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当自强不息
曾国藩语录：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傲之气。
《周易》中有句流传很广的名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意思是说，天（即自然）的运动刚强劲健，相应于此，君子应刚毅坚卓，发愤图强。也就是说，君子应该像天宇一样运行不息，即使颠沛流离，也不屈不挠，这样才能成就一番大业。
在人们的想像中，曾国藩能成为一代文宗，一定是聪明绝顶的人；曾国藩能带兵打仗，一定是英雄豪杰式的人物；曾国藩能做那么多的事，一定是体格强壮的人。其实不然，曾国藩在这三个方面都不是人们想像的那样。曾国藩从来不认为自己很聪明。他多次讲自己很驽钝。他考进士，考了三次，28岁才考上。李鸿章24岁就中了进士，胡林翼25岁中了进士，很多人一次就考中了，他不能算是很好。他当时功名也不是最高，是同进士进翰林院，这是他一辈子引以为憾的事情。他一生喜欢下围棋，但他的棋下得不好。曾国藩更不豪雄，他多次说自己胆气薄弱，他的胆子比一般人还小。他的晚年更胆小。在处理天津教案的时候，老是跟别人说这件事情做得不好，“外惭清议，内疚神明”，不停地自责，表示他对自己并不十分满意。至于身体方面，他可以说是一个“病号”，30岁得了严重的肺病，大吐血，几乎不治。35岁开始生牛皮癣。这个癣病很厉害，很痒，总要搔，他很痛苦，觉得“几无生人之乐”。他50多岁得了严重的高血压病，多次眩晕。最后61岁死于脑中风。
那么，这样一个脑袋不聪明，性格不豪爽，身体不健壮的人为什么能够做那么多的事，成就那么高呢？究其原因，他一生的成就完全靠自强不息得来。
曾国藩认为，凡办大事，半由人力，半由天事。吾辈当尽人力之所能为，而天事则听之彼苍。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这其中“谋事在人”是主要的，需要有所作为，而不是坐等机会的到来。
曾国藩是这样认识“谋事在人”的，他说：真正的圣人君子的行为准则，在于忠诚，并且以忠诚去倡导天下的人们。世道之所以变乱，是因为上上下下心中充满了物欲，奸邪虚伪的人为各自的利益互相争斗，给社会带来危害，当灾难来临，他们四处逃避，甚至都不肯出哪怕一丝一毫的力气来为拯救天下做点事情。于是那些称得上君子的人站出来改变这些坏的现象，克制自己的欲望去关心他人，提倡忠诚，反对邪恶，挺身承担各种困难，并不要求别人一起来担当这个重任。于是人人都仿效他们，都把苟活看作是羞耻的事情，躲避看作是可耻的行为。君子们之所以能够鼓舞众人，历经9年而平定大乱，除了他们的忠诚又是什么原因呢？像这样的“忠诚”，没有自强精神的支撑是不可能体现出来的。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曾国藩眼中的自强，就是不当旁观者，不当看客，而是积极投身其中，尽自己的力量。为此，他主张“言不妄发”，就是家书中说的“长傲”、“多言”二弊。所以，曾国藩要“法桃李之不言”，主张“虚心实做”，倡导躬行。
一个人要自强，不实实在在地做一番事业是不行的。而在做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困难、挫折、阻挠、破坏等等，这就需要坚强的性格和毅力坚持下来。
曾国藩的幕僚薛福成是这样总结曾国藩之所以能够有所建树的原因的。他说：“道光、咸丰时期，国内一直和平稳定，许多臣子幕僚都认为平安无事，因而拘谨于文书法令，在那儿老老实实按部就班地混日子。突然有贼寇举事造反，结果没人能制止得住。那些身居高位的大官，事到临头只会趴倒在地，互相对望而毫无办法。曾国藩当时只是以卿的名义奉旨治丧在家，接到命令马上组织乡兵出去。他打破旧的规章的束缚，自己创立军队编制，和叛军孤身奋战。当时，反贼像决堤的河水，又像草原上的大火，势头凶猛，人们都束手无策，只有曾国藩奋起抵抗，四处战斗。结果曾国藩孤立无援，进退两难。但即使如此，曾国藩仍然坚守节操，丝毫不受困难的影响，信心没有一点儿受挫，默默忍受着艰苦，从容指挥，不论文武将相名贤，凡是有才能的都举荐任命，委以重任，直到最后收复失地、平定叛乱，社会得以安定，事业由此中兴。从前曾子谈到士子的任重道远，必然讲他的品性上的宏毅，像曾国藩这样挟持乱世，成就的确重而且远，可以称得上是宏毅的人吧？”
薛福成得出的结论是：曾国藩是个“宏毅”的人。而龙梦荪在为《曾文正公学案》所作序言中说：“曾国藩作为近代史上有名的人物，品德修养和事业学问都取得巨大成就，可以称得上光耀宇宙，即使是妇人小孩也钦佩他。他是如何取得这么巨大的成就呢？我曾读过他遗留下的集子，反复研读，才找到他的成功所在，全都是从他品性的强毅、谦谨而来。正是因为他有坚强的毅力，所以才不断勉励自己去追赶前人的脚步；独来独往，自成一套，以免庸俗。即使碰到人世间比较艰苦的境地，也丝毫不动摇自己的信念，即使遇到千难百折，也不改变自己的志向，坚贞的人怀有必胜的信念，因此不为外界的疑惑而迷惘；虚妄的人必然不自信，这一点古人确实说得不错。正是因为他谦虚谨慎，所以总认为事情没有止尽，因此不敢恃才自傲，待人接物，小心翼翼，绝不敢有所怠慢，处理公务，事业，惟恐有所疏忽。因为事情变化莫测，推断有可能出现失误，所以经常思考并且广泛地征求他人意见；又因为国家公务千头万绪，怕自己的才能和力量难以胜任，所以举荐贤能共同图议；他的学问之所以突飞猛进，道德情操之所以高尚，功绩文章之所以光耀寰宇，确实是因为日就月将，有本有源的结果。”
不管是薛福成的宏毅，还是龙梦荪的强毅、谦谨，都说明了曾国藩不断进取、自强不息、不愿自甘于颓废消沉的禀性。曾国藩非常清楚自强和逞强之间的差别，他在家书这样说过：
人当自强。但是否如沅弟(曾国荃)所说自强者总能胜人一筹，我大不以为然。至于说到一个人的强大，在我看来，不外乎北宫黝、孟施舍、曾子三种情况。曾子的“自反而缩”，也就是孟子将仁义和谦虚集于一身的强大，这种强大与孔子告知弟子仲由的强大，大概可以久长。另一种强大是斗智斗力，这种强大就是逞强或逞能，有因逞强而大兴的，也有因逞能而大败的，如古代的李斯、曹操、董卓、杨素，这些人的智力可以说都是横绝一世的，但是他们的失败祸害也非同寻常。近世如陆、何、肃、陈等人都是我们所知道的自封的英雄，但他们中间没有一个得以保其终身的。所以，我们在自我修养上求强是可以的，但在逞能斗狠上求强就不行了。由此看来，那些喜欢布施于人的人，就像那些喜欢逞强斗能的人一样，他到底强大还是不强大都是一件尚未可知的事情。即使终身强横安稳，也是君子不屑一顾的方式。
曾国藩认为，君子的自强就应该是孟子的那种将仁义和谦虚集于一身的强大，这是可以长久的。因为这种强大是修养上的，是从内而外的真正的强大，不是体现在逞强斗能上，也不是在于一定要获得对他人的超越感和优越感，从而谋求他人对自我的肯定、服从或尊敬。自我的强大不会对他人造成伤害，因为你所要征服的人不是别人，而是你自己。你在不断修正自我，完善自我。所有的反抗来自于你的内部，这一反抗有时会刺激你更坚决更强烈地征服自我，由此，恶行得以消除，善举得以光大，你就在这征服与反抗中不断前行。到一定时候你就因为自修而完善和强大，这种强大就是君子所要尽力珍惜、保持和追求的。
一日一心得
一个人的成功，其实就是战胜自己，不断自我超越的过程。没有这种自强的精神，人就有可能受到外界的诱惑而迷失自己的方向，就有可能经不住严峻的考验而丢掉自己的前途。因此，一个人要成大事，就必须时刻坚持自强不息，不断完善自我！
不断内省，才能不断长进
曾国藩语录：悔者，所以守其缺而不敢求全也。
曾国藩说：“一般说来，君子之立身处世，在于他所处的环境地位。确实做到了反省自己的内心，毫无愧疚处，那么仰望苍天日月，俯视大地万物，就胸怀宽广不惭不羞，所以，公冶长对于他的老师没有愧对的地方，孟博没有辱没其母的教诲，他们都有内心足以自信的东西。你淳朴诚实，恪守自己的本分无求于人，可是那些意外的灾祸却接二连三地降临到你的身上，夜晚独处，对影沉思，有什么可悔恨嫌憎的。这种时候，正应该加强提高修养，不能因此而增添疑虑，稍稍降低自己以往的信念。我在这里滥竽充数，无所作为，终归也不会有好结果。自己的那些坏习惯，本来就跟不上眼下的形势；而缓慢地学习，也难以进入高明的境界。只有一件，那就恪守自己的原则，以期不十分辜负知己朋友对我的希望，所知的只是小心谨慎地做到这些。”
这样的“内省”在曾国藩的身上随处体现。虽然曾国藩身上也有和常人无异的毛病、缺点和不足，但是曾国藩所表现出来的和常人不同的强大的内省精神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因为不断地内省，才使曾国藩不断地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从而积极改进，使自己的修养得到不断提升。
一位研究曾国藩的专家得出了这样一条结论：曾国藩之所以优秀、不同于其他历史政坛大人物，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曾国藩这个人非常注重人格修炼，通过毕生不断的自省来改造自己的内心世界，最终成为“立德立功立言”的“三立”完人。
自省是儒家提倡的一种道德修养的办法。孔子在《论语·里仁》中说：“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自省”就是通过自我意识来省察自己言行的过程，其目的正如朱熹所说：“日省其身，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战国时荀子则把“自省”和学习结合起来，作为实现知行统一的一个环节。他说：“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已，则知明而行无过矣。”（《荀子·劝学》）
由此看来，古人早就认识到了自省对自身修养的巨大作用，并且身体力行，得到了亲身的验证。曾国藩深受儒家思想文化的影响，自然对“自省”有着自己不同的认识。
唐鉴和倭仁是对曾国藩影响最大的两位理学大师，曾国藩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修身养性的经验。德高望重的唐鉴很欣赏倭仁，他曾对曾国藩称赞倭仁“用功最笃实”，尤其称赞其坚持每天做“札记”的自省修养工夫。曾国藩与倭仁更是相交于师友之间，倭仁根据自己多年来的修身经验，教曾国藩写日课，“当即写，不宜再因循”。曾国藩也真的当天即开始写日课，“亦照艮峰样，每日一念一事，皆写之于册，以便触目克治”。
正是在两位理学前辈的教导下，曾国藩开始注重自身的修养，尤其是注重不断地内省来修养自己慎独的功夫。他最主要的方式就是记日记。每天只要得以空闲，就记心得体会，反复检讨自己的思想言行，自己和自己说话，以取得心灵上的日新月新。
朋友直接指出了他的不妥之处，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对客人有怠慢的样子。面对这样的良友，不能产生忌惮的心情，拿什么来吸引别人的长处！这是拒友人于千里之外啊！接待宾客尚且如此，不必再问闲居的时候了。偃息烟火，静修容颜又怎么说呢？”
他“本要用功”，但“日日玩憩，不觉过了四十余天”。此后的一段时间，除了给家里写一封信商议家眷来京之事外，“余皆怠忽，因循过日，故日日无可记录”，每天都是送往迎来，吃酒、读书、闲侃。所以他早期的《日记》每天都在“检讨”，但每天都会故伎重演。显然这种品性，若不能自察自改，是无益于自己的目标，不能成就大事的。
一天，他去何子敬处祝贺生日，晚上又在何宅听了昆曲，到了“初更时分”才拖着疲倦的身躯回到家中。当天的日记又充满自责，说，“明知（何子敬生日）尽可不去，而心一散漫，便有世俗周旋的意思，又有姑且随流的意思。总是立志不坚，不能斩断葛根，截然由义，故一引便放逸了”。《日记》中仍不忘“戒之”二字。
虽然决心一再下，但行动依然如故。当月有两天京城刮起大风，曾国藩“无事出门，如此大风，不能安坐，何浮躁至是！”“写此册而不日日改过，则此册直盗名之具也。既不痛改旧习，则何必写此册？”
数日后，曾国藩听说在菜市口要斩一位武臣，别人邀他一同看热闹，曾国藩“欣然乐从”，他走在路上很后悔，但当着众多朋友的面又不好回去，因此“徘徊良久，始归”。他说自己“旷日荒谬至此”。
曾国藩虽然没有看斩杀武臣，但回去后却怎么也静不下来。他认识到浮躁已成为他的二大病根之一了。他虽强迫自己静下来读书，但他甚至连“白文都不能背诵，不知心忙什么。丹黄几十页书，如勉强当差一样，是何为者？平生只为不静，断送了几十年光阴。立志自新以来，又已月余，尚浮躁如此耶！”他也分析为什么如此交游往来，无非是“好名”，“希望别人说自己好”。并说这个病根已经很深，只有减少往来，“渐改往逐之习”。
曾国藩除了往来吃请、征逐日月等毛病之外，还有一个“喜色”的弱点。朋友新纳了小妾，他非要一睹芳容，朋友心存不愿，但曾国藩“欲强见之”，还当面说了些挑逗的话，令人很难堪。当天的《日记》写道：“狎亵大不敬。在岱云处，言太谐戏。车中有游思。”甚至在回家的路上，还浮想联翩。
他又去了雨三家中，当时雨三本来很忙，但曾国藩东拉西扯，非要谈谈“浑”。《日记》说：“谈次，闻色而心艳羡，真禽兽矣。”从雨三家出来，已经很晚了，曾国藩仍不愿回家，又到子贞家中，三更而归。《日记》说自己“无事夜行，心贪嬉游”。
参加进士同学的团拜，姬妾如云，这使曾国藩东张西望，颇失大雅。《日记》说：“是日，目屡邪视”，“耻心丧尽”，回家后妻子闹病，因此“入夜心情不畅，又厌闻呻吟声”。好友汤鹏请他赴喜筵，席间他见汤的两个姬人，又故伎重施，“谐谑为虐，绝无闲检。”
如此记载在曾国藩早年的日记中可谓是比比皆是，我们也从中看到了他常人的一面。他后来能够大成功，就在于一改昔日所为，“截断根缘，誓与血战一番”。
生活中是如此，事业上曾国藩也是很自省的。比如，曾国藩在经营湘军中，并不是那么一帆风顺。一开始与太平军作战，就屡战屡败，甚至不止一次绝望自杀。很多研究曾国藩的人都认为：曾国藩“用将则胜，自将则败”，指出他在战役指挥方面并不高明，甚至不如其部将。这一点，曾国藩也直言不讳，他认为：他成功的关键在于，他是一个成功的“自省”者。他在任何一个时期，都始终针对具体情况制定具体的实施方针。他的成功，主要是借助于幕僚成功，他认为，一个人的思路毕竟是有限的。
一个人通过自省，能够很好地检讨过去，认清优劣，明白得失，对提升思想道德修养大有裨益。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个人最大的成功就是明白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哪些通过努力可以去获得，哪些是想都不该想的私心杂念。而要达到这一境界，主要的途径就通过不断地自省，思前虑后，与自己反复较真，像孔子的学生曾子那样“吾日三省吾身”，不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从而更健康、更具活力地投入到每天的工作、学习、生活中去。
一日一心得
自省是一种思想境界和觉悟的高度体现，也是人品人格自我提升至谦的表现。在通常情况下，大多数人认为自己的思想行为是正确的，即“己正性”，很少有人自我否定，此为其一；其二即使有人指出自己的过错，也不愿意接受。在态度上不够谦虚，不利于自己成长，两种皆不可取。古人云：吾日三省吾身，我们要每天经常自己检查自己的思想行为，看看是否有不正确的地方。其次是以己为师，以我为镜，自我鞭策。
淡泊名利明心智
曾国藩语录：淡泊二字最好，淡，恬淡也；泊，安泊也。恬淡安泊，无他妄念也。此心多少快活！而趋炎附势，蝇头微利，则心智日益蹉跎也。
《红楼梦》里有一句开篇偈语：“人人都说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连神仙都不能淡泊名利，何况是我们凡人呢？这句话，并不仅仅是世人追逐名利的借口，而更应该是一种警示。
春秋时期，齐国有公孙无忌、田开疆、古治子三名勇士，皆万人难敌，立下许多功劳。但这三个勇士自恃功劳过人，非常傲慢狂妄，别说一般大臣，就是国君也敢顶撞。当时晏婴在齐国为相，对这三位很是担心。因为他们勇武过人，但又没什么头脑，对国君也不够忠诚，万一被人利用教唆，则必成大患。晏婴便与齐景公商议，要设计除掉这三个人。一日鲁昭公来访，齐景公设宴招待，晏婴献上一盘新摘的鲜美的大桃子。宴后，还剩下两只桃子，齐景公决定将两只桃子赏给臣子，谁功劳大就给谁。当然，这就是晏婴的计谋。若论功劳，自然是三勇士最大，但桃子只有两个，怎么办？三个人各摆功劳，互不相让，都要争这份荣誉，其中两人先动起手来，一人失手杀死了另一人，杀人者自觉对不住朋友，于是也自杀而亡，剩下的一位见事情闹成了这个样子，三人为了两只桃子而死去两个，也不愿独活，就当场自杀而死。这样，齐景公就去掉了心头大患。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二桃杀三士”的故事。
晏婴的计谋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他抓住了三个勇士的最大弱点--好名、贪图虚名。如果三勇士没有这个弱点，未必会被晏婴轻轻松松地就用两个桃子给杀掉了。一个人过于贪图名利就必然会给自己招来祸患。现实生活中，有太多因为贪恋钱财，贪恋名誉地位而导致身败名裂、家破人亡的例子，在反思时，我们会在为生命感到惋惜的同时，深深地感到名利就是一个无底洞，只要掉进去就必然会尸骨无存，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
《清代皇帝秘史》记述乾隆皇帝下江南时，来到江苏镇江的金山寺，看到山脚下大江东去，百舸争流，不禁兴致大发，随口问一个老和尚：“你在这里住了几十年，可知道每天来来往往多少船？”老和尚回答说：“我只看到两只船。一只为名，一只为利。”一语道破天机。
很多人都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是的，人有趋利性，这是一种正常的反应。但是，趋利并不是说就可以唯利是图，就可以爱慕虚荣。诚然，从古至今，不知多少人挣扎在名利场上，也正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又有多少人能真正做到淡泊名利、笑看人生呢？司马迁说得好：“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名利本为浮世重，古今能有几人抛？”由此可知，淡泊名利很难。理学大师朱熹也感叹到：“世上无如人陷欲，几人到此无误平生。”也正是因为做到淡泊名利很难，那些做到的人才能真正成就别人所不能及的大业。曾国藩就是能够做到的人之一。
不可否认，曾国藩起初的名利之心也是很强的。这是他最初踏上仕途的原因和动力。到后来科举成名，志得意满，做出一番事业，垂范于乡党，名列忠臣，更是他孜孜以求的理想。及至后来身至军营，有了施展自己抱负的场地，通过自己的努力，在战争中取得卓著的功勋，这给曾国藩带来了很大荣誉。然而，曾国藩并未因此而冲昏头脑，而是愈加谨慎地对自己进行了批判：
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二月初九，他在日记中写道：
见好物与人争，若争名争利，如此则为无所不至之小人矣，倘所谓喻利者乎？与人争名争利，则流于小人之列，这是正人君子所不齿的。
另一方面，曾国藩的身体状况不是很好，长时间的车马劳顿，军政要务时刻让他不得安宁，这给他的身心带来了很大压力。为此曾国藩不得不想尽一切办法缓解，学习古人淡泊名利的心胸是他一直不断追求的。
曾国藩淡泊名利，即在于能淡化物欲，这是他保持平常心的一大学问，他说：
弟读邵子诗，领得恬淡冲融之趣，此自是襟怀长进处。自古圣贤豪杰、文人才士，其志事不同，而其豁达光明之胸大略相同。以诗言之，必先有豁达光明之识，而后有恬淡冲融之趣，如李白、韩愈、杜牧之则豁达处多，陶渊明、孟浩然、白居易则冲淡处多。杜、苏二公无荚不备，而杜之五律最冲淡，苏之七古最豁达。邵尧夫虽非诗之正宗，而豁达、冲淡二者兼全。吾好读《庄子》，以其豁达足益人胸襟也。去年所讲生而荚者，若知之，若不知之，若闻之，若不闻之一段，最为豁达。推之即舜禹之有天下而不与，亦同此襟怀也。
这是他从传统文化中领会了恬淡冲融的情趣，他善养内心，目的是为了超脱世俗，有一种轻松格调。曾国藩对儒家提倡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信条看得非常重要，而要做到这样，曾国藩认为重要的问题就是立足于精神修养，即治心。他认为，精神的修养，全是内心所要做的功夫。所谓治心之道，如惩仇窒欲、静坐养心、平淡自守、改过迁善等等，都属于精神方面的修养。
曾国藩认为，在物欲羁绊下，一个人要“静”下来是很不容易的，他钦服颜回的淡泊，也特别指出，如果一个人不经历高山，就仍会对高山仰止，没有得到的，总是有乞求，人能大彻大悟，在登临高山，已获得后，就是不容易了。
一个人，如果不能把世间的事看得平淡，什么都想去得到它，那么他的心境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被外物所扰乱，精神就会时时受到牵累，常常会因一些不愉快的事情而耿耿于怀，就会影响到待人接物、处世治事的好坏成败。因此，曾国藩在强调静字的同时，还主张要有平淡的心境。曾国藩说：“思胸襟广大，宜从‘平、淡’二字用功。凡人我之际，须看得平，功名之际，须看得淡，庶几胸怀日阔。”并表示要“以庄子之道自怡，以荀子之道自克”，要把“世俗之功名须看得平淡些”。因为他认识到，一般人之所以胸襟狭窄，全是物欲之念太重，功名之念太深。更具体些说，则是私欲困扰于心，精神无安静之日，自然也就日觉有不愉快的心境。他这里所谓的宜在“平、淡”二字上用功，即是要使心中平淡，不致为私欲所扰乱，务使精神恬静，不受外物之累，使自己置身于物来顺受，然后可以处于光明无欲的心境。梁启超就总结曾国藩之所以成功的原因是“自制之为甚强”。
一日一心得
淡泊名利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因此，首先需要从个人修养出发。而修养的第一步则是看淡一切，平淡对待名利，不认为它们是自己生活不可缺少的东西。只有做到了这一点，才能不会被名利牵着鼻子走。
培养浩然之气
曾国藩语录：人以气为主，于内为精神，于外为气色。
曾国藩认为：气是一个人生存和发展的主宰，在人体内表现为精神，在人体外表现为起色。在他看来，做大事必须要有良好的品性，而要想具备这一点，就必须通过“善养吾浩然之气”。
曾国藩说：“自古圣贤豪杰，文人才士，其治事不同，而其豁达光明之胸，大略相同。吾辈既办军务，系处功利场中，宜刻刻勤劳，如农之力穑，如贾之趋利，如篙工之上滩，早作夜思，以求有济。而治事之外，却须有冲融气象，二者并进，则勤劳而以恬淡出之，最有意味。写字时心稍定，便觉安恬些，可知平日不能耐，不能静，所以致病也。写字可以验精力之注否，以后即以此养心。万事付之空寂，此心转觉安定，可知往时只在得失场中过日子，何尝能稍自立志哉。”
从这段话中我们能够看出，曾国藩觉得，人活着，如果一直浑浑噩噩而不知所谓“豁达光明之胸”、“冲融气象”为何物，而只是“如农之力穑，如贾之趋利”，那就无法体现人生价值，是很难做成什么大事的；不但事业做不好，人也活不到应有的程度。
“浩然之气”是孟子提出的概念，指充实于人体之内的浩大正直之气。孟子时代，中国哲学已经认为，气是构成物质的质料，物质之内充满了气。人也是一个物，人体之内也充满了气。这个气，可以是勇敢的，也可以是怯懦的；可以是善良的，也可以是邪恶的。一个人的气如何，在和人交往时，就会表现出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所以孟子认为，气的状况，可以影响人的志向。因此，一个人的道德修养，就是修养自己的心和气。
一天，弟子问孟子：“您擅长做什么样的修养？”孟子回答说：“我擅长的是修养自己的浩然之气。”弟子问：“浩然之气是什么样子？”孟子解释说，难以描述。然后又说道，这个气，最浩大，也最刚强，你不间断地养护它而不损害，它就会充满于天地之间。这个气，和仁义是互相伴随的。没有仁义，这个气就会衰竭。因为，它是仁义的积累，不是做了一件仁义的事就可以得到的。
所以孟子要求，修养浩然之气，要逐渐积累，不要拔苗助长。如果不能逐渐积累。企图一下子就得到它，就会像那个拔苗的人一样，以为是帮助了禾苗的生长，结果反而害了禾苗。 人的品性的培养也是这样的，只能逐渐积累，是不能一蹴而就的。
孟子提倡的“浩然之气”就是儒家提倡的一种理想人格。这种理想人格的形成需要进行长期的教化和培养。孔子将理想人格的培养过程分为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三个阶段：
确立志向。要实现人生的理想则必先有理想，有努力奋斗的志向、决心和毅力。但光有志而不为所动也不过是空谈，所以孔子说“志于学”，有鸿志还要通过学习来不断充实自己的知识，丰富自己的阅历，提高自身的修养。
敏而好学。学习是完善自我、提高修养、丰富知识的重要途径，在理想人格的培养中学习的作用可谓至关重要。如何学习才能有利于理想人格的培养呢？首先，在学习的内容上要博学于文。孔子认为学习的表现在于多闻多见。可以说“博学于文是丰富知识加强自身修养的一个重要方面，不博学于文，则就难以形成出众的才华、良好的修养和脱俗的气质。其次，在学习的规范上要约之以礼。孔子认为礼能成为人立身行事的范式和道德完善的标准。自觉努力地承担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和社会责任，遵从礼的行为模式，各安其名，各尽其责，才能建立有序安定的社会秩序，形成融洽的人际关系。最后，在学习的态度上要好学内省。理想人格的培养一方面要靠外界的教育培养，另一方面还需要内因的充分发挥。
勤于实践。孔子非常重视“行”。“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馀力，则以学文。”孔子一生做事踏实，非常重视躬行实践，他的人格教育实践性特别强，他从各方面严格要求自己及弟子，要求他们躬亲实践来完善人格。
对照孔子提出的培养“浩然之气”的理想人格的途径，我们发现曾国藩的一生可以说是严格照着执行的。
曾国藩的志向是“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他一生都在不断地学习，尤其是接受两位理学大师的教导，更为突出的是他的内省工夫，更是难有人匹敌；他不但提出了很多的修养主张，更是力求亲身实践，以身作则，首先正己然后正人……在怎样来达到圣贤的境界方面，曾国藩在给胡林翼的信中，极力称赞孟子的养气说和庄子的逍遥说，从中可见他在这两个方面是下过一番工夫的。
孟子的“浩然之气”是一种充溢着刚性的“力”，这种刚性之力来源于人们对自我与宇宙合一的体认和对仁义礼智的信念和践履。孟子的这种“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实际上就是指人的一种真力弥漫、生气勃勃的内在精神状态和充实郁勃的人格之美。它在“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身上，得到了完美圆满的体现。孟子的“浩然之气”有一种无坚不摧、大无畏的品格。有了这种浩然正气，就能坚持正义、气节和情操。民族英雄文天祥的《正气歌》做出了最好的诠释。曾国藩在遭遇失败时选择自杀就是这种正气的一种体现。
曾国藩写信给胡林翼，与他一同欣赏《庄子》，谈庄子冲淡、超旷的人生理念，认为与孟子的“浩然之气”有异曲同工之效。他说：“因思古来圣哲，胸怀极广，而可达到德者约有数端，如笃恭修己而生睿智，程于之说也；至诚感神而致前知，于思之训也；安贫乐道而润身睥面，孔、颜、曾、孟之旨也；观物闲吟而意适神恬，陶、白、苏、陆之趣也。自恨少壮不努力，老年常多悔惧，于古人心境不能领取一二，反复寻思，叹喟无已。”
可以说，曾国藩的人格就是一种理想人格，他以天下自任的政治抱负、杰出的组织管理才能、坚忍不拔的顽强意志，克已自省的自律精神等所构成的主体人格，对后人产生了深刻影响。
一日一心得
养浩然之气，做一个心胸豁达的大丈夫，这既是修身的一个重要步骤，也是成大事的必备条件之一。浩然之气是充塞于天地之间的至大至刚之气，是由内心之道义迸发出来的浩然正气，一种广大，刚强、正义凛然的道德精神。有了这种道德精神，就可以无所畏惧，能屈能伸，进可以做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业，退可以保持气节。
抱怨不如改变
曾国藩语录：吾尝见友朋中牢骚太甚者，其后必多抑塞，……盖无故而怨天，则天必不许；无故而尤人，则人必不服。
咸丰元年（1851）九月初五曾国藩在写给弟弟们的信中说道：
“吾尝见友朋中牢骚太甚者，其后必多抑塞，……盖无故而怨天，则天必不许；无故而尤人，则人必不服。……凡遇牢骚欲发之时，则反躬自思：吾果有何不足而蓄此不平之气？猛然内省，决然去之。不推平心谦抑，可以早得科名，亦且养此和气，可以消减病患。”
在曾国藩看来，牢骚太甚的人后来一定抑塞。他们总是把自己所谓的不平发泄给别人，因为无缘无故而怨天，天也不会答应；无缘无故而尤人，人也不会服。因此，他告诫说，凡是遇到牢骚要发的时候，就反躬自思，自己有哪些不足，而积蓄了不平之气，从自己身上找原因。然后通过内省改变自己，提高自己，决然去掉动不动发牢骚的毛病。这样不仅能平心谦抑，可以早点儿得科名，也能养和气，可以稍微减少身体上的病痛。
很多人都有抱怨、发牢骚的习惯，因为很多人都认为心里有怨气不发泄出来会导致心理不健康，但是他们没有想过到处发牢骚也是一种心理的不健康表现。在日常工作中，我们身边几乎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抱怨：抱怨薪水与付出不符，抱怨绩效考核不公，抱怨领导不授权，抱怨管理不规范……这些抱怨有些是别人说给自己的，有些是自己说给别人的。却少有问问自己：我为什么有这么多抱怨呢？我有哪些不足？
过多的抱怨就像一种慢性腐蚀剂，在腐蚀自己的同时，也在消磨别人的斗志，它就像可以“溃堤”的蚂蚁，让一个部门、一个团队、一个企业溃不成军，轰然倒地！
毛主席有句名言“牢骚太盛防肠断”，有情绪不发泄固然对身体无益，但发泄方式不当，没完没了抱怨也同样不好，非但解决不了任何实际问题，也不能达到宣泄情感、令人心情愉快的目的，反而会让人陷入负面情绪里。
比如：领导分派同样的任务，有的人不抱怨，直接就积极去完成；有的人稍微抱怨之后也想办法去完成它；而有的人则充满了抵触情绪，不断找各种理由去抱怨，这就是一种消极逃避的行为反应。
专家指出，找人倾诉抱怨，本来是一件很自然的情绪宣泄方式，但无度地抱怨，不但不能缓解烦恼，反而放大了原来的痛苦，陷入满腹牢骚、抱怨不休的恶性循环之中，于事无补。
一个总是抱怨、发牢骚的人，他的心中总是很不平的，总有一股不平之气，总是不能用平和的眼光来看待事情、看待周围的人，因此，曾国藩常以心胸“平淡无所求”来教导子弟，并列举朋友的例子，让子弟知道“牢骚太多”，无法“反躬自省”的坏处。他一再强调两点，一是要心胸宽广无所求。曾国藩一生在官场奋斗，总会遇到挫折和阻力，至情绪无法控制，心胸郁闷不畅，他曾在《日记》上反省自我说：“近日心绪之恶，襟怀之隘，可鄙可耻，甚矣变化气质之难也。”曾国藩认为心胸狭隘是变化气质的阻碍，所以应保持心胸浩大通畅，“富贵功名，皆人世浮荣，惟胸怀浩大是真正受用”。曾国藩认为要养成浩大的心胸，应注重“平淡”二字，“胸襟广大，宜从‘平淡’二字用功。凡人我之际，须看得平，功名之际，须看得淡，庶几胸怀日阔”。所以曾国藩认为心胸浩大平淡无求，对人世间的富贵功名看得淡泊，便不会招致纷争，是人生中受用最大的观念。
二是不要到处发牢骚抱怨。曾国藩认为胸生郁闷，怨恨便出，心绪受影响而变得喜怒无常，在与人交际及处理事物上，便不会被人所认同。曾国藩以“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反省，以远离“怨”的陷阱。《礼记》曰：“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牢骚不发，“反躬自省”则心平气和，可以远离怨气，“礼乐”自然而出，礼乐既出，怨怼调和，对世事的浮名利禄便视为粪土，豁达冲融的心便自然而然。
曾国藩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咸丰皇帝曾有过金口玉言：“攻下金陵者王之”，同治三年（1864）六月曾国荃攻下南京城，太平天国覆灭，但清政府爽约，不光是湘军上下愤愤难平，发出“弓藏兔烹”之哀叹，就连满清的权贵们也认为朝廷太吝啬了，做法不合罪罚功赏的本义。曾国荃更是牢骚频发，结果导致郁结成疾。此时的曾国藩借九弟国荃生日给他赠诗数首，其中一首曰：“左列钟铭右谤书，人间随处有乘除，低头一拜屠羊说，万事浮云过太虚。”曾国藩清醒、淡定，识力卓绝，他认为：“功名之际，终之始难，消长之机，盈之必缺。”他在日记中还写道：“人生才力所能办者，不过太仓一粒耳！知天地之长而吾所历者短，则遇忧患横逆之来，当少忍以待其定，知天地之大而吾所历者小，则遇荣利争夺之境，当退让以守其雌。”知其雄守其雌，不争不伐，为儒道所共推崇。曾国藩则是知行合一，说到做到。
曾国藩面对牢骚、抱怨的做法是改变，改变自己的心态，改变自己看待问题的角度，改变自己的内心，用平和来抵消牢骚。如果把抱怨变成善意的沟通；如果把抱怨变成积极的建议；如果把抱怨变成正面的行动，你就会发现，你已经开始改变，你已经在向成功迈近！
一日一心得
衡量抱怨是否过度，变成了发牢骚，主要看抱怨之后的行为，如果抱怨完之后让你心情舒畅并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那就是有效的发泄；如果只有抱怨而不想怎么去解决问题，那就是过度的，需要警惕陷入负性情绪。此外，与其把你的问题告诉一些可能会使你继续苦恼的朋友，不如去求助一些能够帮你找出解决方法的人，比如专业的心理咨询师。
不要把别人都当傻瓜
曾国藩语录：精明也要十分，只须藏在浑厚里作用。古人得祸，精明人十居其九，未有浑厚而得祸者。
有的人总觉得自己才高八斗，处处精于算计，事事表现自己，是个十足的活跃分子。更重要的是不吃一点儿亏，还常常占别人的便宜。在他们的眼中，别人都是傻瓜，只有他自己最明白。可往往最后的结果是，他们“聪明反被聪明误”，别人“傻人有傻福”。
胡适先生曾说：“凡是有大成功的人，都是绝顶聪明而又肯作笨功夫的人。”
中国古代有“扮猪吃虎”的计谋，以此计施于强劲的敌手，尽量在别人面前表现出一副愚蠢的样子，表面上百依百顺、俯首恭敬，使对方不起疑心。一旦时机成熟，就一举把对手击败了。
人生在世，虽然未必有仇深似海、必欲除之而后快的敌人，但是，装傻却能给自己带来很多好处。为人太精明了，反而会让人更加提防、讨厌，无形中增加了社会生存的困难和障碍。
商纣王荒淫无道、暴虐残忍，一次彻夜长饮，最后昏醉不分白天黑夜，于是问左右之人，大家都说不知道，然后又问贤人箕子。箕子深知“一国皆不知，而我独知之，普其危矣”的道理，于是也装作昏醉，“辞以醉而不知”，得以保全了自己。
战国末期，秦国大将王翦奉命出征。出发前他向秦王请求赐给良田房屋。
秦王说：“将军放心出征，何必担心呢？”
王翦说：“做大王的将军，有功最终也得不到封侯，所以趁大王赏赐我临时酒饭之际，我也斗胆请求赐给我田园，作为子孙后代的家业。”
秦王大笑，答应了王翦的要求。
王翦到了潼关，又派使者回朝请求良田。秦王爽快地应允。
手下心腹劝告王翦。王翦支开左右，坦诚相告：“我并非贪婪之人，因秦王多疑，现在他把全国的部队交给我一人指挥，心中必有不安。所以我多求赏赐田产，名为子孙计，实为安秦王之心。这样他就不会疑我造反了。”
从表面上看来，这就是“糊涂”、“装傻”、“充楞”，但正是因为这样才保全了自己，这难道不是一种大智慧吗？不是一种真正的聪明吗？
清代的郑板桥在自己奋斗了一生即将离去之时，留下了“难得糊涂”这一名训，是不无道理的。
萧何便是很好的例子。当年与刘邦共打天下的各位有功之臣，都非平庸之辈，而最后皆被刘邦和吕氏疏远和加害，萧何则能安度晚年，为什么呢？主要是因为萧何有一幅难得的糊涂智慧。他从来对一些事持漠不关心的态度，这样刘、吕便放松了对他的注意，从而聪明地保全了自己。
平定“安史之乱”有功的郭子仪之子郭暧，娶了唐代宗李豫的女儿升平公主。一次，小夫妻发生口角，郭暧急不择言：“你倚仗你父是天子吗？我父还嫌天子不做呢！”
听了这句大逆不道之言，升平公主哭着回宫告状。闻听此言，李豫劝女儿道：“他父亲嫌天子不做是实情，若是不嫌，天下哪里还姓李！”
面对负荆请罪的郭氏父子，李豫安慰道：“俗话说‘不痴不聋，不做家翁’。小儿们拌嘴，哪里用得着听！”
唐代宗没有因为天子的光环而晕眩，而以清醒的头脑想透了怎样处理这件事才算恰当。假若李豫不能“糊涂一点”，而去追究郭暧的罪过，其结果就算丢不掉江山，也会失去爱婿，伤了功臣的心。
曾国藩说：“精明也要十分，只须藏在浑厚里作用。古今之祸，精明人十居其九，未有浑厚而得祸者。”意思是说，精明还是十分必要的，但要在浑厚里悄悄地作用。古往今来得祸的人大多数都是精明的人，没有浑厚而得祸的。
这个认识是从教训中得来的。
曾国藩是一个精明的人，但不同的是，年轻时候的曾国藩将这种精明写在脸上，而经历过摔打的曾国藩则把这份精明留在了心里。他的弟弟曾国荃也是一个精明的人，他们就因为精明吃过不少亏。
对于读书人，曾国藩还能以诚相待，他说：“人以伪来，我以诚往，久之则伪者亦共趋于诚矣。”但是对于官场的交接，他们兄弟俩却不堪应付。他们懂得人情世故，但又怀着一肚子的不合时宜，既不能硬，又不能软，所以到处碰壁。这是很自然的，你对人诚恳，人也对你诚恳；你对人诡秘，人也对你诡秘；你对人一肚子不合时宜，人也会对你一肚子不合时宜。
而曾国藩的朋友迪安有一个优点，就是全然不懂人情世故，虽然他也有一肚子的不合时宜的话，但他却一味浑含，永不显露，所以他能悠然自得、安然无恙。而曾国藩兄弟却时时显露，总喜欢议论和表现，处处显露精明，其实就是处处不精明。曾国藩慢慢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对曾国荃说：“这终究不是载福之道，很可能会给我们带来灾难。”
到了后来，曾国藩真的有所领悟，他在给湖北巡抚胡林翼的信中写道：“惟忘机可以消众机，惟懵懂可以祓不祥。”
从心理学角度讲，人们不喜欢与过于精明的人交往，而喜欢与单纯的人交往。与单纯的人交往使人放松、自然，不用费尽心机、提高警惕。这倒不是说单纯的人是傻子，是可以随意欺骗与作弄的，而是说他心地纯净、平和、淡泊。这样的人也懂得很多，想得很深，看得很透，但他把心智放在更有价值和更有意义的事情上。这就是荀子所说的那种人：温和如玉，完美纯正。
然而，与精明的人交往就得时时小心、处处提防，稍有不慎就会落入泥淖和陷阱中，交往得越久相处得越深，就越是感到被欺骗、被愚弄，当然也就越是不自在。如果没有办法还得与他交往，那么就会以精明手腕去对付他。这正应了郑板桥的一句话：“试看世间会打算的，何曾打算得别人一点儿，真是算尽自家耳！”
人生在世，要考虑得长远些，需要大事不糊涂就足够了，所以有大智若愚的说法。总之与人相处，不必太精明，不要斤斤计较，保持一种放眼长远的健康心态，就会轻松愉快；如果对每件事情，都要精打细算，很怕吃亏，即使不出差错，那也太累了。
在《老子》中有一句名言是：“知不知，尚矣。”意思就是说，明明你知道，却又装作不知，这才是真正高明的做法。
一日一心得
让精明的人变得糊涂一点儿，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除非他经历了很多人和事，受过很多的挫折和磨难，否则他是不会糊涂的。郑板桥不是说过：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返糊涂更难。然而这“难得糊涂”却是世界难得的大智慧，能参透此道理，在为人处世是便是进了一大步。
切莫追求十全十美
曾国藩语录：天有孤虚，地阙东南，天地都有不足，何况人？故人有所缺憾才是真实的。日月都不能追求圆满，何况人？故人应当有所欠缺才好。
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也没有十全十美的人。这似乎每个人都知道，但是还是有很多人做事做人力求十全十美，结果弄得自己身心俱疲，还因为不能达到自己的期望而生出了许多的怨恨，导致自己心情不解，严重者还会心里失衡。
曾国藩被后人称之为圣人，可见其修养之高。但是，就连他也明白追求十全十美是不现实的。
曾国藩在年轻时就意识到自己的长相和性格上都存在缺憾：三角眼、个子不高、性格内向、不太合群。然而，他并没有因此而悲观或抱怨，相反，他认为长相不出众反而可以让自己避开众人的关注，静下心来韬光养晦；性格内向恰恰是沉稳的体现，遇事处变不惊，有成为圣人的潜力。
曾国藩不仅对缺憾不以为意，甚至还主动求阙，他把自己的住所题作“求阙斋”。之所以这样命名，在《曾国藩文集》中有他的这样一段解释，他说：
国藩读《易》至《临》，而喟然叹曰：刚浸而长矣。至于八月有凶，消亦不久也。可畏也哉！天地之气，阳至矣，则退而生阴。阴至矣，则进而生阳。一损一益者，自然之理也。
物生而有嗜欲，好盈而忘阙，是故体安车驾，则金舆骢衡，不足与乘；目辨五色，则黼黻文章，不足于服。由是八音繁会，不足于耳；庶羞珍膳，不足于味。穷巷瓮牗之夫，骤膺金紫，物以移其体，习以荡其志。向所谓搤捥而不得者，渐乃厌鄙而不屑御。旁观者以为固然，不足訾议。故曰：“位不期骄，禄不期侈。”“彼为象箸，必为玉杯。”渐积之势然也。而好奇之士，巧取曲营，不逐众之所争，独汲汲于所谓名者。道不同，不相为谋。或贵富以饱其欲，或声誉以厌其情。其于志盈一也。夫名者，先王所以驱一世于轨物也。中人以下，蹈道不实，于是爵禄以显驭之，名以阴驱之。使之践其迹，不必明其意、若君子人者，深知乎道德之意，方惧名之既加，则得于内者日浮，将耻之矣。而浅者哗然骛之，不亦悲乎！
国藩不肖，备员东宫之末，世之所谓清秩。家承余荫，自王父母以下，并康强安顺。孟子称“父母俱存，兄弟无故”，抑又过之。《洪范》曰：“凡厥庶民，有猷有为有守，不协于极，不罹于咎，女则锡之福。”若国藩者，无为无猷而多惧于咎，而或锡之福，所谓不称其服者欤？于是名其所居曰“求阙斋”。凡外至之荣，耳目百体之嗜，皆使留其缺陷。礼主减而乐主盈，乐不可极，以礼节之，庶以制吾性焉，防吾淫焉。若夫令闻广誉，尤造物所靳予者，实至而归之，所取已贪矣，况以无实者攘之乎？行非圣人而有完名者，殆不能无所矜饰于其间也。吾亦将守吾阙者焉。
此文记述了作者书斋命名的用意，同时，也是一篇精彩的哲理性论文。文章先从读《易》生发感慨，说明阴阳相生、一损一益，是自然规律，可以说是从高处立论。继而指出“物生而有嗜欲，好盈而忘阙”，并逐层举例说明人在体、目、耳、口等方面的“嗜欲”不厌，以及在追逐名利方面的不知满足。最后点出“名其所居曰求阙斋”的用意，正是为了“凡外至之荣，耳目百体之嗜，皆使留其缺陷”；为了“制吾性，防吾淫”。此文反映了作者在自己人生道德修养方面的清醒认识和自觉追求。
曾国藩是一个文人，也是一个大儒。他并不是不爱花好月圆，而是他洞悉了“花无百日香，人无百日好”，“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的规律，不再强求花开不败，月圆不缺。所以，他知道花开月圆是短暂的偶然，而花不开月不圆才是常态。他曾说：“天有孤虚，地阙东南，天地都有不足，何况人？故人有所缺憾才是真实的。日月都不能追求圆满，何况人？故人应当有所欠缺才好。”
的确，世人都有这样或那样的缺憾，也正因为世人都追求圆满完整，从而难免存在着怨愤之心、忌妒之心。追求完美纵然是一种美好的精神向往，但在现实生活中，过于苛求的习惯常常会使人陷入被动的局面。追求完美的人极易愤怒，跟别人一起做事时，如果对方不根据他的要求来做，他也会觉得如坐针毡，因此很难与别人融洽相处；追求完美的人在与人合作时会百般挑剔，容易伤害别人的自尊心，挫伤他人的积极性；追求完美的人总会有高不可攀的目标，曲高和寡，难以获得别人的支持，自己也会因此陷入孤独的境地；追求完美的人在某些事情未完成时，还会产生相当强烈的焦虑感，一旦达不到，就深深自责，痛悔不已，无法自拔……追求完美的人都认为自己是对生活负责，殊不知，完美就如同一个陷阱，是一种主观臆想的无底洞，它没有标准，无法丈量，只会让人徒增烦恼。因此，追求完美大可不必。
人生在世不可能处处圆满，不是这里有不足就是那里有欠缺。所以，不必费尽心机去追求完满。有些事情本来就不可能如人意的。抱残守缺，不失为一种处世方法，对待任何事，都不可求全责备。
杭州灵隐寺有一副对联作得妙：“一生哪有多如意，万事但求半称心。”这两句话道出了人生的大道理：人在一生中遇到的不如意之事很多，若是凡事都追求十全十美无异于自找麻烦，反而不如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学会欣赏不完美中的美。
一日一心得
对于生活中的诸多缺憾，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以一颗平常心对待。完美，则是一种妄念，太过强求反而会丧失生命的本真。正如一位哲人所说：“一味地追求完美，只会让自己离生活越来越远；事事物物过于追求完美，就变成了一种负担。”
能屈能伸则为大丈夫
曾国藩语录：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
我们常说“能屈能伸则为大丈夫”。一个一味强进的人并不是一个强者，因为一遇到比他更强的，他就马上会被“折断”；一个一味软弱、畏缩不前的人以为不出头就不会遇到危险了，而事实上他的这种选择并不能保全自己，因为软弱者抵抗危险的能力更差，更容易被压垮。这就是“太刚则易脆，太柔则无力”的道理。事实证明，只有那些知道什么时候该强，什么时候该弱的人才能顺应环境，活出精彩来。
曾国藩说：“天地之道，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他认为：“从古帝王将相，无人不由自立自强做出，即为圣贤者，亦各有自立自强之道，确乎不拔。昔余往年在京，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亦未始无挺然特立不为强御之意。进来见得天地之道，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刚非暴虐之谓也，强矫而已；柔非卑弱之谓也，谦退而已。趋事赴公，则当强矫，争名逐利，则当退让；开家创业，则当强矫，守成安乐，则当退让；出于人物应接，则当强矫，入与妻孥享受，则当退让。若一面建功立业，外享大名，一面求田问舍，内图厚实，则二者皆有盈满之象，全无退让之意，则断不能久。”
曾国藩自幼便受到祖父“做人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的训导，因此，曾国藩认为“倔强”二字不可少，功业文章都必须有这两个字贯穿其中，否则会一事无成。他早年在京城做官时，甘愿与那些名气大、地位高的人争斗，就具备了挺然而立不畏强敌的精神，他也因此处处受排挤，经常成为舆论讽喻的中心，遭遇了诸多曲折磨难。他在实践中逐渐认识到过刚则易折，易折则无法达到自强的目的。他在秉承祖训的基础上，又根据自己的亲身体会总结出：只有刚柔相济，才能达到自立自强的目的。
庄子在《山木》篇中讲到了东海有一个名叫“意怠”的鸟，这种鸟非常柔弱，总是挤在鸟群中苟生，飞行时它既不敢飞行在鸟队的前边，也不敢飞到鸟队的后边；吃食的时候也不争先，只拣其他鸟吃剩的残食。所以，它既不受鸟群以外的伤害，也不引起鸟群以内的排斥，终日优哉优哉，远离祸患。从这则故事可以看出，柔，并不是卑弱和不刚，而是一种魅力，一种处世的方法。曾国藩对此的理解是：“《扬雄传》云：‘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龙蛇者，一曲一直，一伸一屈。如危行，伸也。言孙，即屈也。此诗畏高行之见伤，必言孙以自屈，龙蛇之道也。”
中国古代大哲学家老子，有一天他把弟子众人叫到床边，他张开口用手指一指口里面，然后问弟子们看到了什么？在场的众弟子没有一个能答得上。于是老子就对他们说：“满齿不存，舌头犹在。”意思是：牙齿须硬但它寿命不长；舌头须软，但生命力更强。虽然舌头的生命力比牙齿的更强，但是我们显然不能只要舌头而不要牙齿。同样的道理，水很刚硬，可以滴穿石头，同时水很柔软，你用什么形状的容器来装它，它就呈现怎样的状态和形状；水很刚硬，它能渗透、浸润很多东西、很多地方，但水很柔软，它遇到阻碍就会马上转向，从来不会去“硬”来。
咸丰七年（1857）在家守制时，曾国藩经过一年深刻的反省，通过读《老子》、《庄子》等经典著作，深刻认识到了能伸能屈、刚柔并济才是做成大事的最好办法。于是，此后他身体力行这一处世方法。
他带兵打仗，不求胜心切、调兵遣将血拼一番，他十分注重战势的发展，打太极拳、搞持久战。他说，天道忌巧，只有一步步扎扎实实把基础打好才能赢得最终的胜利。他在《有恒箴》中说道：“困心横滤，正是磨难英雄，玉汝于成。李申夫尝谓余怄气从不说出，一味忍耐，徐图自强。因引谚曰‘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此二语，是余生平咬牙立志之决。余庚戌辛亥间，为京师权贵所唾骂；癸丑甲寅，为长江所唾骂；已卯丙辰为江西所唾骂；以及岳州之败，靖港之败，湖口之败，盖打脱牙之时多矣，无一次不和血吞之。”
这种打碎牙齿和血吞的做法，就是一种委曲求全，就是一种“屈”，一种“柔”，但得到的则是“伸”，是“刚”。当然，要做到这一点，首先需要人格上的自立自强。有了人格上的自立自强，然后以柔制刚，以柔克刚，便会产生特殊的效果。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常见：
一次，宋太祖赵匡胤正手持弹弓在后苑打鸟。忽传报一位大臣有急事求见。赵匡胤一听说有急事不敢稍有怠慢，立即召见大臣听奏，然而听奏后却认为事情不大，便斥责奏臣说： “这算什么急事？”奏臣对皇上的态度不满，随口说道：“这总比打鸟的事急吧！” 赵匡胤恼羞成怒拿起斧柄向这位大臣的嘴上抡去，大臣的牙齿当即被打掉两颗，他不卑不亢地拣起被打落的牙齿。赵匡胤更火了：“难道你还想保存这两颗牙齿找我算后账吗？”
大臣说：“我怎敢与您论是非呢？这事史官自然会记的。”赵匡胤听了猛惊，连忙笑容满面的好言安慰，还送给这位大臣许多金帛。
很显然，和皇帝相比，这位大臣无论是在权势上还是地位上都是弱者，无法与至高无上的皇位抗衡，但他采用了柔弱的态度，却寓于道理上、人格上的刚强，征服了至高无上的皇权，达到了自己在人格上不畏强暴，据理而争，自立自强的目的。
曾国藩为人处事，极推崇刚柔相济，他认为天地之道应刚柔相济，不可有所偏废。刚，不是指暴虐，而是强矫；柔，不是卑弱，而是谦逊退让。人不能只具备“骨架”，还要具备“血肉”，只有如此才能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人，才会具有光彩照人的生命旅程。“柔”，就是一个人的“血肉”，是最富生命力且使人挺立长久的东西。
一日一心得
在什么样的情势下该争，在什么样的情势下该退，要根据客观情况审时度势，刚柔并用。片面地依靠“刚”而忽略“柔”，或片面地依靠“柔”而忽略“刚”都将导致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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