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怯于外战，勇于内战的桂永清
桂永清是蒋介石最宠爱的门生，是复兴社创始人之一。我与桂永清有江西同乡关系，在他下面做过事，知道他一些情况，兹就个人的亲历和见闻，分述如下。
桂永清的出身经历及与蒋介石的关系
桂永清出生于1906年，乳名驼子，号率真，江西贵溪人。桂于高小毕业后，于1920年就学于南昌百花洲省立第二中学，习性刁顽，惹是生非，好赌博，推牌九，输打赢要，为同学所蔑视，在校难于立足。1924年，他跑到广东，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桂身材魁梧，虽然有点驼背，但面貌端正。蒋介石每次点名时，都记一个“〇”号，对桂印象较深。桂在校参加孙文主义学会组织，更博得蒋介石的喜欢。1924年冬，桂在教导第一团当排长代理连长，参加东征讨伐陈炯明时，因将缴获物资的一部分寄回老家，几遭枪杀。1927年，他随国民革命军北伐，由营长代理东路总指挥部何应钦的特务团长，打到上海、南京等地。1927年秋，北洋军阀孙传芳大举反攻南京，桂调任第一军五十八团团长，参加龙潭战役，打了一些胜仗，调升第十一师旅长，为副师长陈诚所赏识。是年底，因为不合蒋介石意图，拒绝桂从戎当副旅长，把他免职，派到法国步兵学校学习。1931年，桂回国，蒋派他为中央军校军官训练班主任，随即接管中央军校教导总队。1938年8月13日，他率领教导总队参加上海抗战和保卫南京等战役，损失惨重，随编为四十六师到湖南衡山整训，蒋介石并派他任武汉军事委员会战时干部工作训练团第一团教育长。在这期间，桂秉承蒋鼓励“防止共党活动”意旨，残害了不少进步青年。1940年，他制造“綦江惨案”，大肆屠杀无辜青年。蒋又派他为驻法国主任武官。1945年秋，日本投降，他由法回国，蒋破格派他为海军总司令。1949年南京解放前夕，桂永清率残余海军逃到台湾。
桂永清与国民党军校教导总队
1933年军官训练班结束，蒋介石派桂为军校教导总队长。当时，该总队有步兵营、枪兵一连、工兵一连。我任连长，驻在安徽安庆、芜湖、大通一带。桂到安庆接收后，即将该总队调南京小营集中，将原有干部分别调换，以军官训练班干部充任，引起中央军校教育长张治中不满，初步整理后，即全部开到南京孝陵卫营房训练。这时，总队扩充为两个团，周振强、胡启儒等分任团长，总队附为张坤生、王功亮等，参谋主任为符昭骞。总部有工、炮、骑、通、辎、特务连等，全按德国军事体制训练，有德国总顾问法根豪森及步、骑、炮、工、辎各兵种顾问十五人。教育训练全由德国顾问指导，按德国典范令执行训练。教导总队不仅供中央军校学生实习，并要全国各部队分批来参观学习，成了各军之冠，武器装备优良，按月发实足饷，当时南京都号称教导总队为蒋委员长的铁卫队。除军事训练外，桂永清还编了几首歌子，为蒋标榜，要全总队官兵日夜唱。到了1935年，增编一个团，马威龙为团长，直属连队均改成营，由法国回来的留学生肖劲、杨厚采、楼迪善、田鄂云等和英国回来的廖耀湘担任各兵种的营长，为桂永清的中心干部。此外还重用江西同乡。1938年上海八一三抗战前夕，扩编为九个团、三个旅，周振强、胡启儒、马威龙分任旅长，杨厚采、王翰卿、吴曙青、杨秉成等分任各兵种营团长，随即开赴上海抗战，全线撤退后退到南京，守卫紫金山一带，牺牲惨重，阵亡团长秦士铨、谢承瑞二名，桂永清只身脱离队伍跑到武汉。
桂永清与四川“綦江惨案”
1937年冬，南京被日军占领。当时对抗日战局主张“速胜论”者，望风披靡匿迹；一些“亡国论”者抬头，主张投降日本。议论纷纷，莫衷一是。中国走向何处去，成为社会上的中心话题。尤其是一些英勇爱国的知识青年，突破禁区，向延安跑。蒋介石集团因此惶恐惊慌，急商对策，企图挽回对他不利的局面，遂于1938年春在武昌珞珈山成立军事委员会战时干部工作训练团第一团，团长蒋介石兼，副团长陈诚兼，教育长为桂永清，下辖四个总队，杨厚采、睢有兰、肖劲、钟宝胜等为总队长，我为学习队长，分别驻在武昌珞珈山、南湖、左旗、启黄中学等处。这时该团的特务组织为“力行社”，由蒋介石、陈诚、桂永清直接领导。政治部主任先为邓文仪，后为侯腾，都是该社的骨干分子。他们严格控制学生言论行动，每周开一次学习会，一次生活会，主要考查有没有延安来的学生，并经常由队长、指导员找学生个别谈话，考查其思想动态，上报政治部。
1938年春，该团再搬到四川綦江，团部驻綦江文庙，一总队驻綦江兴隆场，二总队驻江津镇牛角渡，三总队驻綦江广兴场，四总队驻綦江石角镇。全团驻定后，桂永清就进行学生思想总清查，每周两次政治学习，一次生活会，开始做屠杀爱国青年的准备，强调“防止异党活动条例”，“内奸必须清洗”，搞得全团紧张，人心惶惶，遇到可疑的线索，通宵进行不息。我在綦江石角镇四总队教课时，十四大队的邓凯元中队就经常通宵清查，还用皮鞭逼供。追查的前因，就是由武昌经湖南桃源、沅陵至四川綦江的一部分进步青年学生，组织了一个“中正剧团”，沿途宣传抗日运动，表演得相当精彩，受到各地民众的欢迎。我随队行动中，也常听到民间反映“这个剧演得好，日寇可恨，抗战必胜”等赞语。该团演的剧目有《李秀成之死》，桂的特务大做文章，说是宣传共产主义，硬说该团有共产党活动，应该清查。桂得报大怒，即报政治部部长陈诚，旋得陈的指示，以国民党组织部颁发的《惩治异党条例》为依据，以该剧团宣传共产主义、有共产党嫌疑的罪名，将该剧团男女学生五十多名，分别扣押在綦江枣子园及各部队驻地，并派政治部滕杰与总队长杨厚采、肖劲等人负责审讯，在全团大肆搜捕共产党。桂永清残酷地对青年学生进行大屠杀，全团活埋了青年学生二百六十名。被杨厚采活埋在兴隆场附近的有六十多名，被肖劲活埋在广兴场附近的有一百一十多名，由政治部滕杰及特务连桂清庭活埋在綦江桥江镇附近山中的有二十多名。这些刽子手在活埋前还使用电刑、灌辣椒水等酷刑。更有总队附陈焜及大队长杨天威、张少泉等酷刑逼供。有的青年学生因受刑不过屈打成招，承认是延安派来的学生共产党，当即就被活埋。当地人民反映说：“这些法西斯刽子手，比野兽吃人还要可怕。”
这个骇人听闻的惨案，传遍了綦江城，人们无不切齿痛恨，要清查申冤。有青年学生左仁球、袁世项等，冒着风险逃到重庆，向有关各方揭发綦江屠杀真相。当时在重庆的冯玉祥将军、政治部部长张治中将军听说惨案真相后都流泪，向蒋介石提出要深入调查真相，严惩凶手，以安人心。蒋介石除派张治中将军到綦江去调查外，勉强将惨案祸首桂永清撤职查办，主犯杨厚采、陈煜、肖劲、杨天威、张少泉撤职交军法司。后蒋介石却暗中把桂永清派任为驻法国武官，肖劲、陈焜、杨天威、张少泉等分派为青年军二〇六师师长及贵兴师管区团长等职。1940年春，我经过重庆海棠溪，遇到肖劲时，他还得意扬扬地说：“我现在忙于抗日，綦江的事不再提了。”1946年，我在陆军大学将官班第三期的同学张少泉经常和我说：“往日綦江的事，是一言难尽，它给我一个教训，当时我不那样做，恐怕没有今天的我。”他们屠杀进步青年，自然得到蒋介石的信任升官，除罪魁祸首桂永清于1949年逃台湾外，其余肖劲、陈焜、杨天威、张少泉等，都于解放后被人民镇压。
桂永清与国民党海军
1926年，国民革命军由广东北伐，势若破竹，把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等打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1927年北伐军占领上海、南京后，蒋介石搞四一二政变，擅自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搞军事独裁，即着手扩充编练自己的嫡系陆军，把原有的第一军扩编为第九军、三十二军等。蒋又重新组织编练空军，而海军部却由原来的福建系陈绍宽掌握。蒋介石鉴于海军一时没有新的干部，国民党内部对编练新军又议论纷纭，只好暂时保留陈绍宽，利用他一时；背地里却由军政部何应钦于1930年春在江苏镇江北五省会馆成立一个军政部电雷学校，训练海军骨干，以英国皇家海军军官学校毕业并曾代理过中山舰舰长的欧阳格为校长。当时组织有一个学生队，由中央军校八期一总队遴选来的学生五十名组成，我任学生队长。一个学生大队三个中队，由袁寿祺任大队长，仿照英国皇家海军训练，待时机成熟，取代陈绍宽。欧阳格经常对学生说：“我国的海军，由北洋军阀占据，实在太不像话，我们跟随蒋委员长编练海军，为国效劳，同心同德，建立我国的新式海军。”1938年春，欧阳格率领电雷学校一些舰艇防守珠江西马营，阻止日军西进，因力量薄弱，擅自西撤。前敌总指挥白崇禧极为愤怒，以欧阳格未奉命令，擅自后退，影响战局，力主把欧阳格枪毙。蒋介石下令把欧阳格撤职查办，关押在重庆土桥军法司达五年之久，最后查明属实，仍执行枪决。这就给了桂永清一个掌握海军的机会。
桂永清在抗日战争前早就派了教导总队一些中下级干部到电雷学校去学习海军。他在德国任主任武官时，也着重接触德国一些海军舰艇演习。1945年8月日本投降，国民党复员南京，桂永清回国闲住，蒋介石考虑再三，急需成立海军总司令部。又找不出适当人选，经陈诚建议，遂发表桂永清为海军总司令。1946年春，桂在南京上任视事，一开头就闹了一些笑话。如总司令部处级以上干部，多数是教导总队在南京溃退下来的，如杨厚采、睢有兰、金声、彭英世、何相宸等人，穿着草绿色陆军服装，搞陆地上那一套，与一些原有的海军干部互相摩擦，争权夺利，形成海军部内陆海争雄、互不相让的局面。有的人说：“陆军统海军，外行装内行，海军搁了浅，真是不像话。”的确是海军史上的奇闻。
桂永清进了海军门，换了海军中将服装，但不懂海军礼节。原有的海军官兵对桂极为藐视，在途中相遇时，都以“总队长”称之，使桂极为难堪。有些舰艇，如“张灵甫号”、“同心”、“同德”、“楚豫”等，多半是由英国买来的旧船改装的。这些舰艇的主要干部都是前电雷学校的学生，如谢宴池、孙诉、黎王玺、陈远润、刘功棣等。他们怀念欧阳格，对桂不感冒，有的还称桂永清为外行空头司令，海军前途渺茫。1947年，桂永清率领几条舰艇到山东烟台，支援王耀武对人民解放军作战，结果被人民解放军的密集炮火打伤了一条兵舰。桂永清怕被消灭，遂带了些残余船舰回到南京，却假造胜利捷报在大街游行。瞎吹胜利回京。桂占据海军三年。1949年国民党总崩溃，桂率残余海军逃往台湾。
（赵玑）
二、统率蒋介石的铁卫队——教导总队
教导总队扩编的经过
1933年，蒋介石采纳了德国总顾问法根豪森的建议，按照德国步兵团的编制，将原有的中央军官学校教导总队加以扩编，作为德式的团营连战术的示范部队；并派曾在德国步兵专校毕业的桂永清任总队长，指派了步、骑、炮、工、辎等方面十五个德国顾问担任学术科的指导，完全按德国典范令进行训练。以后几年中，蒋介石常令陆军大学学员和中央军校学员到教导总队学习参观。该队开始扩编时，有步兵二团，总队直属的有特务连、军士连、军官队、骑兵连、工兵连、炮兵连、自动车队、通信连等，共约官兵九千人，驻在南京中山门外孝陵卫营房。1935年，该队增加了一个团，总队部直属的连队除军官队外，都扩编成营。1937年八一三上海抗日战争开始时，该队奉令扩编成九个步兵团，合为三个旅；总队部直属的营，除了特务营、军士营、通信营没有扩编外，其余的营都扩编成团，约有官兵四万三千人。当时该队主要干部为参谋长邱清泉、副总队长兼第一旅旅长周振强、第二旅旅长胡启儒、第三旅旅长马威龙、工兵团团长杨厚灿、炮兵团团长楼迪善、骑兵团团长王翰卿、辎重团团长郭旭泉、军士营营长吴曙青、通信营营长杨秉成、特务营营长何相震。
复兴杜的对内对外活动
教导总队在名义上是作为德式的团营连战术的示范部队，而实质上是蒋介石的铁卫队。该队扩编之初，总队长桂永清就召集他的亲信干部周振强、胡启儒、杨厚灿、肖劲、楼迪善、田鄂云等秘密指示说：“现在校长准备将军队完全按照德国陆军的方式来组织训练，我们教导总队是校长的铁卫队，要仿照德国希特勒的铁卫队进行组织和训练，要切实注意部下的思想行为，要训练他们忠于党、忠于领袖，要使他们成为拥护‘领袖’最忠实的铁卫队队员。”接着就在教导总队成立了复兴社支部，介绍周振强、胡启儒、杨厚灿、楼迪善、田鄂云加入“力行社”，在总队部成立“力行社”小组，组长由他自己担任，副组长由周振强担任，其余为组员。这个“力行社”小组就是教导总队复兴社的核心组织。在各团营内分别成立“复兴社”小组，要周振强等考察认为忠实可靠的干部，介绍他们加入“复兴社”；规定每周开小组会一次，将官兵言行汇报给他，作为对部下考核升降的依据。桂永清利用“复兴社”特务组织，对部下官兵控制很严，稍有对他不满的，就被撤职。例如第一团少校团附资昆如因为说了“桂永清经济不公开”一句话，就得到撤职的处分。
桂永清为了讨好蒋介石，扩张他的政治野心，又以南京励志社的名义，利用教导总队的枪、弹和马匹，派了教导总队复兴社的社员在南京中山门内“明故宫”成立了“骑射会”。该会以不要会费引诱青年加入，宣传什么“我们中国只有仿照希特勒‘国社党’治理德国的办法，中国才能强盛；只有拥护蒋介石为全国领袖，才能救中国”的法西斯主义，并勾引青年加入复兴社。1936年，桂永清兼任南京大中学校学生暑期军事集训总队队长时，派教导总队复兴社骨干分子楼迪善、杨厚灿、肖劲等任大、中队长，向青年学生灌输拥护蒋介石为全国“领袖”的法西斯主义，勾引了当时受训的青年学生三百余人加入复兴社。教导总队的特务组织对内对外的活动，是当时蒋介石将所辖军队进一步法西斯化的缩影。
协同宪警禁止南京学生运动
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抗议冀东成立防共自治区的伪组织，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举行了游行示威，当时遭到了宋哲元的压制和逮捕，打伤了许多人。这一运动引起了全国各大都市学生奋起响应，形成了全国学生爱国运动的高潮。上海、苏州的大学生决定乘火车到南京请愿，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团结抗日。蒋介石听到这个消息，就下令上海、南京戒严，企图阻止学生前往南京。这时上海、苏州的大学生迫于爱国义愤，不顾军警的阻止，由上海交通大学学生领头，自行开火车到了南京，决定同南京各大学学生一起举行游行示威和请愿。南京警备司令谷正伦奉蒋介石命令，调动南京军警力量，企图禁止这次学生的行动。当时桂永清曾对周振强说：“上海、苏州学生到南京来，是共产党暗中策划的，这种捣乱行动，会引起中日外交纠纷。”命令周振强率领第一团步兵第一、二营开往城内，归南京警备司令部指挥。周振强率部到南京城内后，奉到南京警备司令部命令，要教导总队的部队担任成贤街、石板桥、中央大学四周的警戒，协助宪警禁止学生游行示威。12月中旬某日，上海、苏州和南京各大学学生集结在中央大学大礼堂开会的时候，周振强令第一营第一连将中央大学的前门、侧门、后门都派兵守住，企图不让学生出门。不料守卫在中央大学前门的士兵，感于学生的爱国正义行为，没有认真执行命令；学生游行队伍冲出中央大学前门，经石板桥、成贤街到国府路，向国民政府行政院请愿，沿途散发了“反对冀东成立防共自治的伪组织”、“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等传单和标语。当时蒋介石很怕驻南京日本领事的抗议，下令南京警察厅派了大批警察将传单捡去，标语撕掉。学生游行完毕，教导总队才回营去。
西安事变星夜调兵
1936年西安双十二事变发生，南京国民党高级人员大为震惊。黄埔军人中，如桂永清、贺衷寒、邓文仪等暗中议论，都认为这次事变，是中国共产党指使张学良、杨虎城干的，他们的校长落在共产党手中，只有死路一条，不会有生还的希望。于是他们秘密主张拥护军政部部长何应钦为蒋介石的继承人，而在公开宣传中痛斥张、杨扣留“领袖”，“大逆不道”，主张大加讨伐；并由师长级的黄埔系军人胡宗南、王耀武、桂永清、宋希濂、贺衷寒等三十四人联名通电，要求张、杨立刻将“领袖”送回南京，否则就是不共戴天之仇，必当誓死以报。
当时何应钦想乘机取蒋而代之的企图，在国民党中已是公开的秘密。当他听到蒋介石被张、杨逮捕后，认为有机可乘，事前没有同宋美龄、宋子文商量，即以营救蒋介石为名，下令讨伐张、杨，动员各路军队围攻西安。驻在南京孝陵卫的教导总队也奉到何应钦的命令，由周振强率领步兵第一团、第二团、工兵营、炮兵营、骑兵大队、战车大队、特务连官兵约九千人，于12月12日星夜由南京下关渡江，13日由浦口乘火车直开潼关，14日到潼关时，奉令接替董钊的二十八师潼关防务。其后陆续到达潼关的，有六十一师、三十六师、五十七师、四十六军。教导总队总队长桂永清担任纵队指挥，指挥教导总队和六十一师；四十六军军长樊崧甫担任总指挥，指挥此路军队，围攻西安。
樊崧甫到达潼关以后，即召集各师长开会。他指示说：“为了迅速营救‘领袖’出险，何部长已命令各师围攻西安，并已准备空军集中轰炸西安。”当时指定教导总队为攻城部队，并密令教导总队准备大量催泪性的毒气弹，俟空军集中轰炸西安时，在西安城东北角施放毒气攻城。他将所属各师分成两个纵队，命令迅速攻击前进。教导总队于16日由潼关推进到华阴，18日奉令协助二十八师董钊部攻击华县。当日华县攻克后，教导总队即沿铁路两侧前进，攻击东北军刘多荃部队的赤水阵地，攻击了一天，牺牲官兵百余人，没有成功。20日奉到桂永清的命令指示说：“现在蒋夫人（宋美龄）和宋子文已乘机飞往西安，同张、杨会谈”，命令暂时停止攻击，在原地迅速构筑工事，防止东北军和红军在利用会谈期间的突然袭击。25日听到蒋介石由张学良陪同乘机飞回洛阳的时候，樊崧甫以下的将领都一致认为这是“领袖”的“感召”。1937年1月2日，教导总队奉令开回南京。
参加上海抗日战争
当1937年上海八一三抗日战争开始后，桂永清于10月间由英国参加英皇加冕典礼回国。他拟要求蒋介石派教导总队一部开往上海参战。周振强不同意，对他说：“抗日战争时间还长，而教导总队现已扩编了这样大，老兵都成了干部，其余都是新兵，没有经过训练，战斗力很差，不如加紧训练三个月后，再请求整个参战，比较有把握打一胜仗。如果现在派一部队伍到上海参战，对上海整个战局起不了多大作用，而是白白地消耗力量。现在最好是做到不请求也不抗命，校长命令我们去就去，没有命令就加紧训练。”当时桂永清听了没有做声，当天晚上派了总队部上校服务员彭克定到周振强家里来说：“我们校长在上海战场投入了这样大的兵力，其目的是在赢得在政治上同日本讲和的条件。上海的战局，将同‘一·二八’一样，结果会同日本讲和的。如果教导总队现在不到上海参战，将来就没有参战的机会。而且宋希濂、王敬久、孙元良在上海打了仗，现在都升了军长。我们教导总队到上海打一仗，总队长可以升军长，你也可以升师长了。”周振强听了自己可以升官，也就同意了他们的意见。
桂永清要求派队到上海参战的请求得到蒋介石准许后，他命令周振强于15日率领特务营、工兵营、通信连、步兵第一团、第三团共约官兵七千五百人，由南京尧化门乘车经苏州转苏嘉路，在沪杭路新桥车站下车，奉令接替六十七师八字桥的防地。桂永清奉令任纵队指挥，指挥教导总队和俞济时的五十八师。周振强亲到第一线，同六十七师师长黄维协商，了解敌人已渡过苏州河，攻占了八字桥镇的一半，并且集中了陆海空的炮火，企图从八字桥突破我军防线。我军正面防线虽只有一千二百公尺宽，但无工事可以依据，因而能否阻止敌人深入突破我军防线，决定于能否守住八字桥镇。周振强当即决定以营为单位作纵深配备，以八字桥为重点构筑防御工事。当日施行夜袭，夺回了已失去的八字桥一半。因教导总队团级以下的官兵对日本帝国主义都有同仇敌忾之心，作战都很勇敢，在同敌人争夺八字桥的四天拉锯战中，在敌人陆海空集中炮火的轰击下，官兵牺牲不少。后因敌人在上海金山卫登陆，教导总队奉令撤退。在撤退中，第一团第三营第九连中士班长张忠率领八个弟兄，用轻机枪打下了低空飞行的敌机一架。部队撤退到苏州时清点损失，只有三千余人，伤亡营级干部以下官兵四千多人。
守卫南京牺牲惨重
国民党军队从上海撤退后，高级将领都对守卫南京没有信心，不愿担任守卫的任务。桂永清参加了一次军事会议后，对他的亲信部下周振强、胡启儒、邱清泉说：“在会上，校长问大家谁愿担任守卫首都的总指挥时，连问三四次，都无人做声。后来由校长亲自到唐生智家里劝说，唐生智才勉强答应担任守卫南京总指挥的任务。”并说据他得到秘密消息，已由德国大使陶德曼出面调停，同日本讲和，日本不一定会来打南京；即使来打，只要守一个短时间，也可以换得讲和的条件。
守卫南京的原计划是守南京外围汤山之线，因兵力不足，才改为防守乌龙山炮台、紫金山、雨花台之线。当时防守乌龙山炮台的是徐源泉的第十军。守卫牛首山的是俞济时的七十四军所部王耀武的五十一师和冯圣法的五十八师。牛首山失守后，这两师退守南京水西门。守卫雨花台的是孙元良的八十八师。宋希濂的三十六师守卫南京下关一带。原计划守卫通济、光华门外红毛山之线是王敬久的八十七师担任，因他的部队没有到达，由教导总队派兵一营暂时防守，等八十七师到后移交。另有粤军邓龙光部也集结南京城内。教导总队奉令守卫岔路口、紫金山、孝陵卫到工兵学校之线。
当时我们判断敌人主力部队是由京杭国道向南京前进，而敌人攻击重点是紫金山、雨花台，因此教导总队兵力部署的重点是保卫紫金山。兵力部署大概如下：
副总队长兼步兵第一旅旅长周振强率本旅步兵第一、二、三团，军士营，附工兵一营为右翼队，担任紫金山老虎洞、西山到工兵学校之线的防守。步兵第三旅旅长马威龙率本旅七、八两团为左翼队，担任紫金山老虎洞左侧到岔路口之线的防守。骑兵团在汤山、青龙山之间占领警戒阵地，阻碍敌人前进。炮兵团在富贵山一带占领阵地。步兵第二旅旅长胡启儒率领本旅四、五两团和工兵团（缺一营）为总预备队，集结在太平门、中山门附近（步兵第六、第九两团开往江西补充新兵未回）。
12月7日晚上，据骑兵团团长王翰卿报告，敌人便衣队穿了八十七师士兵的军衣，混入在八十七师撤退的队伍中，袭击了该团驻汤山担任警戒的第一营，该营伤亡很大，汤山已被敌人占领。总队部一面命令骑兵团在青龙山之线极力阻敌前进，于9日拂晓前逐次经麒麟铺、岔路口撤退到徐坟附集，担任左侧的警戒，并与守卫乌龙山炮台的第十军联络；一面下令各队禁止八十七师的士兵通过阵地，以防敌人的袭击。
8日拂晓，大批敌机已向紫金山阵地轰炸，敌人炮兵集中火力向我麒麟门前进阵地射击，步兵也开始向我阵地攻击，敌人的先遣装甲部队已达通济、光华门外红毛山附近。因八十七师没有到达，驻守在红毛山之第一旅第二团周石泉营兵力单薄，伤亡很大。敌人的坦克车已炮击光华门。周振强见到这种情况，除即派军士营营长吴曙青率本营附战车防御炮连增援外，并报告总指挥部，由总指挥部调粤军邓龙光部接替红毛山的防务。8日一天战斗结果，我麒麟门一带的前进阵地被敌人占领。
9日拂晓，敌人集中兵力，攻击我紫金山老虎洞阵地。因老虎洞阵地比较突出，在敌人集中陆空火力攻击下，我军伤亡很重，增援不易，周振强决定放弃老虎洞阵地，退守紫金山第二峰的主阵地。
10日拂晓，敌人占领我老虎洞阵地后，即开始集中力量向我紫金山第二峰、孝陵卫之西山主阵地攻击。因为教导总队在孝陵卫驻扎四年之久，地形很熟，构筑的阵地也比较坚固，官兵作战又都很勇敢，由10日至11日晚止，在第二峰和西山同敌人反复的争夺战中，我队伤亡虽然很大，同时也杀伤敌人很多，阵地始终在我队手中。
11日晚10时左右，周振强在紫金山第一峰指挥所看到南京中华门方向和下关方向都起火，打电话到总队部也打不通，派人到总队部去看，回报说：总队长下午7时到总指挥部开会以后没有回来，参谋长邱清泉也离开了总队部，城里部队很乱，都纷纷向下关方向跑去。这时总指挥部的电话已不通，旅部参谋马连桂报告说：八十八师防守的雨花台阵地已被敌人占领，并有一小部敌人攻进了城，八十八师部队很混乱，又看到粤军邓龙光部队都出了太平门。周振强当即赶到富贵山总队部，召集步兵第三旅旅长马威龙、工兵团团长杨厚灿、骑兵团团长王翰卿（此时总预备队第二旅旅长胡启儒、四团团长王化、五团团长睢友兰已不知何往），告知当前情况，并商议决定：第二旅旅长马威龙率本旅同粤军邓龙光部一起突围；工兵团团长杨厚灿率本团到下关煤炭港、燕子矶之间准备渡河器材，骑兵团团长王翰卿率本团占领煤炭山之线担任掩护；第一旅第一团团长秦士铨率本团为后卫；从12时开始逐次由阵地撤退，留一部占领紫金山的天宝城为掩护阵地，其余部队向煤炭港、燕子矶之间方向撤退，设法渡江。周振强于是日夜1时率总队部特务营百余人，经尧化门到了煤炭港，即指挥队部渡江，并指定滁县为集中地点。12日上午12时才用木排渡江，13日到达滁县，共收容官兵四千多人。14日晚，沿津浦路步行到明光，乘车经徐州、开封到武昌，得悉第二旅只有旅长马威龙、团长邓文僖二人突出包围。此后，教导总队奉令改编为四十六师，开驻湖南衡山。
敌人攻击南京只有二个师团，攻击重点是紫金山、雨花台。紫金山以北只有敌人少许部队，水西门到下关根本没有敌人。乌龙山长江封锁线在12日下午2时才被敌人突破，敌舰才深入到下关江面。在10日至11日的战争中，教导总队三团兵力约一万人没有使用，其余防守水西门的五十一师、五十八师和布防在下关的三十六师，以及集结城内的粤军，估计约二三万人。周振强在紫金山上看到敌人晚上向我阵地攻击时，麒麟铺一带驻有敌人部队的村庄都有灯火，目标很明显，当将这种情况报告桂永清，并同第二旅旅长马威龙、工兵团团长杨厚灿联名建议，要求集中兵力由紫金山的岔路口地区出击，威胁敌人的后方，但没有得到桂永清、唐生智的同意。他们的理由是“现在消耗兵员太多，万一出击不成，守南京的兵力就更不够了”。
孙元良的八十八师在上海作战时损失很重，担任防守雨花台的重要任务，本来兵力不够。在敌人重点攻击下，雨花台吃紧时，如果总指挥部能派队及时增援，雨花台阵地不一定会失得这样快。
当时，下关码头的趸船以及各军控制的民船，估计千只左右。如果当时总指挥部有精密的撤退计划，将守卫南京部队作有计划的渡江撤退，部队就不会损失这样多。但因为总指挥部没有计划，高级将领抢夺交通工具，各自逃命，抛弃部队不顾。以致造成守卫南京的部队官兵，除了三十六师全部和教导总队少数部队渡江，以及粤军邓龙光一部突出敌人包围外，其余全部覆灭。
周振强于12日下午2时渡江到达八卦洲对面北岸时，敌舰已突破乌龙山长江封锁线，亲眼看到渡江的我军官兵，在下关一带江面遭到敌舰敌机射击和冲击，因而死在江中的，约有三四千人。情况极凄惨，目不忍睹。教导总队参谋长邱清泉、第五团团长睢友兰、第二旅旅部中校参谋廖耀湘等三人在南京撤退时，化装藏入民间，以后又化装难民，才逃出南京。据他们说：敌人占领南京后，即大肆搜捕我军官兵，装上卡车送到下关，用机枪集体杀害，并将尸体投入长江。这样被杀的有几万人，下关江面都为我军官兵的鲜血所染红。
南京警备司令谷正伦曾在南京城墙构筑有永久城防工事。当教导总队奉令防守时，发现中山门至光华门之间城墙上的永久工事，虽然外面涂了水泥，而内部的横梁都是南竹，并且已经腐烂。官兵发现这种情况，愤愤已极：一致要求报告蒋介石严惩谷正伦。
教导总队的官兵在撤退时经过挹江门，看到三十六师的官兵将交通部、铁道部的东西全部搬运过江，并放火烧了交通部、铁道部。渡江后到滁县的途中，又看到三十六师的部队沿途收缴零星逃出南京的各师士兵的械弹。
桂永清曾自吹自擂地说：“大家都不愿守南京，我向校长自告奋勇，得到了十万元的犒赏费。”当时守卫南京的教导总队官兵约三万五千人，12月份的薪饷饷，除了渡江的四千余人补发外，其余三万余人的薪饷和十万元的犒赏费，全部为桂永清所吞没。教导总队改编四十六师开驻湖南衡山的时候，教导总队伤亡官兵的家属，纷纷要求发放生活津贴和抚恤金，桂永清避而不见。副师长周振强见到在南京阵亡的团长秦士铨、谢承端的家眷，每家发了五百元的安家费，但还受到了桂永清的申斥，认为发多了。
（周振强）
三、蒋介石“御林军”的兴亡内幕
1933年至1937年，南京有一个由德国顾问训练的德式装备军队——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是蒋介石嫡系部队中的精锐，是复兴社控制的基本实力，人们称为蒋介石的“御林军”。在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作为训练“国防军”的试验部队，参加抗日不久，被打得落花流水。我任该部军需职务五年，今回忆叙述，提供史料。
教导总队的缘起
我国军事制度与作战技术自北洋陆军至蒋介石统率的国民革命军，一贯模仿日本，凡各兵种的操典、军事学的教程，无一不是翻译日本军事典范，依样订立，练成的军队与日军大同小异。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效仿希特勒，实行独裁统治，奠都南京后，编遣军队，排除异己，意图变更军制，淘汰旧存势力，重新编练军队。当时聘有德国军事顾问，每星期在三元巷总司令部内讲述德国军事，高级将领均须出席。何应钦任军政部部长兼训练总监，派冯轶裴在南京马标成立陆军教导队。由德国顾问教练德国操，实地操演试验。那时高中级干部有吴涵、白兆琮、李家鼎、杨文琮等。下级干部由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调充。招收一批高小文化的学兵备充军士。记得当时教练，初与日本式有区别的只是：连纵队四列改为三列，一线散兵壕改为各个散兵坑。有自动步枪、榴弹炮等德造兵器训练。后来扩编为教导第一师（师长冯轶裴），教导第二师（师长张治中），参加蒋、冯、阎中原大战后，改为国民政府警卫军第一、二师。冯轶裴于1930年病死。又改编为八十七师（师长王敬久）、八十八师（师长俞济时），曾参加一二八淞沪抗战。
蒋介石派桂永清、徐培根、邱清泉等先后赴德学习，又在军官学校内设留德预备班，补习德文。连年内战，宁粤分裂，一二八事变，对共产党“围剿”，蒋介石的军事改制行动，停顿了一个时期。九一八事变后，桂永清、徐培根回国，在军官学校任队职，军事改制又有了新的酝酿。1932年秋，桂永清任军官训练班主任，全部学员由部队选送现职下级干部来班学习，教练德式操课，六个月毕业，留用一百余人，准备成立新的部队，以后这批留用人员都成了教导总队的骨干分子。
教导总队的编成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原有一个教导总队（总队长张履和），为校内练习队性质，兵力相当于一个步兵团。1933年夏，桂永清继任总队长，接收改编，裁汰老弱，编为教导总队第一团第一营。周振强为团长，张文心为营长。队号仍沿用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教育训练经费、人事则完全独立，不属军官学校建制，不再是校内一个练习部队，编制相当于一个混成旅。初时设总队部于南京小营，以张坤生为总队附，招高小文化学兵成立军士营。胡启儒为营长，李西开为第一连连长，李昌龄为第二连连长，睢友兰为第三连连长，钟宝胜为第四连连长，丘之纪为第五连连长，重兵器连连长均系中校级。因小营营房窄小，于1933年冬移驻南京中山门孝陵卫营房。先后成立工兵连（连长徐秉清）、通信连（连长杨仲文）、骑兵连（连长邓坤元），每连都是招收学兵，作军士训练。成立自动车（汽车）队，有道奇十轮大卡车十二辆、摩托车八辆，挑选学兵训练驾驶技术。
1934年夏，桂永清接任七十八师师长。因部队原属十九路军，桂永清接任后，秉承蒋介石消灭十九路军意旨，将广东籍官兵完全遣散，其余士兵编为教导总队第一团第二、三营。钟宝胜、马威龙分任营长。军士营学兵训练期满结业后，成立第二团。胡启儒为团长，李西开、秦士铨、张炳东分任营长。又选送一批下级军官及军士赴防空学校学习高射武器，续办军士营，王功亮为营长。设军官队，谢辅世为队长。此时，国民党试行征兵，所以在1934年至1935年教导总队内幼兵特别多。先行征兵之河南、安徽的兵，到1934年冬第二团才满额编成。
教导总队步兵团编制，每团辖十六个连，每连各辖四个排。其中四、八、十二连为重机关枪连，各有马克沁重机枪六挺；营直属迫击炮排，各有八一迫击炮两门。团直属的十三连，为两公分小高射炮，有苏洛通炮六门；十四连为战车防御炮连，有四二炮四门；十五连为榴弹炮连，有七五榴炮六门；十六连为通信连，除有线电外，另有五瓦特无线电台一个。步兵连辖三排，每排三班，每班正副班长及战斗兵共十六人，配捷克轻机枪一挺，共达一百七十五人。重机枪连及各炮兵连都有弹药班或弹药排，武器弹药，用兽力驮载。团本部有传令班和传骑班，每班各为士兵十二人，全团人员共两千八百余人，驮马二百余匹。桂永清又将骑兵扩编为三个连的骑兵队，队长王翰卿。1934年秋，教导总队编有步兵两个团、骑兵三个连、工兵一连、通信兵一连、自动车队、军士营、特务连、军乐排、军医院等，初步成为一个各兵种混成的部队。蒋介石派唐生智督练，唐来队视察，曾在汤水镇作联合演习，对空对战车实弹射击，爆破，通信，都用实战动作，唐表示满意。1934年底，蒋介石至教导总队授旗，那一天，朱培德、陈调元、唐生智、张治中、贺耀组等随蒋至孝陵卫营房隆重举行仪式。阅兵完毕，授予步兵一、二团团旗及总队旗。分列式完毕，蒋介石很高兴，训话大意是：“自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以来，这是第一次授旗。”
总队部设参谋处主任温祖癱，设副官处，主任金声；设经理处，主任王汉英；设军医处，主任周致。军械初由经理处兼管，1936年改定编制，另设一处，主任蒋鸿钧，总队附改为副总队长，由第一团团长周振强升任，李昌龄升第一团团长，陈维沂为参谋长，扩编步兵第三团团长马威龙，炮兵营营长楼迪善，辎重营营长张裕。蒋介石的意旨是编练新国防军六十个师，以教导总队为模型，一面训练部队，一面修改编制，逐步改进，达到机械化。1938年汉口沦陷以后，蒋介石所统率的整理师，大致是根据教导总队1936年改定的编制而编配。
教导总队的教练
教导总队为蒋介石编练“国防军”的典型，维持独裁政权统治的工具。桂永清为复兴社中央干事兼训练处长。训练这支部队的教育方法，主要的是：模仿纳粹党军的训练方式，订立严酷教条，练成外表整齐，内容死板，呆如木石，毫无生气的集体。盲目服从个人，徒知拥护唯一领袖蒋介石；倡言党外无党，排斥一切非蒋系组织。当成立不久，移驻孝陵卫后，桂永清率全体官兵赴孙中山陵园谒陵，宣誓恪遵总理遗嘱，服从统帅，铲除革命障碍，复兴民族，宣誓完毕，在陵前对官兵作冗长训话，大意是说：“军事可以左右政略，军人代表民族精神，希特勒在欧洲大战时，不过是德军中一个中士班长，十年生聚，能使国家再跻强盛……本总队移驻孝陵卫后，有了固定营房，要加紧训练，完成领袖所交付的任务……”编有一本《军人魂》小册子，发给官兵阅读，首页是桂永清写的，用照相版影印的亲笔，全文是：“士先立志，知以个人百年必死之身，创民族万代永生之业，斯为智者，斯为仁者，斯为勇者。”卷尾印有几首歌曲，由桂永清作词，军校音乐教官杜庭修作曲，朝夕教官兵歌唱的，我记得有：《当兵好》后改为《从军好》，歌词大意是：“铁的纪律真需要，国家以我强，主权以我保，冲锋陷阵，斩将搴旗马蹄骄，民族精神我代表……”《领袖歌》的歌词是：“大哉中华，代出贤能，蒋公中正，今日救星，我们跟他前进，前进，复兴，复兴。”由以上的歌词，可概括表达桂永清的思想。
1934年夏，制成一批形似刺刀的短剑，发给官长佩带，剑柄刻蒋中正赠，剑刃刻有“成功成仁”四字。某次纪念周完毕，桂永清代表蒋介石授勋，讲了一些不成功即成仁的大道理。后来蒋属军事机关学校及部队，多仿制短剑佩带，形成一时风气，溯源是由教导总队起始。
每次纪念周，桂永清必作冗长的精神讲话，且请了一些所谓名人来队讲演，有蒋介石的侍从秘书、复兴社高干邓文仪，有经济理论家肖铮，有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等。
总队部编有《铁骑报》，为士兵读物。官长限阅《中央日报》、《扫荡报》、《黄埔日刊》及总理遗教、领袖言论，别的政治书报，均禁阅读。办公室及官长卧室内，张贴一幅影印蒋介石写的“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既张，国及复兴”或“明礼义，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作为座右铭。桂永清常派随从副官龙家宝密查官兵言论，如有不当的，即被处罚。记得有一个吴某，谈话被认为失检，罚禁足两星期，抄写“军人魂”一遍。因此，大家对于政治性的语言，不随便谈。
队内有复兴社分社组织，每星期在团长室秘密开会一次，参加的尽是军官。学校和军队，都设有政治部或政训处，唯教导总队内无此机构。军事训练甚为严格，尤以新兵入伍，制式教练，要求极苛，开始教的不动姿势（立正）就要求练成像石头人一样。齐步（常步）速度每分钟达到八十步（日式为七十五步）。进度太快，训练过于紧张。打骂教育，普遍使用，官兵之间，毫无感情，部分体质较弱及未成年的幼兵，受不了这样的苦，多有无可奈何地逃走，抓回的逃兵，每由营连长集合队伍，惩一儆百，将逃兵毒打，因此欲逃不能忍受的，迫而自杀。曾发生一个新兵用步枪对准咽喉，脚踏扳机，实弹自杀身死事件。入伍基本训练完成后，开始实弹射击，野外演习，沙盘教育，防空防毒，与急行军等教练，徒步行军，背负过重。模仿德军，听从德国顾问的建议，每天在操场与野外，都有德国顾问在场训导，经常在队担任训练的有包尔、石梅灵、施太拉等八人。总顾问极少来队，顾问对训练事项，有直接向部队长提备忘录指正之权，部队长必须依照实行。
除普通的器械、体操、铁杠、木马、天桥、浪木等为军事训练的辅助课程之外，由张之江介绍一批国术体育师范学校学生教授国术，如打拳、举石担、石锁、劈大刀、耍棍、耍红缨枪等，虽在操课以外的时间学习，然而颇有江湖卖艺风味。桂永清为装饰门面，规定每团必须有一个连，全连士兵整齐熟练，遇有参观者来队，每指定表演。
当时国民政府的行政院秘书长褚民谊以踢毽子、放风筝、赶马车、唱京戏娱乐闻名，借口提倡体育，组织首都骑射会。桂永清为投其所好，便于亲近之计，在营房北面修了一个体育场，有四百公尺长跑道，有篮球场、足球场、障碍跳远场、手榴弹投掷场、游泳池等，与褚联系，介绍大批干部加入骑射会，为复兴社的外围，吸收社员，且利用褚民谊的政治地位与社会关系，举行一次军中运动会和首都骑射比赛会，炫耀教导总队体育训练的成绩。
唐生智来队督导，桂永清敬而远之，但为换取唐对蒋介石的美言汇报，采取吹吹拍拍的态度。一方面向总队官兵表示他对领袖的忠诚；一方面向唐伪装恭顺，两面奉承。团长胡启儒作传达报告说：“唐主任（唐任军事委员会第一厅主任）的历史是大家所知道的，他对领袖的服从，反复不定。现在领袖派他来督导，我们只能恭敬地对他，如果他问总队内部的事情，只答不清楚，更不要私人与他往来。”这充分说明了桂永清对唐生智的态度。
蒋介石常来总队视察，一次蒋下车后，直趋马厩，发现不洁净，大发雷霆。以后，在北营门装置警铃红灯，直通总队部及两个团部，如蒋介石来队，由值班岗卫兵按铃，内部得了警报，立即准备。从此蒋介石没有再发现缺点。1935年，在句容汤山一带举行秋季大演习，西军以教导总队为主力，蒋介石誉为第一次大演习。曾制发纪念章，纪念盛事。为讨好蒋介石，教导总队挑选精壮官兵充实侍卫队。经选浙江籍军官林厚凑、宋道厚、徐子文率浙江籍士兵八十余人前往，又派钟鼐到侍从室任副官，李泽钊任书记官。此时，桂永清更进一步得到蒋介石之信任。1937年暑假，南京学生集训，派桂永清兼任，在教导总队内举行。凡属有关军制改革或新兴事项，都必须首先交教导总队实验。在国外学习军事的回国人员，必被指定在教导总队服务。去国外考察军事回国的将军，必被派到教导总队参观。例如在法国学骑兵的廖耀湘、在英国学步兵的封成林、在德国学炮兵的楼迪善、学工兵的杨厚彩、学步兵的肖劲、在比国学兵器的金作镜、在奥国学步兵的金作鼎、在英国学机械兵的董嘉禾等十余人，都被派在教导总队服务。除在德国学习的为桂永清所器重，先任队职外，其他则任闲员。来京的将领或观光的团体，蒋介石都指定到教导总队参观，因此，桂永清非常得意。
教导总队的训练对军佐（军需军医）、军属（书记司书）及从役士兵（文书军械司号炊事饲养等）均集中训练。团部由上尉副官，营部由副官，各连由特务长担任教练员，除制式动作不苛求外，每人都要能射击步枪或驳壳枪，战时即由上述教练人员指挥参加战斗。当时，一般部队都将佐属人员与杂役士兵列为非战斗员，缺少训练，战时没有专人指挥。最易动摇紊乱，更无参加战斗能力。经过组织训练，人人成为战斗员，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
由于教导总队的声名远扬，待遇优厚，黄埔系高级军官也不免嫉妒，他们同桂永清暗斗。至于当时握权的军事大员如何应钦、朱培德、陈调元、顾祝同、贺耀组等都存有陈旧的军事观念，对于桂永清、彭孟缉等少壮军人打出军事改制的大旗，只有陈诚支持，元老们都不积极。
教导总队的养育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的军政各费都实行折扣发给，军费有所谓国难饷章。对教导总队，蒋介石特许实足发给，薪饷定为：少将三百二十元，上校二百四十元，中校一百七十元，少校一百三十五元，上尉八十元，中尉六十元，少尉四十二元，准尉三十二元，上士二十元，中士十六元，下士十四元，上等兵十二元，一等兵十元五角元，二等兵十元，按月发给不欠，在当时是特别优厚的。所以能吸引人来，也能笼络人。凡属初来人员都要降低一级，例如少校降为上尉（国难饷章少校月薪八十元）。这个薪饷定额，维持至抗战开始，才改为与其他部队一致。
其他生活事项，分别叙述如下：
甲、被服。我国军服，均采用灰色，唯有教导师及警卫军改为草绿色，以后警卫军改编，仍与各部队一致用灰色。教导总队成立，改为草黄色。冬季在营房操练、值勤所穿棉军服、棉大衣仍为灰色，呢军服、呢大衣则为草黄色。除按一般品种给予的被服外，较其他部队增给的有：夏季有斜纹布军服一套，运动服两套，草席一床；冬季有呢军服一套，呢大衣一件，单人棉被一床，胶底布鞋一双，布袜两双。另有黄色翻牛皮制长统皮鞋一双，铜教字环，宽五公分皮腰带一条，帆布两用雨衣一件。军服之第一个纽扣（即在领下的纽扣）用赛璐珞制成蒋介石像，名曰“领袖扣”。装具特给有钢盔、防毒面具、牛皮制背包，其余品种与一般部队同。
乙、粮秣。士兵粮食采粮饷合一制，每月在饷项内划六元为伙食费；由各炊事单位就地购买主副食品。以大米为主食，每日三餐，早餐为稀饭，午晚餐各为干饭。米由复兴社的经济组织——厚生合作社趸售。副食品则在商场零售。按当时物价，每月约为五元。马秣为每马每月麦麸八斤，料豆两斤，每日干草十斤。
丙、营舍。孝陵卫营房原系按驻两个步兵团设计建筑。每团一线排列十四栋兵舍，每栋适合一个连驻，每四栋中建有小型营舍一栋，为营部驻房。前面为大操场。当中另一独立房屋则为团部。因教导总队编制不同，团直属连多，十四栋兵舍，不够驻扎，添建适合团直属各炮兵连兵舍三栋。东面为总队部驻房，后添建骑兵、工兵、通信兵、汽车队营房。在教导总队逐年扩编的情况下，营房不断增建。1936年添建的修械所及炮兵营房，七七事变时，尚未完成，南京沦陷前夕，自行放火，全部新旧营房均付之一炬。营房内原有四个大型机器抽水井；1935年装自来水，有洗澡池塘。营房兵舍旁边为被服库、弹药库、马厩，周围筑有高墙，四角各有瞭望哨楼。士兵卧室，装有纱窗、纱门，厨房、厕所各在每栋营房侧端独立建筑。第三团与军士营分驻在光华门外的通光营房。孝陵卫营房外，圈地三千余亩，除两操场外，尚有宽广的空地。
丁、娱乐。各连有京戏锣鼓及管弦乐器数件，象棋、军棋几副。团部屋顶装有播音喇叭，两操场内建有舞台，间或放军事电影。教导总队凡无逃兵单位，星期日下午放假，自由外出、游览；有逃兵单位则不放假，由值星官率领外出，不散队，或只许在营房内散步。因此士兵生活极为枯燥，情绪沉闷。
教导总队的作战
从教导总队编成至覆殁的整个时期，先后参加作战四次，按时间顺序分别叙述如下：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桂永清未奉命令，独断率教导总队一、二两团及总队直属部队渡江，由津浦铁路转陇海铁路西出潼关，紧急应变。据后来张治中在一次会上报告说：“西安事变消息传到南京后，桂总队长来到我处，对我痛哭，说已令教导总队出发，他本人即率队去西安，营救委员长（指蒋介石），要我报告部长（指何应钦）。”当时驻在京沪线由我指挥的部队有三个师，本无须教导总队出发，但因教导队已渡江，才列入序列的。由此始知教导队向西安开进，最初是未奉命令的行为。
据我记忆，12月13日晚，紧急集合，团长胡启儒宣布奉总队长命令：“北平已与日军接触，本总队奉令紧急北上，我团为先头部队”。当时士气旺盛，以能参加抗战而欢跃，当晚步行至下关。渡过长江后，随即登车，加快开行。12月15日清晨，团部列车抵潼关，东北军驻潼一个粮秣仓库库长来见团长，自动将粮食交出，说昨晚还通过电话，刘多荃军在华县渭南一带等语，取面粉一百五十包，付给收处，其余留交后续部队，继续西进。不久，接前途列车由铁路电话报告，车过下营，铁路已断，东北军在赤水车站附近据守，团长令在下营车站附近下车，占领村庄，向西警戒。东北军以赤水车站为据点，构有简单工事，正面挖壕引渭河水泛滥，拒止前进。对峙数日，后续部队源源西来，当时蒋介石还扣留在西安。南京讨伐派决定以后围攻。约是12月20日晚，第二团奉令攻击前进，南京坦克车队开来掩护攻击。当晚10时，开始战斗，仅二三小时，即告结束，占领赤水车站。东北军向西撤退，我军亦未追击。这一战斗共阵亡士兵十九名，其中两名还是坦克车掩护前进时，在步兵后面开炮打死的。初组坦克部队，有轻型坦克二十余车，编为龙队、虎队，以彭克定为队长，彭曾任教导总队自动车队长，此次率新型机械部队协同作战，原想有良好表现，显示坦克威力，岂知两方都没有协同作战的实际经验，联络不善，步兵前进时，弹落我方阵地，击毙两人。
12月下旬，蒋介石被释放，桂永清派副官主任刘达潜率军乐队到各村吹奏，鸣放大喊：“蒋委员长已脱险！”桂永清任第五纵队指挥官，指挥教导总队及三十六师继续西进，压东北军后撤，先头部队已过华县，三十六师入西安，担任警备，顾祝同到西安就绥靖主任职。东北军向大荔、朝邑方向撤退。1937年1月下旬，桂永清请国民党元老考试院院长戴传贤写“民族复兴纪念石”七个字，他自己也写了“高山仰止”四个字，刻在临潼华清池后山石上，率教导总队回京。
这一次战斗行动，桂永清令用代号隐匿部队番号，不许明写队名。用刘邦的《大风歌》所讲“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作为部队代号用字。总队部代号为“大”，第一团代号为“大风”，第二团代号为“大起”，辎重营为“大归”，军医院为“大故”。经理处书记官周庆彝曾玩笑说：“以前的女人，被婆家退回娘家，叫做‘大归’；死了人叫做‘大故’，很不吉利。”
教导队第二次参战是八一三上海抗战。8月15日，日机轰炸南京，情势迫使蒋介石抵抗。总队长桂永清于4月随孔祥熙出国，任武官参加英王加冕典礼未回。教导总队由副总队长周振强派第二团附炮兵营及两个小高射炮连随九集团军（总司令张治中）赴上海参战。8月23日，由南京尧化门乘火车出发，到达镇江、常州、无锡时，有很多学生拿开水、馒头登车慰劳，高唱救亡歌曲。部队第一次听到《义勇军进行曲》，大家在车上蹦跳，掌声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声此起彼落，官兵们受到热烈鼓舞，意识到抗日的人受人爱戴。当车到唯亭，桥被炸毁，铁路不通，部队下车向上海大场前进，夜间炮声甚密，火光冲天，淞沪战斗剧烈。教导队将进入阵地，民众团体携带大批慰劳品来慰问，接受了一些食物。炮兵营及配属的两个小高射炮连与团属各炮兵连陆续调走，仅余三个步兵营，由八十七师（师长王敬久）指挥，参加蕴藻浜战斗。此时江苏保安队两个团在蕴藻浜作战不利，八十七师侧背受威胁，教导总队第二团星夜驰援，进入阵地时，天已大明。日军正忙于工事，二团部队遂乘敌立足未稳，猛烈冲锋，在日军飞机低空狂炸、炮弹如雨的条件下，将渡水之敌歼灭，恢复阵地，使八十七师侧背解除威胁。但部队伤亡惨重，两天一夜，全团兵力损耗过半，奉令撤到福山、常熟，回南京整补。
8月15日，日军航空队轰炸南京，教导总队小高射炮连曾击伤敌机一架，摇摆逃走，被我空军击落，因此小高射炮受人重视。第二团回南京时，第一团、第三团及直属连队已出发松江作战，仅半月时间，也伤亡惨重，调回南京整补。这是教导总队第二次作战，如此告一段落。
桂永清回国时，教导总队已调回南京整补。蒋介石令扩编为三个步兵旅，以原第一、二、三团团长升任第一、二、三旅旅长。将原有的三个步兵团每旅分配一个团为基础，以秦士铨、李西开、睢友兰分任一、二、三团团长，成立二、四、六团，每旅分配一个团，以王化、刘子淑、肖劲分任团长。又成立工兵团，以杨厚采为团长。各新成立团都到江西接收征兵。上海失守，日军向南京进逼，各部加紧训练，在乌龙山、燕子矶一带加固工事。原三个团参战，伤亡很多，又因部队扩充，老兵多被调升军士，其余战斗兵或是初完成新兵教育的，或是入伍不久的，保卫南京时，战斗力极差。
12月上旬，教导总队一度奉命经安徽祁门一带撤至江西训练。忽奉令保卫南京，归首都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指挥。唐召集官长讲话，重述不动亭故事，勉励各人不动，将教导总队作战地境划在原驻地附近地形熟悉的汤水镇、沧波卫、孝陵卫、紫金山一带。桂永清令将营房及孝陵卫镇破坏，中山陵园林木及接近城墙的房屋树木在扫清射界口号下，放火烧光大片，以表示他的作战决心。
无锡、镇江相继失守，南京保卫战序幕揭开，仅江面一方因长江沉船阻塞航道，日舰不能溯江上驭。南京三面被围，敌占上海后，分路围攻南京，以松井石根大将指挥，来势勇猛，调集空军助战。12月初，城外各部队节节退入城内，只保有紫金山天文台、天保城一带高地，其余则据城防守。敌远射程重炮，对城内猛轰，以升起气球指示目标，城内落弹很多。
桂永清将指挥部移在富贵山大地下室内，第二旅部及三团、四团团部亦迁入地下室。富贵山地下室是南京最大的防空掩蔽部，在香林寺后面的富贵山下，形状略如铁路线上的大隧道，入口在城内打靶场一侧，出口则在城外，是一个凿通富贵山的大隧道，长约两公里，宽约六公尺，中部辟为宽大厅堂，隔成上下两层，几个房间，出入口各有两架鼓风机对内吹风换气，有照明设备，有储水池，有长途电话直通各地与防空哨所。过道及内部建筑，都是用极厚的钢筋混凝土筑成。山顶上厚约四五十市尺，树木浓荫，甚为坚固。蒋介石的最高统帅部曾设于此，日军重炮向此轰击，飞机狂炸，弹落山顶，地下室内仅听得微弱炸声。南京失守前八九天，桂永清就守在地下室内，指挥作战。
日军连日攻城，守军用沙包水泥，堵塞缺口，开放自来水龙头，接上水管，引水淋灌，使其潮湿，迅速凝结，随缺随堵，初时尚能挡住敌人，未被攻入。12月12日，敌军主力已到城外，攻势更猛，城南中华门、光华门友军战斗不利，敌主攻方向在中山门，教导总队阵地正当其冲。形势不利，战况紧张，许多官兵进入富贵山地下室，呈现混乱现象。他们都是由火线上退下，传说战况不一，旅长胡启儒来与桂永清谈话后，匆匆离去。我与团长李西开通电话，据他说死伤极大，很难支持，旅长已不知去向。他要我时时与总队指挥部联络。时已半夜，地下室很多的人向出口走去，似已有动摇模样。为明了真相，我走往总队指挥部探问，参谋人员，面面相觑，都不答话。副总队长周振强已不见了，总队长桂永清忽左忽右，忽立忽坐，时而摇电话，时而发怒气，显现坐立不安、神经紧张形象。接电话后，一连说几声：“不好！不好！”他放下话机，更加紧张。我知道必是战况更不好。我退出总队指挥部，回到团部原位置，见只余几人，摇电话报告团长，已不通话，随着众人，出地下室，向下关走去，天明前到达江边。多处着火，枪炮声、爆炸声不绝，散兵拥挤，辎重抛弃满地，炮车、汽车堵塞街道，人人乱跑，呈现出无组织无纪律的混乱现象，到处都是人喊马叫。码头上没有泊船，趸船都挤满了人，见江中驶过船舶，胡乱放枪，大叫靠拢，秩序纷乱，达到极点，我往下游走去，希望别处不致如此紊乱，至煤炭港附近，见一群人簇拥一人而来，细看则是桂永清。这时他已换着一身与士兵同样的灰棉军服，金光闪烁的中将领章和左襟上红蓝花彩的勋表都不见了。由他的两个卫士左右扶着走，嘴里不时发出哼声，在江边停步，跟随的人越集越多。副官余易麟大声说：“总队长现在发了病，还要到别处去，大家不要跟着走。”众人多离开，我与副官李子杰向燕子矶方向走去，天明后两人同浮木柱，顺江流泊八卦洲，几天后渡到浦镇，突出了重围。
南京失守，乘木筏、小船或临时拼集门板家具，或泅渡长江的人，不计其数。教导总队在津浦铁路南段沿线收容，在开封集合，我与各突围渡江的朋友相见，都相对叹息，他们告诉我一些渡江突围的事和高级长官争吵的情况。
挹江门至下关，是三十六师作战地境，控制江面，限制渡过。桂永清于城破时派胡启儒往洽船只，准备率队突围，不料胡一去不返。战况紧张时，周振强先行离队。桂永清天明时安全渡过，到开封见面，互相争吵。胡启儒则说他到挹江门会见宋师长，交涉船舶。宋说：“教导总队兵多械好，待遇优厚，应与城共存亡。”因而没有交涉得船，同他们师部渡江。第四团团长刘子淑到开封，又指着胡启儒的鼻子大骂他不要长官，不要部下，个人先溜，不配做官！吵吵闹闹，非常可笑。
南京失守，教导总队在城内作战的六个步兵团、一个工兵团与直属部队，全军覆没。所有轻重武器弹药马匹车辆被服装具及五年积存的设备物品，全部遗弃，数量多得无法计算。人员，除第一团团长秦士铨于城破后渡江淹死、第二团团长谢承端死亡外，其他团长都安全渡过长江。营长级死亡的不过二三人，连、排长、士兵死伤很多。新补充来的征兵，初到南京还不辨方向，不会射击，即被驱作战，白白牺牲，遭受日军的集体屠杀。教导总队的第三次作战，随南京失守而告结束。
南京失守，部分干部和士兵突围渡江，总队部在津浦铁路南段沿线收容，到开封集合，共有一千余人。有的携带轻武器，有的赤手空拳，南京被围之前，曾将一批库存武器被服运往武昌，此时用作补充，正合需要。陆续逃出来归队的又有多人，奉令与原在江西训练的两个补充团开到湖南衡山整训。编为两旅四团及直属连队。以李昌龄、马威龙分任旅长，彭月翔、肖劲、王翰卿、邓文僖分任团长。接收征兵，补充训练，至1938年4月，开赴河南作战，桂永清任二十七军军长，指挥教导总队及其他两个师在兰封附近作战。桂指挥不当，兰封失守，总司令薛岳大怒，桂永清为挽救战局，令教导总队猛夺兰封。马旅长在城墙下阵亡，官兵死伤枕藉，溃不成军。日军占领兰封，无法夺回，薛岳以桂贻误，将用军法惩办。经陈诚力保，免于惩办。南京失守仅余部分实力的教导总队，经过此一激烈战斗，剩余力量，已极微弱，教导总队名称不再存在。这支蒋介石的“御林军”、国防军的试验部队从此消灭，余部人员编为四十六师。
（郭白涛）
四、成立战干一团，清洗进步青年
桂永清其人
桂永清是江西贵溪人，黄埔一期生。1927年任东路军独立团（五十八团）团长。1928年任第十一师三十一旅旅长。当时陈诚任该师副师长，与桂永清有矛盾。不久陈诚升任师长，桂永清即请长假，后蒋介石派他去德国留学。
1931年春，桂永清返国[1]，奉蒋介石命筹组中央军校军官训练班，任少将班主任。次年6月该班第一期毕业后，他又去筹办中央军校教导总队，任少将总队长。1937年12月上旬，他指挥教导总队参加保卫南京，在南京失陷前夕，率残部一气逃到河南开封。
桂永清是复兴社中央干事会干事，是蒋介石的忠实亲信，被人称为蒋的“十三太保”之一。
成立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
1938年1月中旬，桂永清由河南开封率领教导总队的残部（当时我是该总队一团二营营长，是残部中唯一的营长以上军官）到达湖北武昌后，桂派我找到从南京乘船撤出的各单位，将人员、武器统计后，桂永清向蒋介石和陈诚汇报了情况。几天之后，桂对我说：“委员长和陈部长叫赶快派人把流亡到武汉来的青年学生收容起来，这些人如果我们不收容，他们要到西北去。”
桂永清叫我先从到达武昌的教导总队残部中，挑选一些下级干部和士兵，找个地方集中起来，告诉他们有新任务。我将挑选的下级干部和士兵三百多人，集中到武昌涵三宫群化中学，写了一个名册，送桂审批。然后照桂的指示，贴起了“中国学生军筹备处”的招牌。
1月下旬，在武昌东湖武汉大学收容了一千多人，临时编组了一个大队，我任大队长，向志英任副大队长，第一中队长吴仲英，第二中队长杨天威，第三中队长刘心德，第四中队长安富国，第五中队代中队长严开运。当时每个中队有二百多人。
2月上旬，桂永清又派我到重庆去接收重庆市政府登记的流亡学生四百多名。回到武昌后，杨厚彩（原教导总队工兵团团长）已在武昌左旗成立了学生第一总队部，同时成立了三个大队，杨厚彩为第一总队上校总队长，林兴琳为上校总队附兼第一大队大队长，邹伟华为第一大队中校大队附。我为第二大队中校大队长，向志英为第二大队少校大队附。邹伯庸为第三大队中校大队长，钟显尧为第三大队少校大队附。孙仲猷为第四大队中校大队长，曾传庆为第四大队少校大队附。每个大队编制有四个中队，每个中队有三个区队，每个区队有三个班，每班一百五十五人。
2月中旬末，学生第一总队分了科，一、二两个大队为军事大队，三、四两个大队为地方自治和会计大队。另外，军委会政治部成立了一个情报队，胡金山任少校队长，由学生第一总队代管。
2月中旬，学生第二总队在武昌右旗成立，少将总队长彭克定，后又改为睢友兰。这个总队有一个军事大队，三个政治大队。
同时，女生大队在武昌徐家棚成立，支剑光任中校大队长。有三个中队、一个直属区队。1938年冬天，这个女生大队被宋美龄要去，送到重庆后，她另派人接收，原来的干部办理了交接手续后，仍回战干团。从此，女生与战干团断绝关系，并不准通信，不准来往。
3月上旬，军委会政治部派来了政治指导员。学生一总队上校总政治指导员尹鳌，第一大队大队指导员韩健民，第二大队大队指导员王炳南，每个中队也都派有一个指导员。他们到职的那一天，杨厚彩集合中队长以上干部与政治指导员见面，尹鳌在会上谈了陈诚三点指示：一、要注意不要给人家训练干部。二、学生以政治训练为主，指导员进行工作，军事干部不得干涉。三、凡是带有红色书面的小册子，内容都有问题，一律没收，不准阅读。
3月上旬，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正式成立，团长蒋介石，副团长陈诚，教育长桂永清，政治处处长邓文仪（后为滕杰），教育处处长陈廷缜，军事总教官王公亮（后为李昌龄），秘书兼军法官游侠，并设有经理处、医务处、副官处（总务处），另有一个军官队，一个警卫连。
4月5日上午，第一、二学生总队和女生大队在武昌左旗举行开学典礼，蒋介石、陈诚等亲自参加，命名为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简称战干团），发了团旗。蒋介石在会上说：“日寇侵占了我们大片土地，残杀了我们同胞，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你们担负了收复失地之使命，希望严格训练，遵守纪律，服从命令。”等等。
不久，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改为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第一团。因为李宗仁在河南省潢川成立了第二团，顾祝同在江西省赣州成立了第三团，胡宗南在西安成立了第四团。
训练概况
训练的内容有：对空疏散隐蔽，紧急集合，急行军和夜行军，地形地物利用，射击，刺杀，防空演习，并有军事教员讲解游击战、夜间教育、筑城教范、阵中勤务令等。各中队干部担任步兵操典、操场和野外单兵到班、排的战斗教练。
政治处领导的政治教员讲解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蒋介石言论集、发动群众等。有时还有专题讲演和精神讲话。
凡是政治大队学生，在战干团完成一般军事训练后，军委会政治部还要派人接收，进行专业训练。
7月间，陈诚令战干一团先开到湖南沅陵附近，再开到四川。学生第一总队第三、四两个大队和情报队留武昌提前毕业，分配工作。其余由桂永清率领开到了沅陵附近，学生一总队驻浦市。
战干一团在湖南沅陵时，筹备成立学生第三总队。派人到长沙、贵州、重庆等地去招收学生。
1939年1月，战干一团到达四川綦江，学生第一总队驻广兴场附近，学生第二总队驻杜市附近。
战干一团到达綦江后一些情况
学生第三总队正式成立，肖劲为上校总队长，陈昆为中校总队附，张少泉、杨天威、雷夏电、曾传庆四人为大队长，驻江津五福场附近。
1939年6月间，学生第二总队三个政治大队学生，送重庆军委会政治部接收，进行专业训练。规定从送交之日起，与战干团断绝关系，不准来往、不准通信。
第二总队军事大队学生于是年6月间按中央军校十六期待遇分配工作。
桂永清规定，哪个总队学生毕业，这个总队的番号就是毕业学生的期别。如二总队毕业的就是第二期。学生一总队两个军事大队的学生，听说二总队军事大队学生提前毕业，分配了工作，而他们仍要加紧训练，很有意见。其中原因，只有少数人知道。原来桂永清想编组一个新军，他保荐了几个人做补充兵训练处长，准备将一总队两个军事大队学生留作排级干部。后因蒋介石没同意，陈诚催促桂永清把这两个军事大队学生送交第九战区接收。桂永清选留了一小部分学生，还有七百多人，派我负责，于9月下旬，由綦江徒步送往湖南来阳九战区司令部。送到后，我到广东韶关附近去招收学生。
12月间，蒋介石批准了总教官王公亮为三十三补充兵训练处处长，李昌龄为三十四补充兵训练处处长。他们从战干团调去了一部分中下级干部和军事大队的学生，去担任团、营、连、排长。李昌龄准备调我去担任团长。桂永清叫杨厚彩打电话通知我提前回来，杨厚彩一直没有通知，反而把我提升为第五总队上校总队附（一总队学生毕业后，改为五总队。桂永清认为逢四不吉利，所以没有设四总队）。
1940年3月中旬，我从广东韶关招来学生一千一百多名，徒步回到綦江广兴场。原住在广兴场的五总队，从重庆、成都等地招来的学生已编组了六个中队。新来的学生在休息中进行编队后，开始了入伍的紧张训练。3月20日，桂永清通知我到重庆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第八期去受训，兼任分队长职务。队长是周嘉彬。一个月后，第八期毕业，我被留下又参加兵役班学习，5月底毕业。
綦江惨案的起因和经过
1938年7月间，战干一团从湖北武昌向湖南沅陵去的时候，桂永清从学生第一总队留在武昌提前毕业的第三、四两个大队内，挑选了曾经演过剧的学生四十余名，编组了一个忠诚剧团。到湖南沅陵后，桂指派学员总队毕业的熊寿农为总干事，负责领导剧团的工作，排演《李秀成之死》一剧。在排练期间，曾在沅陵给学生第一、二两个总队和女生大队驻地学生与群众演出过，一方面宣传，一方面熟练。1939年1月到达綦江后，战干一团政治处出版了一个叫《力行》的刊物，每三天出版一张，发到每个区队。曾在这个刊物上征求过干部学生对《李秀成之死》一剧的意见。经过改正充实，剧团又从第三总队内挑选了有演剧才能和经验的学生十多人，充实了忠诚剧团。经过半年多的排练、预演，于1939年9月间，到重庆公演，受到了观众的欢迎，得到了舆论的好评。正准备到成都去公演，特务向蒋介石告密，说《李秀成之死》一剧有问题，是替“异党”在宣传。陈诚打电话叫桂永清将忠诚剧团调回綦江整顿，并发给了《惩治异党条例》。忠诚剧团调回綦江后，桂永清交给滕杰负责审查整顿，由警卫连桂清廷负责警卫，对外保密，不准会客、不准通信。三个学生总队中，除三个总队长外，其他人都不知道忠诚剧团发生事情。
驻在江津县五福场的学生第三总队的几个学生轮值当采买（伙食团轮流买菜），一路到綦江买东西，顺便到忠诚剧团去看他们的同学（从三总队调到剧团的）。负责审查剧团的人，将他们的姓名和所在单位记录下来，报告了滕杰。滕杰便通知第三总队长肖劲，说有几个学生到忠诚剧团来，形迹可疑，可能是“异党”分子来联系，要予以注意等等。肖劲接通知后，找这几个学生谈话，认为他们不老实，交大队长张少泉、杨天威审问。学生受刑不过，就乱说（据说是1939年12月底的事情）。这就是綦江惨案由忠诚剧团影响到学生第三总队的原因。
学生第三总队事情发生后，桂永清在綦江北渡成立了一个独立队。凡是各中队政治指导员在对学生个别谈话中，认为某个学生思想有问题，便密报到政治处。政治处便以团部的名义，通知此人到独立队去受训。独立队（后改为独立大队）实际就是集中营，它是由特务连（警卫连）守卫的。
1940年3月中旬，从广东韶关招来的学生回到广兴场编队后，准备4月1日正式举行开学典礼。总队长杨厚彩和总政治指导员尹鳌规定，4月1日开学典礼时，各中队举行板报（在会场）和墙报（在驻地）比赛，并比赛文艺节目。定于3月25日预赛，预赛的结果第八中队最好。第八中队负责板报、墙报主编的李某同学曾在部队中搞过宣传，他长于文艺歌咏和运动，曾当过排长，能力很强，为人很活跃。从韶关招来的学生，一路上就是他带的鼓动队。他对各中队来参观取经的同学，都热情介绍帮助，短时间内他认识了不少新同学。队与队之间，互相观摩，互相往来，为了排练节目，有时候深夜还在来往。
广兴场三天赶一场，在赶场时李某与三总队当采买的学生有些相识了，三总队的学生写信给李某，大意是听说你们板报、墙报很好，想去看看，因限于时间，不能去看。我们三总队发生有事情，又不能请假，希望有机会你能来具体指导等等。此信被三总队总队长肖劲查到，肖劲写信给五总队总队长杨厚彩说：“可疑分子与八中队李某在通气，请你注意。”杨厚彩收到肖劲信后，找第八中队长朱定球，叫他注意监督李某有哪些活动。朱定球了解李某经常有学生往来，有时夜深了还你我往来，认为可疑，暗中派人对李某监视，并登记了来往的学生姓名。
4月1日举行正式开学典礼，地点在广兴场。学生第三总队和学生第五总队除少数病号外，全体干部学生都参加。其间举行板报展览和文艺节目比赛。三总队学生回驻地五福场后，有的学生写信给八中队李某向他祝贺。朱定球检查学生来信，发现三总队写给李某的信，送交总队长杨厚彩，杨认为李某来了半个月就这样活跃，此人不简单，他断定李某是受过专门训练的，叫朱定球把李某隔离起来，交代都与哪些学生来往。李某只得把各中队负责文艺和板报与自己熟悉的同学写了出来。朱定球把这份名单送交杨厚彩，杨召集各中队长开会，叫他们把名单抄回去，暗中考查他们的动态。各中队长回队后协同指导员对名单上的学生进行个别谈话，谈话中他们了解到都是与第八中队李某来往，便认定李某就是第五总队的“异党”负责者。这就是綦江惨案由第三总队发展到第五总队的起因。
4月1日学生第五总队开学典礼时，陈诚[2]、桂永清、滕杰、肖劲等，都到广兴场来参加。典礼后，杨厚彩请吃饭，参加吃饭的还有五总队总政治指导员尹鳌、军事主任教员梁直丰、第一大队长梁起超、第二大队长向志英、第三大队长刘心德等。在吃饭时陈诚问桂永清忠诚剧团审查情况。肖劲向陈诚报告说，三总队发现有“异党”活动，逮捕了几个学生送往重庆。陈诚当时对他们说：“异党分子，不用重刑是不会承认的。查实后，你们就近处理，不必送往重庆。”陈诚这一指示，给桂永清、滕杰、肖劲、杨厚彩四人开了绿灯，他们更无所顾忌，更加残酷地迫害进步学生了。
学生第五总队事情发生后，杨厚彩成立了审讯组，以尹鳌为组长，有第一大队长梁起超、大队附吴文义、第二中队长胡守恒、第八中队长朱定球等人，他们根据李某写的名单和各中队指导员提出的名单，一个一个审讯，用罚站、跪、跑步、打骂、饿饭、压杠子、向鼻孔灌水、用电话机通电等逼学生承认是“异党”分子。学生忍受不了，就乱说。凡是在开学时负责搞文艺的学生，绝大多数受到牵连。从1940年4月2日起到同年5月底，在学生第五总队迫害了大批学生。
开始审讯学生时，杨厚彩指使其亲信吴文义，深夜在广兴场街上和驻地附近用粉笔写了一些标语，什么“火烧广兴场”、“火烧乡长的房子”、“杀死乡长”、“杀死杨厚彩”等。蓄意造成恐怖，促使驻地乡长与杨厚彩合作，并为他掩盖真相。吴文义夜间到第六中队附近写标语时，被中队长王建东发现。逮捕吴文义后，吴承认了一切。
1940年5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天，我从中央训练团到观音岩战干团办事处，正遇上桂永清和肖劲在谈话。桂对肖劲说：“从4月1日以后，一个多月当中，你们搞糟了，把事情搞大了。从战干团跑来重庆的学生说战干团是杀人的魔窟、野兽吃人的场所，影响之大，部长（指陈诚）都发火了。”桂叫肖劲赶快回去。我说：“3月底我来重庆时，五总队没有发生事情呀。”桂说：“事情发生在忠诚剧团和三总队，五总队是4月1日开学后发生的。”桂问我啥时候结业，我说月底。桂又说他可能要出国，正在准备，可能在月底。
5月下旬的星期天，我又到观音岩战干团办事处去，看看桂何时出国。在那里遇见了老上级、原教导总队的团长周振强。原来他是来接替桂永清任代理教育长的。
5月底我受训结业后，同周振强一道送走了桂永清。我先一天回綦江。到广兴场时，见街口和街上到处贴有标语，也有用粉笔写的。遇到第六中队长王建东，他看左右无人，对我说：“总队附要留心，街上标语是吴文义弄的，我亲自发现的，他们在杀人。有机会我再向你说。”他匆匆忙忙走开了。
我走到总队部大门内，楼下关押了三十多个学生。其中广东来的学生向我喊：“总队附救命呀，我们是你招来的呀！”我把行李放好后，就到杨厚彩家去找他，见他把东西都打好了包，做了要走的准备。杨厚彩问我，桂出国了，周振强何时来。我问他，为啥行李都打成包。他说找好船了，明天早晨走。他召集中队长以上干部开了会，叫我把总队的事情负责起来。杨厚彩是听说周振强要来代理教育长，心里害怕，因他与周过去矛盾很大，所以携眷逃跑了。不久，三总队总队长肖劲也携眷逃跑了。
这一天夜间1时左右，总队政治指导员尹鳌、第一大队长梁起超两人，走到我床前，把我摇醒说：“起来，有事情。”尹鳌走在前，梁起超走在后，把我夹在中间，走到广兴场后山上一间空房子。门口一大队第四中队长仲伟成在门口守卫。我进房内，吴文义、朱定球、胡守恒三人在审讯八中队李某，逼讯他：“谁叫你来的？你的头头是谁？联络记号是什么？你发展了哪些人？”李某说没有这些事情，直喊冤枉。吴文义、朱定球说：“事到今天，你还不承认，你硬是要死。”吴文义把电话机（手摇发电的旧式电话机）线接到李某身上，要电他。我说“不要，不要”，吴、朱、胡等人说就是要电。吴文义、朱定球二人轮流不停地摇电话机，后来尹鳌也接过来摇，李某倒下了。我走近用手摸了摸头冰凉，又摸了摸心口，心脏已停止了跳动。我在摸时，尹鳌、梁起超、吴文义三人碰头低声谈话。有人从门外进来，把手一招，梁起超便说：“大家来，抬出去。”抬到门外，向后山坡下去。一大队一中队长吴保刚拿锹在挖坑，另一人拿十字镐，把李某抬到坑内埋了。都回到山上房内后，尹鳌说：“回去不要一起走，总队附，我俩一起走。”
次日天将亮，我起床走下楼，街上一大队的干部帮杨厚彩扛行李。我走到河边，杨厚彩一家都已上了船。尹鳌、梁起超、向志英、刘心德、吴文义、胡守恒等都在河边送行。船开了，大家回队了。我叫炊事兵烧了几锅水，让关押的学生洗澡理发，换洗一下衣服。我利用机会找总政治指导员尹鳌、军事主任教官梁直平、第二大队长向志英、第八中队长朱定球、第五、六中队长杨星宸、王建东等了解了情况。我把初步了解到的情况，详细写了一封信给周振强，建议逮捕吴文义、朱定球，并请另派人来接总队长职务。
我写的信，派我的勤务兵郭万忠亲自送交周振强。周复信叫我暂时负责，继续清查迫害学生的情况。第二天派了一排人来，逮捕了吴文义、朱定球。同时，第三总队逮捕了张少泉、杨天威、陈昆等七人，押送重庆。
学生第五总队受到牵连的学生，共有一百二十多名，分两批由学生第二总队（原来学生毕了业的）派人接走，变换了环境。我当时分别询问各中队长：“你中队死了几个学生？”他们回答我没有死人。第八中队长朱定球说只有李某一个人。我查总队部学生总名册，上面注有“潜逃”并注有月日字样的有三十多人。我找学生个别谈话，他们都回答不清楚，而且都怕跟我谈话。我的亲外甥王有道在一大队第四中队受训，听说我从重庆回来了，都不敢来看我。我当时准备一个中队一个中队点名清查人数，因处理过急，受到所有十期毕业的队长抵制，他们反向我要吴文义、朱定球。我把以上情况写信报告周振强。周在那几天又收到三十三补充兵训练处王公亮的电报，说我发表为第三团团长，催我去到差。周振强派团部军事总教官刘子淑来接任总队长。我把情况详细给他介绍后，又到綦江战干团部，向周振强报告了我十多天的调查情况，并向他建议，请刘子淑根据总队部的学生总名册，一个队一个队点名，清查迫害致死学生的情况。我于1940年6月中旬到广西全县三十三补充兵训练处第三团做团长去了。
过后听说，张治中任军委会政治部部长了，限战干团3个月内结束。逮捕的七个人，送重庆后不久，被陈诚都释放了，并升了他们的官。
1940年底，我在广西全县接到五总队干部的来信，说周振强最后调查的结果，是被迫害致死的学生一百多人，受到迫害的学生四百多人。
（索本勤）
五、桂永清制造綦江战干团惨案真相
复兴社的“十三太保”之一桂永清绝对服从蒋介石，叫走东不敢走西，叫坐下不敢站起，是唯蒋介石之命是听的人物。他一手制造了綦江战干团惨案，现将我所知道的此案经过简述一下：
抗日初期，国民党在湖南沅陵办了一个“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由陈诚挂名负责，桂水清负实际责任。战干团迁到綦江后，正是该团第三期，也是抗日高潮的阶段，由该团学员发起组织了一个“忠诚剧团”，是经桂永清批准了的；并作为战干团的正式机构，委派第一期学员熊寿农任总干事，比较著名的演员有一期学员李英、三期学员郭灿。该剧团在重庆上演《李秀成之死》一剧，曾轰动山城，连续上演六十余场。这个剧的内容影射了蒋介石集团的黑暗腐败，使国民党统治集团大为恼火，桂永清受蒋介石、陈诚之命，布置了对该团成员的一次大屠杀，桂永清将剧团解散，除主要演员李英等人惨遭杀害外，与剧团有牵连的进步学员四十余人亦被杀害在李子园。
惨案前，桂永清密令在三总队九大队十二中队逮走学员七十余人进行坑杀，余下的全部被监视。被捕的人以湖南、云南、四川籍人较多，对川湘籍的人扣“共产党”帽子；云南籍的扣“龙云派的探子”帽子。
惨案将发生时，学员李洪写了一篇《大地怒吼了》，发表在《力行月刊》上，有人抄来报告桂永清，说是生活书店的笔法和调子，桂就下令把李洪活埋了。
惨案发生时，有两个受机枪扫射侥幸未死的轻伤者在夜间逃脱，逃到重庆向《新华日报》社揭露惨案真相。《新华日报》立即组织调查团到綦江调查采访，把惨案公开报道出来。恼羞成怒的蒋介石变本加厉地更派来一个军事法庭，传讯了很多学员，并援引《处理异党办法》，把二百余名学员组成一个直属大队，在綦江三角镇施以精神和肉体折磨，反抗的即遭到杀害。
事后桂永清亲自主持，对三总队进行清洗改组，以三总队总队长任直属大队长，原大队长任中队长，原中队长任区队长，原区队长任分队长。说是该总队出了共产党地下人员，故对干部给予降职处分。在集中营里经常派托派分子叶青（真名任卓宣，四川南充人，中共叛徒）和杨周熙来作“精神讲话”，一直到1941年才把集中营结束。
事后，蒋介石对制造綦江惨案的主凶肖劲、杨天成等人员论功行赏，张少泉由康泽接到合川特训班当大队长，肖劲由汤恩伯接去任要职，升任青年军二〇六师师长。
（郑蕴侠）
注释
[1]根据有关资料，桂永清于1930年赴德国留学，入步兵学校学习四年，1934年回国。南京保卫战之后桂永清转战河南，曾任四十六师师长及二十七军军长，军衔为中将。
[2]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原战干一团代理教育长周振强附注：陈诚没有来参加开学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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