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两度较长时间在吴忠信部下工作，看过他的不少历史资料；为了撰写关于他的文章，也曾不止一次地找他提供情况，个别长谈。本文主要根据本人的亲历、亲见、亲闻，以及周昆田和曾小鲁过去提供的材料综合写成。
一、吴忠信在孙中山时代的政治活动
吴忠信，字礼卿，别号守坚，又号恕庵，安徽合肥人。1884年出生于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早年就读于南京江南武备学校。该校校长为清军第九镇统制徐绍桢兼任。吴以学习努力，深为徐所赏识，毕业后即在徐部下工作，任管带（营长）。其时吴已由自日本回国的杨卓林介绍加入同盟会，与上海方面的陈其美取得秘密联系。翌年杨被清两江总督端方杀害，吴闻讯愤激，更加积极地在九镇官兵中进行革命宣传活动，进一步展开对徐绍桢的争取工作，以报死友。辛亥武昌起义以后，徐终于在南京秣陵关起义。
1912年元旦，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以徐绍桢任南京卫戍总督，吴忠信一跃而为首都警察总监，当时仅二十八岁。其时南京仅有一辆汽车，即孙大总统座车。某日，这辆汽车空车压毙一行人，吴即令将司机及汽车均予扣押。总统府总务局长电话吴释放。吴不允，坚持依法办理。结果，总务局长亲自到警察局办理赔偿后始告解决。这是警察界铁面无私的一个良好范例。不久中山先生让位给袁世凯，黄兴任南京留守，吴在黄的领导下工作，直至留守府结束，甚为黄所倚重。旋至上海任《民立报》总经理，襄助于右任办报纸。翌年7月，黄兴入南京任讨袁军总司令，吴应邀再度出任南京警察总监。不幸，讨袁军失败，吴亦随孙、黄等先后亡命日本。此时孙先生与日人宫崎寅藏等创设政法学校，吴亦入校就读，专攻政治、经济。
孙、黄分歧逐步表面化以后，黄在东京拒绝加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华革命党，独树一帜，分道扬镳，有意挽吴相从。吴却拒黄拥孙，加入中华革命党，并以“守坚”为别号，盖取择善固执、坚守革命立场、矢志不渝之意。此后陈其美任中华革命党总务部负责人，吴和蒋介石、戴季陶等都在一处工作，这是吴、蒋共事之始。陈、蒋在孙、黄之间推波助澜，蓄意导向分裂，而吴则力主孙、黄合作。在黄兴游美期间，陈其美曾致书于黄，严词诘责，类似谩骂，吴曾表示“不敢苟同”。1915年，陈其美在上海策动肇和军舰起义，吴亦参与其事。此后，吴、陈仍在一处共事，且同住一室。当陈被诳出室下楼会客而遇刺时，仓促间，吴被撞落了一颗右门牙，幸未罹难。
段祺瑞任袁世凯的内阁总理时，吴曾以合肥同乡晚辈和革命党人身份，北上谒段，图相机进言。而段曾以重要职位相饵，谋留吴在北京政府做官。吴未受，但从此与段保持了经常联系。后来中山先生与皖段、奉张结成“三角同盟”联合反对直系，吴曾直接与段并间接通过许世英等起穿针引线和敲边鼓的作用。其时吴与蒋介石同在粤军中任军职，并拜为把兄弟，吴为老大。在援闽战役中，吴任第二军（军长许崇智）支队司令，蒋任总部的上校参谋，后改任第一军（陈炯明为粤军总司令兼军长）支队司令；在援桂战役中，吴任许部旅长，蒋任参谋长。1922年4月，中山先生率师北伐，师次桂林时，改任吴为桂林卫戍司令。广州来电认为陈炯明将背叛革命，投降曹吴，中山先生召开军事会议，李烈钧、黄大伟等认为陈不致谋叛，仍主进攻江西。蒋、吴则力主回师讨陈，巩固后方。经多次决定，中止北伐。中山先生遂以改道北伐为名，全军回师梧州。广州方面大员，亦以陈无显著谋反迹象，仍主继续北伐；蒋、吴仍坚持不可。终以多数倾向前一主张，中山先生遂决定免去陈炯明部分职务，取道韶关继续北伐。蒋以此负气弃职离粤赴沪，而吴仍率领所部由肇庆直下三水河口，向北推进。中山先生又命吴跟踪去沪促蒋回粤。蒋初尚持观望态度，直到陈炯明围攻总统府，中山先生避入永丰舰时，才认为机会难得，悄悄地回到广东，此即所谓“白鹅潭赴难”的由来。
1924年，孙中山先生应冯玉祥之邀，北上共议国是。但他北上途中，段祺瑞为临时执政府执政。段对抗孙先生的民主革命主张，引起孙先生的极大愤慨。次年3月孙先生因病情疾发，终于病逝北京。吴当初为力促中山先生联段之一人，以后对此常引为遗憾，认为他对孙段联盟的幻想，是他政治生活中的一个“败着”。
二、缘何成为蒋介石的密友和忠臣
早年具有一定反封建革命性的吴忠信，在中山先生逝世以后，一变而为蒋介石的密友和忠臣。他之所以成为蒋介石的密友，除上述历史渊源以外，首先是在生活上沆瀣一气。蒋对吴托妻寄子，如同一家。1927年，蒋介石第一次下野时，曾寄寓上海法租界吴忠信的寓所。在他打算与宋美龄结婚时，国内舆论对其“离妻再娶、弃妾新婚”（大公报语）群起指责，吴亦曾极力反对，认为“大事未定，不宜弃旧图新，以私害公，自毁声光”。殊不知蒋与宋结合，正是一注新的政治赌本。接着蒋偕宋同去日本，将前妻陈洁如和姚氏（蒋纬国的养母）的遣散问题，托由张静江、吴忠信处理，以十万元送陈赴美留学，另把姚氏安排在苏州，与吴对门望宇而居，由吴负责照料。蒋纬国拜吴为干爸爸，并由吴的好友罗佶子任蒋纬国的国学老师。从此吴蒋两家朝夕过从，日以雀战为戏，从不间断。在日军逼近贵州期间，蒋用专机送两家女眷避往兰州，也同居一处，直至抗战胜利，仍回苏州。蒋对吴的子女照顾也很周到，在吴的大女儿高中毕业后，由蒋送往美国留学，并负担其全部费用。大陆解放后，其大女儿回国在华中工学院任教。
其次是由于吴对蒋降心相从，“忠诚可靠”。在粤军任职期间，吴已察知蒋的野心大，妒忌心强，不能容人，曾向中山先生表示“此后不愿带兵”，实为回避蒋的锋芒；并曾向蒋表示“我不带兵，但我将坚决拥护你，海枯石烂，此志不渝”。此后他确实做到了这一点。这样，自然进一步取得了蒋的信任。吴与蒋相处，避免疑忌第一，谨小慎微，察言观色，希意承旨；除对个别老友及一二亲信以外，决不轻易向蒋推荐干部，以免扩张党羽之嫌。吴也不愿他的部下随便谈论粤军时期与蒋平起平坐、有时甚至在蒋之上的历史关系。1944年，我在新疆曾发表一篇《国庆献辞》颂扬他的革命经历，仅提到吴与中山先生的关系，如任首都警察总监、领导肇和军舰起义以及中华革命党时期对革命的“贡献”；对涉及蒋介石的粤军经历，则略而不谈。事后，他对此特加赞许地说：“这样很对！很有政治头脑！”在吴心目中的“政治头脑”，实际上是一种官僚政客的登龙术。吴对蒋更不轻于进言，但为了蒋的利益，也有足够勇气言人之所不敢言。
第三，他虽是蒋的密友，究竟不同于蒋的策士；他虽是蒋介石时代的不倒翁，但又不是一个炙手可热的要角，而是可冷可热、贵贱由人的；蒋用得着他就上台，用不着他就投闲置散，决不强作干求。1927年，蒋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他曾一度出任淞沪警察厅长，不久以警厅改隶上海市府而去职。其时，蒋、桂，蒋、汪及与西山会议派之间斗争激烈，曾有一个较长时期他仅以一个导淮委员、监察委员等位置，充当了一个周旋于桂系及阎、冯之间的经纪人式的人物，也可以说是用其所长。同时蒋宋结婚不久，让他闲居苏州，作为弃妇的管家人，也很有利。而吴在此时开始谈佛学诗，并请张大千替他画了一幅“恕庵礼佛图”（吴的左右相互间称他为“恕公”，据说他在四一二政变后，不愿看到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因有此别号。因此，这是外间所不习知的一个别号），俨然忘情世事。1930年，蒋派他出国“考察”，在一年多的时间中，周游欧美二十余国，为吴出任方面大员准备条件。
1932年两广取消独立，蒋政权进入空前稳定阶段（对国民党内部来说），当时安徽的陈调元对蒋已失去作用，乃令吴继陈为安徽主席。吴任职年余，一再请辞，后恳切表示争取在蒋的左右效劳，蒋始允所请。吴自视甚高，以为如在蒋的左右担任一个部长、秘书长之类的职务，可以随时参与机密，挟蒋自重，投大资、赚大钱，结果蒋却派吴为南昌行营参谋长，吴以责任太重请辞，改派为行营总参议，仍回苏州过了一年多的闲居生活。其间只到南昌一次，庐山两次，都是应蒋电召而往。1935年，长征红军入黔，蒋为了乘机撤换王家烈，并抵制桂系，又能就近沟通桂系关系，发表吴为贵州主席。吴表示不管军事，乃推荐顾祝同兼任贵州绥靖主任。同年吴又被推选（实际是指定）为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1936年吴改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这虽然是一个冷衙门，但吴自审他已不能指望仅凭蒋的私交置身于枢纽重臣之列；即使偶居要津，也必不能久于其位。不得已而求其次，反感到对边疆少数民族的上层人物做一点羁縻工作，既不负大责任，也不会出大乱子。自以为还有一些做法，积久还可以成为一个边事通。置身于派系争夺之外；位高政简，甚为得计。因此他就任后，开始作长期打算，乐此不疲。
1944年，新疆结束了杨增新、金树仁、盛世才等三十年来的割据局面。为了避免重蹈覆辙，蒋对新疆省主席的继任人选，终于在各方面逐鹿之下，决定以无野心著称的吴忠信继任。而吴对蒙藏委员会委员长一职，还要求不开缺，并荐罗俈子“暂代”。这一做法，显然是把蒙藏会这块冷猪头肉看做禁脔，不许他人染指。但如果把罗提为正式的“待任官”，又提不出来，只好采用这种形式，既垄断了边事，又酬答了老友。吴平时不轻易向蒋卖私交，临到这种紧要关头，则作一次大的运用。1946年，交卸新疆省主席改任国府委员，仍在幕后继续操纵边事，直至解放前夕，改任总统府秘书长，总算实现了最高幕僚长的夙愿。
三、蒋介石三次下野的参与者
蒋桂之间的缓冲人
从广东革命开始到蒋介石逃离大陆以前，蒋桂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处于打打停停、钩心斗角的状态。蒋介石前后三次下野，不同程度地都与蒋桂矛盾的激化有关。而吴忠信却在他们之间自始至终地充当了一个调解缓冲的幕后人。如前所述，在援桂战争中，吴在广西为时不过七月余，但击溃了陆荣廷的军力。桂系的旧人物从此没落，桂系的新人物李宗仁、白崇禧等从此崭露头角。在这时都与吴建立了友谊关系。这件事不仅对吴忠信的政治生活，甚至对于中国政治上许多大事都曾发生作用和影响。吴一贯认为桂系是一支不可轻视的力量，坚主蒋李团结，“合则俱存，分则两败”。吴曾提出“李应拥护蒋，蒋应信任李”的口号，虽然一切替蒋打算，但也遇事为李帮忙，其目的无非是挟蒋李以自重。
在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发动四一二事变以后，宁汉分裂，武汉政府派兵沿江东下，蒋介石、李宗仁便将进占徐海各军撤回，准备迎击；但蒋为了缓和各方面的攻击，仍暂留驻津浦路军队，强作抗拒北洋军的姿态；而在南京的李、白则采取从中取巧、极端暧昧的态度，实际上是逼蒋下台。其时吴忠信奔走津浦道上，对当时已有异志的何应钦部下的刘峙、顾祝同等分别摸底。他们表示仍将对蒋继续效忠。吴认为事有可为，稍假时日，李、白终将迫于形势，知难而退。乃劝蒋以退为进，只有这样，才能“以德服人”。蒋下野后，1928年初，终于在蒋汪合作和贺贵严、刘峙、顾祝同等的支持下“东山再起”。李宗仁首先由武汉去南京，与蒋握手言欢。八一三抗战以后，蒋介石尚在此日举行小型家庭宴会，约请吴、贺、刘、顾等极少数人参加。据说这一天同时也是他第一次下野的纪念日。
1928年10月，蒋派吴北上主持改编河北军队，此后又参加了蒋、冯、阎、李的小汤山会商，翌年1月又参加了在南京召开的编遣会议，吴都力图对桂系多所照顾，贯彻其“蒋应信任李”和“以德服人”的主张。但结果不好，以李济深被扣为导火线，蒋桂战争即起。
1931年5月，宁粤分裂，其时吴忠信刚由欧洲回国，便一面劝蒋让步，一面对李、白进行工作。当时汪精卫、孙科主和最力，古应芬、陈济棠则表示冷淡。在上海会议前后，广州集团都曾有激烈斗争，李、白确系采取支持和谈的态度。终于蒋介石履行了下野诺言，两广取消独立。在蒋下野后，吴曾去奉化、杭州与蒋晤谈。吴常自诩此次“团结工作”的成功。美对蒋、桂长期内战感到不安是事实；但事实上，白崇禧在桂军失败之后，倜促于广西老巢，李宗仁客居广州，仰人支助，无力与蒋介石争长短；而蒋当时铁拳密布，羽翼已成，与第一次下野形势迥异，与其说是被迫下野，不如说是以下野相要挟。终于经第二次蒋汪合作的烟霞洞会议，不逾一月，卷土重来，穷凶极恶，变本加厉，吴忠信所能起的作用不大。
调和黔桂关系
1935年蒋介石发表吴为贵州省主席，其目的是为抵制和沟通桂系，已如前述。当时吴曾明确向蒋表示：“我来黔为了调和你们（指蒋、桂）之间的关系，如双方将来万一兵戎相见，我即离开贵州。”吴对黔、桂道上的专、县人选如贵阳、贵定、都匀、独山的县长、专员，一律以“自己人”充任，后来任吴忠信秘书长的曾小鲁，即系当时的贵阳县长；而邻近广西的平舟、长寨两县县长，则以桂系推荐的人选充任。广西一向依靠销售贵州的鸦片为军费来源，当时虽已取消特税，成立禁烟督察处，实际是变相的鸦片专卖。桂系驻黔代表的主要任务，即系利用公车贩卖私货，运销鸦片。从上述专、县人选布置来看，吴、桂双方对此已有默契。1935年吴去南京出席国民党“五大”后，取道香港赴广西，由白崇禧陪同，遍历南宁、武鸣、柳州各地，以参观借鉴为名，实际是为了交欢李、白，企图缩短蒋、桂之间的距离。但由于蒋、桂裂痕已深，1936年夏天，双方剑拔弩张，战云密布。吴乃请求入京述职，意在向蒋进言罢兵言和，并假道广西，告以此行任务，谓“如不能达到和解目的，决不回黔”。见蒋以后，双方调兵遣将益急，广西终于发动了“六一事变”，而蒋反要求贵州断切广西鸦片供应，迫使广西屈服；吴则坚决请辞，逗留南京两月之久，调吴为蒙藏委员会委员长。
助李宗仁竞选副总统
西安事变时期，桂系对蒋态度表现较好，吴曾引为自慰。1937年冬，蒙藏会西迁重庆，吴乘小汽车迂道广西西上，负有慰问桂系和协商抗战兵源的任务。此后蒋、桂关系逐渐好转，直至1947年，蒋又派吴与桂系协商指定国大代表、立法委员候选人问题，小有分歧，吴仍坚主根据桂系意见作决定，党团方面亦无可如何。而在副总统选举问题上，蒋桂之间又爆发了最大最后的一次斗争。在国民大会开会以前，李由北平派专人找吴帮忙，据王捷三回忆他助李竞选的情况，谓李派他“飞南京找吴忠信、戴季陶，说吴会帮他，只需对吴表明他的竞选决心，请吴向蒋为力就够了。对戴则另以金佛相赠”。但在国民大会开会期间，我曾向吴谈到正在助李竞选，而吴却表示：“该不是白费气力吧？”事后才知道，吴向蒋进言：“十多年来，李德邻对你已倾诚相向，只要你信任他，孙哲生或李德邻做副总统都一样。必欲偏孙抑李，徒示人以不广。”蒋却答：“这是你这好好先生的想法。”吴碰了一个软钉子。
劝白崇禧就任华中“剿共”总司令
李宗仁当选副总统后，蒋介石迁怒于白崇禧。调白为华中“剿匪”总司令，以何应钦继任国防部长。白很不高兴，负气去沪，拒绝到任。蒋派吴赴沪促驾，白不听，吴又建议找黄绍竑去做工作，白才翻然改图，赴武汉就职。黄绍竑的回忆录也谈到此事。
劝蒋第三次下野
吴忠信参与蒋介石第三次下野的经过，张治中、黄绍竑、刘为章诸先生的回忆录都曾谈到。1948年冬，淮海战役进入决定性阶段，南京岌岌可危，为求偏安江南，苟延残喘，蒋又准备作第三次下野。吴亦乘机促其急流勇退，并曾以此试探李宗仁。在这种时候，蒋又要吴接任总统府秘书长。
这里附带叙一件事，可以说明吴当时对蒋的态度。我当时曾在立法院提出废止“临时条款”的提案。临时条款原是国民大会通过的补充条款：“为了戡乱需要，总统有权不经立法程序颁布代替法律的命令。”（大意如此）相当于美国国会对总统的“授权法”，实际是否定宪法作用，为虎添翼，替蒋介石的独裁统治铺平道路。在报纸刊布了这个提案的讨论情况后，也就是吴忠信接任总统府秘书长的前夕，吴约我在顾祝司家吃饭，同座却只有吴、顾、朱家骅和我四人。吴私下对我说：“你的提案蒋先生看了很生气，侍从秘书找到了我和朱先生（我是吴、朱的旧部）。这个案子影响很大，最好你能把它撤回。”我踌躇地说：“案子已经成立，已经不是我一人的主张，如何可以撤回？”吴说：“难道不可以找联署的人都说说吗？但不要谈到蒋先生。”我说：“这样做有好处吗？不但没有效果，而且也不一定有必要。蒋先生不是说要搞民主吗？美国人也要他搞民主。有了临时条款，宪法就成了废纸，连这一点假面具都撕破了，还叫什么民主？”吴听到美国人几个字，激动地说：“美国人要我们搞民主，不是为了支持蒋，而是拆蒋的台。听说司徒雷登正在支持李德邻上台啦！”我说：“依我看，这个局面蒋先生迟早干不下去，吴先生和他关系好，和李德邻的私人情谊也不错，是不是可以劝他急流勇退，于国于民，甚至对他自己都有好处。”吴说：“蒋要我做秘书长，正是为了要我应付李德邻。”但对“劝退”问题，避而不答（直至1949年5月，在广州与吴见面时，他才正面告诉我：“蒋先生下野是我促成的。”），却扭转话题，加重语气地说：“不管怎样，要同共产党打仗，就不能讲民主。为了对付共产党，就不能不采取种种紧急措施。你想，让立法院咬文嚼字地‘二读、三读’行吗？你们要取消临时条款，实际是替共产党说话。”我说：“不是有人骂我是共产党的尾巴吗？其实，我只是反对一味打内战。”吴说：“我并不相信你和共产党有关系。现在还不迟，好好干下去，是有前途的。”马上他又扭转话头：“听说立法院边政委员会有人反对周彦龙（即周昆田）做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你应该替他疏通疏通。他对你谈过吗？”我说：“反对的意见，总是免不了的，但是问题不大。”至此，吴又拉转话题：“那个提案究竟怎么办呢？总不能让我交不了账吧。”最后还是由我提出办法：“现在提案已经交付审查，实际是不可能通过的，最好由顾先生或与朱先生联名设一便宴（顾是当时的参谋总长）邀请提案联署人谈谈，一面电告立法院秘书长把它压一压，大家不催他就是了。立法委员不听话，秘书长总不能不听话。”他认为这个办法很好，连声表示赞同。可见吴忠信当时还在为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和为他自己继续保持边事，呕尽心血。
在吴接任秘书长前后，李宗仁为了重演“逼宫”故事，曾通过白崇禧一再致电吴忠信、张群从旁促蒋引退。蒋在此内外夹攻的形势下，欲再恋栈已无可能，乃派吴、张与李、黄协商下野通电的“措辞”问题（黄绍竑说是“善后”问题）。为“代理总统”或“暂代总统”这几个字往返磋商，一直拖到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最后结束，蒋军几乎全部被歼。1月14日，毛主席发表了和平谈判八条件以后，迟至1月21日，蒋才难割难舍地发出了下野通电，离开了“总统宝座”。
蒋离京后，吴即不到总统府办公。在孙科下台前，部分立法委员掀起反孙高潮，继任人选如吴与张群、张治中、何应钦均有呼声。据吴的幕僚说，蒋意由吴组阁。蒋之所以要吴做秘书长，即是为吴组阁准备条件。吴可以在蒋下野之后，继续在蒋、李之间起桥梁作用，造成一种“政由宁氏，祭则寡人”的局面。而我总认为吴组阁的可能性不大，结果以何应钦组阁。1949年5月，我在广州东山和吴见面，曾以组阁之事相询，吴不否认，但也不正面回答，仅谓：“蒋下野后，局势急剧变化，我做秘书长已无作用，我也不能做李德邻的秘书长。”意即不愿屈居李下，实际是暗示“要我做行政院长是可以的”。根据当时形势来看，不管蒋的真意如何，吴曾做过组阁的准备是事实。终于因估计错误，李并无意“借重”。
关于上海方面第一次和谈代表人选，吴、张（群）亦曾有所商酌。国民党党外人士初步拟订颜惠庆、章士钊、江庸三人，主要由于他们都是“社会贤达”。而吴与章、江均有旧谊，且素重他们的诗文，抗战前后他们之间常有往还，这与章、江的提名也有关系。1930年吴与章同轮出国，章有《在太平洋舟中赠吴礼卿》一律：
浩气当空月一钩，太清虚浑太平舟。
倦游王粲谁青眼，凿空张骞已白头。
乍觉同行输李郭，更惊俱逝感陈刘。
劫灰欲尽心难冷，且喜吴刚斧未收。
此诗坦率地描绘章先生自己的个人怀抱，颇为难得。“陈刘俱逝”一句，虽系泛指，但用于章、吴二人之间，疑系着重孙、黄，章接近黄派，而吴又曾师事孙、黄，故云。江有《赠吴礼卿主政新疆》一诗：
末路近堪知虏运，边疆今最重邻交。
玉关柳上宜添种，哈密瓜甜莫浪嘲。
定远功名当日事，期将尊俎代弓鞘。
首句系指抗日形势，可谓智者。
在吴辞去秘书长后，曾两次去溪口。第一次与张治中先生同行，曾会同劝蒋出国，吴表示不愿担任和谈代表，蒋亦同意。不久，张为和谈事再去溪口，而吴已先在；张回南京而吴仍留，主要是陪伴宽解性质。根据吴一生的表现，在蒋失势时，非常卖力，有人说他是一个烧冷灶的专家，而吴自以为是一种“起码的做人风格”。1949年4月8日，毛主席对张治中等发表谈话，谓和平协定签字时，须李宗仁、何应钦、于右任、居正、童冠贤及吴忠信等到北平参加。可见当时中共对吴还是寄予希望的。
此后，吴曾代表蒋赴广西促李宗仁回粤。1949年7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非常委员会”会议，推蒋介石、李宗仁为非常委员会正、副主席，阎锡山、何应钦、张群、孙科、陈立夫、于右任、吴铁城、邹鲁、朱家骅、吴忠信等为委员，实际这是代替国民党中常会的一个最高决策机构。吴往来于台湾、广州之间，继续扮演协调各方歧见的角色。去台湾后，吴改任总统府资政、国策顾问、中央银行常务理事、国民党中央纪律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以终余年。1959年12月逝世。
四、筹边政策及其在新疆的统治
“筹边政策”是以吴忠信兼主任的蒙藏政治训练班（培养边事干部的一个专科学校）的一门课程。基本上承袭清朝的“理藩”政策，灌输蒋介石极其反动的“宗族主义”。他这个“筹边政策”的内容，可以概括为“宗教至上、上层第一、拉拢削弱、分化同化”十六个字。这一套，正是吴忠信的拿手好戏。
羁縻王公喇嘛
首先，蒙藏会列有一笔边疆政教领袖“展觐”（还没有说是“朝觐”）专款，专供作蒙藏王公喇嘛（附带对回、维、苗各族的阿訇、头人等）的拉拢和招待工作之用。抗战时在重庆城乡分设几个招待所，以东蒙、绥蒙流亡的喇嘛王公及其家属为主要对象，还把内蒙古的章嘉呼图克图安置为国府委员，并设置驻京办事处。另以外蒙的迪鲁瓦呼图克图为蒙藏委员会委员，予以长期招待，并派人陪其“云游”西南各省名山古刹，无微不至，企图为“规复”外蒙安置内线。但在我陪他游青神、峨眉时，即已感到他情绪很坏。由于蒙古人民共和国宗教政策的感召，在我离开蒙藏委员会以后，听说他终于摆脱了蒋政权的羁绊，乘间取道海防、香港复归蒙古。这是对吴忠信羁縻政策的一个大讽刺。
蒙藏委员会委员一职，除用以安置上述王公喇嘛外，并以副委员长赵丕廉联系阎锡山、傅作义（阎任绥蒙指导长官，实际由傅负责），刘湘的代表邱甲、龙云的代表李培天、刘文辉的代表冷融、杨森的代表李寰，也都是委员，实际上是吴忠信代替蒋介石对边省军阀拉拢搭线的工具。吴在贵州时，曾利用去南京开会机会，两次绕道过川，并去峨眉军官团就便与刘、杨诸人（他们是副团长或团附）搭线。其时参谋团入川，康泽的别动队喧宾夺主，刘湘曾请吴相助，改变这一情况。蒙藏会时代的上述布置，实际是搭线工作的继续。冷融被人刺杀，主要原因据说是他抛弃了刘文辉的立场倒向蒋介石一边，在一定程度上与吴对冷的工作有联系。
“圆满”的西藏之行
由于国民党的分化政策，九世班禅和十三世达赖互相倾轧，班禅回藏为达赖所拒，最后死于甘孜。十世班禅在青海“转世”后，同样不能入藏，长期留居塔尔寺。1939年，吴忠信任主持十四世达赖坐床的特使。他的随员由西康甘孜入藏做先行官，而他和少数高级亲信则取道云南、印度入藏，目的是为了借此与龙云、印度当局勾搭一番，但因此必须取得英国的过境签证（我为了办理此事，曾受到英国使馆百般刁难），迁延数月，始获结果。
十四世达赖并未经过寻觅三个呼毕勒罕（即候选人），再用金本巴瓶抽签确定的程序，仅由西藏摄政提出一人，由国民党政府加以认可。所谓主持坐床，只起到一种奉行故事、存其体制的作用。吴虽也利用此行取得藏方同意设置了一个驻藏办事处，仅在离藏前夕以一纸公文派孔庆宗为处长，通知藏方，即行东归。因恐另生枝节，对办事处的职权范围，并未及时提出确定。此后，办事处便不能起什么作用，不但不能与清代的驻藏大臣比拟，甚至仅处于一种“门虽设而常关”的状态。至于班禅回藏问题，更是浅尝辄止，自然不得要领。而吴却对他的幕僚夸耀他的适可而止的哲学：“我的任务只是主持坐床，我拒绝了英国领事在坐床大典时平起平坐的无理要求，因而英国人完全没有参与达赖的坐床典礼，杜绝了他们干涉中国内政的借口。我又设置了驻藏办事处，至少恢复了中断三十年的驻藏大臣的精神，这就很圆满了。如果还要对班禅回藏和办事处职权问题斤斤计较，岂不是自讨没趣。”他有一首离藏东归的小诗：
此行圆满东归去，全藏人民信佛深。
遍眼荒山无一物，有心有愿作甘霖。
记得当时他在同盟会时期的老友、岭南画派创始人、侨务委员会委员长陈树人先生为《恕庵礼佛图》题三绝句：
武烈文漠久轶伦，飘然解甲便归真。
一龛礼佛空山里，[1]度己还思更度人。
雪城于役犯冰天，为国宣劳信独贤。
化被遐方成悦服，[2]三生并证佛因缘。
五载同僚佩亮清，筹边知不为功名。
大千今正沧阿鼻，愿仗慈悲拯众生。
此诗对吴虽有过誉之嫌，但很能说明他的单纯宗教路线的政策。此行当时确曾受到英国驻拉萨的领事百般阻挠，并且要求在坐床时与吴分坐达赖左右，共同主持其事，吴坚决拒绝，结果英国人未出席坐床典礼，从而杜绝了英国人企图干涉西藏的借口。
拉拢马步芳，打通河西走廊
蒋介石为了开疆拓土，觊觎新疆已久。抗战期间，吴忠信也做了种种渗入新疆的准备。首先对流亡在内地、反对盛世才的原哈密、镇西警备司令尧乐博士百般笼络，除由蒙藏委员会作为长期食客招待其全家外，并曾请准蒋介石由军事委员会给予名义，以示优渥，用意与上述羁縻迪鲁瓦的作用相同。同时在蒙藏政治训练班（训练边事干部的专科学校）增设回文班，教授维吾尔语文；继而增设天山调查组，企图派遣一批回文班学员作为进入新疆的前哨。在去电征求盛世才同意时，最初未作正面拒绝，迄至调查人员进入星星峡被挡驾，不得已退回酒泉，由原酒泉调查组兼领天山任务。
河西走廊，原系青海马家的势力范围：马步芳的部队驻酒泉、张掖一带，马步青的部队驻武威一带。他们割据称雄已逾十载，但是他们兄弟之间“豆萁相煎”，积不相能。蒋介石久欲去之，在盛世才露出反苏、反共的苗头以后，更亟思打开新疆通道。蒙藏委员会的酒泉调查组，除以宁夏的额济纳蒙古和新疆为工作对象外，主要是对马步芳的驻军做工作。素以维系西北四马（青海的马步芳、马步青，宁夏的马鸿逵、马鸿宾）自负的朱绍良，久久不能解决把马家部队调离河西的任务。1941年吴忠信以西北党政考察团团长身份出巡青海，乘机向马步芳献策，劝其“把河西交还‘中央’，可以此弹丸之地作为取信于蒋的晋身之阶，有利于进一步问鼎中原，同时可以借刀杀人，达到剪除马步青的目的，一举数得”。马善其策。随即同吴同机到重庆，当面向蒋输诚。蒋对吴这一做法，大为激赏，曾在国民政府某次纪念周集会上，谈到中央各机关的工作成绩，评蒙藏委员会为第一。局外人不知所指何事。接着发表马步青为柴达木区屯垦司令，部队开入青海，并改编为骑五军；马步芳后又以种种诡诈手段取得了对骑五军的实际控制权。这是后来在新疆作恶多端的骑五军的演变经过。与此同时，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胡宗南部开入河西，驻扎酒泉，以李铁军为河西警备司令。至此，大体完成了蒋介石进入新疆的内部布置。这是1942年吴忠信陪同宋美龄去新疆完成盛世才反苏亲蒋的谈判，以及1944年继盛世才做新疆主席的重要伏线。
与宋美龄的新疆之行
1942年春天，盛世才电请朱绍良去迪化面商投蒋密谋，接着又接受了蒋介石的军事建制，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至此盛世才反苏亲蒋已经进入公开阶段，只剩蒋、盛亲自见面问题。蒋介石为了取信于盛世才，1942年秋，由吴忠信陪同宋美龄亲自出马代表蒋介石与盛世才作了最后协议。在此前后，他们究竟搞了一些什么具体的阴谋勾当，根据吴的幕僚人员透露，结合当时或事后蒋、盛双方所采取的措施，作如下介绍：
盛世才方面：作为盛世才反苏亲蒋的重要步骤，在1940年后，首先诬称支援新疆的联共人员（多系顾问，苏共当时称联共）是托派，通令全部撤退；又以同样罪名逮捕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同志一百余人，把中共派往新疆协助工作的同志连同党外人士杜重远（诬为汉奸）一网打尽。其时盛世才的胞弟盛世骐已由苏联红军大学毕业回新，担任旅长职务，盛世才怀疑他对自己反苏亲蒋政策不利，故派人将他刺杀。一面诬称他的夫人与人通奸，奸夫暗害了盛世骐，借此杀掉他的夫人以灭口；一面却说“叛徒为了反对督办，连督办的亲兄弟都杀了”。后又发动一场大逮捕。不久，陈、毛、林、杜等都被秘密处死。所有这些刽子手的罪恶行径，据说都是盛企图以此向蒋表明心迹。即使是这样，宋、吴之行以及朱绍良几番活动，至少是听取和参与了他的反革命阴谋，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他的反革命决心。
蒋介石方面：宋、吴新疆之行的主要收获，是从军事、党务、政治、经济、外交各方面全面打入新疆。首先在军事方面，李铁军以河西警备司令改任十九集团军总司令进驻哈密，并把预备第七师开入迪化的老满城。另在盛世才原有的军事干部学校的基础上改设中央军官学校第九分校，派曾经留英的军校毕业生龚愚为副主任，仍以盛世才兼主任。此外，对原以转运苏联援助物资为任务的迪化军用航空总站及伊犁分站，在盛世才反苏后，业务原已陷入停顿状态，但在国民党全面进入新疆后，反而加强了业务，增设了南北疆的联络站。
其次，在党务方面：宋、吴回到重庆以后，国民党中央积极筹备设置新疆省党部。同年冬天，派去了省党委，由梁寒操率领去新。1943年初春，正式成立新疆省党部。以盛世才为主任委员，黄如今为书记长，先后以于振法、林伯雅、童世荃、张志智、徐观余、金绍先、盛世骥、李英奇、宋念慈等为委员。国民党开始设置中央通讯社迪化分社、中央训练团新疆分团。
第三，在外交方面：国民党早在迪化设有对外交涉员，在盛世才反蒋时期，交涉员吴蔼宸托故迂道伊犁经西伯利亚弃职离新。吴、宋新疆之行以后，改设外交特派员公署，首位特派员为清华毕业后留美的吴泽湘（后任古巴公使），接着英美开始在迪化设领事。很明显，他们的目的是希望在新疆依靠美英帝国主义以对抗苏联。
第四，在政治方面：成立新疆监察使署，以国民党中央委员、戴着学者面具的罗家伦为首任监察使。另以曾任经济部工矿调整处长、为官僚资本服务有功的林继庸为新疆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长，他还带去了一批工程技术人员。此外还派去了一批教授和医生。
第五，在经济方面：财政金融系统也进入了新疆。中央银行迪化分行经理为马彦章，新疆海关税务司初为丁贵堂，后为王某，新疆邮政管理局长为沈养义，银行监理官为朱绍良的女婿张宣泽。
上述国民党反动势力的人事配备，绝大多数是美、英、德等国的留学生，实际是为了对抗苏联和争取盛世才投下的一笔赌注。但在盛世才时期，并不能有所作为，仅仅被看做蒋介石统治权扩张到新疆的一个象征。盛世才警务处爪牙遍及全疆，具有极高权威。重庆为了取得盛世才的信任，答应不派遣特务去新（指军统、中统等特务而言），省党部也不设特务机构——中统室，甚至连一部专用电台也没有，这是宋美龄、吴忠信与盛世才的协议条件之一。
与此同时，苏联红军打退了希特勒的进攻，特别是阿山、塔城、伊犁兰区的人民革命武装日益扩展，内外夹攻，迫使盛世才寝食难安，乃发动1944年的“八月事变”，逮捕蒋介石派往新疆以省党部书记长黄如今、建设厅长林继庸为首的党政人员五十余人（军事人员未被逮捕），企图以翻云覆雨的两面手法恢复过去与苏联建立的假的“反帝”统一战线，缓和三区革命形势，苟延残喘。但终于诡计不售，自食其果，结束了盛世才在新十二年的血腥统治。
治新的三板斧
吴忠信就任新疆主席之日，首先以约法三章形式提出天理、国法、人情并重的方针。他认为革命（当然他不说是“革命”）是违犯国法，但是当政者也必须着重兴利除弊，做到合“情”合“理”。所谓兴利除弊，又以下列三项为当务之急。人们说是吴忠信的“三板斧”。
第一，清理监狱。吴忠信以为三区革命是“官逼民反”，是盛世才十年暴政、大兴冤狱的结果，因此首先着重清理监狱。对新疆各民族的重要人员如包尔汉、马良骏及其他有代表性的人物提前释放。并任包为第一区行政督察专员，马为省政府委员，以此作为政治攻势，实际是梦想“以维制维、以回制回”。对于一般在押人员则请军法执行总监部派审判团去新，经过审判程序再行处理。对在押的重庆人员亦不例外。个别的如赵丹、王为一、徐韬、朱今明等同志提前释放，是因笔者受洪深之托，而郭沫若又有信给吴，就这样顺水推舟促成的。
由于盛世才在新疆的统治根深蒂固，到处布满了爪牙，在没有根除旧势力之前，不宜采取过急步骤，这是蒋介石用农林部长给盛世才作为其下台过渡的原因。同样理由，吴忠信也不愿对盛世才的大逮捕采取简单否定态度。因此一面拉军法执行总监部共同负责，一面派笔者对狱中重庆派新的高级党政人员进行慰问，适当改善他们的生活待遇，并告以采取上述步骤的必要性，劝他们少安毋躁。在审判团到新后，他们才全部出狱。
审判团表面上是由军法部组织，实际上它的重要审判官均系徐恩曾手下的中统特务。其中一个大胖子陈某，据说是中统重庆区的行动组长；另一个叫李宏基，先后做过徐恩曾和陈立夫的机要秘书。他们的工作都受省党部新任组训处长谢永存（中统在新疆的头子）的指挥。新任省党部委员杨为，自命为“苏联通”，据说是共产党的叛徒，曾在中统局负责工作多年，在他到达迪化后，也参与了他们的策划。审判团的专用电台，即设在省党部内，其后即留作省党部电台。审判团的工作，实际上由谢永存一手包办。他们的任务是对狱中曾经倾向进步的地方人员做分化、争取工作，个别的还送请重庆予以安置，如以刘文龙、桂芬为国民参政员，曾任反帝会重要职务的宋念慈、何取光，也送请国民党中央任用，听说还经过类似对付共产党叛徒的“反省”程序。对狱中的延安人员一律继续关押，在毛主席与蒋介石达成“双十协议”，张治中奉命去新进行和平谈判以后，才开始准备释放。当时蒋经国去新住在吴忠信的“新大楼”内，很忙碌了一阵，据说他的任务是为了对准备释放的、曾在苏联与他同学的共产党人做争取工作，杨为、谢永存等人也跟着团团转。自然是事与愿违。一直拖到1946年春，延安人员才全部送回延安。这些反动措施，虽然不完全由吴忠信负责（中统人员是直接向中统局负责的），但当时的省党部系以吴忠信兼主任委员，与盛世才时期相比，省党部已经变为一个特务公开活动的场所。
第二，宣抚地方。吴忠信到新不久，即成立宣抚委员会，以各民族头目如阿山女土司哈德万、蒙族乔亲王、满汗王（实际由满汗王的老婆乌静彬代替）等数十人为委员，并以民政厅长邓翔海为主任委员。宣抚委员会成立之日，吴忠信亲自吩咐笔者在《新疆日报》发表社论，译载维、哈、蒙、俄各版，积极开展宣传工作，不外是为了“招降纳叛”，分化革命队伍，削弱革命力量。一面设置专款，滥支费用，进行招安式的收买工作，实际是他在蒙藏委员会时期羁縻喇嘛王公的老一套重演。
伊、塔、阿三区，是新疆人民革命的先进地区，也是吴忠信宣抚工作的主要对象。在吴到达新疆时，伊犁已经临近解放前夕，迫不及待地派邓翔海飞伊，企图布置政治攻势，结果邓抱头鼠窜。吴忠信又分别以盛世才留下的主任秘书平戎为塔城区行政督察专员，以曾留学苏联、周昆田在高级班的同学高伯玉（解放后此人曾在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任职）为阿山区专员。与此同时，省党部也派出了塔城、承化两县的书记长，目的也是要他们配合进行招安和争取工作，特别着重争取阿山方面的乌斯满。高伯玉力图有所建树，首先把上述哈德万送到迪化，吴忠信即以哈为宣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其时乌斯满以流寇形式窜扰奇台县北的中蒙边境，奇台县长王德淦，原系蒙藏政治训练班第一期蒙文班毕业，是吴忠信的得意门生，对乌斯满也曾做了配合争取工作。但在吴忠信时代这一争取工作并无成效。1946年夏，高伯玉作为被宽大释放的俘虏回到迪化，其时已是张治中的政府，仅以私人关系，在笔者的家里住了几天，情况甚为狼狈。他当时已经认识到，在新疆一切镇压革命人民、削弱革命力量的阴谋诡计，只不过是一种毫无意义的绝望挣扎，已挽救不了反动派的灭亡。
“分治”是吴忠信宣抚政策的变型。由于宣抚工作毫无成效，吴忠信心劳日拙，曾想出一套“分而治之”的办法，企图以人为方法隔离革命势力的蔓延。他建议蒋介石把新疆分为四省，天山以北各县为山北省，省会设迪化；天山以南各县为山南省，省会设阿克苏；昆仑山脉各县为昆仑省，省会设和阗；另以新疆东部并划进河西之一部，设安西省，省会设哈密。在分省未实行前，先设南疆行署驻哈什，并内定邓翔海为行署主任。吴尚把这一建议看做安新长策，自我陶醉，有诗记其事：“主政新疆分四省，山南山北与昆仑。安西从此安磐石，立马天山尽故人。”但后以新疆形势急转直下，未获实行。
军事镇压是吴忠信宣抚工作的后盾。吴忠信对军事镇压是缺乏信心的。也可以说他在脱离粤军以后，再不想担任军职，在很大程度上是抱着佛家戒杀的思想对待共产党，反映在四一二政变后，自号“恕庵”。他既不愿担任南昌行营参谋长，又不愿兼任贵州绥靖主任，都是从这一思想出发的。在他被发表为新疆省主席时，由于省主席兼保安司令，新疆又是一个用兵省份，要想指挥盛世才留下的杂牌队伍与人民革命对抗，深感责任重大，便从蒋的侍从室第一处找一个蒋介石的嫡系干部于达充任省府委员兼保安司令部参谋长，目的是要于对蒋直接负责；在他到新以后，又只从朱绍良手里接下省政府，把保安司令部留给朱继续代。同时请准蒋介石让朱绍良常驻新疆，赋予处理新疆军事全权。实际是怕负军事责任，对军事镇压缺乏信心。
吴忠信也知道没有军事力量做后盾，省主席是站不住脚的。在他忙于释放各民族有代表性的人物、加强政治攻势的同时，朱绍良对于盛世才的两个师长（其中一个叫宛凌云）并未释放，他责朱“不智”，意思是应该早些放他们出来好在军事上起作用。接着又极力主张调用青海马家军入新。表面的目的好像是偏重用他们拱卫后方，骨子里是想以青海的骑兵对付哈萨克骑兵，并据说，回、哈同属伊斯兰教，有利于“边打边抚”。这是吴忠信最毒辣的一手。由于这一反动措施，给新疆人民革命留下了深远的危害和影响。
吴忠信和马步芳互相利用、互相勾结的经过，以及骑五军的演变过程，前已述及。青海马家从马仲英开始，窥伺新疆已久，得到吴忠信求援消息，岂有天予不取之理？自然是一拍即合，因此青海骑五军大摇大摆地进入新疆。最初以一部分驻扎吐鲁番、托克逊一带，派员抽税，征粮征草。一般人民群众对于过去所遭马仲英蹂躏惨状，记忆犹新，惊心动魄，奔走相告：“马仲英的爸爸来了。”不久即移驻北疆。其时骑五军军部驻在原预七师驻地——迪化市的老满城，军长为马步芳的外甥马呈祥。他头脑颟顸，排场阔绰，在客厅高悬着“跃马天山第一峰”——马步芳对他的赠旗，野心勃勃，意在言外。笔者曾以此向吴忠信探问：“新疆好容易结束了盛世才的割据局面，而现在又把马家军请来，是否引狼入室？”而吴却满不在乎地说：“不怕，我们对马步芳有办法。”
的确，骑五军是吴忠信统治新疆的一张王牌。当吴还在新疆时，骑五军即已开始执行其“边打边抚”的政策，马呈祥是支持乌斯满寇扰蒙古人民共和国边境的帮凶。他们企图扩大事态，嫁祸苏联，混淆国际视听，引起美帝国主义的干涉（正当马歇尔调停国共纠纷期间），有利于扑灭三区人民革命。先是乌斯满以乌合之众，经常为蒙古国防军所击退，经由骑五军派出军队，接济械弹，收集乌斯满的残部在奇台县北部的山麓进行训练以后，复进复退，开始有所俘获，并把俘获的人员武器空运南京，大肆叫嚣。他们硬说蒙古国防军使用的武器，是由苏联制造和供给；在他们进驻了北塔山以后，硬说是反抗苏联指使蒙古人民共和国对新疆的入侵。这就是当时反动派一手制造的所谓“北塔山事件”的真相。这是在吴忠信离新后“边打边抚”政策的进一步发展。
在吴忠信离新后，吐鲁番、托克逊、鄯善各县人民群众曾发动武装起义，据说马呈祥又曾派兵镇压，肆意劫杀，连避难于坎儿井的一般群众也不能幸免。同时以“天下穆民是一家”的口号进行欺骗宣传，实际还是“边打边抚”的政策的继续。这就是吴忠信所谓“对马步芳有办法”的道理。的确，吴忠信在1942年开始拉拢马步芳以来，关系日益密切。在日本快打到贵州时期，蒋介石的弃妇（蒋纬国的养母）和吴忠信的大老婆避居兰州，即住在马步芳的驻兰办事处，不用说，她们受到了马步芳极豪华的供养；西北解放前夕，以马步芳代替郭寄峤任西北军政长官，也与吴忠信的撮合有关；接着周昆田奉蒋介石之命去迪化策动驻军做垂死挣扎，阻挠新疆的和平解放，实际也是以骑五军做赌本。我们可以说，吴忠信虽然早在1946年离开了新疆，但他对新疆反动统治的影响，并未就此结束。
第三，敦睦邦交。乌斯满原为盛世才时代的阿山专员，是哈萨克族的大地主和大牧主。他们反抗国民党，同时也反苏反共，至多只能说是一个狭隘民族主义者，和人民革命特别和苏联不相干。吴忠信虽然知道了这一情况，因而采取争取乌斯满的做法，但对三区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总认为关键在于苏联，这是他提出“敦睦邦交”的主要着眼点。他的主要做法是在外交方面建议更换特派员，在省府方面，则从控制新闻入手。在把驻苏大使馆参赞、能说一口流利俄语的刘泽荣调任新疆外交特派员代替吴泽湘以后，由于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馆规模大、人员多，特派员和总领事、副领事之间酬酢频繁，要搞好关系，就不能不开支一笔交际费用；而外交署经费短缺，捉襟见肘，吴忠信答应把盛世才遗留下来的高级烟酒、糖果、海味等送给特派员作为交际应酬之用。所谓敦睦邦交，如此而已。至于苏联总领事曾在与三区和谈中起重大斡旋作用，则是张治中到新以后的事。
在控制新闻方面，吴忠信最初以他的“灵魂”周昆田兼任《新疆日报》社长，后改以笔者为社长。在我调任迪化市长以后，则以他的主任秘书张振珮为社长，始终以“自己人”担任此职。报社接到中央社电讯，须逐日分送吴忠信、朱绍良核阅，不许登载指责中共的电讯，也不许刊有反苏反共的文字。不反共，固然从属于不反苏，但他们还有一种“家丑不可外扬”的观点，认为“兄弟阋墙”的国共之争是“家丑”，少数民族是外人。这只是表面一套，骨子里吴忠信一切从蒋介石的利益出发，与蒋介石一鼻孔出气；如果不是迫于毛主席和蒋介石的“双十协定”，他就不会同意甚至进一步支持释放狱中的共产党人（据他说他也曾向蒋建议释放狱中的共产党人）；如果不是他已去职，他照样会扮演反苏反蒙的“北塔山事件”重要角色。在他这种表里两面的思想指导下，他所任用的办报人员，自然也不会放过反苏反共的机会。在我担任社长时期，曾发表《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国民精神总动员的哲学基础》两篇论文。前一篇为了纪念国民党成立五十周年而作，事前曾与吴忠信作长谈。其中议论部分说什么“共产党可以成为一个着重实行民生主义的党”，实际是从英美政党政治的观点出发，主张国民党外可以有共产党，而不是国民党一党专政；但共产党也必须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取消共产国际（当时国民党人总不认为斯大林解散第三国际是真实的）；同时为了暗示苏联对新疆的“侵略”，借用“植物的生长需要一个有刺激性的环境，才能发育茁壮”作比喻，鼓动加强新疆国民党的战斗力，意在对抗苏联。后一篇是为了吹捧蒋介石的“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并曾用它在吴忠信亲自主持的纪念会作讲稿。它是儒家思想和唯心主义的杂拌，强调孔子的“五常”、管子的“四维”和“不忍人之心”等等，都是“维系社会存在”的规律。1945年8月《新疆日报》发表了一篇评论日本投降的社论，我从所谓“人类爱”的观点出发，加上了“同种同文”、“不念旧恶”、“以德报怨”、“我爱我的仇敌”一连串宽恕日本军国主义的一段话。第二天蒋介石发表文告，也强调这点，吴忠信当然意识得到这是为了扶植日本，打击中共，对抗苏联，达到顺利受降的目的，因此对这篇社论大加赞赏。1946年春夏之交，吴忠信离新疆不久，正是乌斯满残部窜扰中蒙边境复进复退期间。当时反动派大肆叫嚷东北问题，特别是《雅尔达协定》公布后，反动知识界都认为苏、美、英三国居然越俎代庖，替中国答应了外蒙独立和出卖东北两路（中东、南满）、两港（旅顺、大连）的主权，掀起一股反苏反共的歪风。《新疆日报》当然不甘落后，但又不敢像内地报纸那样明目张胆，只抓住俘获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人员、武器这一事实，加上《谁为为之，孰个致之？》的标题，加以歪曲报道，诬蔑苏联供给武器，指使入侵。经苏联驻迪化总领事提出抗议，张振珮被张治中撤职查办。这一件事，实际也是吴忠信表里两面的言论方针的具体反映。
五、与国民党派系人物间的联系及矛盾
对政学系退让
吴忠信凭其国民党的老资格及与蒋介石的深厚关系，对国民党内部几个主要派别都不需要特别捧场，但也不敢开罪他们。政学系的杨永泰，作风泼辣，对吴不很尊重，因之吴、杨的关系素来泛泛。吴任行营总参议时，蒋初以参谋长相属，吴在不干军事、不直接与共产党拼刀枪的思想指导下，踌躇却顾。而杨为当时的秘书长，贺国光为参谋长，熊式辉为江西主席兼办公厅主任，为了便于控制，杨、熊当然不愿以吴易贺，吴因亦知难而退。此后吴长期闲居苏州，也为了避免摩擦。吴与张群的关系也不好。张担任上海市市长以后，吴即辞去淞沪警察厅长，表示不愿屈居张下。而在最后担任总统府秘书长时期，对于李宗仁的折冲联系工作，不得不与张共同策划，实际在政治手法上，蒋对张的信任殆胜于吴。
对黄埔系统迁就
黄埔系为吴的后辈，一般很少接触。在边事系统内，当时参谋本部的边务研究所为一派，实际上为军统所操纵。蒙藏委员会做边事情报的机构——调查室这一阵地，从吴忠信时代开始，即为他们所占领。吴忠信在新疆时的警务处长胡国振、省会警察局长刘汉东，是军统在新疆的两大头目，吴忠信以警察界老前辈自居，只要军统不同他捣乱，他也就事事为军统着想，甚至为他们打掩护。对军统和入新部队利用军车贩卖私货置若罔闻；《新疆日报》接到揭发胡国振等人利用权势、轮流诱奸警官学校女学员的稿子，向他反映后，他也装聋作哑，实际是不让披露。
对CC看风使舵
CC系的陈立夫、陈果夫，系陈其美的胞侄。吴在上海秘密革命时期，陈果夫任上海某钱庄的跑外，后任张静江、虞洽卿开办的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经纪人，吴以前辈资格，对他们常有所差遣；此后二陈在蒋的左右炙手可热，对吴始终尊而不亲，特别在人事争夺上，对吴毫不客气。在吴出任新疆主席时，各省府的厅委，一般是经由陈果夫主持的侍从室第三处提出人选，最重要的标准是要经过中央训练团高级班的训练，亦即是说，要经过CC染色。以吴忠信为首的新疆省政府的一套班子，除财政厅长暂由盛世才的旧人彭吉元蝉联外（卢郁文是后来补上的），民政厅长邓翔海、建设厅长余凌云、教育厅长许莲溪都是CC分子，就连周昆田也是因为高级班出身，才被安排一个委员。此外，原案还安排了一个秘书长。吴非常气愤地提出抗议：“要我做主席，连一个秘书长都不让我带吗？”最后通过陈布雷的转圜，才变更了原案，改以曾小鲁为秘书长。最初曾只是一个空头秘书长，委员还是后来补上的。吴既自任省党部主任委员，当然也愿意有一个与自己有历史关系的人做书记长更好办事。笔者系朱家骅时代派往新疆的党委，与当时的组织部长陈立夫素无渊源，吴曾采取迂回方式，根据出狱书记长黄如今和一些省党部委员的建议，提请重庆派金代理书记长。陈立夫不好不同意，但对此仍不放松，不久还是另派了新的书记长。吴又曾提周昆田、曾小鲁为省党部委员，事阻数月，才勉强通过。
以上是吴忠信为了引用“自己人”不惜与CC抗争的事例。但在朱家骅与CC争夺六全大会代表和新疆教育厅长时，便表现为不愿迁就朱而得罪CC。六全大会代表终于没有黄如今，也借故推托了朱家骅提议以包尔汉代替CC教育厅长许莲溪的打算。
自立门户与戴季陶及各边事派别对抗
在边事方面，除上述边务研究所派以外，还有戴季陶领导的新亚细亚学会派和张西曼领导的边疆学会派。戴为九世班禅的佛门弟子，1936年班禅在南京主持“时轮金刚法会”，戴以考试院长身份，对班禅公开顶礼膜拜，颇不理于人口，而戴却以此包揽边事。吴、戴本为陈其美时代的老搭档，因此吴也就遇事问问戴。当时有人戏称戴为蒙藏委员会太上委员长，吴不以为忤。不久班禅死于甘孜，蒋命戴代表前往致祭。戴大张旗鼓地组织院长行辕，仪仗扈从，威仪甚盛，所过之处，地方官吏必须隆重接待，略如接待钦差大臣；曾以康定县长办差不力，致电西康当局予以撤换，同时把自身穿着的皮袍撕成碎片，付之火堆，一时传为笑谈。戴以此迁怒于吴，认为吴事先未作周密布置，有意恶作剧。此后，戴又推荐太虚法师为蒙藏会委员，吴以作为政治和尚的太虚在蒙藏宗教上作用不大，未予同意。西安事变时期，传说戴曾附和何应钦的主张，力主讨伐张、杨，被宋美龄看做是不顾蒋的安全、企图取蒋而代之的坏主意。从此戴见疏于蒋，吴对戴更加“敬鬼神而远之”。抗战时期，吴在边事上自立门户，组织中国边政学会，自任理事长，延揽中大、武大、复旦、西南联大及中央研究院等学术单位，以关于历史、地理、社会、民族人类学方面的知名学者如顾颉刚、吴文藻、吴其昌、丁西林等人充任理监事，并出版《边政公论》月刊。吴曾借此请蒋拨了一笔数字不小的特别费，因之在吴去新疆后，刊物仍能继续发行（现在台湾还在继续发行），以此与戴及其他边事派别分庭抗礼，反觉后来居上。实际当时的大学教授，生活清苦，《边政公论》的稿酬比较优厚，足资维系。而他们一般是由吴的几个出身大学的部下，辗转串联而来，在摸清了吴的底子以后，情绪逐渐低落，在政治上所起的作用不大。吴在新疆又曾以同样方式组织天山学会。吴本非诗人，胜利还都后却亲自编写其历年有关边疆部分的小诗，印成小册，企图以此藏之名山，也都为了有利于垄断边事，扩大影响。
与朱绍良的矛盾
从盛世才揭开假面具反苏亲蒋以来，主要由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代表蒋介石与盛世才打交道。特别是“八月事变”以后，朱绍良一再周旋于蒋、盛之间，经过许多努力，终于把盛世才送到重庆，不能不说是“应付有方”。在1944年8月底，重庆发表吴忠信为新疆省主席以后，吴对新疆局势拿不稳，委托朱代表接收盛世才移交的省政府和保安司令部。当时朱曾请吴的秘书长曾小鲁先与同行，而吴仍泥其行，实际是坐看风色，以策万全。因此朱颇以完成新疆统一的功臣自负，作诗尚有“九度天山”之句（意即九次飞越天山，来往于内地与新疆之间），自我欣赏，言外之意，是吴忠信坐享其成。而吴对朱却始终采取利用、敷衍、敬而远之的态度。在他到新以后，即以新大楼的新主人自居。新大楼一直被看做招待贵宾和“自己人”的禁地（张治中和蒋经国等去新都住在新大楼），对朱绍良则长期听其倜促于东花园一隅，相形之下，主客异势。以上是他们之间矛盾摩擦的开始。从此钩心斗角，矛盾日益加深。在吴忠信方面，对当时的客观形势，自然是作过一番估计的。
在实力方面，朱绍良虽是司令长官，但他所指挥的是胡宗南的骄兵悍将，实际是一个光杆子长官；而吴忠信却有青海的骑五军作王牌。在资历上，朱绍良虽也是蒋介石的死党，但与蒋究竟是部属关系；而吴蒋则系微贱之交，称兄道弟，托妻寄子，如同一家。因此吴有所恃而无恐。特别由于朱在兰州声名狼藉，老婆女儿骄奢淫逸，巧取豪夺，秽恶彰闻，蒋对此甚为不满，吴对朱更无所顾忌。
也许可以说，朱吴矛盾的表面化，开始于保安司令部的管辖问题。吴忠信之所以让朱绍良继续代管保安司令部，除如前述怕负军事责任外，还由于判断情况错误：把保安部看做内地各省一样，只是省主席的兼职衙门，没有什么油水，不愿搞这种有责任而无实惠的事。所以请朱继续代管，借此还有敷衍朱的作用。但在站稳脚跟、摸清情况以后，发现省政府只是一个空架子，而保安部的前身——督办公署，原是盛世才的巢穴，是盛在新十多年敲骨吸髓、惨淡经营的结晶，留下大量的物资礼品（苏联毛毯、库车紫羔等等）、海味、洋酒、洋烟、糖果等，其他家底子也很厚，是一块大肥肉。朱的左右利用代管机会下其手，吴方有时想以保安部的有余，补省政府的不足，挹此注彼，反受朱方的牵制。因此必须改变这一情况。吴忠信很快结束了“代管”状态，接收了保安部。但为了不着痕迹，吴采取把私人图章交曾小鲁专用，继续代管保安部行政事务的方式，表示不是为了争权夺利，而是为“长官”分劳。另一方面，在军事上仍由于达对长官直接负责。于达为蒋的嫡系爪牙，朱也无话可说。这样既取得了行政上的实权，又摆脱了军事上的挟制。
与此同时，吴朱矛盾还表现在人事上的争夺。第八战区兵站总监班淦，原是朱绍良的老婆、女儿的“招财童子”，也是朱左右的典型奴才，不但经常挨朱的辱骂，还挨过朱的耳光。但朱想用班代替彭吉元为新疆财政厅长，由班以安徽同乡关系直接向吴活动，吴却不予考虑，间接给朱碰了一个软钉子。对朱的头号红人——他的大女婿张宣泽，表面让他以省府委员兼迪化市政筹备委员会主任，但长期拖着不设市。在吴忠信带领人马浩浩荡荡地出席六全大会时，将省政府主席和省党部主任委员职务，交由曾小鲁、金绍先分别代行。表面上推重“长官”坐镇新疆，实际是对朱有所疑忌，保持戒备。正在这一期间，《新疆日报》根据吴忠信的秘书张世杰的《读者投书》，以短评方式指责朱的参谋长向超中在小汽车上左抱右拥地挟妓女招摇过市；班淦和张宣泽秘密勾结重庆派驻迪化的金融机构，利用新疆与内地货物差价和军用飞机汽车兼营商业，买卖黄金，操纵物价等事实。虽然隐去了向、班、张等姓名，仍然大大激怒了朱绍良。他在一次党政军联席会议上提出办报方针问题，仍以“家丑不可外扬”为理由，查询和指责短评事件。我只轻描淡写地作了说明，会后又拒绝了张宣泽要交出投书原稿的要求，最后发展到朱的副参谋长汤位东竟以手枪威胁我。但在吴忠信回到新疆后，却并不认为《新疆日报》做得不对。不久，班淦“东窗事发”，被蒋介石以“利用职权，贪污舞弊，投机倒把”等罪名枪毙于兰州。从这件事发展经过来看，实际是反映了吴、朱之间的尖锐矛盾。
1945年秋，吴忠信突然宣布迪化设市。照理，市长应由张宣泽担任，但由于吴、朱疑忌已涂，就连这样一个市长也靳而不予。吴在表面上，也曾征询张的意见，张照例谦逊一番。实际此人并无“大志”，他以长官驸马身份，善于搞一些幕后小动作，当时局势不稳，市长守土有资，不免有些踌躇。吴即顺水推舟，拿出笔者来做市长。最后蒋介石以与吴忠信关系密切的参谋次长郭寄峤调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代行朱的职权。朱绍良便离开了新疆，显然是吴忠信赢得斗争的胜利。
六、吴忠信的“合肥”精神
促段祺瑞南下
有人谀称吴为继李合肥、段合肥之后的吴合肥，吴欣然色喜。吴忠信居尝以“兼容并包”，自勉勉人。在蒋介石时代，他对段祺瑞及安福系诸人继续做争取工作。吴在安徽时任用的专员、县长，以段系推荐的人为最多。许世英原籍贵池县人。那年适逢许的父亲逝世，吴远道专程前往吊丧，致送厚礼，亲为“题主”。吴向蒋进言，按月对段致送多金，并对寄居上海的许世英、梁鸿志、李思浩、曾云沛及段的儿子、侄儿等每月致送三五百元不等，总数在五千元以上。九一八以后，段有被日方利用的可能，感于蒋方的一再敦促，于1933年毅然南下，车抵浦口，蒋亲到澄平轮上欢迎，同车入城，下榻励志社。段于当天下午谒中山陵，以补偿其八年前因“靴子穿不上”而未往铁狮子胡同吊祭的遗憾。次日，蒋以专车送到上海住福开森路陈调元宅。不久，吴亦亲往晤段。至此，吴始认为这是做的一件“有益于国”的大事。此后，许世英任驻日大使、赈济委员会委员长等职，亦与吴的撮合有关。
对李鸿章景仰
李鸿章的至孙李芋龛，喜算命看相。吴、蒋的命都算过，公开谈论他们的流年吉凶祸福。抗战时期，经常与吴同车往返于重庆城乡之间，是吴一个清客式的幕僚。李的兄弟李家友曾在哈密某银行任职，李芋龛向曾小鲁推荐他为税务局长。曾与当时财政厅长卢郁文商量发表他为某县税务局长，但在他向吴忠信辞行赴任时，吴始知其事，却坚持不可，马上收回成命，自以为在兼容并包中仍严守一定分际，实际是死的李鸿章不如活的段祺瑞。
为卫立煌缓颊
卫立煌亦合肥人，初从军时即在吴部下。由于蒋的赏识，不次超迁，抗战时期曾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八路军某部也曾归其指挥。据说卫曾特批给八路军某部一批枪支弹药，深为蒋所不满。某次回渝述职，受到蒋的冷遇，仅由吴招待在蒙藏会官舍马鞍山“平庄”。当时蒙藏会的总务处长江养正，原任卫的军法处长和驻京办事处长，系由卫向吴推荐改任此职。卫的参谋长郭寄峤，亦合肥人，在吴忠信、朱绍良发生摩擦期间，郭任参谋次长。蒋调郭为第八战区副长官，代朱驻迪化，即为了缓和吴、朱的矛盾。吴离新后，郭改任甘肃主席。在卫任东北行营主任时，惨败于解放军，只身潜回南京。蒋怒极，将其囚禁于清凉山某宅。吴同情卫，一再为卫缓颊，蒋余怒未消谓：“此人不办，何以整军？暂予羁留，已属宽大，此后勿复为言。”碰了一个大钉子。
与张治中交厚
张治中，巢县人，为合肥邻县。吴、张平日关系亦深。在张治中主政湖南、“长沙大火”期间，举国舆论沸腾，吴极为关切。张治中的胞弟张本舜，为吴在安徽时的公安局长、在新疆时的财政监察委员会主任委员。张治中赴新主持和平谈判，同寓主席官邸新大楼，与吴同起居、共饮食。对朱绍良吴则听其长期促居东花园，迥然有别。吴对张的和谈方案，和释放被盛世才关押的中共党人，也都曾取得一致意见。事实上，凡是蒋同意的，吴无不同意，而吴的同意又可以加强蒋的信心。吴担任总统府秘书长前后，促蒋引退、劝蒋出国，亦常与张采取共同行动。
七、吴忠信的政治班底
可以说吴忠信没有班底。在他出任新疆省主席时，张治中曾婉言相告：“你以一等大员出任封疆大吏，须要有一个一等班子，才能配合得上。”意在劝他找几个得力干部。由于吴不搞派系组织，平时对干部无积蓄，一旦出任省主席，临时配班子，便只有东拼西凑，选拔的范围非常狭窄。而他又不要地盘，他的幕僚总说他“无恒产，便无恒心”，对干部也就随用随丢，任各自去闯。但他也培养了一批边事干部（蒙藏政治训练班学生，一般都通晓蒙、藏、维语文之一种），在新疆时开始用他们做县长、秘书、科长一级的干部。但由于他们所学的维吾尔语文，系由麦斯武德、艾沙等所传授，麦、艾原系维吾尔族的政治流氓——大土耳其斯坦主义者，对维吾尔语文原无专门研究，他们所传授给学生的，多系阿拉伯的语音语法，与新疆道地的维族语言距离很大。以回文班“高才生”欧阳先平为例，在他担任南疆乌恰县长时，一度被当地维族人民误为土耳其人，把他看做是“东土耳其斯坦主义”者，闹了许多笑话。
在高级干部方面，主要有以下几个来源：
首先是蒋的亲属或可以对蒋直接负责的人员。曾任安徽财政厅长的王潋莹，为蒋的表弟，主要由于地方财政困难，依靠他向中央请求补助。在贵州特税取消后，省政府无法维持，不得已又拿出这张王牌，再度用他做财政厅长。又因新疆是一个要用兵的省份，主席兼任保安司令，指挥盛世才留下来的杂牌队伍，责任重大，便从侍从室第一处找一个蒋的嫡系干部于达充任省府委员兼保安司令部参谋长。
其次是合肥同乡。有一定学术气味，在安徽、贵州两度任教育厅长的叶元龙，即选自这一途径。周昆田当然也是合肥人。吴有两个叔父：一为吴叔仁，任蒙藏委员会委员，称为“三先生”；一为吴鲁书，任庶务出纳科长，兼管边疆政教领袖的交际和招待工作，称为“二先生”。表侄张国书任会计主任，还有几个侄子任科员，人们称为“一笼支，两本书，三世同堂”（合肥语音称老母鸡为老母支，两本书指鲁书、国书）。当时总务处长江养正（南通人，卫立煌的办事处长）很不以为然，改以高等文官考试出身的我（湖北人）接替吴鲁书的职务。在我担任立法委员时期，吴曾一再劝我：“不要提过激的提案，你做过国民党的省党委和市长，要想投靠共产党是不可能的。”
这里附带谈一个“裙带用人”的例子。吴的“新太太”有一位亲兄弟，由他供给到燕京大学毕业。在新疆时，先专任吴的私人秘书，后改任社会处副处长。在吴逃离大陆前夕，“新太太”要求把兄弟带去，而吴却说：“各有各的前途。”话倒不错，这位兄弟留在大陆，确实有了光明前途。
再次为段系来源。吴在安徽时用段系人物特多，已如前述。曾任安徽秘书长、贵州民政厅长和赴藏特使行辕顾问的曹□蘅，四川绵阳人，拔贡出身，有诗名，曾入段幕。曾小鲁亦川人，也颇有诗名，长于书法。1928年吴随蒋北上裁兵，曹、曾均在北平，与吴时相过从。1931年以旧翰林冒广生关系，曾被聘为南京第一届高等考试的襄试委员，与吴进一步发生接触。不久曹、曾俱随吴去皖工作。曾有送吴度陇诗：“许国年年验鬓霜，祝公勋业迈文襄。补栽杨柳三千里，要认天山作故乡。”可谓善颂善祷。曾由安徽秘书、贵阳县长、蒙藏会委员直至新疆秘书长，步步上升。在吴任“总统府”秘书长时期，原拟予曾以印铸局长相属，因故未果，仍以蒙藏会委员名义帮办笔牍。在蒋下台之前，为作卷土重来之计，发表了一批省主席、绥靖主任、行营主任，以朱绍良为福州绥靖主任兼福建主席。曾未得吴同意，勉强随朱赴闽任秘书长，吴很不满意，认为曾“官瘾太大，等不得，冷不得，甚非做人之道”。显然是以他“全始全终，为蒋殉葬”的态度要求曾。
吴一般不为培养提拔干部向蒋说话，但为了把持边事也有两个特例。其一为周昆田，是他的机要秘书，也可以说是他的灵魂，系其表侄张国书劳动大学同学，在贵州时始入吴幕，其后任蒙藏委员会简任秘书、委员，新疆省府委员兼主席办公厅主任，1948年任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其时立法院边政委员会有人反对他，吴替他撑腰，并要我为他缓颊。1949年以吴故奉蒋命去迪化向军方秘密活动，企图阻挠新疆的和平解放，未能得逞，乃迂道印度回台湾，以“有功”升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这是吴有计划培养的一个“合肥系”的边事继承人。五六十年代又曾改以郭守峤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看来“合肥系”确曾起过作用。可惜皮已不存，枉费心机。另一为罗佶子，吴以特别巧妙方式提罗代蒙藏会委员长，已如前述。罗系湖南人，旧举人出身，笃信黄老无为而治之说，在安徽民政厅长时，在一年多的省府会议席上，从不发言，一切由秘书代办。他们的友谊开始于吴在镇江任管带时期。辛亥革命后，罗任江苏总督程德全的秘书长，善于出“鬼主意”，是一个典型的绍兴师爷式的人物，一般称他为“鬼谷子”。吴的思想作风受他的影响最大，如果说吴仅是蒋的密友，而罗既是吴的密友又是吴的策士。由于吴曾荐罗为蒋纬国的老师，抗战时期蒋把罗交给陈果夫任侍三处的副主任，也长住在南温泉。当然他也曾向CC设谋献策，但究竟只是一个摆设，实际不能干预CC的人事布置。在吴任西藏特使时，罗任行辕秘书长。吴在新疆时的省银行总经理罗志枚，即系罗的儿子。总之旧社会的官僚政客，几乎没有一个没有特殊背景。
八、吴忠信的家庭经济生活
园居生活
从以上各节已经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吴忠信是一个带封建性的资产阶级大官僚。在他秘密革命时期，还未作“发财”打算。其时蒋介石、戴季陶等都附在陈果夫户名下秘密做投机生意，而吴仅依靠国民党的津贴维持生活，不够时，因与创办上海银行的陈光甫有私交，得到一些帮助。1927年吴任淞沪警察厅长，虽仅数月，却腰缠略丰，以此在苏州东小桥八号经营一座将近十亩地的花园住宅，开始栽花种菜，谈佛学诗，并写日记，数十年不间断。他把一个非常贤淑温存的苏州旧式小姐叫做“新太太”，把吃斋念佛的原配叫做“老太太”，也还能和平相处，相安无事。因此他在南京做官时，常于周末去苏度其园居生活，但他究竟还不是一个官僚资本家，直到游欧期间，还依靠陈光甫的接济。
宫中、府中不分
在吴任闲职时，当然主要依靠蒋介石的特别馈赠，而在任主席、委员长以后，只在安徽一段，蒋还从特税中拨款一二万，不时接济。吴的胃口不大，也很容易满足，此外并无特别照顾。据说这是蒋介石的用人惯例：“既然让你做了方面大员，你就应该有办法（贪污）解决自己的问题。”但是蒙藏会是一个清水衙门，只在边疆政教领袖招待费一项尚有活动余地，因此在管招待的叔父科长串通会计室的外侄主任，上下其手，在宫中、府中不分的情况下，也有利于自己的贪污。当时吴的私人住宅为重庆两路口新村5号，每月租金四百元，作为办公室租金报销。事为由京迁渝时被遣散的会计揭发，案交军法执行总监部彻查，情况甚为狼狈。军法总监何成浚为吴在粤军时代的老友，当然官官相卫，同时对揭发人进行收买（每月津贴一百元以一年为期），不了了之。从此吴在公私分际和用人作风上大有转变，而经济来源顿成问题，还是依靠陈光甫上海银行的信用透支来维持。在国民党官场不见经传的奚仑之所以被任命为西藏特使行辕顾问，就因为他是重庆上海银行经理，又是段祺瑞的女婿的缘故。
“合法贪污”
在吴出使西藏时，蒋拨给一笔巨额特别费，由吴直接向蒋报销。虽曾购办大批礼品，沿途馈赠，但大有伸缩余地，收受礼物，亦归己有，因此满载而归，名利双收。新疆招待规模更大，有七个招待所，每年特别招待费为二百万元，仅凭主席批准即可随便动支。新币与法币为一与五之比，大可假公济私。对盛世才留下的家底子，也很可以用请客、送礼方式有所侵蚀。我也分享过一些残羹剩汁，例如送一条毛毯、一套衣料、一件紫羔，在过年过节时送一点钱。这都算是“合法贪污”，与蒋、宋、孔、陈官僚资本集团比较起来，不免有小巫见大巫之别。
开始走上官僚资本家的道路
吴由新疆回南京，又任闲职。鉴于过去一贯小手小脚，捉襟见肘，俯仰由人，终非长策，其时许多官僚政客大发“劫收”财，不免食指大动，见猎心喜。上海中孚银行原为安徽寿州孙家鼐的后人所办，倒闭已久，吴利用其政治地位，取得财政部的同意，允其恢复营业，由吴自任董事长，开始走上官僚资本家的道路。无如“悔悟”已晚，好景不长，发财致富，又非可嗟咄集事，因此直至解放前夕，仍能大体保持其过去一贯比较简朴的生活面貌。在私生活上，还不像一般豪门贵族那样，骄奢淫逸、巧取豪夺。他居尝自我解嘲说：“曾带过军队，而绝非军阀；曾参与政治，而绝非政客。”其实，大政客和大官僚，很难强加区分。综观吴忠信的一生，是否可以说，他是国民党元老中很大一部分人的一个典型。
（金绍先）
注释
[1]当时蒙藏委员会在重庆乡间山陬办公。
[2]吴赴藏主持坐床典礼。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