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继早期的政治生涯
在国民党统治集团上层人物中，只有少数几个北方人深得蒋介石信任，张继就是其中的一个。早在日本留学时，张继就参加了东京留学生青年会，积极参与反清斗争。他是第一批同盟会会员，曾担任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编辑兼发行人，与立宪派进行斗争。袁世凯篡国后，又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二次革命”、护法斗争和改组国民党的工作。但在孙中山逝世后，张继却成为“西山会议派”的首要分子，并终其一生顽固地坚持反共立场。
一
张继，初名溥，十九岁时改名继，字溥泉。先世居山东莱阳，明永乐年间徙河北沧县，世为“津南望族”。张继父张以南，字化臣，早年考入保定莲池书院，从张裕钊、吴汝纶习古文辞，后为莲池书院斋长，兼掌莲池图书馆藏书。张继十六岁时，其父认为家乡闭塞，没有良师指教，恐耽误张继前程，遂带其离开家乡到保定莲池书院就读。张继学识浅薄，对张、吴之课多不能领会，“每听讲辄打瞌睡，以年方十六七无接受之脑力，且不好学之故”。见莲池书院诸学子用朱蓝各色临摹姚鼐、张裕钊、吴汝纶等人的古文辞类纂及史记等圈点，竟斥笑一番。
张继在莲池书院学习两年，春往冬归，由沧县到保定三百里，乘骡马大车需行三日。每次经过高阳县城，其父指着孙承宗祠堂，向张继讲述明末清兵入关掳掠畿南、孙承宗率众抗清的事迹，张继渐萌反清意识。
1899年，十八岁的张继随莲池书院同学、日人中岛裁之赴日留学。初寓东京麴町区某旅馆，在宫岛大八所开办的善邻书院中求学。后移寓松平康国家，以日语读《大学》、《论语》。当时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反清情绪高涨，张继也加入了留日学生组织励志会，发行译书汇编，宣传反清复明思想。但此时的张继还是一个头戴发辫的“张二爷”，对于革命、政治并无认识。
1900年，张继回国省亲。直隶官报局局长张孝谦得知张继精通日语，欲聘其为该局翻译，未就。旋再赴东洋，得刘雨田资助学费，入早稻田专门学校（后改为大学）学习政治经济。除上课外，张继专在图书馆内翻阅《法兰西大革命》、《民约论》等书，思想极受影响，决心献身于推翻清专制统治的斗争，并且全力投入，“不顾家室，虽父书至亦不拆”。
唐才常起义失败后，励志会徒众日杂，内部斗争十分激烈。1902年，张继与秦毓鎏、叶澜、冯自由等人组织了东京留学生青年会，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这是留日学生界组织革命团体的开端。当时，秦力山、王宠惠等人在东京创办了《国民报》，鼓吹反清革命，张继积极参与其事，为他以后主持同盟会机关报奠定了基础。
同年，张继经秦力山介绍，在日本横滨初识孙中山，后又结识了章太炎。翌年，沙俄侵入东三省，举国大愤。张继与黄兴、蓝天蔚等发起组织留学生拒俄义勇队，号称“拒俄”，实则借此名义扩大反清革命团体。拒俄义勇队被迫解散后，又与蔡元培组织军国民教育会，以“养成尚武精神，实行民族主义”为宗旨，提出“鼓吹（宣传）、暗杀、起义”三种方法来实行革命。
在日本期间，张继与黄兴、邹容等交往甚密，并参与了由邹容率领的一群留学生潜入中国留学生监督姚文甫寓中，由邹容割去姚的辫子。事后，邹容、张继在日本不能存身，乃回到上海。此时国内的反清斗争风起云涌，张继与章士钊、章太炎、邹容结拜为兄弟，章士钊任《苏报》主笔，张继任参议，并经常为《苏报》撰稿。《苏报》是当时反清最激进的报纸，因而于1903年夏初被清政府查封，章太炎、邹容被捕入狱。随后，张继与章士钊等在上海又创办《国民日报》，以继续停刊了的《苏报》，张继、陈独秀均任该报记者。
1904年下半年，张继前往湖南长沙明德学堂任西洋历史教习，黄兴、赵声、苏曼殊、曹亚伯等华兴会会员都在该校任教。明德学堂成为华兴会进行革命活动的据点，张继积极参与了华兴会组织的多次反清斗争。是年11月，是慈禧太后七十岁生日，华兴会约定马福益等会党首领在长沙附近及岳州、衡州、宝庆、常德等地同时起事，拟预埋炸药于长沙万寿宫下，俟全省文武百官朝贺时一网打尽，乘机占领长沙。事泄，华兴会会员和会党成员被捕者甚多，清政府到处追捕黄兴，黄避入某基督教牧师家中，由张继与曹亚伯身藏手枪，扮作仆从，护送黄兴所乘轿子逃往汉口，又转乘招商局轮船到上海。
是年冬，广西巡抚王之春卸任赴京，途经上海。王任安徽巡抚时，该省议决建筑芜屯铁路，皖人主张筹款商办，而王则拟以路权为质，向法国人贷款；王平时还主张割地联俄。王之春种种卖国行径深遭皖人痛恨，极欲除之而后快。王抵沪后，爱国协会假借旅沪皖绅名义设宴款待王，派万福华携张继的手枪前去行刺，不料因手枪临时失灵，万福华被捕，连带黄兴、章士钊、张继等十五人皆被捕入狱。他们在狱中四十余日，生活极苦，每餐只能吃到一碗饭和二十粒咸豆。有时大家围坐一起，楚囚言志，互谈出狱后的打算。章士钊表示，他出狱后将到西湖边开一爿牛肉店，学习司马相如卖食佐读，其他人所谈，大都与此不远。唯有张继酷爱京戏，经常哼一段《文昭关》：“过了一天又一天，心中好似滚油煎，腰间空悬三尺剑，不能报却父母冤。”借以抒发悲愤心情。后来由于泰兴县令龙璋与袁海观等人的大力营救始得出狱。张继旋赴日本，被留日学生推举为留学生会总干事，执留学界之牛耳。
1905年夏，孙中山与黄兴、宋教仁等会晤于日本，筹划集中兴中会、光复会、华兴会及其他革命团体的力量，组成同盟会，共同完成推翻清专制统治之大业。张继为同盟会创始时的第一批会员，并被推举为同盟会本部司法部判事，同时兼任该会直隶支部负责人。
是年11月，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创刊，张继任编辑人兼发行人。该报以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提出的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为纲领，传播资产阶级革命思想，还介绍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以及无政府主义等。为了向日本警视厅申请立案，张继为《民报》拟订了六大宗旨：1.颠覆现今恶劣政府；2.建立共和政体；3.土地国有；4.维护世界真正和平；5.主张中国、日本两国之国民的联合；6.要求世界列强赞成中国之革新事业。这六大宗旨，对同盟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做了具体化的宣传，但也表明张继对帝国主义抱有严重的幻想。
1907年前后，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与立宪派围绕同盟会政治纲领展开了一场大论战。革命派在《民报》上与立宪派喉舌《新民丛报》展开了笔战，张继坚决反对立宪派的主张，并曾在立宪派的一次集会上大打出手。是年10月间，梁启超在东京锦辉馆召开立宪派政治团体——政闻社的成立大会，张继与许多同盟会员混于其间，待机而动。当梁启超发言鼓吹君主立宪谬论时，张继突然起立高呼“马鹿”，同盟会员群起相和，会场大乱。张继趁机跳上讲台，脱下木屐扑向梁启超。张身材高大魁梧，又从小跟一位姓周的师傅学过拳脚，梁启超一介书生，哪里是他的对手，吓得抱头逃去。
是时，风靡欧洲的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思潮已传入日本。张继与日本无政府主义者幸德秋水、大杉荣、山川均等人过从甚密，尤其钦佩秋水的学问，因此受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很深。他翻译了意大利人马拉德士达所著《无政府主义》一书，并以“燕客”为名作序，全文充满了杀气，狂热地鼓吹复仇，反映出无政府主义者的偏激。张继还与刘师培组织了“社会主义讲习会”，该会的目的是“证明无政府主义”。张继还到处发表演说，成为留日中国学生中宣扬无政府主义的重要骨干。1908年初，日本政府开始镇压社会党人和无政府党人。1月17日，当张继、幸德秋水正举行第二十次演讲会时，会场突然被包围，张继被日本警察抓捕，幸被与会者抢救脱险。此后，他不得不逃亡欧洲。
在法国巴黎，张继与吴稚晖、褚民谊、李石曾、张静江等人住在一起，参加《新世纪》杂志的出版工作。法国是无政府主义的故乡，李石曾、吴稚晖等人都是无政府主义的忠实信徒，这更助长了张继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发展。是年6月，张继前往法国西北部沙利威耳附近的森林中，参加“鹰山共产村”的活动，“欲竟无政府主义之用”。在这里有农田百亩，母牛一头，二层楼房一所，集合“同志十余人，国籍七八种，有法人意人西班牙、比利时、俄人等，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为目的”。张继每天穿着西方“劳民之衣”在田间耕种，还经常跟着一个俄国人推车到附近乡间卖菜，“余吹喇叭以代口喊，时贴宣传标语”。三十多年后，张继仍对这几个月的生活不能忘怀，他在《回忆录》中说：“余在山中三月之久，未耗费袜子。每晨牛叫与红日并升于森林之中，其自然之美，至今尚悬于脑际。”张继的无政府主义思想，至此发展到顶峰。随后他在欧洲的比利时、瑞士以及美国各地游历，在大学自由听讲，埋首图书馆研究学术，逐渐接受了西方的资产阶级“政党政治”思想，而对于无政府主义，“想来想去，这虽不是落伍，但总是空想的，是佛教所谓极乐世界，是耶稣教所谓天堂，是不能达到的”。
二
辛亥革命后，张继匆匆回国。这时，同盟会本部已由日本迁到南京，张继任交际部主任兼河北支部部长。
民国成立后，许多官僚政客、投机分子纷纷加入同盟会。在同盟会内部，许多人认为革命已经成功，因而失去了一致斗争的目标，派系之间的分歧与争权夺利的矛盾尖锐起来。因政见不同，同盟会员加入民社党者有之，加入统一党者有之，加入社会党者也有之。在这种政党林立、派系纷争的背景下，张继力主改同盟会为国民党，以“结束一大段革命团体之洁白历史”，并参与新党章程的制定与组织工作。1912年8月，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四个政团合并，在北京虎坊桥湖广会馆的大剧场内召开国民党成立大会，公推张继为临时主席并报告国民党成立经过。大会选举孙中山为理事长，黄兴、宋教仁等八人为理事，张继等二十九人任参议。
同月，时已三十一岁的张继与二十六岁的崔振华在天津结婚。崔振华，字哲云，河北庆云人，出身于书香门第。早年在天津北洋女子师范学堂求学，因受其留学日本的三兄影响，很早便接受新思潮，并加入同盟会，投身于反清革命。师范学堂毕业后，先后在保定、北京、天津等地担任教习。东北的同盟会员在奉天起义失败，被捕者二十余人，天津方面急谋营救之计，遂派崔振华、崔霁云姐妹及蒋赢仙三人，携款两千余元赴奉天，与王璋、王荣庆同至海城，救出了狱中同志。崔振华性情暴烈，向以民国“元勋”自居，张继与其婚后以“惧内”闻名于世。
1912年1月，临时参议院成立，张继作为福建省代表被选为参议员。翌年，国会成立，张继又当选为第一届参议院议长，幻想仿效西方实现“政党政治”，监督政府的所作所为。但袁世凯阴谋复辟，施展各种手法，拉拢分化国会议员，致使国会开会常常不够半数，形不成任何决议。
袁世凯为扼杀共和，镇压革命力量，以办理善后为名筹集经费，擅自向五国银行团借款，并秘密签字。参议院议长张继、副议长王正廷于4月27日发表了《反对大借款的通电》，谴责袁世凯“祸国殃民”，主张“抵死力争，誓不承认”。张继还亲往法国驻京使馆，试图以私交阻止借款，但被拒绝。此时，孙中山已经看清袁世凯的真面目，坚决主张武力讨袁。张继响应孙中山号召，离开北京南下上海、九江，参加“二次革命”。袁世凯遂以“附乱分子”为名通缉张继。7月，张继正式发表讨袁宣言，指斥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之罪人，亦万恶之源泉”，痛陈袁世凯把立法机关当做“猪羊竞卖所”的丑行。同时，张继又发表《请全体议员迁出北京电》，呼吁“择地开议，以纠元凶而伸国法”。
“二次革命”因袁世凯的武力镇压很快失败，张继与孙中山、黄兴等人再次亡命日本。孙中山一到日本，就开始筹划重新建党，这就是中华革命党。孙中山为了正本清源、坚定革命信心，在党章中规定：党员入党，必须立下“愿牺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的誓约，并要按上指模，表示“永守此约，至死不渝，如有二心，甘受极刑”。张继不赞成誓词中的“附从孙先生革命”及按指模的做法，他说：“总理以手强余打指拇，余婉拒之。余意服从孙先生革命及打指拇，皆与同志心理相反，即令余强顺之，而结果无大益处。”1914年7月，孙中山在东京住地精养轩召开中华革命党成立大会，孙中山当选为总理。张继虽不同意孙中山的一些做法，但仍与陈其美、居正、张静江、胡汉民等人一起被孙中山任命为总务、党务、军务各部正副部长。
1916年6月，袁世凯病死后，国会重新恢复。国民党议员以张继在京寓所为中心频繁活动，时称“张寓”。其中分为两个派系，张继、王正廷、彭允彝等为客庐系，林森、居正、田桐等组成丙辰俱乐部。这年冬天，张继出面捏合两派，并联合韬园系，共同组成宪政商榷会，主张以孙中山主持制定的《临时约法》为基础，与拥护段祺瑞的研究系相抗衡，在国会中拥有相当大的力量。不久，该会因支持黎元洪还是支持段祺瑞的问题又发生分裂，张继与褚辅成等人组成益友社，设机关于石附马大街。
1917年，因对德宣战问题，“府院之争”愈演愈烈。5月10日，段祺端指使便衣警察冒充“公民团”包围了国会，殴打议员，企图以暴力逼迫国会通过对德宣战案。参议院议长吴景濂不知所措，张继向吴建议，由他亲任秘书之职，指挥军警三百人，死守国会不去，以抵抗段祺瑞的压力。他说：“余以为如议员肯流血，则国会可救。否则国会价值扫地。”在吴景濂犹豫不决中，议员皆被殴散。6月，黎元洪在张勋的胁迫下再一次解散国会。7月，许多国会议员因不满段祺瑞毁法之举，纷纷南下，追随孙中山参加护法斗争。张继亦乘船由天津赴上海，又由上海随孙中山到达广州，参加护法斗争。8月25日，国会非常会议在广州召开，成立了护法军政府，并选举孙中山为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张继受孙中山委派为军政府驻日外交代表，赴日宣传护法。归国后，护法战役已经开始，张继又被孙中山派往南京，迎桂系军阀陆荣廷率军北上。但桂系军阀畏惧北洋军阀实力，为个人地盘着想而动摇，陆荣廷兵至梧州而观望不前。护法运动因无强有力军队而告失败。
巴黎和会以后，张继再次赴欧洲考察，于1920年夏归国，随即担任广东军政府顾问，并受孙中山命为北方执行部主持人。1921年春，中国国民党设本部办事处于广州，张继任干事长，不时受孙中山派遣与国内各实力派联系，并开展党务工作。9月，张继任中国国民党宣传部部长；10月，任中国国民党北京支部部长；12月，任中国国民党本部参议。
1921年6月，共产国际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秘书马林来到中国。首先在上海会见了张继，又在张太雷陪同下与孙中山会晤于桂林。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8月中旬，李大钊在给胡适的信中说：“昨与溥泉（张继）、仲甫（陈独秀）商结合‘民主的联合战线’，与反动派决战……”由张继介绍，李大钊在上海会见了孙中山，并进行多次长谈。9月初，张继介绍李大钊加入了国民党。这是第一个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随后，张继又先后介绍了共产党员陈独秀、蔡和森、张太雷、张国焘加入国民党。孙中山还应张继之请，委派李大钊为中国国民党北京支部总干事，在北京支部部长张继不在北京之时，由李大钊主持一切工作。
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逐步实现了思想转变，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孙中山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建议，于1922年9月召集了改组国民党的会议，张继率领各省国民党中的代表人物五十三人与会。会议赞同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主张，同意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11月，张继和其他各省国民党代表再次参加孙中山召集的会议，商议国民党改组方案，推胡汉民、汪精卫起草改组宣言，同时委任居正、陈独秀、张继等二十一人为国民党总部参议。同月，张继奉孙中山之命，在北京会见了苏俄全权大使越飞。随后，越飞到上海与孙中山会谈，并发表了《孙文—越飞宣言》。1923年10月，在改组国民党的恳亲大会上，张继、廖仲恺、李大钊、汪精卫、戴传贤五人被孙中山委派为改组委员，处理国民党的改组事宜。
（沈秀莲）
二、坚决反共，为蒋介石效尽犬马之劳
1924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帮助下，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张继并非代表，但被选为第一届监察委员，并参加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就在此时，张继被邓泽如、林直勉等一批元老说服，相信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最终目的是要吞并国民党，他从此转变立场，开始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6月18日，张继、谢持、邓泽如向孙中山及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弹劾共产党案”。在《致中央执行委员会书》中，捏造事实诬蔑加入国民党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言论行动皆不忠实于本党，违反党义，破坏党德，确于本党之生存发展有重大妨碍”，叫嚣要“从速严重处分”。张继、谢持在提出“弹劾案”后，又于6月25日与共产国际代表、中国国民党组织训练员鲍罗廷进行了长达两个半小时的谈话。在谈话中，张继恶毒攻击共产党对国民党进步所起的作用是“致死之道”，叫嚷国共两党“不如分道扬镳”。
鉴于“弹劾共产党案”的发生及其他国民党右派的反共活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于7月3日召开了第四十次会议，否决了张继等人的“弹劾案”，并于7月7日发表了《中国国民党关于党务宣言》，号召党员消除误会，重申三民主义为革命成功的唯一道路。张继仍不罢休，又于8月间直接向孙中山提出了分共的要求。孙中山十分不悦，严厉斥责了张继，他只好离开广州跑到上海。11月间，又由上海到北京，找到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继续声言反共主张。张继的这些活动，为国民党内右派组织“西山会议派”的形成鸣锣开了道。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国民党内的右派分子认为时机已到，分外活跃。他们先后建立了“北京同志俱乐部”和“上海辛亥同志俱乐部”等反动小团体[1]，进行分裂国民党及反共活动。11月23日，国民党右派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召开了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即“西山会议”。张继因当年8月脑部受伤，未能出席会议，但他对参加西山会议的邹鲁和林森说：“君等之主张，即余之主张也，诸事请两兄代签名可也。”
西山会议发出通电，狂妄地宣布停止广州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职权，“取消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之党籍”，“开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的共产党员”等。西山会议后，这些国民党右派分子还在北京等地设立“地方党部”，在上海设立“中央党部”，以作为右派活动的大本营。张继病愈后积极参加了这一系列的反共活动。
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弹劾“西山会议派”的决定，决定永远开除“西山会议派”首要分子邹鲁、谢持的党籍，张继等十二人受书面警告，责其改正。但他们毫不收敛，又于3月29日在上海非法召开了“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张继主持了开幕式，并被选为所谓中央执行委员。这次会议是继西山会议后，分裂国民党、背叛孙中山革命政策的又一次会议。
1927年，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相继叛变革命，南京国民党政府和武汉国民党政府都走上反革命道路，随后实现了“宁汉合流”。这时，以“反共先进之先进”自居的“西山会议派”跃跃欲试，提议召开特别会议，企图在国民党内重新占有重要席位。9月间，在南京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临时联席会议，宁（南京）、汉（武汉）、沪（“西山会议派”）三方共同组成中央特别委员会。张继在成立大会上作政治报告，并被推选为特别委员会委员。自此，以“反共先知”自居的张继成为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元老”，并为在国民党内得势的少数几个北方人之一。
在蒋介石统治期间，在各派军阀的纷争之中，张继始终站在蒋介石的立场上，充当蒋介石各项政策的鼓吹者、推行者。他南来北往，充当说客，调解纠纷，为巩固蒋介石的统治效尽犬马之劳。蒋介石也没有亏待他，在1928年2月的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张继任中央政治会议委员；10月，任司法院副院长，北平临时政治分会主席。翌年3月，在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做出恢复“西山会议派”因反共而被开除党籍的张继、林森、邹鲁、谢持、居正等人党籍的决定，张继还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同时兼任国府委员、蒙藏委员会委员。
1931年2月，蒋介石扣留立法院院长胡汉民于南京汤山，举国哗然。国民党再造派孙科、邓泽如、古应芬等与汪精卫、李宗仁、陈济棠合作，在广州发表反蒋通电，召开“非常会议”，成立反蒋政府，形成了宁粤分裂的局面。7月，张继与吴铁城致电广州，劝说双方“捐弃前嫌”，合力“剿匪”，以谋“党内团结”。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团结抗战、共赴国难的呼声日高，宁粤对立的形势已为时局不容。南京国民党派陈铭枢、蔡元培、张继三人为代表，于9月28日抵香港，同粤方非常会议代表汪精卫、孙科等举行会谈。10月21日，双方代表一起回到上海，27日举行“和平会议”。在会谈中，宁粤双方钩心斗角，舌戟唇枪，互不相让，会谈不时中断。张继、蔡元培费尽苦心，以“元老”资格从中斡旋，才使会谈草草结束。是年冬，在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上，张继当选为立法院院长，但坚辞未就，自称是“不愿为参加和议而幸得立法院长也”。
1932年上海一·二八抗战后，以蒋介石、汪精卫为首的国民政府惊恐万状，立即决定迁都洛阳。3月，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在洛阳召开，决定以西安为陪都，以洛阳为行都，张继被聘西京筹备委员会委员长。此后，张继致力于陪都建设的规划，主持清理地籍，营建街衢，保存古迹，修建先圣先贤祠堂。他提议重修历代陵庙，自黄帝桥陵以至唐昭陵都筹款修缮，“以伸民族意识”；又提出修建武功姜嫄庙、后稷教稼台，“以昌农事”；还发起每年清明致祭黄帝陵的活动，“以激励民族之正气”，自是每年扫墓节，张多任国民党中央致祭黄陵之大员。淞沪停战协定签字后，国民政府又迁回南京。张继认为首都如能留在北方，倾注国力加以建设，一旦外敌入侵，便可得资屏障。于是仍留西北，并时常往来于北平、洛阳、西安之间。
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一百万军队、二百架飞机，向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军事“围剿”，并亲赴南昌坐镇指挥。11月，张继率国民党中央代表团到达南昌，向国民党军授“荣誉旗”，并深入黎川、临川前线，举行授旗典礼。每到一地，张继总要发表演说，为国民党军鼓气，要他们“努力剿匪，以报党国”。
1937年初，张继继邵元冲之后任中国国民党党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抗日战争期间，张继身兼数职：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政府委员、抚恤委员会委员、政务官惩戒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古物保管委员会主任委员、国立故宫博物院理事、中山文化教育馆理事会理事、中国地政学会会长、地政研究所理事等。
1939年1月，张继与吴稚晖等十三人联名提出建立档案总库筹设国史馆案。在提案中，张继痛陈“亡史之罪，甚于亡国”，认为国史为诸夏所首出，系民族文化之盛衰者甚巨。因此，“欲续历史，不可不设国史馆；欲保存史料，不可不设档案总库”。并拟具国史体例和国史馆组织条例，经立法院第四届第三次临时会议通过，同年11月公布实施。1940年1月，成立了国史馆筹备委员会，张继任主任委员。此后，张继主要致力于国民党党史与中华民国史的征集与编纂工作。
1939年7月，张继任国民党中央慰劳团总团长，慰劳抗战前线将士。慰劳团组成南北二团，张继参加北团，由西安东赴洛阳、老河口，西赴榆林，再出陇右，抵西宁凉州。9月初，慰劳团到山西，张继参加了第二战区特别党部特派员书记长就职典礼，并发表演说，指出抗日战争“关系民族之存亡，不容有‘杂念’，不容有‘条件’，不容有‘退缩’；意志集中于战，力量集中于战，万事为战而设，万行为战而动，方称真正作战，纯洁作战”。他还作《赋战神曲》四章，鼓励中国青年奔赴抗日战场，为祖国生存而战。赴西北慰劳团途经延安时，毛泽东亲自与张继交谈，并在延安各界欢迎大会上致辞。张继在答词中表示：“抗战国策坚定不移，汪逆党羽人人得而诛之，国家经此大难，决不容再有疑忌。”说至此，竟声泪俱下。但张继的反共立场并无改变，他看到解放区的一切都“愈觉厌恶”，对抗日军民组织的座谈会、欢迎聚会以及参观抗日军政大学等活动皆不感兴趣，但对游山玩水、参观名胜古迹却兴味盎然。
1941年5月，在国民党五届八次中央全会上，张继和蒋介石还演出了一幕欲盖弥彰的反共“双簧”戏。那次会议以蒋介石为主席，张继突然起立要求发言，接着他就在台上指手画脚，疯狂地攻击中国共产党“破坏抗战，分化国民党”，并“劝告”蒋介石对中共要“提高警觉”。蒋介石一言不发地听完张继的发言，“声色俱厉”地批评他的言论“对团结抗战有不良影响”。就在当天晚上，国民党全体中委在嘉陵江畔的胜利大厦举行宴会，蒋介石一进入宴会大厅，就直趋张继的座位，满脸笑容地向张继表示道歉。其实，蒋、张这二位的反共立场，早就“心有灵犀一点通”了，不过在正式场合，出于政治需要，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罢了。
1942年，河南省因连年水灾、旱灾、蝗灾，夏季麦收不足二成，秋季颗粒无收。10月，张继与张厉生受蒋介石指派，到豫“查灾宣慰”。每到一地，但见饿殍遍野，哭声震天，“男女老少灾民咸环请救济”，麦麸谷糠，皆成为救灾上品，其状惨不忍睹。面对这严重的灾情，“宣慰大员”束手无策，只能以“最高领袖训示‘有办法’之名言”来安慰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河南灾民。就在如此“宣慰”以后的当天晚上，各位“宣慰使”应河南省党部之邀，赴宴聚餐。而张继“奉命查灾”的10月28日一天中的活动则为上午出席省参议会茶话会，中午应省党部委员李晓东之请赴宴，下午应全省各机关邀宴，“归寓已11时半”。一边是饥寒交迫的灾民在死亡线上挣扎，一边是政府要员觥筹交错，宴会不断。如此“查灾”，如此“宣慰”，真成了一幅绝妙的讽刺画。
1945年夏，国民党举行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张继任主席团成员，并被选连任中央监察委员。在六届一中全会上，张继又成为由七人组成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1946年春，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张继叫嚷“修正”政治协商会议及军事小组协议条款中有关华北各省市事宜，支持蒋介石发动内战，还鼓吹在华北设立党政军统一指挥的监察机构，以集中军权。会后，张继被任命为华北“宣慰使”，鹿钟麟为副使，“巡慰”华北各地。同年冬，张继出席了国民党一手包办的所谓国民大会，任主席团成员。接着任国史馆馆长。1947年任国民党宪政实施促进委员会副会长。同年12月15日夜，在南京官邸因突发心脏病而亡，终年六十六岁。
（沈秀莲）
三、张继点滴见闻
张继早年曾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因反对中山的联俄“容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终于依附蒋介石，以反共元老自命，至死不悟。我与张系近同乡，时有联系，得知其片段情况，兹将回忆所及，略述如下。
张继，号溥泉，河北省沧县人，父名张化臣，系没落地主，自幼读书，考中清廪生。廪生月有禄米六斗，赖以补助家用。戊戌政变后，清廷废科举，办学校，时桐城吴挚甫（名汝纶）任保定莲池书院院长。张化臣即到莲池书院从吴读书，并携其子张继随侍（张继时年十四五岁），就便课读。张继性顽皮，好与人口角，每为其父听到，即呼“普儿（张继乳名）又与人无礼！”严予责叱。张继垂手站立，不敢声辩，稍离其父，故态复萌。时定县王瑚、谷钟秀等，皆与其父同学，每逢听到张继与人争吵时，常从旁效其父口气：“普儿又与人无礼！”张即气馁而走。
日人有慕吴挚甫之名者，亦来中国入莲池书院从吴研究汉文。见张继很喜爱，嗣后商得其父同意，在其回国时，带赴日本读书。张继之能到日本留学，全仗这一个日本人帮助之力。不久，补为官费留学生。孙中山先生在日本组织同盟会，张继亦就近参加。梁启超目戊戌变法失败后，亡命日本，仍主张君主立宪，吸引了一部分中国留日学生，与同盟会对立。有一次两派在开会时，激烈争论，张继愤而脱鞋持以击梁。梁当时在国内外负有文名，张继竟敢打梁启超，因此轰动一时，得露头角。民国成立后，张继凭借同盟会的资本，在初次办理国会议员选举时，被选为参议员。北京政府参众两院成立，又被选为参议院议长。
1924年秋，第二次直奉内战，直系失败，奉系李景林任直隶军务督办。1925年派其旅长张宪为津南剿匪司令。张宪在沧州盐山各县，借口清乡，任意诬陷，捕押勒索，百姓称为官土匪。内有沧县大地主李东川，有枪六十多支，是一支压榨人民的地主武装，张宪侦知其枪支多未领有枪照，将李逮捕，声言要按私藏军火从严法办。与此同时，地主刘凌霄等一些人，亦遭张宪借词捕押。刘之亲友，到天津求张继向李景林说情，李见张优礼相待，张以津南清乡，办理太急，累及无辜为说词，李允其请，电令张宪将所捕押地主等人，一律释放。因此县中大小地主，均称赞张继爱护乡里，感德不尽。
1926年蒋介石自广东出兵北伐后，其东路军何应钦，将福建暂编第一师击溃，师长张毅被俘，张系张继族弟，何应钦电张继征询处理意见。张时在上海，电复何“应当公事公办”，何即将张毅交付军法审判后枪毙。因此，张继在国民党内，博得“大义灭亲”的美名。日后其堂弟张钧（曾任福建漳厦铁路局局长）说：“张继不救张毅，实因张继在上海时，妻崔震华生活挥霍，不断向张毅夫妇借贷，张毅曾多次接济。后闻崔震华任意浪费，始厌烦不再借给，张继因此甚为不满，崔震华更为怀恨，遂机报复，借刀杀人。”到了1928年冬，张继族中长辈张玄武（外号玄武爷），是个坐地分赃的大窝主，在沧县、南皮、盐山、庆云一带勾通土匪，无恶不作，人民恨之入骨。经人向县省各级政府控告，张玄武潜逃天津匿居，被天津警备司令部查获捕押。张姓族人闻讯，即找张继设法（张住北平）。张认为张姓族中出了土匪头，传播于外，对张姓名誉很为不利，即以张玄武禀性耿直，因借贷不遂，开罪乡里，致被诬控为词，函请警备司令傅作义释放。张玄武被释回乡后，借张继势力，鱼肉乡里，更甚于前，民愤极大。直到抗日期间，才被八路军游击队抓捕讯明枪毙。
张继结婚很晚，自日本回国后，始娶崔震华为妻。崔名剑云，号震华，河北省庆云县人，天津女子师范学校毕业。自幼即以聪明泼辣著称，张婚后深畏之，言听计从，不敢稍拂其意。1928年易培基任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曾与奸商勾结，拍卖故宫的文物，共同分肥。崔在拍卖时，争购未得，大怒！即揭发易培基盗窃故宫珍宝贪污不法等情，向监察院检举，轰动一时，人称之为“母老虎”。张继亦在南京政府纪念周会上，提出不能令易培基逍遥法外的主张（时易培基畏罪潜逃大连）。因此国民党显要人物，皆不敢开罪崔震华，惧其借机揭发阴私。张继最怕亲友向他借贷，1928年他任北平政治分会主席时，有同乡亲友蓝镜江和蓝秀山二人，因急需向张借几百元（蓝等亦不断为张奔走联络），张说“我不是枪杆阶级，没有多少钱”，只借给五十元。蓝等事后向人说：“张溥泉轻友重财，只许他随便花人家的，不愿旁人用他的。”张在北京购买的后门里慈慧殿一号房子很精致，客厅书房摆列着中西家具，古玩字画，琳琅满室。在西山置有大片土地。张选择其风景最佳处，亲自督工种植树木，指定为死后归葬之所。张继有子张琨，夫妇溺爱，年二十余岁，无正业，抗战期间，在西安搞三角恋爱，追逐一有夫之妇，后被人暗杀，凶犯始终未获，成为疑案。
1928年春，国民军第三军军长孙岳，在上海病故。冯玉祥与樊钟秀各派代表前往致祭。当时樊钟秀部驻防河南，与冯玉祥部时有摩擦，双方代表相遇，在谈话中，各怀不满，互相指责，几至动武。张继在场，他回来后，我正到他家看望，与我谈及：今天冯、樊代表在孙家要打架，我未发言。樊钟秀虽有缺点，好骂街，引人不满，但他对孙总理是有功劳的。前些日我在南京谭组庵处（谭延闿号，时任行政院长），看到冯玉祥攻击樊钟秀的电报，我对谭说：“孙总理在广州曾得到过樊钟秀的保护，始行脱险，我党人所共知。你们要慎重处理这事。”有人将我的话报告冯玉祥，认为我有意偏袒樊，而反对冯，有的报上即对我肆意攻击，骂我腐朽昏庸，这显然是戴红帽子的，借题发挥。我说的是公道话，主持的是正义，别无用心。
沧县刘春荣，系直系靳云鹗部下，先任陆军第十六师旅长。师长徐寿椿，于1927年被方振武在襄阳扣押，刘春荣带队转移湖北监利县，投归国民政府，编为独立第八师，刘任师长。1928年夏，归白崇禧指挥，北伐到北京，嗣又开驻滦河，因与张继系同乡，让我（时任刘部参议）转恳张继、阎锡山、李宗仁等，多予关照。我见张继后，张说：“杏村（刘春荣号）置身革命队伍中，这是我们沧县的光荣，我一定代他向各方面吹嘘，前途是有很大发展的。不过你要转达杏村特别注意，不要接近戴红帽子的，多靠近国民党。现在有很多朋友，戴上了红帽子，把城全照红了，国家还能有好的一天吗？”
1930年，汪兆铭到北平组织扩大会议，西山会议派邹鲁、谢持等皆参加。张继虽在北平，并未加入。这时刘春荣已投归阎锡山，曾电请阎邀张继一同反蒋，阎复电欢迎。刘派我到北平陪同张继去太原见阎，张因不同意阎、冯反蒋，拒绝未去，说：“现在还不是我出头说话的时候。”
1931年冬，张继到太原，住在正太饭店。我正在太原，闻讯，即去看他。见阎锡山部下高级军政人员孙楚、王靖国、杨爱源、贾裕如等皆在座，正高谈阔论。张继在谈话中为九一八不抵抗政策解释，并说：“张作霖父子短处是有的，但尚非卖国的人。例如西原借款，出卖东北森林、铁路等等权利，那是安福系办的，不是张氏父子搞的。”大家都附和张的谈话。我暗想东北形势，已极严重，如果外人侵略，竟毫不抵抗，那还成什么国家呢？不抵抗主义，是南京方面唱出的，张继这不是有意为蒋介石辩护吗？孙等走后，我问张继到太原来做什么。张说：“阎百川由日本人保护，突然自大连飞回山西，不久九一八事变发生，蛛丝马迹，令人可疑。蒋委员长很不放心，怕他与日方人勾结，在华北另有企图，令我来山西，借资与阎联络，就便看看地方情况。阎这次态度很好，表示得坦白诚恳，他说今后一定跟随蒋委员长走，对中央无异词。我看阎百川是吃一堑（指阎、冯联合讨蒋失败事）长一智。”言下颇露得意之色，认为已完成蒋的使命，并问我在太原听到什么消息没有。我说：“没有听到。”事后，我知道阎锡山对张继这套应付，完全是利用他向蒋介石做传声筒，阎愚弄了张继，愚弄不了蒋介石。
1933年，冯玉祥在张家口组织抗日同盟军，我与刘万春同去参加。刘万春是刘春荣部下的旅长，1930年冬，刘春荣在豫北辉县兵变被杀，部队经石友三改编，刘万春因而赋闲。这次在察哈尔又招集旧部，收编一部军队，经冯委为二十二军军长，嗣冯被迫离开张家口，结束了抗日同盟军。我回到北平，就便去看张继，我当时还是驻大同山西军队孙楚的参议，他问我从哪里来，我托词从大同来，张说：“大同离张家口很近，冯玉祥在那里究竟搞的些什么玩意儿，是不是被共产党利用？是不是假借抗日收编军队，冀图东山再起？你一定有所闻见。”我听到张的话风，是不满意冯的抗日举动，诡称我不知道。张说：“宋哲元在青峰口竟令军队用大刀抗日，这是上古时代的武器，那能抗拒日本现代化的军队吗？攘外必先安内，空言抗日，破坏剿共，哪能算是爱国呢？你不要在军队里混啦，我正在提倡兴办水利，你帮着我搞吧！”我说：“这是好事，我很同意。现在咱县境内有运河，东面又有城河，如能在沿河两岸修建涵洞水闸，引水灌溉，不仅对农田增加生产，防止荒旱，还可减少水患。从你现在地位，登高一呼，筹措一二百万元，先在家乡试办，以开风气如何？”张一听让他筹款，连连摇头，说：“钱可难办啊！我到哪里去筹呀！我没有办法。不过咱俩倡办水利，还是好事呀！”
1945年秋日本投降后，蒋介石派张继为河北省宣慰使，飞来天津，宣扬中央关怀人民的疾苦。我去看他，问：“沦陷八年，疮痍满目，今后国共能不能合作来恢复国家元气呢？”张答：“没有可能。共产党的花样多，不经大打一场，分个胜负，就没法谈和。”
张在国民党内混了一生，一贯说空话，骗取了“党国元老”之称，而人民都呼之为“党棍”。
（王镜睿）
四、张继在清华大学骂人出丑记
1928年夏，国立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奉命掌校。罗氏来校伊始，曾向全校师生大吹大擂，说什么清华要搞学术化运动，整顿并扩充院系，要使它成为国际第一流水平的综合性大学，说得天花乱坠。可是任职二年，毫无建树，他所吹嘘的学术化计划等等，有如镜花水月，渐为同学所不满。1930年春，又由于他在校内大搞政治活动，迫害进步同学，引起全校师生的强烈愤慨。在一次学生会大会上，通过了一项“驱逐罗氏出校呈请教育部另简贤能接替”的决议。罗氏被迫去职，校务暂由教授会推人负责维持。教育部鉴于清华风潮迭起，感到应付棘手。派何人接替，一时实难确定，因此，校长一职只好空缺，教授会维持校务的局面持续了将近一年。
直到1931年春，教育部才选派前国立复旦大学校长吴南轩前来接任清华校长。吴南轩到校视事之后，随即发布公告，说明定期举行校长就职典礼，将由“中央”指派大员莅校监誓，要求全校师生一体参加等语。“中央”监誓的大员究竟是谁呢？原来，国民党中央委员张继恰巧因公在北平，“中央”就电令张氏就近到校监誓。张氏原是国民党西山会议派的首领之一，又是“党国元老”，他的官架子在国民党大员中间是颇为有名的。过去，南京各院部会长官宣誓就职，大都是指派张氏监誓的。张继向来就趾高气扬、老气横秋、目中无人；此番替一个小小国立大学校长监誓，当然是态度傲慢，不在话下。果然，就在他到清华监誓的那一天，他大发雷霆，开口骂人，严厉训斥清华学生。可是桀骜不驯的清华学生又怎能保持缄默呢？在群情愤激之下，当场迎头痛击，张氏张口结舌，情状极为狼狈；只好当众道歉，悄悄溜回南京。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新校长宣誓就职的那一天，规定于上午8时举行典礼。到了7点50分，清华大礼堂已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按清华往例，公众集会向来是准时举行的。8点敲过，新校长吴南轩和教授们鱼贯入场，学生静候典礼举行。可是中央的监誓大员却迟迟未到。初时同学们还静坐伫候，后来就逐渐烦躁不安了。新校长吴南轩显得格外紧张，只见他像个热锅上的蚂蚁，一会儿踱出礼堂张望，一会儿又走上主席台。他接连打了多次电话，得到的回答总是：不要急嘛！张委员随后就到，要学生们耐心等候。到了9点，这位监誓“大员”的踪迹还是杳然。司仪人员一次又一次地向同学们解说，安定情绪。过了9点半，吴南轩还在礼堂门口徘徊，礼堂里已是一片喧哗，同学们早已怒火冒出天灵盖。有人大骂：“这小子臭官架子真不小！”“要给他一点颜色看看！”
直到9点45分已过，才听到大礼堂外面汽车喇叭声大作，吴南轩笑逐颜开，抢步上前，向张继打拱说：“大伙儿等您老人家等急了，请您老直上主席台吧！”张继自忖是“中央大员”，听说群众鼓噪，心里就老大不痛快。接着，吴南轩领着张继和他的随员登上主席台。礼堂里已是人声鼎沸，台下像开了锅似的，发出一片“嘘嘘”“通通”之声。显然，这是为了发泄刚才静候两小时的闷气。张继见此情景，心里大为恼火，他频频对吴南轩说：“校风太坏了，太不像话，要好好整顿！”吴南轩连连称是。典礼开始进行，在新校长宣誓就职之后，即由监誓“大员”致辞。张继登上讲台，怒不可遏。只见他紧握着拳头，向空中猛击，便说道：“一个堂堂国立大学，校风败坏至此，实在令人痛心！就以今天的情况来说吧，兄弟远道来此，实在难得，下面发出一片嘘嘘、通通之声，简直是目无长官！这哪里是一个大学生应有的举动？真是太不像话了！不知道你们受的是什么教育！”他圆睁二目，说时声色俱厉。他又接下去说道：“想不到清华这样一个全国闻名的大学，国家花了多少钱来栽培你们，而你们呢，却辜负了党国的期望。我倒要问问你们：你们到底是怎样读书、怎样受教育的？这些年来，清华到底取得了什么成绩？清华到底出了多少人才！”说到这里，他的喉咙更高了，眼睛里充满了红丝，精神进入亢奋状态，语句更急促了。他大声吼道：“你们说，你们说，清华到底出过多少人才？你们惭愧不惭愧？”接着他又猛拍一下胸脯，用挑战的口吻喊道：“你们当中哪个有胆量的，是男子汉大丈夫，就站出来回答我的问题。”说完，怒目扫视四座，鼻子里还“哼”了一声，表示极度蔑视的神色。这时，急坏了新贵吴南轩，他在台上战战兢兢，已经吓得面如土色。那司仪员一看形势不妙，立即照节目单宣布“礼成散会”。张继在台上神色自若，面含微笑，像是得胜还朝的样子。
“慢一点，大家不要走，我有话说！”一个响亮的声音突然从台下后排发出，像打雷一样震惊了四座。“大家坐下，我要跟张委员评理，要向委员大人请教！”这时大家纷纷坐下，把眼光齐集在一个中等身材、体魄结实、面目黧黑、嗓音洪亮的大一同学王香毓身上。王香毓站在后排，用刚强而清楚的山东口音从容不迫地喊道：“我有三事不明，要向张委员请教：第一，今天新校长宣誓就职，规定是上午8点开会，张委员为什么要迟迟到10点左右才来参加？一个政府首长连最起码的时间纪律都不能遵守，到底是什么缘故？为什么要让我们全校师生白白地坐等两个钟头？你摆的是什么臭官架子？你说！你说！”这时群众一齐怒吼，喊道：“什么缘故？你说！”张继脸上立时一阵红一阵紫，慢慢局促不安起来了。王香毓又接着说道：“第二，你说我们清华过去没有出过什么人才，我倒要问问你：什么叫人才？怎样的人算得是人才？像你张委员是不是人才？是不是吹牛拍马、奔走钻营的人是人才？是不是贪赃枉法、浑水摸鱼的人是人才？是不是当今摆臭架子的官僚政客才是人才？如果说这些狗才都算的话，那我们清华这些年来倒的确没有出过这种人才。可是我们认为，凡是勤勤恳恳、踏踏实实替社会做出一些真正贡献的人，都可以说是人才，不管他是干什么行业的。就学术界而论，当今国内著名的专家教授学者中，有不少是清华毕业生。他们为钻研学术而努力奋斗，贡献力量，难道他们不是人才吗？再就你们（党国）来说，你们对中山陵墓的工程是赞不绝口的。可是，你要知道，中山陵墓的工程图样，就是我们清华同学刘既漂设计的。你能说他不是工程界的人才吗？”他说到这里，台下同学齐声喊：“对啊！是人才！是人才！”张继在台上紧皱双眉，不时用手巾擦拭着额角边流下涔涔的汗水。吴南轩脸上也露出一副哭笑不得的尴尬神情。这时，王香毓又笑了笑，向台上发问道：“第三，你最后说的话，那就更为荒唐可笑了。你说什么要有胆量的男子汉大丈夫来回答你的问题，我觉得你真是狂妄到了极点！以我来说，我不过是一个大一新生，我是一个无名小卒。我觉得回答你的荒诞的问题易如反掌，不费吹灰之力。我既谈不上有什么胆量，我也不是什么英雄好汉。为什么你把自己看得那样高，一定要是男子汉大丈夫才能回答你的问题？莫非你有什么特殊身份、特殊地位吗？在我看来，你除了自认为了不起之外，是一个小钱也不值的。你倒说说看，你的特殊身份、特殊地位是什么？你的了不起又在哪里？我这无名小卒倒要向你张大委员请教。”说完，全场都大笑起来，接着是一阵阵长时间的热烈的掌声。有的挥动拳头高声喊叫：“一定要他回答，不回答不散会！”这时台上的张继窘得恨无地洞可钻，脸从眉梢红到耳根，两颊呈现猪肝色。台下不断发出一片有节奏的拍掌声，催促回答。
张继在形势逼迫下，无可奈何地强装镇静满脸堆笑地说：“今天大会开得很好，兄弟很感动。刚才有位同学要我回答三个问题，我当然应该一一答复。第一，兄弟十分抱歉，今天开会迟到不是有意，实在因为另有公务，不能脱身，有劳同学们久等，兄弟十分过意不去。我在这里特别郑重地向全体同学表示十二万分歉意，希望大家多多原谅。第二，关于清华有没有人才，我其实是不了解情况。既然刚才那位同学举了许多事例，说明清华过去出过不少人才，对国家作出了贡献，那真是再好也没有了。我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主要是用激将法激劝一番，并无恶意。兄弟失言，也请大家原谅。”台下又是一片哄笑声。有人高呼：“无耻！”“脸皮厚过城墙！”张继涨红了脸停顿了一下，又说：“第三，我提要男子汉大丈夫回答我的问题的一些话，倒并不是说我有什么特殊地位，主要也是含有鼓励的意味。像刚才那位站起来回答的同学，他倒不愧是个男子汉大丈夫！”台下又哄笑起来，有人尖叫：“好不要脸！”“谁要你拍马屁！”张继最后向台下连连拱手，说：“总之今天发生这场误会，要请同学们特别包涵。兄弟这一次深受教益。谢谢大家，谢谢！”说完又连连点头，不住地拱手。同学们又长时间地热烈鼓起掌来。张继就在这一片掌声和嘲笑声中低着头由吴南轩陪同悄悄地溜出大礼堂，钻进门外小汽车开走了。
清华同学每当谈起张继前倨后恭、丑态百出的这个故事的时候，总是抑制不住对当时国民党官僚政客的愤懑和憎恶之情；同时，也深深感到对这般无耻政客，只有坚决地痛击他，打他落水，才使人称心快意。
（张郁朋）
注释
[1]据《中国革命史手册》与《孙中山年谱长编》载：1925年3月8日，冯自由、张继等近二十人，在北京成立“中华民国国民党同志俱乐部”；同日，章太炎、唐绍仪等在上海成立“辛亥同志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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