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容闳拍摄华工照片
在早期纪实摄影中，容闳是一位杰出的代表。容闳（1828~1912），字纯甫，广东香山县人，清末改良主义者。1847年留学美国，1854年毕业于耶鲁大学，是我国在美国高等学府毕业的第一人。
容闳是第一个运用摄影进行对外交涉的外交官。他曾任中国驻美国、秘鲁副使，在一次办理华工条约的交涉中，他出色地运用照片进行外交斗争，维护了华工的利益。
1873年，秘鲁派专使来华，要与中国签订招募华工条约。在此之前，中国政府听说在秘鲁有大批华工遭到非人待遇，所以打算回绝秘鲁的要求，但苦于没有证据。于是，经办此事的李鸿章，委派容闳去秘鲁调查当地华工的处境。容闳到秘鲁后，“以迅速之手段，三月内即调查完竣”。随后，他将报告书和亲手拍摄的24幅照片，一起寄回国内。这份报告书和24幅照片，是华工在秘鲁受到虐待与歧视的真实写照。
多年后，容闳在他的回忆录中，叙述了这些照片的拍摄过程：
凡华工背部受笞，被烙斑斑之伤痕，令人不忍目睹者，予乃借此摄影，一一呈现于世人目中。
予摄此影，皆于夜中秘密为之，除此身受其虐之数华工外，无一人知之者。此数名之华工，亦由予密告以故，私约之来也。
秘鲁华工之工场，直一牲畜场。场中种种野蛮之举动，残暴无复人理，摄影特其一斑耳。有此确凿证据，无论口若悬河，当亦无辩护之余地。
容闳站在祖国和民族的立场，以摄影作为揭露罪恶、主持正义的手段，从而取得了这场外交斗争的胜利。
二、梁时泰拍摄北洋舰队
广东人梁时泰，是我国早期纪实摄影的先驱者之一。
1885年（光绪十一年），醇亲王受命总理海军事务，赴天津巡阅海防。为了加强宣传，大造声势，特召摄影师梁时泰随军拍摄。在数日时间里，梁时泰拍摄了《醇王行邸海光寺后楼外景》、《醇王抵津检阅海军帅字旗船》、《中国战船平远号》等新闻纪实照片。
这些照片，从不同角度拍摄了北洋舰队的官兵、建制、规模等情况，受到了醇亲王的赞赏，并于次年由醇亲王进呈皇帝。
这是照相馆的照片首次进入宫廷。
三、东陵照相案
1909年，清政府举行“奉安大典”，将死去的慈禧太后的灵柩移入东陵。因耗资巨大，引起国内新闻界的瞩目，各大报刊都非常希望获得“典礼”现场的实况照片，但苦于戒严甚密，无法进行摄影采访。
天津“福升”照相馆老板尹绍耕，见国内报刊没有摄影采访的能力，就计划把“典礼”经过拍成照片。于是，尹绍耕和他的弟弟尹沧田等四人，买通了直隶总督端方的一个仆役，混入典礼队伍。他们用随身携带的相机，沿途拍摄了不少的镜头。
后来，当灵柩快到隆恩殿时，百官云集，尹绍耕等人又开始拍照。他们的行为，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统治者对这一事件大为震怒，将尹绍耕等四人拘捕定罪。
清政府的这种做法，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革命党出版的《时事画报》，对此评论道：
按欧美各国君后之相，遍地悬挂，未尝以为亵也，今满政府则拍照一相，监禁十年。专制国，专制于此，足见一斑矣。这就是清末一大冤案——东陵照相案。
四、清末时事照相贴册
清末时期，反映时事新闻的照片深受社会欢迎，照相馆的摄影师纷纷涉足时事照片的拍摄。
为了把时事照片介绍给更多的观众，在印刷条件有限的情况下，“照相贴册”应运而生。它采用裱贴的办法，把编辑好的成套照片制成相册出售。
清末的时事照相贴册，内容广泛，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及人民生活等状况。如1909年拍摄的专题照相贴册《京张铁路摄影》，记录了我国自行设计兴建京张铁路的过程。它分上下两册，上册收入詹天佑等人的肖像，及沿途各隧道、桥梁施工和完成后情况的照片86幅。下册拍摄了京张铁路通车仪式，政府官员观礼，及在南口举办庆祝茶会的情景，收入照片90幅。整本贴册，具有强烈的纪实性和新闻性。
五、陈万里与《民十三之故宫》
1924年，清朝末代皇帝溥仪被迫搬离故宫，这标志着中国封建专制统治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北京光社摄影家陈万里，用相机记录下了这一极具历史意义的事件。1928年，他将所摄照片编辑成册出版，题名为《民十三之故宫》，这是我国最早的纪实摄影作品集。它表现了陈万里对摄影的深透理解和全面把握，正如他在书的《小言》中写到的：
废帝溥仪出宫以后，我就跟着军警政学各界办理查封时所照的照片，由百余幅里面选出八十四幅，遂成就了这一小册子。自信其中多少部分可以留作将来史料的地方。
平实、真切、自然记录，是陈万里“留作将来史料”思想支配下的自觉意识。这本小册子，将发生在紫禁城内的政治变故，真实地展示给后人——准备出宫的太监、接受检查的宫女和忙碌查封宫殿的军警人员等。
六、民俗纪实摄影的开拓者
1934年，达赖喇嘛去世，国民党政府组织了致祭专使行署。一个25岁的年轻人自备了旅费，打算跟随他们步行去西藏地区。这个年轻人，就是以民俗纪实摄影著称的庄学本。
在《十年西行记》中，庄学本记叙了这次难忘的经历：
我们由田坝去冕宁，再径西昌入大凉山，这也是一次惊险而有趣的行程，我随着邮差装扮成他的伙伴，步行进山，天天翻山越岭，歇宿在夷人家里……
在将到昭觉的那个早上，路经三湾拉丁河边，一群擎枪举刀的人阻住了我们的去路，呼吼跳蹦，形势很严重，我们在背囊中取出盐巴和针线分给他们做买路钱后，他们也很知足地给我们让开一条生路。
昭觉是一座空城，除掉县政府外，只有二户汉人，三户夷人，我带着一架留声机，夷人初听唱片以为机中有鬼，因此天天有数万人进城参观，看了惊奇赞叹，我也就有充分的机会和他们照相或访问。
这次民族调查摄影，历时6个多月。一路上，庄学本拍摄了大量的照片。他将这些照片，寄给上海的《申报》、《良友》画报、《中华》画报发表，引起了轰动。回到上海后，他出版了专著《羌戎考察记》，并在南京举办了个人影展。
庄学本第二次前往边地摄影，是在1935年。这年，他被国民党政府护送九世班禅专使行署聘为摄影师。在驻留青海玉树期间，庄学本参加了塔尔寺和拉卡楞寺的盛大法会，并在青海作了4次短途旅行，考察了互助、乐都、海北一带的土族地区和贵德的蒙古族藏族地区。旅行中拍摄的照片，陆续在《良友》画报和《中华》画报上发表。
此后，庄学本用3年时间考察了西康大部分地区。1941年，他在西康举办的影展，轰动了战时的重庆、成都和雅安，有十余万人次参观了这个影展。
庄学本一生拍摄了数以万计的民俗纪实照片。这些照片，全景式地展现了当时中国西部少数民族的生存状态，内容涉及社会组织、生产方式、贸易、自然生态、文化、宗教、习俗等。从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穿着破烂衣服发出爽朗笑声的藏族女孩、独特的丧葬仪式、强悍的彝族抢婚……
庄学本的民俗纪实摄影实践，充分利用了摄影的记录功能，在中国近代摄影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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