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

    英国的大炮破坏了中国皇帝的权威，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

    摄影这一舶来品，也是随着外国摄影师来华拍照，而在中国传播开来。

    从此，摄影进入了普通中国人的生活，甚至禁卫森严的宫廷。

    一、最早来华拍照的外国人

    法国人于勒·埃及尔（Jules Itier），是第一个把摄影带到中国来的人。1844年，他以法国海关检察官的身份，随法国贸易谈判团来到中国，参加中法《黄埔条约》的谈判。

    在中国期间，埃及尔用达盖尔银版摄影法拍摄了两国代表的肖像。他们是法国代表拉萼尼和两广总督耆英。耆英后来在给皇帝的奏折中提到，他曾和英、法、美、葡等国的使臣互赠“小照”。这张照片即为埃及尔所摄，此时距达盖尔摄影法公布仅五年，是最早在中国拍摄的照片。

    此外，他还在广州、澳门、香港等地拍摄了不少城市风光和街景。在广州，他拍下了码头和城市的实况，并拍摄了洋行买办潘仕成的肖像及其庭院、别墅的照片。

    埃及尔于1845年6月回到法国。他在中国拍摄的部分照片，在1848~1853年的法国报刊上陆续刊用，有的还收进了1920年出版的法国摄影史。

    埃及尔在中国拍摄的这批银版照片，以及他本人亲手写的文字说明，现保存在法国巴黎市郊的摄影博物院，共有36幅。这些照片，以其珍贵的史料价值受到人们的珍视和收藏。

    二、罗森随美国舰队拍摄

    1854年，我国早期摄影师、美国摄影家伊·布朗的助手罗森，随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马登·柏利率领的舰队，对日本进行了历时半年的采访摄影。

    1854年8月7日，罗森回到香港。他以日记方式，把他随美国舰队采访拍摄的情况，在香港中文月刊《遐迩贯珍》上连载发表。

    罗森在日记中写道，他在日本下田逗留了一个月，曾多次到大安寺参观拍摄。当时的日本，科学技术还很落后，甚至不及中国。人们几乎对摄影一无所知。罗森还写道，美国送给日本的礼物中有照相机一具，当地官民见到后，“人多称奇”。这些文字记载，是不可多得的早期摄影师拍摄手记。

    三、比特的战地纪实摄影

    费利斯·比特（Felice Beato），出生于意大利的威尼斯。作为战地摄影记者，比特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地摄影工作。1860年，他来到中国，拍摄了大量的照片。这些照片，至今仍经常被各国采用。因此，比特被誉为“军事报道摄影的先驱之一”。

    比特在中国的拍摄活动，国外的资料有这样的记载：

    当欧洲士兵由于中国人在鸦片战争之后，拒绝加强通商的条约而对中国人进行残忍报复的时候，一位徒步旅行的幸运的摄影师费利斯·比特正好在场……

    他跟随向北京进军的英法远征军，拍摄了象堡垒一般的皇城，和沿途堆积尸体的一些令人难忘的凄惨照片，担任防守任务阵亡的中国士兵，趴在一个要塞城堡上，旁边摆着他们原始的土炮和弓弩。

    比特在中国只呆了一年时间，但却留下了很多有历史价值的作品。如直接表现残酷战争现场的《失陷的大沽炮台》（1860年8月摄），报道英法联军侵华活动的《联军占领下的广州镇海楼》（1860年4月摄）《北京联军驻地》（1860年10月摄）等。

    四、汤姆森镜头中的旧中国

    1873年，一本名为《中国和她的人民》的摄影集，在英国出版。作者约翰·汤姆森（John Thomson，1837~1921），出生于爱丁堡，是英国著名的“街头摄影家”。这本摄影集收录了他1862年和1869年两次来到中国，拍摄的200幅照片。

    《中国和她的人民》全面地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其中，既有表现中国锦绣河山、城市风光的作品，也拍摄了人民从事生产劳动和日常生活的情景；既有洋行买办的私人园林，也有社会最底层的生活状况。这些照片，所表现的人物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辛酉政变后的恭亲王，贵族妇女，集市上待雇的贫民，吸食鸦片者，瘦弱的更夫，戴木枷的囚犯，以及剃头、修脚、拉洋片等手艺人，都成为汤姆森的拍摄对象。

    影集中的照片，每幅都配有详细的文字说明，这些说明都是在拍摄过程中访问记录下来的。如《广东旧工厂场址》这幅照片，画面上洋楼与四周破烂的草屋形成了强烈对比。

    拍摄街头小景，是汤姆森的特长。《广州闹市一角》和《九江街头小景》，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前者利用占据画面时垂直线条，表现了广州市内商业区林立的店铺，各种牌匾密集交错的繁荣景象；后者则选取了街头有代表性的四种商贩，通过巧妙的构图和光线运用，展现出一幅具有中国特色的风俗画卷。

    此外，在中国期间，汤姆森还出版了《北江风光》和《闽江风光》两部摄影集，对扩大摄影在中国的影响起到了一定作用。

    五、清宫摄影

    摄影术传入中国初期，曾被清朝统治者视为“奇技淫巧”、“异端邪术”。因此，紫禁城内严禁摄影，摄影器材和摄影师都难以进入宫廷。直到20世纪初，情况才稍有改变。慈禧太后晚年被摄影的巧妙所吸引，借它来寻欢作乐。于是，有个叫裕勋龄的人被召进宫中，专门给慈禧太后拍照。

    裕勋龄，汉军正白旗人。其父裕庚公爵早年曾任外交官，出使日本和法国。裕勋龄曾随父母弟妹一起旅居国外，接受西方教育。在法国陆军学校留学时，他开始学习摄影，并拍摄过一些新闻照片。1902年末，裕勋龄带着自己的全套摄影器材，随家人回到北京。

    1903年，裕勋龄进入宫廷，成为慈禧的御用摄影师。由于慈禧喜爱照相，裕勋龄受到格外的优待。因为跪着够不着照相机，慈禧特准他在照相时免跪。同时，他还是个近视，不戴眼镜就无法对光，所以慈禧又特许他戴眼镜（宫里规矩，在慈禧面前是不准戴眼镜的）。

    在任宫廷摄影师期间，裕勋龄为慈禧拍摄了不少“御照”。这些照片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单人全身照，其中有穿朝服的，也有穿便服的。二是宫闱生活照。三是化装娱乐照，有的在室内拍摄，有的在水上乘坐画舫拍摄，人物多少不等，场面也大小不一。慈禧的化装照，大多扮作观音，布景或屏风上钉着“普陀山观音大士”的牌子。

    慈禧照相时往往大张旗鼓，兴师动众。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内务府的档案中，保存了一次慈禧为拍化装照传下的口谕：

    七月十六日海里照相，乘平船，不要蓬。四格格扮善财，穿莲花衣，着下屋绷。莲英扮韦陀，想着带韦陀盔、行头。三姑娘、五姑娘扮撑船仙女戴渔家罩，穿素白蛇衣服，想着带行头，红绿亦可。船上桨要两个。着花园预备带竹叶之竹竿十数根。着三顺预备，于初八要齐，呈览。

    由此可见，当年慈禧照相是经过内务府精心策划，周密安排的。

    除了裕勋龄之外，慈禧还曾诏在华的日本籍摄影师山本赞七郎，到颐和园拍摄“簪花小照”。作为拍照的酬劳，慈禧赏给山本赞七郎黄金二万两。一张照片花费二万两黄金，这是世界上最高的记录。慈禧的奢华，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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