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格瓦拉》、《周恩来》，以及许多优秀的人像作品，为这句话做了最好的注解。
一、革命经典影像的塑造者
古巴传奇民族英雄切·格瓦拉，是全世界青年心目中的偶像。他那幅头戴贝雷帽、身穿拉链上衣的肖像，成为许多青年的珍藏。这幅照片被复制的数量，可以与《蒙娜丽莎》相媲美。照片上，格瓦拉坚毅而悠远的眼神，成了一个永远无法磨灭的瞬间。
这一经典瞬间的拍摄者，是古巴摄影大师阿尔伯托·迪亚斯·古铁雷斯。
1960年3月5日，一艘比利时武器运输船在哈瓦那码头意外爆炸，136名船员当场遇难。古巴《革命报》摄影记者古铁雷斯，奉命前往报道船员们的葬礼场面。就在古巴革命领袖卡斯特罗发表演讲的时候，古巴传奇英雄格瓦拉突然走向讲台，眼疾手快的古铁雷斯刚按下两次快门，格瓦拉就转身不见了。几十年后，古铁雷斯还清晰地记得当年拍照时的情景：
这张照片完全是在无意之中，而并非特意拍摄的。我永远也忘不了他的眼神，那是一种混杂着坚毅与痛苦的眼神。
拍摄完照片，古铁雷斯回到了暗室，他把当天所拍的照片冲洗了出来，其中包括那幅日后享誉世界的照片。接下来，《革命报》的编辑从古铁雷斯拍摄的照片中，挑选了一幅卡斯特罗演讲的照片，发表在第二天报纸的头版上，然后把剩下的照片还给了古铁雷斯。古铁雷斯觉得格瓦拉那幅照片拍得不错，顺手就把它挂在了摄影室的墙上。他万万没有想到，这幅偶然之作多年后竟会成为经典。
7年后，一位来访的男人突然走进了古铁雷斯的摄影室。他手里拿着古巴革命委员会一位高级官员的介绍信，让古铁雷斯找一张有关格瓦拉的照片。古铁雷斯指着一直在墙上挂着的那幅照片说：“这张格瓦拉的照片是我最满意的”。来访的男子也非常欣赏那张照片的效果，要求能让他加洗两张。古铁雷斯非常爽快地把底片交给那个男子，只不过要求第二天把底片还回来就行了。
这位找上门来向古铁雷斯索要照片的人，是意大利著名出版商费尔特里纳里。他从朋友那里了解到，格瓦拉是玻利维亚游击队的领导人，而且当时已经处于玻利维亚军方的全面“围剿”之中。这位脑瓜灵光的欧洲出版商，立即嗅出这是一个极好的发财机会。就在他得到这幅照片后不久，格瓦拉在玻利维亚革命中殉难，费尔特里纳里利用这个机会，把古铁雷斯拍摄的这幅照片卖遍了全世界，不到10年时间，共卖出了20万张格瓦拉的宣传照片，他自己也因此成为百万富翁。
从此，古铁雷斯拍摄的这幅照片，成了一个国家、一段历史，甚至是一个时代的象征。曾经邀请古铁雷斯讲学的美国马里兰艺术学院，对这幅照片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它堪称20世纪的一个象征。
绰号为“柯达”的古铁雷斯，是拿着父亲的那台“柯达”35相机走上摄影道路的。他拿着相机拍女友、拍风景，居然慢慢地拍出了名气，有了颇丰的收入。1959年古巴革命爆发后，他放弃了优裕的生活，和一群志同道合的年轻摄影师一道，用照相机忠实记录卡斯特罗，以及其他古巴革命英雄的传奇战斗生活，为古巴的革命史做出了巨大贡献。
二、名作《周恩来》的诞生
乔治·洛蒂拍摄的《周恩来》，曾经震撼了一代中国人的心灵，至今仍让人难以忘怀。画面上，周恩来微侧着身躯，刚毅的面容、微蹙的双眉，凝聚着他非凡的意志与魄力。据悉，这幅照片印量高达9000万张，在20世纪70~80年代的中国，可谓家喻户晓。
1973年1月，意大利外交部长梅迪奇率领政府代表团访华。洛蒂作为《时代》周刊摄影记者随团采访。一天，洛蒂获悉周恩来总理要接见意大利代表团，便要求参加。他的要求得到了批准，但条件是不允许在现场进行拍照。
接见的地点在人民大会堂。周总理先接见了法国代表团。等待接见的洛蒂，一直在琢磨着如何能拍下周恩来的照片。不一会，接见厅的大门开了。洛蒂赶紧迎上前去，从法国大使口中，他得知周恩来懂法语，可以用法语和他交谈。
接着，周恩来接见意大利代表团。洛蒂在一旁留心观察厅内的光线和环境，揣摩给周总理拍照的位置。接见完毕，周总理与代表团成员一一握手告别。洛蒂最后一个来到周总理面前，用法语提出了拍照的请求：
尊敬的总理阁下，我撒了个大谎，来时我答应不给您拍照，可是我觉得不能不给您拍照，因为我很难见到您。请允许。
也许是被他的真诚所打动，周总理微微地点了点头，对洛蒂的请求表示了认可。于是，洛蒂立即请周总理坐在一把红色沙发上，利用现场光，迅速地拍下了两张照片。洛蒂使用的是徕卡M4相机，90毫米中焦镜头，光圈f/2.8，快门速度1/8秒，ASA200度的柯达彩色负片（按ASA800度曝光）。
拍完这两个镜头后，洛蒂离开了接见厅。也许是多年从事新闻摄影的敏感，他立刻将相机上刚拍了两张的胶卷卸下来并藏在身上，然后，迅速换上一个新胶卷按了两下快门。果然，洛蒂未经允许拍照的行为，引起了人民大会堂有关人员的注意。不一会，一个警卫人员走上前来，很有礼貌然而坚决地要求他将拍摄的胶卷交出来。这时，洛蒂故意装作极不情愿的样子，把相机打开，将新装上的胶卷从相机中抽出、曝光。
此后，洛蒂将那个为周总理拍照的胶卷寸步不离地带在身边，直到12天后回到意大利时，才进入暗房亲手冲洗出来。
洛蒂谈到这幅照片时说：
周恩来是个伟大的政治家。同时，他还有一种别于其他政治家的气质和风度，这就是他的绅士风度。我这张照片，就突出了他的这种绅士风度。
三、毛泽东最早的标准像
提起那幅脍炙人口的经典之作《齐白石》，人们立即会想起摄影家郑景康。其实，早在上世纪40年代，他拍摄的照片就得到了毛泽东的称赞。
那是延安文艺座谈会期间，作为被邀请与会的摄影界代表，郑景康把抗战初期在大后方和到延安后所摄的部分照片，题名《抗日初期之一角》，在延安军人俱乐部、作家俱乐部和杨家岭展出。这是延安首次举办个人摄影艺术展览。1942年5月7日，《解放日报》特地发布了这一消息：
文抗作家俱乐部，定于本月9日至10日举行景康照相展览会。内容包括：人像、摄影报道。第一辑分两部，前部纯系艺术作品，后部系抗战初期新闻摄影，包括前线、后方各种动态。
这个展览，在作家俱乐部展出时，毛泽东曾在晚上提灯观看，并对在场的艾青和张仃说，这些照片的特点是“抓住了动态”。
两年后，郑景康为毛泽东拍摄了一幅肖像，这幅题为《毛主席在延安》的照片，被广泛印刷，成为毛泽东最早的领袖标准像。
郑景康（1904~1978），广东中山人。其父郑观应，是晚清的商务帮办和爱国学者，著有《救时揭要》、《盛世危言》等书。郑景康早年就读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从爱好绘画而转向摄影。1929年在上海柯达公司服务处工作，1934年在北平举办“景康个人影展”。抗战初期，他关闭了在香港开设的“景康摄影室”，到汉口、重庆任国际宣传处摄影室主任。1941年1月，经周恩来介绍，由重庆赴延安，在八路军总政宣传部任摄影记者。
郑景康拍摄的照片，尤其是他拍摄的人物活动和肖像照片，深刻地表现了人物内在的精神面貌。他认为要把人拍好、拍像，必须注意表现人的个性。他说：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个性”，也就是每个人不同本质的表现。如刚强、温柔、健谈、沉默。不同的个性，在平时的语言和行动中是经常不断的表现，是个人的经常运动，是不能伪装的。伪装掩盖和改换个性，是暂时的，不能永久的，同时在伪装的时期，是会不自觉的流露真情的。
人像所以（有）像不像的问题，与光线、镜角有关，但主要的是保存常态的问题。
郑景康反对“勉强（对象）作不自然的表情，使被摄者的神态失常，手足无措”；主张“在平时的自然和必然的运动中”，“观察人的个性”，“一定要在‘实事’（人或物）里‘求是’（自然必然的经常运动）”。在他看来，好的人像照片“就是活生生的表现”，“是活生生的抓住动态，而不是死板的”，“一幅只能形似而不能传神的作品，是没有灵魂的”。
郑景康的人像摄影实践和理论，对中国人像摄影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