不容易。
邓小平为我们党确立这条基本路线做出了努力，更为我们党始终不渝地坚持这条基本路线做出了努力。
在党的理论务虚会上，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一句话，就是搞现代化建设。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体现了这个“最大的政治”，任何妨碍实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方针政策的倾向，都必须坚决反对，坚决纠正。
在跨进20世纪80年代门槛之际，邓小平又对全党说，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四个必要前提，首先一个前提就是“要有一条坚定不移的、贯彻始终的政治路线”。这条政治路线，就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同心同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整个阶段，我们党都要坚持这条政治路线。“如果发生大规模战争，要打仗，只好停一停了。除了发生这种情况，我们一定要按照这条路线专心致志地、始终如一地干下去。”只要全党、全国人民做到同心同德，坚决按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政治路线干下去，中国就充满了希望。
以后，邓小平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升华为党的基本路线，并进一步强调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阶段都必须坚持这条基本路线不动摇。邓小平1992年初春的南方谈话，是一篇总结历史、部署未来的历史性讲话。在这篇讲话中，邓小平突出强调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他说：“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这番话总结了进入新时期以来的基本经验，指明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键所在。邓小平认为，只有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中国才大有希望，才能实现长治久安和社会稳定。
第一，只有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国家才能发展和进步，这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基础。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因为，只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才能保持自己独立自主的国际地位，才能彻底结束国内的军阀混战，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准备必要的社会条件。就是说，中国的繁荣与发展，中国的和平与稳定，是与社会主义制度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但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创造极其丰富的物质文化财富，实现社会的普遍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贫穷落后决不是社会主义。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度里脱胎而出的，物质经济基础十分薄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相对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非常突出。要从根本上巩固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就要大力发展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彻底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造就雄厚的物质文化基础，在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就是在促进经济社会的不断进步中得到证明的。不能实现经济社会的进步，长期保持贫穷落后的面貌，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可能得到巩固的，早晚有一天要垮掉。“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使国家发展战略的总体布局正确反映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发展规律，也正确反映了巩固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客观需求，因而也就是一条巩固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只有社会主义制度得到巩固并不断得到发展，中国才能实现长治久安和社会稳定。
第二，只有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实现长治久安和社会稳定才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人民群众的支持，是我们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安身立命的基础，也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和社会稳定的基础。而群众凭什么支持我们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凭什么希望长治久安和社会稳定？就是凭我们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带来了经济的繁荣、生活的改善，人民群众从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社会稳定中实现了自己的切身利益。如果我们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不能使国家强盛起来，使人民生活不断得到改善，长此以往，就会丧失群众基础。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要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和社会稳定是根本不可能的。实际上，人民群众对我们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支持，最根本的还是支持党所制定和实行的路线方针政策。只要人民群众支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我们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就稳固，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社会稳定就有保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被实践证明能够把我们国家带向繁荣和昌盛，使人民过上富裕文明的生活，因而已经成为亿万中国人民的选择，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有着坚实的群众基础。如果背弃这条基本路线，势必遭到人民群众的反对，引起社会动荡。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总结十年基本经验时指出：只有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他多次谈到，如果不是制定和坚持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如果没有发展经济和改革开放的成果，“六四”这道关就闯不过来，闯不过来就乱就打内战。只要我们党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加快经济发展速度，使人民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人民看到社会政治稳定带来的好处，看到现行政策、制度带来的好处，不论国际局势怎样变化，我们的社会就可以真正稳定下来，能够经得起任何风浪的考验，稳如泰山。
第三，只有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我们才能有效地抵制来自“左”的或右的干扰，不犯大的错误，不走大的弯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没有前人经验可以借鉴的伟大事业，充满了曲折，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左”的东西或者右的东西的干扰。无论是“左”的还是右的，都会葬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破坏国家长治久安和社会稳定。邓小平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东西有，动乱就是右的！‘左’的东西也有。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样就不会犯大错误，出现问题也容易纠正和改正。”邓小平所讲的头脑清醒，就是要在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这个问题上保持头脑清醒，始终坚持把这条基本路线作为我们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谋划国家发展战略的立足点。邓小平认为，只要紧紧守住这个立足点，我们就不会犯大的错误，即便有一些失误和偏差也容易纠正和改正。同时，只要我们紧紧守这个立足点，无论是“左”的还是右的东西，我们都能够识别出其谬误，同其划清界限，而不会让这些东西扭转我们既定的前进方向。“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是我们防止和纠正“左”的或右的错误倾向的强有力的思想武器。邓小平坚信，我们党只要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不动摇，最终一定会取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
（三）必须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文化大革命”是党的“左”的指导思想走到极端的产物，是我们党犯的一个带全局性的严重错误。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左”的指导思想，是我们党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正确道路上来，开辟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选择。然而，党内和社会上一些人把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左”的指导思想推向另一个极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人民民主专政，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兴起一股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问题上，邓小平是最坚决的。
邓小平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性质及其恶果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这股思潮一出现，他就指出，这股思潮的要害就是否定社会主义道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人民民主专政，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试图用资本主义制度取代社会主义制度。中国搞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决不能任凭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兴风作浪。1985年他说，中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一种思潮，叫资产阶级自由化，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这不行。中国要搞现代化，绝不能搞自由化，绝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对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并且触犯了刑律的人，不严肃处理是不行的。因为他们搞的这一套无非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出版刊物，实际上是一种动乱，是“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做法。不能让这股风刮起来。邓小平把“资产阶级自由化”与“文化大革命”联系在一起，揭露“资产阶级自由化”是另一种形式的“文化大革命”，同样会给中国带来灾难。事实上，“文化大革命”也是以“民主”形式出现的一种极端的、靠大规模群众运动来进行政治斗争的社会政治模式。这种社会政治模式，是一种极“左”的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的政治狂热的表现。“资产阶级自由化”尽管在思想观念上与“文化大革命”的极“左”思潮南辕北辙，但实质上也是破坏法制，破坏秩序，搞乱人们的思想，搞乱社会生活。如果任凭这股思潮泛滥，中国将遭受一场比“文化大革命”更加可怕的灾难。邓小平向人们描绘了这个可怕的前景，“文化大革命”中尽管有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作祟，但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威望还在起作用，党还能控制局面，真正的内战并没有打起来，并能够最终战胜这两个反革命集团，把中国重新引上了正确发展道路。如果现在再乱起来就不同了，乱到党不起作用，国家权力不起作用，必然是一个内战的局面，血流成河，谁也控制不了。那时遭殃的就不仅是中国人民了，亚太地区乃至全球都要跟着遭殃。邓小平决不是危言耸听。如果真的出现这样一个局面，中国的现代化注定化为泡影，人民肯定要“重吃二遍苦，重遭二茬罪。”
因此，邓小平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上旗帜鲜明，决不作丝毫的让步。1981年7月，针对社会上涌动的自由化思潮，邓小平专门找中央宣传部门负责人，就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维护社会稳定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回忆一下历史的经验：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是扩大化了，扩大化是错误的，但当时反右派的确有必要。大家都还记得当时有些右派分子那种杀气腾腾的气氛吧，现在有些人就是这样杀气腾腾的。我们今后不搞反右派运动，但是对于各种错误倾向决不能不进行严肃的批评。不仅文艺界，其他方面也有类似的问题。有些人思想路线不对头，同党唱反调，作风不正派，但是有人很欣赏他们，热心发表他们的文章，这是不正确的。有的党员就是不讲党性，坚持搞派性。对这种人，决不能扩散他们的影响，更不能让他们当领导。现在有的人，自以为是英雄。没受到批评时还没有什么，批评了一下，欢迎他的人反而更多了。这是很不正常的现象，一定要认真扭转。当然，这种现象有它的社会历史原因，主要是十年动乱的后遗症，同时也是由于外来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对各种人的情况需要作具体分析。但是当前的主要问题不在于有这些现象，而在于我们对待这些现象处置无力，存在着涣散软弱的状态。当然，对待当前出现的问题，要接受过去的教训，不能搞运动。对于这些犯错误的人，每个人错误的性质如何，程度如何，如何认识，如何处理，都要有所区别，恰如其分。批评的方法要讲究，分寸要适当，不要搞围攻、搞运动。但是不做思想工作，不搞批评和自我批评一定不行。批评的武器一定不能丢。在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邓小平更明确地指出：“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这个思潮不顶住，加上开放必然进来许多乌七八糟的东西，一结合起来，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对我们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冲击。”不管外界对我们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有什么议论，说我们反对人权也好，说我们不讲民主也好，我们要按照我们自己的实际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决不作丝毫的让步。我们自己的实际就是需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进行现代化建设和实行改革开放，资产阶级自由化破坏我们所需要的政治局面，因此必须坚决反对，坚决抵制。
既然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要害是，否定社会主义道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人民民主专政，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因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关键，就是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明确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抓住了问题的要害，从而也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提供了强大的思想理论武器。
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才能强有力地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进攻，才能创造并维护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所需要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第一，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才能保证我们的事业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问题，就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的政党，是代表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先进队伍，是领导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的，是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为了争取民族独立、阶级解放进行了艰难的探索和艰苦的斗争，探讨过各种各样的救国救民道路，但是都失败了，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从而也就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历史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推翻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政治统治，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建设现代化的中国，同样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彻底改变了中国社会一盘散沙、四分五裂的状态，把全体人民团结起来，为实现解放，为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而奋斗。中国共产党犯过这样和那样的错误，也曾有过“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严重失误，但是中国共产党都认真纠正了这些错误，并且有能力不断克服自身存在的缺点，清洁自己的肌体。在当代中国社会没有哪一种政治力量能够取代中国共产党，也没有哪一种政治力量可以像中国共产党这样在中国人民中间取得如此广泛的拥护。邓小平指出：“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要把几亿人口的思想和力量统一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没有一个由具有高度觉悟性、纪律性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党员组成的能够真正代表和团结人民群众的党，没有这样一个党的统一领导，是不可能设想的，那就只会四分五裂，一事无成。这是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奋斗实践中深刻认识到的真理。我们人民的团结，社会的安定，民主的发展，国家的统一，都要靠党的领导。”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社会主义制度；就没有人民民主专政；就没有统一的指导思想和理想信念。而没有这些，也就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也就没有全体中国人民团结一致地为建设现代化中国而艰苦奋斗，也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前景。“文化大革命”就是踢开党的领导“闹革命”的，结果是一场灾难。中国不能再重演“文化大革命”的悲剧了。
我们要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改善党的领导，扩大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但是这一切都要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当代中国所要建设的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而不是其他什么民主。只有社会主义民主才能让全体人民真正享有广泛的民主，其他民主都做不到这一点。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有秩序有步骤有领导地进行。如果依靠所谓“群众的自发性”来建设民主，不仅建不成社会主义民主，反而会把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吹个精光。邓小平严肃指出：“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谁来组织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谁来组织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在今天的中国，决不应该离开党的领导而歌颂群众的自发性。”党如何才能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党如何才能实施正确和有效的领导，党如何才能及时纠正自己的错误，党如何才能不断清除党内那些背叛了党、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腐败分子？这些都是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也都需要通过深化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来解决的问题。
但是，这些决不能成为要求削弱和取消党的领导的理由。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必须有利于加强党的领导，而不是削弱或取消党的领导。事情有大道理和小道理之分，小道理并不是无道理，但不讲大道理是不行的，大道理要管小道理。在今天中国，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大道理，其他都是小道理。只要承认这个大道理，党的领导就不能取消。邓小平积极主张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但始终坚持党的领导这个原则不能动摇，始终坚持在党的领导下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从而保证中国社会的政治稳定，保证了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
第二，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才能建成一个独立而强大的人民共和国。邓小平认为，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就是两极分化；如果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将不可避免地产生社会动荡和动乱。1984年6月30日，邓小平会见外宾时讲到：“在中国现在落后的状态下，走什么道路才能发展生产力，才能改善人民生活？这就又回到是坚持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上来了。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生活富裕的问题。而坚持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就不会产生贫富过大的差距。再过二十年、三十年，我国生产力发展起来了，也不会两极分化。”邓小平还强调，能否防止两极分化，防止新生资产阶级的出现，是衡量中国改革开放成败的重要标准。1985年3月7日，邓小平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即席讲了这个他一直高度关心的问题：“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邓小平坚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有凝聚力，才能解决大家的困难，才能避免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坦言，按照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路子，中国由于两极分化而产生了新兴的资产阶级，那么，中国必然要出乱子，中国的改革开放就会无法进行。他在同几位中央负责人谈话时又说：“沿海如何帮助内地，这是一个大问题。可以由沿海一个省包内地一个省或两个省，也不要一下子负担太重，开始时可以做某些技术转让。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保障中华民族的独立，不做西方资本主义大国的附庸。1982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中，邓小平指出：“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同时，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决不允许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我国泛滥。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1989年6月9日，在平息政治风波后，邓小平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指出：“事情一爆发出来，就很明确。他们的根本口号主要是两个，一是要打倒共产党，一是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他们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他在会见几位中央负责人时，又强调了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只能使中国做西方的附庸。他说：“这次发生的事件说明，是否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是个要害。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因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现在国际市场已经被占得满满的，打进去都很不容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在这一点上，这次暴乱对我们的启发十分大，十分重要，使我们头脑更加清醒起来。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就没有前途。中国本来是个穷国，为什么有中美苏‘大三角’的说法？就是因为中国是独立自主的国家。为什么说我们是独立自主的？就是因为我们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否则，只能是看着美国人的脸色行事，看着发达国家的脸色行事，或者看着苏联人的脸色行事，那还有什么独立性！现在国际舆论压我们，我们泰然处之，不受他们挑动。但是，我们要好好地把自己的事情搞好，这次事件确实把我们的失误也暴露得足够了。我们确实有失误呀！而且失误很不小啊！”当然，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也不是闭关锁国，不是恢复和回到“左”的那一套上去。搞“左”的那一套，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只能是死路一条，必然会被人民抛弃，看起来好像稳如泰山，终会陷入动乱。
第三，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才能确保国家长治久安。人民民主专政，是对人民实行民主，对阶级敌人和敌对势力实行专政的有机结合。只有人民民主专政，才能保障人民当家做主，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保证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有一个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条件，但必须看到，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有反革命分子，有敌特分子，有各种破坏社会秩序的刑事犯罪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并且这种现象在长时期内不可能完全消灭。同他们的斗争不同于历史上的阶级斗争，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或者说是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特殊形式的遗留。对于这些破坏社会秩序的分子仍然必须实行专政。不对他们实行专政，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民主。在阶级斗争存在的条件下，在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存在的条件下，不可能设想国家的专政职能的消亡，不可能设想常备军、公安机关、法庭、监狱等等的消亡。国家职能包括民主和专政两个方面，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这是天经地义的。只讲民主而不讲专政，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
1986年12月中下旬，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一度泛滥的背景下，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煽动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有的地方出现了扰乱交通秩序和违犯社会治安规定的情况。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指出：“四项基本原则必须讲，人民民主专政必须讲。要争取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没有人民民主专政不行，不能让颠倒是非、混淆黑白、造谣诬蔑的人畅行无阻，煽动群众。”“我们讲民主，不能搬用资产阶级的民主，不能搞三权鼎立那一套。我经常批评美国当权者，说他们实际上有三个政府。当然，美国资产阶级对外用这一手来对付其他国家，但对内自己也打架，造成了麻烦。这种办法我们不能采用。”“没有专政手段是不行的。对专政手段，不但要讲，而且必要时要使用。当然，使用时要慎重，抓人要尽量少。但是如果有人要制造流血事件，你有什么办法？我们的方针是首先揭露他们的阴谋，尽量避免流血，宁可我们自己人被打伤，对为首闹事触犯刑律的要依法处理。不下这个决心是制止不了这场事件的。如果不采取措施，我们后退了，以后麻烦会更多。”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取消人民民主专政，必然是天下大乱，人民遭殃。
（四）必须严厉打击各种刑事犯罪
刑事犯罪严重危害社会稳定。为了维护社会稳定，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从战略的高度认识打击刑事犯罪的必要性，并长期坚持下去。
改革开放之初，由于受“文革”后遗症的影响，由于社会处于改革与转型的起步阶段，社会秩序局部失范，犯罪活动猖狂。早在80年代初邓小平就强调要同各种犯罪分子进行斗争，以维护人民的利益，维护现代化建设的大局。他指出：在新形势下，“四人帮”组织上和思想上的残余还存在。我们不能低估这些残余的能量，否则就要犯错误。派性分子还存在，新生的打砸抢分子也有的是，还有各种流氓集团、刑事犯罪分子，还有同外国势力和台湾特务机关联系进行地下活动的反革命分子，还有公然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所谓“民主派”，以及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对这些人的破坏性也不能低估。应当看到，尽管这几种人的性质不同，但是在一定的情况下，他们完全可以纠合在一起，成为一股破坏势力，可以造成不小的动乱和损失。对此，一定要认识清楚，不要天真，该严厉打击的，决不能手软，否则我们好不容易创造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会毁于一旦。
基于这种考虑，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部署打击各种形式的刑事犯罪活动时指出：对这些刑事犯罪活动，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这些犯罪情况，有的属于反革命分子的活动，有的属于林彪、“四人帮”残余势力，有的属于唯恐天下不乱者的破坏，有的属于剥削阶级残余分子的复萌，有的是由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思想作风的严重腐蚀。按本质来说，一种是敌我矛盾，一种是阶级斗争在人民内部的不同程度上的反映。这说明，阶级斗争虽然已经不是我们社会中的主要矛盾，但是它确实仍然存在，不可小看。如果不及时地、有区别地给以坚决处理，而听任上述各种不同性质的问题蔓延汇合起来，就会对安定团结的局面造成很大的危害。对于这种种刑事犯罪活动的严重性，我们有些同志还没有足够的认识，因而打击不力，有时甚至放纵不管。他还强调到，必须加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器，坚决打击和防范制止各种刑事犯罪活动。邓小平要求国家政权机关、特别是专政机关要对打击和防范各种刑事犯罪活动，维护社会稳定负起责任来。
打击刑事犯罪活动不可能是一劳永逸的，这是一场长期而艰苦的斗争。他在对打击经济犯罪活动做出部署时，对打击经济犯罪活动的意义、原则和方法，作了一次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指出，打击经济犯罪活动，实际上我们要看得更深一点。现在是什么形势呢？我们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方面的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卷进经济犯罪活动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犯罪的严重情况，不是过去“三反”、“五反”那个时候能比的。那个时候，贪污一千元以上的是“小老虎”，一万元以上的是“大老虎”，现在一抓就往往是很大的“老虎”。报上登的一个从宽处理的，贪污六千元；一个判十五年徒刑的，贪污五六万元。现在的大案子很多，性质都很恶劣，贪污的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的，都不只是什么“万字号”。有些是个人犯罪，有些是集体犯罪。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材料说明，也是在这一两年白银黄金大量走私到香港，单单这一笔，就使国家损失大量外汇。好多钱落到了私人或者某些集体的腰包。如果把盗窃公家的财产等等都算在内，那就更要多得多。要足够估计到这样的形势。这股风来得很猛。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么，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他指出，打击经济犯罪活动的斗争，是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一个保证。这是一个经常的斗争，经常的工作。否则，社会主义道路怎么坚持呀？如果不搞这个斗争，四个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就要失败。所以，我们要有两手，一手就是坚持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一手就是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没有打击经济犯罪活动这一手，不但对外开放政策肯定要失败，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也肯定要失败。有了打击经济犯罪活动这一手，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就可以沿着正确的方向走。
此外，邓小平在与公安部负责人的谈话中两次明确指出：刑事案件、恶性案件大幅度增加，这种情况很不得人心。几年了，这股风不但没有压下去，反而发展了。原因在哪里？主要是下不了手，对犯罪分子打击不严、不快，判得很轻。对经济犯罪活动是这样，对抢劫、杀人等犯罪活动也是这样。为什么不可以组织一次、二次、三次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战役？每个大、中城市，都要在三年内组织几次战役。他要求公检法系统对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包括杀人犯、抢劫犯、流氓犯罪团伙分子、教唆犯、在劳改劳教中继续传授犯罪技术的惯犯，以及人贩子、老鸨儿等，必须坚决逮捕、判刑，组织劳动改造，给予严厉的法律制裁。必须依法杀一批，有些要长期关起来。还要不断地打击，冒出一批抓一批。不然的话，犯罪的人无所畏惧，十年二十年也解决不了问题。他还强调，虽然解决刑事犯罪问题是长期的斗争，需要从各方面做工作。但是，现在是非常状态，必须依法从重从快集中打击，严才能治住。搞得不疼不痒，不得人心。我们说加强人民民主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要讲人道主义，我们保护最大多数人的安全，这就是最大的人道主义！
邓小平在领导新时期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整个历史过程中，都把打击各种刑事犯罪摆在重要的位置。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得。”
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消灭了剥削阶级，从而也消灭了完整意义上的阶级斗争，但是还不能说阶级斗争就彻底结束了。由于历史的、现实的种种原因，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各种形态的阶级斗争，或者说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我们同各种刑事犯罪的斗争，虽然不都是阶级斗争，但是包含着阶级斗争。当然，我们必须坚决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于绝大多数破坏社会秩序的人应该采取教育的办法，凡能教育的都要教育，但是对于严重的刑事犯罪活动决不能手软和姑息，必须认识到这是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既然我们同各种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的斗争是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我们就必须动用专政手段予以坚决打击。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维护人民利益，保障社会稳定。邓小平认为，对各种刑事犯罪活动，“不能不讲专政”，必须严厉打击。他说，严厉打击各种刑事犯罪活动，就是加强专政力量，这就是专政。新时期的现实斗争表明，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已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人民民主专政机关的主要任务，严重刑事犯罪分子是新的历史条件下人民民主专政的主要对象。国家专政机关必须在打击各种刑事犯罪活动中，强有力地行使专政职能，充分发挥人民民主专政的“刀把子”的威力。唯有如此，才能保持社会稳定，保证我们国家顺利地实现社会转型，保证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健康发展。
二、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关键是一定要把经济建设搞上去
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发展自己。而发展自己的关键，就是一定要把经济建设搞上去。所以，在邓小平的战略谋划中，发展是主线，经济建设是这条主线的核心内容。在他的许多讲话中，发展往往就是指发展经济。如他讲的“发展自己”，“发展才是硬道理”，“善于把握时机解决我们的发展问题”等等，都是强调发展经济。邓小平治理国家和发展对外关系的主要精力，就是放在发展经济上。他思考最多的，就是如何使中国的经济发展得快一些，尽快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国家物质经济基础薄弱的状况。这样，对外交往才有主动可言，办事才有力度。
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指出：专心致志地、聚精会神地搞四个现代化建设，是我们的总任务，是我们各项工作的核心。并将这一总任务与外交战略紧密地联系起来，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我们解决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的最主要的条件。一切决定于我们自己的事情干得好不好。我们在国际事务中起的作用的大小，要看我们自己经济建设成就的大小。如果我们国家发展了，更加兴旺发达了，我们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就会大。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台湾归回祖国、实现祖国统一，归根到底，都要求我们的经济建设搞好。“要我们把自己的事情搞好”。
认识到经济对于国家的命脉作用并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毛泽东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曾指出：我们的粮食多了，钢铁多了，我们的主动就更多了。他在论述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时明确说到：“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我们一定要加强国防，因此，一定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可见，毛泽东是把经济建设摆在了优先发展地位。但是，这个正确方针却未能够始终如一地加以坚持。在进入60年代以后的相当长一个时期内，经济建设被摆在了从属地位，时常让位于这样或那样的政治运动。这说明，认识经济建设的重要性并不难，但要使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始终放在经济建设上却不那么容易做到。
也正因为如此，所以邓小平把“紧紧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确立为新时期的基本国策，同时也就成了邓小平的伟大历史贡献和不朽功绩。
1975年，邓小平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面对已经持续了将近十年之久的动乱局面，邓小平大刀阔斧展开了以恢复国民经济为中心的全面整顿。邓小平明确指出：“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大局是什么？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和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都讲了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第一步到一九八0年，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到二十世纪末，也就是说，从现在算起还有二十五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大局。”邓小平尖锐批评了“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的错误观点，指出“这是大错特错的”，要求把党和国家的主要注意力放到国民经济建设上去。在邓小平主持下，国务院及中国科学院分别起草了《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和《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3份重要文件。贯穿于这3份文件的主线就是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全党全国工作的大局，以把国民经济建设搞上去作为最主要最迫切的任务，一句话，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这一方针指导下，国民经济迅速有了起色，人民群众从中体会到了邓小平对发展经济，增强国力的使命感和紧迫感。
在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在总结同“四人帮”的斗争经验时深刻指出：“‘四人帮’的所作所为，从反面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不搞现代化，科学技术水平不提高，社会生产力不发达，国家的实力得不到加强，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得不到改善，那么，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就不能充分巩固，我们国家的安全就没有可靠的保障。”邓小平实际上是强调把加强经济建设作为党和国家全部工作的出发点。
在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要求全党要把主要精力用于学习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各种本领，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要带头钻研现代化经济建设。在邓小平大力推动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转折点。而这个转折的实质，就是把全党和全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把经济建设摆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战略布势的中心位置。
为了推动这一历史性转折，邓小平在省、市、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会议上，以更加明确的语言说到：“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不只是当前，恐怕今后长期的工作重点都要放在经济工作上面。”我们所面临的“社会、政治问题，主要还是从经济角度来解决。”经济不发展，这些问题永远不能解决。经济建设应当成为各级党委的中心工作。
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讲到目前形势和任务时，对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作了鞭辟入里的阐述。他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解决好的首要问题，“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
时隔一个月，邓小平进一步指出：“我们党在现阶段的政治路线，概括地说，就是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这件事情，任何时候都不要受干扰，必须坚定不移地、一心一意地干下去。”搞四个现代化，“最主要的是搞经济建设，发展国民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并殷切地告诫全党：“这件事情一定要死扭住不放，一天也不能耽误。请同志们在处理各种繁忙的事务的时候，务必一点也不要放松经济工作。”
邓小平的这些重要思想，强有力地推动了人们观念的转变，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日益深入人心，逐步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识。
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召开。大会系统阐述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这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从党和国家工作重心实现转移，到确立“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经济建设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中心地位不仅被确立起来，而且被规定为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都必须加以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要经过十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奋斗。这就意味着，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是一代、两代人的事情，而是要世世代代坚持下去。只要不发生全面战争，党就要领导全国人民聚精会神地搞经济建设。
90年代初期的国际风云变幻，使反“和平演变”问题尤为突出。在这个重要的历史关头，邓小平紧紧把住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航向。他明确提出：“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基本路线所坚持的“一个中心”，就是经济建设，“两个基本点”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都是围绕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的。强调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首要的就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和平演变”必须反，但决不能动摇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而最有效的反“和平演变”，就是推动经济快速发展，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使人民从自己的切身体会中感受到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否则，社会主义只能死路一条，到那时侯，“和平演变”反的再好也是于事无补。
邓小平还注重从社会主义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来说明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必要性。
他曾经说自己读的书并不多，但他真正吃透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他所讲的道理，是唯物史观最朴实的道理，也是非常管用的道理。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社会主义最根本的任务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什么？邓小平用简洁明了的语言回答了这个我们实践了几十年却一直没有搞清楚的本质问题。早在1979年他就指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得到满足。”1984年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我们讲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要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就要求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所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到了1987年他又进一步指出：坚持社会主义，首先要摆脱贫穷落后状态，大大发展生产力，体现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特点。“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邓小平这些新思想、新认识、新论述归结起来，就是在告诉人们这样一个道理：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更能够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贫穷决不是社会主义。所以，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最根本的就是要使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比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得更快。
当中国正式启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历史进程时，事实上已经远远落在世界发达国家现代化大潮的后面了。此时，中国搞现代化建设，不仅要跟自己比，要不断超越自己，而且要跟发达国家比，要赶超发达国家。这就给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出了一个发展速度的问题。速度太重要了！在两军对阵的战场上，速度可以决定军队的胜败存亡；在当今激烈的国际现代化竞争中，毫不夸张地说，速度就是优势，速度就是主动，速度就是生命！
邓小平认为，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慢慢吞吞就会丧失机会，就会永远落在人家后面。因此，发展速度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他说：“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能不能发展得快一些，能不能让人民群众在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得到实惠，这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能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可，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如果我们长久地落后于他人，甚至连周边一些国家也比不过，人民群众就很难认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国家的长治久安也就失去了根基。发展速度决不是一个可以小看的问题，而必须作为战略问题认真对待。就如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所强调的：“如果我国经济发展慢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国家的长治久安都会遇到极大困难。所以，我国经济能不能加快发展，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重大的政治问题。”邓小平十分担心我们国家能不能抓住当今发展的大好机会，他说：“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结果是丧失时机，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们已经丢掉了一些发展机会，我们再也耽误不起了，一定要充分利用当前的大好时机，解放思想，放开手脚，一天也不要耽误，加快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让事实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
怎样才能争得一个较快的经济发展速度，邓小平提出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经济快速发展的基本思路。
（一）制定了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和步骤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一直在思考着中国经济发展的目标与步骤，在对国内外现实条件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估之后，提出了他的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思想。
邓小平把1980年到21世纪中叶的70年设计分为三步发展，并形象地称作“发展战略的‘三部曲’”。第一步，到80年代末实现翻一番，基本解决温饱；第二步，到20世纪末再翻一番，进入小康社会；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再翻两番建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邓小平说：我们原定的目标是，第一步在八十年代翻一番。以一九八0年为基数，当时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只有二百五十美元，翻一番，达到五百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一千美元。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我们进入小康社会，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那时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一万亿美元，虽然人均数还很低，但是国家的力量有很大增加。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在下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四千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三步发展战略，从变化的角度，邓小平称之为“小变化”、“中变化”、“大变化。”1985年9月23日，邓小平又说：现在人们说中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我对一些外宾说，这只是小变化；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可以说是中变化；到下世纪中叶，能够接近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那才是大变化。
第一，三步发展、百年图强是一个宏伟的目标。近代中国无数志士仁人为之浴血奋斗的目标，一是要结束四分五裂、被侵略、受屈辱的状态，争取民族的解放、国家的独立；二是要彻底摆脱贫困落后，使中国富强起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实现了国家独立的目标。三步发展、百年图强的战略则指引、激励和鼓舞着中国人民去努力实现国家富强的目标。三步发展、百年图强不仅对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有着巨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而且为制订中短期社会经济发展规划提供了依据。实现三步发展、百年图强的战略目标，中国就能摆脱贫困与落后，国际地位就会大大提高，就会对世界和平和第三世界的发展作出较大的贡献，同时，还能向全世界证明社会主义的成功。
在三步发展的战略目标中，处于中心环节的是第二步翻两番实现小康的目标。所以，邓小平说：三步走的关键在第二步，第二步为第三步打基础。对三步发展的意义和作用，邓小平谈得最多的是第二步，其次是第三步。关于第二步目标，他说：翻两番，国民生产总值人均达到八百美元，就是到本世纪末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这个小康社会，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翻两番、小康社会、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些都是我们的新概念。他认为：翻两番，国民生产总值人均达到八百美元，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这个目标对发达国家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但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雄心壮志，是一个宏伟的目标。为什么要特别强调翻两番是一个宏伟的目标，实现这一目标的意义和作用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邓小平说：“翻两番的意义很大。”第一，这意味着到本世纪末，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一万亿美元。从总量说，就居于世界前列了。世界上没有几个国家超过一万亿美元。这个一万亿美元的总量反映中国的综合国力是个较强的国家。“到那时，如果拿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一来搞国防，就是一百亿，要改善一点装备容易得很。”如果拿一百亿“用于科学教育，就可以开办好多大学，普及教育也就可以用更多的力量来办了。”第二，从这个量看，人均国民生产总值800美元，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比现在要好得多”。他以苏州为例，1982年苏州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了400美元，人们的饮食、服装、住房、教育文化状况和精神面貌，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济发达地区实现小康目标的一半尚且如此，全国人均800美元，实现小康目标，其变化之巨，是可想而知的。第三，从对外贸易看，开放的中国同整个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一样，对外贸易的增长速度会超过经济增长的速度。1984年10月6日，邓小平说：“现在中国对外贸易额占世界贸易额的比例很小。如果我们能够实现翻两番，对外贸易额就会增加许多，中国同外国的经济关系就发展起来了，市场也发展了。”第四，从人的精神面貌看，他说：“物质是基础，人民的物质生活好起来，文化水平提高了，精神面貌会有大变化。我们对刑事犯罪活动的打击是必要的，今后还要继续打击下去，但是只靠打击并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翻两番、把经济搞上去才是真正治本的途径。”第五，从政治局面和国际影响看，“如果实现了翻两番，那时会是个什么样的政治局面？我看真正的安定团结是肯定的。国家的力量真正是强大起来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也会大大不同了。”第六，从第二步与第三步的联系看，“翻两番还有个重要意义，就是这是一个新的起点。再花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就可以接近经济发达国家的水平。”
关于第三步目标，邓小平说，在本世纪末翻两番的基础上，花五十年的时间，再翻两番，达到人均四千美元。那意味着什么？就是说，到下一个世纪中叶，我们可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如果达到这一步，第一，是完成了一项非常艰巨的、很不容易的任务；第二，是真正对人类作出了贡献；第三，就更加能够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我们的人均四千美元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均四千美元。特别是中国人口多，如果那时十五亿人口，人均达到四千美元，年国民生产总值就达到六万亿美元，属于世界前列。这不但是给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路，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个主义。在没有摆脱贫穷，没有达到第三步目标时，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地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
第二，三步发展、百年图强是一个现实的目标。为尽快改变贫困落后的面貌，我国曾发生过“大跃进”那样急于求成的主观蛮干，曾提出过“超英赶美”等不切实际的目标，结果是劳民伤财、欲速不达。毛泽东、周恩来提出的三届人大和四届人大确定的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在动员人民、鼓舞人心上发挥过巨大作用，但从今天的角度看，步骤还不够具体，当时用30年的时间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设想也过于乐观了些，对用这样短的时间赶上并超过世界经济发达国家的艰巨性、困难性估计得还不够充分。邓小平提出的“三步曲”，把60年代毛泽东、周恩来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进一步具体化了，它不仅是一个宏伟的目标，而已是一个切实可行的目标。1984年3月25日，邓小平说：“我们提出的到本世纪末翻两番的目标能不能实现，会不会落空？从提出到现在，五年过去了。从这五年看起来，这个目标不会落空。”3个月后，他又说：“走了五年半，发展得不错，速度超过了预期。这样发展下去，到本世纪末翻两番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以具体的增长速度说明“翻两番肯定能够实现。”他说：“‘六五’计划的主要生产指标三年完成，今年的计划也将超额完成。过去说，如果前十年平均增长速度能够达到百分之六点五，二十年平均增长速度能够达到百分之七点二，翻两番的目标就能够实现。看来我们前十年的势头可能超过百分之七点二，因为前三年已经接近百分之八了。”几年后，他根据第一步目标的提前实现，着重分析了第二步和第三步目标的现实可能。
1988年6月3日，他说：“第一步是达到温饱水平，已经提前实现了。第二步是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还有十二年时间，看来可以实现。第三步是下个世纪再花五十年时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是很不容易的。关键是本世纪内的最后十年，要为下个世纪前五十年的发展打下基础，创造比较好的条件和环境。”1989年“六·四”事件发生后，他及时指出不能因为发生了这次动乱就怀疑或者动摇三步发展的战略目标，再次肯定这一目标是现实可行的。他说，我们制定的战略目标不是一个过急的目标，现在至少不能说是失败的。“在六十一年后，一个十五亿人口的国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是了不起的事情。实现这样一个目标，应该是能够做到的。”
怎样确保建国一百周年时实现现代化发展战略目标呢？对此，邓小平不仅制定了根本方针、基本路线，而且还提出了具体方法。
一是邓小平强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宏伟目标的根本保证。他说：一旦中国抛弃社会主义，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要说实现“小康”，就连温饱也没有保证。他还说：如果按资本主义的分配方法，绝大多数人还摆脱不了贫穷落后状态，按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就可以使全国人民普遍过上小康生活。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坚持社会主义的道理，不坚持社会主义，中国的小康社会形成不了。
二是邓小平强调改革开放是实现宏伟目标的根本政策、主要手段。他说：改革和开放是手段，目标是分三步走发展我们的经济。他又说：实现我们的目标，不是很容易的。讲大话，讲空话，都不行，要有一系列正确的对内对外的方针和政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确定了对内经济搞活、对外经济开放的政策，没有这样的政策不可能成功。
三是邓小平强调“中国要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安定的国内环境与和平的国际环境。”对于前者，在1987年学生闹事和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邓小平反复指出，中国发展的条件，关键是政局稳定。中国不能乱哄哄的，只有在安定团结的局面下搞建设才有出路。“中国不能再折腾，不能再动荡”。“我们不能容忍动乱”。中国人这么多，底子这么薄，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没有稳定的社会秩序，什么事也干不成。邓小平反复指出，为了使中国发展起来，实现我们的宏伟目标，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联系三步发展所设想的过程，他说，我们希望至少有七十年的和平时间。我们不要放过这段时间。针对外交工作，他指出：我们把争取和平作为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争取和平是世界人民的要求，也是我们搞建设的需要。
（二）争取几年上一个台阶
邓小平提出“争取几年上一个台阶”的发展思路时，中国正面临着经济调整的局面。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从1984年到1988年平均每年增长21.7%，这种高速增长带来了经济发展的严重失衡，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80年代末我国开始对经济进行调整，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慢，1989年为4.4%，1990年为4.1%，1991年才回升到7.7%。邓小平从这样的增长率中看到了我们所面临的危险。当时，我们周边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都在加快发展。1989年泰国的经济增长率为12%，1990年为10%，达到了两位数的水平。日本经济经过一个高速增长的时期后，增长速度仍居发达国家的前列。亚洲“四小龙”从60年代开始一直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尤其是东盟国家自80年代中后期以来，经济增长的速度明显加快，一度超过亚洲“四小龙”。面对周边一些国家如此高速发展，邓小平深切感到，如果90年代我们经济增长的速度上不去，不能跃一个新台阶的话，我们就会落后于周边国家，而且差距就会越来越大。
1991年8月，邓小平在与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提出：“可能我们经济发展规律还是波浪式前进。过几年有一个飞跃，跳一个台阶，跳了以后，发现问题及时调整一下，再前进。”在1992年春天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再次提出：“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看起来我们的发展，总是要在某一个阶段，抓住时机，加速搞几年，发现问题及时加以治理，尔后继续前进。”这些思想是邓小平多年探索得出的结论，是实现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大思路。
这个思路的内涵，就是看准机会，抓住时机，在某一个阶段推动经济快速发展，使国家经济在整体上跃上一个台阶，构成新的发展平台。对于快速发展所导致的失衡，要及时进行调整；在实现大体平衡的基础上，再推动新一轮的快速发展。概括地说，就是从平衡到不平衡，再达到新的平衡，每一次循环都达到一个新的发展境界，呈现出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特点。邓小平说：“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这样一个“几年上一个台阶”的发展思路，切合不切合实际呢？回答是肯定的。
纵观300年来世界经济发展史，是有先例可循的。邓小平说：“这方面也有国际经验嘛。好多国家都是这个样子，十年就跳出来了。”情况确实如此。18世纪初，英国利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机遇，超过了意大利、西班牙和荷兰。19世纪后半叶，德国抓住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机遇，实现了经济腾飞，跃上了欧洲强国的地位。利用两次世界大战提供的机遇，美国迅速发展为世界超级大国，成为全球霸主。20世纪70年代，新加坡、韩国和我国的香港、台湾地区，实现了跳跃式发展，进入中等发达国家或地区的行列，被称为亚洲“四小龙”。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告诉人们，只要善于抓住机遇，利用条件，在一定阶段内推进经济快速发展，往往可以后来居上，赶上甚至超过那些走在前面的国家和地区。
邓小平十分重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验，他说：“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曾经有过高速发展时期，或若干高速发展阶段。日本、南朝鲜、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就是如此。现在，我们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长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我们就是要有这个雄心壮志！”
其实，我们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也曾有过几次跳跃式的发展，如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60年代前半期经济调整恢复期间等。这几次跳跃都使我们国家的经济达到了一个新水平，为进一步发展构建了新的前进基地。几年上一个台阶，实现跳跃式发展，我们也有自己的经验可以借鉴。
应当看到，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为我们实现跳跃式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条件。资本主义国家的快速发展，往往伴随着深刻的经济危机，是在马克思所揭示的危机、萧条、复苏、高涨的周期性循环中实现的。这是由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基本矛盾所决定的。我们国家实行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能力对经济发展的平衡、不平衡、再到新的平衡进行自觉控制，有效地防止生产过剩所导致的经济危机，因而能够更自觉、也更卓有成效地实现跳跃式发展。我们应当充分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条件，争取几年跃上一个台阶，实现后来居上，创造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
（三）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
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中国是一个地广人多、发展不平衡的大国，沿海地区信息通畅、交通便捷、经济发达，内陆地区则相对闭塞、经济落后。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全国各地不可能齐头并进、均衡发展。如果硬要全国各地在经济发展速度上“齐步走”，结果很可能谁也快不了。邓小平看到了国情这个现实，因此他提出：凡是“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不要人为地限制发展，不要给发展速度做统一规定，能够搞得快一点的地方就可以搞得快一点，要充分发挥地方所长，而不要捆住地方的手脚。邓小平强调，经济发达地区应该比全国平均速度快。比如广东要上几个台阶，力争用20年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比如江苏等发展比较好的地区，就应该比全国平均速度快。又比如上海，在人才、技术和管理方面都有明显优势，辐射面宽，完全有条件搞得更快一点。
发展得快一点，再利用这些地区的辐射作用带动全国的发展。这也是一个从均衡到不均衡，再到新的均衡的波浪式发展过程。从宏观上谋划国家经济快速发展，重要的问题，就是选择发展的突破口，以点带面，不断推动国家经济发展上一个新台阶。1990年3月，邓小平针对当时国内情况指出：“要实现适当的发展速度，不能只在眼前的事务里面打圈子，要用宏观战略的眼光分析问题，拿出具体措施。机会要抓住，决策要及时，要研究一下哪些地方条件更好，可以更广大地开源。”他认为，上海在20世纪初期曾经是远东地区的经济、金融中心，现在作为开放的沿海城市，有良好的基础，又有先进的技术、设备和高素质的人才，实现快速发展有许多其他地方不能比的优势。为此他强调：“比如抓上海，就算一个大措施。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果然，上海充分利用自己的条件，以开发浦东为龙头实现了经济崛起，并把这种发展势头辐射到整个长江流域地区，带动了国家经济整体水平的提高。邓小平的这个发展思路，被实践证明是切实可行并富有成效的。
（四）下功夫解决制约经济快速发展的“瓶颈”问题
国家经济发展不仅有一个各个地区相协调的问题，而且有一个各条战线相协调的问题。一些战线的生产不能满足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就会成为制约整个经济快速发展的“瓶颈”。如果不能解决这些“瓶颈”问题，经济快速发展将是一句空话。邓小平谋划国家经济快速发展时，要求把解决制约整个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摆在战略位置。
邓小平认为，解决“瓶颈”问题，实际上就是要解决好经济发展各个方面相互协调的问题，建构经济发展的良性机制，确保整个经济能够相对稳定的快速发展。1980年1月，邓小平在《目前形势和任务》中说到：“为了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任务很多，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各种任务之间又有相互依存的关系，如像经济与教育、科学，经济与政治、法律等等，都有相互依存的关系，不能顾此失彼。我们过去长期搞计划，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没有安排好各种比例关系。农业和工业比例失调，农林牧副渔之间和轻重工业之间比例失调，煤电油运和其他工业比例失调，‘骨头’和‘肉’（就是工业和住宅建设、交通市政建设、商业服务建设等）比例失调，积累和消费比例失调……除了这些比例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比例，就是经济发展和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发展的比例失调，科教文卫的费用太少，不成比例。”“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各条战线比例长期失调，整个经济发展要实现快速发展就很困难，比如，能源短缺、交通不畅就严重制约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农业发展长期在低水平徘徊使得整个国民经济很难起飞，教育落后使得现代化缺乏所需要的人才，如此等等。不解决这些问题，经济发展必然乏力，没有后劲，一时间实现了高速增长，但却长久不了。从宏观上考虑经济发展问题，就要抓这些“瓶颈”问题，解决好这些“瓶颈”问题。
解决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旧的“瓶颈”问题解决，还会出现新的“瓶颈”问题，解决“瓶颈”问题不可能一劳永逸。如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经济调整中，就曾经突出强调纠正财政不平衡、信贷不平衡、物资不平衡、外汇收支不平衡的局面，通过纠正财政等方面的不平衡，带动整个经济的调整。又如，80年代中期，邓小平把理顺物价当做推进改革、发展经济的枢纽，尽管闯物价这关有风险，但为了放下包袱、轻装前进，这个关一定要闯。在经济发展的每个阶段上都会碰到不同的“瓶颈”问题，但有些问题，却是需要长期下工夫去解决的，只有解决好这类问题，才能为整个经济的发展积蓄力量，奠定基础。1982年9月，邓小平在陪同金日成去四川访问的途中说道：“十二大提出的奋斗目标，是二十年翻两番。二十年是从一九八一年算起，到本世纪末。大体上分两步走，前十年打好基础，后十年高速发展。战略重点，一是农业，二是能源和交通，三是教育和科学。”这三方面问题，都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条件，这些问题得不到很好解决，经济发展就不可能快起来。邓小平强调十年打基础，重点就是要解决好这三个方面的问题，为后十年的调整发展创造必要条件。
（五）重要的是把科学教育搞上去
邓小平认为，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必须从科学和教育人手，并自告奋勇管科教方面的工作。他多次讲到：“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科技和教育，各行各业都要抓。大的企业都要有科学技术研究机构，有科学技术研究人员。每个部门都要进行科学研究。”他针对一些人不重视科学、教育的现象指出：“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就成为一句空话。”并且在全国科学大会上重申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的观点。他说：“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
从1979年邓小平提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三步发展的战略目标之后，他不仅把科学技术列为战略重点之一，而且把科学技术的发展看成百年图强、富民兴邦的关键。1982年，他在分析十二大提出二十年翻两番的奋斗目标时强调：“搞好教育和科学工作，我看这是关键。”他在分析农业这个战略重点时指出：“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作用是无穷无尽的。”1985年5月19日，他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说：“我们多次说过，我国的经济，到建国一百周年时，可能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这样说，根据之一，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完全有能力把教育搞上去，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培养出数以亿计的各级各类人才。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1986年10月18日，他会见美籍华裔学者李政道夫妇和意大利学者齐吉基夫妇时说：“中国要发展，离开科学不行。”他还进一步指出：“实现人类的希望离不开科学，第三世界摆脱贫困离不开科学，维护世界和平也离不开科学。”1989年6月16日，在《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这篇谈话中谈到“经济不能滑坡”时，他强调“科学是了不起的事情，要重视科学。”“农业问题也要研究，最终可能是科学解决问题。”1992年南方谈话中，他再次强调：“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
邓小平如此重视科学技术，首先是基于理论上对科学技术在生产力内在诸因素中所处的主导地位的正确认识。
马克思认为：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由此，马克思得出结论：生产力里面当然包括科学在内。对此，恩格斯进行了阐述和发挥，他说：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力量，是历史的有力杠杆，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
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肯定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首先，他引述马克思的话，说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其次，他分析了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社会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他说：“同样数量的劳动力，在同样的劳动时间里，可以生产出比过去多几十倍几百倍的产品。社会生产力有这样巨大的发展，劳动生产率有这样大幅度的提高，靠的是什么？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最后，更重要的是，他从科学技术的角度对生产力内在的基本因素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进行了透彻的分析。他说：“历史上的生产资料，都是同一定的科学技术相结合的；同样，历史上的劳动力，也都是掌握了一定的科学技术知识的劳动力。”
在这次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不仅阐述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而且还进一步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即“科学技术正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力。”他还说：“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他的上述观点，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理论的新发展，同时，也为他后来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全新的命题奠定了思想基础。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1988年9月5日，邓小平同一位外宾谈话时率先提出来的。他说：“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几天后，他再次指出：“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将来农业问题的出路，最终要由生物工程来解决，要靠尖端技术。对科学技术的重要性要充分认识。”
邓小平如此重视科学技术，还植根于对经济建设实践活动的观察、思考与总结。
1983年初，邓小平视察江苏，看到一派喜气洋洋的景象。江苏省从1977年到1982年6年时间工农业总产值翻了一番。特别是苏州市1982年工农业总产值人均接近800美元。江苏的路子是怎样走的？主要的经验有哪些？邓小平了解到，“一条是依靠了上海的技术力量”。他回北京后说：“江苏吸收了不少上海的退休老工人。这些老工人有本事，请来工作所费不多，只是给点工资，解决点房子，就很乐意干，在生产上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江苏多年来是比较重视知识、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的，对知识分子使用得比较得当。”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究其原因，一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放宽政策调动了几亿农民的积极性；二是科学技术在农村、农业中发挥了重大作用。邓小平总结道：“农民把科技人员看成是帮助自己摆脱贫困的亲兄弟，称他们是‘财神爷’。”“他们从亲身的实践中，懂得了科学技术能够使生产发展起来，使生活富裕起来。”
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视察中深有感触地说：“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近一二十年来，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得多快啊！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我们自己这几年，离开科学技术能增长得这么快吗？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这既是从科学技术的角度总结了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原因。也是对未来的经济发展、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实现更多地寄希望于科学技术的突破及推动作用。
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邓小平强调的是发展生产力，他倡导的改革开放及一系列重大政策都是为发展生产力这一中心任务服务的。
在生产力内在诸因素中，邓小平强调科学技术是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力，是第一生产力，从而把科学技术的发展看成是摆脱贫困、富民兴邦、推动社会进步的关键。
在科学技术领域内，邓小平强调高科技领域的突破，提出，中国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号召“搞科技，越高越好，越新越好。”他亲自主管我国高科技工作，利用各种方式与有关方面和国内外专家学者商议我国高科技的发展规划，亲自批准建立我国第一个高能加速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并主持了奠基典礼。1986年3月，王大珩、王淦昌、杨家墀、陈芳允4位老科学家提出了跟踪世界战略性高技术的建议，他立即首肯并批示：这个建议十分重要，发展我国高科技宜速决断，不可拖延。在他亲自过问与支持下，有关部门召集全国200多名专家、学者进行全面论证和反复修改，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国务院会议批准，制定了中国第一个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纲要。
邓小平认为，高科技“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他回顾历史、洞察现实、瞻望未来，得出结论：“过去也好，今天也好，将来也好，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
回顾历史，“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他说：“大家要记住那个年代，钱学森、李四光、钱三强那一批老科学家，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把两弹一星和好多高科技搞起来”。“我是个外行，但我要感谢科技工作者为国家做出的贡献和争得的荣誉。”
瞻望未来，邓小平说：“下一个世纪是高科技发展的世纪。”我国要在下一个世纪的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首先必须抓住高科技领域的突破，“要不然我们很难赶上世界的发展。”
回顾历史、瞻望未来都是立足于现在。“现在世界的发展，特别是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一日千里，中国不能安于落后，必须一开始就参与这个领域的发展。……因为你不参与，不加入发展的行列，差距越来越大。”为什么中国在不富裕的情况下还要搞高能粒子加速器？原因就是要抓紧时间赶上去，“不然就赶不上，越到后来就越赶不上，而且要花更多的钱，所以从现在起就要开始搞。”为了加快发展中国的高科技，他希望当代中国科技界能涌现更多的钱学森、李四光、钱三强那样的爱国的科学家，“希望所有出国学习的人回来”。
三、把自己的事情办好，重要的是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
强大的国防和军队建设是国家外交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坚实后盾，也是社会稳定和把经济建设搞上去的可靠保证。因此，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重要的是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
“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军队迅速膨胀起来，出现了“臃肿不堪”、“机构重叠”、“人浮于事”的严重局面。为此，邓小平对军队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和改革，有力地推进了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
（一）对编制体制作出重大调整
1980年，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严肃地指出：“这次会议主要是研究军队‘消肿’这个老问题。……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我们存在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军队很臃肿。”在邓小平看来，军队“肿”的危害性极大，主要表现在：其一，“肿”会使国家“支付的军费相当大，这不利于国家建设”，“像我们这样大的一支军队，除了苏、美以外，其他国家都养不起”，如果能够通过“消肿”，节省出一点钱“用到经济建设上就更好了。”其二，“肿”会使军队把许多钱花费在人员的穿衣吃饭上面，“妨碍军队装备的现代化”，影响部队素质的提高。其三，“肿”会带来各级指挥不灵，“真正打起仗来，不要说指挥作战，就是疏散也不容易。”其四，“肿”会使官僚主义泛滥，工作效率降低。“现在到处可以看到，我们的官僚主义、官僚机构、官僚制度害处极大”，“现在解决问题很难，好多问题一拖就是好长时间”，“领导太繁杂，不但下边不好办，就是我们处理问题画圈圈都难，都是些麻烦事情”，“大家对公文旅行、解决问题慢，意见很多。”其五，“肿”会妨碍干部年轻化，不利于人才成长。“现在的庙很多，每个庙里的菩萨也很多，老同志盖住了，年轻人上不来”，“过去那样臃肿，根本无法培养人才、选拔人才”。因此，“搞四个现代化也好，把军队搞精干、提高战斗力也好，都需要‘消肿’。”
怎样消除“肿”的种种弊端呢？这一工作涉及军内外方方面面，是一项十分复杂且棘手的系统工程。邓小平认为，编制体制问题实际上同“消肿”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要“消肿”，不明确编制定额不行，不改革体制也不行。这是搞好“消肿”工作的核心问题。于是，他提出首先按确定的编制定额精简军队。
1978年，邓小平在与总参谋部领导同志谈话时指出：“现在编制是定下了，是不是这样执行了？就是这样也是一个‘肿’的编制。”他清楚地看到，“肿”的种种弊端的出现以及现时处理起来的困难都与没有建立明确的制度有关。因此，邓小平在筹划和领导全军精简整编的过程中，一方面抓现时计划的落实，另一方面抓起决定性作用的制度建设。他在1980年3月中央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明确指出：军官退役、退休、文职干部等问题都要制度化。“制度化以后，编制就不会臃肿，该用一个人就是一个人，该用几个人就是几个人。总之，这一套制度要建立起来，要好好地找些人来专门研究。”据此，中央军委决定人民解放军再次进行精简整编，主要是大力精减机关，改革不合理的编制体制，压缩非战斗人员和保障部队，把一部分部队移交地方。
俗话说，“积重难返”。由于“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战略指导思想没有转变；由于一些人把“人民战争”错误地理解为“人海战术”；由于军队的编制体制没有从根本上改革，军队的“消肿”问题仍然没有彻底解决，出现了缩了胀、再缩再胀的奇怪现象。
对此，邓小平有着深刻的认识。他在谈到军队调整方针问题时指出：精简整编，要搞革命的办法。一次搞好了，得罪就得罪这一次。用改良的办法，根本行不通。军队如此，地方也是这样。并且还明确指出：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这场革命不是对人的革命，而是对体制的革命，要“坚决减少军队的人数”。
在邓小平的大力推进下，1982年9月16日，中央军委向全军下达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指出了精简整顿的方针、原则、定额分配以及实施的步骤和要求。决定撤销军委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领导机关，将这三个兵种领导机关分别改为总参谋部炮兵部、装甲兵部、工程兵部；铁道兵领导机关与国务院铁道部合并；基建工程兵撤销。至此，人民解放军现役军人还有423万人。
按理说，经过1975年至1982年的四次精简整编，特别是1982年以机构改革为重点的精简，人民解放军的总员额已有了很大的缩减。但是，邓小平仍不满意，他在1982年的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上批示道：这是一个不能令人满意的方案，现在算第一步，以后还要继续做。
1985年军委扩大会议决定，军队编制体制再一次进行调整改革。邓小平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解放军裁减员额100万。裁减的重点是总部、大军区、军兵种和国防科工委机关及直属单位，其中总部机关平均精简员额近一半，同时，撤并了部分军区和院校；撤销了31个军级单位、4054个师团级单位，保留的陆军军统一整编为集团军，将装甲兵部队的全部，炮兵、高炮部队大部及部分野战工兵部队编入集团军序列。减少了各级副职，将机关和部队中76种由军官担任的职务改为士兵担任，使人民解放军的官兵比例趋于合理。尔后根据形势和任务的要求，军队编制体制又进行了一些小的调整，并继续裁减了一些员额。到1990年，全军员额已减少到319.9万人。与此同时，还削减淘汰了大量落后陈旧的装备，其中削减各种火炮近1万门，各型坦克1100余辆，各型飞机近2500架，各型舰艇610余艘。经过调整改革，军队的编制体制逐步趋于合理，逐步适应了和平时期建设和现代化条件下作战的需要，人民解放军精兵合成程度和质量建设水平都有了明显提高。
裁军百万任务的完成，使人民解放军的编制体制更加适应平时训练和未来作战的要求，在精兵、合成、平战结合、提高效能等方面达到了一个新水平。它标志着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从此由长期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真正转入和平建设的轨道。
中国单方面裁军一百万，与当时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加强军备竞赛、在裁军问题上唱得多做得少的状况形成了鲜明对照。这一行动向世界表明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对和平的诚意，因而受到国际舆论的普遍赞扬。
（二）注重质量建设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高瞻远瞩，深思熟虑，自70年代末以来一再指出，我军过去“只讲数量不讲质量。现在改变了，讲质量，讲真正的战斗力，搞少而精的真正顶用的。”他说，面临霸权主义，“没有适当的力量也不行。这个力量要顶用。我们不需要太多，但要精，要真正是现代化的东西。”
注重质量建设，是当今世界各主要国家军队建设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高技术兵器在军事领域的广泛应用，现代战争形态已发生很大变化，对军队现代化水平的要求更高了。其中，大量的高精尖技术应用于军事领域，武器装备的技术含量急剧增加，作战效能发生了质的飞跃，对人的素质，尤其是现代军事科技的知识和技能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军队技术水平的差异使得战斗力倍增或倍减的效应日益突出，军队战斗力中的质量因素显得尤为重要。目前，世界各主要国家的军队都在减少数量、提高质量，加速促进由人力密集型军队向技术密集型军队的转变。在科学技术尚不发达的冷兵器时代，由于武器装备的作战效能低，军队官兵的体力和技术水平的差别比较容易用军队的数量来弥补。数量越多，战斗力越强。热兵器时代的战争实践表明，军队的战斗力已不完全取决于庞大的数量，同时取决于不同的质量。但不论怎么说，直至机械化战争时代，数量仍然在战争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甚至是主要的、决定性的作用，以数量的优势弥补质量的劣势曾经不失为一种有效的选择。然而，在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局部战争的条件下，军队的质量对战斗力的决定作用凸显出来。现在衡量军队战斗力的强弱，主要看其质量的优劣。在数量和质量的矛盾运动中，质量已居于主导地位。占有质量优势的军队，往往掌握战场上的主动权。海湾战争中，美军第24机步师的1个“阿帕奇”直升机营，在巴士拉以西攻击伊拉克共和国卫队的一个坦克师，24架直升机仅用50分钟，就击毁伊军坦克和装甲车84辆、火炮8门、汽车38辆。整个战争中，多国部队击溃和歼灭伊军50余万人，击毁和缴获伊军坦克4000多辆，装甲车1280多辆、火炮2140多门、俘获86000余人，而自己损失轻微。出现这种结果，与多国部队在质量上占有绝对优势是分不开的。
武器装备现代化，是军队质量建设的物质基础和主要标志。邓小平强调，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国防，要在国民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加速改进军队的装备。80年代，国防科学技术研究，尤其是尖端科技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在战略武器方面，1982年10月我国的潜射导弹发射成功，标志着我国的战略导弹由使用液体燃料发展为使用固体燃料，由陆上固定阵地发射发展为水下隐蔽机动发射，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潜艇水下发射导弹能力的国家；1985年5月我国首次用机动发射装置成功地发射了地地固体战略导弹；1988年4、5月间，我国第一代核潜艇在南海海域成功地进行了极限深潜、水下高速航行和大深度发射鱼雷等试验。在军用电子信息技术方面，我国研制出一批采用新型元器件和新技术的较为先进的装备，其中多波束三座标雷达、小型化高炮炮瞄雷达、具有保密抗干扰功能的战术电台、防空自动化指挥系统、空空导弹靶试自动化指挥引导系统等，技术均达到较高水平。尤其是100亿次银河计算机研制成功，标志着我国独立设计制造巨型计算机的能力又有长足进步。在航天技术方面，我国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很快，已从试验转向应用，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具有空间发射技术的国家之一。
质量建设，很重要的是要根据现代战争的需要，优化军队内部的编成和结构。科学合理的编成和结构，是改善内部质量，提高整体功能，发挥综合效益的重要环节。随着现代军事科技的发展和武器装备的变化，诸军兵种合成的规模与质量，是现代联合作战的一个突出问题，是衡量军队现代化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
邓小平十分重视优化我军编成，加强军队的“合成”。他首先强调从体制上加强合成，只有在体制编制上使诸军兵种真正有机地结合起来，平时编在一起，练在一起，战时才能统一指挥，才能形成强大的战斗力。他提出要根据各战区特点，根据军队装备不断改进的情况，搞些合成军、合成师，这样便于平时合成训练，便于指挥员熟悉特种兵的指挥，就能把平时训练和战时使用结合起来，免得临时配属不习惯。其次是加强合成训练，努力学习和研究现代合同作战、联合作战的知识，掌握组织指挥的艺术。邓小平说，部队的训练，“不能总是停留在练射击、刺杀、投手榴弹的水平上，现在单练这些就不够了。怎样对付坦克、飞机等等，每个战士都得学会。怎样把天上地下协同起来，我们也要学会。刚才我说要编组合成军，就是要逐步地把部队合成起来，通过平时训练，使大家熟悉这方面的知识，学会这方面的本领。”
为适应现代化战争的需要，1985年中央军委明确提出精兵合成的方针，决定将精简后保留的陆军步兵、炮兵、装甲兵、野战工兵和高炮等部队统一整编为合成集团军。陆军合成集团军的组建，标志着人民解放军现代化建设迈上一个新台阶。
（三）坚持训练为先
军事训练，是军队建设中一项经常性的中心工作，是军队不断适应作战需要，提高战斗力的基本途径。邓小平反复强调，在没有战争的条件下，军队素质的提高靠训练，因此，要把军队的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后来他又讲到，从1975年我们就提出要把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因为不打仗，部队军事素质的提高就得靠训练。这一段时间做了许多工作，但是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好，现在重新提出来，并作为一个制度问题加以解决。
第一，确立了教育训练的战略地位。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是指从总体上、全局上、发展上确立了教育训练在军队建设中的重要地位；或者说，教育训练在军队建设中，是一项事关全局、事关发展的工作。
第二，规定了军事教育训练的主要内容。即努力提高现代条件下诸军兵种协同作战的能力。在教育训练的军事训练、政治教育、民用技术训练、科学文化教育等诸项内容中，军事训练是重点。因为军事训练是提高军队战斗力的基本途径。而在军事训练中，合成协同作战训练又是重点。这是由现代条件下主要是合成军队作战的战争新特点所决定的，是教育训练的内容必须适应战争发展趋势这条基本规律的反映，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按照实战需要进行训练，军队才能具有战斗力”的军事教育思想的重大发展。随着各种现代技术兵器应用于战场，使交战的构成越来越复杂，参战的军（兵）种越来越多，协同作战将成为未来战争中决定胜负的重要因素之一。面对发展变化的新情况、新要求，邓小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全面分析和研究了现代战争特点，指出：“现代战争将是由诸军（兵）种合成的协同作战，包括现代战争知识，诸军（兵）种联合作战的内容”，“空中也有，地面也有，水里也有，不是过去的小米加步枪了。”“一个连作战，配属你几辆坦克、几门火炮，你怎么指挥？你连长没有这个知识是不行的呀！所以非学习不行。”
第三，明确了军事教育训练的优良传统。即要从勤学苦练中学本领。在邓小平教育训练思想体系中，有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就是要勤学苦练。他指出：要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这个方针具体化，需要从两个方面去做。一个方面是部队本身要提倡勤学苦练。另一方面是通过办学校来解决干部问题。“部队要加强政治教育，加强纪律性，要从勤学苦练当中学本领。军队的好传统、好作风，也要从苦练当中恢复和培养起来。军队要能打仗，靠提高政治觉悟，靠勤学苦练”。“不苦练不仅不能提高本领，还会出事故”。邓小平关于勤学苦练的论述，不只是个一般性的训练要求，也不只是个训练作风问题，而是教育训练思想体系中具有丰富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贯彻总要求，实现总目标，落实主要内容的根本保证，也揭示了教育训练的内在规律以及军队建设的客观要求。
（四）严格依法治军
我军建设跨进和平时期以后，尤其是面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军队建设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之后，对依法治军、强化纪律、严格管理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邓小平对此洞察秋毫，见微知著，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成为我军质量建军、依法治军的基本遵循。
第一，加强整顿，以严军纪。由于一些历史原因以及在林彪、“四人帮”的长期干扰和破坏下，军队在管理上曾经走过一段弯路。优良传统失传，组织机构涣散，作风纪律较差，一度影响了军队的全面建设和原有形象。对此，邓小平将其概括为“肿、散、骄、奢、惰”。为了改变军队建设的这种状况，邓小平本着对党和军队质量建设及长远发展高度负责的勇气和胆略，于1975年作出了军队要整顿的英明决策。通过整顿，一个是要提高党性，消除派性；一个是要加强纪律性。以使军队建设实现统一指挥、统一制度、统一编制、统一纪律、统一训练的要求，恢复和发扬军队的优良传统，全面走上正规化、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
一是明确了整顿的内容。面对十年动乱给军队建设造成的破坏，针对军队各级机关臃肿、机构重叠、制度废弛、职责不明、管理混乱的现实状况，主持军委工作不久的邓小平就明确指出，抓管理首先要抓住根本性问题，从体制编制整顿做起。搞好军队的编制整顿，体制整顿，可以适当解决军队的其他问题。对此，邓小平还非常尖锐地指出，真正说到底，我们军队成堆的问题、核心的问题是什么？不是这个人那个人的问题，而是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这是最根本的。除此之外，还要整顿纪律。整顿必须要严格整顿纪律。不整顿纪律，照此发展下去，我党亲手创建的这支有着优良传统的军队就会不成样子。对于部队中有的单位闹派性、搞山头问题，对于有些干部对上面的指示不执行、命令不服从的问题，对于有些部队组织纪律差的问题，邓小平反复强调，军队要像军队的样子；军队没有纪律不行。一支军队如果没有严明的纪律，就无法执行各种任务，就难以形成战斗力。所以，整顿的内容，一要整顿编制体制，二要整顿组织纪律，这个重点要突出出来。
二是明确了整顿的要求。邓小平在组织实施军队的整顿中，他一再强调整顿一定要严。“这次编制要严格搞，切实遵守编制。可以说编制就是法律”。整顿编制要严，落实编制也要严。看来要用一点革命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把编制体制调整和整顿当做一场革命来搞。不采取革命的行动，总是怕得罪人，就什么都搞不好。整顿纪律，严明军纪也是如此。要下这样的决心，要有这样的勇气，把纪律整顿好，把作风培养好。正像他深刻分析时所指出的，面对新的形势，对于军队来说，是从长期的战争环境中转到和平环境的，这是军队面临的最大的不同。要从严格的组织纪律人手，提高官兵素质，提高军队的正规化程度。在军委的一次扩大会议上，他严肃指出，军队非讲纪律不可，纪律松弛是不行的。结合回顾我军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建设和发展历程时，邓小平语重心长地说，我们这个军队，历来强调一切行动听指挥，强调遵守组织纪律。不这样，我们能够战胜比我们强大得多的敌人吗？能保证党对军队的领导，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吗？能够加速我军的革命化建设吗？所以，要经常不断地教育我们的同志，我军是中国共产党亲手缔造的人民军队，是无产阶级的军队。无产阶级是具有高度组织纪律性的阶级。无产阶级的军队必然就体现了本阶级的优秀品质和优良作风，其中突出的一点就是纪律严明，在思想政治、作战、训练等一切工作、一切军事活动中都坚持从严要求。
三是明确了整顿的重点。整顿的重点在干部，做到严军先严官。我军各级指挥官，不仅是各种纪律落实的组织者、领导者和管理者，而且还是以身作则的表率和模范。如果各级指挥官在执行纪律方面做不出榜样，坚持不到标准，那么他所实施的领导管理，就没有感召力，更没有说服力，也就必然没有效果。所以，从执行纪律、加强管理的基本规律看，严军必须先严官，让官做出表率，让官在严格执纪中知道怎样严部属，严部队，军才能严起来，才会严起来。在严军先严官中，邓小平还特别强调对领导班子要严，对高级干部更要严。高级干部要做艰苦奋斗的榜样，做实事求是的榜样。他针对我军有的领导和机关中存在着严重松散的问题深刻指出，现在，不正之风很突出，要先从领导干部纠正起。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以身作则非常重要，群众对干部总是要察其言、观其行的。连长、指导员不以身作则，就带不出好兵；领导干部不做出好样子，就带不出部队的好风气，就出不了战斗力。所以，军队整顿纪律，首先要从整顿干部抓起，从整顿班子抓起，这样，整顿才有说服力，管理才有基础，带兵才有权威，建设才能出质量。四是明确了整顿的方法。在纪律整顿方面，首先要从建章立制开始，把体制搞得更加合理，管理关系更加顺畅，管理责任更加落实，就可以更好地调动各方面人员的积极性，创造出更好的管理环境，形成更好的守纪氛围。在严守纪律上，要坚持两点：一个是一切行动听指挥，一个是自觉遵守纪律。要加强这方面的教育。对不执行命令的，有的开除军籍，有的降级，要执行纪律。如果军队连这一条都办不到，还叫什么军队！
第二，建章立制，以定军规。完善各项军事法规，健全各种规章制度，是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的重要前提。因为这些法规、章程和制度，既是军队各项建设和工作的遵循，也是对建设水平和工作效果检查评价的依据。所以，邓小平从客观和全局的需要出发，多次强调道，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
一是恢复完善了各项法规制度。为了保证军队整顿后，在各方面有所遵循，立见成效，邓小平强调要加强各项法规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工作。没有规定纪律或规定得不完善的、不合理的要迅速规定和完善，要求应在军队所有的领域，所有的方面都订出章程，建立和完善军队的各种条令条例等法规制度。正是在邓小平的指示下，仅1977年12月的军委会议上，就制定并通过了9个决定、条例。邓小平对此还强调说：这次会议，对我们军队几乎所有的领域，所有的方面，都订出了章程。这些章程有些是过去有的，被林彪、“四人帮”破坏了，这次把他们恢复了，有的是新订的，所有这些章程，都是整顿军队，准备打仗所必需的。有了这些章程，我们就有章可循，就能够统一认识，统一行动。后来他又多次指出：制度要建立，要非常严，每一个人都要有。一点差错不能有，每个人要有自己的职责。从而，使军队的各项工作，各种建设，各种行动，都得到了全面的规范，完全走上了正规化、法制化、制度化的轨道，都做到了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二是强调法规制度的落实要按级负责。建立了法规制度，就要有人抓落实，就要各负其责，责任到人，否则，再好的法规制度就形同一纸空文，就等于束之高阁。所以，邓小平明确指出，在管理制度上，当前要特别注意加强责任制。要建立很多规章制度。比如讲责任制，什么责任，归哪个部，归哪个承担，都要明确。一定不要像过去那样，缺少严格的岗位责任制，很多人往往不能独立负责地很好地承担起所分管的工作，很多责任都没有落实，这样的管理肯定要出事。为了杜绝此类问题继续发生，一定要按级负责，责任到人，确保法规制度的很好落实。
三是要求落实法规制度必须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法规制度的贯彻落实，必须坚持必依、必严的要求。邓小平多次告诫军队，党有党规，国有国法，军有军纪，对一切无纪律、无政府、违反法制的现象，都必须坚决反对和纠正。对于那些违法乱纪的，有的要依法处置，有的要执行纪律。否则，就失去了法规、纪律存在的意义和作用。这关系到军队的生存和发展，也关系到建军质量的高低。所以，军队落实法规制度，一定要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以维护法规、纪律和制度的权威性、严肃性，以利于以法治军。
第三，严格管理，以树军威。严格管理，是指军队的一切工作都要按照法规、章程、制度，严格组织、协调、规范、控制，以保证建设和工作质量。管理是军队实现正规化、制度化、法制化的基本手段，管理必须要严，管理必须依法，管理必须遵章。邓小平在他建军治军的过程中，十分重视管理工作。他多次明确指出，管理两个字很重要。管理好不好大不一样，所谓管理得好，主要是做好人的工作。部队建设质量高不高，战斗力强不强，职能作用发挥得好不好，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看你管理搞得怎么样。这是我们的一条最基本的经验。正因为如此，邓小平果断决策，从整顿纪律，严抓管理人手，呕心沥血，殚精竭虑，鼎力改革，消除时弊，系统地解决了军队管理松懈，作风松散，纪律松弛的问题。
一是严格管理强调要注意研究新情况。严格管理的前提是要管在“理”上，而要管在“理”上，关键是要了解新情况，研究新问题，探讨新变化，采取新方法。“军队内部也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现在，干部有很多新的情况，战士也有新的特点，教育对象不一样了”。“对于军队来说，由长期的战争环境转入和平环境，这是个最大的不同。时间不同了，条件不同了，对象不同了，因此解决问题的方法也不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基本精神不能变，也没有变，但怎样贯彻执行，如果不研究不结合新的情况，就贯彻不好”。所以，要使军队的管理能落实，见成效，就需要管理者去研究管理的新形式、新方法、新路子，这样才能更好地做到严格管理，严格也才能严在点子上。
二是严格管理要在提高干部的管理能力上下工夫。邓小平指出，我们现在有不少干部，不会管理部队。连队干部不会管连队，好多事故都是因为不会管理，不会做工作，不会做人的工作，不会做思想工作，使矛盾激化而发生的。这个问题我们多次讲过，团的干部，师的干部怎么样？不少人也不大会管理部队。要把部队管理好，就要提高管理能力。他在讲到干部管理能力不强的同时，也讲到了军队的班子管理能力不强的问题：有相当多的散班子，也有相当多的懒班子，恐怕软班子占得更多。这样的班子，对部队不可能去严格管理，也不可能做到严格管理。因此，邓小平在强调对部队实施严格管理的同时，首先要求要提高干部的管理能力，通过干部管理能力的提高，来实现对部队的严格管理。
三是提出了严格管理的新要求。严格管理，就是严格地按照条令、条例、法规、制度实施管理，不放松要求，不降低标准，不随意变通，不忽冷忽热。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执行规章制度宁可要求严一些，不严就建立不起来。所以，对于违犯纪律的，“不管是什么人，都要执行纪律，做到功过分明，赏罚分明，伸张正义，打击邪气”。可见，邓小平对于严格管理，主要是强调要敢于碰硬，敢于解决棘手问题，敢于对部队建设中存在的训练不严，纪律松弛，作风松散，制度不落实的问题进行有效的治理和整顿，敢于对歪风邪气打击而不手软，对一切违反条令条例的做法不姑息、不迁就、不照顾。做到严格按照条令条例和部队的各项规章制度办事，做到时时、处处、事事以条令条例为准绳，以严格要求、严格管理为标准。当然，严格管理并不是说越严越好，而是要严而有据、严而有度、严而有理、严而可行。将严格的行政手段、严格的规范要求和严格的行为约束与耐心细致的、经常性的思想工作相结合。做到管理先管人，管人先管心。这样，使部队逐步建立起正规有序、严格有度、生动活泼的管理环境。
四是明确了严格管理的保障。严格管理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赏罚严明。只有赏罚严明，军队的各项法令法规、纪律制度才能很好的贯彻执行，才能保证军纪法规的权威性、严肃性和指令性，也才能有利于加大严格管理的力度，更好地做到严格管理。怎样做到赏罚严明，邓小平明确指出：赏罚要根据工作成绩的大小、好坏、有赏有罚，有升有降。对于管理工作敢抓敢管，善抓善管，成绩突出的人，该赏的不赏，对于畏首畏尾，责任心不强，办法不多，工作管理出现失误的人，该罚不罚，就会是非不分，好坏不明，管理就失去了应有的权威，失去了必须的力度。所以，要实施严格管理，要使严格的要求得到很好的落实，就必须做到赏罚严明，以此来调动广大干部严格管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第四，加强教育，以正军风。我军管理的优良传统和成功经验，就是管理与教育紧密结合。管理好人，就等于抓住了管理的重点，而人又是受思想支配的，所以，管好人的关键又在于管好思想，管理的重中之重在于思想教育。邓小平深谙此理，反复强调部队的严格管理要从思想教育人手。他曾明确指出：在党政机关、军队、企业、学校和全体人民中，都必须加强纪律教育和法制教育。并要求战士从一入伍开始，就要学习和服从所必须遵守的纪律。要严格地贯彻条令、内务条令、纪律条令，还要加强教育训练。这样才能出纪律，才能出战斗力。
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最紧要的是聚精会神地把党建设好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因此，党建设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我们事业的兴衰成败。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在同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成员谈话时，语重心长地说：“常委会的同志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聚精会神”四个字，反映了邓小平对党的建设的高度重视和严格要求，表明在党的诸项工作中，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处于非常重要的位置，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忽视和放松。他的这个谈话，既是对过去党的建设工作的深刻总结，又是对今后党的建设工作的殷切希望。此后他又反复强调，归根到底是“要有一个好的党来领导”。“只要坚持并且改善党的领导，由此带动其他工作，我们的任务就能够完成。”由此可见，邓小平在领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始终把加强党的建设的任务摆到全党工作的首位。
但是，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按照时代进步的要求不断改善党的领导。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政治路线，我们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向了经济建设，并迈开了改革开放的步伐。为了使党的领导适应这一历史性的转折，肩负起带领全体中国人民开拓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历史重任，邓小平把改善党的领导的任务提到了全党面前。在后来被称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的讲话中，邓小平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伟大的革命。在这场伟大的革命中，我们是在不断地解决新的矛盾中前进的。因此，全党同志一定要善于学习，善于重新学习。”邓小平敏锐地认识到，在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的使命中，我们党不仅要迅速拨乱反正，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而且必须改善党的组织状况、领导工作状况和领导制度，否则将很难承担起历史赋予我们党的艰巨重任。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专门讲了“坚持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的问题，强调坚持党的领导和改善党的领导是同等重要的事情，不要党的领导，中国没有希望，不改善党的领导，中国同样没有希望。“怎样改善党的领导，这个重大问题摆在我们的面前。不好好研究这个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坚持不了党的领导，提高不了党的威信。”邓小平把能否有效地改善党的领导，提高到决定党的领导地位，决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成败的高度。
（一）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事业必须由共产党领导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邓小平认为，只能由共产党来领导。他强调指出：“中国由共产党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由共产党领导，这个原则是不能动摇的；动摇了中国就要倒退到分裂和混乱，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围绕着这个根本原则，他做了多方面的、深刻的阐释。
第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邓小平说：“我们党同广大群众的联系，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是六十年的斗争历史形成的。党离不开人民，人民也离不开党，这不是任何力量所能够改变的”。我们走过的道路证明，中国革命，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能成功的。党的四大时只有900多个党员，但就是我们这个900多人的党，实现了国共合作，推进了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后，我们的党经受了十年血腥恐怖、百万大军“围剿”，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严峻考验，战胜了常人所战胜不了的困难，领导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终于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胜利地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虽然，我们党也犯过严重错误，但是错误总还是由我们党自己纠正的，而不是别的力量来纠正的。就是粉碎“四人帮”，也是由我们党代表人民的利益和要求来实现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人竟然要求削弱甚至取消党的领导，这是广大群众所不能容许的。如果党的领导被削弱，只能导致无政府主义，导致社会主义事业的瓦解和覆灭，这是被大量实践所证明了的客观真理。
第二，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特点决定了她能够承担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领导责任。邓小平说：“我们这个党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党，是领导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无产阶级专政的核心力量，是无产阶级的、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觉悟的、有革命纪律的先进队伍”。正是这个性质和特点，决定了我们党具有任何其他政党都无法比拟的深厚基础和强大力量，使党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成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几十年的历史证明，任何企图动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的主张和行为，都会遭到广大人民的抵制和反对。“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之所以引起全党全国人民的坚决反抗，正是因为他们踢开了久经考验并与人民群众建立了血肉联系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而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威信在全国人民中所以普遍提高，正是因为全国人民把他们对于前途的一切希望寄托在党的领导上。因此，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地位，是任何力量都无法改变的。
第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邓小平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件伟大而艰巨的事业。实现这个事业必须要有正确的政治路线、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艰苦创业的精神、又红又专的干部队伍。这些问题离开了中国共产党，别的组织、别的派别都不可能解决。因为“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没有党的领导，艰苦创业的精神就提倡不起来；没有党的领导，真正又红又专、特别是有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的队伍也建立不起来。这样，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祖国的统一，反霸权主义的斗争，也就没有一个力量能够领导进行”。我们制定的一些政策，包括对香港、澳门、台湾的政策，也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制定的。没有中国共产党，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谁能够制定这样的政策？没有哪个人有这个胆识，哪一个党派都不行。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客观事实。
基于上述分析，邓小平得出结论说：“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现代中国的一切”。
（二）根据形势的发展，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
在反复强调坚持党的领导的同时，邓小平十分突出地论述了改善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他明确指出，“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这是摆在全党面前的重大问题，不好好研究这个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坚持不了党的领导，也提高不了党的威信。这个问题的提出，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从历史方面看，十年内乱使我们党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在思想、作风、组织诸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的不纯，党的战斗力明显受到了削弱，党的威信下降了。正如邓小平指出的：过去，我们克服困难，党的一个号召，党中央的一句话，全国照办，非常顶事。现在就不那么容易了。为什么呢？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踢开党委闹“革命”，党被打乱了，“四人帮”实行的是帮领导、帮统治。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问题，是要恢复党的战斗力。因此，需要改善党的领导。从现实方面看，党的工作重点转移以后，党面临着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形势，新任务。完成这些新任务，在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等方面，都还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邓小平说：刚进城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就讲过，我们过去熟悉的东西快要闲起来了，现在面临的是我们不熟悉的东西。由于很长时间没有认真解决，现在这个问题更迫切更严重了。现在领导一个地区、一个部门，领导一个工厂，一个学校、一支部队，工作都比过去复杂多了，困难多了。比如经济工作，我们当然总还是做了不少好事，但是，我们真正有系统地学会了有计划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没有呢？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地建设社会主义经济，这和解放区的经济工作很不同。现在的经济工作，问题比50年代又复杂得多。“党应该居于领导的地位，但是，上面说的这些问题必须认真研究解决。”上述两个方面的情况表明，党在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后，必须着力解决改善党的领导问题，否则，党就无法实现建设四个现代化的伟大历史使命。邓小平不失时机地把这个问题提到全党的面前，意义是十分重大的。
第一，实行党政分开。党政分开即党政职能分开，这是改善党的领导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长期以来，我们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严重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党委包揽一切的状况，管了许多不该管的工作。这种状况妨碍并削弱了党的领导作用的充分发挥。同时，由于权力过分集中，还造成了官僚主义泛滥、工作效率低下、人浮于事、民主集中制遭破坏等种种弊端。有些情况达到了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人民群众很不满意。党的一元化领导，是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那时，革命根据地的中心任务是同敌人作战，而战争环境变化急剧，很需要实行党政军民一元化的高度集中统一的领导体制。历史证明，这种领导体制是当时所必需的，它为夺取战争胜利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夺取政权以后，在复杂的、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如果继续沿用这种一元化领导体制，就很不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了。随着经济建设的深入发展，这种不适应的情况就更为突出了。对此，邓小平做了深刻的总结。他说：我们历史上多次过分强调党的集中统一，过分强调反对分散主义、闹独立性，很少强调必要的分权和自主权，很少反对个人过分集权。……党成为全国的执政党，特别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党的中心任务已经不同于过去，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极为繁重复杂，权力过分集中，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对这个问题长期没有足够的认识，成为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现在再也不能不解决了。
在认真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邓小平对党政分开的根据和基本原则作了具体的阐述。一是明确了党组织的性质和作用。这是实行党政分开的根据。他指出，党的组织不是政府，不是国家的权力机关。无论是党的组织还是党员，都无权强制群众接受你的意见。党的组织只能号召、吸引，用党员的模范行动来影响群众，而不能强制群众接受党的这个那个主张。党组织的这种性质和作用，决定了必须实行党政分开。二是明确了党的领导的科学含义和实现党的领导的正确方式。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上的领导，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保证正确的政治方向，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从原则上说，各级党组织应该把大量日常行政工作、业务工作，尽可能交给政府、业务部门承担，党的领导机关除了掌握方针政策和决定重要干部的使用以外，要腾出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来做思想政治工作，做人的工作，做群众工作。”三是提出了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的思想。他一再强调，执政的党要以法治国。这是实现党政分开，克服以党代政的重要保证。在这个思想指导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努力遵循“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一原则行事，并将它写进了十二大党章。这个规定，对于实现党政分开，正确发挥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作用，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所有这些论述，为党和国家具体实施党政分开奠定了理论基础。
邓小平反复强调，实行党政分开的目的，是为了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而不是削弱党的领导。他说，实行这些改革，是为了使党委摆脱日常事务，集中力量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和组织监督工作。这不是削弱党的领导，而是更好地改善党的领导，加强党的领导。因此，前一阶段在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淡化党的领导的倾向，是完全错误的，必须坚决纠正。
第二，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扩大党内民主。“文化大革命”给我们党留下的最惨痛的经验教训，就是党的民主集中制遭到严重破坏，党内的民主生活被践踏，个人专断取代了集体领导，对不同意见不是采取民主的方法，而采取压制和打击的方法，这就使得正确的意见不能得到发表，党的领导人所犯的错误不能及时有效地得到纠正。这是“文化大革命”所以能够发起并延续十年之久的重要的原因。而我们能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靠的党内民主。所以，邓小平强调，解放思想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而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首要条件。他认为，“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因为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就全党、全国来看，许多人还不是那么敢讲话。好的意见不那么敢讲，对坏人坏事不那么敢反对，这种状况不改变，怎么能叫大家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四个现代化怎么化法？”不允许人家讲话，动不动就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党内鸦雀无声，是不可能有真正的解放思想的。要解放思想，就必须在党内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这是解放思想的必要条件。邓小平在推进解放思想的过程中，大力扩大党内民主，坚决纠正一个时期以来党内存在的“民主太少”的状况，倡导“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要求切实保障宪法和党章规定的公民权利、党员权利和党委委员的权利，努力在党内创造一个鼓励讲实话、敢于发表不同意见的氛围，从而强有力地促进了全党的思想解放。
解放思想需要民主，开拓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同样需要民主。毛泽东曾就党内民主的必要性说过这样一番话：处在伟大斗争面前的中国共产党，要求整个党的领导机关，全党的党员和干部，高度地发挥其积极性，才能取得胜利。所谓发挥积极性，必须具体地表现在领导机关、干部和党员的创造能力，负责精神，工作的活跃，敢于和善于提出问题、发表意见、批评缺点，以及对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从爱护观点出发的监督作用。没有这些，所谓积极性就是空的。而这些积极性的发挥，有赖于党内生活的民主化。党内缺乏民主生活，发挥积极性的目的就不能达到。大批能干人才的创造，也只有在民主生活中才有可能。可见，中国革命的胜利，有赖于全党的党员、干部和领导机关的积极性；而这种积极性的发挥，又有赖于党内生活的民主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需要全体党员和各级领导机关的高度创造性和积极性。因此，同样需要党内生活的民主化。邓小平指出：“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在党内和人民群众中，肯动脑筋、肯想问题的人愈多，对我们的事业就愈有利。于革命、搞建设，都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没有这样一大批闯将，我们就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况，就无法赶上更谈不到超过国际先进水平。”要鼓励大家动脑筋、想问题，要造就一大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没有党内生活的民主化是办不到的。针对一个时期以来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的状况，邓小平强调：“要真正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党实施领导需要集中，一旦形成决议就必须贯彻执行，而不能议而不决，更不允许各自为政。特别是在需要提高领导效率的情况下，该集中的必须认真集中。但要实行正确的集中，就必须充分发扬民主。重大问题一定要由集体讨论决定。决定时，要严格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一人一票，不能由第一书记说了算。只有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才能保证党的领导的正确性并及时纠正错误，也才能充分调动全体党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使党的事业充满活力和生机。
第三，建立一支合格的党员队伍。邓小平在论述改善党的领导时，把改善党的组织状况作为一个重要问题鲜明地提了出来，强调必须建立一支合格的党员队伍。他说：“现在，我们的党员有了三千八百万。如果这三千八百万都合格，那将是一支多么伟大的力量！”。然而，当时党员队伍存在的不合格情况，已经直接影响了党的领导威信，削弱了党的战斗力。而在党政分开以后，党实现领导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求全体共产党员充分发挥先锋和模范作用，带头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如果党员不合格，不能发挥先锋和模范作用，党的领导就会落空。因此，要改善党的领导，必须认真解决建立一支合格的党员队伍问题。
清醒地估计和科学地分析党的队伍状况，是建立一支合格的党员队伍的前提。邓小平指出，我们党的主流是好的，大多数党员是合格的，但是，也有一些不合格的党员。他们当中既有新党员，也有老党员。有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入党的新党员，一直没有受到系统的党的教育，不能成为群众的模范，不合格。而有些原来很合格的老党员，现在也不那么合格了，不能成为群众的模范。过去我们党的威力为什么那么大？就是党员打仗冲锋在前、退却在后，生活上吃苦在先、享受在后。这样他们就成了群众的模范、群众的核心。现在有些党员不同了，他们入党是为了享受在先、吃苦在后，败坏了党风，严重地脱离了群众。所以，邓小平告诫说，合不合乎党员的资格，合不合乎党员的条件，这个问题不仅要尖锐地提到新党员的面前，也要提到一部分老党员的面前。
如何解决不合格党员的问题，邓小平认为，一是加强教育。就是说，对大多数党员，必须着眼于教育。通过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彻底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使广大党员振奋精神，重新坚定共产主义信念；通过修改、制定严格的党规党纪，使党员、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入党的新党员，懂得党员的权利和义务，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二是严格整顿。对极少数腐化变质分子及背叛党的立场的人，要采取组织措施，坚决清除出党，决不能姑息迁就。尤其是不能允许那些公开反对党，与党闹对立的人继续留在党内。1986年底，针对当时党内一部分同志对自由化思潮软弱退让的状况，邓小平严肃指出，有些人讲的话，根本不像一个共产党员。这样的人留在党内干什么？不是劝退的问题，要开除。三是坚决消除派性。要彻底消除在“文化大革命”中滋生起来的派性，坚决纠正派性高于党性的不良倾向。邓小平在反对派性这个问题上，是不遗余力的。早在1975年抓整顿的过程中，邓小平就公开向派性宣战，同派性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他明确要求，对于坚持闹派性的人该调的就调，该批的就批，该斗的就斗，不能慢吞吞的，总是等待。要发动群众同派性进行斗争，闹派性的人还是怕群众，只要群众起来了派性就没有市场了。邓小平严肃处理了一批影响极坏、干了许多坏事的帮派骨干分子。打倒“四人帮”以后，邓小平再次复出，他继续坚定不移地反对派性，强调对于那些派性思想严重，根本不顾党的最紧要利益的人，决不能重用。在邓小平看来，派性是党的战斗力的严重腐蚀剂，如果任凭派性作怪，党就涣散了，就分裂了，因此对于派性必须坚决清除，对于坚持派性的人就要取消他共产党员的资格。四是要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邓小平指出，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形成了内涵非常丰富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用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来团结群众，影响群众，树立党的领导威信。他说，我们党在革命战争年代之所以有那么大的威力，能够成为群众的模范、群众的核心，道理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党员打仗冲锋在前，退却在后，生活上吃苦在先，享受在后。那个时候当一个共产党员不容易。当个共产党的干部，比如当个连长、当个排长，行军的时候一个人要背两三支长枪。现在有些共产党员不同了，他们入党是为了享受在先，吃苦在后。“所以现在我们提出，我们这个党要恢复优良的传统和作风，有一个党员要合格的问题。合不合乎党员的资格，合不合乎党员的条件，这个问题不只是提到新党员面前，也提到一部分老党员面前了。所以，我们党确实存在一个整顿的问题。”随着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深入持久的发展，邓小平更加强调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他把我们党在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形成的优良传统概括为“五种精神”，即：革命和拼命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精神，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精神，坚持革命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他强调说：“搞社会主义建设，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大大发扬这些精神。如果一个共产党员没有这些精神，就决不能算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不但如此，我们还要大声疾呼和以身作则地把这些精神推广到全体人民、全体青少年中间去，使之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精神文明的主要支柱，为世界上一切要求革命、要求进步的人们所向往，也为世界上许多精神空虚、思想苦闷的人们所羡慕。”五是党员领导干部要带头做一个合格的党员。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是治党、治国、治军的中坚和骨干，抓党员队伍建设，必须先从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抓起。我们历来有党员领导干部以身作则的优良传统。人民群众主要是通过我们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模范行动，认同我们党、拥护我们党的。然而，“文化大革命”严重破坏了党规党法，在一些党员领导干部中滋生出了不良风气。邓小平看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严肃指出，这些不良风气，使我们党脱离群众。他特别批评了一些领导干部的那种“所到之处，或则迎送吃喝，或则封锁交通，或则大肆宣扬”的做派，要求这种严重脱离群众的事情，从中央到地方都不许再做。我们党的生命，就在于和人民群众有着血肉一般的联系，得到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邓小平要求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严格遵守党规党法，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努力给广大党员做表率。
需要指出的是，建立一支合格的党员队伍，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党的思想教育和组织整顿的工作，不能有丝毫的放松。旧的问题解决了，还会出现新的问题，对此，全党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1984年整党以后，党的思想和组织状况确实有了很大改善。但是，后来党的建设又放松了。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对外交往的日益增多，少数党员经不起改革开放的考验，他们违反党纪国法，贪污腐化，行贿受贿，严重腐蚀了党的肌体。与此同时，由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有的人丧失了共产主义信念，迷失了政治方向，有的人则根本背叛了党的立场，攻击四项基本原则，成为1989年发生的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完全站到党和人民的对立面去了。正是鉴于这样深刻的教训，邓小平提出“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的忠告。他对建立一支合格的党员队伍充满了信心，并对全体党员寄予了厚望。他说：只要我们的几千万党员都合格，那将是一支多么伟大的力量啊！
第四，必须加强党的纪律。毛泽东在总结张国焘分裂党的经验教训时强调党的纪律：一是个人服从组织，二是少数服从多数，三是下级服从上级，四是全党服从中央。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毛泽东指出，这四条是我们党最重要的纪律。邓小平指出：“为了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必须加强党的纪律。文化大革命期间，党的纪律废弛了，至今还没有完全恢复，这也是党不能发挥应有作用的一个重要原因。”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反复强调加强纪律的重要性。邓小平说：“个人必须服从组织，少数必须服从多数，下级必须服从上级，全党必须服从中央。必须严格执行这几条。否则，形成不了一个战斗的集体，也就没有资格当先锋队。”在这四条中最重要的，就是全党服从中央。
贯彻执行全党必须服从中央的原则，要反对两种错误倾向。邓小平批评说，有人借口中央犯过错误抵制中央的领导，这是不容许的。不错，中央的确犯过错误，但是这早已由中央自己纠正了，现在“任何人都不允许以此为借口来抵制中央的领导。只有全党严格服从中央，党才能够领导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为实现现代化的伟大任务而战斗。任何人如果严重破坏这一条，各级党组织和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就必须对他严格执行纪律处分，因为这是党的最高利益所在，也是全国人民的最高利益所在”。另一种倾向是，某些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打着党内民主和自由讨论的旗号，反对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对于由“四人帮”带到党内来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以及党内新出现的形形色色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邓小平要求坚决予以肃清。他重申党章的规定，提醒全体党员自觉按照党章来规范自己的言行。党员对于党的决定有意见，可以通过组织发表，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可以通过组织也可以直接向中央提出自己的意见。从中央起，各级党组织都要认真考虑这些意见。但是，中央决定了的东西，党的组织决定了的东西，在没有改变以前，必须服从，必须按照党的决定发表意见，不允许对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任意散布不信任、不满和反对的意见。党报党刊一定要无条件地宣传党的主张。对党的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党员当然有权利进行批评，但这种批评必须是建设性的。对党的决定可以讨论，但在什么范围讨论，用什么形式讨论，要合乎党的原则，遵守党的决定。如果任凭无政府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党内泛滥，党就会成为一盘散沙，也就丧失了领导资格。在领导新时期党的建设的实践中，邓小平始终把严格党的纪律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视为党的生命线，对于破坏党的纪律的言行，无论出自何人都给予严肃的批评，直到采取组织措施。正是依靠严格的纪律，我们党在改革开放的复杂社会环境中，在国际风云的急剧变幻中，保持了高度的集中统一，经受住了考验，发挥了领导核心的作用。
第五，必须加强党的作风建设。邓小平一贯高度重视党风建设问题，只要讲党的建设，都要强调党风问题。他说：在目前的历史转变时期，问题堆积成山，工作百废待举，加强党的领导，端正党的作风，具有决定的意义。他为什么把党风问题提到“具有决定的意义”的高度呢？
首先，党风问题决定着党的生死存亡。邓小平不只一次地严肃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党的作风是党的生命。没有好的作风，党就难以在人民群众中建立起崇高的威信，也就难以承担起领导责任。我们党在革命战争年代，能够争取民心，凝聚民气，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形成了好的党风。但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也由于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建设有所放松等原因，近些年来，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有的被淡忘了，有的被削弱了。在一些党员身上，滋长了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等不良倾向，有的人对群众的疾苦漠不关心，有的人“一切向钱看”，极少数党员干部甚至走上贪赃枉法的犯罪道路。人民群众对此很不满意，对不正之风深恶痛绝。党的威望因此蒙受很大损害，如果再不抓紧解决党风问题，我们确实有失败的危险。邓小平对党内出现的不正之风十分焦虑，他十分尖锐地指出，现在，有些党员干部的作风和社会风气实在太坏了，这件事必须狠狠地、一天不放松地抓，否则，就必然脱离群众，失掉民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其次，党风问题决定着能否取得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胜利。党风和社会风气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表现。党风和社会风气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能顺利发展，并将有力地推动经济建设取得更大成就。反之，不仅精神文明建设搞不好，经济建设也要受影响。正如邓小平指出的：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因此，邓小平反复地强调，当前的精神文明建设，首先要着眼于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而为了促进社会风气的进步，首先必须搞好党风，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同志要以身作则。这是因为，党是整个社会的表率，党的各级领导同志又是全党的表率。如果党的组织把群众的意见和利害放在一边，不闻不问，怎么能要求群众信任和爱戴这样的党组织的领导呢？如果党的领导干部自己不严格要求自己，不遵守党纪国法，违反党的原则，闹派性，搞特殊化，走后门，铺张浪费，损公利私，不与群众同甘苦，不能吃苦在先、享受在后，不服从组织决定，不接受群众监督，甚至对批评自己的人实行打击报复，怎么能指望他们改造社会风气呢！所以，只有搞好党风，才能转变社会风气，才能顺利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最后，党风问题还决定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能否取得成功。邓小平站在历史的高度，把党风建设同党担负的历史任务紧密地联系起来，视党风建设为党完成历史使命的重要保证。这既是总结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又是新的历史使命对全党提出的要求。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是一项艰巨的历史使命，其复杂程度超过以往的任何革命任务。特别是它要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进行，要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打交道，这就不可避免地会使一些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作风涌进国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不抓紧党风建设，有些意志薄弱的党员就会经不住考验甚至腐化变质，有些立场不坚定的党员就会丧失共产主义信仰。这样，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就不可能顺利进行，或者会改变方向。所以，邓小平明确指出：如果不坚持搞好党风，进一步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就可能出现一些本来可以避免的大大小小的乱子，使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在刚刚迈出第一步的时候就遇到严重的障碍。
总之，党风建设是同党的命运、党的事业紧密相连的，任何忽视或放松党风建设的思想和行为，都是极其错误、非常危险的。
怎样建设好的党风呢？邓小平强调的主要是两条，一条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反对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反对讲假话、讲空话、讲大话；再一条，就是密切联系群众，保持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我们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必须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切实为群众办实事。
关于实事求是的作风。邓小平认为，党的好传统、好作风，“总的来说，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实事求是的作风”。从根本上说，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它体现在工作中就是要求人们一切从实际出发，努力探索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不但中央、省委、地委、县委、公社党委，就是一个工厂、一个机关、一个学校、一个商店、一个生产队，也都要实事求是，都要解放思想，开动脑筋想问题、办事情。”但是，“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被极大地削弱了。其突出表现就是党员不敢讲话，尤其是不敢讲老实话。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的事时有发生。邓小平痛心地说：甚至于我们有些老同志也沾染了这些坏习气。这种状况严重地破坏了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破坏了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同时，也窒息了党的生机。要改变这种状况，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就显得特别重要。要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从全党来说，就是要解放思想，冲破教条主义的束缚，一切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我国国情相结合，带领全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对每个党员来说，就是要具有求实精神，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干老实事。只要我们具备了这种作风，我们党的事业就必将充满生机和活力。
关于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邓小平深刻地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极其艰巨复杂的任务摆在我们的面前。很多旧问题需要解决，新问题更是层出不穷。党只有紧密地依靠群众，密切地联系群众，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代表群众的利益，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顺利地完成自己的各项任务。他的这段话充分说明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非常需要发扬党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这是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任务的重要保证。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恢复和发扬被林彪、“四人帮”破坏了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要着重在两个方面下工夫：一是关心群众疾苦，倾听群众呼声。邓小平批评说，现在，党在群众中的工作，党与群众的联系，比“文化大革命”前减弱了，工作方法也粗糙了。那时候领导同志到一个单位去，首先要到厨房去看看，还要看看厕所，看看洗澡的地方。现在这样做的人还有，但是不多了。很多同志根本不去同群众接触，一个学校的负责人，不去跟学生谈话，甚至于跟教员都不大接触。这样下去，我们怎么能听得到群众的呼声，又怎么能同群众商量办事，共同克服困难呢？因此，他要求各级党的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必须大力加强同群众的联系，要把国家的形势和困难、党的工作和政策经常真实地告诉群众；严肃批评和坚决纠正各种脱离群众、对群众疾苦不闻不问的错误；必须同群众打成一片，绝对不能同群众相对立。“如果哪个党组织严重脱离群众而不能坚决纠正，那就丧失了力量的源泉，就一定要失败，就会被人民抛弃。全党同志，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经常记住这一点，经常用这个标准检查自己的一切言行。”二是反对干部特殊化。早在1979年，邓小平就提出了反对干部特殊化问题。他认为，干部特殊化是我们脱离群众和群众产生不满情绪的一个重要原因。少数坏人也常利用这个问题闹事。他严肃批评少数人做官当老爷，追求舒适生活，房子越住越宽敞、越漂亮、越高级；有的人为了自己的方便，可以做出各种违反规章制度的事情。这就造成了我们脱离群众，脱离基层干部。上行下效，把党风搞坏了。他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提出：“为了整顿党风，搞好民风，先要从我们高级干部整起”的号召。
关于艰苦奋斗的作风。艰苦奋斗的作风是我们党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靠着这个作风我们逐步地从小到大、由弱变强，最后建立了一个社会主义新国家。现在，各方面的条件都大为改观了，经济基础雄厚了，生活水平提高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要不要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它还有没有现实意义？对此，邓小平明确地说，在中国搞四个现代化，要老老实实地艰苦创业，要有一股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根本的原因，就是我国底子薄、基础差。经过40年的奋斗，我们虽然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是比起我们的宏伟目标来，比起世界上的发达国家来，还有很大的差距，我们还没有资格满足和骄傲，还需要艰苦奋斗。因此，他反复地讲：“我们要经常记住，我们国家大，人口多，底子薄，只有长期奋斗才能赶上发达国家的水平。”“为了缩短和消除两三个世纪至少一个多世纪所造成的差距，必须下长期奋斗的决心。”
此外，围绕着怎样加强党风建设，邓小平还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措施。例如，严格党的纪律，加强纪委工作和法制建设；党的各级领导机关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带头，作表率；坚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要从具体事件抓起，真正抓紧实干，决不手软等等。
（三）要把领导集体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百年大计
邓小平多次说过，党的事业是千秋万代的事业。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为了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能够贯彻下去，必须解决新老干部的合作与交替问题，必须选拔出一大批德才兼备的接班人。这是保持党和政府正确领导的连续性、稳定性的重大战略措施，“是百年大计”。如果不抓紧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将犯历史性的大错误。1980年，他在中央召集的一次干部会上说：这件事情搞好了，我们见马克思还可以交得了账，否则是交不了账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就一直在考虑和安排新老干部的合作与交替，发表了许多重要讲话，做了大量工作。
跨入新的历史时期以后，能不能在老一代革命家健在的时候，建立一个成熟的第三代党中央领导集体，是解决新老干部的合作与交替的关键问题，是加强党的建设的头等大事。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们党就能够沿着正确的道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我们的伟大事业就能够继往开来。为此，邓小平和其他老一代革命家付出了一大量心血。经过十年的努力和实践的反复考验，特别是1989年春夏之交政治风波的血与火的洗礼，我们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终于成功地建立起来了。
风波过后，围绕着怎样建立一个成熟的第三代党中央领导集体，这个新的领导集体应该如何工作，邓小平做了许多深刻的阐述，为党的建设提出了许多新思路。
第一，新的领导集体必须是一个改革的班子、开放的班子。邓小平说，这不是九分九，而是十分重要的大局问题。要建立这样的领导集体，对于进入新的政治局、书记处，特别是常委的人，就要从改革开放的角度来选，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要选忠于马克思主义的干部。同时，还要注意年轻化，要有些年轻的人，否则难以为继。这个班子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是个根本问题，绝不能动摇。必须继续搞改革、开放，千万不能把门关起来，千万不能放弃改革开放。照过去的老框框做，肯定达不到我们的战略目标。总之，要更大胆地搞改革、开放，搞大开放。
第二，新的领导集体必须有一个核心。这是邓小平总结历史经验得出的结论。长期的革命实践表明，没有核心的领导集体是靠不住的，是经不起风浪的。我们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泽东。因为有毛泽东作领导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把共产党打倒。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邓小平。因为有了这个核心，即使发生了一些大的问题，也没有影响我们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始终是稳定的，问题解决起来也比较容易。因此，他要求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也必须有一个核心，同志们要以高度的自觉性来理解和处理这个问题，要有意识地维护这个核心。只要树立和维护了领导集体和集体中的核心，就会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有一个好的常委会。只要这个核心是团结的，努力工作的，能够成为榜样的，就是在艰苦创业反对腐败方面成为榜样的，什么乱子出来都挡得住。这样的领导集体，是国家的命运所系、党的命运所系、人民的命运所系。
第三，新的领导集体的眼界和胸襟要非常宽阔。邓小平说，这是对年轻的第三代领导人最根本的要求。我们的第一代领导人的前期是胸襟宽阔的，我们第二代基本上也是胸襟宽阔的，对第三代领导以及以后的领导都应该有这样的要求。所谓眼界和胸襟要开阔，就是要求新的领导集体成员在考虑问题时，要着眼于长远，着眼于大局，小局要服从大局；在选择干部时，要抛弃个人恩怨，敢于用反对过自己的人，不感情用事，在工作中，要能够很好地团结，互相信任、互相谅解、互相补充、互相容忍、互相谦让、互相帮助。无论如何不能形成小派别、小圈子，很多失误就从这里出来，错误就从这里犯起；在个人修养方面，每个进入中央最高层的成员，都要不再是过去的自己，不再停留在过去的水平上，因为责任不同了。每个人从自身的角度，包括自己的作风等方面，都要有变化，要自觉地变化。总之，胸襟开阔是最重要的问题，要放眼世界、放眼未来、放眼当前，也放眼一切方面。
第四，新的领导集体要扎扎实实做几件事。这是取信于民的重要方面，也是我们党的一贯作风。人民是相信事实、尊重事实的。做几件使人民满意的事情，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大胆地改革开放，另一个是抓紧惩治腐败。关于改革开放，就是要多做几件有利于改革开放的事情，而且要进一步地改革开放。关于惩治腐败，要雷厉风行地处理，按照法律办事，该受惩罚的，不管是谁，一律受惩罚。只要我们抓紧了这两条，我们的政策就更加鲜明，更加明朗，更能获得人心。这无疑会促进社会的稳定。
第五，正确认识党内个人因素的影响。在充分肯定领导集体中核心作用的同时，邓小平明确地指出了目前党内个人因素影响分量过重的危险倾向。认为这是个大局问题，这个问题解决得如何，将直接影响我们能否建立成熟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一个国家的命运如果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如果个人的因素影响到局势的稳定，影响到事情的健康发展，解决起来就会发生困难。他从党和人民的最高利益出发，几次谈到了要改变自己的分量太重的状况。为了改变这种情况，为了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邓小平几次向党中央提出辞去中央领导职务的请求。早在1979年时，他就说过：“如果党允许我今天退休，我马上就退休。这是真话，不是假话。”“就我个人的心情来说，确实感到这个问题太重要了。”1980年，他提出了要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
1987年，在党的十三大召开前夕，为了身体力行地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他又一次提出了退休的愿望。当时，中央反复考虑他本人和党内外的意见，决定同意他辞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职务，退出中央委员会和中央顾问委员会；决定他留任党和国家的军委主席的职务。此后，当中央的领导集体就重大问题征询他的意见时，他始终尊重和支持中央领导集体多数同志的意见。他坚持不再过问日常工作，并一直期待着尽早完成新老交替，实现从领导岗位完全退下来的愿望。1989年9月4日，他再次给中央写了一封情深意切的信，请求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他在信中说：“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选出的以江泽民同志为首的领导核心，现已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经过慎重考虑，我想趁自己身体还健康的时候辞去现任职务，实现夙愿。这对党、国家和军队的事业是有益的。恳切希望中央批准我的请求。”11月，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批准了他的请求。这些事实说明，邓小平用实际行动带头破除了领导职务终身制，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写下了一页灿烂的新篇章，表现了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广阔胸怀和高尚品格，为我们党建立成熟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做出了重大贡献。
（四）坚决惩治党内腐败，是搞好党的建设的重中之重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我国的经济和社会生活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大好局面，人民生活大幅度改善，综合国力迅速提高，展现了无限光明的前景。但是，在整个社会生活发生深刻转型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的道德观念和价值体系受到相当程度的冲击，剥削阶级的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沉渣泛起，毒化着社会空气。在这样一种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一些党员领导干部丧失了行为坐标，经受不住剥削阶级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的诱惑和侵蚀，把商品交换原则导入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利用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换取一己私利，大搞权钱交易。尤其令人担忧的是，这种腐败现象出现了泛滥的趋势，严重破坏了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损害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并且败坏着社会风气。
邓小平决不容忍党内腐败现象的存在和蔓延。早在改革开放之初，他就告诫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发扬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自觉遵守有关规定，坚决反对特殊化，纠正一切不正之风。对于违反中央规定的党员干部，一定要认真地教育，教育无效的就要实行组织措施以至纪律处分。1980年8月，邓小平在阐述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问题时指出，我们在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同时，要坚决抵制资产阶级损人利己、唯利是图思想的侵蚀。他严厉指责说，有些干部子女，甚至干部本人，为了出国，为了搞钱，违法乱纪，走私受贿，投机倒把，不惜丧失人格，丧失国格，丧失民族自尊心，这是非常可耻的。1982年，中央决定采取严厉措施打击经济领域中的犯罪活动，其中包括一些领导干部利用职权贪污受贿。邓小平指出，开展这样一场斗争是非常必要的，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有愈演愈烈之势，卷进经济犯罪活动的人不是少量，而是大量的。犯罪的严重情况，也不是50年代“三反”、“五反”那个时候能比的，出现了许多性质非常恶劣的大案，有些是个人犯罪，有些是集体犯罪，好多钱落到了个人或者某些集体的腰包。“这股风来得很猛。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么，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如果我们在打击经济犯罪，惩治腐败问题上迟疑拖延，还会有大批的人变坏，包括一些老干部。以后，邓小平又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从端正党风人手端正社会风气等重要思想，要求党风建设常抓不懈，坚决清除党内和社会上的腐败现象。
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平息后，邓小平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教训进一步指出：“要扎扎实实做几件事情，体现出我们是真正反对腐败，不是假的。本来我们就是要反对腐败的。对腐败的现象我也很不满意啊！反对腐败，几年来我一直在讲，你们也多次听到我讲过，我还经常查我家里有没有违法乱纪的事。腐败的事情，一抓就能抓到重要的案件，就是我们往往下不了手。这就会丧失人心，使人们以为我们在包庇腐败。这个关我们必须过，要兑现。是一就是一，是二就是二，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一定要取信于民。腐败、贪污、受贿，抓个一二十件，有的是省里的，有的是全国范围的。要雷厉风行地抓，要公布于众，要按照法律办事。该受惩罚的，不管是谁，一律受惩罚。”再不严厉打击腐败现象，强有力地遏阻腐败现象的蔓延，我们党就会失信于民，就会亡党亡国，千百万烈士鲜血换来的红色江山就会毁于一旦。对于腐败现象决不能心慈手软，有一个惩处一个，不论他的职位有多高，要使人民相信我们党与腐败分子是不共戴天的，是真正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的，是永远与人民站在一起的。从1989年到1992年南方谈话，邓小平又多次强调要坚定不移地开展反腐败斗争，要看到“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我们只有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这两件事结合起来，就可以使我们的政策更加明朗，更能获得人心。
如何在新形势下反腐败，这是邓小平深入思考的一个问题。
邓小平认为，反对党内腐败决不能再走群众运动的老路。首先，通过搞群众运动来反对党内腐败，势必转移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干扰甚至破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工作。“文化大革命”已经耽误了十年，世界经济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已经把我们远远地抛在了后面，如果我们再一次偏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轨道，必将被世界发展潮流抛得更远。如果再一次导致全国性动乱，中国必将陷入万劫难复的深重灾难，建设强大现代化国家的发展目标将成为一句空话。反腐败固然重要，但必须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大局下行动，不能干扰和破坏这个大局。其次，通过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来反腐败，势必制造冤假错案，这也不符合党和人民的长远利益。群众运动一哄而起，情绪化的、非理性的因素起主导作用，难以做到重调查、重证据，势必冤枉大批的好人，留下诸多的“后遗症”，破坏党内团结，伤害同志感情。第三，反腐败是一个长期的斗争，想通过搞群众运动一蹴而就是根本不可能的。产生腐败的土壤长期存在，铲除这种土壤是一个历史过程，因此反腐败斗争是一个长期的历史任务。用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来反腐败，是根本不适宜的，只能是缘木求鱼。
那么，应当运用什么样的手段开展反腐败斗争呢？邓小平明确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反腐败，只能运用法律的手段，走法制化的道路。他说：“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于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只有在法律范围内开展反腐败斗争，才能不干扰、不冲击经济建设的大局，才能稳准狠地打击党内腐败分子，也才能长久而卓有成效地开展下去。依靠法制，采取法律手段，有一个腐败分子惩治一个腐败分子，不断清洁党的肌体。这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反腐败斗争的基本途径。
邓小平要求充分发挥党的各级纪律检查部门的作用，用党规党法管住党员，特别是要管住党员领导干部。他在1978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中说：“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党章是最根本的党规党法。没有党规党法，国法就很难保障。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和组织部门的任务不只是处理案件，更重要的是维护党规党法，切实把我们的党风搞好。对于违反党纪的，不管是什么人，都要执行纪律，做到功过分明，赏罚严明，伸张正气，打击邪气。”反对党内腐败的斗争，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党领导反腐败的斗争，一是要依据党章的精神与原则制定约束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党规党法，用这些党规党法来教育和管理党员，并依据这些党规党法来惩处党内的腐败分子。二是要健全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充分发挥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组织协调反腐败斗争的作用。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就是要用党规党法教育党员，用党规党法监督和检查党员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用党规党法惩处违法乱纪的党内腐败分子。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了，不仅能够对那些腐败分子起到强有力的震慑作用，而且能够对广大党员起到提醒和警示作用。
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是防止腐败的重要屏障。早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邓小平就提出：党要受监督，党员要受监督。他指出：所谓监督来自三个方面。第一，是党的监督。对于共产党员来说，党的监督是最直接的。要求党的生活严一些，团的生活也严一些，也就是说，党对党员的监督要严格一些，团对团员的监督要严格一些。第二，是群众的监督。要扩大群众对党的监督，对党员的监督。第三，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要扩大他们对共产党的监督，对共产党员的监督。有了这几方面的监督，我们就会谨慎一些，我们的消息就会灵通一些，我们的脑子就不会僵死起来，看问题就会少一些片面性。共产党员谨小慎微不好，胆子太大了也不好。一怕党，二怕群众，三怕民主党派，总是好一些。谨慎总是好一些。
邓小平提出，把党员领导干部同伙夫、勤杂人员编在一起过组织生活，那是起不到什么监督作用的，应该把领导干部的主要组织生活，放到党委会或书记处和常委会，真正造成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空气。同等水平、共同工作的同志在一起交心，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监督作用可能更好一些。对党员领导干部的监督，还必须来自群众。邓小平特别强调党和群众之间的血肉联系，强调党员领导干部必须接受群众的监督。他指出，有群众监督和没有群众监督是大不一样的。有群众监督，我们的党员领导干部就会谨慎一些，胆子小一些。没有群众监督，放任党员领导干部独断专行，为所欲为，那是非常危险的，不仅会造成命令主义横行，有错误纠正不了，而且还会导致滥用权力，以权谋私。要加强群众监督，就要扩大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允许党内和党外群众对党员领导干部提出批评意见。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深刻教训，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我们要创造民主的条件，要重申‘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的手段。宪法和党章规定的公民权利、党员权利、党委委员的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来自党内和党外群众的监督，是防止和惩治腐败分子的强有力武器；只有充分发挥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人民群众才能有效地行使监督权利。民主党派的监督，是重要的监督。我们党必须接受其他党派的监督，接受他们提出的批评意见。邓小平早就指出，有其他党派的监督比没有其他党派的监督要好。我们作为执政党，更加需要听取来自各个方面包括民主党派的不同意见，需要接受各个方面的批评和监督，以利于集思广益，取长补短，克服缺点，减少错误，清洁肌体。
反对腐败，更根本的还是要从坚定广大党员的理想信念，弘扬艰苦奋斗的精神人手，扎牢思想的樊篱，增强对腐败的“免疫力”。邓小平在推进改革开放的整个进程中，都强调共产党员要带头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要有坚定的理想信念。1980年，邓小平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具备四个前提，其中之一，就是“要有一股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要求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带头发扬艰苦奋斗精神之后，他进一步提出：“党和政府愈是实行各项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政策，党员尤其是党的高级负责干部，就愈要高度重视、愈要身体力行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否则，我们自己在精神上解除了武装，还怎么能教育青年，还怎么能领导国家和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放弃了理想信念，就等于解除了思想武装，这对于一个党员乃至整个党来说都是非常危险的。所有的腐败分子在滑入罪恶深渊的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都是从放弃了共产党员的理想信念开始的，或者这些人本来就不具备共产党员的理想信念，而仅仅是想从执政党这里谋取个人私利。贪图享受，抛弃党的艰苦奋斗精神，这也是腐败产生的重要根源。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在思想教育上的经验教训，邓小平说：“艰苦奋斗是我们的传统，艰苦朴素的教育今后要抓紧，一直要抓六十至七十年。我们的国家越发展，越要抓艰苦创业。提倡艰苦创业精神，也有助于克服腐败现象。建国以来我们一直在讲艰苦创业，后来日子稍微好一点，就提倡高消费，于是，各方面的浪费现象蔓延，加上思想政治工作薄弱、法制不健全，什么违法乱纪和腐败现象等等，都出来了。”只有坚持艰苦奋斗精神，才能抗住纸醉金迷、灯红酒绿的诱惑和侵蚀。丢掉了艰苦奋斗精神，一心贪图享受，会不可避免地滑入腐败的泥潭。总的说，反腐败就是要用两手，一手是严厉打击贪污、受贿、弄权的腐败分子，有一个惩处一个；另一手就是加强思想教育，确立理想信念，大力倡导艰苦奋斗精神。如果说严惩腐败分子是治标的话，那么加强以理想信念、艰苦奋斗为主要内容的思想教育则是固本。只有把治标与固本结合起来，才能有效地遏制腐败，保持廉洁清正的党风和政风。
（五）建立一支宏大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干部队伍
毛泽东说过，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认真地选拔和培养干部，始终是我们党的一项重要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后，邓小平一直高度重视干部工作，特别是培养接班人的工作。1979年，他在对高级干部的一次讲话中指出，现在我们国家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不是四个现代化的路线、方针对不对，而是缺少一大批实现这个路线、方针的人才，是缺少一批年富力强的、有专业知识的干部。没有这样一批干部，四个现代化就搞不起来。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通过平反冤假错案，大批老同志陆续回到了领导岗位，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但随着现代化建设的推进，各级领导班子人数偏多、年龄偏大、文化偏低、内行太少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了，已经难以适应各项工作的深入发展了。而且，在当时的各级领导班子中，还有一批林彪、“四人帮”思想体系的人急需清理。他们大都是“文化大革命”中提拔起来的，对“左”的一套很留恋，中毒很深。如果将来这样的人接了班，就会给我们的事业带来无法预料的祸害，就要天下大乱。邓小平说，1975年我就想到过这个问题，那个时候毛主席要我来主持中央工作，王洪文就跑到上海去跟人说，十年后再看。当时我跟李先念同志谈过这个事情。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这个问题，将来我们都不在了，或者管不了事了，会有大批这样的人上来接班，会给我们党、我们国家带来灾难。
对于这个提醒，当时党内有不少同志并不重视，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没有意识到挑选接班人、搞好交接班的紧迫性。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一再尖锐地指出：“全国范围的干部接替问题，如果再过三五年还不解决，那就可能造成一种混乱”，“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到亡党亡国的问题”。“要忧国、忧民、忧党啊！”为此，他希望老干部要把培养选拔接班人的工作当成是自己最主要的任务和责任。所有老干部都要认识到，实现干部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是革命和建设的战略需要，也是我们老干部的最光荣最神圣的职责，是我们对党的最后一次历史性贡献，也是对我们每个人党性的一次严重考验。老同志现在的责任很多，第一位的责任是什么？就是认真选拔好接班人。他还说，我和陈云同志交换过心，“我们最大的事情是什么？国家的政策，党的方针，我们当然要过问一下，但是最大的事情是选拔中青年干部”。
按照什么标准去选拔接班人呢？邓小平做了明确的论述。概括地说，就是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就是德才兼备的原则。他十分重视革命化的问题，指出革命化是其他三个条件的重要前提。他多次讲，提出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这三个条件，当然首先是要革命化。所谓革命化，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懂得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坚决拥护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大公无私，严守法纪，坚持党性，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政治责任心。必须懂得，我们所干的事业，是要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而不是放弃社会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因此，有必要反复强调，我们的干部队伍，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今天重申这一点，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邓小平说，在坚持革命化的前提下，重视干部的年轻化，这是个战略问题，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长远利益的大问题。“道理很明显，只是确定了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确定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还不够，还需要有人干。谁来干？反正靠我们坐在办公室画圈圈不行，没有希望。现在真正干实际工作的还是那些年轻人。既然这样，为什么不可以把他们提到领导岗位上来？”要做到这一点，就要“破格选拔人才，不要按老规矩办事”。他说，1975年时，针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错误做法，我说过干部要顺着台阶上。干部要有深入群众、熟悉专业、积累经验和经受考验锻炼的过程。但是我们不能老守着关于台阶的旧观念，要打破那些过时的观念，创造一些适合新形势新任务的台阶。对那些特别优秀的青年人，要给他们搭个比较轻便的梯子，使他们越级上来。为了消除一些人担心年轻人经验不够、压不住台的疑虑，邓小平做了许多苦口婆心的思想工作。他说：“经验够不够，只是比较而言。”老实说，老干部对于现代化建设中的新问题，不是也没有什么经验，也要犯一些错误吗？一般说来，年轻人经验少一些，这是事实。但这是客观条件造成的。只要把他们放在那个位置上，他们就会逐步得到提高。我们许多老干部当大干部、做大事时，还不是二三十岁。我看还是要开明一点，要从大局着眼，从我们事业的前途着眼，积极地去发现人才、去做培养工作。总之，“一定要真正把优秀的中青年干部提拔上来，快点提拔上来。提拔干部不能太急，但是太慢了也要误现代化建设的大事”。
关于知识化和专业化问题，邓小平认为，只靠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没有真才实学，还是不能实现四个现代化。无论在什么岗位上，都要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他深刻阐释了红与专的关系。红与专应该是统一的。专并不等于红，但是红一定要专。不管你搞哪一行，你不专，你不懂，你去瞎指挥，损害了人民的利益，耽误了生产建设的发展，就谈不上是红。不解决这个问题，不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过去，在战争年代需要红与专的统一，现在搞建设，要求复杂了，更需要红与专的统一。实现知识化、专业化，一靠办学校，开展干部培训；二靠下苦功夫自学，与此同时，还要大胆培养和使用知识分子。提拔中青年干部，实质上就是提拔知识分子。这是我们的重要财富。总之，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决不能把它们割裂开来，或者对立起来。革命化是前提，其他三化是重要条件，忽视了哪一个方面，都是与党的干部路线相违背的。
邓小平对中青年干部寄予了无限的希望。他谆谆教诲，严格要求，鼓励中青年干部为继承革命事业接好班。他说，不只是年轻，有业务知识，就能解决问题，还要有好的作风。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深入群众倾听他们的呼声；要敢说真话，反对说假话，不务虚名，多做实事；要公私分明，不拿原则换人情，要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中青年干部接班，最重要的是接老同志坚持革命斗争方向的班。通过中青年干部的努力，把党的好传统、好作风发扬起来。
此外，邓小平还要求全党同志努力学习领导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各种知识，提高领导现代化建设的能力。党领导全体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首先就要使自己成为领导现代化建设的内行，要掌握领导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本领。在现代化建设的风帆刚刚扬起时，邓小平就预见性地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伟大的革命。在这场伟大的革命中，我们是在不断地解决新的矛盾中前进的。因此，全党同志一定要善于学习，善于重新学习。”
学习什么？邓小平指出，最根本的是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则同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结合起来的根基，也是我们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的必要前提。针对有人认为现在搞建设，最需要学专业知识和管理知识，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实际意义的思想，他指出，这是一种误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要求人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结合不断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同时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俄国的十月革命和中国的革命，不就是这样成功的吗？现在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代和任务不同了，要学习的新知识确实很多，这就更需要我们努力针对新的实际，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我们运用它的基本原则基本方法，来积极探索解决新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种问题的本领，既把我们的事业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推向前进，也防止一些同志，特别是一些新上来的中青年同志在日益复杂的斗争中迷失方向。因此，邓小平希望党中央能作出切实可行的决定，使全党的各级干部，首先是领导干部，在繁忙的工作中，仍然有一定的时间学习，熟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从而加强我们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只有这样，我们党才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直达到我们的最后目的，实现共产主义。除此之外，还要抓好三个方面的学习：一个是经济学，一个是现代科学技术知识，一个是管理。邓小平清醒地看到，按经济规律办事，就必须有一批能按经济规律办事的人。我们需要专家，需要懂行的人，而我们的干部不懂行的太多，“万金油”干部太多。我们的干部队伍庞大，但缺少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其他各类专业人员。我们必须下工夫改变干部队伍结构不合理、不对路的状况。他说：“如果能增加一百万司法干部，增加两百万合格的教员，有五百万科学研究人员，再有两百万会做生意的人，那就比较好了。”这就是说，我们党必须有一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具有专业知识和能力的干部队伍，才能承担起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重任。
总之，只有我们保持社会的稳定，把经济建设搞上去，科教兴国，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特别是把党建设好，把党搞坚强，把党的执政能力提高上去，才能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从而才能在国际事务中争得主动，我国的外交工作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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