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所知道的顾祝同发家史
自1925年12月起一直到1949年底，我长期与顾祝同接近，知道顾的一些为人处世的情况，兹就所知写出来供参考。
顾祝同字墨三，江苏涟水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毕业。1924年孙中山先生创办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时，他由粤军调黄埔军校当战术教官。不久，军校成立教导团，顾被调充教导第二团当营长，后调为中校团附。1925年冬第二次东征后，粤军第六旅谭曙卿部扩编为第三师，顾调任第三师参谋长，其弟顾希平亦随往第三师任团参谋长（这时我由黄埔第三期提前毕业，分派到第三师工作，开始与顾发生关系）。不久，第三师副师长沈应时病故，蒋介石即以顾升任第三师副师长。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时，第三师属何应钦东路军的战斗序列，从广东东江进入福建进攻周荫人部。到达福州后，谭曙卿升新编第一军军长，顾升任第三师师长。
北伐军占领南京后，东路军进驻沪宁路，第三师驻常州一带。1927年8月，孙传芳由江北反攻南京，第三师参加了当时战斗最激烈的龙潭战役，牺牲很大，但终于挽回了局势。当时国民党发生内讧，蒋介石第一次下野，由何应钦、李宗仁、白崇禧三总指挥维持南京政局。蒋介石在下野以前，将他的基本部队进行改组，以黄埔军校学生和教导团为基础的部队改编为第一、第九两个军，刘峙任第一军军长，顾祝同任第九军军长，均属何应钦的第一路军指挥。第九军辖涂思宗的第三师（原顾祝同当师长）、黄国梁的第十四师（原教导团扩编而成）和陈诚的第二十一师（原系补充师，严重当师长，后被陈诚排挤走了；陈当师长不久，因受黄埔学生反对而去职，由陈继承继任师长）。第九军各师的团长是黄杰、楼景月、王敬久、孙常钧、李树森、赵国聪、王劲修、柏天民、黄维等，都是黄埔一期的同学；副团长、营长都是第一、二、三期的同学；连排长都是三、四、五期的同学（我当时任军部特务营营长）。人们称这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也是当时何应钦所指挥的战斗力最强的一支部队，从此也就形成了后来所谓“何应钦派”。蒋介石与何应钦之间的互相猜疑，也是从此起始的。蒋介石后来不遗余力地培养陈诚的势力，以与何应钦互相牵制，直到蒋介石反动统治在大陆瓦解时，他们还在互相激烈倾轧。
1928年渡江后的北伐进军中，何应钦所指挥的部队很多。当时何应钦认为顾祝同比刘峙能干，而且稳当些，所以有意培植顾祝同，想把第一、第九两军统归顾祝同指挥。在这个命令未下达前，在临淮关开始与孙传芳部接触，第九军担任津浦铁路左翼的攻击，第一军担任铁路正面的攻击。攻占临淮关后，因敌我双方情况不明，一时指挥混乱，部队奉命都向后撤退。刘峙的第二师（刘兼师长，徐庭瑶任副师长）在临淮关向北警戒，没有奉到退却命令，也没有与其他退却部队取得联系，还继续向蚌埠前进，在长淮卫与敌军遭遇，很顺利地击溃了敌人，进而占领了蚌埠。第九军得到这一情况后才从红心铺前进，已落后了一天的时间。第九军官兵在退却时，认为现在临淮关打了胜仗，为什么还要退却，都感到不解。第二十一师师长陈继承打电话问顾祝同，顾在电话中对陈继承说：“我们遵照命令行事，恐怕是南京发生了什么事故也说不定。”后来才弄清楚，原来是情况不明、指挥紊乱所造成的。在顾祝同来说，指挥三个师作战乃是第一次，心里毫无把握，再加联络不紧密，怕自己部队过于突出而吃亏，所以一听说撤退，就不加考虑，哗啦一下就跑开了。
部队到达蚌埠后，何应钦在总理纪念周上说：“第二师副师长徐庭瑶作战勇敢，这次能独力挽回战局，论功应升为第二师师长。”对顾祝同虽未追究，但把他以前对刘、顾二人的看法改变了，认为刘峙还是沉着些，是个“福将”。因而从这时起，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顾祝同老归刘峙指挥，升官也总是落在刘峙的后面。所谓“何应钦派”下的主角刘、顾之间，由此也有了矛盾。彼此暗地互相拉干部，各树自己的势力，彼此互相攻击。
北伐军到了济南之后，为日本帝国主义所阻挠，发生了济南惨案。蒋介石为了保存自己的力量，只调派一些杂牌队伍绕道继续北伐，把第一、第九两军调回徐州、蚌埠地区整训，旋把军的番号取消，改以师为单位。第九军改编为陆军第二师，仍以顾祝同为师长，李明扬为副师长，赵启騄为参谋长，辖第四、第五、第六三个旅，以黄国梁、涂思宗、赵锦雯分任旅长，楼景月、黄杰、王敬久、郑洞国、柏天民、冯剑飞等分任团长。部队的人事、经济大权实际由蒋介石亲自掌握，师长不能过问。
1928年冬第二师在蚌埠整训时，曾经有过一次戏剧性的军事演习。先是蒋介石看到黄国梁、涂思宗两个旅长不是黄埔学生，有意要把黄埔第一期学生提升起来当旅长，又碍于黄、徐两人在这个部队里历史久，是作战有功的上级军官，没有理由把他们换下来，于是蒋介石想了一个主意，命第二师在蚌埠附近举行一次战斗演习——旅对抗（这时第六旅归第三师建制），第四旅由临淮关向蚌埠攻击，第五旅防御蚌埠，蒋特由南京赶来亲自充当裁判官。在那天拂晓攻击时，满天大雾，快接触时双方忽然发生实弹射击。蒋介石在蚌埠南边高地上，有实弹从他附近飞过，幸未伤人。他马上下令停止演习，集合连长以上军官讲话，要查出放实弹的官兵，否则先把两个旅长扣留查办。大家看到这么严重，谁也不敢承认自己放了枪。结果，过了几天，黄、涂两个旅长同时免职，送陆军大学受训，楼景月、黄杰同时升任了旅长。涂思宗离开部队时对人说：“这是总司令不要我同黄国梁干，演习出事故只是一个借口。不把我们撵走，楼景月、黄杰怎么能升旅长呢？师长（指顾祝同）是知道的，他只要能保持他的职位比我们多一个时期就很好了。”
蒋介石对第二师的人事就是这样挖尽心思去“整理”的。他对第一、第三、第九、第十一等师，也同样是想尽方法把非黄埔出身的高级军官排挤走，以黄埔学生升起来，作为他的忠实走狗。因而在1929年到1933年间，蒋介石接连打垮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唐生智、石友三、陈铭枢等人，使用了许多分化敌方内部的工作，而蒋介石自己的部队始终能确实控制得住，黄埔学生也肯为蒋卖力，替蒋打了不少硬仗，这不能不说是蒋介石得以成功的原因。由于战事接连不断地胜利，顾祝同也就在这些战争中逐步升了官。
1929年春天，蒋介石下令西征，与以李宗仁为首的桂系作战。顾祝同率第二师由蚌埠出发，沿皖西、鄂东向武汉前进，在太湖、潜山一带停了一个时期。当时顾祝同认为这次战事没有把握，对敌人方面白崇禧的声望有点害怕。对他左右亲信的人说：“我们要兢兢业业，白崇禧是不好对付的。”他这次的指挥部署比过去作战小心谨慎得多。直至部队到达湖北新洲、黄陂间，听说桂系将领李明瑞、杨腾辉给蒋介石买通投降了，胡宗铎、陶钧率部向沙市、宜昌撤逃，蒋介石坐兵舰先到了汉口，第二师未放一枪就开到了武汉，他才放心。
顾祝同到达武汉后，接替鲁涤平充当了武汉卫戍司令。这时刘峙升任第一军军长，又担任武汉绥靖主任，第二师归刘指挥，顾与刘原先就有些意见，这一来就更加深了。第二师除作战命令不能不听第一军的之外，其他事情刘峙不敢过问，顾平时也没有把刘当长官看待。这年冬天，第二师调离武汉，参加“讨伐”唐生智、石友三之役，这才与第一军脱离了建制关系，但顾与刘峙的矛盾还存在着。1930年讨冯阎战争时，顾祝同的第二师担任主攻部队，在归德、兰封地区作战最久，牺牲最大。战事结束后，顾祝同升任了第一军军长，旋又升任第十六路总指挥。
第二师是顾祝同起家的资本，他虽然升了军长、总指挥，但并没有交出第二师师长职务，顾对所指挥的其他部队也很少能过问。他先后在第二师师长任内近三年的时间，还能取得官兵对他的信任。他有一套笼络官兵的方法，平时不严格要求纪律，不禁官兵嫖赌，只要求能冲锋不怕死就行。对营长以上的军官，每月在师部借召集会议为名，请大家吃一顿丰盛的饭。对团长以上军官每月有补助费，多少不等。对营长级的军官，虽没有明的补助，但每人每月可透支一百元左右。连长们每月吃几个空额是从来不追究的，而且成了公开的秘密。军官如有犯纪律的，顾总是告诉军法处从轻处理。被撤职的军官，离开一个短时期，回去找工作还是照常任用。对作战阵亡的或受伤的军官，都有比规定多一些的安家抚恤资。年纪老了不能再当兵的老行伍，或安置于所办的农场，或给资本使经营小商业。还办有子弟学校，帮助退伍的官长子女上学。退伍的官兵再去找他，也从不让你空手而归。总之，处处对部下示以宽厚。
我当营长时，连长李志超（四期同学）统驭无方，一个晚上跑掉了两个排的人枪。我把李扣押，亲自带着李去见顾祝同。顾责问李当时到哪里去了，李说是赌钱去了。我以为顾必予李以重惩，而顾只问李干连长多久了，平时打仗怎样。其时旅长黄杰亦在座，说：“李连长干了三年多连长了，打仗很行。”顾马上说：“回去！”我以为只是要我回去，乃问李连长交给谁，顾又说：“回去！”我再问李连长是不是回连上去，顾说：“不回连上去怎么办！”我准备走时顾又说：“到军械处去领两排人的枪，自己把兵补充起来，赶快训练好。”蒋介石军中有连坐法，顾也从来没有执行过。
顾祝同从当师长起就以赵启騄当参谋长，赵系顾的儿女亲家（顾出身贫苦，早年由赵家帮助读书），大小事都由赵当家，一切事情总以赵作恶人，顾自己做好人。顾亲笔批发的钱，如果赵不同意是拿不到的。赵抽鸦片烟，后来随同顾祝同在江苏省政府任民政厅厅长，因贪污太甚，把顾祝同的主席也摘掉了，但顾仍重用不疑。黄埔三期同学何大熙在北平当旅长时弄了一车皮枪弹到汉口去卖，被师长黄杰知道了，报告蒋介石要杀何大熙。顾马上到蒋那里去保何，说何不是想卖，是运后方保存。蒋马上找何到抚州，问是否卖枪。何说：“瞒着师长运到后方去，当然卖的成分多，是违法。但是黄师长带头违法，在北平收到大量的抗日慰问金，全部贪污了，以十五万元送一个燕大的女学生留学美国。”这一来蒋不仅不办何大熙，反把黄杰找来骂了一顿。当时黄杰留有胡子，蒋要黄马上剃了，要黄留着脑袋吃饭。事后黄杰见到顾祝同表示恨何大熙，顾说，大家都有问题，还是不要再搞了。当时大家讲笑说：“黄胡子没有撤掉何大熙，反把胡子撤掉了。”
顾祝同的同乡、同宗观念很浓厚。他对王敬久、王仲廉、冷欣、张世希、韩德勤、卢旭、方先觉、佘善念、茅逎功这些他的同乡提拔得最尽力。顾的子弟辈如顾希平、顾锡九、顾心衡、顾新葆、顾祝君等也都是他培养出来的。凡是江苏人特别是涟水人，他都特别亲密。可是如有人说他讲同乡观念，他却非常恼火。
1930年在“讨逆”军事告一结束时，顾祝同的第一军军长交陈继承继任，第二师师长交汤恩伯继任，顾调充警卫军军长。这个部队更是蒋介石的骄子，装备训练全是德国式的，每个团都有德国顾问，在南京还新盖了许多营房。蒋介石经常到这个部队去看操，看野外演习，隔不久就亲自校阅点验一次，弄得军长成为一个虚有其位者而已。顾祝同当警卫军长不多久，就调任江苏省政府主席，他一上任就弄得一塌糊涂，由民政厅厅长赵启騄经手，公开卖县长、公安局长，以地方的好坏定价格，在上海租界交款。
1933年冬天，顾祝同的江苏主席垮台了。有人说：“他只能带兵打仗，搞政治是外行，给他当省主席，这是委员长对他的安排，否则将来履历上不好看。”这倒是实在话。顾看到刘峙当上河南省主席，他就心里酸溜溜的，如果不给他当一下省主席过过瘾，他是不愉快的。在他的江苏省主席将近交代时，蒋介石就发表他为“湘鄂赣粤闽五省剿匪军北路军总司令”，总司令部驻在抚州，同时蒋介石也驻在抚州，军事上的一切部署都是蒋介石直接掌握。尤其是北路的部队，以陈诚的第十八军为主力，遇事陈诚直接向蒋请示，很少关照顾祝同，北路总司令部形同虚设。顾祝同闲得没事情干，就同高级幕僚打牌聊天。大家都替他这个空头总司令难过，但他从没有流露不满的情绪。
红军离开江西根据地北上后，江西的反共部队也跟着红军开往湖南、贵州。这时蒋介石发表顾祝同为江西绥靖主任。当时熊式辉任江西省主席，顾熊之间矛盾重重。熊式辉在蒋介石面前是红人，对江西军政大权都想一手揽着，尤其怕顾干预江西省政，动摇熊的地位。顾则不愿一切事宜听熊的摆布。熊经常到蒋面前去说顾的坏话，以致顾在江西无法立足，只好表示消极，跑到上海去住。为此蒋介石找顾到南京，问顾为什么不能干，顾只说熊逼人太甚。不久蒋将顾祝同调到贵州去当绥靖主任。贵州本来是个很贫瘠的地方，蒋介石的势力还是开始伸入到那里，情况复杂，很难应付。好在顾与何应钦、谷正伦兄弟的关系不坏，总算勉强维持了一个时期。
抗战时期，顾祝同先任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冯玉祥以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身份兼任三战区长官），实际上这一个战区就是由他负责。南京失守后，第三战区辖江苏、浙江、福建和皖南。冯辞去长官职后，即由顾升任长官。长官部驻在江西铅山、上饶，所指挥的部队有四川的唐式遵部，湖南的刘建绪部，东北军刘多荃部，以及上官云相部。这些部队大半是杂牌队伍，真正中央军部队在三战区的不多。三战区副长官有上官云相、黄绍竑、唐式遵、刘建绪、韩德勤等，长官部参谋长为黄百韬，政治部主任为邓文仪。这些人当中，韩德勤与顾是同乡，上官云相与他在保定是同期同学，其他的人过去与顾很少有什么关系。但顾在八年抗战中与他们拉拢得很好，见面时这些人都以“墨公”称顾。一般人说顾有驭将之才，其实顾在三战区所以能撑持几年，能够在统驭上不发生纠纷，原因不在于有才无才，而在于“有财无财”。
三战区在抗战八年中，除在常山、金华几次战役与日军有过接触外，其所辖地区和部队几乎没有与日军有任何战斗。这并不是因为这些杂牌部队肯卖力替顾祝同守住了江山，而是蒋介石整个投降政策的结果。当时三战区的情况是，部队并不是很精锐，更谈不上有决心抵抗日军进攻，在态势上也处于日军三面包围之中，地形上又无险可守。顾祝同能够住在上饶不动，其中与日军有哪些勾结，外人虽然不得而知，但日军经常用经济方式有意识地腐蚀中国军队，却是大家很明显地体会到了的。当时日军在浙江、福建、江西、皖南开放了许多走私的口子，让防守部队去大搞走私生意，而且这种走私可以说是公开进行的。驻军在自己防守区内开一条走私路线，不仅正式抽税，而且亲自做生意，走私的范围是一级大一级。各个集团军总司令部都设有前进指挥所，表面上是指挥作战，实际是指挥走私。因此这些部队，上上下下都有钱，各级指挥人员都与汉奸有经济上的联系，哪能谈得上抗日的战斗气氛呢？当时重庆方面对三战区这种走私情况曾有许多指摘，但顾祝同认为不如此不能巩固军心。
顾这样纵容部下走私，当然好处也是少不了有他自己一份的，而且顾本人就是亲自参加走私的大头。驻上饶的军政部军需局局长佘善念就是经手替顾搞走私的人。佘过去老当顾的军需处长，在上饶的几年利用军需局大量的经费，在沦陷区购买物资，利用长官部直辖的几个别动队，武装护送。别动队本来是军统特务武装，这样一来更便于彼此互相利用。所以在这一段时期顾祝同与戴笠的关系很好，小特务们从来不敢在三战区捣乱。那时我担任军政部驻上饶的点验组主任，前方的部队长回到上饶，总是用汽车装满各色礼物，分作三份，分别送给军政部驻上饶的三个机构（军需局、会计处、点验组）。
顾祝同最善于揣度蒋介石的心理，平时学着蒋介石那种装模作样的一套假面具，连钱大钧都说顾祝同有“道学”，“令人敬佩”。顾一生对蒋表示服从，调他的工作从不还价，所以在国民党中顾以“服从心好”著称。连何应钦都说：“顾墨三百依百从。”这是他始终得蒋信任，保持高位的主因。
顾在蒋介石集团中虽属何应钦派，但在一些关键问题上能够妥为应付蒋何的矛盾。西安事变时，他与刘峙同时发表为总指挥向西安进军。刘峙表现得很积极，顾则并不是那么起劲。
刘对宋子文兄妹的意见置之不理，顾则满口赞许。因此在西安事变后，顾在蒋介石心目中更觉得可靠些，从此他的地位就超出刘峙了。
何应钦派对陈诚是仇视的，1944年陈诚接任了何应钦的军政部部长，有许多人不服气，认为陈诚的资格浅，不负众望，应由顾祝同来接任。（原来军政部部长一职要换人已酝酿了一年多，听说蒋介石先想在张治中、顾祝同两人中择一来充任，后来张、顾两人都落了空，发表陈诚为军政部部长。）当时在三战区也有许多人替顾抱不平。而顾对此事很坦然，对一二期同学说话时，总是说：“我早已向蒋委员长表示过，军政部部长只有陈辞修能干。”
顾知道在蒋介石下面不能有自己的小组织，所以他一生既不抓部队，也不成立小派系。他平时常对部下训示说：“我们是军人，不必要参加复兴社，不要把自己搞复杂了，只要一心一意学打仗。”抗战时期，邓文仪建议顾祝同仿陈诚组织干城社的做法，由顾领导组织一个什么团体与陈诚对抗。邓为此事先与在上饶的黄埔同学开过好几次会，一切都有了安排，大家推邓正式向顾去谈，以为顾是会同意的。但顾对邓说：“陈诚搞小组织我很不同意，何部长也不同意，但是委员长很支持。不过我们自己不能搞，搞了委员长一定不答应的，我一生的态度是委员长要我干一天就干一天，不要我干就不干。你们千万不要有这样糊涂的想法。你们如果这样搞，就不是爱我反而害我了。”
抗战胜利后，接收京沪的部队都是由大后方空运去的，汤恩伯、王耀武、张发奎等都大发其接收财。三战区的部队近在咫尺，竟不能越雷池一步，眼看着人家发财。一些军师长都很气愤，纷纷向顾发牢骚，要顾电蒋介石质问。顾毫不为所动，反而训示他们要好好约束下面，不许发气乱说。
解放战争时期，顾想在山东战场搞一个特别师，高度的机械化。顾把这个意见正式向蒋提出，得到当时国防部许多陆大学生的赞许，而蒋介石不同意，顾也就不坚持己见。顾体察到许多黄埔学生是替蒋介石监视下面的，所以从来不得罪他们，经常用金钱买他们的好感。驻上饶的一些蒋的亲近人物，顾对他们都有津贴，像邓文仪的政治部的经费，总是提前发一个月，并月给邓特别费二万元。军政部驻上饶的三个机构，都派有长官部的小汽车若干部供他们使用。曹浩森当江西主席，顾对曹很尊敬。黄绍竑当浙江主席，浙江的事顾绝不过问。但对福建的刘建绪就抓得紧一些，福建的师管区司令人选，一定得由顾指派。当时于学忠任苏鲁战区长官，归顾指挥，实际上只有电台的联络，顾绝不干涉于学忠的事。
在反共方面，顾完全秉承蒋介石意旨行事。顾与新四军军长叶挺将军是同期同学，私交很好。起初蒋介石指使顾祝同尽力拉拢叶将军，希望叶脱离共产党的领导。经过一年多的拉拢，叶将军没有理顾祝同那一套。蒋介石又指使顾祝同设法软禁叶将军，叶将军也不上他这个当。于是重庆指示顾安排武力解决新四军，顾就毫不顾及自己与叶将军的私交，反而利用私交麻痹叶将军，乃有皖南事变之发生。顾也就因此更加博得了蒋介石的信任。
（方暾）
附：对《我所知道的顾祝同发家史》的订正
《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辑所载方暾先生一文，说顾出身贫苦，与事实不符。我与顾祝同是亲戚，又是小同乡，兹订正如下。
顾祝同是江苏省涟水县细湖镇西北七里顾家大庄人，地主家庭出身。他父亲顾芝田、叔父顾龙田、小叔顾在田，兄弟三人均系地主；芝田、龙田还是恶霸地主。芝田为人吝啬，要钱不顾一切。龙田是一个秀才，更是一个刀笔吏。顾祝同从小受他叔父顾龙田（顾希平之父）的教养，到离乡四十公里的涟水县城读小学七年。顾在小学毕业后，得其姑父陈同寿和顾龙田的鼓励，进入南京陆军预备学校，毕业后考入保定军官学校第六期。
1924年，顾祝同任粤军许崇智部副官长，当时蒋介石在许部任参谋长。因此，顾与蒋介石早就熟识。后来蒋介石任黄埔军校校长时，顾由蒋调任军事教官。顾在工作中，一贯执行蒋介石的卖国反共政策，从而得蒋的信任。
顾祝同任国民党政府江苏省主席时，其姑父陈同寿当上了涟水县长。其父芝田与叔父龙田同陈同寿勾结，包揽诉讼，生杀予夺，剥削压迫劳动人民，并将剥削来的民脂民膏，盖了顾家大楼。涟水人民，提起顾祝同他父叔三人，无不切齿痛恨。
（王连庆）
二、蓄谋制造皖南事变的详情细节
顾祝同等早已蓄谋制造反共的“皖南事变”。一方面，他们虚伪地对外表示“用人格担保”，“保证尽力掩护新四军北撤”。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在“掩护北撤”的美名下，早已调兵遣将，重重包围，并且有计划地制造和散播新四军将要“南窜”、实行“三山计划”的谣言，以欺骗蒋军官兵、推卸事变责任。最后，他们把新四军按照规定路线（先向南经旌德再转东）北撤，说成是“南窜”；把早已蓄谋的围攻说成是“自卫还击”，制造了这一血腥事变。我当时虽也参与戎机，做了帮凶；但经过十多年来党的教育，才认识到这是蒋介石、顾祝同等有计划制造的罪恶阴谋。现将我当时所了解的一些情况记述如下：
调兵唯恐不多、不精
在1940年10月以前，新四军在皖南地区万余人的部队，除了正面抗击芜湖、繁昌一带的日寇以外，三面均已受蒋军共四个师的防范、监视。计右有东北军的一〇八师（师长戎纪五），后有“中央军”的五十二师（师长刘秉哲），左有川军一四四师（师长唐明昭）和一四五师（师长孟浩然）；蒋军兵力已不下四万之众。
该年10月下旬，顾祝同在接到何应钦、白崇禧“皓电”后的第二天，即在长官部例行的汇报会上，指定我拟出调集兵力的计划。当时顾祝同指示说：“新四军要渡过长江，困难不少。我们要抽调必要的兵力，掩护他们通过日占区安全北撤。同时也要考虑到，他们可能不遵守命令，反而向南、向西‘流窜’，我们也需要增强皖南的兵力，做堵击的准备。部队还要选好的才顶用。参谋处应按照我的这个意思，拟出计划送我核定。”
我当时认为：新四军北撤路线，从湖口至南京之间渡江是不可能；以先向南经旌德转向东进，经宁国南侧，广德、郎溪之间，再经金坛、句容之间，从镇江以东渡江为最适宜。“掩护”北撤只要调增一个师，而防堵“流窜”的兵力，至少要调增两个师。当时，三战区的兵力无多，除了可以调用战区控置的川军一四六师（驻赣东乐平）外，只好从浙东抽调七十九师前往。当我将这些意见向顾祝同报告时，顾大体同意，并答应亲自打电话给浙江省主席黄绍竑，同黄商调七十九师。不过，顾又着重指出：“一四六师可以调去，但装备差，怕不顶用，不要放在第一线。你再研究一下，应再增调一个师前去为好。”这时，我想只好打四十师的主意了。该师是由在海州的税警总团改编的，装备较好，配有德造卜福式的山炮。经我提出后，顾祝同立即说：“很好。你就把四十师列入计划，并且要用在第一线。”
于是，根据顾祝同的这些指示，我拟出了一个防堵计划，经顾祝同核定，分别下达。大要如下：
一、新四军北撤路线为：旌德、宁国南侧，广德、郎溪间，金坛、句容间，并从镇江以东渡江。
二、抽调诸暨方面的七十九师开往皖南太平附近，由浙东后方抽调一个暂编师前往接防。
三、五十二师和一〇八师应缩短正面，集结兵力，加强机动作战力量。
四、电催四十师兼程西开，预定开旌德、三溪和太平以东的地域，归第三十二集团军指挥。
五、一四六师开皖南的休宁、屯溪间地域控制。
为了调集更多的兵力，后来顾祝同又指示从浙东抽调六十二师开皖南旌德附近，并请调原在第九战区的十九师（师长唐伯寅）开往皖南。后因战斗结束较快，六十二师只开到一个团，十九师只到达鹰潭地区，实际上都未参加作战。
早就设法选派上官云相前往指挥
上官云相的三十二集团军总部，原设在赣东的临川，指挥有刘雨卿的二十九军和刘多荃的四十九军，担任对南昌日寇的防御。在1940年夏二十九军被撤销后不久，顾祝同就指示我说：“赣东只有一个军，上面没有设立集团军总部的必要，应将三十二集团军总部调往皖南。”
当时，按理皖南有一个二十三集团军总部就已尽够了；而赣东接近南昌之敌，赣江两岸又同九战区分界，需要有一个较高级的司令部，以便协同作战。记得我曾签具意见，建议浙东、皖南、赣东各设一个集团军总部坐镇为宜。但顾祝同又以需要加强苏南敌后工作为借口，仍要参谋处按已交代的办理。结果，两个集团军的总部同挤在徽州（后来三十二集团军总部才迁往宁国）。三十二集团军总部在皖南所指挥的，最初也只有一个二十五军。
同时，顾祝同对皖南的川军很不放心。二十三集团军总部的参谋处处长周某，据说是共产党员，被查出后杀害。五十军军长郭勋祺因驻地接邻新四军，同新四军人员有些来往，被调离部队，送往陆大。旋派战区长官部军务处处长吴鹤云为二十三集团军参谋长，派军务处课长卢荣光为五十军参谋长。这些都是1940年夏秋之间所做的人事调配。
诬蔑新四军将要“南窜”，实行“三山计划”
顾祝同在调兵遣将的同时，竭力诬蔑新四军无意北撤，将要“南窜”。从1940年11月以来，战区长官部不断有“情报”说：“新四军北撤是假的，真的是要搞‘三山计划’，即‘南窜’黄山、天目山、四明山，作为根据地。”在长官部汇报时，顾祝同也经常强调这些“情报”，督促有关方面加强防范。除了军事方面按此设想部署以外，行政方面还通报浙江省主席黄绍竑、浙西行署主任贺扬灵、皖南行署主任张宗良等有关地区“严加防范”。
我们当时对于这些“情报”都是深信不疑的。现在看来，顾祝同等反动派故意制造和散播这些谣言，无非是便于在此烟幕之下进行围攻的军事部署，并在打响之后颠倒是非、推卸责任，这实在是一个用心狠毒、极其卑鄙的阴谋。
扣发新四军弹药补给
在此期间，新四军曾两度派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来上饶，要求确定渡江路线并尽快补给粮弹器材，以便早日完成渡江准备。顾祝同曾吩咐我同袁具体商洽。关于北撤的路线和渡江的地段，均经我同袁初步商定（路线如同前述不变）。对于粮弹补给，我曾大体按照袁所提出的数量，签请顾祝同批示。从顾的批语看来，他对粮食器材考虑不多，大体如数批准，独对弹药十分审慎，甚至再三斟酌，每次都续有削减。顾还不止一次地对我和兵站总监缪启贤说：“粮食可以分批拨给，按照批准的数量，在北撤的路线上代屯，器材也可以这样办，弹药则不发。可以告诉他们，为了减轻北撤的负担，待第一批部队越过日军防线后，再将弹药拨交后续部队领去，这样比较稳妥。”我当时也是相信新四军会搞“三山计划”，怕弹药早给、多给，将来“担当不起”，于是总是多方借口，迟迟不发。只是在事变前不久，袁国平第二次来上饶催发时，顾祝同才批给了少量的弹药，这大概一方面由于无可推却，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麻痹新四军吧。
赶修重庆、上饶之间的长途载波电话线
上饶距重庆较远，通话要经过泰和、赣州、衡阳、桂林、贵阳等处接转，不仅声音不清，且易泄密。自1938年成立第三战区和1939年初长官部移驻上饶以来，从不采取改善电讯的措施，只靠电报联络。但从1940年秋起，在长官部每星期二、五两次的汇报会上，每次都增请东南电政特派员赵曾珏列席，并由赵向顾祝同报告重庆至上饶之间的长途载波电话线的备料和施工等情况。每在赵提到材料有困难，施工较慢时，顾祝同催逼很严。记得在事变前的一个多月，曾有两三次声色俱厉地斥责赵：“如果不能按照限期完工通话，要你负责”，甚至说“要杀你的头”。这条电话线总算在1940年12月中旬完工。后来我听顾祝同的随从副官徐延辉说，自电话线修好后，顾多在夜间从家里同蒋介石直接通话。当然，这些都是同他们蓄谋制造这场大屠杀分不开的。
上官云相秘密回上饶和参加徽州军事会议
大约在1940年12月间，上官云相秘密从皖南来到上饶。上官云相自1938年底划归第三战区指挥以来，时常来到上饶，来时多住在长官部副官处处长茅逎功的家里。除了茅家住宅宽敞、饮食讲究之外，更主要的是因为上官云相嗜吸鸦片烟，茅也是瘾者，住在茅家比较方便。上官每来必有宴会打牌、酒食征逐，我也常去参加。独这次上官之来，住在顾祝同家中，并且只住一宿，翌晨即赶返徽州，我和长官部的许多人对他的来去都不知道（我是事后才从长官办公室主任朱华那里得知的）。没有几天，就爆发了“皖南事变”，难道这又是偶然的吗？
到了事变前夕，顾祝同更要上官云相统一指挥包括唐式遵在内的皖南蒋军。约在1940年12月底，顾祝同亲自打电话找我，要我到他办公室去。我到后，见战区参谋长邹文华、江苏省主席王懋功、办公室主任朱华、情报室主任卢旭已先在座。顾祝同说：“对新四军不论‘掩护’北撤，或者防堵‘南窜’，都需要统一的指挥。唐副长官资历较深，早就在皖南指挥；上官副长官资历较浅，又后去皖南。你们看，哪一个统一指挥好？”在座的都是老奸巨猾，不肯发言。我考虑这是参谋处的职责，当即提出：“上官副长官资历虽较浅，但能力较强，指挥原有的五十二师、一〇八师和新增的四十师、七十九师也较适宜，可否委屈一下唐副长官？”在座的也都同意我的意见。最后，顾祝同才说：“我也是这样考虑的。”并嘱我在他的办公室立即草拟调整指挥系统、作战地境的计划，亲自誊正、盖印、加封。文件准备好后，顾祝同又对我说：“我已在电话上告诉过上官副长官，要他明天召集有关的师长以上人员在徽州开会，你带着这个计划去代表我宣布。如果唐副长官方面有什么意见，你们是四川同乡，可设法向他解释解释。我已派了一辆小汽车，你不要带任何人，明晨出发，务必当天赶到。参谋处的人员你也不必告诉他们。”
翌日傍晚，我赶到徽州西边的岩寺（这时三十二集团军总部已推进至宁国以南的万福村，岩寺是三十二兵站分监部）。我先见上官云相，上官对我说：“召集的人员都已到齐，就等你到后开饭，饭后开会。”
到会的人员，除上官云相和我之外，现记得的有：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唐式遵、五十军军长范子英、二十五军军长张文清、五十二师师长刘秉哲、四十师师长方日英、七十九师师长段霖茂、一四六师师长戴传薪、上官云相的参谋长陈以忠和三十二兵站分监李锡庆、二十三兵站分监郭叔皋等人。一〇八师师长式纪五因在宁国前线，一四四师师长唐明昭因在南陵前线，新七师和川军二十一军因关系不大且路途过远，均未邀出席。
当晚八时左右，由上官云相主持开会。他首先说：“新四军北撤的可能较小，‘南窜’的可能较大，会议是奉顾长官的指示召开的，现由岳处长传达顾长官的指示。”我在传达中说：“顾长官有指示，新四军如果北撤，我们要‘掩护’好；如果‘南窜’，我们务要堵止住。无论如何，皖南必须统一指挥。唐副长官担负的正面已宽，责任已经很重；所以，这次打算暂由上官副长官负责统一指挥。”接着，我宣布了长官部调整指挥的计划。我虽假意征求唐式遵、范子英等人的意见，大家当然都唯唯诺诺，未表示什么不同的意见。不久，会议即告结束，各部队长当晚或翌晨均分别返防。上官云相当时对四十师、五十二师、七十九师的部队长均另“面授机宜”，我没有参加，也不了解内情。
打响以后
1941年1月6日拂晓，我尚未起床，忽接顾祝同亲自打来的电话说：“接到上官副长官的电话，昨日新四军向南移动，不听制止，半小时前竟向我前线部队开火，他们为了‘自卫’，已经‘还击’，四十师方面打得比较厉害。我已命令上官副长官转令前线部队，务必要把新四军堵住。你赶快拟一个‘自卫还击’的命令给上官总部，并转报军委会。”
这次事变，由上官云相全权负责指挥，是卖尽了力气的，战区只派一联络参谋及时报告情况。事后闻其总部人员谈到，在战斗最紧张的7、8、9、10等日，上官在宁国南边的万福村，夜以继日都躺在鸦片灯旁边，床边安放电话，靠鸦片烟提神，精心策划这场血腥的大屠杀。
战斗经历一个星期，至13日基本结束。后来，在“经验”总结中，除了吹嘘、表功之外，有下列一些情况亦可供研究当时新四军不幸遭遇的参考：
一、新四军主力突围的方向，正对着最强的四十师。在皖南蒋军七个师中，四十师装备最精，战斗力最强，并配有德造卜福式山炮，占有险要隘口。因而，新四军几天反复冲击，甚至一天冲锋七八次，据说项英副军长还亲率教导团冲锋，均未能突破，还遭受很大的伤亡，使战斗力大受影响。
二、新四军分散突围的时机过迟。可能是在主力突围受挫之后，才决定分散突围的。这时，战斗力已大为削弱，包围圈又已压缩得很小，火力可以交互穿射，突围当然很困难了。
三、天时不利。在战斗期间，大雨小雨几未停过，地形又是山势陡、坑谷多、道路少、隘路多，到处山洪暴发，隘路、坑谷成河，使机动大受限制。同时，正值月令下旬，天黑无月，真是伸手不见五指，新四军所擅长的夜间行动也无从发挥。
四、由于顾祝同扣发粮弹，战至最后已是粮尽弹绝。
（岳星明）
三、以“抗日”当幌子胡作非为
霸占美素娟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蒋介石被迫抗日，将全国划分为九个战区。其中的第三战区包括了苏、浙、闽、皖、赣诸省，是东南最富庶的地带。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所属的部队多是从上海和沪宁沿线溃退下来的残兵败将，配备在这个战区内的先后还有李觉、刘建绪、王敬久、陶广、唐式遵等几个集团军和一个兵站总监部。战区司令部初期设于屯溪，顾祝同即驻于此。
屯溪原是安徽省休宁县所属的一个镇。市面是由一条东西长一里许的大街和一条河街组成。每年在新茶上市季节，徽州一带出产的红绿茶叶，都集中于屯溪，茶商云集，交易畅旺，市面形成一年一度周期性的活跃，及至茶市一过便又萧条下来。徽州人善于经营商业，甚为殷实，到处建有深宅大院，祠堂的结构也颇为高敞，刻“知不足斋丛书”的鲍氏祠堂尤为有名，陶广的集团军总司令部设于其内。
第三战区司令部和兵站总监部两个组织庞大的战时机构设于屯溪，带来了大批的办公人员，又多携家带眷，为了不被敌机发现，便分散地住在距街头几里内外的村落里。顾祝同住在深竹（村名），兵站部住在荷花池（村名），都是较大的村落和高大的房舍。
屯溪四周多山，虽然蜿蜒如带的新安江支流在其南，但究因水浅，仅在雨季舟楫才能畅通；虽然筑有公路，近与徽州相衔接，还可与江西的景德镇相呼应，但除往来的军事以外，一般的运输还很迟钝。很显然，屯溪尚保持着山区的特色和农村生活朴素的风格。镇上设备方面，有小型电灯厂，夜间用电灯照明。大街东首的黄山旅舍有卫生设备，两只洋瓷澡盆，可供旅客沐浴。溪边公园占地十余亩，苑亭石磴，古木疏林，别饶奇趣。所以屯溪虽然是个山区的集镇，却含有城市的萌芽。尽管如此，在城市尤其是在上海和南京等处享受惯了的人们，乍到此地，处处感到很不方便。有人利用游资，和杭州天香楼逃难来的人，合伙开了个大中华菜馆。新的理发馆和浴室也次第出现。商店的明窗之下陈列着棉织品、交通器材以及精致的日用品等，都是前所未见。当时街市上大闹房荒，在公路车站的两旁，增建了许多房屋，市面大大地向东拓展。最后上海旅行社也新建了有礼堂、客厅的旅舍，更给屯溪涂上了一层城市的色彩。从此屯溪就涌现出战时的表面繁荣，获得了“小上海”的称号。
娱乐方面，国民大戏院班主从上海把美素娟邀来。她本姓石，不过是个普通的女京剧演员，在上海并没有什么名气，到了屯溪，居然一唱就红。自她5月初登台唱《凤还巢》那晚起，直至8月中旬唱完《贺后骂殿》临别纪念戏为止，看客常满，以长官部和兵站部两处人员为最多。没有几天，戏院门口停有几辆崭新的汽车，池座中出现几个怪模怪样的看客，有认识的暗中指点说，那个年老的是长官部参谋长邹文华，那留有短发的是长官部办公厅主任朱华。再过几天，戏院门口又高挂起“堂会”的木牌，使得从老远跑来的看客们败兴而回。到最后，演堂会戏越来越多，在圈内出演越来越减少。这就引起了许多人的怀疑，难道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尚有闲情逸致的人接二连三地看堂会戏吗？经过几番打听，才知道爱听堂会戏的不是别人，正是顾祝同。于是有人写了副对联，送给美素娟。联语是：
美盼倾城传绚素，娇喉当世数婵娟。
这副对联嵌有美素娟名字，高悬舞台之上。但是在“倾城”的里面，却隐藏一个“顾”字，所谓“一顾倾城”，对顾祝同来说是怎样的讽刺和嘲笑呢？
美素娟在屯溪出演三个月，合同期满，唱完三天义务戏，即要和屯溪告别，回上海去。就在这几天内，当地的《徽州日报》，刊登了如下一篇启事：
娟粗解音律，略识宫商，当闺中学绣之年，作掌上回风之舞。频年混迹沪上，浪得虚名；此番漫游屯溪，藉献薄技。乃蒙邦人君子、仕女名卿，以谢傅之风流，作周郎之顾误；既高车之枉驾，复钜制之频颁。顿使下里巴人之音，谬获白雪阳春之誉。方期别谱新声，用酬雅意，讵料知还倦鸟，陡感秋风。征车载道，卜自今朝，报李投桃，期诸来日。匆匆行色，不及遍辞，倦倦离怀，统此鸣谢。
美索娟倚装拜启
启事初用小五号字登出，这两天又改登醒目的三号字。这就引起阅者尤其是戏迷们的注意，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不久，就由戏圈中透露了一个消息，说这篇启事顾祝同看了曾亲自问过美素娟是谁作的。美素娟不好说出作者姓名，恐怕招惹一场是非，就随机应变说：“未来屯溪之前，在上海老早预备好的，我们唱戏的人，不都有这一套吗？”顾祝同还打了个哈哈说：“我以为你身旁还带着个随从秘书呢！”美素娟见顾祝同对于启事深感兴趣，才改用大字登出的。
临别纪念戏唱完，美素娟指日就回上海。兵站总监部总监陈劲节为了巴结顾祝同，特地从兵站搞了一辆大卡车给配角坐并装运服装道具，一辆小包车给美素娟母女坐，从屯溪专程送到温州。美素娟在屯溪所住的宿舍和黄山旅舍近在咫尺，有人特地住在黄山旅舍，以便次晨在她起程时就近送别。第二天早晨，那辆坐配角的大卡车是开出了，而美素娟母女所坐的小包车直到晌午仍不见踪影。大家不解何故，待等半日，怅惘而回。不出两天，屯溪街上纷纷传说，美素娟被顾祝同扣留了。原因是她在屯溪为日过久，对于各方面尤其是长官部的情况十分熟悉，一旦回到上海，难免不泄露于外，为敌人所利用。紧接着又传说，顾祝同霸占美素娟，做了他的“战时夫人”。大家起初还将信将疑，以为顾祝同尚不至卑鄙无耻到这个地步。恰巧美素娟母亲回上海取衣服，途经温州，对熟人说明此事经过详情。原来顾祝同自从第一次看过美素娟所唱的堂会戏以后，就馋涎欲滴，只限于自己地位，难于启口。邹文华、朱华这一伙幕僚们，早已猜透他的心思，于是不管军事会议，或是招待“大后方的贵宾”，总要想尽种种办法，组织堂会戏，好使顾祝同极视听之娱。及至美素娟合同已满，难再挽留，这才以防止泄露消息被敌利用为名，在她临行的前夕，把她扣留起来，威逼利诱，使之就范，用以满足顾祝同的心愿。最滑稽的是由顾的参谋长邹文华出头做媒，说美素娟所过的演戏生活甚是可怜，顾情愿认她做个干女儿，要教她读书，受些良好教育……
自从传说被证实、内幕被揭穿后，舆论大哗，街谈巷议，由近及远，非但传遍了整个第三战区，甚至大后方的重庆也在纷纷议论。蒋介石和宋美龄知道了，大发雷霆，派人到屯溪彻查，对顾祝同大加申斥，还要将美素娟枪毙。其实这都是顾祝同有意放出的谣言，以缓和舆论对他的谴责。正由于有舆论的压力，顾从屯溪迁上饶，又到铅山，他始终让美素娟过着隐蔽的生活，不可公然外出活动。
顾祝同荒淫无耻的生活，影响所及，首先是他的办公厅主任朱华跟样学，讨了上饶一个名叫秋香的土娼。一次，兵站总监部表演京剧，总监缪启贤派几个校官往迎“朱主任太太”，只见士兵们拥簇着从竹桥下来的一个女人，大家就禁不住地笑起来，所谓朱主任太太，正是秋香。这是当时喧腾众口的一个大笑话。
兵站总监陈劲节（缪启贤前任）也结识了屯溪土娼严爱玉（绰号屯溪王），时常便服往游，停眠整宿。严爱玉就打着他的官衔来吓唬别的游客，说“总监在这里呢”。
四川集团军总司令唐式遵被蒋介石收买，来到第三战区，一头钻到黄山的旅行社内，吞云吐雾，过足烟瘾后游山玩水，还常在峭壁之上大书其名。到了1944年冬，他又跑到铅山所属的河口镶牙，住了一个时期，他假借劳军名义，在集团军中组织个京剧团，到处售票出演。在靠近农历年的一个晚上，河口天妃宫门前加添一排荷枪的士兵，一般看客须经过盘查才得进门，只见在池子前方放一条长案，铺着雪白台布，上面摆着极其丰富的高贵茶点，在条桌后面正中坐着顾祝同，左右是刘建绪、黄绍竑，唐式遵末座相陪。这场戏是唐式遵为庆祝顾祝同的生日特地演出的。戏终人散，已近半夜，观众候顾等走后，才得出门。顾祝同等坐的汽车，由于天寒，马达不能发动，临时又拉了观众帮士兵推车，一面又在驱逐围观的人。经过许久，载着这一伙人向铅山驰去。“战士阵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诸如此类，正应了“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两句古语。
火拼陈劲节
抗日战争时期，以战区长官司令部作为最高军事组织，下设八大处，可以指挥被调拨来的几个集团军和一个兵站总监部。从表面上看，战区长官司令部好像大权在握，真能如意指挥似的，其实内部庞杂，门户之见极深，甚至各霸一方，势同水火。因为集团军和兵站部各有其直属长官及后台老板，虽被调到战区，临时受长官部的指挥，并非直接隶属关系。纵然也可以说有双重隶属关系，即各兵站总监部是隶属于该战区长官司令部和后方勤务部，而后方勤务部部长俞飞鹏才是直属长官。众所周知，俞飞鹏是蒋介石的私党，他的一举一动是看蒋介石的眼色行事的。他知道顾祝同是蒋介石的亲近爪牙之一，取得顾祝同的同意，就选派了个号称兵站干员的陈劲节来做第三战区兵站总监部总监。当然，这个所谓干员，并非具有干才的人员，而是以善于逢迎和投机取巧为能事的。如陈劲节特备小包车大卡车送美素娟母女从屯溪回上海的事实，正是迎合了顾祝同的心理。陈劲节到第三战区的初期，对顾祝同是极尽逢迎之能事的，同时顾祝同对之也很敷衍。但这种局面是不能保持长久的，一遇到与个人利害相冲突时，双方的凶恶面目便完全暴露出来，你抢我夺，大肆争吵，都想把对方吞噬下去而后快。这其间就谈不到什么长官和隶属了。
兵站总监部是担任后方勤务工作的，如给养的供给、弹药的补充、交通运输的配备以及伤病官兵的救护医疗等，均须与在所谓前方的集团军密切联系和紧密配合，才能呼应灵活，有助于战事的进展。一个兵站总监部设有参谋、副官、军械、交通、经理、卫生等六处。于要冲地点还可相应地设分监部，其组织的庞大是仅次于长官部，而所掌握的大批军需物资是远远超过长官部的。如第三战区兵站总监部于江西景德镇设第十分监部，于徽州设三十二分监部。其交通处拥有大批卡车，以屯溪为出发点，南可到达广东的韶关，西可通大后方的重庆，打着运输军用品的旗子，却夹带走私的货色，神通广大。随车的押运员不过是中、少尉，可是服装考究，举动阔绰，住房檐下挂满了火腿、鱼干、风鸡、腊肉，都是远道而来的名产。在长官部看来焉有不眼红之理。于是长官部就从商车身上想办法，特印一种行车证，上盖长官部的红色大印，规定其行驶的地区、有效期限，甚至只限于行驶一个单程，非领有长官部这种行车证不准通行。这就等于长官部包揽商亭的运输，抢兵站部的“走私生意”。不久，军统局又在屯溪、上饶、建阳等大的公路站，设车辆调派所，以“军情吃紧，抢运物资”为名，任意扣留来往车辆，强迫把原装货物卸下，改运他们所指定的东西，虽持有长官部的行车证也不例外。在车辆调派所这一伙看来，最有效的通行证就是“钞”，花了足够满足他们要求的钞，车就可以畅行无阻。在车辆调派所检查行车时，如说长官部已经批准行车，车辆被扣留的日期将更长，被调派的途程将更远，这是有意和长官部为难的。甚至在前一站已经买通放行，到下一站依然被扣。陶广那个集团军在徽州设有织绸厂，福建省某企业公司购一批绸子，用公司自己的卡车装运，陶广派副官随车照料。在屯溪车辆调派所，已花足钞，言明包运南平，但经过上饶即被扣留，费尽唇舌，另花些钞，才得通过。军风纪视察团搭车过建阳，车辆调派所未能即时验放，团员将所里人申斥一顿，同车的人引以为快。司机说：“且慢欢喜，苦头就在后面。”果然，下次车过建阳，即被扣留。车辆调派所是特务组织，长官部有所顾忌，不敢招惹。长官部认为兵站总监部是他指挥的下属，容易摆布。何况它们的利害冲突，并不仅限于车辆一项，其千百倍于此者更不知有多少。于是长官部与兵站部也就是顾祝同与陈劲节的矛盾，趋于尖锐化。矛盾的爆发是在从屯溪迁到上饶的时候。
1938年底，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和兵站总监部同时由屯溪迁到上饶，并在上饶设戒严司令部。迁移原因，据说是地点适中，便于全面指挥，其实是距前线更遥远些，较为安全而已。在迁移的途程中，兵站卫生处一辆大卡车于淳安公路上与迎面来的一辆小包车互撞。这段公路建筑在半山腰里，一边是山岩峭壁，一边下临数十丈深的富春江岸。路面过窄，是单行线。两车相撞时，大卡车为了躲避小包车，撞于山石上，车中人受些伤。小包车前部破坏不堪，车中坐着穿丝绒大衣的女人，却安然无恙。这个女人有些诡秘，只说是长官部的，不肯吐露姓名。司机也隐约其辞，说她不是顾长官的家眷，就是亲属，何必细问。当时两下都住在旅馆候救济车来接，这个女人还来看受伤的人。但一到上饶，长官部就把兵站司机硬要过去，判半年徒刑，引起兵站大大的不满，群为司机抱不平。
上饶南面是一条横贯东西的广信江，江北岸是上饶城，江南也叫做水南，南北两岸搭着浮桥（后改建大木桥），以通往来。兵站部就驻在水南街，迁饶不过数日，正在安顿家眷之际，一个深夜突闻打门声甚急，说是查夜的。门被打开后，进来一排执枪的兵士，翻箱倒箧检查多时，呼啸而去。兵站宿舍无一幸免，家家感到不安。陈劲节怒不可遏地说，兵站自成一个系统，由兵站副官处和监护营负责治安保卫工作，用不着戒严司令部来越俎代庖。戒严司令部既由长官部副官处长茅逎功兼任，这个问题的责任应由长官部来负，也可以说是由顾祝同主使的。第二天，陈劲节便向顾祝同汇报此事经过，要求制止对兵站部查夜。陈又命令兵站部监护营全体出动，沿水南一带布防，戒备森严，如临大敌。戒严司令部也不甘示弱，扬言还要进行大规模的检查。双方冲突已成表面化，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当时闹得上饶老百姓莫名其妙，格外恐慌。后来，戒严司令部茅逎功虽向兵站部道歉，解释误会，保证类似事件不再发生，但顾祝同与陈劲节二人之间的裂痕已演变到不可弥缝的地步。唯一原因，陈劲节是广东人，与白崇禧、张发奎之流关系密切，不是顾祝同的一系。长官部与兵站部的门户之见向来很深，摩擦日甚，争权夺利，各不相下。由于兵站部的“好处”特多，更使得长官部急于换个顾祝同的亲信来做兵站总监，才能为所欲为。于是才演出了这一幕火拼的丑剧，给陈劲节一个难堪。陈劲节不久就被调到第六战区兵站总监部（战区司令长官是张发奎），而第三战区兵站总监由顾祝同的爪牙缪启贤来接充，俞飞鹏是不敢不通过的。
缪启贤本姓沈，幼时体弱多病，家人就把他寄养在吴兴一个庙中，做小和尚，并指庙为姓，缪庙同音，从此他就改姓了缪。他原是第三战区兵站总监部第三十二分监，自接充第三战区兵站总监后，事事听从顾祝同的指使，贿赂公行，作风比陈劲节更为恶劣，越发引起人们对兵站部的攻击，因而才有俞飞鹏“视察第三战区兵站业务”之举。
俞飞鹏来上饶视察之前，曾办过一次六十大寿，顾祝同想送他一份称心如意的寿礼，特打电报问他要什么。俞飞鹏自命高雅，复电要一架景德镇的百寿瓷屏。顾祝同特派专人到景德镇定制了四扇五尺高的百寿瓷屏，瓷板的平整，釉色的白净，以及用金水写成一百个结构不同的篆体寿字，样样都精美地道，和“乾隆御窑”不相上下。俞飞鹏看了自然是十分满意的。俞飞鹏不远万里来到上饶“视察业务”，第一件事是传见校级以上的人员。他亲自演练了一套关于传见的仪式：在大厅上，将桌子摆成U字形，他居中高坐，被传见的人员坐于两侧。传见时逐一点名，点到的人应声答“有”，同时离座向俞飞鹏坐处走去，距三尺远近向他一鞠躬，再走近其旁的空椅上，自报简单的履历和所担任的职务。他略问数语，在名册上做一暗记，点首示意，被传见的人即可离座，向他一鞠躬，后退三步，转过身来，走回原位。在这种传见方式下，他要辨别出每个人能力的强弱，加以考评，或升或降。第二天，在操场上，俞召集全体人员训话。他坐着软轿先行，兵站总监缪启贤跟在后面，连走带跑，不住地擦汗。俞飞鹏登上高台，信口开河，要求每个人都要做笔记。忽然他用手指着某人，说其左顾右盼，不用心听讲，让人检查他的笔记并记下名字，以便发落。俞飞鹏素有眼疾，戴着黑色眼镜，视力很差，五步之外便模糊不清。他这样胡指无非故作威福，来吓唬人。
消极抗日
第三战区面对的日军可分为两路，一路从安徽广德方面骚扰宣城，有时到达孙家铺车站，徽州、屯溪一带就大为震动。顾祝同从屯溪迁到上饶，就是为了逃避敌人从这一路进攻的危险。另一路骚扰浙东萧山、诸暨，如金华沦陷，上饶也受到威胁，岌岌可危。1941年夏，日军以不大的兵力从浙东发动攻势，金华尚未沦陷，距离上饶尚有三四百里，顾祝同已张皇失措，狼狈不堪地逃到福建的邵武。浙、赣两地人民也跟着逃难，逃难的人也分两路，浙东从江山越过漫长的仙霞岭，到达福建浦城；上饶从铜山越过分水岭，到达闽北崇安。这两路都是崎岖难行的山路，尤其是闽、赣交界的分水岭，山高路窄，汽车从山脚下缓缓地爬到岭的最高处，稍不小心就会坠到几百尺的深谷里，人车俱毁。路途中经常看到深谷里坠车的残骸，真是触目惊心。逃难的人冒着险阻，饱尝颠沛流离之苦，而生命、财产遭受的损失不可估计。上饶新建的横跨江面的大木桥，由于偷工减料，负担不起一大群逃难者的重量，突然折断，拥挤在桥上的人们纷纷落水，被淹毙者达五百余人。加之国民党军队撤退人员在分水岭下架着机关枪，一再劫车，抢夺粮米猪牛，当地居民和逃难者又遭一劫难，路途中如同坚壁清野一般，甚至连水都找不到，其紊乱情况，更为严重。此外，福州、温州的相继沦陷，致使沿海较大的口岸都落到敌人之手。
（王益知）
四、关于顾祝同的一鳞丰爪
顾祝同，保定军校六期步科毕业，北伐时任何应钦的第一军第三师师长，是何应钦心腹将领之一，曾任命为二级上将，历任军长、总指挥、总司令，代理南昌行营和武汉、重庆、西安行营主任。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日军入侵上海，顾祝同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淞沪战争失利，日军在金山卫登陆，大场相继沦陷，京沪线岌岌可危前夕，三战区长官部从苏州一直撤退到安徽重镇皖南屯溪。
屯溪为安徽四大镇之一，为东南五省战略重地，居皖、浙、赣、闽等省交通枢纽，依山傍水，地势险要，离重庆几千里，距火线数百里，北接上饶，南濒长江，既是重庆的前方又是京沪杭线的大后方，既嗅不到火药味，也听不见大炮声，真所谓得天独厚。屯溪已成了当时抗战时期的独立王国，顾祝同也就登上了南面王宝座。由于一时机关林立，人口骤增，屯溪市面繁荣，商业畸形发达，人们称之为皖南的小上海。正因为如此，机关部队的走私风比比皆是，秦楼楚馆、戏院、酒家、妓院有如雨后春笋，歌舞升平，几乎忘记了北方将士在冰天雪地里和酷暑炎日下浴血抗战，保卫国土的情景。长官部驻在距屯溪十多公里的梅林，顾祝同、上官云相这班人每隔十天半月就要到黄山饭店，名为洗澡，实则寻欢作乐。屯溪名妓绰号屯溪王的严爱玉，是顾祝同、上官云相、陈劲节等人作乐的对象，每当顾祝同到屯溪时，戒备森严，行人侧目。
1938年夏初，长官部交通处处长周永年给我来电话，要我准备派两辆上海市大蒙天客车到温州去接几个重要客人，并且说要派一个可靠的押运员，两名铜匠随车修理，加派几名武装监护兵，后天就要出发，到时长官部还要派人同去。我听他说得这样认真，就向我们交通处李处长请示，李处长说：“既是永年的电话，你就派吧。”因此，我就照派了。半个月左右，押运员董树宾回来了，一进门就大叫大嚷：“刘科长，下次这种差使再不要派我，真倒霉！”原来是这样：汽车到了温州，等了几天才由杭州来了两个唱戏的，几个配角，一个老太婆，一些衣箱等等。两个女的，大的叫美素娟，小的叫花秀琴，是两姐妹，大概是杭州大世界的二等角。董树宾还绘声绘色地说：“我先以为是几个重要人物，谁知道是两个破窑货。对不起，我们回来时沿途都吃他们的，一个子儿都没花。”美素娟到了屯溪，休息几天后就登台献艺，头三天打泡戏，座无虚席，一至十排都归长官部包了。三晚打泡戏，演的尽是一些伤风败俗的淫戏，如《新纺棉花》、《大劈棺》、《盘丝洞》等戏。看戏的除上官云相外，还有长官部参谋长邹文华、办公厅厅长卢旭、办公厅主任朱华（都是中将）及各处处长、科长，唯独顾祝同没有来看，大家认为很奇怪。长官部多半是江苏人，办公厅厅长卢旭是三战区特务头子，军统戴笠曾派了一个得力人员郭履洲（少将）做他的助手，其中王务处长姚模是邵阳人、副官处长王仡东安人，以上两人解放初均被镇压。王仡调六十三师师长后，原六十三师陈光中继任处长。茅逎功也是苏北人，人称长官部是江苏会馆。这些人为了讨好顾祝同，在看戏时大声叫好，挤命捧场。美素娟唱了十多天戏，突然销声匿迹，去向不明。一时议论纷纭，有的说，美素娟是由沪、杭来的，可能是汉奸或特务，已被逮捕了。也有人说，是为了争风吃醋被杀害了。人言籍籍，莫衷一是，成了一宗悬案。两个月后，她妹妹花秀琴母女也悄悄离开了屯溪。这件事一直到长官部迁移到上饶后，才真相大白。
这话得从头说起，原来顾祝同的大老婆长期在重庆，住在何应钦家里。顾的老婆叫许文蓉，同何应钦的老婆王文湘很要好，并且和宋美龄也拉得好，她在重庆的目的是刺探动态。美素娟一到屯溪，就去长官部拜客，唱了两天堂会戏。顾祝同一见钟情，加之老婆又远在重庆，长时间养尊处优，静极思动。上官云相、邹文华这些人会察言观色，投其所好，就从中撮合介绍美素娟做顾的外室。金屋藏娇，侯门似海，人们就见不到美素娟的面了。顾祝同派了一个少校副官吴宝书给她在铅山找了一栋小公馆，并叫吴宝书不时到小公馆去照料她。吴宝书原籍苏州人，生长北京，说得一口流利的北京话，人很漂亮，原来是陈劲节总监的随从副官。陈调桂林统监后，吴不愿同去桂林，陈劲节就介绍他在长官部当顾的随从副官，顾很喜欢他，倚为心腹。这时有人告密给在重庆的许文蓉，说顾娶美素娟为小，并且说明已怀了孕。许文蓉一气之下兼程赶回上饶，先不去找顾，而是找吴宝书，对吴施以压力，威胁利诱。吴宝书终于吐实，并把许文蓉带到小公馆。许一见面就假惺惺地左一声妹妹，右一声妹妹，非常亲热，并且嗔怪说：“墨三（顾祝同）太不应该了，这样的大事也不通知我，委屈了你。现在你又怀了孕，真是我顾家的福。”甜言蜜语，骗得美素娟心花怒放。第二天，许文蓉端了一碗药来，说：“这副安胎药是我由重庆带回来的，特别名贵，市面上不容易买到的，妹妹吃了下去对胎儿很好。”美素娟深信不疑，当即喝了下去。许文蓉见她喝了下去，马上说：“妹妹好好休息，我走了等会再来看你。”美素娟不知是计，自服下那副名为安胎药实际是一剂加料的堕胎药之后，很快就和腹内胎儿双双被毒死了。许文蓉没和顾祝同见面又回重庆去了，回到重庆大概向蒋介石检举了顾祝同在屯溪娶戏子之事。蒋介石曾来电：据报由上海潜入屯溪等地淫伶美素娟有重大敌特嫌疑，仰速查明具复……顾祝同知道是许文蓉干的事，是吴宝书泄露的，非常气愤，又悲痛美素娟惨遭毒害，准备严惩吴宝书。吴得通知后秘密连夜逃走，跑到扬州二十四集团军韩德勤那里去了。
1942年，日军大举进犯浙、赣，金华沦陷，吴宝书当上了金华少将警备司令，曾秘密派人到建阳要求顾祝同准许他戴罪立功，率部投诚。顾答复：“是投诚我欢迎，但是我不要他的人，只要他的脑袋。”以后下文不知。顾祝同当时怒气冲冲，后来却没有追究。因当时正逢何应钦有调陆军总司令的消息，许文蓉在重庆各方奔走，认为何应钦遗留的军政部部长一职非顾莫属，何应钦也对顾打下了包票。当何正式任命陆军总司令时曾呈请任命顾祝同继任军政部部长，谁料蒋介石在文件上批示四个字：“辞修如何”（辞修系陈诚的别号），四个字定了局。顾祝同没有登上军政部部长宝座，加之美素娟的不幸，在此期间冷欣也碰了钉子受到软禁。长官部的江浙派人物满以为军政部部长肯定是顾老板。顾祝同也很有把握，认为唾手可得，暗地里安排了一些重要亲信当军政部的署、司长。结果海底捞月一场空，焉得不气？拒绝吴宝书的投降，冷欣遭软禁，实缘于此。在此期间陈诚也很知趣，在行文时称顾司令长官墨公。顾则称军政部部长陈，彼此假来假去心照不宣。
1941年秋，我到上饶开会，在汽车站突然遇到一个1931年的临川老同事张燕如。张系江苏泰县人，久别重逢，彼此感到欣慰，我们就在附近旅社开了一个房间，畅叙离情。他说他现在是扬州二十四集团军韩德勤部参谋处作战科长。我很诧异说：“韩德勤不是伪军吗？”他说：“怎么是伪军，二十四集团军同样属三战区顾老板控制。”我又问：“你们的粮饷军械服装向哪里领？”他停了一会儿，低声对我说：“向南京汪政府领，我们用的是汪记储备银行的钞票，二十四集团军任务是牵制新四军。”他这次到上饶来述职，和顾老板叙叙家常，他还说扬州既热闹又安全。从张燕如的短暂谈话中，我获悉顾祝同不仅跟韩德勤关系密切，很可能和汪精卫也互通声气。
浙赣战役日军退却后，铁路尚未修复，长官司令部在建阳召开高级军事会议，师长均得参加。在此期间，有人告密，说唐式遵在皖南独树一帜，成为皖南王，军纪败坏等等。唐式遵去建阳开会因怀有戒心，带了一个手枪营去以防不测。在会议期间，对唐式遵还客气，对有人告密事只字不提，可是冷欣当面顶撞，受到软禁（以上情况都是唐式遵亲口对我讲的）。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亲自指定冷欣为接收大员，和冈村宁次在上海办理移交接收手续，大权独揽，在分赃时与顾祝同意见分歧闹得很凶。
顾祝同曾不止一次对我们讲：“东南为富庶之区，得天独厚，后方许许多多的人都要到本战区工作，我没有答应，希望在座的要共体时艰，克己奉公，努力工作，尤其皖南是我们将来反攻的基地，是大有可为的。”在个别召我讲话时，他着重强调汽油来源不易，一滴汽油一滴血，务必要节约使用。可是做起来又另外一套。顾与当时同属何应钦心腹的刘峙堪称难兄难弟，一双饭桶，两个草包。以上仅是我在八年抗战中所见所闻的一鳞半爪，聊供参考。
（欧阳崇一 刘鑫）
五、顾祝同的处世片断
顾祝同为蒋介石集团的核心人物，同其私交最笃者有何应钦、俞飞鹏等，这些人都是蒋介石的私党。抗日战争期间，顾祝同任三战区司令长官，辖江西、江苏、安徽、浙江、福建五省。
1942年至1943年，我任该战区少将高级参谋，因我同黄百韬（时任三战区参谋长）有在冀察战区他充参谋长我充参谋处长的渊源，留我在办公厅协助处理来电，即将所来电文按重要次要分开，再送司令长官阅。有一次，我看到何应钦来电为邱清泉调升军长事征询顾的意见，当时邱清泉在云南，距离遥远，也不属三战区范围。以后又见到有关九战区（时薛岳任司令长官）的人事调动，也来电征询他的意见。我同黄百韬私谊较笃，背后无话不说，便问其原因。黄说：何应钦、顾祝同、俞飞鹏、钱大钧等这些人都是蒋的私党，他们能操纵人事，其他司令长官，白有很高地位却无人事权，军长以上的人事调动，除陈诚外，没有顾、何的同意，其他司令长官是保不准的。我去三战区长官部，并不是黄百韬的介绍，而是我于1941年至1942年在陆大任教时，顾祝同的老弟顾容君在我担任教学的那一班，是他将我介绍给他哥哥顾祝同的。我到三战区时是1942初夏，正准备同日本人在衢州会战，长官部驻在上饶一山洞内，数十万大军都已调集衢州外围，部署已大致就绪，会战就要开始。这时蒋介石来电话找顾祝同讲话，当时我站在旁边，电话声音很洪亮。蒋介石开口第一句便问顾祝同：“能不能打？”顾祝同回答说：“部队都碎了，打不得。”当时顾祝同说话的神气同腔调像是朋友或家人的对话，不像部下同长官的样子。蒋介石说：“那就撤吧！命令随后就到。”就这样简单几句话，将一个重大的衢州会战结束了。话很简单，意思却表达得很清楚：保存实力，不要轻易损失。顾祝同本不欲打，正好乘机撤军，免受损失，少担责任。其时大雨滂沱，退却道路多为水淹没，入闽公路又只有一条。在这种情况下，撤退部队都唯恐自己落后受损失，故多争先恐后抢退却道路，以致在撤退中造成很大的混乱，指挥失灵，各自为政，将未发一弹的大军，撤退得不成样子。幸而日军未做深入追击，才给了一个收容整理的机会。这种损失，如指挥得当是可避免的。
长官部退入福建后，蒋介石仅来电将顾祝同骂一顿了事。我们当时都担心顾要受处分，甚至调职，结果平安无事。顾容君跟我说，他哥哥同蒋介石的私人关系非同一般，不会因此受处分。在革命军打东江时，蒋介石任许崇智的参谋长，他哥哥任该军副军长。当东江作战失利撤退时，他哥哥未管许崇智的东西，却先将参谋长的东西装船运走了。
顾祝同很会做逢迎吹捧的工作。他叫人将蒋介石的讲话记录另外摘录下来，编印成书，印刷成册，大批送人。我在1943年就代他做过这个工作，由他的秘书统筹指导，那里的高参几乎都参加了这个工作，摘录的重点、方式听由该秘书指导。在工作开始前，该秘书就告诉我们要恪守述而不作的原则。据我所知，大概出版至第六册，实际也并无人看，顾祝同的目的想也不是为一般人看的，而是为使蒋介石知道对他的忠诚崇拜而已。凡是与蒋介石有关系的人，尤其在蒋介石身边工作的人，顾祝同必百般逢迎。俞飞鹏是一向追随蒋的人。1943年，顾祝同为庆贺俞飞鹏的生日，特由景德镇制作了一套瓷器屏风祝寿，当然另外还有其他的物品。这套屏风非常讲究，上面的字画均出自名家。这套屏风，是我在1943年冬去景德镇，处理川军五十军一个师勾结汉奸拟行不轨，在处理完后，由景德镇返回铅山长官部时带回来的。带回后，顾即派专车由铅山辗转数省送至重庆俞飞鹏家。
另外，顾祝同同汉奸周佛海在抗日战争时期一直过往甚密。1943年，我亲眼看到秘书代他用绢当信纸写成的信，缝到棉被内，派人经皖南于潜县的厂口镇进入上海，送到周佛海那里。厂口镇我曾到过，地方虽小，然在抗日期间成了敌我商品聚集地，繁荣一时，有小上海之称。抗日胜利后，周佛海曾将上海福开森路一幢楼房住宅赠送给了顾祝同。这幢房子当时估价值一千根条子（每条十两黄金）。周佛海得免于死，可能这幢房子帮助不小。周佛海虽未遭枪决，终死于国民党特务监狱中。
顾祝同生活奢侈，且好沽名钓誉。在抗日艰难的岁月里，为了保存国力免遭无谓损失，除大后方外，多避居偏僻乡间，夜间取亮多用油灯。当时中国除较大城市外很少有电灯。顾祝同为了夜间取亮，特购一小型发电机，每晚耗汽油五加仑。抗日战争时期汽油是十分困难的，为了节约汽油特提出“一滴油一滴血”的口号，而他享之泰然，实际用戴罩的油灯也够亮了。抗日战争期间，三战区长官部曾转移数次，然每转移到一新地方，必先将他的眷属住宅盖好，而且一定要盖成西式有廊平房，铺上地板，装上电灯。这些材料都出自当地，有时为了完成他的住宅用料，拆用民房做材料；有时住的时间很短，也得将房子盖好，真是一人舒适，万家饮痛。他有裁缝数人，据说是由上海敌占区特地请来的，长期住其家中服务。他女人名许文英，上海人，文化程度不高，每至三八妇女节时，必请秘书代为撰写文章一篇，在战区《前线日报》发表，以张声誉。
顾祝同自己毫无主见，完全以逢迎蒋介石之所欲而行之。蒋介石亦感顾最为可靠，凡因反蒋而被软禁者，按其情节交由顾祝同处软禁之，马寅初即曾被软禁到三战区顾祝同处。大概是1944年，马寅初离开江西铅山时，我曾在该战区长官部办公厅见到他，面容消瘦如大病初愈。我在南京上大学时，他教我们的经济学，本有师生之谊，但我也未敢向前打招呼。还有一个名杨祖泰的，1944年已近古稀了，和我同住在铅山五都，常常见面，只知他北平有家，且常见他女儿由北平通过敌占区来看他。我对这些人因不便谈及其他，因此也就始终不知其身世。这个人一直住到抗日胜利。胜利后我因公去厦门，也不知其以后去向了。
总之，顾祝同只知道逢迎蒋介石，内心毫无正义感。他为了自己持盈保泰，衣锦一生，对蒋介石从各方面表现了忠诚与拥护。他本人处世决不轻易得罪人，也决不轻易帮助人。同时对与蒋有关的人，则又百般逢迎，所以官运一直亨通。他对战区所辖的部队，完全按照蒋的意旨来行事。当时在三战区，嫡系与杂牌泾渭分明。不过他在消灭异己上操之不太急，因之也少出了一些麻烦。他消灭杂牌的办法是：一方面利用，一方面消灭，在利用中来消灭。因为抗战需要兵力，当然就不从消灭番号与兵力上着手了。他采用将部队逐步易手的办法来消灭于无形中，如对东北军的二十五军张文清部，即用了这个办法。黄百韬原为徐源泉旧部，出身于李纯办的模范团。他利用杂牌黄百韬接替了张文清，表面上看来这不过是普通的人事调动。军长换了人，全军也就随之变质了。又如对川军的五十军，他用人事升调办法，在其内部制造矛盾，将师长撤换，致军长对新任师长无法指挥，造成是那个庙不是那个神仙了。
顾祝同因能深体蒋的意旨行事，而且还能代蒋弥补阙漏，故蒋一贯将其视为心腹。昆明刺杀闻一多、李公朴事件，蒋为掩盖真相，特派顾祝同前往处理，不为无因也。
（李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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