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红极一时到备受冷落
刘峙的出身和家庭
刘峙字经扶，江西省吉安县庙背村人。他的父亲是一个农民，因放水被地主打死。母亲无靠，只好到吉安街上爆竹店里做爆竹，后嫁给店里老板。老板病死，又嫁给吉安一个姓李的卸任统带。这个卸任统带把她母子二人带到湖南老家。刘峙稍长，进入湖南陆军小学读书，后考进湖北陆军中学、保定军官学校二期，毕业后被分派到东北军中当见习排长。因受歧视，回吉安家中闲居数月，才跑到广东投奔革命阵营。
刘峙十几岁时，受父母之命和杨庄丽结婚。杨目不识丁，以打草鞋为生。她贪婪专横，但对刘峙非常好。刘从东北回来，她给他做新衣。刘去广东，她帮助筹措旅费。刘在许崇智部下当连长时，杨只身跑到广东和刘共甘苦。因此，刘峙对杨是既爱又怕。
杨庄丽自知不能生育，在广东买了一个丑陋的丫头给刘峙做小老婆。后来，这个丫头生育子女六个，杨不准这些子女叫亲生母亲妈妈，只准叫姨娘，而要叫杨为妈妈。
杨庄丽视钱如命，从刘峙当师长起所贪污的钱，都归入杨庄丽腰包。从1928年起，杨庄丽先后在南京、上海、蚌埠、汉口、长沙、南昌、吉安、九江等处购买了大批房产、地皮和盐井、盐田，价值现洋五百万元以上。
有个黄佩芬，上海美专毕业后到北京师范大学念过三年书，能歌善舞。在开封时，原是杨庄丽请她做家庭教师，刘峙为她倾倒，后和刘峙通讯十余年。1941年春，刘在重庆任卫戍总司令时，黄从合江来重庆，住长江旅馆，杨庄丽获悉，派两个便衣跟踪她。黄便打电话给刘峙，刘便派我（当时我是总司令办公室第三组主任）带同副官把黄接到化龙桥早已布置好的小公馆里。并命我以武力包围杨，说服她。从此，刘峙和杨夫妻反目。
刘峙的思想作风
刘峙平日装出忠诚老实的样子，其实他内藏机谋，个性倔犟，决定的事毫不动摇。他待人接物好打哈哈，口齿笨拙不善辞令；中文很有根底，附庸风雅，曾辑刊《庐陵四忠集》（欧阳修、胡铨、周必大、文天祥四人全集）。他从来不吃烟酒，也不赌博，经常穿着一身布军装下连队，步兵操典背得烂熟。他是服从蒋介石，尊重何应钦，拉拢顾祝同，其他的人一律瞧不起。
升官发财，是刘峙从军的根本目的。他贪污很有计谋，暗中叫老婆出面，和部下的军需处长、会计科长策划搞钱；自己坐在办公室里佯作不知道。他在广东当连长时，有两个军需上士，一叫朱缅基，一叫李文浩，一直跟着他为他捞钱，后分别任少将军需处长、河南省财政厅厅长。他在各处购置产业，都用老婆的名义或化名。但是刘峙的钱，没有一文汇到外国去。
刘峙是怎样爬上去的
1920年刘峙跑到广东，在粤军许崇智部下任上尉连长。1921年在赣军赖世璜部下任少校营长。1922年又在许崇智总部参谋处任少校参谋。黄埔军校创办后，何应钦把刘峙拉去当了中校战术教官。
黄埔学生组织教导团东征陈炯明时，刘峙任中校营长。陈炯明被消灭后，教导团回师广州，在赶走刘震寰、杨希闵的战斗中，刘峙立了战功，升任上校团长，后又升副师长。1926年蒋介石做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派何应钦任第一军军长，刘峙任第一军第二师师长。北伐时，刘峙的第二师作为总预备队，随同总司令部进抵岳阳，参与汀泗桥的战斗，追击敌人到武昌城下。后又随蒋介石回师江西，在南昌攻城中，消灭北洋军阀孙传芳部的邓如琢等三个师。不久开驻上海整训。
1927年，孙传芳渡江反攻，进逼南京，刘峙奉命从上海赶到龙潭，协同友军，把孙传芳打垮。之后，刘峙升任第一军军长率部进驻徐州。宁汉分裂时，刘峙奉命进军湖北，把鄂军胡宗铎、陶钧等军队打垮收编，后来刘峙在汉口兼任编练区主任，晋升为上将。
1928年国民党决定继续“北伐”，进攻山东张宗昌部，命刘峙为第一军团总指挥，指挥第一军、第九年、第四军，向枣庄、临城、兖州之敌攻击前进，于5月1日夜进入济南城。
是年12月，唐生智在河南通电反蒋，湖南的何键态度不明，北方的冯玉样、阎锡山也跃跃欲动。蒋介石慌了手脚，亲笔写信叫刘峙能战就战，否则退回南京。刘峙凭他一股勇气，指挥第一军出武胜关与唐生智主力大战于驻马店，并暗中策动陕西军一个师出抄唐生智的后路，结果把唐生智打垮，使何、冯、阎不敢动。
1930年，冯玉祥、阎锡山联合通电反蒋，蒋介石晋升刘峙为二级上将，任“讨逆军”第二路总指挥，从山东回师河南，与冯、阎大军激战于许昌、新郑之间。中原大战，冯、阎大败，蒋介石打胜。战后刘峙马上做了河南省政府主席兼开封绥靖主任。
刘峙从1924年至1930年，死心塌地跟着蒋介石转战南北，可谓一帆风顺，红极一时，在短短七年之间，由中校升到二级上将，三十八岁就当上省主席，所以当时有“福将”、“常胜将军”之称。刘因而骄傲自满，在军事、行政用人方面，凡师长以上的只保荐保定军校同学，因此，先后和黄埔生胡宗南、黄杰、关麟徵、陈明仁等搞翻。由于他对部下严，对自己宽，从而众叛亲离，慢慢地往下坡路上滑去。
西安事变中的刘峙
1933年蒋介石在南昌行营下令，调刘峙任东路军总司令，驻抚州。刘峙舍不得离开河南，又认为回到江西后首先要和熊式辉摩擦，故托词不肯回赣，并亲书长信请何应钦从中斡旋，结果没有调动。蒋介石对此心怀不满，不久就把刘峙的河南省主席职务给予商震。
1936年12月8日，蒋介石到洛阳做五十寿诞。张学良也从西安飞来祝寿。事后据刘峙说：张学良向蒋提过建议，要求停止内战，组织各党各派联合抗日，受到蒋介石的训斥。接着蒋介石到了临潼。12月12日凌晨，开封绥靖公署接到陕西谍报组密电：“今晨临潼发生军事行动，委员长下落不明。”刘峙闻讯后，即电南京向何应钦报告，下令四十六军樊崧甫抢夺潼关，并命令陇海铁路停止客运。何应钦派刘峙任东路讨伐军总司令。当时刘峙忠实服从何应钦，全力以赴地分六路进逼西安，并用威胁利诱手段拉走杨虎城部下冯钦哉一个师。宋美龄偕宋子文、端纳乘飞机飞西安时，在洛阳停留三十分钟。宋美龄对刘峙说：“请你停止进攻西安，要注意委员长的安全。”宋走后，刘峙说：“我是奉南京统帅部的命令，你算老几。”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宋美龄乘专机飞抵洛阳。刘峙带着总部高级军官到机场迎接，洛阳军分校主任祝绍周也带着学生到机场欢迎。这些军校学生在步枪上插着旗子，上写“欢迎校长胜利归来”、“打倒张学良、杨虎城”、“蒋委员长万岁”。蒋介石下机后看到这些标语，马上对刘峙说：“马上把旗手卸下，不准喊口号。汉卿马上就到，要安排和我同在一起。”
蒋介石回到南京后，把脸一翻，发表一篇冠冕堂皇的文告，说西安事变是国法所不容，我统率无方，当引咎辞职。随即借病回到奉化休养。不久便定下几个决策，其中包括组织最高军事法庭审判张学良，调张杨部队离陕到豫改编。
刘峙仍驻洛阳指挥军事，威胁张杨部队就范调豫改编，并策动东北军骑兵师谭自新部投向中央军。当胡宗南、宋希濂的部队逼近西安时，张杨两部将领表示愿意接受和平解决，刘峙即把东北军的于学忠、刘多荃、缪澂流、王以哲、董英斌等部调到河南改编。此时，西北军也调出来了。何应钦指示刘峙的改编计划是：一、军、师、团、营长原位不动。二、副军、师长和参谋长调南京陆大深造，另派黄埔学生接任。三、副团、营长调中央军校受训，另派员接任。四、老弱官兵一律淘汰，发资遣散。
刘峙在蒋介石部下红极一时，到西安事变后告一段落。因为他得罪了宋美龄，露骨地追随何应钦，受到蒋介石猜疑，并认为何应钦、刘峙都已老朽，应该让位于陈诚、汤恩伯等少壮派了。
抗战初期刘峙在保定大败
1937年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后，刘峙被任命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从开封进驻保定。他仍以老一套战术和日军作战，企图防守流璃河，以孙连仲军守平汉路的良乡，以万福麟军守右翼的固安，以孙殿英军守左翼的门头沟，以中央军守涿州和保定。布成三道防线，刘峙自己坐在保定指挥作战。
当时，日军集结一个师团，佯作实行中央突破，与孙连仲军隔河炮战。双方相持约一个月后，日军突然猛攻右翼万福麟阵地。只一天工夫就渡过流璃河把万军打垮，用迁回战术直插保定，不到七天工夫就兵临城下。吓得刘峙率领总部官兵沿平汉路南逃，孙连仲、关麟徵亦不战而沿太行山撤退。刘峙逃到石家庄后，奉命把兵权移交商震、黄绍竑接替，自己灰溜溜地回到开封。从此，刘峙的名誉扫地，大家骂他是“长跑将军”。
南京何应钦为了顾全刘峙的面子，向蒋介石建议把刘峙调洛阳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兵督练公署主任，不久又调宜昌任四省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后来武汉陷落，宜昌吃紧，蒋介石派陈诚兼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驻在恩施，使宜昌的刘峙无退身之地。因此，又把刘峙调到重庆做保卫“陪都”工作。
刘峙在重庆的一幕
1939年刘峙就任重庆卫戍总司令之职。他的主要任务是：1.防止川军叛变。2.防御日军伞兵。3.督练新兵。4.保卫陪都安全。
他就任不久就派出高级参谋，用换帖拜把手腕，与川军邓锡侯、潘文华、刘文辉结为拜把兄弟，并派川军李根固为重庆警备司令。刘自己兼任重庆防空司令，组织工程处，构筑对空防御工事，大挖防空洞。后来又在綦江、涪陵分设卫戍分区司令。
当时防空司令部使用气球为防空警示，升一个叫预备警报，升二个叫紧急警报。重庆校场口石灰市挖了个最大的防空洞，可容纳几千人，有两个进出口。大约是1942年的一天，日军第一、二批敌机轰炸后离去，第三批刚从武汉起飞。因此，只放出一个气球。躲在防空洞里的人都出来透空气，在两个进出口的边坐的坐，睡的睡，突然又升上一个气球，飞机响声也传来了。于是大家急忙向洞里钻，忽然前面有人跌倒，后面的人继续往前拥，不少人受伤；外面往里挤时，里面人感觉气闷又往外挤，把洞口堵死。由于通风口太小，同时又没有人维持秩序，几千人都闷死在洞里。这就是轰动全国的重庆隧道惨案。因此事刘峙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结果，交中央审讯，由吴铁城担任审判长。后来何应钦、钱大钧电话告吴铁城说：“刘峙是二级上将，请你们不要乱来。”因此，只把刘峙的防空司令兼职撤掉，草草了事。
刘峙从老河口到郑州
抗战末期，蒋介石为要架空李宗仁，把李宗仁由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升任汉中行营主任，名义上指挥一、五两战区，实际上叫他坐冷板凳。为什么又把刘峙调去当五战区司令长官呢？因为该战区有两个资格很老的上将——孙震和刘汝明，非要一个资格比他们老的二级上将不能指挥他们。1944年1月，刘峙从重庆飞到老河口接任五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怕他不能指挥对日作战，加派一个有名的参谋长郭寄峤做刘的副手，同时又加派一个赵子立任参谋处长（后升中将参谋长）。刘峙到差约一个月，日军就攻陷老河口，刘峙只好退驻草店，与日军在汉水隔岸相峙。日本投降后，刘峙才把总部从草店迁到洛河准备受降。日军的军团长鹰森孝、师团长杉甫英吉等，本想把郑州、开封、商丘、新乡交给五战区接收，但重庆大本营不肯，命令一战区胡宗南接收。
何应钦担任中国最高受降官。在接受日本大将冈村宁次投降后，向蒋介石建议秘密布置与中共作战。除其他部署外，并特派刘峙任郑州绥靖公署主任，指挥军队沿平汉北线进攻解放区。不料刘邓大军强渡黄河，在开封附近的战斗中，刘峙因新整编赵丙田师全军覆灭而被撤职。刘峙被撤职后，带着三姨太黄佩芬到南京，蒋介石发表他为上将战略顾问。他只好闲居上海迪化路公馆里过寓公生活，有时还跑来我家发牢骚说：“孙总理是天下为公，委员长是天下为私。”
刘峙在徐州全军覆没
1948年的一天，何应钦从美国回来，刘峙和我坐车到虹桥机场迎接。何下机后，笑容满面地与欢迎他的刘峙、顾祝同、钱大钧、蒋鼎文等握手言欢，顾祝同对何说：“辞修也来欢迎敬公了，现在汽车里等候你。”何应钦马上赶到陈诚汽车旁，笑着说：“辞修兄你也来了，真不敢当！”二人寒暄后同坐汽车驰入市区。第二天刘峙设宴为何应钦洗尘。
第三天我去刘家，饭后刘峙对我说：“这个小委员长（指陈诚）把国家搞得稀巴烂，总统请何敬公回来挽救危局。敬公说大家应看在孙总理分上共赴国难。我打算后天赴京，事情如何回来再谈。”
3月间刘峙从京返沪，据刘说：“总统召集最高国防会议做了决策，何敬公不愿当行政院院长，愿屈居国防部部长。叫我到前线去指挥，特派我为华东剿共总司令，坐镇徐州。”
刘峙拿出一份徐州剿总编制表给我看，并说：“拟委你担任总务处副处长兼第二科科长。关于总务处五个科的人事，由你去安排。打算叫第二十九师师长胡佛来担任处长，在他未到任前由你代理处长。希望你同我一道去接事。”我听后很犹豫，对他说：“我在上海的益成公司铺得太开，一时不易收束，恐怕我到徐州去不能胜任，有负委命。”黄佩芬听后，认为我是在讨价还价，马上接着说：“胡佛来当处长是一个过渡，他是要带兵的。几个月后，少将处长还不是你当的吗？希望你同去徐州，不要再考虑了。这个总务处是副官、经理两处合并的，职权范围很广。因为胡佛来是黄埔四期学生，又当过师长，用他是专门对外联络的，实际工作是由你负责的。”第二天她又跑到我家，催我同刘峙去徐州接收顾祝同的陆军总部徐州前方指挥部。她的意图，是要我代她搞钱。当时我鬼迷心窍，睁着眼跳进了旋涡。
1948年6月1日，刘峙在徐州就任，命令我把陆军总部徐州前方指挥部改组为徐州“剿总”司令部，内设机构为：第一处主管人事，第二处主管情报，第三处主管作战，第四处主管后勤，所有正副处长均由国防部委派；另外设政治部、办公室、总务处、军法处、荣管处、监察处，这些正副处长归刘峙委派。
当时刘峙也知道大势已去，为了要效忠于蒋介石、何应钦，只有硬着头皮做最后之挣扎。刘峙公开发牢骚说：“我是一个高级传令兵。”因为徐州一举一动，都要随时向南京蒋、何请示，批准后方可执行。后来刘峙在前线亲眼看到高级将领互不团结，中级干部离心离德，基层官兵军心涣散，加之平原地带不易防守，便和兼参谋长韩德勤商量，再拟一个作战计划，把各兵团收拢。蒋介石得知，痛骂了刘一顿，马上派杜聿明前来协助刘峙作战。淮海战役展开后，解放军攻势凌厉，国民党军连连失利，至11月，徐州吃紧，刘峙奉命退驻蚌埠。
淮海战役中，国民党军大败，刘峙由蚌埠逃到南京，挨了蒋介石一顿骂后，带着黄佩芬经上海、南昌、吉安、广州逃往香港九龙，过白华流亡生活。
据美国一位华侨（我的亲戚）对我说：刘峙由何应钦、顾祝同向蒋介石说情，才准他去台湾过寓公生活。刘峙晚景不佳，病死台湾。黄佩芬则靠教书为生。
（唐志华）
二、刘峙起家的资本
刘峙的兴起
刘峙，江西吉安人，幼时家境贫寒，父亲早丧，由其继父供养读书，先考入湖南陆军小学堂，后相继升入清河陆军第一中学及陆军第一预备学校、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16年，刘毕业于保定军校步兵科，落拓数载。1925年，任广东黄埔军校教官，继任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一师营长。刘服从性强，为蒋介石所赏识，所以在北伐时期，由营长很快升为第一师师长，后又升任第一军军长，统辖第一师（刘自兼师长）、第二师（师长顾祝同）、第九师（师长蒋鼎文）。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首称第一军。
1929年春，在讨桂军事中，刘峙被升任讨逆军第二路总指挥，到达武汉后，又兼任武汉警备司令。当时我是刘的参谋长，讨桂军事结束后，刘峙坐镇武汉。当时归刘指挥的部队除嫡系的第一军与第六师赵观涛部外，尚有第三军王均所属第七师金汉鼎部、第十二师唐怀源部，及驻襄阳、樊城之第十一师曹万顺部（这时蒋已派陈诚为该师副师长），驻汉阳之第十三师夏斗寅部，驻安徽之第十四师卫立煌部，驻武昌之新编第一师岳维峻部，驻平汉线南段之第四十八师徐源泉部，驻宜昌之张发奎部，驻南阳之陕军李纪才部与杨虎城部，湖南方鼎英部。记得每月发出军饷有九百余万元之多，其一时的声势可谓极盛。
中原大战时的刘峙
蒋唐战役平定后，刘峙的第二路总指挥部由武汉搭轮船至浦口转移到徐州。1930年春，冯玉样、阎锡山联合反蒋。此时河南主席万选才派队伍先守商丘，孙殿英亦守安徽毫州。蒋介石任刘峙为总司令，指挥第一军进击商丘、毫县之敌。孙顽抗，改由第三军王均部围攻，刘峙即进驻民权。这时除第一军外，还有陈诚第十一师及教导第一师冯轶裴部、第二师张治中部，均已加入战场。冯玉祥方面的石友三、吉鸿昌部及骑兵郑大章部，均加入战线。双方都倾尽全力，再无剩余队伍，战事极端激烈。蒋介石亦到柳河车站亲自指挥，曾由正面抽出约三师兵力，向敌人右翼迁回。刘峙亦到前线参加指挥。蒋把迂回变成包围，被敌军反击，以致势如山倒，大为失利。
在此不利的形势下，蒋作了如下的作战部署：（一）陇海、京汉两线正面，先取守势，组织强大兵团从这两线之间向郑州突击；（二）令刘茂恩部从京汉线西侧向巩县攻击，杨虎城部向洛阳攻击。这个部署实行后，很快将冯玉祥部整个击溃。10月，战事胜利，刘峙进驻开封。
刘峙在陇海、津浦、京汉各线作战，得到全面胜利，声名赫赫，深得蒋氏的信任。
刘峙主豫的种种
1930年，中原大战平定后，刘峙升任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开封行营主任，兼河南省主席。
河南省政府组织，在省务委员会下设民政厅、财政厅、建设厅、教育厅等四厅及保安处一处。当时，民政厅厅长是张钫（后为李培基），财政厅厅长是万舞，建设厅厅长是张斐然，教育厅厅长是李敬斋，省府秘书长是张廷休。我任省委兼保安处长，后将行营参谋长交彭启彪接充。
河南省人口，当时为两千八百万，共计一百一十四县。当刘峙接任主席时，省府毫无收入，土匪遍野，土豪、劣绅、地主无不与土匪勾结，气息相通，民生涂炭已达极点。刘峙处此困难条件之下，派第一师分区剿匪，并改编各县民团为县保安队，计大县一百名，中县八十名，小县七十名。各县守望相助，仅在一年当中，土匪居然肃清。刘峙自到开封也只有此事可记，其他不论关于民、财、建、教各方面都无建树可言。
刘峙以财政既极其困窘，曾令财政厅发行保安经费公债二百万元，以济燃眉。
1931年豫东干旱成灾，各县人民纷纷渡过黄河，向黄河以北地区逃难，颠沛流离，惨不忍睹。是时省政府传令黄河以北各县，尽力收养灾民，并规定每八户收养灾民一口。但灾民死于灾难者，仍不可数计。按其原因有三：一、天然干早，地无收成；二、土豪劣绅乘机倒卖粮食，提高粮价，从中获取暴利，趁火打劫；三、原来河南省各县均设有粮仓，用备荒年，以往遇有灾荒，亦颇著成效，后因多年内战，仓储办法停止，所以遇到灾荒无法救济。
刘峙到任初期，河南虽有农工银行，但内部已空，以后铜元局铸造的铜元，交给农工银行，慢慢才有生机。
就我所知，每次作战胜利后，蒋介石必给刘峙一笔巨款，名曰“特别费”，也就是重赏，数目由五万元乃至十万元不等，总计不下十次之多。刘妻杨氏，毫无知识，索贪小惠，闹得声名狼藉。
有人说，刘峙坐镇中原，蒋介石引为长城之寄，这从蒋介石两次下野、再次卷土重来，都归功于刘峙中原坐镇的关系得到印证。
刘峙盘踞河南之时，也曾的确为蒋介石效过犬马功劳。他与北平的张学良，随时联系，尤其对于山东的韩复榘更不放心，不时派人前往监视。杨虎城起自杂牌军，因在蒋唐战役中，曾奉命雪夜袭击驻马店唐生智司令部，立功很大。当于右任与杨虎城争夺陕主席时，刘峙力保杨为陕西主席。
1931年，石友三部分驻石家庄、大名一带及河南北部边区，把持焦作煤矿甚久，野心极大，与韩复榘气息相通。石与驻河南潢川之吉鸿昌及驻怀庆之孙殿英亦均有勾结，并有张学良堂弟张学成在军中策划颇多，蓄谋异动。因此种种，蒋介石示意刘峙预为提防。刘峙一面派人与吉鸿昌、孙殿英联络，借观动静；一面派人到济南向韩复榘说以利害，希望韩在石友三发动时按兵不动，倘石友三败绩，石个人由他收容。此时刘镇华部奉调开到黄河岸边布防，吉、孙、韩均稳定下来。北平张学良为石进攻目标，颇现惶恐，有人主张让出北平退回东北。刘峙派人与张学良密商，若石叛乱即南北夹击，并协定南北夹击之作战计划。计划中最要紧者即张务必严防石进攻天津，因天津系张之后路。虽有这些部署，刘峙以石友三兵多械足，蓄志已久，并且勾结甚广，当时亦颇忧虑踌躇。
是年夏，石友三向北京发动进攻，来势甚猛。张学良派于学忠防守保定，双方交战一度至为激烈。倘石友三分兵一部绕攻天津，张学良受到威胁，势必动摇。石友三舍此不图，以致坐失机会。而吉鸿昌、孙殿英见刘镇华已事先布防，未敢轻动。其最关键在于韩复榘未动，石军遂陷于孤立。刘峙见时机已到，遂派第一师胡宗南部及刘镇华部大胆渡过黄河，从豫北冀南向石部背后进攻夹击。刘还派人与石部师长沈克暗中联络，沈师遂潜入太行山中不动。其他各师亦现不支，纷纷向刘峙投降。石友三逃至济南，为韩复榘收容，一场混战方告结束。
由1932年起，刘峙在豫南罗山、商城、光山一带驻扎重兵，进攻大别山苏区，最初为马鸿达部，后又派第一师及郜子举师接防，刘本人并亲往罗山指挥两个月之久。卫立煌亦率部由安徽进击。以后豫南特设经扶县，安徽特设立煌县，这是蒋介石对刘、卫的羁縻手段。
刘峙在河南，屠杀共产党及爱国青年等甚多，各地专员亦其帮凶。闻开封东门里密设特务机构，其组织表面属于民政厅，实际由特务主持其事。这个特务机构，左邻右舍都能听到受难者的惨号，其残忍可想而知。闻其后院有井一口，所谓“罪犯”被投井内者不少。但刘峙对此讳莫如深。当时的张钫、刘镇华二人与刘峙时有摩擦。在刘峙发行二百万保安经费公债时，张、刘借题反对，联名向各方通电，并印发传单指责、诟骂，欲推倒刘峙。但刘峙发行保安经费公债，因事先经中央批准，故毫不发生影响。后张钫否认此事，刘镇华则亲到开封向刘峙道歉。
阎锡山视财如命，胸襟褊窄，晋军将领于北伐后多奔向于蒋。商震在晋除领军外，任阎锡山参谋长，后通过刘峙拉拢，率队脱离阎锡山，驻守北平一带。1934年，蒋介石发表商震河南主席。斯时河南局面已全为江西人把持，几乎成为清一色，他们闻讯大惊，筹商对策，由秘书长方其道、焦作煤矿管理局局长李文浩、建设厅厅长张斐然等，大贴反对商震标语，表示挡驾。是时，我已被江西派挤出河南，只留空头省委，遂来北京赋闲。听说商震在北京向人表示：“我受刘峙的提擢，本不肯赴豫接刘的主席，但以方其道辈使用卑劣手段，大贴标语，意在挡驾，不给我留一点脸面，使我反不考虑，一定要去接。”这是商震接替河南刘峙主席的经过情形。
1934年刘峙交出河南主席，专任开封行营主任，奉中央命，将全省保安队及民团编成两个师又两团，由郜子举编制成军，带走离豫，河南人民对此更加愤恨。
当江西派任意搜刮河南金钱宰割河南人民最厉害的时候，河南人张钫、李敬斋辈曾联合同乡暗中反动。但他们不知团结，势如散沙，故未得到有效的结果。
抗日军兴后，刘峙奉蒋介石令到石家庄指挥作战，有数十万大军，计有卫立煌、汤恩伯、曾万钟、关麟徵、孙连仲、罗奇、郑洞国、李默庵、刘戡、陈铁等部，分别在各线阵地对日军作战。但为期不久，各军纷纷溃退，甚至不能成军，刘峙亦狼狈而回。其原因有三：1.总司令部组织不够健全，指挥人不谙各军性能强弱；2.各抗战部队各在一地作战互不联系；3.总司令部与各个作战部队，通信网未及完整，盲目指挥，所向背谬。总之，是既不知彼又不知己，凡此种种皆成失败的主要原因。
刘峙在抗战中铩羽归来。蒋介石对之宠信渐衰。然首都迁至重庆后，蒋介石仍任刘峙为重庆卫戍总司令防空司令。
1948年夏，刘峙在徐州任“剿总”总司令，对人民解放军作战。时我已被蒋逼迫退役，彼此相遇颇示依恋，刘力请以旁观老友代进一筹。我看他出自诚挚，略抒己见，说：“目前，最大要图，至少要掌握十万兵力，纵然失败，在政治还可有立足之地。”刘连连点头，对我话似颇同意。我遂进一步问他与共产党有无联系。刘妾黄佩芬应声说道：“有。”我问是谁。刘说：“杨啸天。”以后我知道在冯治安部起义时，杨恰到徐州，故蒋对杨颇为疑心。据闻蒋找杨谈话时，颇不假辞色，语多讽刺，杨遂默然由京回沪。而刘迄无动态，遂在徐州作战极端不利情况下被蒋撤回。刘到上海与我见面，痛哭失声说：“前面已损失五十万人，所余已不能作战，果不出你所料。”
当汤恩伯在上海集结以前，刘即潜赴香港，后又携其妾黄佩芬到南洋群岛某地，当一小学校教员。昔日声名赫赫的刘峙，此时可谓走入末路。闻被蒋氏得悉，把他找到台湾给以闲曹。
（刘耀扬述 徐子才整理）
三、刘峙是怎样一个人
我于1924年到广东投考孙中山先生所创办的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从第一期刘峙任教官时，我们就在一起，一直到1929年到徐州部队缩编都未曾离开。因此，我对刘的经历和处世做人知道一些。但事隔多年，仅就我所知道的，把它写出来，以供参考。
刘峙，字经扶，江西省吉安县城东七里坡人。刘幼年生活艰苦，六岁时父亲被人打死。由于生活不能维持，母亲再醮于在吉安做生意的湖南商人黄某。刘随母到黄家，黄某帮助刘读书。刘十七岁时，黄令其学徒。刘在学徒期间，投入湖南陆军小学。毕业后，于1914年考入保定军官学校第二期步兵科肄业，到1916年6月毕业。据说刘毕业后到江西赖士璜部下充过连长，听说孙中山先生在广东革命，即率部向广东投奔孙中山参加革命，不料行在中途被赖士璜部队追到，将部队击散。刘乃只身逃到广东（这就是后来刘峙枪毙赖士璜的一个重要原因），投入粤军总司令许崇智部下，充任少校副官。此时蒋介石任许崇智的参谋长，刘与蒋发生长官部属关系。1924年，孙中山在黄埔创办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委蒋介石兼任校长，调刘来校任少校军事教官。是年冬，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成立两个教导团。这两个团的各级干部，均由黄埔军官学校第一期的教职员和毕业的学生充任。何应钦任第一团的团长，王柏龄任第二团的团长，刘峙调充第一团第二营的少校营长，其他如钱大钧、顾祝同、沈应时、陈继承等分任营长。第一期毕业学生除极少数任连长外，其余分任副连长、排长、副排长、特务长和文书上士等职务。
第一次东征
广州革命根据地内，在1924年削平了武装商团这一心腹之患以后，当时主要敌人就是炮击总统府的陈炯明。陈当时还盘踞东江一带，并且正命令他的部队向淡水集中，妄图进攻广州，颠覆革命政府。如不迅速消灭这一反动势力，就不能巩固革命根据地，更不能保证革命顺利发展。1925年2月4日，教导第一团由黄埔出发。这一次东征，是以黄埔的两个教导团为主力军，任命黄埔军校的校长蒋介石为东征总指挥（总指挥部称为校本部），沿广九铁路线到樟木头车站附近，离开铁路线东进。到达龙岗后，我排任尖兵（我是第一排排长），搜索前进，探悉陈炯明的洪兆麟部派有一个旅的兵力进驻淡水，作为进攻广州结集主力的掩护部队。黄埔军校教导团在校长蒋介石亲自指挥之下，决定向当面之敌进攻，并采用速战速决的战法，要在敌人后续部队尚未赶到之前占领淡水城，便部署以教导第一团为攻击主力，教导第二团为总预备队，并担任防御敌后续部队接近淡水城的任务。我军约在2月12日拂晓开始攻城，至中午左右攻入淡水城内，全部敌军缴械被俘。正当第一团在城内歼灭敌人的时候，洪兆麟的后续部队果然赶到了，同第二团展开战斗。团长王柏龄临阵逃走，部队混乱。第一团团长何应钦当令第二营营长刘峙率领全营反攻，把敌人全部击退，才稳定了淡水城的占领。当刘峙率部反攻时，时已黄昏，敌人在昏暗中误认刘峙的部队是从淡水城内逃出来的自己人，等到双方接近，黄埔军校教导团士兵上刺刀冲锋时，敌人才知道不是自己人，但已措手不及，随即败退。刘峙率部乘胜猛追，敌人狼狈逃窜，这是偶然的奇事。
棉湖之战
陈炯明叛逆有两股部队，洪兆麟股，经淡水之役已溃不成军，不能再战；另一股号称四五万人，由林虎、李易标统率，窃据梅县、兴宁、五华地区。陈逆对于洪兆麟部万余人竟被黄埔军校的两个团两千多新兵击败，几至全部歼灭，颇不甘心，妄想以林虎、李易标两部一举倾全力而消灭黄埔军校的两个教导团。教导团击溃洪兆麟部后，在揭阳普宁地区休整，探悉陈逆炯明倾巢来犯，已迫近驻地附近，正好以逸待劳，迎头痛击，寻求决战，歼灭敌军。3月11日，双方到达棉湖鲤湖之线。据棉湖商会负责人说：是日下午敌我双方设营人员同时到达棉湖，因商会告知敌方设营人员说，黄埔学生军（东江一般人均称教导团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学生军）的设营人员也到了，敌方设营人员闻悉就逃走了。当晚，各部就在棉湖附近各村落露营。这次作战部署是以教导第一团迎击正面之敌，第二团绕击敌之右侧背。次日（3月12日）拂晓，第一团行不数里，在棉湖西北山地与林虎的主力遭遇，当即展开极其剧烈的战斗，从拂晓至黄昏进行肉搏拉锯战，敌冲来，我冲去，一直未曾间歇。由于第二团团长钱大钧（前团长王柏龄因在淡水临阵逃跑被撤职，由钱接充）行动迟缓，未迅速向敌侧背攻击，致使敌人倾全力对我第一团攻击，我第一团伤亡惨重，第三营营党代表（忘其姓名）阵亡。因敌数十人争搜其腰包，我乘机以手榴弹击中，而敌人退去，否则我也有阵亡或负伤的可能。我连连长郭俊和第三排排长侯镜如均受伤。我是第一排排长，和第二排排长潘国聪率领全连士兵二十三人坚守阵地。我的左翼高地，就是第一团的团部，由指挥所和第二营营长刘峙所指挥的第五连官兵十余人固守。敌军冲到团部指挥所高地时，刘峙率二十余人反攻，团长何应钦也亲率卫士参加，卒将冲入之敌人击退，情势极其危险。这时苏联顾问也在团指挥所，对何团长说：“不得了。”何应钦说：“还能支持。”这时已到夜间，因第二团到达鲤湖之后未遇到敌人，虽听到右翼有剧烈的枪炮声，但团长钱大钧因未奉到蒋介石的命令，不能当机立断，坐失机会。后因该团第二营营长刘尧宸实在忍耐不下去了，乃独率本营前进，行不多远，即发现敌情（正是林虎的预备队和他的指挥所），立即展开战斗。同时，何应钦当夜派人到河婆送信，叫地方武力袭击敌人后方，这样使敌全线溃退。黄埔学生军以一个团的兵力，击败敌人十余团。苏联顾问对棉湖战役第一团的战斗精神大为称赞。这一战役的胜利与刘峙有很大的关系。
第一团乘胜追击，占领五华、兴宁、梅县，完成了第一次东征的使命。到达梅县后，教导第一、二两团合编为国民党的党军第一旅，以何应钦升任旅长，刘峙升任第一团团长，在梅县整训。
在这里应补充的是，第一团占领五华县城的经过情形。第一团占领五华县城，可说是一个开玩笑式的滑稽战。这一天，第一团强行军走了一百一十余华里。守五华县城的敌人只有五六百人，他们据探报我军今晚在距县城三十华里的地方宿营，约明天上午可到，准备于当晚逃跑。不料我军于黄昏后赶到，随将县城四面包围准备夜间攻击。敌人完全没有发觉，乃派警察局长亲自出城给他们雇挑夫，却被黄埔学生军警戒部队俘虏，押送团部见何应钦。他见了何团长，即跪下磕头。何说：“你不要害怕，你如能设法叫我们进城，不但不杀你，还要赏你一百块大洋，当时交五十元，进城后再给五十元。”警察局长说：“城内守军叫我出城给他们雇挑夫，请你派一连兵倒背着枪跟我后面充夫子，我去叫城门。”何允许，到了城门外叫开门，敌军卫兵问口令，他答上后，并说：“我往城外雇夫子，这些夫子均在后面。”卫兵从门缝往外一看，果然一大队夫子在后面，都背着扁担，就大开城门。这一连是刘峙营的第五连，当即将敌人卫兵俘虏，随即登城，步枪、手提机关枪同时射击，其他部队相继入城。五华县城就这样被占领了，这是作战史上的一个趣闻。
1925年6月间，杨希闵、刘震寰的滇、桂军不仅不参加东征讨伐叛逆陈炯明，反而图谋乘虚颠覆广州革命政府。为了削平叛乱，东征军兼程回师广州，以党军第一旅的两个团为主力，秘密而迅速地离开东江，集结于广州附近，准备攻击白云山、龙眼洞、瘦狗岭一带及广州地区之敌，进而占领广州。经过激烈战斗，不到一天的时间即将叛军全部肃清了，革命首府的广州重归革命势力所掌握，革命政权转危为安，刘峙的第一团首先进入广州。
第二次东征
第一次东征没有把陈炯明的叛军彻底消灭，当黄埔学生军撤离东江，平定杨、刘以后，陈逆又重整部队卷土重来，并借惠州险要集结重兵，妄图夺取广州。是年10月，国民政府为了彻底消灭陈炯明的反动力量，命令党军第一旅和第四团到达惠州，先以第四团为攻城部队，第一旅为预备队。敌军几乎全部集中惠州，凭险要顽强抵抗，战斗极其剧烈。因官兵奋勇，前仆后继，卒将惠州攻占。第四团伤亡惨重，该团团长刘尧宸阵亡，全团官兵所剩无几。经此次战役，将陈逆主力消灭，以后沿途仅有小的接触，即顺利收复潮（州）、汕（头）。二次东征胜利完成，广东革命根据地得以稳固。
黄埔的军队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任蒋介石为军长，下辖两个师，以何应钦任第一师师长，王懋功任第二师师长，刘峙为第一师的副师长。
1926年夏，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蒋介石任总司令，何应钦任第一军军长、王柏龄任第一师师长、刘峙任第二师师长，归第一师师长王柏龄指挥。第一、二两师行抵湖南株洲，蒋介石集合两师的官兵讲话。时官兵自拂晓就在沙滩上集会，而蒋介石至上午11时始到。时在盛暑天气，士兵在蒋介石讲话时，有零星地到河边喝水。其实两个师的都有，而王柏龄在讲台上于蒋介石面前手指喝水的士兵，口里喊着“刘师长，你看你们的士兵又去喝水去啦”，故意叫蒋介石看到。蒋介石便大骂刘峙纪律不严，第二师不如第一师等等。刘峙只有忍气吞声，吃这种闷气，对本师军官发脾气以泄愤。所以刘任营长时，该营军官叫他“菜包子”。有一次，全营集会完毕，各连、排长在一起开玩笑，见他来了，一位官长说：“菜包子来啦。”他听到后，集合官长讲话说：“看到官长来了，还说菜包子、菜包子，这是什么话啊！”
北伐军经过湖南、湖北武昌，第二次攻占南昌后，于1927年春由南昌出发，经赣浙大道向杭州进军。行抵江西、浙江边境之游埠（属浙江省龙游县），与孟昭月等部激战，至夜尤烈，短兵相接，几呈混乱状态。我第六团团长郭俊阵亡。这时我任第二师六团第一营营长。是日，白崇禧来前方指挥，住在第二师刘峙的师部。这时白祟禧问刘峙，部队的战斗力怎么样，顶不顶得往，刘峙说：“没有把握。”白说部队既无把握，不如暂退三十华里到某某（地名忘记了）之线，明天看情况再定行止。是夜，北伐军后撤，而敌人亦退。部队撤退时，我未找到我的马夫。至拂晓，我的马夫找不着队伍，也听不到枪声，乃问老百姓队伍往哪里去了。老百姓说：“双方的队伍都后退啦。”我的马夫回来报告情况后，我即往师部，将马夫报告的情况报告刘峙。刘据我的报告转报白崇禧说：“我说不退好啦。”白说：“你说部队没把握，当然要向后撤，现在敌人已经退了。”当即下令各部前进追击敌人。
桐庐之战
各部进抵桐庐附近，与卢香亭等敌展开战斗。
这一天，第二十一师由师长严重率领从后方广东赶到，担任左翼攻击。我营为第二十一师架设浮桥，该师渡河（河的名称不记得了）后，即与敌人激战，三个团同时参加战斗。时已入夜，第二十一师的师部已无预备队。严师长是我在黄埔军官学校时的总队长，又是我的战术教官，当即留我营为他的师预备队。是夜，该师方面战斗很激烈，敌人曾一度冲至他的师部附近，被我营击退。该师三个团长陈诚、孙长钧、陈辅均在一处指挥。当敌人进攻激烈时，三个团长在电话内向师长告急，严师长说：“不要紧，师长没走哩。”严师长令我派一个连增援，我即率第二连增加，刚刚上去，连长蔡剑鸣受伤，一名排长和党代表受伤，严师长问我部队有无把握，我说：“请老师放心，剩一个兵，没有命令也不会下来。”刘峙连来几次命令调我营回师。每接命令，我就给严重看。严总说：“你的第二连尚在火线，既不能下来，又无部队换它；况且你回去，我师部又无预备队，但是我又不好强留，你看怎么办好？”我说：“我在哪里都是作战，按现在的战况，如无部队接我营的任务，是不好离开，请老师给师长打电话，告诉他按目前的情况我营是不能回去的。”至拂晓前，敌人全线被击退，我营乃归还建制，路遇刘峙，令我营随他行动。这一夜，他与各部失去了联络，住在一个独立家屋内，令我与他同住。至夜半，有一不认识的士兵到我营部问传达排在哪里。因国民革命军内各部只有传令班，而无传达排这个名称，当时我的司号长说是敌人。那个士兵手托胸前两个麻尾手榴弹说，“敌人有这种手榴弹吗？”（北伐军所用的手榴弹无麻尾，而他的有麻尾）立即转身逃走。这更证明是跑错了路的一个敌军士兵。这个敌兵逃走后，忽闻后方有枪炮声。刘峙因情况不明，部队已失去联络，乃率领极少数官兵，沿原路向后跑十余华里，仍令我营保护他，并问我现在还有多少人。我说有三百多人。他说：“你还不错，还能掌握这么多人。”我即配备警戒和派联络人员。至天明报告，昨夜的枪炮声，系白天未退走而落在后面的敌人所发，前方已无战斗。第二十一师已前进，他乃率我营继续前进。这次白崇禧未来前方指挥。这些都证明刘峙指挥能力不强。到达杭州与北伐军何应钦所指挥的东路军会师后，第二师与毕庶澄部稍有接触即到上海。北伐时期，在长江以南，别的部队打胜仗，唯独刘峙每次战役都是秃子跟着月亮走，沾别人的光。北伐军占领南京后，第二师驻常熟一带，在长江南岸对江北警戒。1927年5月，第二师由十二卫港渡江到南通、扬州。我升第二师补充团团长。8月13日蒋介石被迫下野，孙传芳由江北反攻南京。第二师本已由江北调杭州整训，但是各部尚在途中，白崇禧由南京打电话给京沪铁路沿途各站，如有第二师的部队经过，即请列车指挥官接电话。在上海以西黄度车站，第五团团长李延年接到电话，一听是白崇禧命令第二师即开回镇江。李延年说，“你的命令我不服从”，仍继续开往杭州（这时因蒋下野，各部对白不相信）。刘率师部于午夜到杭州，即接何应钦的命令乘原车开回镇江，到一团增援。这就是战斗最激烈的龙潭战役，各部牺牲很大，终于挽回局势。第二师参加龙潭战役以后，调往上海，刘峙升第一军军长，各师补充团（因蒋介石下野，由何应钦、李宗仁、白崇禧三个总指挥共同负责维持南京局面）取消，我调充第一军教导团团长。
1928年继续北伐
渡过长江后，第一军担任津浦铁路正面攻击前进，第二师师长由刘峙兼任。临淮关一役，将张宗昌的部队击溃而占领蚌埠，何应钦因之称刘峙为福将。第一军的部队到徐州整训，刘峙的军部驻徐州城里旧道尹衙门。这时，我团第一营担任军部警卫，第二营担任军需的守卫勤务。有一天，第二营第五连守卫军需处的卫兵看到从军需处抬出许多大木箱，上面均贴着军用品水壶字样的大红纸条，很是怀疑，认为水壶很轻，而这些木箱相当沉重，就不准抬出，一定要打开检查。押运人员不准打开，遂起争执。结果打开一看，尽是由上海购买来的纸烟，拟用火车运到开封、郑州、洛阳、西安等处，以不花运费的火车牟取暴利。当时严禁各部队做生意，这样既已查出，无法解决，只好由连长报告营长，转报团部。当时我很气愤，军需处不应做生意，有损军队名誉，呈请军长刘峙严惩做生意的人员。刘峙为了顾全面子，仅将其军需处处长杨某（名字忘记）记过处分，说这样违犯纪律，纸烟没收充公，敷衍面子了事。但是纸烟是否充公，究竟如何处理，未曾公布。后来，据说是刘峙的大老婆杨庄丽和其军需处处长杨某（杨系刘峙的妻侄）共同做的生意。这样杨庄丽和杨某怀恨在心。他们对我是无可奈何，但总是设法报复。事后不几天，我第二营营长周惠元（四川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前往军部政训处找处长刘君笃（四川同乡）去玩。刘峙的大老婆抓住这个机会，叫刘峙派人将周惠元抓到军部关起来，硬说周惠元到政训处去赌博，判处徒刑六个月了事。虽说聚赌，但未抓到赌具，实是杨庄丽等借此报复以泄私愤。过数日，我以周惠元有病，呈请保出养病为名，令其他去。刘峙也未加追究，不了了之。
1927年12月上旬，蒋介石回到南京复职。1928年4月5日，国民革命军在南京誓师北伐，先行消灭盘踞在山东的张宗昌、孙传芳等部，继续北进攻打张作霖，统一全国。4月9日下全线总攻击令，第一集团军总司令蒋介石自兼，下分四个军团和一个预备军。第一军团由刘峙的第一军、顾祝同的第九军、缪培南的第四军三个军编成，以刘峙兼任总指挥。4月11日，刘率第一军团总指挥部和第一军教导团由徐州来陇海铁路，乘火车出发东进，至八义集下车，徒步北向，到达台儿庄、韩庄之线，担任津浦路正面，向枣庄、临城、兖州之敌攻击前进。第一军正面之敌系张宗昌、褚玉璞的残部，已不堪一击。我第一军团有铁甲车开路，迫使张宗昌在津浦铁道上活动的白俄铁甲车队抬不起头来，从而势如破竹，一往直前。4月20日，刘峙的第一军团到达兖州，与左右友军取得联系，稍事休整，继续齐头并进。张宗昌、褚玉璞残部已溃不成军，拼命狼狈北逃。4月30日午夜，张宗昌部全部退过黄河，并烧毁黄河铁桥。5月1日拂晓以前，第一军团进占济南。刘峙驻城内张宗昌的督办公署，即现在的珍珠泉（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二辑载，贺贵严说蒋介石驻督办公署。不对，当时蒋介石驻白马山车站火车上，贺是记错了）。5月3日上午9时左右，日本军国主义者为了阻止国民党的北伐军渡过黄河、继续北进，以便在华北建立傀儡政权，来实现其分裂中国的企图，乘此北伐军尚未渡过黄河以前，在济南发动军事挑衅。济南的五三惨案爆发了。刘峙为了指挥方便起见，于当天下午把他的军团总指挥部由城内旧督办公署移驻南关演武厅。到了5月4日午夜，刘峙接到蒋介石（蒋于5月1日夜晚由崮山到济南，未进城即在白马山车站他的专车上办公）给他的手令一件（是蒋介石用信纸亲笔写的），令全军向南撤退（当时我在刘峙的室内看到这一手令）。原文我不记得，大意是这样，叫刘峙劝告全体官兵以十二万分的忍耐，即行撤出济南，勿为日军所骗等语。大家看了这一手令之后，多数人落泪，坚决不肯撤退。刘峙说军人只有服从命令，立即遵令撤退。在未撤退之前，蒋介石令刘在大军南撤时，着留第一军教导团李仙洲一个团与方振武的一个团驻守济南城。刘峙接到这一命令后，说教导团第一营随他的军总指挥部担任警卫勤务不好留下，请另留一个团。蒋介石说李仙洲是山东人，留他比较相宜。刘峙说李延年也是山东人，请留李延年第五团吧。蒋介石乃准留李延年守济南。次日凌晨2时，刘峙即出南围子门，经八里洼、仲宫、柳埠退至泰安、兖州等地。济南城内除第一军李延年的第五团和方振武第四十一军的邓殷藩团共两个团驻守外，其余所有国民党的北伐军一概撤离。蒋介石后令其他部队绕道继续北伐，而第一军团的各部则南撤兖州、济宁、徐州等地，刘峙仍回到徐州城内驻旧尹道衙门。
第一军撤到兖州、济宁、徐州以后，缩编为第一师，刘峙任师长。第一师辖三个旅：第一旅由原第二师缩编，以师长徐庭瑶任旅长，李仙洲任副旅长；第二旅由第三十三军缩编，以军长张克瑶任旅长；第三旅由原第二十一师缩编，以师长胡宗南任旅长。各旅部队均驻在徐州附近，有几个团驻在九里山营房，其余驻在各村庄。这时，刘峙对于各部大加整理训练，每天天不亮就亲自到各部队巡查督训，对于军风纪的整饬亦很严格，严禁士兵乘坐人力车和骑驴子，不准士兵进戏园子看戏，官兵外出一律打绑腿，如查有外出不打绑腿者一律处分。团长以下直接带兵的军官，实行甄别文字考试，不识字的概不录用。我曾记得有一命令，说什么查丁排长目不识丁，着即撤职，一时传为笑谈。虽则如是之严，但纪律总是整顿不好，在外闯祸的事情时有所闻，直至马夫伙同地方小流氓抢女人，被告到刘峙的师部。
说刘峙作战沉着勇敢是不太符合事实的。他的指挥能力实在不算高明，在作战中经常与部队失了联络。北伐期间，长江以南各战役，他的战绩均不好。我认为除他个人无能外，助手的关系也非常重要。在这一段时期，他的参谋长是黄裳，同样的不高明。从长江以北直到攻占济南，各次战役也不是他个人的胜利。临淮关的胜利，虽然何应钦写到刘的账上，说他是福将。其实，这一战功是该师副师长徐庭瑶在前方指挥，应归功于徐庭瑶，而何应钦竟张冠李戴。至于自徐州到济南的顺利，除当面之敌张宗昌、褚玉璞残部已不堪一击外，应归功于他的参谋长彭启彪。后来刘峙任河南省政府主席的时候，彭启彪为了争夺师长职位，被新招安的河南著名土匪崔邦杰（即崔二旦）击毙。事情是这样的，彭系刘峙绥靖公署的参谋长，曾利用职权敲诈崔邦杰的钱，许崔当某师师长。后发表彭当师长，崔发觉受骗，怀恨在心，便设计杀彭。当即发请客吃饭的通知，彭列第一名。彭到后，崔说借参谋长的汽车请别的客人，并说他的卫士不知地方，请参谋长卫士同去带路。汽车走后，崔将彭打死，自己也逃走，而崔的家属早已送走。刘峙痛哭流涕地说他失去了左右手。
刘峙在两次东征及回师广州各战役中，打下了以后蒋介石对他信任的初步基础。1926年以后的几年中，刘随蒋北伐，尤其在过长江后从临淮关一直攻到济南，蒋对刘又有了进一步的信任。
1927年国民政府奠都南京以后，由于当时的特别委员会内部争权夺利的关系，蒋介石在军事上受李宗仁、白崇禧的压迫，在政治上受西山会议派的攻击，处境非常困窘。蒋手下的三个总指挥（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一致要求蒋介石下野。蒋介石正在犹豫不决的时候，刘峙充任何部的第一军军长，在蒋的面前表示分外服从。并竭力主张蒋不要离开，这一建议深中蒋意。从此以后，蒋对刘则更加器重，因而刘一步一步地爬到军政高级干部的地位，对蒋始终是忠心耿耿，唯命是听，真心诚意地拥蒋到底。刘常对人说，“有蒋就有我刘峙，已是骨肉连在一起”。西安事变的时候，刘正在海州检阅税警总团黄杰的军队，接到蒋介石在西安被张学良、杨虎城扣起来的电话，当即泪流满面，连摆在桌子上的酒饭也不吃，立即乘坐火车赶到洛阳、潼关，准备指挥部队与张学良、杨虎城作战。刘与顾祝同同时发表总指挥。刘对宋子文兄妹的主张均置之不理，主张非打不可，认为只有打才能营救蒋介石。相反的顾祝同则对宋氏兄妹的主张极力赞许。刘与顾对蒋、何之间的应付不一，因此蒋介石回到南京后，对顾比刘更加信任一些，从此顾就爬在刘的先头。1948年11月8日淮海战役开始，第三绥靖区张克侠起义。刘在徐州“剿总”内痛哭着说：“从此我无面目见总统（蒋介石）了。”并说：“白健生（白崇禧的号）是总统的养子一样，我呢是亲生子呀！总统不顾陈辞修（诚）的毁谤，断然寄我以重任，我将何以报之啊！”
刘峙秉性庸懦，又没有比较高深的学识，所以表现的是庸庸碌碌、毫无事迹之可言，但危害人民的骇人听闻的事情却层出不穷。例如1938年他充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时，曾从保定一昼夜撤到新乡，将祖国一片大好河山送与日军之手，当时人民称他为“飞将军”。又如1943年他充任重庆卫戍总司令时，因措施失当，造成防空洞大窒息案，死了一万余人。刘所任各重要职务时，一切事务多依靠他的参谋长负责处理。当时一般人都知道，他是一位有名的“刘婆婆”。他是不敢也不肯负责的。1927年蒋介石下野后，何应钦与李（宗仁）、白（崇禧）勾结，一般黄埔学生对他怀疑。我们有十一位同学，都是当时任团长的（陈琪、关麟徵、李延年、李仙洲等），在上海见刘峙说：“校长（蒋介石）下野，何应钦对我们不负责，以致士兵到现在（10月中旬）没有棉衣穿。白崇禧的广西队伍，在上海早已穿上棉军衣和棉大衣，我们的士兵仍着单衣，住在一起，有的住在一条街上对门，我们对士兵实在不好说话，在这种情形之下，士兵不好带。何应钦既不管我们，请老师（刘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的教官）负责，我们竭诚拥护，不然的话，我们今晚就缴白崇禧在上海部队的械。”他听了我们这些话以后，怕得不得了，并且很诚恳地对我们说：“你们千万不能这样办，无论如何我是负不起这个责任的。”正在这个时候，何应钦由南京赶来上海，就在刘峙那里同大家见面，解释误会。何说：“我哪能不管大家，我实在没有时间来，所以今天特来和你们谈谈目前的情况，请各位放心吧！对你们一切我绝对负责。”等等。这样才给刘峙解了围。由此种种，其庸碌程度可见一斑。当然我们也没有缴白崇禧驻上海部队的械。
1931年刘任豫皖绥靖主任兼北路“剿匪”总指挥时，进驻黄川，指挥第二十路军张钫部，第十五路军刘镇华部与独立第四十五师代民权部、第八十九师汤恩伯部等。“进剿”大别山地区红四方面军徐向前部，在新集附近杀害人民数以万计。蒋介石为了纪念与鼓励他，将新集改为经扶（刘峙的号）县。又如1946年国共和谈期间，刘指挥孙震、周岩等部包围大别山地区，给中原军区造成相当的损失，受到蒋介石的表扬。这些均是刘峙反人民的标志。
刘的作风好沽名钓誉，例如出版《经扶全集》、印《吉安县志》、办吉安经扶中学，以及在重庆办捍卫中学等。对下拉拢和培植私人，他对他的私人和一些黄埔学生是非常关心的。例如他对老第二师的人像胡宗南、黄杰、罗奇、李铁军等（均系黄埔军校第一期）就很关心。刘任河南省政府主席时，在河南弄了几个保安团，拼凑了一个第九十五师，调罗奇任这个师的师长，后又保罗升任第三十七军军长。刘自1931年至1936年任河南省政府主席，调冯剑飞（贵州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充任河南保安处处长。再如他的族弟刘夷（黄埔军校第二期毕业），在北伐时期并无功绩，又爱嫖赌。如果是别人早应撤职，但刘不仅不撤他，反而比别人提升得快。1928年第一军缩编成师时，其他团长多降级，而刘坚决保其族弟继任团长，约一年就把他升任旅长。刘夷在旅长任内，大做其鸦片烟生意，被人告发。刘峙反为包庇，不但不究，又将其调往他旅，仍任旅长，尽管部属反对。为了他的私人，就是有人反对，他也不顾。河南省军政大权都抓在他的手里，豫皖绥靖公署和河南省政府内遍派了黄埔军校学生和江西老表。这些人有不少是无所不为的，因此使河南境内民不聊生，痛苦万分。当时河南人民有两句谚语：“黄虫（指黄埔学生）吃尽中原草，河南土地半江西。”这是对刘培植私人的写照。
刘峙对上喜欢谄媚奉承，表示绝对服从。他充重庆卫戍总司令时，所属第九十七军一六六师安部电话机，甚至补充几个马鞍子，都是说得请示部长（何应钦当军政部部长）。刘在徐州充“剿总”时，第十三兵团使用部队向他请示，他说一团的兵力要请示总长（顾祝同充参谋总长），使用师以上的兵力，就要报告总统（指蒋介石）。这在表面是服从，相反的就是不负责任。
刘峙一生对蒋唯命是从，调他的工作从不还价，这是他始终得到蒋介石信任、保持高位的主要原因。他对蒋介石是想尽方法讨欢心，所以经常学蒋介石那一套，满口礼义廉耻、忠孝仁爱等等。他坚决维护蒋介石反动统治政权，是蒋介石集团的死硬派。他的命运同蒋介石连结在一起。他认为只要有蒋介石就有刘峙，他同蒋的关系是不可分割的。
刘自认为是一个忠厚之人，对人处世有包容之量，比较宽厚。他长期标榜人生在世没有不散的场面，给人过得去、给人以生路，就不致招怨于目前，还可以投报于将来。
遇事不肯负责，大事请示上级，小事推给部下，深恐招怨于人，对各方面尽量拉拢，不敢得罪于人，到处买好，故有“刘婆婆”的称号。
刘峙的生财之道是这样的。他的大老婆杨庄丽伙同其僚属人员大做生意，或其他贪污活动而发横财，已不在少数。1928年春，杨庄丽与其娘家侄杨某做生意，前已叙述兹不重复。现就其任河南省政府主席时，买官鬻爵的情形概略述之。省政府秘书长张廷休与杨庄丽售卖县长，大县一万元，中县几千元，小县五百元，其他官职则收受礼物。礼物多的官位高，相反则官位小。后来这种事情被刘峙发觉，即规定凡委县长要有他的私章，否则一概无效，并将他的私章装入自己的衣袋内，以为这样可以堵住这个漏洞。张廷休与杨庄丽自有妙计，白天由张廷休把公事办好，交给杨庄丽，夜间俟刘睡后，由杨把刘的私章取出盖后，仍将私章装入刘的衣袋内，仍然照常卖官、照常发财。安阳县长周某（名字忘记）经人民揭发，证明其县长是向刘峙用钱买来的。刘与永城县长熊文煦种鸦片收税中饱。多年来刘搜括食行所得，虽无确定数字统计，仅在汉口就买了两个大里弄，其中一个就有房屋三百余间。他在南京置了一个爱文（是他老婆的名字）里整个一条胡同。其他当然还有不少的产业，具体我不清楚。
刘峙极其迷信，很相信宿命论。他最喜欢看相算命，时常找人给他看相，听到别人说他福气大、后福比谁都好，他就非常得意，因之以蒋介石继承者自许。
刘峙是坚决反共反人民的，他经常说：“有共无我，有我无共。”1946年，他在南京白崇禧家里吃饭，室内发现一个苍蝇，刘即指着说是共产党。1947年3月，刘在南昌对第六军官总队（抗战胜利后由编余军官组成的）讲话，他勉励这些人说：“共产党要将我们先烈艰难缔造的中华民国打倒，要把我们抗日功劳付诸东流，愿大家有生之日要干到底，千万不可为了编余而灰心；来日方长，共体时艰才对。”
（李仙洲）
四、“黄虫吃尽中原草，河南土地半江西”
1930年秋，蒋、阎、冯中原大混战结束，蒋介石在表面上完成了暂时的统一局面。蒋派刘峙为开封行营主任兼河南省政府主席。我同刘峙有黄埔师生之谊，我又是河南人，遂得到河南担任其参议，一直到1938年，我才同他分手。现将刘峙统治河南的情形，就我所知，概述如下：
党、政、军一元化的阴谋
1930年冬，刘峙问我用什么方法才能把河南治理好。我当时说明河南地处中原，形势重要，中央属望甚殷，一切措施必须慎重。我的意见是：河南民间武力雄厚，人民忠诚强悍，应援江浙前例，成立全省保安处，把河南地方武力统一组织，彻底整编。其次，党（国民党）的组织亦应该抓，省党部应予改组。再其次，地方行政人员亦要加以训练，使他们在地方上起向心力和骨干作用。这样把党政军都抓到手，形成一元化，一切都好办了。刘峙以为然，即令行营参谋长刘耀扬草拟成立河南省保安处计划，呈请中央批准。刘耀扬以省政府委员兼保安处长，我推荐黄埔第一期同学萧洒任副处长，把河南全省划成开封、新乡、洛阳、汝南、商丘、南阳等六个指挥区，成立了六个指挥部。这样就初步完成了河南全省的保安系统，而为刘峙统治河南树立了地方武力的基础。
同年冬，我与萧洒同往南京见蒋介石，说明改组河南省党部的必要性。蒋令我们与胡汉民接洽。某日晨，我同萧洒往见胡汉民，当场决定改组河南省党部，加派河南省政府秘书长张廷休、驻豫绥靖公署参议谭辅烈及萧洒为河南省党部委员，并指定萧洒、谭辅烈为常务委员。从此，刘峙的统治势力又伸入了省党部。
1931年春，刘峙又在开封成立了河南省地方行政人员训练所，刘峙兼所长，民政厅厅长张钫兼副所长，我任训育主任兼总队长。学员的来源是部分招收大学毕业生，部分调任县长和局长，受训期限三个月。另外，刘峙又呈经蒋介石许可在开封南关旧营房，成立中央军校驻豫军官教育团，调集各部队及地方团队，现职下级干部受训。刘峙就用这种方法来笼络军政干部，使他们向他来靠拢。
毒害河南人民
1931年春的一日，我与萧洒同往省政府去见刘峙。步行至机神庙街，见墙上挖一黑洞，油漆一小黑门，上书“出售净膏”四字。我们不知出售什么净膏，即亲问卖主，始知是得到政府许可出售鸦片烟土和鸦片烟膏的，我们非常惊异。迨行至省府西街，见到开封公安局局长李国盛出的布告，是准许人民出售鸦片，吸食鸦片，我们更觉离奇。到省府后，我们即当面询问刘峙，刘峙说：“因为政费支绌，财政厅厅长万舞和秘书长张廷休才出了这个主意。”我说：“就是政费无着，也不能公开布告让人民公开贩食鸦片，来弥补政费。”刘峙说：“有布告吗？”我说：“马路上贴满了布告，实在太难看了。”刘峙当即以电话通知李国盛把布告即时撕去。我们以为这事就算结束了。不料没过多天，河南省禁烟委员会居然成立了。河南绥靖公署交通处处长朱棠被派兼任禁烟委员会委员长，各县成立禁烟局。表面上是禁卖禁吸，实际上鸦片烟膏店则遍地皆是了。一面叫人吸毒贩毒，一面又逮捕吸者贩者，勒索罚款。不久罂粟花便开遍全省，河南一变而成为“烟花风景区”了。当时，河南政费每月都由中央如数拨付，月有盈余，都入了刘峙私囊。他在汉口、蚌埠、海州等处，广置房产，搞工商业；他还以此为未足，而又大开烟禁，毒害人民，以饱私囊。
分化豫人，反对豫人治豫活动
河南人士鉴于已往统治河南的人一般都是只知榨取人民财富，不顾人民死活，遂有豫人治豫的主张。张钫就是兜售此论者之一，他拉拢河南一部分人士如刘莪青、王友梅、魏少师、王宏先、栗敬六、郭燕生等呼号豫人治豫。1930年，军阀混战高潮的时候，河南省有三个省主席。阎锡山、冯玉祥派万选才为河南省主席，驻开封。原任河南省主席韩复榘已调任山东省主席，但是蒋介石为使韩复榘替他卖死力，仍令韩兼河南省主席，而以建设厅厅长张钫代理其职权，驻归德（商丘）。张钫即利用机会分头活动，大力鼓吹豫人治豫，在南京创办大河日报，由刘莪青主持作为喉舌。又从各方面活动，得任二十路军总指挥军职。张鈁遂自归德移驻平汉路之漯河车站成立总指挥部，招收河南各地土匪，组织军队自树一帜。孰知快到阎、冯垮台之时，蒋介石忽发表刘峙为河南省主席，而以张钫为民政厅厅长，张钫大失所望，但其野心未泯，仍借豫人治豫口号，积极做倒刘峙的运动，并成立河南赈务会，拉拢河南一部分人士为该会委员作为倒刘骨干人员。刘峙深恶张钫不识时务，极力分化他的力量。一面网罗河南黄埔学生为其骨干，另一面拉拢省党部主持人李敬斋对抗张钫。不久，刘峙即电南京免去张钫的民政厅厅长，而以李敬斋代之，另畀张钫以豫南清乡督办以去心腹之患。某些人为了讨好刘峙，又向刘峙进言，河南地方紊乱，土匪众多，都是张钫之二十路军所属部队军匪不分所造成，要想安定河南，必须把二十路军调离豫境。刘峙本对张钫疑忌多端，于是他就电请蒋介石把二十路军全部调开。张钫既去，豫人治豫的号召，便湮没无闻了。
重用乡党，扩充实力
刘峙在用人方面，最信任的是他的同乡江西老表，其次是他的保定军校同学，再其次才是他的黄埔学生。对于较有资历的江西老表和保定军校同学，无论在军事上或政治上，只要遇到机会就向蒋介石保荐他们。对于黄埔学生的任用，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因此在用人方面，他并不很得蒋介石的欢心。比如胡宗南是黄埔第一期学生，又是浙江人，亦是蒋介石比较信任的学生。当时任第一师副师长，是刘的副手。刘峙升任开封行营主任和河南省主席后，胡宗南未尝不想凭借刘峙的扶植和保举，得到第一师师长的职位，但刘峙却偏不保荐胡宗南，胡当然不满意刘峙。在军事上如此，在政治上亦复如此，他总是相信他的江西同乡靠得住。万舞任财政厅厅长，吃喝嫖赌吹样样都来，把河南财政搞得一塌糊涂。张斐然任建设厅厅长，碌碌无所建树，而贪污则不后人。保安处处长刘耀扬虽是豫人，但他是刘峙的老搭档，与河南人素无联系，而且生活糜烂，贪污成习。刘峙这样一个省政府是不能不引起河南人的反对的。蒋介石在此情形下，亦不得不将河南省政府加以改组，但仍是换汤不换药，糟糕情形并未改变。刘对河南实力派刘镇华、张钫大加排斥，同时培养自己的实力。在河南积极整编地方武力，按各县不同情况，有的县成立一个保安中队，有的县成立一个保安大队，再由各县抽调出若干中队编成为十几个保安团，由保安处直接指挥整训，以此作为镇压河南人民的基本武力。但是，他仍不放心，还要让中央嫡系部队一师或两师经常驻在河南，以便他随时指挥来巩固他的地盘。
刘峙是江西吉安人。他盘踞中原，掌握河南军政大权后，他的大同乡、小同乡、亲戚故旧、同事、同学都从江西源源而来。开封的大旅馆、小旅馆、大公馆、小公馆都住满了江西人，这便引起了河南人的不满，有些人公开谩骂。刘峙对此也有所闻。在某次总理纪念周上，他无可奈何地说：“有人说我喜用私人，我总不能随便从马路上拉一个人来用吧。”
卖官鬻爵，贪污腐化
刘峙把持河南后，卖官鬻爵，贪污腐化成风，偶尔吹到他耳朵里，他虽表示不快，但是事过境迁，即又置之度外，从未认真处理。1933年刘峙亲到豫北巡视，到安阳县听说县长周鹏年声名狼藉，他就把周逮捕，押到开封，在省府大楼，亲自审讯。刘峙问周：“你为一县之长，为啥不给人民办些好事，为啥要贪污？”周鹏年答得很妙，他说：“报告主席，我这县长来得实在不易，我是拿三千元买来的。”他又问：“你的钱花给谁了？”周答：“花给秘书长了。”刘峙问到这里，无法再往下问了。在盛怒之下，把周鹏年暂时羁押，即时找秘书长张廷休询问究竟，张廷休说：“这是太太叫办的，三千元早已交给太太。不信，请问太太便知。”弄得刘峙面红耳赤，哑口无言，以后他把周鹏年交到法院判了几年徒刑了事。这件事曾哄传一时，当时社会上知者甚多。但这不过是刘峙统治河南时期千百件贪污案件中的一例而已。
河南人士反对刘峙的一幕
大概是在1934年春夏间，河南部分人士因河南在刘峙的长期统治下，政治腐败，土匪遍地，贪官污吏横行霸道，而刘峙又不肯采纳地方人士的意见，改弦更张。于是忍无可忍，就往南京联络同乡，呼吁撤换刘峙或改组河南省政府。当时反刘最力者为CC在河南的骨干陈津岭、杨一峰等人。蒋写信通知刘峙，意思是把河南省府局部改组，原任秘书长张廷休撤职，而由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余井塘担任；原任财政厅厅长万舞撤职，由财政部派人接替；原任保安处处长刘耀扬撤职，改由萧洒继任。但是改组结果，秘书长由刘的亲信绥靖军法处处长江西老表方其道调任，财政厅厅长由原财政厅主任秘书江西老表李文浩升任，保安处处长由南京派冯剑飞继任，建设厅厅长张斐然撤职由南京派张静愚继任。这次改组实际上虽是换汤不换药，然总算暂时平息了反刘的风潮。
形势突变，黯然下台
刘峙在广东从教导团营长干起，官运亨通，扶摇直上，做到封疆大吏，坐镇中原，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最得蒋介石的信任。蒋介石为了奖励刘峙的积极反共，曾把红军撤守的新集（即今新县）命名为经扶县（刘峙号经扶）。1945年，日本投降时，刘峙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蒋介石由重庆赴南京路过汉口时，曾打电话问刘峙愿留汉口或往河南，刘峙亦即答以汉口没有河南重要，且在河南他可以驾轻就熟。然而不久，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陈赓解放了洛阳，刘伯承渡过黄河，在兰考一带与蒋军激烈搏斗。刘峙亲到开封指挥，仍然不能支持，乃将整编第三师赵锡田调往兰考增援。战争一开始即非常激烈，由短枪冲锋，白刃肉搏到双方混战。赵锡田渐觉无法支持，要求飞机助战。刘峙立派飞机前往，但双方部队错综交叉，难辨敌我，既无法扫射亦不能投弹。在两天多的激烈战斗中，赵锡田负了重伤，刘峙乃令该师撤到中牟收容，但已溃不成军。刘峙亦即颓然溜回郑州。
这一战斗震动了南京。蒋介石密派陈诚、顾祝同飞来郑州。刘峙事前毫无所知，以为这两个人前来是帮助他打解放军。于是大张宴席，热烈欢迎。孰知在宴会中，陈诚忽拿出蒋介石的手令，当场宣布刘峙调最高国防顾问委员会委员，郑州绥靖主任一职由顾祝同继任，弄得刘峙面红耳赤，默无一言。翌日，他即飞往南京去了。
（艾经武）
五、抗战无能，发家有术
我自1936年起至1943年这七年都是在刘峙那里工作，兹就记忆所及写一些有关刘峙的情况。
抗日军兴，刘峙督师。保定失败后，刘峙溜回开封。当时国内舆论对刘峙很不利，蒋介石为了欺骗国人，也想把保定失败的责任一起推到刘峙身上。特别是宋美龄、陈诚都向蒋介石进言，力主枪毙刘峙。宋之所以恨刘，是因为西安事变时，宋在洛阳当面要刘峙不要发兵攻西安，刘指责宋系妇女之见，宋乃借此机会报复。这时刘峙的靠山何应钦，也不敢在蒋介石面前替刘说话，刘的处境似乎很危险。但蒋介石想借刀杀人，将这一问题请冯玉祥决定。冯向蒋说：“刘经扶在保定的一切措施都是请示过你的，现把责任一概推到刘身上，恐将士不服。”蒋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难道他身为大将，独当一面，不知选择适合时机的处置吗？”冯说：“假使中原大战时，刘经扶不一切向你请示，你又将何以置之，平时你既养成他一切请示于你的习惯，刘系庸才，国人皆知，杀与不杀由你决定，但杀了并不能掩饰失败之责。”结果蒋介石只好以“撤职查办”四字处置刘峙。何应钦当时曾以长途电话告刘，我当时任通讯排长，刘有重要电话，我都设法窃听。蒋介石决定对刘峙的处置后，乃派专机去开封接刘往南京，刘之幕僚咸主张刘不能去，刘心中有数，竟不犹豫登机前往，并于下机后即往谒蒋，倾听蒋对他的责备后，他把失败责任又完全推到他当时的参谋长刘德芳身上，说他事先指示刘德芳预拟失败后如何撤退的计划，刘德芳没有执行，以致战事失利后，在日机狂炸下，通信联络中断，部队失去指挥。蒋得悉此情后，又下一手令交何应钦：“刘德芳永不录用。”何应钦在执行蒋介石的手令中，只对“撤职”二字做了一些文章，“查办”并没有交军法执行，同时还密令刘峙担任陆军第一区督练公署长官，负责组训八个师，以便刘尔后再起。
刘峙由南京回开封后，对他的新职务秘而不宣，刘之部下见刘垮台，均各自找寻出路，这事刘峙认为很伤心，说这些都是没有气节的人，所以后来这些人再找刘要工作，刘一概不理。刘德芳虽被处以永不录用之罪，但刘峙始终觉得内心有愧，以后经常以中将总参议名义安置刘德芳，只是不向铨叙厅报案。
不久蒋介石又给刘峙以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名义，但在报上未予发表，各方面知道的人很少。刘峙也并没有到第一战区长官部去办公。只是就第一区陆军督练公署的基础，改为第一战区副长官部，机关改迁洛阳，表面上是准备将来在豫西抗日，实际是暂时避免担负指挥抗战的责任。同时开封经常受日机轰炸，洛阳西宫营房内由祝绍周筑有能容数千人的坚固防空洞，故刘坚决向何应钦要求迁驻洛阳。
刘峙驻洛阳本有指挥豫西抗日的任务，但开封未陷落以前，基本不怕日军威胁。后来郑州失守，第一战区长官部迁洛阳。刘峙感到日军已向他迫近，与其高级幕僚商讨后，亲自飞往重庆见何应钦、蒋介石，结果调刘为鄂湘川黔边区主任兼第五预备军司令长官。刘峙把这一消息电告洛阳，他的一些部下都欣喜若狂，因刘之左右经保定之役后，都被日军吓破了胆，只要有向后溜的机会就溜。刘于6月间回到洛阳，谈出在重庆时的经过，说蒋介石的手令是委刘为鄂湘川黔边区绥靖主任，陈诚把绥靖二字划去了，刘一去就向蒋力争，蒋乃加委刘为第五预备军司令长官，刘得到长官名义才觉得满意。
鄂湘川黔边区公署设在宜昌，由洛阳迁宜昌，当时还可乘火车（因郑州西筑有一岔道），但刘之幕僚深恐不安定，结果取道南阳、襄樊，费时甚久。他们考虑问题，都是从恐日出发。
刘峙在宜昌的所谓第五预备军司令长官的任务，又是编练和准备在鄂西抗日，表面上看起来刘峙还在想建立一支亲信部队再参加抗战行列，事实刘峙对掌握实力，是又感兴趣又不感兴趣，他在洛阳所练的八个师，能够作战的只有河南保安团改编的第九十军（彭进之任军长）。当时大家主张刘无论如何要抓住这个军，但当何应钦在重庆问刘峙是到底愿意在洛阳还是迁宜昌时，刘明知如果迁宜昌在日军逼近的情况下，九十军是不能带走的，刘还是选择愿迁宜昌，结果胡宗南马上电蒋派李文去洛阳接替九十军军长，把刘峙所练的八个师一齐吞并过去了。事后刘一方面认为丢掉部队可惜，一方面又向下属说，自己所以是蒋的忠实信徒，就是因为自己不拥兵自重，所以得蒋的信任。刘峙还经常骂那些在蒋介石下面组织小派系的人，说自己什么派也不参加，仅仅是一个真正的蒋派。但当时刘的部下也都知道，刘峙是何应钦派，有事总是先电话向何请示再采取措施，每次去见蒋介石前必先见何应钦。
刘峙驻宜昌是1938年8月到1938年冬，表面上是在鄂西抗日，实际还是刘一步步向后方龟缩的掩护。武汉失守后，刘峙在宜昌外围并没有做一点国防工事，在宜昌训练的新军也没有一点作战能力。而且除由宜昌师管区补充因临时改编的严啸虎一师还掌握在刘手中外，其余都调走了。因此武汉失守后，刘峙感到非常恐慌，武汉撤退很混乱，四川军队十万余由武汉西撤宜昌，高级军官大半弃部先逃，形成群龙无首状态。蒋介石令刘峙负责收容，并在荆沙之线组织抵抗，并电告刘峙拟在宜昌设立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询刘是否愿担任长官。刘峙虽不得不进到十里铺去收容西撤川军，但对就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不敢接受，与高级幕僚会商终日，结果还是去电谢绝。电文有“国土目措，将多兵少；十羊九牧，于事何补”。建议五战区长官部驻宜昌，自己仍向后退，请求将鄂湘川黔边区公署迁黔江县。后来日军并未立即向宜昌前进，陈诚又抢去了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名义，刘峙又深深表示后悔，责备当时主张最力和草拟电文的周仲堪误了他的事。
1938年12月，刘峙去重庆，为的是怕驻到黔江后会受到鄂西陈诚的刁难，在重庆待了两个多月。这时鄂湘川黔边署大部已迁到黔江，刘来电谓已发表他为重庆卫戍总司令，这中间也有一段与陈诚斗争的过程。本来蒋介石所下手令是派刘峙为重庆卫戍司令长官，陈诚把长官二字划去了，成了“卫戍司令”，刘峙很不满，经何应钦挽回，又在“司令”二字前加一总字，此后刘的部下对这一“总”字非常重视，当时老百姓简称“卫戍部”如果被刘的部下听到必定挨揍，他们自己简称是“卫戍总部”。
蒋介石设立卫戍总部于重庆，是与川军作斗争的，因当时由川康宪兵司令李根固任重庆警备司令部，不便去掉，乃在警备司令部上面再加一个机构，以后就把重庆划分为四个警备区，让李根固担任江北警备区司令，把川康宪兵三团改编为新二十五师，蒋介石才放心。这中间的斗争是很复杂的，被牺牲的当然是老百姓，最突出的残民事件是重庆3月29日大轰炸案。刘峙担任总司令后，随即兼任原由李根固担任的重庆防空司令，3月27日正式接交，原来重庆外围的防空情报哨都是李根固派的，他们不满李根固丢掉防空司令职务，在3月29日日机大举来重庆轰炸时，他们故意串通不将敌机来袭的情报及时向重庆传达，以致敌机二十余架已临重庆上空，才发出警报，致使人们都来不及进入防空洞，结果朝天门一带木房遭到大量轰炸，群众死亡两千余人。此事本应追查责任，当时我担任防空通信，自己都感到有些恐慌，但结果是在避免与川军摩擦的借口下，没有把真相露出来，反而乘机以加强防空通信的名义，以十五万元巨款交刘峙所主持的防空司令部使用，实际上这笔钱只在重庆市区内外设立了三十多警报球台。
刘峙在重庆另一发财门路是修筑重庆国防工事。当时以庞国钧为工程处长，于1939年12月开始，一直到1943年尚在进行。他们一开始就把这一笔巨款开办一银行，大量的由泸州、叙府征购木料运来重庆转卖。唯一可以看出来的成绩是布在重庆市区的一些竹筋水泥堡以及南岸土桥附近的一个营的模范阵地，因为这个阵地是当时苏联顾问指导设置的标准阵地。当时的军政部每年要验收一次国防工事，招待验收人员之丰厚是无法形容的，甚至把鸦片烟盘子都摆出来了。1942年日军迫近都匀时，重庆大为震动，庞国钧恐怕修国防工事的腐败情况经不起考验，就乘机辞职远走昆明，准备必要时逃往国外。后来日军未能继续前进，庞才又投效罗卓英部下工作。
刘峙在重庆做无本的投机主意，替他经手的是姜吟水等人。1942年夏天，蒋日有一秘密谈判，日军答应撤出宜昌。刘峙得到这一消息后，认为由宜昌进来的棉花、烟叶将大大跌价，于是在交易所中抛出大量空头棉、烟，结果蒋日的谈判并未成功，棉烟的价格反即大涨，刘峙蒙受巨大的损失。姜吟水就替刘想出一个威胁商人的办法，由重庆卫戍总部稽查处长陶一珊出面请客，逼着那些参加投机的商人放弃这一暴利。
重庆大隧道案发生后，人民群众死亡巨万，刘峙并不着急，他最着急的是军统局所属的设在十八梯下面的一个特务学校的师生百多人也被窒死，引起戴笠不满。刘峙在惨案发生后，由合川赶回重庆，听到防空副司令胡伯翰报告后，随手就拨电话找戴笠约会，后来知道戴笠对刘还很谅解。
（邹高竞）
六、丢盔卸甲，遭受免官重创
1946年夏，晋冀鲁豫野战军为了机动歼敌，突然南渡黄河，直下陇海铁路东线，解放了兰封等城。国民党第四绥靖区司令官刘汝明部分别龟缩在菏泽及开封城内待援，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急令围追中原军区解放军的国民党五绥区的孙震率三个师星夜北驰，解郑、汴之危，要孙部不必集中整师行动，能集中一团或一旅即专程北上。孙震自己也不敢怠慢，只好日夜兼程，各师分路到达漯河、许昌、洛阳，即先后乘火车运往开封以东待命。不料刘邓大军早已放弃兰封向东北而去。国民党军首先到达的是整三师、四十一师之一二二旅及四十七师之一二七旅，遂争先进入兰封城内，抢夺原封未动的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河南分处仓库中存放的几千袋美国面粉、奶粉，抢占老百姓的房屋，安置家眷，继而观望不前。刘峙闻讯，生怕这一次再打不着，蒋介石和美国人又要生气了，急忙严令赵锡田率整三师居中（正面），陈鼎勋率四十七师在右，陈宗进率四十一师辖刘公台一二四旅，杨显铭一〇四旅在左，以四十一师之一二二旅张宣武部为预备队，两翼包抄，加紧追赶解放军。又命缩入菏泽城内的整六十八师刘汝珍部，整五十五师曹福林之一部，前往定陶堵截。刘峙嘱令郑州绥署赵子立参谋长用电话和电报督促各军火速前进，他自己却在开封大事铺张地给他黄姨太太的母亲庆寿，以致引起他的大太太河东狮吼，醋海兴波，闹得不可开交。刘峙无奈，只好借口亲身督战，到兰封去避难。缩入菏泽的刘、曹两部谁也不肯担任到定陶去堵拦的任务，只好由每个旅抽出一个团来组成一个加强旅，交给刘广信率领前去。整三师和四十一师、四十七师之间嫡系与杂牌的矛盾，也很突出。中央嫡系一向看不起地方杂牌部队，杂牌部队也嫉恨中央部队的骄横。赵子立的电话一个接着一个，半是开玩笑，半是认真地对赵锡田说：“老大哥！你放心大胆前进，不要害怕呀！这次你要是再把八路放走了，那些杂牌子才要看你的笑话咧！”还说：“老兄，加紧追呀！要是他们杂牌子先追上打好了，把你阁下甩在后边，那就吃不消啦！这次我已布好了天罗地网，你尽管大胆前进吧！咱们中央军要打一个样儿给杂牌子看一看才行咧！”赵锡田于9月初的一个下午率整三师行至考城东北与菏泽、定陶交界之天爷庙，不敢黑夜冒进，便驻下来。但是天爷庙只是一个三十余户人家没有寨墙的村庄，一万多人的整编师驻不下，赵就命令一部分队伍到附近各村寨去找宿营地。一会儿，附近各村先后响起了枪声，据报各村寨驻的都是解放军，这才发觉自己钻进了解放军的口袋。赵急忙下令向考城后退，但四面八方都有解放军堵击，枪炮声像年三十晚的鞭炮一般，同时，天色已黑，各部队只好一面赶筑工事，固守待援，一面急电郑州绥署求救。赵参谋长接电后，即命陈鼎勋师及张宣武旅赶快靠拢赵师，又命陈宗进师由东明驰援。整三师打了一天一夜，靠不拢，援不到，只好于次日突围。赵锡田穿着美国黄色丝光咔叽军便服，坐着美国吉普车，带着残部向西南方向冲出。走了七八里，突然两边的机关枪、手榴弹像倾盆大雨一般打来。赵急忙下车伏地，旋即被擒。整三师除战斗中被打死的官兵之外，其余自师长赵锡田以下全部被刘邓大军俘虏了。
陈鼎勋部进至桃园一带，听说整三师被刘邓大军围困得水泄不通，他见势不妙，便带着四十七师一溜烟逃奔考城而去。因为跑得较快，只损失了一个巡卫团。刚到东明的四十一师也不例外，由于不敢把孙震的老本输光，而绥靖公署的命令又不敢不执行，便留下一个旅在东明做本钱，只派杨显铭率一〇四旅去驰援。杨过去在一军中曾做过刘伯承将军的部下，刘的智勇他很熟悉，所以刚走过大黄集，一听到刘邓大军阻击的枪声，就赶忙缩回寨内，故未被歼。至于做预备队的四十一师一二二旅行近桃园，遇见四十七师的人马大踏步地转进，即知风头不妙，转进也不肯后人。不料中途遇见刘峙，刘乘着一辆小轿车，后面跟了一卡车随从人员，刘打算到天爷庙去督战；听说整三师被围，援兵靠不拢去，便知凶多吉少，不禁大惊失色，回头便跑。临走命张旅就地抵抗。故张被歼一个团。菏泽城内派出的刘广信率领的加强旅也在定陶全军覆灭。
刘峙怕解放军跟踪追击，即落荒而走，离开菏泽至考城的公路，直抄近道，横越黄河故道沙滩走老百姓的牛车路，径奔新乡。王仲廉整二十六军路过封丘县境，探知孙震已由阳武县率部进驻封邱城内，才敢入城。当时，我任第五绥靖区司令部政治部主任，正打算随同孙震往考城去看看情形，收容残部。所以，直到刘峙在司令部门前下车后，副官进来报告，才知道刘的到来。刘峙满面尘土，坐下后，只见他两个眼珠发直，惊魂未定，神色慌张。他吞吞吐吐地说：“好险！好险！我昨天差一点被共军抓去。唉！走了一天一夜未睡觉，三餐未吃饭，饿得发慌，赶快搞点什么东西来吃，什么都行，越快越好！”孙震即将今天早晨所收到的四十一和四十七师发来的电报内容告诉刘：除整三师情况不明外，其余两师损失不大。现在考城和东明两县城内收容待命，解放军没有跟踪穷追，并已向黄河方面走了。刘峙听罢，嘘了一口气说：“这就好了！哎，万万想不到刘伯承那么大的队伍，竟能在那个地方躲藏起来，我们未弄清楚。赵师长到了跟前也不好好侦察一下，吃这么大一个亏，真是糊涂！真是糊涂！德操兄（孙震的别号），刘伯承这个家伙又大胆，又狡猾，很不好缠。以后大家要小心，不要再上他的当了。”孙震欠身说：“是，是！我们早就知道他有一手。”
刘峙狼吞虎咽地吃过饭，孙震说：“前几天我们在阳武县城内时，刘伯承派晋冀鲁豫边区人民政府武装工作部的罗萍（罗是四川人，是孙震在川北绵阳县办的军事政治学校毕业）携了他的信来劝我和李宗方副司令起义咧。”刘峙急问：“这个人在什么地方？”孙答：“现押在我的司令部特务营里。”刘阴沉的胖脸上透露出恶毒的狞笑，说：“好极了，好极了！我们正苦于搞不清楚这一部分共军的情况，你交给我带走吧。我审问之后，再押到南京给委员长，这太好了。”说罢即起身押着罗萍回郑州去了。刘峙走后，孙震叹气道：“再这样糊涂下去，咋个得了啊！”
孙震亲到考城去询问了这次战役情况，回到封邱，整三师第二十旅旅长谭乃大突然来到（谭是四川人，黄埔军校四期学生），他是来借路费的，实际是敲竹杠。谭自称是被俘后从解放军俘虏管理所挖墙洞夜间逃出的，但是他依然穿着一身美国黄色丝光咔叽军便服，并随身携带卫士两人，这很难令人相信。不过，他谈到整三师从老河口和我们分手后，星夜赶到豫北，赵子立参谋长催促该师挺进考城，师长赵锡田对赵子立很不满，以及该师被歼、赵锡田被俘等情况，谈得很详细。谭拿着孙震送给他的钱走后，孙即将这次战役经过电报蒋介石的侍从室。过了几天，孙震听到参谋总长陈诚由郑州到了开封，孙有些不安，要我去看看陈的颜色，探探陈的口风。我到开封后，在刘茂恩（河南省政府主席）的官邸见了陈诚，说明孙震的部队这次零星赶到豫北，由郑州绥靖公署直接指挥往考城等地作战，孙部到达阳武县时，前方已经打起来了。但是，孙部对这次失利使中央部队受到重大损失，自感不能辞其责，现在因没有上级的命令，不敢擅离职守，前来请罪。陈诚迟疑了片刻说：“我全明白了，你先回去告诉孙司令官，叫他安心好了。我回头去看他。”次日，陈诚亲到封邱和孙震密谈一会儿，吃过饭，便回南京去了。
陈诚走后，孙震如释重负地说：“矮公（陈诚个子矮小，气势凌人，人们对他当面称辞公，背后称矮公，陈诚别号辞修）说，这次损失个把师，本来无所谓，不过刘经公（刘峙别号经扶）两仗都没有指挥好，怕影响士气。我们损失不大，矮公还说马上可以补充。看样子我们大概不要紧，刘胖子恐怕有问题。”果然，不久国民党国防部陆军总司令顾祝同便带领大批人员到郑州，将郑州绥靖公署撤销，刘峙、赵子立等全部调走，整三师这个空头番号拨归整二十六军王仲廉，在新乡重新成立队伍。孙震奉命令后，默不做声，他的高参马治安（孙在保定军校一期同班同学）意味深长地说：“委座和矮公不都曾三令五申，哪个部队打得不好，就取消番号吗？咋个整三师的番号又不取消呢？”孙笑道：“人家这是全军覆没，和打得不好是两回事嘛！”马连连点头说：“对，对，就是运用之妙！”
（陈远湘）
七、家庭私秘和经营私产的形形色色
由于我父亲与刘峙有旧交，我由军校毕业后即分发到刘峙那里，先后任随从副官、通信排、连营长、科长等职务七八年之久。兹将回忆所及写二三事如后。
一
刘峙为人外似忠厚，内极奸狡，他常对我们说：“我刘经扶是大智若愚的人。”据我父亲说，刘峙幼年丧父，其母改嫁湖南辰州商人田某，刘峙乃随其母生长于湘西。十六岁考入湖南陆军小学，与我父亲一直同学到保定二期毕业。在临毕业时，刘与我父亲商量设法恢复原姓氏，为了掩饰其母改嫁事实，伪称考陆军小学时系借别人文凭，经请得保定军官当局许可，乃改名刘峙。1918年刘与我父亲均驻军常德，刘姘居一妓女，生一男孩，我父亲劝他纳该女为妾，刘不同意；又劝他，收养此男孩，刘亦不愿。后因刘平日带兵刻薄，产生兵变，刘只身逃往江西，该女子及所生男孩即被遗弃。刘原在求学时与杨氏结婚，杨氏为鼓励其远游，将所有首饰变卖作为刘的川资。刘先赴福建、广东投许崇智部，以后得识蒋介石而入黄埔，从此得到发展。
在开封时，我当过一时期随从副官，得经常出入刘之公馆。那时刘通过杨献文（刘妻杨氏之侄）大做其买卖县长、局长的勾当。一般一等县每任六个月一千元，二等县八百元，此外还收一些过年过节的重礼，刘峙假装不知道这些事情。为了使购买县长的人相信他所花的钱已有效果起见，在被允发表委任的前几月，由这一买主备酒席送刘公馆饮宴，这一席刘峙必亲自参加，借以表示他答应了这件事，双方心照不宣而已。
刘妻杨氏系小脚，不能像其他要人太太一样随刘出外应酬，但在开封仍极活跃，对刘管制甚严。为恐刘峙另有所爱，故意让其婢女与刘私通，并有意识破之，以后迫着刘纳此婢女为妾，以后部下称该婢女为丫太太。婢女升了太太之后，当然不敢稍违杨氏之意。杨氏没有生育，丫太太所生子女均作为杨氏子女，不许喊丫太太做妈妈。丫太太不能出外见客，吃饭不能同席。杨氏曾收养一男孩，部下称其为“大少爷”、“长公子”。这位大少爷读书成绩极差，与湖北晏姓女结婚，晏家原图刘峙多资财，故以女许之，其后见大少爷并不被刘峙重视，特别是丫太太生了儿女之后，打破了外间传说刘峙身体没有生殖能力的事实，因此在晏家操纵下就发生了一件大少爷盗宝大案。原来刘峙把在河南贪污的巨款存在香港，抗战初起时，晏家建议大少爷等避居香港，并就近为刘经管在港资产，结果刘在外国银行的一批珠宝古玩价值五百多万元的财产被大少爷冒领出来，逃到比利时去了，并且写信给刘峙，说刘过去虐待他，要求这一笔钱归他所有，否则将公布刘在香港私财数目。当时正值刘峙受国内舆论打击之时（保定失败后），刘峙很感伤心。以后经过当时驻英大使馆的调处，大公子回到重庆继续读书，已花掉的一百多万元不再追究，还把一个一百万元的存折交其媳妇保存才算了事。
杨氏对刘峙管制虽严，但刘峙出巡外县，当地官员一定密遣妓女与刘伴宿。又刘峙为其大少爷请了一位家庭教师，刘也与她私通，事为杨氏所知，闹得不可开交，经刘亲信调处，才给那家庭教师五万元让其继续去读书。抗战后这位家庭教师又到重庆，与刘正式同居，杨氏莫可如何，这就是刘峙的二太太（其实是第三）。1944年以后，刘峙手下的理财人员已由杨家子侄换成二太太的亲戚了。
二
保定作战时，许多将领在会上主张对日作战采取进攻，刘峙在会上不便公开反对，他马上找中央系的三个师长（关麟徵、黄杰等）到另一室中，告以蒋介石、何应钦已有密令指示，作战计划不能触犯何梅协定。何应钦并有电报指示，对宋哲元部不得另行补给军需物资，并指示第一线部队应以孙连仲等杂牌军队担任，中央直系的三个师应控制于保定以南。因此，刘总部所拟的作战计划始终是防御态势应战，并始终是杂牌部队打第一线。保定失陷之前一日，日机狂炸保定城，刘之总部对外一切通信联络均被破坏，刘在防空洞内对于部队已失去掌握，亲自催孙连仲由防空洞出去到前线监督部队。孙答刘曰：“总司令到哪里，我也到哪里。”刘对孙这种态度毫无办法。当晚因日骑进至离保定城北只三十里处，原筑国防工事已被日军突破，刘乃未及下达撤退命令即往南返，以致军队溃败。刘之小汽车因被小河阻断，只好丢掉汽车乘马南逃，一直逃到新乡才得到喘息机会。在新乡刘与何应钦通电话，何指示刘尽可能部署一些杂牌军队在晋冀边区活动，许以相机自由行动之权，只要他们能保存实力，将来中央可以继续补给。当时刘峙曾约孙殿英等传达何的指示，盖当时孙殿英号称有五万之众。以后，刘在洛阳西宫营房又从沦陷区召来孙殿英，那时孙已投靠日军，只是还未公开，日军给孙的是反共的任务。孙到洛阳后向刘峙要经费，盖当时每月有一百万元给刘峙收买杂牌军队在沦陷区活动。刘峙当然不愿给现款与孙殿英，刘与孙协商后，刘允许与孙合作由豫北晋东南走私石油，经孟津渡过黄河向豫西出售，所得纯利由刘、孙共有之。当时守孟津渡的是八十七师王敬久部队，为了使部队不怀疑，还以第一战区副长官部名义在孟津设战略物资抢运处的机构。事实上这一商业交通线开辟后，抢运走私的物资当然不只汽油一项。
三
1938年初，韩复榘到开封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军事长官会议，曾带有一个手枪旅，乘一专车，车上装有三十万元现洋。在逮捕韩之时，为了解决这手枪旅，曾发放假空袭警报，将该手枪旅所乘列车拖出开封车站十五华里的铁桥上。事先将刘峙助宪兵会布置于该处，火车一到，即以地雷炸断前后轨道，并乘地雷爆炸声，强迫手枪旅缴械。这时手枪旅无法活动，只好乖乖地缴械，刘峙不仅得有这一旅人的武器，且得到了三十万元。刘将所获之三十万元命其已卸职的军需处处长钟某（保定二期学生）到汉口去收买房屋地皮。当时有刘的亲信反对刘在汉口再买房屋，盖恐日军侵略汉口后无利可图，刘向其亲信说：“正因为这样，汉口的房屋地皮才空前跌价，我就要看中这一机会。”刘峙得到韩复榘手枪旅的武器即运往南阳保存，以后运到重庆，通过李根固手全部卖与川军。
四
刘峙在重庆卫戍总司令任内曾大事经商，主要门路有五：一、通过潘厚昆手由沪州运煤炭来重庆卖，并在沪州开采煤矿。二、通过庞国钧手由宜宾运木材来重庆，借口修建重庆国防工事，偷漏一切捐税，获利甚巨。三、通过刘吉龙、彭年手由龚滩运桐油来重庆，并设桐油提炼汽油厂于朝天门、李子坝等处，所炼汽油又强迫重庆各使用汽车单位购用，否则不发给汽车通行证。四、通过李楚湘经营华蓥山木材采伐，将重庆卫戍总部所属劳动总队调一千人去搞采伐运输工作，还在当地招募民夫数千人，所采木材流送万县等处出售。五、通过彭进之从宜昌走私棉纱、烟叶，并进行买空卖空，每每借与日军和谈成功，或反攻宜昌可获胜利等谣言来操纵重庆棉纱、烟叶市价，并大量囤积棉纱、棉花、烟叶。除了这些一本万利的商业活动外，还通过姜吟水在重庆枣子岚垭到七星岗北面新马路两旁山地建造房屋出售。这一片原系刘湘所有的荒山，刘湘在重庆的产业由李根固保管，刘峙与李商妥，由刘峙使用二十年。当时只要花三万元造一栋房子就可以卖十九万元，刘峙先后在这一带修造二百多栋房子，获利可观。
刘峙在重庆督训十个新兵补训处，刘曾要求这十个处的经费由他转发，军政部不同意，但给予刘点名发放十个补训处军队的特权。当时的补训处是吃空额的大机构，刘峙借口点验军队，逼使这些补训处处长不得不送他重礼，最普通送礼方法是向点验组送金盾，往往一个金盾重达十五斤，这样一个重礼当然是交给刘峙收受，每月点放一次，前后六七年之久。在这样一个形势下，刘峙所训练的补训处的军队对抗战当然毫无作用，由补训处改编的新兵师如张轸的六十军一开到缅甸境就瓦解。
1944年发表刘峙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驻老河口，刘峙当时叫我去担任他的陆空联络训练班主任，其训练对象并不是国民党的正规军队，而是在沦陷区已经投敌或名义上未投敌而实际已投敌的杂牌军队，训练他们部队与国民党空投物资飞机取得联络。当时所谓空投物资主要是法币，从这些受训人员中知道蒋介石假抗日暗里真正反共的证据可是多极了。
五
1948年刘峙亲自至台湾去部署他在台湾的产业，他到高雄时我去见他，他托我介绍当地实业界人物与他谈话。在他邀请当地商业实业界人物的宴会上，我知道他打算在台湾收买产业，主要是地皮，当时在风山营房南至海岸有一大片荒地，属于要塞区没收的日本产业，以后即由刘出资收买开设一个农场，此外刘还在草山购买一花园，当时房产价值之高达每一平方房子值一平方台币（即一元一张的台币辅在地上铺满）。刘峙由高雄又乘飞机去印尼，在印尼也买了不少产业。这算是刘峙第一次出国，这次由印尼回国后即出任华东“剿总”总司令。
刘峙在华东“剿总”任内任邓冀鹏为第四处处长，邓经常住南京，除向联勤总部洽领补品外，主要工作是在南京替刘峙修建新公馆。当时南京已在解放前夕，刘峙又想投机，利用不值钱的法币收买南京房产，可惜他这一招永远失算了。
1938年刘峙在豫西曾委阎曰智为师长。当时豫西土匪很多，由于阎曰智是土匪头，所以由洛阳通南阳的公路汽车没有被抢的危险。刘峙当时向我们说，这一张委任状的作用非常大。因阎氏不问刘要一文钱、一支枪，只凭一纸委令就保证刘峙与南阳的交通补给运输。以后刘峙调驻宜昌，还利用阎曰智的关系把刘峙由开封撤运到洛阳的大量物资南运。
（谭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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