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眼光放长远
曾国藩语录：凡天下事，虑之贵，详行之贵，力谋之贵，众断之贵独。
聪明人总是用更多的精力来考虑未来，注重发展和结果。做任何一件事情，眼光要长远，不为一时的得失而斤斤计较。而还有一些人只考虑到当前利益，鼠目寸光，忽视长远利益。
聪明人的立足点是大赢，是大格局的，不是小家子气的，不以自我目的为中心，而是以公利为出发点的，他们追求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最大化。
美国第九位总统威廉·亨利·哈里森小时候曾有一段时间被人认为很傻。为什么呢？邻居们做过这样的试验：拿出一个五分的硬币和一个十分的硬币，让小哈里森从里头挑一个，小哈里森每次都拿那个五分的。每次都屡试不爽，大家均以此为乐。
一个外地人路过此地，听说这件事后，亲自试验了一回，果然和大家说的一样。外地人仔细观察小哈里森的言行后，拍拍他的肩膀笑着说：“小朋友，你一点也不傻，你很聪明。”小哈里森也笑了。
后来，终于有人想明白了为什么：如果小哈里森拿了十分的硬币，下次就不会有人去做这样试验了，他每次五分的收入就将终止。小哈里森原来是弃眼前的小利来保留长远的利益，小小年纪，就有这样的长远眼光，可真了不起！邻居们都赞叹不已。
一个人在成功的道路上能走多远，首先要看他站得够不够高，看得是不是远。只有看得长远，他才能对自己以后要做的事情心里有底，才知道自己行进的方向，以及需要为此采取什么样的行动。眼光长远的人往往不容易被眼前的得失所迷惑，他们往往能够执著于自己的目标，从而摆脱眼前小利益的诱惑，冲破困境的束缚。因为他们能够很清楚地看到未来的远景，所以他们能意志坚定，矢志不移。
苏秦、张仪是战国时期有名的纵横家，他们都拜在鬼谷子的门下，两个人也是很好的朋友。
苏秦出道较早，成功也很顺利，而张仪初出道时郁郁不得志，不知前途如何。看到苏秦已成大事，便想投身门下，找到一条晋升之路。于是，他来到苏秦门下，但是一连几天，苏秦都没有来见他。张仪被安排住下后，心中很是不痛快，原本想有个发达的老友，自己能够借助他也发达一回，没想到，苏秦不但没有热情地款待他，相反，吃饭的时候，还安置他在最末的位子，吃着仆役们才吃的粗饭。苏秦还用话语羞辱他，说：“以阁下的才干，怎么会潦倒到如此地步呢？我实在没有法子帮你，你还是靠自己的运气罢！祝你好运了。”
远道而来的张仪，带着满腔的愤怒离开了苏秦的住处，下定决心凭着自己的才能，与苏秦一争高下。
张仪走了以后，苏秦暗中派人沿途用接济他，支持他进行游说秦国的工作。苏秦的门人们很奇怪，问苏秦为什么这么做，苏秦说：“张仪的才干，在我之上，我怕他为了贪图一时的眼前小利，过分安于现实而丧失了斗志。所以，我侮辱了他一番，以便激起他上进的决心。”
张仪是幸运的，幸运的是他有这么一位好朋友。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样眼光长远的朋友的，所以，那就要自己不断提醒自己、激励自己，让自己的目光始终盯着远方，让自己沉浸在实现远大目标的行动之中，这才是最为重要的。
我们都知道，曾国藩的战术指挥能力很差，只要是他亲自指挥的战役，几乎没有不失败的。但是，曾国藩的长处在于，他具有丰富的经验，具备高屋建瓴的战略头脑，擅长从大处着眼，从长远出发，善于整体的战略谋划。
1851年，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爆发。清廷正规军--绿营一触即溃，节节败退。1853年1 月，曾国藩以在籍侍郎被咸丰帝任命为团练大臣，负责湖南的自保。曾国藩在写给学生的信中，纵论了当时的军事形势，提出了“湖北省的存亡，关系到天下全局的安危”的观点。这一观点，在当时可谓眼光独到，深谋远虑。而且朝廷让曾国藩办团练的目的只是为了湖南一省的自保，而曾国藩比朝廷想得更为长远，他以剿灭太平军为己任，想于此改革军制，建立一支体制外的军队。
由于朝廷上下对国家正规军绿营心存幻想，在南京周围相继建立了江北大营、江南大营，寄望江南、江北两大营攻破太平天国首都天京。这在曾国藩看来，并不是最优的决策。清政府的着眼点只局限于东南一隅，用兵的重心也只关注南京一城的得失，并没有意识到必须着眼于与太平军争夺整个长江流域，才能最终攻破南京。
曾国藩的考虑无疑是长远的，也是全局的。他认为，必须首先控制长江中上游地区，先武汉，次九江，再安庆，这样由上而下，既解除了太平军北上之忧，又将太平军压缩在江南一隅，有利于克复南京。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曾国藩的长远考虑比清政府的部署要高明许多。
1854年初，太平军西征军从安徽向湖北挺进，先后拿下了安庆、九江、汉阳、省城武昌告急，清政府军队在太平军的强大攻势面前狼狈不堪，被太平军牵着鼻子走，搞得团团转。正在清政府慌乱无奈之际，曾国藩给朝廷上了一个奏折，认为要解除太平军的威胁，消灭太平军，就不能顾虑眼前的得失，而应从长远的战略来考虑。他说：
论目前的警报，那么庐州是燃眉之急；论长远的发展，则武昌为必争之地。为什么呢？能保住武昌，就能控制金陵的上游，就能巩固湖北的门户，就能打通两广四川的饷道。如果武昌不保，那么就会成割据之势，这是最值得担忧的。
因此，他主张集中安徽、江西、两湖、两广的兵力，先与太平军争夺武昌，然后由上而下，沿着长江攻占两岸重地。
咸丰皇帝同意了曾国藩的建议，按照曾国藩的战略部署，湘军在攻下武昌后，顺长江而下，连连攻破太平军的防线，重创太平军。
1859年2月，曾国藩针对石达开率数万太平军入浙、入闽，又转入赣南，使江西湘军处于东、南、北三面受敌的不利形势，及时向咸丰皇帝上了一道很有长远战略眼光的折子--《通筹全局折》。他全面论述了当前的形势，和应该采取的应对之策。他说：“就全局来看，要敢于舍弃小利而图大利，舍弃枝叶而图根本。”他指出：“论长远战略和大局的轻重，应该集中力量进攻江北，以便早日肃清中原；论目前的缓急，则应该先攻景德镇，以便保全湖口，先巩固南岸。”于是湘军集中兵力进攻景德镇。这一战略部署被证明是非常成功的，不仅改变了被动局面，而且为后来进军安庆奠定了基础。
朝廷的短视，只盯着太平天国的首都南京（天京），就想一举攻破天京。但既然是首都，自然防卫是最严密的，直接攻破天京谈何容易。尽管朝廷阻止了江南、江北两个大营，不但没有攻下天京，反而招致江南、江北大营全军覆没，清军在整个战略形势上也更加被动起来。
针对这种被动局面，曾国藩认识到是朝廷战略眼光短浅的缘故，为此，他提出要想攻破南京，必先驻重兵于滁州、和州，而后可以打破南京的外部屏障。而要驻兵滁州、和州，又必先围攻安庆，以攻破陈玉成的根据地，并迫使陈玉成前来决战。
结果证明了这一战略决策的高明。清军由武汉、九江、安庆、南京，一步步地控制了长江流域，在战略上占尽了优势。曾国藩曾说：“我对于大利大害所在，都能悉心考究。” 他还说：“用兵以审势为第一要义”，“势就是大局大计”。还说：“应该从大的地方去分清界限，不要斤斤于小处去剖析微芒。”这个大利大害、大局大计，就是长远眼光和战略重心的所在。
正是因为曾国藩始终站在战略全局的高度，坚持用长远的眼光审视未来的发展趋势，才能根据形势制定出有利于全局、有利于战略胜利、有利于长远利益的战略部署。他看重的是长远的战略，而不是一城一池的得失，所以湘军虽然在局部的战斗中不断吃败仗，但在战略态势上却越来越有利。而太平天国尽管在局部的战役上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整个战略态势却越来越不利。我们常说笑到最后的人才是胜利者，这就是湘军最终能够将太平天国镇压下去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就像下棋，高手能看出五步七步甚至十几步棋，棋力一般者只能看两三步。高手顾大局，谋大势，不以一子一地为重，以最终赢棋为目标；低手则寸土必争，结果在辛苦中屡犯错误，以失败告终。
一日一心得
眼光长远的人往往能看见别人所不能看见的东西，能够掌握事物发展的未来趋势，因而能先行一步。在我们这个竞争日趋激烈、创业变得很艰难的时代里，眼光长远是成功不可或缺的元素。短视者只能迎接失败，即使他们曾经拥有过很优越的条件。他们往往被眼前的利益所迷惑，在透支享受今天的同时，忘记或忽略了给明天播种，最后只能被明天抛弃。
凡事留有余地
曾国藩语录：留一分余地，可回转自如，不留余地，则易失之于刚，错而无救。
在人物雕刻中，尤其是人物面部的雕刻技法中有这样一个原则：眼睛要先刻小一些，而鼻子要刻得大一些。因为眼睛小了，还可以刻大，鼻子大了，还可以一点点刻小。总之，都会为进一步完善留有修饰的余地。
清人朱柏庐劝诫子嗣：“凡事当留余地，得意不宜再往。”曾国藩说：“留一分余地，可回转自如，不留余地，则易失之于刚，错而无救。”意思是说，凡事留一分余地，则可周旋回转，灵活自如；凡事不留余地，则容易失之于刚硬，一旦做错则无可补救。
曾国藩认为，人生一世，万不可使某一事物沿着某一固定方向发展到极端，而应在发展过程中充分认识、冷静判断各种可能发生的事情，以便有足够的条件和回旋余地采取机动的应付措施。特别是在权衡进退得失的时候，务必注意适可而止，见好就收，切不可赶尽杀绝。这一道理在许多事件中都得到了证明。
1792年2月，拿破仑进军罗马，在谢尼奥之战中，抓到了大批意大利俘虏。在“杀”与“放”之间，拿破仑做了充分的考虑，最终他决定释放全部的俘虏，并且，他用意大利语给俘虏们做了演讲。在高谈所谓意大利自由和教皇制度的种种弊病以后，他真诚地对意大利俘虏们说：“我是为你们的幸福到这里来的。现在你们都自由了，请你们回到家里告诉你们家乡的人：法军是宗教、秩序和穷人的朋友！”本以为会被杀的意大利人惊喜万分，他们心中对法军的恐惧立刻化为了对拿破仑的感恩之情。结果，释放的俘虏成了法军的义务宣传员，称拿破仑是真正爱意大利的人。
拿破仑的这一“人情留一线”的高招见效极快，随着消息的迅速传开，法军很快就有了“群众基础”。这为后来拿破仑在意大利采取军事行动和对其进行统治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试想，如果拿破仑处于高位时赶尽杀绝，将俘虏杀得一个不留，虽然也能达到“威名大振”之效，但想必他对意大利的征途就不会那么顺利了。
对待用兵打仗这等大事如此，对待生活、工作中的小事亦是如此，说话留点余地，就不会因为“意外”的出现而下不了台；做事留有余地从而可以从容转身，方可避免走向极端，断了自己日后的退路。
曾国藩在处理人际关系时一直奉行一个原则：凡事给对方留有余地，既不让自己违反大的原则，也不完全拒绝对方的要求。比如说，曾国藩常在家中劝父教弟，不要干预地方的事。可是，有些时候，他的一些亲朋好友难免会因一些万难之事有求于他，其中不乏一些实有冤屈之事。却之，于情于理不忍，助之，又恐贪干预地方公务或有以势凌人之嫌。这时，曾国藩只好对来求者做出那种“道似无情却有情”、“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曲意相助之举。
曾国藩还是一个非常善于容人的人，他主张，为了处世要“举止端庄，言不妄发”，待人接物时多为对方留一点余地。
对于身处庙堂之上的曾国藩来说，趋炎附势之徒自然不会少，其中不乏热衷于仕途，却又故作清高的所谓“大儒”。但是，曾国藩依然将他们接纳下来，给予礼遇。
很多人对曾国藩的举动非常不解，其中便有一个叫李鸿裔的年轻人。他看不惯这些号称理学大师的腐儒。但是，虽然他多次向曾国藩谏言，曾国藩却依然故我，并不多加解释。
一日，李鸿裔在曾国藩的文案上，看到一个大儒写的一篇文章《不动心说》，文中为了标榜自己的清高，写了这么两句：“将吾置于二八佳人之侧，问吾动好色之心乎？曰：不动。”李鸿裔为了讥讽这个言不由衷的大儒，信笔在文章的后面题道：“二八佳人侧，红蓝大顶旁，尔心都不动，只想见中堂。”
当晚，曾国藩见到了这篇文章和李鸿裔的题字，命人立刻将李鸿裔召来训之：“虽然这些人多为欺世盗名之徒，言行不能坦白如一，但他们之所以还能够丰厚的待遇，凭借的正是这些虚名。可是你一定要揭露他们，使他们失去了衣食的来源，那么他们对你的仇恨，绝不是言语就可以化解的，这不是自取祸端么？”李鸿裔闻之不禁汗颜，明白了曾国藩此举的意图，从此开始注重“内敛”。
这件事告诉我们：做人不要做绝，说话不要说尽，待人处世，需要留有余地方能进退自如。
在处世中，万不可把事做绝，要时时处处为自己留下可以回旋的余地，就像行车走马一样，你一下奔驰到山穷水尽的地方，调头就不容易，你留有一些余地，调头就容易多了。俗话说：“过头饭不可吃，过头话不可讲”，很有道理。另外，在大多数情况下，要特别注意才不可露尽，力不可使尽，在办任何事的时候，都要多用点“太极推手”的功夫，永远保存一些应变的能力。
在待人方面，答应别人时，注意使用“模糊语言”，以便自己赢得主动；在拒绝别人时，不妨先拖延一下，最好不当面拒绝，答应考虑一下，给自己留点回旋的空间，以便使自己“进退有据”；在批评别人时，特别是有多人在场时，最好“点到为止”，以维护对方的自尊；在与人争论或争吵时，切忌使用“过头话”、“绝情语”，以便让对方体面地下台。
在处事方面，对一些不太好把握的事，千万不要明确表态，东拉西扯，多说点无关痛痒的话；对那些表面看来无关大局的事，也要含蓄地处理，巧妙地避开疑难之处，以免引火烧身。另外，对于某些难以回答而又不好回避的问题，不妨含糊其辞，来一番隐晦笼统的回答，如“可能是这样”，“我也不太了解”等等，以给自己留有余地。
一日一心得
俗言道：“凡事留一线，日后好见面。”“留”在这里，是一门艺术，一种境界，一种品格，一种道德，一种气度。凡事留余地，看似是给别人方便，其实是给自己留退路。
荣耀不可过早享用
曾国藩语录：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
所谓否极泰来、物极必反，任何一件事情发展到了极致就必然会朝着相反的方向转化，正是“花无百日红”，花开到最艳的时候就是快凋谢的时候了，要想花开的时间维持得长一些，就不能让花开得太艳，这样花总是开不到极盛的状态，他就不会那么容易凋谢。树上的果子熟透了就会自己落下来，往往遍体鳞伤，而那些还没有熟透的则可以稳坐枝头。因此，对于一个人来说，荣耀不可过早享用，更不可用尽。否则，就不是享受荣耀，而是在受罪了。
北宋大文学家王安石有一篇众人皆知的文章，叫《伤仲永》。说的是：金溪县有一个世代以耕田为业的农家，家里有个小孩叫仲永，小仲永长到五岁的时候，还从来没有见过诗书笔墨等读书写字的工具，可是突然有一天哭着喊着要这些东西。家里人对此感到很奇怪，可是家里从来没有读书人，只好找邻居借了来。小仲永看到这些东西很高兴，于是当即写了四句诗，并且还自己题写上自己的名字。诗的立意也很高，是以奉养父母、团结同宗族的人为内容的。由于家里人都没有读过书，所以，父亲就把这首诗拿给全乡的秀才看。那些秀才们很是惊异这诗是出自一个五岁的孩童之手。于是，就试验他。他们随意指定事物，让小仲永做诗。结果小仲永都能立即完成，而且诗的文采和道理都有值得观赏的地方。于是，小仲永的名气远播，同县的人也都对仲永感到奇怪，渐渐地都以宾客的礼节来款待他的父亲，甚至有人用钱财和礼物来讨取仲永的诗。他的父亲一辈子务农，看到这么容易就能发财致富，于是每天不停地拉着小仲永四处拜访同县的人，给人做诗，而不让他学习。
一个五岁的孩子能有这样的举动，确实是有一定的天赋，如果加以培养，将来必能成才。可是小仲永的父亲目光太短浅了，太贪图眼前的利益了。最终导致的结果是：小仲永十二三岁时写的诗已经出现了退步，不能和以前相比了；等到小仲永二十岁左右的时候，他的天赋已经没有了，和普通的人没有什么区别了。
一个人即使有很大的荣耀，这个荣耀也能带来很大的好处，也不要过早使用它，更不要把它用尽了，要保持低调的态度。否则，过早享用，用尽了，尽管可能当时确实很风光、很快意，但是，已经滋生了恶的因素在里面，迟早会为此付出代价。
佛里禅师在当主持时，五祖法演送了他“法演四戒”，他是这样说的：“势不可使尽，势要用尽，祸一定来；”人们往往是顺着“势”去做某些事的，但没有想到，势盛的时候，不知不觉地就播下了毁灭的种子。“福不可受尽，福若受尽，缘分必断。”就像那些爱打扮的女子，整天顾影自怜，红颜老去，也只好自叹“红颜多薄命。”“规矩不可行尽，若规矩行尽，会予人的麻烦。”这就是，“好话不可说尽，好话基说尽，则流于平淡。”任何好话都不必说的过于直白，否则别人听起来就索然无味。
曾国藩认为“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用尽。”用尽了就有可能朝祸患方向发展。所以常以“花未全开月未满圆”来劝诫自己浮躁的好胜心，控制自己的前进节奏，这是一种聪明的举动。
曾国藩通过研究历史上的官宦之家发现：大多数的官宦之家基本上经历一代后就衰落了，有的甚至彻底衰败了。但同时他也发现，一个虽很富有，但是却很低调的商贾之家却可以延续三四代，简朴的耕读之家可以延续五六代，而如果是孝道之家，还可能延续八代到十代。这个研究发现让曾国藩惊出了一身冷汗，由此，他教导自己的子女，同时也是自己坚决地做到不过早享受荣耀。他深知一人得道，仙及鸡犬的事情，他说：“做官的人总是比一般的人有更大的权力，而且，如果你的官足够大，那就会有些事情你没有想到，但是已经有人替你想到了。家人也会跟着你尊贵、风光起来，家人说话也会变得有分量，做事情就会有很多的方便之处。所以，做官的人就要保护对自己的一言一行非常谨慎，对自己家人的行为也要高度注意。”
曾国藩说到了，也做到了这些。在很快被提拔为朝廷的三品大员后，按朝廷的规定，要把蓝呢轿换成绿呢轿，同时护轿的人也要再增加两个人，而且还要配备引路官和戈什哈。这是朝廷对官员的待遇，也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其他人都这么做，但是曾国藩却不这么做，不但轿子还是蓝呢轿，连引路官和扶轿的人也都省了，只是增加了两名戈什哈做护卫。
曾国藩这么做是秉承了自己一贯的做人原则的，那就是低调做人，避免享用自己的荣耀。因为，朝廷有规定，四品以下的官员在路上遇到绿呢轿是要停下来让路的。否则，绿呢轿的护卫尽可以上去将不开眼的官员从轿子上拉下来。不但如此，还可以上交吏部按违制治罪。曾国藩自然也深知这一点，他不想这么招摇，所以，坚持还坐自己的蓝呢轿，保持其低调的本色。
后来，曾国藩又升至二品，按朝廷的规定，三品以上的官员就可以乘八人抬的八抬大轿。后来任湖广总督的官文还特地为他荐举了四名轿夫，但都被他婉言谢绝了。曾国藩知道，自己的收入有限，不想养那么多的闲人。更主要的是，自己还年轻，不想太招摇。再说了，此时还不是享用荣耀的时候，否则会给自己带来祸端。曾国藩也常常教导子女，要求他们也不可享用这样的荣耀，并多次向子女讲述过分招摇必然会招致祸端的道理，所以，曾家的孩子一直都坚持低调。
很多时候，人们常被眼前的荣耀迷惑，不明白“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的道理，不知道适当的放弃反能赢来更多的得到，以致忽视了对生活乐趣的享受和对生命境界的提升，使荣耀发挥了其反作用。
一日一心得
有一种美术手法叫做留白，就是在作品中留下相应的空白。拙劣者常常把画面画得满满的，却破坏了视觉的美感，高明者往往留下空白，反倒能给人留下自由想象的空间和回味不尽的意味。留白是画家的技艺，更是生活的智慧。
在言语上留白，不把话说满，可以免生过失；在行事上留白，不把事做绝，可以减少是非；在思想上留白，不胡思乱想，可以省去烦恼；在欲望上留白，不得陇望蜀，可以规避祸患；在交际上留白，不抹煞距离，可以保持尊重；在饮食上留白，不暴饮饱食，可以益寿延年；在饮酒上留白，不肆意酗酒，可以养生保健……
以退为进真智慧
曾国藩语录：吾见进而不己者败，未见退而自足者亡。
军事上有种说法叫“进攻是最好的防御”，意思就是说单纯守是守不住的，龟缩并不能保证不被对方攻克。我们看体育比赛，比如足球比赛，总会看到这样的场面：当一方龟缩在自己的半场拼命防守，另一方压过半场拼命进攻，拼命防守的一方虽然将自己所有的球员都布置在球门前防守，但是在对方的狂轰滥炸下仍不能保证球门不被攻破；拼命进攻的一方看起来很强势，但是往往只顾着进攻而被对方偷袭得手，反而丢了球。只有在立足防守的同时加强进攻，才能给对方足够的压力，也只有在进攻的同时做好防守才不会给对方可趁之机。
一些人为人处世也是这样，总是一副咄咄逼人的样子，以为这样才显得自己有分量，别人才会重视自己。而有的人则遇事唯唯诺诺、裹足不前，生怕露个脑袋就会被别人看见。其实，这两种极端的方式都是不可取的。为人处世要懂得进退，不可一味地前进，也不可一味地后退。要把握好“进退规则”，该进时不妨进一尺，该退时何妨退一丈，进退有态，才不至进退维谷。毛主席有过一句名言：拳头收回来，是为了更有力地打出去。这句话道出了“退”的真正意义，所谓暂时的“退”正是为了更好的“进”。
《菜根谭》上说：处世让一步为高，退步即进步的张本；待人宽一分是福，利人实利己的根基。这句话的意思是：为人处世遇事都要有退让一步的态度才算高明，因为让一步就等于是为日后进一步做好准备：而待人接物以抱宽厚态度为最快乐，因为给人家方便实际上是日后给自己留下方便的基础。
曾国藩领悟到了“于名利之外须存退让之心”的做人真谛，并参透了“进退之机”等处世哲学。修炼出一整套“能屈能伸”的做人之道，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响当当、硬邦邦的人物。
曾国藩经常给家人和下属讲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家人，一天，家中的老翁请来了一位贵客，准备留这位贵客在家吃饭。一大清早，老翁就叫儿子到市场上去买菜。但是，时间已近中午，儿子还没有把菜买回来，老翁很着急。就到窗口去看，只见在离家不远的地方，在一条田埂上，儿子正挑着菜担子与一个挑着京货担子的人面对面地站着，互不相让，阻在那里了。
看到这种情况，老翁急忙出门，赶上前去婉言说道：“老哥，我家中有客，待此用餐。请你往水田里稍避一步，待他过来，你老哥也可过去，岂不是两便么？”
那个人说道：“你叫我下水，怎么他下不得呢？”
老翁说：“我儿子个子矮，要是下到水里，担子里的菜就被水浸湿了。你老哥个子高，下到水里也碰不到水。因为这原因，我才请你让一下。”
那人说：“你儿子的担子里不过是些蔬菜果品，就是浸了水也可以将就着吃。我的担子里全是京广贵货，万一沾上一点水，就不值钱了。我的担子比你儿子的担子贵重，怎么叫我让路呢？”
老翁想，与其在这里浪费时间劝告，还不如主动示弱，便说：“来来，这么办吧：我下到水田里去，你再将货担交付与我，我顶在头上。请你空身从我儿旁边过去，我再将担子奉还。怎么样？”并且当即低下身子解袜脱履。那个人见老翁如此，反而觉得不好意思，说道：“既然你都让步，我也没有道理占强。干脆我下田吧。”
结果，与人方便，与己方便，两不耽误，老翁在妥协中赢得了主动，赢得了时间。
曾国藩之所以老生常谈，自有他的道理，他是想通过这个故事告诉家人和下属：退让，可以赢得扭转不利形势的机会。对方如果主动退让，表示他有力不从心之处，他也需要喘息，说不定他是要放弃这场“战争”；如果是你提出，而他也愿意接受，并且同意你所提出的条件，表示他也无心或无力继续这场“战争”，否则他是不大可能放弃胜利的果实的。因此退让可以创造“和平”的时间和空间，而你便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来引导“敌我”态势的转变。
随着湘军实力的不断增强，尤其是湘军攻陷天京后，朝野上下弹冠相庆，但是曾国藩并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他清楚地认识到了自己尴尬的处境：一方面他为朝廷立下了汗马功劳；另一方面他位高权重，尤其是湘军实力太强，皇权感到了威胁的存在，因而在嘉奖的同时采取了打压、排挤的策略。曾国藩自己没有背叛之意，但是湘军的一些重要将领，面对朝廷的压制很是不满，面对这一切，曾国藩虽然也感到了不满，但他绝不赞同其下属提出的脱离清王朝以自立的主张。
曾国藩对朝廷的做法采取的是以曲求伸、以退为进的自全之策。首先，他对咸丰帝的猜忌和朝廷的压抑表现出谦卑恭顺的态度。咸丰四年(1854年)四月，曾国藩兵败靖港，湖南藩司徐有壬会同陶恩培揭发其败状，请巡抚弹劾罢了湘军。曾国藩惊恐万状，抢先奏请将自己交吏部治罪，他以为这样做就可以获得朝廷的从宽发落，没想到咸丰帝下旨“交部严加议处”。于是曾国藩被革职，戴罪领兵作战。七月，曾国藩率师北征，连克岳州、武昌、汉阳、田家镇。九月初五，咸丰帝闻报非常高兴，下令赏给曾国藩二品顶戴，令其署理湖北巡抚。但七天后，咸丰帝改变了主意，只赏给他兵部侍郎的虚衔，并催令他迅速东下，攻收赣、皖。咸丰帝的做法表明了他对曾国藩集团的不信任。曾国藩深知，自己的集团在军事、政治、财政上表现出的相对独立极大地触动了皇权的利益，因而清廷才对他进行压抑、排挤和打击。
但对于清政府作出的一切决定他都表现得谦卑恭顺。直到咸丰十年(1860年)，曾国藩头上还顶着侍郎的乌纱帽。在屡遭挫折以后，曾国藩深刻认识到对朝廷的压抑始终采取退让妥协的办法并不是上策，因此他同朝廷展开了有礼有节的斗争。如果说一开始是退让的话，那么现在他要“进攻”了。
他从稳定湘军集团内部入手，使湘军集团形成了铁板一块，朝廷也不敢轻易对其下手了。他还大造舆论声势，他们自然不敢公开攻击朝廷，但对朝廷所重用的顽固派官僚，他们却肆无忌惮地予以贬抑，另外他们开始“自我吹捧”，为自己争取主动，即使朝廷怪罪下来，也可以“名满天下，谤亦随之”为借口，巧妙地搪塞过去。他也会向朝廷主动争取一些权利，这些都是主动“进攻”的策略。
后人对此评价说：曾国藩一方面向清廷表示让步，采取以曲求伸、以退为进的自全之策；另一方面，到了涉及集团根本利益的关键时刻，又毫不迟疑地站在曾国荃、彭玉麟等人的立场上，与清廷进行斗争。处于政治漩涡中心的曾国藩，只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以娴熟的政治谋略化险为夷，不能不说是有着过人的手腕和智慧。
他曾对其弟曾国荃说：“古来成大功大名者，除千载一郭汾阳外，恒有多少风波，多少灾难，谈何容易？愿与弟兢兢业业，各怀临深履薄之惧，以冀免于大戾。”曾氏之心，由此可见。
一日一心得
“退让”有时候会被认为是屈服、软弱的“投降”动作，实际上并非如此。退让其实是非常务实、通权达变的生存智慧。适时的退让可以避免双方矛盾的激化，避免两败俱伤；退让有时还可以改变现况，转危为安。它是战术，也是一种韬光养晦、寻求生存的大谋略，更是立身于社会，功成名就、圆润通达不可不知的方法和技巧。
迂回曲折，藏巧于拙
曾国藩语录：1.有求于上，委婉而言，颇得实惠，步步高升。
2.凡兵勇须有宁拙毋巧、宁故毋新之意，而后可以持久。
我们经常听到别人说“有话直说”，而如果你信了他的话真的直说，那你就要得罪人了。有些话是不能直接说的，这时候就要拐弯说。尤其是指出对方的不足之处，或者批评对方的行为失当时，你就更不能直说了。人的心理就是这样，即使他嘴上说“有话直说”，他也绝不愿意听到难听的“直说”，因为直说的话直击要害，对人的杀伤力也最大。和人接触也是一样，有些人不好直接接触，那就需要通过朋友介绍，同事引荐。有时候为了消除对方的敌意，放松警惕，你更得需要迂回、曲折、绕弯子、拐圈子，这样的迂回战术才能实现你的目的。
我们都知道“围魏救赵”这个故事，就是曲线哲学，曾国藩正是这方面的大师。曾国藩在和同僚的相处中，很懂得迂回，尤其是向朝廷提出要求时，更是委婉曲折，目的是避免朝廷对自己的猜忌。他说：“有求于上，委婉而言，颇得实惠，步步高升。”他都是尽量不正面提出自己的要求，对于那些比较敏感、涉及多方利益的问题，他更不会把话挑得太明。
1857年1月，曾国藩在九江劳师后向朝廷上了一个奏折，目的在于要回李续宾、杨岳斌所统率的湘军水陆师，但是他没有直接这么说，而是很委婉地向朝廷提出的。他首先强调了李续宾、杨岳斌所统率的湘军水陆师，本来是因急人之急，增援湖北而借调给胡林翼的。现在不但武昌已经收复，连蕲州、黄州等沿江城市也已克复。言外之意，就是要求清政府将李、杨统率的湘军水陆师拨还给自己节制调遣。同时，他还大力宣扬自己旧部李续宾、杨岳斌部水陆师的赫赫战功，强调李、杨所部水陆师力量的强大，为湘军涂脂抹粉。这还不算，他不说自己是李续宾、杨岳斌所部水陆师的司令，但在奏篇中却为李、杨所部湘军请饷、催饷，无意以李、杨所部指挥者自居。虽然曾国藩的目的是要回水陆师，但是没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而是绕来绕去，曲意示衷。
按道理说，曾国藩作为湘军的统帅，要回支援出去的军队是理所应当的，但是面对上级，面对同僚，他深知这样做的效果绝不会太好。因此，他采取了迂回的办法，更为稳妥。而胡林翼也是一个有眼色的人，他对曾国藩的用意心知肚明。于是，他有意命李续宾、杨岳斌统率的湘军水陆师东下，而自己并没有随军指挥。这就等于给了曾国藩一个暗示，曾国藩自然是心领神会，立即赶来会晤李杨二将，顺势将部队接收了回来。这也是模糊对策的成功应用，它对于军心的稳定和团结是有一定作用的。
一个人在做出决策时只讲原则，会被人看作是呆板，但只讲灵活，又会被看成是圆滑。所以，最稳妥的办法就是既讲原则又讲灵活，但是要把握好火候，使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在太平军如何平定这个问题上，曾国藩和朝廷是有分歧的，而且这个分歧还不小。朝廷认为重点在于北防，这也不难理解，所以催促湘军北上。但是曾国藩认为，要想阻止太平军北上，最好的办法就是攻其老巢--天京，还有重要的根据地安庆，来个围魏救赵，这样他们就会回援这两个地方，不可能北上了。他说：“自古办窃号之匪，与办流寇不同。剿办流寇，法当预防以待其至，坚守以挫其锐；剿办窃号之匪，则应剪其枝叶，并捣老巢。”因为“窃号之匪未有不惜死力以护其根本也。”
在曾国藩进驻安庆20余里外的高桥时，清政府的江南大屏障江南大营溃败，清政府命令曾国藩前去增援，但是曾国藩苦于分身乏术并没有听命。清政府想复苏保浙，但是曾国藩认为必须以上游为立足的根木，江南大营就是因为未占据上游而失败的，那么攻取安庆就显得尤为重要。苏常已失，再去花大力气已经没有必要，湘军以两湖为根本，如果大举东援，那就失去了依托，这是很危险的。而太平军东线获胜后，必然西征，来争夺上游，这样湘军东援，丢失了上游的战略要地，即使保浙复苏成功也没有意义了。
当然，曾国藩处在那样的高位，他自然不能和朝廷对着干，为此，他采取了迂回的办法。他先将大营由宿松移至皖南祁门，并上表朝廷立即组建新军，作出数月后将大举东援的表象。实际上还是以攻取上游为主要的战略目标的。事实证明，曾国藩的做法是正确的。
曾国藩没有和朝廷激烈争论或者消极抵抗，而是不断寻求共识，同时照顾朝廷的面子，在战略部署上做模糊的处理。这样不但坚持了自己的既定方针，又避免和朝廷发生正面的冲突。而事实也证明朝廷的看法是缺乏远见的，所以只好让曾国藩灵活指挥了。
曾国藩这样做是首先是以自保为目的的，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自己处于明显的弱势，去硬碰硬是没有好下场的。
一日一心得
曾国藩善用迂回曲折藏巧于拙的处事手段。这里的巧可以理解为真实的目的、意图，拙可以理解为所采用的委婉、曲折的办法。掩藏起自己的真实目的，用迂回曲折的办法实现它，就可以减少很多的阻碍，即使遇到同样的阻碍，但是阻力也要小很多，这样成功的几率就要大很多。
自强但别逞强
曾国藩语录：守笃实，戒机巧，守强毅，戒刚愎。
一个人当在自我修炼中强固才能，但不可在逞能斗狠上逞强；无能则被人欺负，逞能则伤害自己。事业成败，靠人谋，也赖机遇，不可强求。
关于自强和逞强，曾国藩是这么说的，他说：“古语云自胜之谓强。曰强制，曰强恕，曰强为善，皆自胜之义也。如不惯早起，而强之未明即起；不惯庄敬，而强之坐尸立斋；不惯劳苦，而强之与士卒同甘苦，强之勤劳不倦。是即强也。不惯有恒，而强之贞恒，即毅也。舍此而求以客气胜人，是刚愎而已矣。二者相似，而其流相去霄壤，不可不察，不可不谨。”意思是说，一个人自强，就是要体现一种强毅之气，即由内而外、心平气和、安重深沉、刚强柔韧的一种气势，犹如孟子笔下的浩然之气，至大至刚至强，充塞于天地之间。所谓强毅，强就是刚强、坚强；毅就是弘毅、柔韧。而逞强也是一种强，却是一种刚愎自用，是舍弃了坚强、柔韧的品德，而想用气势去胜别人，完全是一种虚张声势，夸张敷衍而已。所以，曾国藩认为，强毅与刚愎，二者形似，其实质却有天壤之别。
强毅是一种美德，而刚愎则是人性中最大的败德之一，它集中了许多恶劣的习惯和性格，如自满、无知、嫉妒等，是为人处世致败取祸的一大主因。倔强得过了头，就变成了一种刚愎。
“刚”是曾国藩性格的本色，在他四次抗旨以保湘军的事件上表现得最为明显。有时候过于“刚”了，就变得倔强，达到了刚愎自用的地步。他也因此吃过亏。
咸丰十年（1860），曾国藩兵困祁门就是自己固执、刚愎自用的结果。
祁门是当时的军事重镇。南北两面全是大山，南为怀王山山脉，北为黄山山脉。从形势上看，祁门似乎十分安全。于是曾国藩将大营扎于此处，以为进可以东出山路，攻取芜湖，威逼南京，打开皖南局势，退也可立于不败之地，与天京外围的曾国荃互相策应。当他选定这里时，曾国荃、李元度都极力反对，当时在他帐下充当幕僚的李鸿章更加反对，他认为祁门是兵书中所谓的“绝地”，绝不可扎营。曾国藩执意不听，七月三日，他自宿松启程，调总兵鲍超部五千人，朱品隆、唐义训部三千人，共近万人，七月二十八日，抵祁门扎营。
皖南是太平天国的主要根据地，也是天京的北面屏障。李秀成见曾国藩向皖南移动兵力，知有企图，于是与陈玉成会商，八月份，率大军分五路向祁门攻来。曾国藩兵势单薄，自处绝地，险些丧命。这正是他刚愎自用导致的后果。所幸左宗棠、鲍超率兵拼力抵抗，兼之李秀成并未摸清曾国藩的真正底细，没有全力攻打，曾国藩才侥幸逃脱。
另外，在弹劾李元度的问题上，曾国藩也表现了非常固执的一面。
李元度是曾国藩的至交，他与彭玉麟是曾国藩的两大知己。曾国藩从军后，经历多番磨难，许多部下都有反复，惟有李元度与彭玉麟始终追随他，为之效力奔走。但李元度不善用兵，不能为将。祁门一败失利时，李元度被调守徽州，当时他已成孤军，因此李鸿章主张弃守，曾国藩却执意坚壁死守。结果李元度一时兴起，擅自出城接战，一战即溃，兵败城失，他无颜回见曾国藩，私自离开守地。曾国藩找了他好久，开始还以为他阵亡了，很是悲痛了一阵子。后来得知他竟然没死。他不由得勃然大怒，决定弹劾以申军纪。
曾国藩此举，本来无可厚非，但由于他与李元度的关系非同一般，尽人皆知，所以，大家一致反对弹劾的决定。
李鸿章率领众幕僚前去求情，曾国藩则固执己见：“我自有道理，你们就不用管了。”
李鸿章非常冲动说：“既如此，那我就告辞了，此地不可久留。”
没想到曾国藩说：“悉听尊便。”
曾国藩最终弹劾了李元度。李鸿章觉得曾国藩如此固执，很难共事，就愤然辞去了幕僚之职。
“刚”是曾国藩的性格本色，但是，如果他一味的刚硬下去，恐怕的确如相术之人所言，在攻克金陵之后便会命丧黄泉。但好在曾国藩是一个很善于自省的人，也是一个很善于积极改进的人。虽然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但对曾国藩来说，只要认识到了自己性格中的缺陷，那么就会持之以恒地改掉它。并且，他勤奋读书，书里的真知灼见确实能令他时时惊醒，事事警惕，只要他坚持，性格无疑是可以改变的，理想性格无疑也可以锤炼而得。
曾国藩的固执、倔强、刚愎自用让自己吃了亏，得到了教训，因此他认识到必须改变这一点。他在致其弟的信中说道：“吾兄弟欲全其生，亦当视恼怒如蝮蛇，去之不可不勇。至嘱至嘱。”
曾国藩通过不断的锤炼逐渐改变了自己倔强而近于刚愎的性格，从而使他具备了刚柔并济的理想性格特征。可以说，曾国藩性格中的“柔”就是锤炼出来的，“柔”的性格使他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他曾写过一联：“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也是一刚一柔，柔中显刚，主静藏锋，可进可退。正是这种性格使他游刃于天地之间。
诚如曾国藩这样的“圣人”、“完人”也是有性格弱点的，这种性格弱点也会让他身陷困境、逆境，但是，他们懂得及时汲取教训，积极改变，从而完善自己的性格。
一日一心得
每个人都是普通人，因此都有着不同程度的性格弱点，乃至缺陷。但是那些腰缠万贯、权高位重、声名显赫者被金钱地位撑起了气势，于是性格方面的弱点和缺陷就被掩盖了。平常也许并不那么显现，但往往在关键时刻，这种性格方面的弱点和缺陷就变成了致命的短板，让他们身陷漩涡，却怎么也靠不了岸。
该出手时果断出手
曾国藩语录：敢言定要负重，才能折服道中人。
在中国历史上，唐初宰相魏徵以敢于向皇帝直言进谏著称。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唐太宗有不对的地方，魏徵就会据理力争，进行劝说，即使唐太宗因此而大发脾气，他也毫不畏惧，照旧慷慨陈词。
唐太宗对魏徵是既赏识又敬畏的。魏徵病逝后，唐太宗悲伤地说：“一个人用铜作镜子，可以照见衣帽是不是穿戴得端正；用历史作镜子，可以知道国家兴亡的原因；用人作镜子，可以发现自己做得对与不对。现在魏徵死了，我失去了最珍贵的一面镜子。”
一个英明的皇帝是愿意接受忠心的大臣们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的，因为这些意见和建议会让自己的声望更高，更得人心，更加稳固自己的统治。而面对英明的君主，臣子们也是敢于进谏的。但是如果面对一个不那么英明的君主，如果还去直言进谏，直陈时弊，甚至是指出君主的失当之处，这不仅仅需要忠心，还需要胆量，更需要智慧和长远的眼光。
曾国藩一生给人留下最深的印象就是谨行慎思。但是，再胆小的人也有胆子大一回的时候。曾国藩虽然处世稳妥，以致以“忍”成事，但是并不能说他就没有果断出手的时候。
有的人做事优柔寡断，结果就是屡屡错失良机，每每事后痛悔不已；有的人做事容易冲动，往往感情用事造成不必要的麻烦。曾国藩处事就不会走这两个极端，他的稳不是优柔寡断，而是三思、慎思，考虑周全；他的小心也不是胆小怕事，而是提前避开危险。同样，我们也看到了他不同于这几点的果敢之举。虽然体现得不多，但是都很适时、适机，对以后的成败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就是关键时刻要敢于出手，也要果断出手。
清朝的政治风气，自道光以后萎靡之风盛行，人才严重匮乏。这和皇帝的好恶和执政者们的行事风格有很大的关系。比如：道光朝的大学士曹振镛平平庸庸，无所建树，却能在政治上平步青云、长盛不衰。《清史稿》称：道光帝对曹振镛是“恩眷之隆，时无与比”！而据《瞑庵杂识》记载：“曹文正公（指曹振镛）晚年恩遇日隆，声名俱泰。门生某请其故，曹曰：‘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
还有当时流传颇广的《一剪梅》形容官场积习云：“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融，一味谦恭。”其二云：“大臣经济在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万般人事要朦胧，驳也无庸，议也无庸。”其三云：“八方无事岁年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大家赞襄要和衷，好也弥缝，歹也弥缝。”其四曰：“无灾无难到三公，妻受荣封，孑荫郎中。流芳身后更无穷，不谥文忠，也谥文恭。”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当时的政治风气是怎样的了。但是，就是这样人人“多磕头、少说话”的时代，曾国藩却偏偏反其道而行之，斗胆直言时弊，并直接指出要改变当前的政治风气全在皇帝的态度，可谓忠心可鉴、勇气可嘉。
咸丰年间，曾国藩洞悉了当时的政情弊端、官场风习、山川形势、民生疾苦与武备弊坏。当他由内阁学士升为礼部右侍郎署兵部左侍郎时，目睹时局危急而政风颓靡，遂因皇帝下诏求言而勇敢地先后上了几道直陈时务的奏疏。
其中，最重要、最有影响的，是他在1851年4月间所上的《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文中直率地指出如要转变政治风气，培养有用人才，全在皇帝个人的态度。
在这道奏疏中，他指出专制政治的最大弊病莫如皇帝自智自雄，视天下臣民如无物。其最后所至，必将是“直言日觉其可憎，妄谀日觉其可亲，流弊将靡所抵止。”想想看，这种矛头直指皇帝的上奏将意味着什么，而且敢这么直言批评皇帝的作为，这在封建社会是要被杀头的。而且当时的政治风气已经形成日久，人人自保，谁还愿意去出这个风头。但是一向为官小心谨慎的曾国藩出了这个风头，而且还出了个大风头。除了曾国藩，也不曾有人上过这样激切亢直的谏疏。所以后人说他有古大臣“亢直之风”。曾国藩这种读书经世的风骨，从这里可以充分看出。
据说咸丰皇帝初次见到此疏时，确曾大为震怒，将原疏掷之地，并欲将曾国藩重加惩治。幸好军机大学士祁隽藻一再疏解，咸丰皇帝经过一番深刻的思想斗争之后，才终于为曾国藩忠君爱国的本意所感动，对曾国藩的敢言不仅未予加罪，且降旨褒奖，命兼任刑部侍郎。曾国藩家书中有此时所写的致弟书云：
余受恩深重，若于此时再不尽忠直言，更待何时乃可进言？是以趁此元年新政，即将此骄矜之机关说破，使圣心日就要业，而绝自是之萌，此余区区之本意也。现在人才不振，皆谨于小而忽于大，人人皆习脂韦唯阿之风，欲以此疏稍挽风气，冀在廷皆趋于骨鲠而遇事不敢退缩，此余区区之余意也。
从中体现了曾国藩的政治远见和抱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曾国藩能够成就日后的大业，在此已经初露端倪了。金梁所撰的《四朝佚闻》说：“曾国藩因上圣德疏为文宗所特知，谕祁隽藻曰：‘敢言必能负重，故其后遂倚以平乱。’”
曾国藩的直言上疏展现了自己的忠心和政治头脑，也让他的老板咸丰皇帝看到了一个好员工敢于担当，能够被委以重任的优秀品质，因此，其后曾国藩的青云直上也就顺理成章了。
民国时期学者徐一士评论说：盖此疏之亢直，在当时确为言人所不敢言也。康熙时进士、廷臣孙嘉淦对乾隆皇帝所上的《三习一弊疏》，虽然号称为清代的名奏议，然而仅泛泛而论朝政得失，与曾国藩的直言咸丰帝种种过错之举，实在不能同日而语。
对于自己的果敢，曾国藩自己也有正确的认识，他写信给家人说：“我踏入仕途已有多年，久已领略了京城的境况风气，那些身居高位的显官要员，故意显示宽厚以提高自己的名望，对待部下姑息纵容，一团和气，对这种现象我知道得很清楚，但自己多年养成的禀性并未因此消磨殆尽，越发变得慷慨激烈，果敢亢直。心里打算稍稍改变一下社会上在三四十年来形成的不分黑白、不着痛痒、难以破除的风气，不过，纠正偏差难免会超过原有的限度，有时不免出现意气用事的偏颇，因此经常招致怨恨，被人议论纷纷而自取其咎。”
这里曾国藩是以“敢”字体现出了诚，体现出了匡时救世、力挽世风之志。有了这一“敢”字，才有了曾国藩后来的步步晋升。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的处事秘诀乃是谦退自抑要有度，要把握好进退的时机，只要抓住了好的时机不妨进一大步。避免过于谦退，否则也难以成事。
一日一心得
所谓进退有度，很多人过多地看重于谦退，久而久之就变成了小心谨慎，就成了随大流，就成了畏缩不前。这是不可取的。谦退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抓住为数不多的、需要你挺身而出的机会，抓住一次这样的机会要比你几年的努力都重要很多。
和为贵，忍为高
曾国藩语录：和可消人怨，忍足退灾星。
中国有句名言叫“和为贵”，还有一句叫“小不忍则乱大谋”，中国人的性格决定了“和”与“忍”是最基本的品质。和是儒家所特别倡导的伦理、政治和社会原则。《论语》载，“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意思是说，礼的推行和应用要以和谐为贵。但是，凡事都要讲和谐，或者为和谐而和谐，不受礼文的约束也是行不通的。这是说，既要遵守礼所规定的等级差别，相互之间又不要出现不和。而朱熹在《论语集注》中解释“小不忍”为“匹夫之勇”，在《朱子语类》中他又进一步阐释：“匹夫之勇，不能忍于忿，皆能乱大谋。”以此告诫后人，凡事要忍耐、宽容一点，如果一点小事都不能容忍，脾气一来就会坏了大事。由此我们看到，要想达到人和人之间的“和谐”，在一些事情上就需要“忍”，这样产生冲突、不和的机会会小很多。“忍”是方法，“和”是目的。
曾国藩说：“和可消人怨，忍足退灾星。”曾国藩主张修养身心要以“静”为主，很显然事事和人争短长，缺乏忍的精神，那就无法达到和的目的，自然也就不能求得静了。所以他主张和为贵、忍为高，他曾教育李鸿章说为官“第一要忍辱耐烦，次则贵得人和”。在日常生活中，曾国藩也以实际行动践行的自己的观点。
咸丰初年，曾国藩在京城做官时，有一天，湖南老家来信，称府上为盖新宅，与邻居为一墙之隔的地界发生争执，几乎闹到要打官司的地步，甚是不快，所以想求助曾国藩的权势解决争端。
曾国藩收到此信后，想起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写的一首诗。于是便写了一封长信给弟弟曾国潢，并将这首诗附上：“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有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曾家父子兄弟读了曾国藩的信和诗后，也觉得没有必要为那么一点儿地方和邻居闹得不愉快，胸襟豁然开朗。“让他三尺有何妨”！毅然将地退缩了三尺。曾家的这一举动，深深地感动了邻居，邻居不仅不再与曾家争执，见自家的地很方便曾家，也秉着“让他三尺有何妨”的“和为贵，忍为高”理念，转让给了曾家扩建新宅。最后大家皆大欢喜。
曾国藩以“忍”调解事端，平息愤争，以事实说话，用自己的退让赢得了邻居的爱心，使得大家继续和平相处，并且比原来更进一步。
曾国藩的这种忍让绝不是软弱无能，不是屈服与人，不是逆来顺受，不是忍气吞声，而是低调为人，低调处事的最佳武器。
曾国藩的军事指挥才能非常一般，在多次指挥战役中都以失败告终，湘军创办本已为清朝军政地方官吏所嫉妒，创办之初又接连遭到挫折，这时候同僚的排挤，清政府的训斥，如果没有坚忍的意志，就很难在一次次失败之后，又一次次重整旗鼓，东山再起，最终消灭太平天国，成就一代伟业，事业也达到一个顶峰。
万事以坚忍为高，以和为贵，曾国藩的根本核心就在于能“忍”，能忍所有不能忍之人，更能忍所有不能忍之事。1857年，47岁的曾国藩因父亲去世，第二次回荷花塘守制，这正是他兵事不利、处境尴尬的时候，但也是他反思自忖最深刻，对“忍经”琢磨最多的时候，为他的再次复出，一崛而起奠定了扎实的心理基础。他对儿子曾纪泽说：“吾服官多年，亦常在‘耐劳忍气’四字上做工夫也”，这是他的心得。在收敛低调中做人，在挫折屈辱中做事，在巧与周旋中攀升，“让一让，六尺巷”，退一步海阔天空，大丈夫能忍难忍之事，这就是曾国藩。
我们也不难看到，曾国藩的“忍”得来的是“和”，是宽松的发展环境，是有利的时机，是为自己赢得主动。
一日一心得
俗话说：吃亏是福，气大伤身。面对生活中种种不公正的事情，既然非人力能改变，就不要钻牛角尖，而要学会忍让，忍得一时俗气，乐得百日无忧；忍的一时愤怒，喜获终身不苦。
急流勇退见好就收
曾国藩语录：然大位大权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几人能善其末路者？总须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则晚节渐渐可以收场耳。
知足不争、功成不居、不为天下先，这是中庸之道的重要原则，它强调的是人的知足和甘处下风的品质。
古人的经验告诉我们，当一个人的功绩大得到了“功高震主”的程度，那就是该急流勇退、见好就收的时候了，否则，“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你功劳越大，越会成为先被清除的那一个。正所谓“劳苦功高是好事，但是功高震主就是坏事了”。历史上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
众所周知，刘邦能够夺得天下，可以说韩信的功劳是最大的，当时就有人这样评价韩信：“功高无二，略无世出”。在刘邦建汉之初，也对帮助自己夺天下的功臣给予了很大的赏赐。韩信也因为功高盖世，先被刘邦封为齐王，后被封为楚王。刘邦大封功臣时曾经对天发誓：“使河如带，泰山若砺。”意思是说，只有黄河变得像衣带那样窄，泰山变得像磨刀石那么小，你们的爵位才会失去。言下之意就是：你们放心吧，我永远也不会剥夺你们的爵位。
但是同时，韩信手下的谋士蒯彻以春秋时越王勾践与范蠡、文种的故事提醒韩信：“夫势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窃为足下危之。”但是韩信的回答则是“自以为功多，汉终不夺我齐。”很明显以自己的功劳自居，并没有意识到危险已经悄悄降临了。
对刘邦来说，韩信永远是他的心头之痛、心腹之患，韩信功高盖世，活着对他就是危险。项羽一死，刘邦马上便夺了韩信的兵权；公元前201年，刘邦又以谋反为名将韩信诱捕。韩信被抓时，仰天长叹，鸟尽弓藏，兔死狗烹。但刘邦此时并没有杀掉韩信，只是把他贬为淮阴侯。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情，一个叫陈的起兵造反，他自称“代王”。陈当时有很多军队和人马。听到陈反了的消息，刘邦勃然大怒，带领军队御驾亲征，去讨伐陈。这期间，韩信与陈有书信来往。留守京城的吕后就以这件事为诱饵，和萧何设计，在长乐宫钟室将韩信杀害，而且立即下令逮捕韩信的家人--“夷信三族”，就是将韩信父族、母族、妻族三族的人全部杀光。
公元前196年，曾为大汉王朝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的韩信就这样被杀了。可以说，韩信之死的原因有：功高盖主，“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和一个造反之人有着密切的联系，但重要的一个原因则是他经常以功劳自居，连皇帝刘邦都感觉到威胁了，所以他的死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了。
比起韩信，勾践身边的范蠡则要聪明得多，聪明就在于他知道功高盖主的危险，他知道急流勇退。
范蠡是越王勾践的主要谋士，越王在即位的第三年，就想兴师伐吴。此时吴国刚刚战胜了楚国，势强气盛，而越国明显处于劣势，范蠡坚决反对。但是越王勾践不听范蠡的告诫，兴兵伐吴，结果遭受了会稽之耻，国破身危。越王于是向范蠡问计。范蠡就告诉越王勾践：“首先要保住越国不被吞并，为此，只能屈从于吴国，奉送珍宝美女。如果吴王不答应，那只好由陛下去做吴王的奴仆了。”越王勾践这次听从了范蠡的建议，在范蠡的陪同下，到吴国做了奴隶，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三年之后被吴王放回。范蠡又告诉勾践说：“现在还不是报仇的时候，应该休养生息，积聚国力。”勾践接受了范蠡的建议，卧薪尝胆，十年后终于使越国的势力得到恢复与发展。周敬王三十八年(公元前482年)春，吴王夫差率全国精锐部队北上会诸侯于黄池，国内空虚，勾践依范蠡的计策一举出兵灭了吴国，雪洗会稽之耻。
灭吴之后，勾践大赏功臣，封范蠡为上将军，然而范蠡自知“以为大名之下，难以久居，且勾践为人可与同患，难以处安”，便装上轻宝珠玉，与家人泛舟五湖，不辞而别。后来到了齐国，被推举为主持政务的相国，后来又隐居海滨，经商致富。
范蠡引退，致信给文种。文种和范蠡一起为勾践最终打败吴王夫差立下赫赫功劳。信中说：“高鸟散，良弓藏，狡兔尽，走狗烹。”文种没有听。后来有人进谗言说文种要造反作乱，勾践听信谗言，赐给文种一把剑，说：“你当初给我出了9条对付吴国的策略，我只用3条便打败了吴国，剩下6条在你那里，你用这6条去地下为寡人的先王去打败吴国的先王吧！”于是文种自杀身亡。
同样是功臣，却是不同的结果。范蠡知道功成不居，而文种则没有及时见好就收，结果落得被逼自杀的下场。
梁启超先生曾有一句话，评价曾国藩：“文正深守知止知足之戒，常以急流勇退为心”。十分精辟。
曾国藩一辈子小心谨慎、如履薄冰，才在生活和事业上取得了双丰收。同样的，他也因为他的谨行慎思而在最辉煌的时候选择了急流勇退，保全了自己的一世英名。
同治三年（1864）六月，曾国藩面临一生的重大选择。当时，湘军克南京。曾国藩拥兵三十万，占据江南半壁江山。而且，此时的曾国藩统帅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四省巡抚、提督以下文武官员皆归曾国藩节制。曾国藩已成为满清以来汉族官僚持权最大的官员。此时的曾国藩，已经足以“功高震主”了。
曾国藩的部属幕僚均竭力劝进。因为早在咸丰皇帝临死时，留下遗言说“克复金陵者王”。但是，此时的曾国藩，没有说什么话。他只写下了“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这样一副对联，算是作答。
其实，曾国藩是深知为官之道的。他早有“急流勇退”之心。在同治三年（1864）五月的一则日记中，就已经流露出了退意。当时，南京还没有攻克。但是曾国藩已感觉到了时局的变化和潜伏的危机。他说出了一番感言：“用事太久，恐人疑我兵权太重、利权太大。意欲解去兵权，引退数年，以息疑谤，故本目具招请病，以明不敢久握重柄之义。”。
曾国藩明白“功高招忌，狡兔死、走狗烹”的道理，他在家丁忧之时曾研读《道德经》，并在该书扉页上写过八个字：“大柔非柔，至刚无刚。”他说，“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他也感叹：“功名之地，自古难居”，“人又何必占天下之第一美名？”“天下无易境，天下无难境；终身有乐处，终身有忧处。”
因此，功成名就的曾国藩，毅然选择了急流勇退。他进南京之后，立即办了三件事：一是盖贡院提拔江南人士；二是建造南京旗兵营房，请八旗兵南来驻防；三是裁撤数万湘军。同时，曾国藩在奏折中对他个人去留也只字不提。他深知，此时无论进退，都会产生各方猜忌。但是，他却替他的弟弟曾国荃“专折”奏请开缺回籍养病，朝廷立即“恩准”了。曾国荃急功贪财，恶名远扬。对这个弟弟，曾国藩最不放心。他曾对曾国荃说：“古来成大功大名者，恒有多少风波，多少灾难，谈何容易？愿与弟兢兢业业，各怀临深履薄之惧，以冀免于大戾。”
曾国藩还曾题诗一首。既为告诫兄弟，亦为自勉。
左列钟铭右谤书，
人间随处有乘除。
低头一拜屠羊说，
万事浮云过太虚。
曾国藩自削兵权、自去利权、斩杀羽翼，以释清廷之疑，终于换回信任。也换得了曾家后代的平安。
一日一心得
每个人都知道“进”是好事，但是却很少有人知道“退”更是值得提倡和称赞的。很多人都是光顾着“进”了，结果发现把自己变成了孤家寡人。俗话说“萝卜快乐不洗泥”，那稍慢一点，把泥洗干净了再吃，萝卜不是更脆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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