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陈”与国民党CC派
CC的来历
国民党中的一些人，以“党外无党，党内无派”自相标榜，实际上不但党外有党，党内的派系也很多。早期就有胡汉民派、丁惟汾派、西山会议派等等。CC派也是党内派系之一，虽系后起，却酿成后来居上之势。所谓CC，就是二陈（陈果夫、陈立夫）的代词，英文拼陈字，是C字开头，所以就用两个C代替二陈。也可以说，这是二陈的绰号，显然是别人给加的，不是自己的命名。为什么成了CC派呢？这有它的来源。1933年，以陈果夫、陈立夫为首，曾经组织过一个不公开的组织“青白团”，作为二陈搞党派活动的领导核心。二陈有目的地网罗各地一些思想一致的当时比较有名望的人，为河南的陈泮岭，东北的王星舟、齐世英、刘不同，河北的梁子青、时子周，山东的庞镜塘，湖南的邵华，山西的郭紫峻，安徽的高宗禹，上海的吴开先、潘公展，蒙古的李永新，以及洪陆东、陈访先、马元放、骆美奂、方治、周学昌、张冲等等，加入“青白团”。嗣后，“青白团”的活动范围逐渐扩大。它的不公开，不过是掩耳盗铃。与之对立的其他派系，如自认为是正统的胡汉民派、西山会议派、以汪精卫为代表的改组派，对二陈所组织的“青白团”很不以为然，不称之为“青白团”，而称之为CC，意在讽刺二陈结党营私，另立门户。这就是CC派的来历。“青白团”的这些人，分散到各地方开展活动，组织了一些“青白团”的外围组织——不同名称的“社”、“会”之类，拉了一批从属分子，使CC派的势力，逐渐地伸展到了各个地方。
CC头目陈果夫、陈立夫
CC头目陈果夫和陈立夫，是亲兄弟，果夫是兄，立夫是弟。他们有一姐一妹，姐适俞某，妹适沈某。其父陈其业，号勤士，兄弟三人，其业居长；二弟陈其美（即陈英士），曾与蒋介石随孙中山闹革命，先前和蒋介石在上海搞交易所时，结为盟兄弟；三弟陈其采，号蔼士，抗战期间，在重庆任国民政府主计处主计长。老少两辈，兄弟之间，都各自分居。陈其业跟小儿子陈立夫一起居住。抗战期间，一家老小都在重庆。陈果夫住大溪沟学田湾衡舍，其妻朱明，系一旧式家庭妇女，无文化，跟前有一养女，叫陈泽宝，当时是初中学生。陈立夫住国府路，其妻孙禄卿，系美术学校毕业，善绘画，当时有二子。他们两家公馆，都各有秘书室。陈立夫有四个秘书，都是他的同乡亲戚。陈果夫有三个秘书，我是其中之一；另外一个程世杰，是他的外甥；还有一个梁渊，是他外甥女婿的弟弟。秘书的日常工作是办理来往函电，转递来往文件，接待来访客人，随从外出记录；我还另外办理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指导委员会的事。两家秘书室，各自办理各家的事，互不相干，必要时亦有些联系。据我三年多时间的观察，平日两家生活，都比较俭朴，没有任意铺张浪费的现象，像一个普通的家庭。门前无警卫，只有一名传达。外出时，一部小汽车，一个司机，一个随从副官，不像孔祥熙那样，每一行动，小包车几部、随行人员一群，前呼后拥，夸耀示众。陈果夫患肺病几十年，不管到哪里去，衣服袋里总是装一个特制的小痰盂，讲话时就摆在讲台上，随时吐痰，完了又装进衣袋。我在他家生活三年，每天同桌吃饭，除了年节或请客而外，平常饭菜，都很简单，总是四菜一汤，两荤两素。每天吃饭总是一桌人，陈氏夫妇，三个秘书，还有经常住在他家的一个小姨子朱畹芝，一个侄儿媳妇毕慧君，一个外甥女俞惠芳。陈果夫除吃一般饭菜而外，有时单独给他做碗鸡汤，这个鸡汤，别人不动，总得两三顿才吃完。为了防止肺病传染，他们习惯地每人都是两副碗筷，一双是夹公共菜用的，一双是自己直接吃饭用的。每天晚饭后，都习惯地到会客室里坐一会儿，有时讲些往事或时事，有时听陈果夫讲故事，这是他们家人点的节目，也是一天最轻松悠闲的时间。因为陈果夫是老肺病，延至抗战后期，肺已溃烂得厉害，并在左后背穿孔，每天从穿孔处排脓，所以每天有医生按时来治疗服药，还有从西藏来的一个修道女名叫于仞兰的给推拿按摩。尽管如此，陈每天总是坚持工作，该开会就去开会，该讲话就去讲话。他在日常工作中，除处理批阅函电文件外，每天要安排一定的时间接待约定谈话或临时来访的人员。凡来访的人，都把名片递到秘书室，由秘书登记后把名片送给陈看，需要接见的，就在候客室等候，不需要接见的，由我们婉言辞却。陈在会客时，有时时间过长，感觉疲倦，有时客人讲话过于冗长，听得不耐烦，陈往往利用名片背面，给谈话的人面相，这是消遣，也是不耐烦的表现。
秘书室有三件事，需要特别提一下：第一是密电码，共有二十几本，都是各省市的主席、厅长或做其他工作的人，约好与陈果夫直接秘密联系使用的特定的电报本。收发电报，都由我们翻译转出。这部分密电码本和陈果夫的私人印章，都装在一个手提皮包里，由我们保管。当时日本侵略者对重庆进行疲劳轰炸，空袭警报频繁，每次躲空袭，进防空洞，密电码提包就是我们不离手的重要物件。第二是处理文件的分等。因为陈果夫兼侍从室第三处（人事处）主任，来往文件函电，大部分是有关人事更换调度及介绍工作的事，这里面有轻重缓急、重要次要的分别。除了机密文件我们不拆封，直接送给陈果夫处理外，一般文件都由我们着手处理。这些文件一般分为三类：一是陈果夫亲笔信；二是我们起稿誊清，陈果夫签名；三是我们起稿誊清，盖陈果夫的印章，这就是重要、次要的分寸。第三是特别费。每年年终，蒋介石就有一笔不公开的特别费，拨给陈果夫自由支配，凡是与陈果夫有直接工作关系或私人关系的人，陈的头脑中有一本无形的名单，除夕前，陈把特别费中的一部分，分别送给这些人，每人十元、二十元、三十元不等，不论多少，都用纸封好，送到每个人的手里，名曰“年赏”。并且于元旦这一两天，陈总是亲自到附近各家“拜年”，这是陈笼络CC派人心的一种手段。
二陈与蒋介石的关系，前面已略说及，蒋介石与陈英士（其美）共过事，是盟兄弟，二陈是陈英士的侄儿，所以二陈是蒋介石的盟侄，每见陈果夫给蒋介石写信，都称“介叔”。由此可知蒋、陈的私人密切关系。蒋之重用二陈，二陈之竭诚拥蒋，或盖由此来。
CC派对国民党党务权的夺取
1929年以前的国民党党务大权，是丁惟汾掌握，当时各省市党部的组织领导人，大部分为丁惟汾安排的，因而当时有“蒋家天下丁家党”的说法。1928年，蒋介石想把各派系捏在一起，实现其大联合的计划，决定在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将胡汉民派、西山会议派、孙科（太子）派，以及蒋介石最亲信的分子二陈，都选进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成一个全党混合性的领导中枢，使所谓“丁家党”的势力得以削弱，国民党党务权的方方面面一任蒋介石摆布。丁惟汾窥知其意，便策动他一手扶植起来的各省市党部负责人，拒绝这个计划，但未起作用。第三次党代表大会中，陈果夫、陈立夫及其亲信，都被选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蒋介石自兼组织部长，陈果夫为副部长，二陈集团的骨干分子张厉生、余井塘任组织部秘书，陈立夫还担任了秘书长，自此国民党中央的党务大权，落在二陈之手。第三次党代表大会以后，二陈以蒋介石组织部长名义，提出了整顿党务的方案，以消除异己为目标，全部解散或部分撤销各省市党部的执行委员，由二陈派亲信去接管。陈果夫这种对党务的整顿，实际上从国民党三大以前即已开始，整顿的第一炮是解散国民党天津市执行委员会，另派傅作义、苗培成、刘不同等为整理委员，把天津市党部全部改组，二陈的亲信邵华、马亮、邵汉元、时子周等，都塞进了天津市党部，整个天津市的国民党组织，绝大部分换成了CC派分子。以后在整理党务方案的贯彻下，全国各重要省市的国民党委员会，接二连三地进行改组，使CC派分子分散到各地，钻进了各地的国民党组织。全国这时的国民党组织，几乎全部清一色为CC派所把持，丁惟汾的势力，或被排挤掉，或被拉入CC集团。“蒋家天下丁家党”变成了“蒋家天下陈家党”。1943年9月，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河南的段剑民竞选中委被排挤掉以后，大发牢骚，曾写无聊诗一首：“剑民革命二十年，中委不值半文钱。蒋家天下陈家党，愿你花好月长圆”，以泄其愤。可以说，在CC把持国民党党务的二十年间，国民党内部的争夺与分裂，始终未断。
实际上二陈夺取国民党党务领导权，还可以追溯得更远。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大政变，陈果夫就是当时的主谋者之一。四一二以前，蒋介石拘捕以周恩来为首的黄埔军校暨国民革命第一军中的全体共产党员，以及后来杀害江西赣州总工会陈赞贤等，陈果夫就是参与阴谋活动的主要分子。当时虽无CC之名，这些则是CC之实，是CC得以成为CC的基础。以后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把四一二定为清党纪念日，每到这一天，陈果夫总是自鸣得意地大讲一通当时的情景以自诩。
CC在行政方面的扩展
CC把国民党党务权把持到手之后，便极力向行政方面扩展势力。这项活动从浙江开始。1932年冬，陈果夫把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第一期毕业生一百二十多人派到浙江，以佐治员的名义，参加县政工作，几乎每县都有二人，协助县长搞地方基层工作。名为佐治，实是控制、分权。1934年，陈果夫亲自兼任江苏省主席，这是CC派向行政方面扩展的第二步。当时江苏的民政厅长是余井塘，财政厅长是赵棣华，教育厅长是周佛海。淮阴区行政专员是王德溥，省府里的科长、秘书大都是中央政治学校的毕业生，一部分县长也换成了这号人。当时CC派在江苏省，已经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此外，杨绵仲去福建，也带了大批中央政治学校的学生。其后陆续在安徽，在湖南，在陕西，在甘肃，也都有大批政校学生被派去参加地方行政工作。CC骨干在一个地方做了什么“长”以后，其下的专员、县长、局长、校长等等，也多取材于中央政治学校出身的人。抗战期间，四川是当时国民政府的所在地，四川中级以上的行政干部，如专员、县长等，很多都是由中央政治学校毕业生来担任。因此，到抗战后期，CC派在全国大部分省市，在民、财、建、教各方面，有着相当大的势力。值得一提的是，在陈果夫的策划下，1934年，江苏省成立了个导淮委员会，陈果夫兼任委员长，他的妹夫沈伯先任副委员长。他们不仅占有了一批国家资财，也安插了一批CC的亲信，当时工作做了一点，但淮河之害并未减除。1938年，淮河泛滥，灾情严重，大家瞠目视之，无策以对。抗战期间，淮河流域大部分沦为敌占区，导淮委员会迁到重庆，由沈伯先任委员长，照样养着一批亲信，住在綦江县“办公”。
造就CC分子的大本营
CC的上层核心分子分散在中央以及各地方，虽然工作性质不同，却大都身居要职，围绕着二陈而扶摇直上。要说CC分子成堆的地方，还得说中央政治学校。所谓中央政治学校，就是“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直属中央政治学校”，它是一所国民党办的不属于教育部管辖的特殊大学。它的前身是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党务学校只办了一期，就改为中央政治学校。它和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前身是黄埔军校的情况和性质差不多，校长都是蒋介石，只是一文一武，成为蒋介石的左辅右弼。这两个学校，直接负责处理校务的，都是教务长。军校方面后来自成派系，这里不去说它。中央政治学校，初时教务主任是戴传贤（戴季陶），副主任是罗家伦，训育主任是丁惟汾，副主任是谷正纲，总务主任是陈果夫，副主任是吴挹峰，而实际办事的都是副主任。后来，丁惟汾任教育长，罗家伦为教务主任，谷正纲为训育主任，吴挹峰为总务主任。当时因丁惟汾年老多病，不能经常住校办公，实际管理校务的是罗家伦、谷正纲、吴挹峰。三人中，谷、吴与二陈关系较近，罗家伦趋炎附势，亦倾向于二陈。所以名义上丁惟汾是教育长，实际上却是二陈在背后起操纵作用。因此，可以说，中央政治学校，始终是掌握在二陈手里。当时社会舆论的说法是：“中央政治学校出来的学生，脑门上都刻着CC两个字。”到1936年至1937年间，罗家伦去职，刘振东继任，学生反对吴挹峰、刘振东，闹起学潮。为了镇压学潮，后来陈果夫出任教育长，张道藩为教务主任，温晋城为总务主任。中间有一段时间，为了缓和学生情绪，一度由周元放任教育长，旋以与陈果夫意见分歧而辞职，张道藩继任教育长。张秉陈果夫之意旨办事，陈果夫经常住在小温泉中央政治学校内，成了太上皇式的幕后操纵者，政校师生均以老教育长呼之，其影响之深，可见一斑。中央政治学校是大学部，因其有许多附设部门，也叫校本部，内分普通行政、外交、教育、财政、经济、法律、新闻等系。另外附设有研究部，主任是刘振东；地政学院，主任是萧铮；计政学院，主任是王陆一；合作学院，主任是寿勉成；蒙藏班，主任是何玉书；蒙藏学校，主任是吴铸人。还有专为考试院高等文官考试及格人员而设的短期（半年）训练班，叫做中央政治学校高等科。此外，为了向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扩展势力，中央政治学校又设了五个分校，校长仍是蒋介石，下设分校主任主其事，归中央政治学校教育长领导。分校内分简易师范部、中学部、小学部，混合招收当地少数民族和汉族的子女，学生一切待遇，全是公费。其中有绥远的包头分校，主任是张镇临；甘肃的酒泉分校，主任是行政专员曹启文兼；青海的西宁分校，主任是周觉生；西康的康定分校，主任是崔子信；云南的大理分校，主任是汪懋祖。这些主任，都是与二陈有关系的中央政治学校的师生。分校，在一般社会人士的眼里，是代表国民党中央的机构；分校出来的学生，也都贴有中央政治学校的标签。这样从上到下，从中央到地方，从先生到学生，从中央政治学校出来的人，就都成了CC派的关系。二陈之用心，可谓无微不至矣！
第三处与中央政校毕业生指导部和同学会
第三处，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三处”的简称。侍从室，下分三个处。第一处是军事处，与本文无关，不作叙述。第二处是政治处，掌管印信和各方面的来信来访、来往文件函电、言行记录等工作，也就是机要秘书处。主任先是陶希圣，后是陈布雷，下设侍从秘书若干人，轮流不断地跟随在蒋介石身边，逢事必记，有言必录，乃至于外出生活方面的照顾安排等琐事，也归这个处办理。第三处是人事处，掌管全国重要人事的黜陟调迁等工作。所有全国省市委员、主席、厅长、局长等主要负责人之调动安排，均由第三处研究，提出意见，签请委员长蒋介石批示执行，可以说是掌握全国人事之权衡，是全国高级行政人员必经之门，与第二处互相配合，是全国党政方面最高的参谋机关和决策机关。第三处主任是陈果夫，秘书是罗霞天。因此，全国党政方面的人事大权，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把持在CC派的手里。
所谓毕业生指导部，就是中央政治学校毕业生指导部。它专门掌握中央政治学校各部、院、班、校毕业生的工作安排、调遣等事宜。早期无此编制，它是与第三处相应而设的机构，归中央政治学校教育长领导。教育长先是陈果夫，后是张道藩；指导部主任，先是余井塘，后是王德溥。其具体任务就是为第三处以及各省市主席、厅长、市长等，推荐、输送中下级行政干部，如秘书、局长、专员、县长、校长等一类人员。这种布局，很明显是CC派为扎根各个部门、地方，发展其本身势力而采取的重要步骤。当时，除中央党校和大学部第一期毕业生年资较高而外，其余毕业生年资都比较浅，他们很少能达到省主席、厅长一级的资格，一般仅相当于专员、县长、局长、校长一类的水平。每逢各省市政府委员、主席变动时，毕业生指导部即根据变动的情况，斟酌政校毕业生的资格、水平，适宜于担任什么工作，向第三处推荐名单，由第三处审查选择，量其可能者，通过第二处签呈蒋介石任命；或由陈果夫、余井塘、王德溥等，以私人名义向省主席或厅长、市长推荐。这样，政校各部系的毕业生，便插入各省市。任省政府委员、市长的，如青海省政府委员李天民、青岛市长李先良等，就是政校毕业生；担任行政专员、县长等职务的，那就比较普遍了。因此，CC派在地方党政方面的基础，可以说是盘根错节，相当稳固的。
同学会是许多学校都有的，一般都是学生们自发组织的群众组织。中央政治学校同学会，其性质与作用，却有别于一般的同学会。所谓有别，就在于它的组织，不是同学们自发的组织，而是列入学校编制的，其经费除一部分来自应收的会费而外，主要的由学校列入经费预算，按月拨给同学会使用。会内常设的工作人员，除委员为义务兼职而外，具体办事人员，均由学校各部门调用，会长是陈果夫。这是一个固定的组织，其任务是掌握全部毕业生的动态。所有政校毕业生，离开学校就是同学会的当然会员，不许放任自流。各省市凡有中央政校毕业生工作的地方，就有同学会的分会。所有毕业生的工作动态、生活状况，均须随时向同学会报告登记；倘有工作不如意，或发生困难时，可请求同学会帮助解决。这样，同学会就不是一个空洞无力的组织，而是一个起实际作用的有力机构。其所以有力，不在同学会本身，而在于背后有个毕业生指导部。同学会通过调查登记，随时掌握毕业生的一切情况，供给毕业生指导部参考，指导部则根据情况调动安排毕业生的工作。这样一呼一应，毕业生虽然离开学校，分散到各地，还是像在学校一样，以同学会为毕业生的“家”，指导部做毕业生的“靠山”，两者结合，毕业生就有了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保障。同学会如此“关怀”会员，内中也有它的缘由，就是要给会员指定一些特殊的任务。1934年蒙藏班第一期毕业生中的几个青海同学，被派回西宁工作，同学会就给他们安排了按期汇报青海党政军以及马步芳一切情况的任务。1935年童耀华去宁夏任教育厅长，陈果夫授意吴铸人，派蒙藏学校毕业生刘恩、许辑五等到教育厅工作，同学会照例安排他们随时汇报马鸿逵的一切情况。当时马鸿逵封锁得很严，文件不能直接寄出，他们便辗转带到包头，由我转给同学会。应该说，这是CC用以统治各方的手段之一。毕业生指导部对毕业生，也同样有这方面的附加任务。1940年，陈果夫想在理论方面寻找空隙，攻击共产党，指定在毕业生指导部工作的同学孙春宁，专门研究《资本论》，以便断章取义地写文章。孙写成一些笔记，呈送给陈果夫看，据我所知，并未起任何作用，但处心积虑地对付共产党之祸心，则昭然若揭。
CC派在经济方面的渗透
国民党四大家族，主要是从经济势力方面来衡量确定的。从这方面来说，蒋、宋、孔、陈这四家，陈的基础是薄弱的，也可以说是后起的。中国、交通、中央、农民四大银行，属蒋、宋、孔、陈四家的经济势力范围。蒋、宋、孔把持中、交、中三大银行，历史比较久，操纵是直接的，基础是稳固的；而陈把持农民银行，却是抗战期间的事。虽然陈果夫当了董事长，但还不能像宋子文之与交通银行、孔祥熙之与中央银行那样随心所欲，支配自如。蒋、宋、孔利用手中的银行，经营外汇，组织公司，大搞外贸，别有生财之道，陈亦看在眼里，动在心里，因此到处伸手，急起直追，也从工商业方面，大抓起来。他首先在中央财政、经济各部门，安插了亲信，如烟酒专卖局局长刘振东、花纱布管理局局长骆美中、合作事业管理局局长寿勉成。此外在财政部、经济部、粮食部的司长、帮办、科长中，也安插了一些中央政校的毕业生和有关系的人，为争夺经济，打下了方便有力的基础。在金融方面，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农民银行，自不必说，还把赵棣华挤进交通银行，把吴任沧安插在中央信托局，把邮政储金汇业局局长徐继庄拉拢过来，并以合作事业管理局寿勉成为中心，自成体系，组织成合作金库，向各大城市迅速发展分库。这个金库的负责人，如经理、副经理等，清一色是政校大学部或合作学院的毕业生。合作金库的业务，就是一般银行的业务，所以当时社会上有四行（中交中农）、两局（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一库（合作金库）之统称。可见CC派在金融方面，已在扶摇直上，并列于各大银行之林。有了这样的经济基础，便很快在工商业方面开了花。抗战结束后，二陈在准备结束训政、实行宪政、还政于民、党的经费不能列为国家预算的口实下，以筹措党费为名，开始经营所谓党营事业，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抢先派骆美奂到华北，在天津成立华北企业公司，把原有天津的恒大卷烟公司，还有面粉业、酿酒业等，都纳入华北企业公司之下，大发其财，几乎与宋子文的扬子江公司相媲美。同时又发展外围据点，支持齐世英组织东北企业公司，支持李先良在青岛经营啤酒公司和冰厂。根据国际协定，台湾归还中国后，陈果夫立即派任维俊作为接收台湾的大员，在台湾成立了台湾专卖局，以党营经济为名，大捞一把。总之，凡能伸手之处，二陈无不浑水摸鱼，乘机打入。经过以上所述一系列活动之后，CC势力伸入了经济界的很多方面。
CC派插手教育、文化、宣传等方面的情况
抗战期间，华北、华东相继沦陷，许多大中小学停办、解散或内迁。抗战初期，陈立夫任教育部长，后期朱家骅任教育部长，他们采取收缩合并、继续维持的战时措施，成立了西南联大、西北联大，一些地方还成立了联合中学、联合小学。趁此混乱变动之机，CC插入教育界一部分势力。如西北联大的刘秀洪，西北工学院的赖琏，西北法学院的张北海，贵州大学的张延休。在东北方面，齐世英、臧启芳、周天放等组织东北教育救济处，梅佛光、曹仲三等成立东北中山中学，这些都与二陈有直接关系。其次在重庆附近，教育部眼皮底下的中央大学、音乐学院、美术学院、青木关的中大附中，壁山的社会教育学院，乃至在巴县界石场，以陈果夫为董事长、政校二期毕业生陈兆麟为校长的私立立人中学，和以陈果夫老婆朱明为董事长的南泉小学等，也都有CC势力插手进入。
国民党的文艺工作，一直由张道藩领导的“文化运动委员会”负责。他所搞的一些戏剧曲艺，多系旧的形式、旧的内容，很少有反映当时抗战的新作品。CC的人也曾喊叫“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抗战必胜，建国必成”一类的口号，但与抗战的实际情况结合不起来。相反，对于一些有关抗战的进步作品，如《打回老家去》、《流亡三部曲》、《游击队歌》等，却横遮竖挡，不许流传。这是CC派把持的一个关口的情况。
1942年，国民党教育部在朱家骅的操纵下，设置了“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计划拍制有关教育方面的影片、幻灯片，想往电化教育方面发展。这个厂之上，有一个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是陈果夫，我是秘书，委员有何应钦、朱家骅、陈立夫、李清悚等，也是CC派控制的一部分。陈果夫曾提出拍制一部以复古为中心内容的影片《移风易俗》，一切尚无眉目，抗战胜利，即告终止，未几南京解放，这个电影制片厂只是昙花一现而已。
在出版事业方面，CC为与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相竞争，由叶溯中负责，在重庆成立了正中书局，以所谓宣传三民主义为目的，编印中小学教科书和一般读物，虽粗具雏形，但与商务、中华相比，则是望尘莫及。另外，为抵制和监视重庆新华书店，在陈果夫的支持下，由政校新闻系学生，在新华书店附近，开设一所“天地出版社”，经营书刊杂志的发行、销售业务，时间短暂，因抗战胜利而停止。
国民党的喉舌，中央宣传部所属的中央广播电台、中央通讯社、中央日报社，以及中央电影制片厂，相当长的时期里，也控制在CC派的手中。如陈果夫亲自领导广播事业管理委员会；由陈果夫的亲信詹文浒参加中央通讯社，马星野参加中央日报社，罗××为中央电影制片厂厂长等等。由于它在新闻宣传方面的控制如此严密，因而在国民党统治区能够一手遮天，任意制造反共舆论，把共产党说成是洪水猛兽，使人不敢接近；对于解放区的消息，则一律封锁，发现有人看《新华日报》及进步书籍，便认为是赤化分子，横加迫害。记得1944年的某个纪念日，郭沫若在重庆沧白堂公开讲演，院内挤满了听众，我和程世杰受陈果夫之命，跑去听听讲些什么，进入院内，见到中统特务分子四处乱窜，人群中喧嚷：“来了，来了。”既没看见人，也没听见讲话，忽然一颗手榴弹爆炸，听众惊慌四散，讲演无结果而罢。由此可知CC对言论的控制。
CC与中统
1937年以前，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设调查科（或处），它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的前身。其主要任务，就是调查异党（指共产党）的活动情形。这是在陈立夫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所谓谍报工作。1937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设置调查统计局，由陈立夫任局长。这是蒋介石手下的CC派和复兴社两大派系特务组织的合流。俗话说，“一个槽上拴不住俩叫驴。”在这种貌合神离、各怀私心的合流中，两派明争暗斗，愈演愈烈，终成水火难容之势。1938年，中统局、军统局遂分别成立。这时的中统局长虽然不是二陈，但CC与中统仍不可分。举几件见闻作为证明。1943年国民党政府内政部派次长王德溥去延安，商谈解决边区行政方面的纠纷问题。这是陈果夫一手安排的，中统局拟派一个特务分子随王往延安，王德溥认为：这是代表行政方面的商谈，如有中统分子参加，恐怕不利。于是经过研究，交王德溥推荐陕西省银行重庆分行经理钟志刚以考察边区金融名义参加，授以中统的特殊任务。回来后，钟志刚写了一份情报，送给中统局，另外根据王德溥的汇报，二陈和徐恩曾、王德溥共同写了一份派遣中统分子或政校毕业生，打入边区的计划，由陈果夫送给蒋介石。中统局有个学运组，专门在各学校做特务工作。一次重庆沙坪坝中央大学学生闹学潮，中统学运组通过原中央政校附设蒙藏学校毕业生、后又进入中央大学美术系读书的岑学恭和郭世清两人，了解到领导闹学潮的几个为首的人，学运组便出动特务在夜间把两个出头闹学潮的学生绑架走了。事情是岑学恭、郭世清配合中统学运组干的，岑、郭曾向陈果夫汇报，也跟我谈过。显然CC与中统的许多阴谋活动是相互配合的。
（袁英林）
二、CC的扩张活动
前言
叙述CC的扩张活动，就等于叙述国民党反动派的全部党务活动，因为CC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核心组织，是多年的当权派。国民党其他派系，或则极少参加党务工作，或则人数很少，或则与蒋介石的关系不如CC之深。CC之于党务，犹之黄埔系之于军队，是蒋介石的嫡系，其他则只是杂牌而已。
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最初是用丁惟汾做组织部部长，因丁系人物不能完全顺从蒋的意旨，蒋才改用陈果夫继任。陈果夫是浙江湖州人，是陈英士的侄子。陈英士任淞沪护军使时，蒋曾在他下面任过团长，他们是拜把弟兄。陈果夫的亲兄弟陈立夫，北伐时在蒋的总司令部内任机要科科长，两兄弟当时就开始组织了这个半秘密的小组织——CC。组织这个小集团的目的，陈立夫公开地说是拥蒋，事实上就是外以反对共产党，内以反对汪、胡，借以达到蒋的独尊地位，因此，蒋自然是极力支持他们，庇护他们。
他两弟兄先后轮替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部部长多年，只有1940年至1944年这一阶段曾由朱家骅接任过。组织部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的重心，因为它主管下级党部的组织和人事任免，其他各部，组织时有变动，主管人也时有变动，这些主管人与蒋的关系也比较疏远，所以国民党中央整个组织及整个人事，始终都在两陈控制之下，即在朱家骅任组织部长时亦是如此。蒋把他的全力都集中在军队的控制上，对于党务，他并不十分重视，等于把党务全部交给两陈了。
党部人事
陈果夫接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后，将各下级党部人员中有左倾嫌疑的大批加以迫害或撤换，以他的亲信人员接任。当时在组织部任小干事的人，不几年间就一跃而为国民党中央委员，所以后期中央委员中，十之五六属于CC系统。两陈凭借党部的基础，将他们的势力向行政界、教育界、文化界及经济事业等方面逐步扩张。
两陈下面组织部的重要人物，1927年至1929年前后是吴倚沧（广东人，早死），此后是余井塘（扬州人）、张道藩（贵州人）、张润身（河北人）、骆美奂（浙江人，他的哥哥骆美仑、弟弟骆美中，都属CC）和庞镜塘（山东人，后来任山东省党部主委，解放时被俘，已蒙人民政府特赦释放）。
组织部中有军队党务处，实际上都由黄埔系推人来掌握，以贺衷寒担任处长时期最久，这方面CC并不能过问。
朱家骅任组织部长时，主任秘书是王启江（河北人），普通党务处长是甘家馨（江西人），两人原来都属丁惟汾系统，临解放前又与朱闹翻了，改投桂系，后逃往香港。
抗战前，蒋介石的势力，实际上偏在东南各省，所以国民党的党务活动，中央党部对于地方党部的控制，也偏在这些省份，党务是在军队卵翼之下进行的。至边远各省的党部人事，大部分系由地方军阀保荐，“中央”只能相机插入一部分而已。
东南各省中，CC控制得最严密的是浙江，那是他们的家乡。浙江的党棍许绍棣（兼教育厅长多年）、胡健中（兼东南日报社长）、方青孺、项定荣、罗霞天等都属CC系统，他们的任期都很长。其次是上海特别市，上海市党务是东南各省的重心，是党内派系争夺之所，1928年CC派潘公展、王延松（两人都是陈氏的湖州同乡）到上海拉拢吴开先加入CC。吴系松江人，“五卅”时加入C.Y，1927年叛党投入国民党怀抱，以帮会作风办党，顺己者尽量予以利禄，逆己者不惜辣手对付，逐渐成为上海的“党皇帝”。抗战后吴的部下十九投入敌伪，替伪组织办国民党。吴氏本人一度为日寇捕获，不久释放，日寇用飞机送彼回后方，传说系派他向蒋诱降。
江苏的党棍叶秀峰、汪宝瑄等人也属CC，但内部仍有派别，常有起伏。
安徽的党棍有吴铸人（解放前任北平市主委）、邵华、高宗禹、罗刚、卓衡之、刘真如等，都属CC。
江西的党棍有段锡朋（是AB团的领袖）、李中襄、刘家树等，也属CC。段后来又与陈诚搭上关系，抗战前病死了。
此外，云南有李宗黄、陇体要、杨家麟、陈玉科等，湖北有方觉慧等，广东有李翼中等，河南有陈峻峰、李敬斋（曾先后任教育、民政厅长）等，皆属CC。其他分子难以尽述。
抗战以后，CC的策略是尽量将这些党徒派回原籍，据说这样方便于打开人事关系，并且能够“生根”。
“中央调查统计局”这个特务组织，始终属于两陈领导。照编制规定，正局长是由中央党部秘书长兼任，但实权是在两陈所推荐的副局长手中。前一段时期任副局长最久的是徐恩曾（浙江人）。大约在1944年时，徐氏下台了，原因据说一则是因黄金走私案为军统向蒋告发，二则是他曾逮捕了一个留俄归国的女生费侠，说她是共产党，后来又与她同居，他的元配就遍处告发他。此后就由叶秀峰继任，一直到解放时。
“民众运动”
国民党中央党部最初分设有青年、工人、农民、商人、妇女等部主管民运，抗战前不久，合并为民众运动委员会。各省市党部中的各民运部门则改为社会科。大约在1942年前后，民众团体的登记管理等事务改隶行政系统，但规定省社会处的处长须由省党部委员中择任，下面的职员事实上也多由党部调充。中央党部中，民众运动委员会撤销，改由组织部兼管。
各种民众运动中，所最注意的是青年和工人。
一二八沪战前后，全国学生代表集会上海，要求抗日，市党部将代表逮捕二人，引起上海学生公愤，聚众将市党部捣毁。此后“中央”就特别注意学生运动，派有三人在上海分做青年的引诱和镇压工作：一是吴醒亚（市社会局长），二是潘公展（市教育局长），三是陇体要。三人中以吴的场面为最大，经费也最多。他手下的特务学生，组织有一个团体（大约是寅社），实行军事管理，配备有手枪，动辄威吓乃至逮捕同学，推翻校长，驱逐教员。陇体要则以他的母校复旦大学为中心，杨家麟、方国定等都是他的助手。
工人运动也以上海为重心。国民党最初在上海做工人运动的是周志远（市工农部部长）。英美烟公司工人罢工时，他得了宋子文的贿赂两万元，将罢工停止。宋之所以代英美烟公司行贿，一则是他媚外成性，二则大约是卷烟税的关系，当时他是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长。周志远受贿后，讨了市党部女职员顾慧贤为妾，但不久就病死了。
此后，在上海做工人运动都是通过青红帮，有的工运高级骨干还是杜月笙的徒弟，也有在抗战后期转入民主党派的。
商人运动也以上海为重心。替CC在上海做商人运动的是王延松，王是陈果夫家的丫头女婿。他以市党委的资格，强行挤入上海市总商会，与陈德征两人主持反日会，借查禁日货的权力向商人索贿。吴开先与陈争权，向蒋告发。陈的背景是叶楚伧，力量不大，因此陈被撤职查办，几乎杀头。王则有陈果夫支持，仍在上海工作，此后并替两陈开办有华华百货公司。
妇女运动，国民党中央对之并不重视，曾豢养二三十个专做妇女运动的爪牙，罗衡（云南人）、刘蘅静（广东人）是其中的佼佼者。妇女会的主要工作，只是帮助女人离婚。妇女会的委员，多半是权要的“太太”，例如云南的顾映秋就是龙云的老婆。
农民运动，更只是一块招牌。国民党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当然不愿意农民真的团结起来；而且做党务工作的人，也不愿下乡吃苦与农民接近。国民党党员中报农民成分的，多半是地主和富农，农会的主持人大半是官僚。以云南而论，省农会主席是杨文清，他是什么农人呢，只不过因为在北京读过农科专校罢了。所以要挂这样一块招牌，无非是想在选举时借此选出所谓农民代表，欺骗各方。
孙中山先生在海外奔走革命时，在华侨中很有基础。这些华侨的成分多半是商人工人，有热忱，勇于输将。国民党在每次大事变时都利用他们发动捐款回国。因为华侨多属广东、福建籍，所以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海外部历届负责人多属广东人，以孙科系统的刘维炽任职最久。
民众团体管理事务划归行政系统后，国民党中央党部规定在各民众团体中设置党团，由党部指定书记领导，此等事务在“中央”属组织部主管，在各省市属组训处。
国民党政府又规定各民众团体的秘书，须以国民党党员充任，由党部委派。
国民党的党员成分，除军队外，以公务员、教职员及学生为最多，这三项成分大约各占百分之二十左右。抗战以后，国民党为了迷惑青年，创设三青团专做青年工作，但原属国民党籍的学生仍隶属国民党，未归三青团。照规定，三青团员年龄满二十五岁时须划归国民党，事实上并未执行。有许多人又属党又属团，为的是多占地盘，多拉关系。名为青年团，而中年老年人也不少。党团对立，时有摩擦，所以1946年才又党团合并，团的干事也改为党部委员。
抗战胜利以至解放战争开始后，民众对国民党日益不满，国民党在民众间微薄的一点基础已摧毁无余，最后乃至专门依靠帮会为其基础。例如陈廷壁等在云南雇用流氓组织民主自由大同盟（据说是陈诚指使的）；又如临解放时蒋到重庆哥老会发起盛大欢迎等，真乃每况愈下了。
宣传机构
国民党中央设有宣传部，各省市党部也设有宣传处或科，宣传的重要，仅次于组织。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前后负责人有刘庐隐（江西人，胡系）、梁寒操（广东人，孙系而兼CC）、许孝炎（湖南人，CC）等。临解放时才起用叶青为副部长，到各地宣传反共，也到过云南。
宣传部内设有指导、编审等科及海外宣传处。海外宣传事宜向来多由董显光主管，董是宋美龄的亲信。
宣传机构中最重要的要算是报纸。国民党的中央机关报是《中央日报》，战前由程沧波主编，到重庆后先后由胡健中及陶百川主编。据说当时蒋介石每日必看新华、大公及中央三报，见中央日报多不如新华、大公，就发怒斥责中央日报负责人及两陈。但两陈夹袋中，始终寻不出什么较好的人才来主持，所以胜利后回到南京，只好起用曾经当过汉奸的陶希圣了。
抗战时期，昆明、成都、桂林都没有中央日报的分馆，主持人多属CC系统。
各地方报纸中规模较大的如浙江的《东南日报》，湖北的《武汉日报》，都属CC主持（武汉日报先后由王亚伦、宋漱石负责）。上海《晨报》系CC潘公展主办，《朝报》的主办人王公弢系以潘公展及陈布雷为后台。其他各省党部，多办有《民国日报》。抗战时期，国民党在上海以美商出面登记办有《中美日报》，系吴任沧、詹文浒主持。
黄埔系办有《中国日报》和《扫荡报》（胜利后改为《和平日报》）。孔祥熙则办有《时事新报》。
胜利后趁着接收机会，CC在上海抢得《申报》，以潘公展为总经理，而以杜月笙为董事长；又抢得《新闻报》，以程沧波为社长，詹文浒为总编辑。在南京，CC办有《大刚报》。云南方面，《民国日报》也改组为《民意日报》，由杨家麟负责。CC又常常利用上海的小报从侧面攻击它的敌人。
周刊方面，战前在南京有《政闻周刊》（胡维庸主编）、《民意周刊》（陶百川主编）、《中央周刊》（刘炳藜、陶百川先后主编）等。吴醒亚在上海利用共产党叛徒出过《社会新闻》，销路甚广。
国民党的中央社，一贯由萧同兹（湖南人）主持。萧因阎冯反蒋战争时随吴铁城赴东北运动张学良出兵有功，又得政学系支持，故能不属CC而立足于中央社这样重要机构如此之久。中央社的总编辑是陈博生（福建人），下级职员中逐渐也有CC分子渗入。
战前在南京有一个约五千瓩的广播电台，战时在重庆、昆明都有。中央党部设有广播事业管理委员会，由陈果夫主持，下设广播事业管理处，先后由吴保丰、吴道一负责，两人都属CC。
这些宣传机构，一方面是宣扬自己，一方面是钳制民主舆论。因此“中央”规定图书杂志须经审查许可才能出版。国民党政府于1941年开始设局专管此事，局长始终是潘公展。此外又设有新闻检察署，署长多年是李中襄。潘、李两人都属CC。这两个局和署在各省都设有分处。云南的图书杂志审查处长陈保太任职最久，陈系潘的走卒。
电影方面，在战前也设有电影检查委员会，由CC分子罗刚负责。又设有中央电影制片厂，张道藩曾利用该厂制作《密电码》一剧，为他个人做夸大宣传。又曾摄有《长空万里》一剧，描写空军生活，但幼稚异常，据说蒋介石看后也颇为不满。
文化教育及干部训练
国民党中央在1928年前后办有中央党校，训练期是半年；以后改为中央政治学校，扩大科系，在校期也延长为四年。学生有公费，待遇优异，毕业后都可分发工作，不像其他大学的毕业生，毕业就是失业。蒋介石自任校长，陈立夫是教育长。云南人在该校毕业的大约有二三十人。
中政校又设有计政学院及地政学院，后者系由萧铮、祝平主办。国民党的地政，始终由他两人主持。在浙江金华，CC办有英士大学纪念陈英士。上海的复旦大学，因有好多CC分子如余井塘、程沧波等都是该校毕业，与CC的关系较密。抗战前后河南大学校长刘季洪、贵州大学校长张廷休，都是CC党棍。临解放时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次长吴俊升来昆明，预备以贵州大学的教务长任某（也是CC）调长云南大学，因卢汉不同意而未成。四川大学的校长黄季陆则属桂系（原属胡系）；湖南大学校长胡庶华，则属三青团。
书局方面，CC曾派人打入开明书店，并协助拔提书店专门出版反共书籍。CC并将陶百川插入大东书局为总经理，掌握该局实权。抗战时，CC办有文化服务社由刘百闵（浙江人）主持，各省都由省党部附设分社。该社经国民党政府财政部特许，可以不缴营业税，但营业仍不见佳。陈立夫的《民生哲学》一书，堆积社内无人购买。战后，国民党将王云五吸引入阁，任财政部部长，CC趁机将朱经农插入商务印书馆任总经理，企图掌握此全国第一个大书局。
国民党中央做文化运动工作的是张道藩。张在法国学绘画，但未见他画过什么画，剧本倒编了一本，大约是《赛金花》。在他的主持下，办了一个戏剧学校，由余上沅任校长。
写小说的，国民党中只有王平陵一个，专写些花呀月呀的东西，竟自称为民族文学，想和当时的左翼文坛相对抗。艺术家中被CC吸收的有邵洵美等少数人，在上海组织有“艺术协会”（？）。在学术团体中，徐恩曾和骆美仑曾混入工程师学会担任理事，此外则无所闻。
各省党部都设有文化运动委员会，举办“学术”或政治性演讲，和三民主义征文等。
1939年，国民党中央在重庆开始举办中央训练团，调训各省市工作人员，以党务工作人员为最多。该团由蒋介石自任团长，下设教育长，以王东原担任得最久。王系陈诚系，后来任湖北省主席。团内职员，政治方面的多属CC系，军事方面的多属黄埔系。训练期为一月，前后受训的将近万人。在受训期内，CC择其可听指使者特别加强联系，借此掌握原属地方系统的人员，使之倾向“中央”。照规定：毕业学生在各地要组织同学会，每月学习一次，向该团报告学习心得及地方情况一次，无形中也就是一种情报工作。
1945年该团择历届毕业人员中较高级而又易于控制者调入高级班受训，期限半年，“中央”各要人任指导员，以毕业后可任省厅长为号召。云南人中在该班毕业者只伍纯武、蒋公亮、陈玉科等三人。
战后各省都设有省训团，调训县级及乡镇级干部，按规定，是由省民政厅厅长兼任负责人。云南的前后负责人为李培天、陆崇仁及安恩溥，皆属地方系统，故CC未得插手。
战前司法行政部办有司法人员训练班，由CC洪兰友主持；毕业生分发各省任法院院长或推事，以此打入司法界。
国民党中央党部在战前设有训练部，主办党员训练及学校党义教育等，当时规定各校党义教师须经甄审及格。抗战后，训练部撤销，党员训练事务在“中央”划归组织部主管，在各省市则设组训处主管。
抗战期间，各省市党部都举办党务干部训练班，招收高中以上毕业学生训练两三个月后，分发各县任书记长或干事。云南前后共办过五期，学生共约四百人。
1944年招收青年军数万人，其中干部都调到重庆受训，由蒋经国主持。
照规定，党的区分部内要分设小组，学习时事及党内文件，以此进行训练，但实际上很少开成会。
对行政的控制
1934年陈果夫被发表为江苏省政府主席，这是头一步打入地方行政。当时江宁、兰谿（浙江）两县都办有实验县，前者由梅思平任县长，后者由胡次威（四川人）任县长，都是CC支持的。实验县的人员经费多过于普通县几倍。由中政校派毕业学生前往实习。后来在江苏省政府下工作的和在两实验县实习的人，都分别由两陈派到各省任行政督察专员之类的工作，胡次威则擢升为内政部次长。
这些人员的派出，或则系由两陈向蒋签陈，由蒋的命令派出；或则由两陈直接与各省府负责人或其他主要机构负责人协商“合作”，要挟派出，如果不服从他俩，他俩就会向蒋进谗中伤，或者嗾使他们的党徒进行攻击。
1945年前后，国民党军委会设委员长侍从室，把行政院的许多权力都夺过去了。在侍从室中，第三处执管人事，职权最重，陈果夫是处长，他当然遇机就签呈委派他的夹袋中人。他并且派有视察员多人分赴各省视察，看看哪里有隙可乘，即行签派。
在国民党政府中，CC插入者，有司法行政部次长洪陆东（浙江人），经济部次长萧铮，地政署长祝平，社会部次长洪兰友，内政部次长胡次威，教育部部长陈立夫、次长朱经农、吴俊升等人。
地政署标榜要实行耕者有其田，但连二五减税都不能实际执行，那些漂亮话只是骗骗农民而已。
合作事业，陈果夫在很早以前即注意掌握这方面的事业。替他在这方面筹划的有薛仙舟、寿勉成两人。全国合作事业管理委员会和与之有关的合作金库都在CC掌握中，云南系缪云台掌握，杨克诚为其助手。CC之掌握合作事业，最初的动机，还在于采用社会政策，企图用小恩小惠来缓和农民的阶级反抗情绪；但后来，则索性只布置些爪牙在基层作为选举时的工具，并借一些名义向合作金库借款，从中取利而已。
打入经济机构
两陈是官僚资本四大家族之一，但据我所知，他们在战前，除合作事业外，尚未在经济界有什么发展，到抗战末期，才急剧从这方面扩张的。以工业来说，在战前吴开先的走卒林美衍在上海办有大公铁工厂，规模很小；抗战后移至重庆，借CC之力向四行贷款扩充，拥有机床多部，当时通货急剧贬值，还债时不及原值百分之一，贷款就等于是津贴了。潘公展也在重庆办有一个铅笔公司。罗霞天和萧铮两人出面办有川康垦殖公司。罗并且为此来云南募股，听说他们在迤南不知是哪一县圈得有土地数千亩。
王延松在重庆办有华华百货公司，规模相当大，这是商业方面。
财政金融方面，战前两陈就把杨兴勤等插入盐务稽核所。刘振东则被安置为烟酒专卖局局长，其他机构也尽量插入，例如解放前云南的直接税局局长赵恩矩就是CC。抗战末期，一般银行利用通货膨胀机会，大发其财，CC也不放过这个机会，组织有工矿银行，云南分行的经理是汪耀三（云南人）。胜利后，两陈把赵棣华（扬州人，曾任江苏财政厅长）插入交通银行任总经理，而把原任的钱新之抬为董事长，实权就这样抓过来了。两陈又把吴任沧挤入农民银行任总经理，随后又任他为中央信托局总经理，这是向孔家分一杯羹。
后语
CC的核心人物多属浙江籍，其次则为江苏籍。贵州除张道藩外，有谷氏三弟兄——谷正伦、谷正纲、谷正鼎。谷正伦是老军阀，谷正纲、谷正鼎原隶改组派，后来也属CC，两兄弟都是留俄生，但以反共为起家资本。
加入CC是否要履行手续呢？据陈布雷的兄弟陈叔同告诉我，陈立夫曾约陈布雷到他家密谈，并要他磕头宣誓加入CC，“同生死，共患难”。可见加入CC核心是要履行这样封建性的手续的。但CC是层层外围，层层核心，外围分子当然不会履行什么手续。
与CC有了密切关系之后而又退出的人也有。例如内政部长张厉生原属CC，后又改隶陈诚系，便是一例。但对这样退出的人，CC是常用辣手对付的。抗战时四川教育厅厅长杨廉，被CC告发贪污伤兵经费而遭枪决，杨就是原属CC而改隶黄埔的。若CC内部的人犯事，CC就多方掩护，例如郑异在抗战时投奔上海附敌，因在敌方不得意又回重庆，CC只令其出具悔过书而了事。
两陈在政治上的基本策略是：对下尽量招收喽啰，以利禄为引诱，以此为本钱向蒋显示他们有力量，借以献功讨赏。至对于其他派系，只要满足其要求，便可暂时合作；如不满足，就要斗争。CC对其他派系，可以说都是敌视状态。
1934年陈果夫被任为江苏省府主席时，曾电南昌行营，请派程天放为民政厅长。其时杨永泰是行营秘书长，从中作梗，另派他的部下辜仁发为江苏民政厅长。陈果夫潜恨在心，待机发作。恰巧辜仁发娶了一个姨太，他的原配从原籍湖北赶来吵闹，CC就怂恿她向无锡地方法院控辜重婚。娶姨太在当时是官场中常事，但此次法院却认真出了传票，《中央日报》又著论攻击，辜仁发只好辞职一走了之。这是CC与政学系开火的第一炮，此后类似的明争暗斗是常有的。
CC也未尝不受其他派系的打击，如程天放之任驻德大使，是CC想向外交界打入的第一步，但受到各方的非议，程不得已而去职。
两陈与朱家骅虽同为湖州人，但后来却斗争最烈，这是因为双方的地盘都是党部和教育界。朱家骅与陈立夫轮替任组织部长及教育部长，你换我的人，我撤你的人，纠纷时起。在蒋介石六十寿辰的时候，朱家骅发起各大学特别党部醵金铸了九个鼎献给蒋。朱在未发起之先曾向蒋上过签呈，提及此事，蒋批了一个“阅”字。等到款筹好，鼎铸好，预备在大会上献给蒋时，CC向蒋说献九鼎是把蒋比成皇帝，将会使反对的人有所借口，蒋就翻转面皮，在大会上痛骂了朱一顿。朱弄得狼狈异常。
1944年国民党中全会时，两陈动员他的徒众，对朱进行总攻击，批评他办党务的缺点，朱被迫辞职，组织部长一职终由陈家夺回。
大陆解放后，CC中上层分子留在祖国的绝无仅有，可以看出CC分子之顽固到底了。
（赵澍）
三、中统巨恶徐恩曾
出身与经历
徐恩曾字可均，浙江省吴兴县人，生于1896年。他小时住在上海曹家渡，家庭经济由其长兄徐恩源负担。徐小学及中学均在南洋公学毕业，以后进交通大学读电机系，自费赴美留学，攻读电气工程。毕业后曾在西屋电气公司实习，并在美参加了国民党。回国年月大约在1927年左右。回国后，曾在浙赣铁路局、江苏省党部、中央广播电台等处做事。徐在1932年以前就担任了中央组织委员会调查科科长，成为特务头子。1934年任中央组织部秘书。1935年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同年，蒋介石的特务统一机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成立，徐担任第三处处长，以后改第一处处长，直至抗战。同时在中央党部方面还担任经济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抗战期间，徐在重庆继续负责中统特务事宜。1943年担任交通部次长。1945年抗战胜利以前，被蒋介石撤职。胜利以后，徐住上海林森中路逸村7号，经营台安轮船公司。1949年4月，逃往台湾。
思想个性与日常生活
徐恩曾是留美学生，崇美思想极其严重。他叫我翻译的那本《美国实业建国名人传》，里面的垄断资本家，就是他的理想人物。他常看的两种外文杂志都是美国期刊。他与同学打电话都说英文。他认为美国的生活方式最好，与人讲话，总说美国人怎么样。总之，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一切，就是他最高的理想。其次，徐恩曾有顽固的法西斯思想。他崇拜蒋介石，称为“最高领袖”；认为国民党要有一个新生命、新力量；认为要有“统一的意志”、“集中的力量”。这些都是他叫我写信时常用的字眼。他买了许多有关法西斯头子们的书籍，如《墨索里尼成功史》、希特勒《我的奋斗》等，以此来训练特务分子。1936年中统派高謇到意大利学习法西斯制度。高謇到了罗马以后，把整个有关法西斯制度的资料都抄了寄来。徐恩曾领袖欲很强，非常专制。他很喜欢看这类的书：《怎样做一个成功的领袖》、《怎样驾驭人，管理人》、《领袖的技术》等等。徐恩曾从小读过四书，懂得一些儒家封建道理，有浓厚的封建思想。他崇拜孔夫子，爱引用孔子的话；也崇拜曾国藩，常看《曾文正公家书》，几次想学曾国藩写日记，没有恒心，始终未写成功。他拥护一切封建的旧制度，对于共产主义、共产党极端仇恨。他把钱看得很重。他用特务经费开设西服店、皮鞋店，办补习学校、农场，主要目的是为了致富发财。中统特务分子把徐称作“老板”，徐亦乐听这种称呼。他还叫人调查过湖州善琏镇制笔事业和湘潭的膏盐矿。有许多人投其所好，也想分肥，拟来了各色各样的小计划，如开办妇女补习学校、开采石棉矿等等，还送来了石棉的样品。抗战后，据闻徐恩曾在重庆开设碾米厂、小织布厂、豆腐店等，仍是当年作风。我丈夫李熙元在衡阳盐务办事处时，徐恩曾派人到衡数月，想不费一文开办盐号，结果未成。胜利后开设台安轮船公司，收入很多，得意扬扬。他亲口对李熙元说：“我签一个字就能收入三千美金，实惠得很。”徐恩曾极其自私自利，遇到与自己利益相冲突时，总是反目无情。他平时很喜欢接近女性，有女朋友李汉瑾、谭真（是特务人员曹异之的妻子，有一时期与徐秘密来往）。朋友之妻，如赵伟民妻某氏、濮孟九妻萧惠芬都与徐混得很熟。当时，调查科女特务赵德恺，绰号赵飞燕；另一个柏商云，绰号杨贵妃，都常常陪着徐游玩。徐对于汽车、无线电有很大兴趣，常自己驾驶汽车或修理无线电，或设计特务所用、轻巧便于携带的收发报机。这个特务头子还有严守秘密的特性，言语行动，都带着一种自以为神秘的表情。从来不多话，叫人做事只有三言两语，要别人揣摩他的意思去做。他的事从不向人谈，会客也不许第三人在侧，一切都是很秘密的。平日自矜智慧，骄傲自大，常说别人“饭桶”。对于老弱病残，从无恻隐之心。有人请托介绍工作，或者要求经济帮助，除了有特殊作用的以外，多半不睬不理。对待下属很严格，稍不如意，就要斥责，虽声音不大，神气叫人难堪。更不许提个人要求。特务们若犯过错，徐即任意扣押。不许说情，要押多久就多久。所以特务们见他很惧怕，丝毫不敢违抗。徐每天都到丁家桥中央党部办公，也到瞻国路132号特务总部办事，晚上则在中山东路305号正元实业社会客。外面应酬多，在家时候很少。星期日常找一班人打牌，有时一夜不停，说打牌是调剂脑力的最好方法。生活模仿美国人，爱游泳、打猎、打网球，有时开留声机，在家和女朋友跳舞。家里请客，由专到上海请来的厨子做西菜，还置办了全套漂亮的西菜餐具。所住石婆婆巷三号和许家桥联益邨，都是门禁森严。门口有个小洞，可以看见外面的人。门房里有守卫，还养几条猎狗。徐恩曾是有保镖的，从1932年到1937年，田正方、蔡良弼、魏培成三人历任。徐出外，总坐在汽车前面。
家庭情况
1932年至1937年时，徐母亲尚在，住上海高昌庙江边路109号，有时亦在杭州。她是吃长素的，于1942年死去。徐有一姊，早死。兄弟四人。长兄徐恩源是北洋军阀时代一个有势力的官僚，负担三个弟弟教育费用，在1932年时死亡。妻子是德国人，抗战期内坐飞机赴香港，失事摔死。有一个女儿名叫懿德（Edda），胜利后在上海金门饭店结婚。我看见过这个人的照片，相貌完全像外国人。次兄徐恩第，又名东仁，交通大学毕业，1932年至1937年时，在上海华商电气公司任工程师。胜利后，在上海市公用局做事。住址上海市枫林桥枫林邨2号。他有二子一女。长子徐善庆是个天主教徒；次子徐善祥，解放前在上海招商局任事，1948年下半年赴台湾；女儿徐凤云，南京金陵女大毕业，违反家庭意志与××结婚，以后又感情不洽离婚，前往台湾做事。第三即徐恩曾。四弟名徐恩培，1932年至1937年时，在杭州浙江地方银行担任行长，未结婚，抗战时在丽水被日机炸死。
徐恩曾共有三个妻子，一个姘妇。发妻梅子瑛（幼琴），浙江吴兴人，曾在启明女校肄业，系一天主教徒。从前徐赴美留学时曾得梅氏母家的经济助力，后以梅身体多病，夫妻疏远。1932年夏，梅氏曾到南京一次，以后长期与徐分居，精神备受折磨。解放后，曾在法院呈请离婚。她生有一女，名叫徐凤兴，解放初期，尚未结婚，在家教授钢琴，并已在俄文广播学校毕业。她们所住的房屋是一幢三层楼的小洋房，外面有花园。这幢房子是1934年买地自造的。
徐恩曾的第二个妻子名叫王书青，又名王淑清，号砚溪，辽宁省人，曾在燕京大学肄业，但文化程度很差。她的妹妹名叫王书元，徐在1932年以前与她姘居，同住在南京中山东路305号。正元实业社的名字即由王而起。“正”指蒋中正，“元”就是王书元。她生一女徐凤珍，乳名小毛。王书元要求徐与发妻离婚，与她结婚，徐没有同意。王精神失常，终日吵闹，以后徐即与她分开。后来，王书元在中央党部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做做事，另与傅作霖同居，曾见她屡次找徐吵闹，索要金钱，扬言要告到监察院。徐怕败坏名声，曾叫我写封匿名信劝王勿吵。以后将南京一块地产送给她，在特务经费中屡次拨款给她，造了一幢很大的楼房。王书元于太平洋战事发生时死在香港。女儿凤珍归徐抚养，长成后改名徐伯正，在金陵女大农艺系毕业。解放后，分配在中山陵园工作。王书青原系有夫之妇，丈夫田鸿宾，1932年以前在美国留学。王到南京来探视其妹毛病，徐恩曾又与她发生了不正当的关系，1932年生一女名叫凤青。其时田鸿宾已经回国，任南京中央大学教授。徐恩曾就倚仗特务势力与他谈判，压迫田鸿宾写立字据，让出他的妻子。以后王书青正式与徐同住，成为他的第二个妻子。她住在石婆婆巷3号，与中央大学教职宿舍只有一墙之隔，有时凭窗望见她的前夫子女，眼泪汪汪的。王书青在抗战前连生二子善邦、善民。徐另与费侠相恋，王与他吵闹。徐有个心腹司机李子康，王书青一向说他很好。徐就授意李子康，叫他故意与王接近。抗战发生以后，又派李子康陪同王氏子女等居住成都。王与李子康一同经商，做汽车运输生意。这是徐有意放任，免其吵闹，可见他手段十分阴险。胜利以后，王书青住在苏州养育巷三号包家屋子。1948年夏，与子女同去福州转赴台湾。
徐恩曾的第三个妻子费侠，字达韫，湖北省钟祥县人，系留俄学生。抗战前，国民党为了拉拢留俄生，在南京中山门外设立留俄归国学生招待所，供给他们生活，并介绍工作，费侠也在其内。她过去生活很浪漫。有一次，徐恩曾到所里去“训话”，费侠代表留俄生作答辞。她很会讲话，因此引起徐恩曾注意，介绍她在中央宣传部工作，来往日密，王书青反对无效。1937年春，徐患白喉兼猩红热，住中央医院。费侠赶去服侍月余，以后即同居一起。抗战后，二人住在汉口特务陈乐三家里，写立婚约，正式结婚。作为徐的第三个妻子，到1949年，已生育子女四人。费常有政治活动，胜利后担任立法委员，居住南京，曾对孙科大肆攻击。1949年春逃往台湾。其弟费鸿，原系新闻记者，胜利后即往台湾，与当地女子结婚。
与蒋介石、陈果夫、陈立夫的关系
陈果夫、陈立夫是浙江吴兴人，徐恩曾也是吴兴人，有同乡的关系，并且听说还有点亲戚的关系。徐恩曾与陈立夫同时在美国留学，加入国民党也是陈立夫所援引。至于替蒋介石干特务，也是因为二陈的关系。由于陈英士对蒋的好处，所以陈果夫对蒋能起一定作用。但蒋介石对于徐恩曾并不是很宠用。徐每年见蒋介石至多不过二三次，都是年终、年尾汇报活动情况。徐与蒋介石左右较为接近的，有侍从室秘书毛庆祥，还有蔡劲军，约会见蒋，多由毛来通知。1934年、1935年两年夏季，蒋介石在庐山避暑，徐曾在庐山见蒋。徐和二陈关系则很密切，尤其与陈立夫更为接近。凡是二陈的命令，徐绝对服从，从无不同意见。陈立夫常常打电话来找，徐亦常在陈家，有时直到深夜。当时二陈在国民党里的派系称为CC系。各省市党部委员，以及教育系统重要人员都是CC。不同系统的人很难立足，所谓蒋家天下陈家党，实有这种情况。陈果夫于1935年做了江苏省政府主席，其派系分子更密布在江苏省的政界中。他们有一个秘密的核心组织，叫诚社，参加的分子有以下诸人：陈果夫（江苏省政府主席）、陈立夫（中央组织委员会主任委员、教育部长）、徐恩曾（中央组织委员会［后称组织部］秘书）、叶秀峰（中央文化事业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余井塘（江苏省民政厅长）、洪兰友（中央组织部秘书）、张厉生（中央组织部部长）、洪陆东（中央委员）、吴保丰（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处长）、张道藩（交通部次长）、方治（中央宣传部部长）、曾养甫（广东省建设厅长）、吴挹峰（中央政治学校校长）、吴开先（上海特别市党部委员）、吴醒亚（上海市社会局长）、潘公展（上海市教育局长）、吴道一（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副处长）。还有李范一（以前曾任江苏省建设厅长）、沈百先（导淮委员会主任委员），也曾参加开会。他们每月开会一次，时间在晚上，地点是常府街18号陈果夫的家里。所讨论的是CC系分工情况，经费分配，以及其他事宜。每次开会，都由陈立夫的私人秘书冯调丞、王守诒（均吴兴人）打电话来通知。徐对二陈之妻也熟悉，有一次瞻国路特务总部游泳池落成，徐曾请陈果夫妻朱明来剪彩开幕。但双方家眷没有来往。因徐妻王书青是非正式结合，陈家看不起她。
与同僚的关系
徐恩曾性情骄傲，与同僚关系不是很好的。张厉生平时以道学自命，因徐行为浪漫，对此常有批评；而徐认为张太古板。徐对叶秀峰亦有意见，说叶琐碎小气。张道藩沉湎酒色，生活荒淫，徐又瞧不起他。洪兰友与徐同任中央组织部秘书，徐认为洪做事拘谨。那时叶楚伧做中央秘书处秘书长，徐说“兰友将来是要继承楚伧先生衣钵的，我是不能”。用意是说洪兰友只是一个秘书人才，自己的才能远胜于他。关系较好的是曾养甫、吴保丰，都是交通大学同学。抗战期内，曾养甫做交通部部长，徐就做他的次长，跟着他跑来跑去，在各地视察。徐与潘公展的关系也很密切。
驾驭特务分子的手腕
徐恩曾领袖欲甚强，对下属很严厉，“既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这就是他对于特务分子的要求。对于能顺从他意见的，表面上很关心，很拉拢，事实上是残酷无情地耗尽下属的精神体力，毫不顾及他们的健康。那时特务分子做工作是不论时间的，有时到晚上还有事。例如在情报课工作的董明炯，一天到晚，埋头在台灯光下编写，因此得了肺病，已经吐过几次血了，徐恩曾还要派他到庐山去传送情报，因此吐血病大发，回家一病不起。端木志也是在同样情况下被弄得筋疲力尽，吐血瘫痪而死亡。周伯良身体很弱，但为徐所信用，做中统总务课长，负责整个经济事宜，工作过重，年少病死。余达也是在同样情况下死去的。我那时既要写信、办收发，又要接电话，从早到晚没有五分钟休息。有时第二天要用的信件，晚上八九点钟才交下办理，只得赶做半夜。每次请客，已经都发好请帖了，到时候还得一个个催请，起码要打十几个电话。交下的零星碎纸都不能丢失，隔了很久时候，忽然又要了，就要马上找出，我常常为此找得汗流浃背。我的痔疮毛病，就是那时候坐得太苦，坐出来的。总之，我为了贪得几个昧心钱，全部时间、精神、体力都为这个特务头子占去了。有一个调查科特务叫叶敷英，因为吸食鸦片，被徐扣押很久。又一个叫胡洪涛，做青浦县警察局长，因小贪污，被徐扣押年余。这些是不经过法律手续的。特务的家属们惧怕徐的恶势力，只有忍气吞声，哀求苦告，不敢有一句怨言。徐对于能力胜过他，或自作聪明、不服从他的特务分子，又是一种对待方法。猜忌性非常厉害。他做调查科科长的时候，手下两个总干事是张冲、濮孟九。张冲系留俄学生，文化高，能力稍胜于徐，不服他的约束；濮孟九是留德学生，徐小时同学，性情软弱，能力较差，一切听命于徐，不敢自作主张。因此，徐对二人的态度，完全不同。对濮亲近信任，自己升任秘书以后，提名他继任调查科科长，自己出外时，公文由他代拆代行。徐对张却加以排挤，不久张被迫脱离了调查科。共产党叛徒顾顺章被捕叛变后，为国民党效力，逮捕了许多共产党员。徐对顾表面拉拢，内心十分猜忌。以后借口顾另搞小组织，将其扣押起来，最后将其枪毙。徐的手段毒辣，于此可见。
会客地点——正元实业社
在南京中山东路305号，高大的中央饭店隔壁，有一个矮矮小小的西式木门，墙外柳枝飘拂，门口挂着一块黑地金字牌子，上写“正元实业社”五字。门内是一幢西式二层楼房，楼下三开间分隔为前后六间，这里就是徐恩曾会客的地点。住有一个特务，负责招待宾客。我初到南京时就干过半年，以后继任的是王阆化、刘德清、黄烈文、王占先。宾客约会，先到此登记，或打电话登记。由徐排定时间，再一一通知。会客时间多在晚上。客人们都在前房等候。徐坐在后面小间内，里面一桌二椅，一张空床，一个茶几，别无他物。客人进内谈话，随手掩门，使外面听不见声音。一个出来，一个再进去，往往直到10点钟以后。徐所坐汽车稍离院门数步，不停在门口，他的保镖站在门后头。来往的人，有各地党务人员、特务分子、小官僚、失业分子，形形色色，多半是徐恩曾的帮凶爪牙。这是一个充满了罪恶的地点。
贪污行为
徐恩曾一向是假作清高，批评别人贪污行为的。下属犯了小贪污，还要受到处分。所以从前我在南京做特务时，对于徐的贪污行为是毫不认识的。经过许多年，我才了解内情：第一，他每月领得大批特务经费，存入银行，所有巨额利息，完全自由使用，不要报销。他做这许多年，究竟贪污了多少，实在是算不清的，只有他亲信的会计们周伯良、章祖模、仝道云等可以知道。第二，他每月薪水名义上是三百元，实际上，他请客可支活动费、交际费；出门旅行可支旅费；房租、家具、水电、汽车，司机、厨子、奶妈，全部都是公费支出，连草纸也是公家买的。还有，他买了枫林邨的地皮，自造洋房。他给姘妇王书元在南京买地皮，造了三层楼的大洋房，一次次开支票给她钱……钱都是哪来的？他在南京开设服装店、皮鞋店、办补习学校，目的都是为了牟利。甚至连小特务的工资，他也不肯放过。他在特务系统内成立一个联谊会，自己做会长，将特务们每月工资扣除百分之二十存储起来，以备有急事时借用。表面上说得很好听，事实上这一笔钱存入银行，所得利息又归他用。他用这笔钱，在中山门外买地皮，在灌云买沙田，名义上说是联谊会的，可是小特务们只听见买田买地，事实上沾不到一点儿光。许家桥联谊邨的房子说是联谊会造的，可是我们那时住在小平房里，每月要付十几元的房租，徐恩曾自己住在大洋房里是不付房租的。他还任用了许多私人，例如他老家的亲戚蔡均平、孙蓉泩、李省吾、费仁基、族妹徐昭颐，都参加了中统。他的姑丈李希声是个酒鬼，徐恩曾派他做国民印务公司的经理，每天喝得醉醺醺的，嘴里胡说乱道，不知讲些什么。王书青的兄弟王书民、妹夫曹景林，这两个人既无文化，又无技能，拿钱不做事，也都派了工作。还有各种贿赂馈赠：西北的皮毛、马匹，四川的银耳、冬虫夏草、织锦被面，湖南的湘绣，江西的精美瓷器，浙江的青田石章、金华火腿、丝绸衣料，福建的漆器，北平的景泰蓝等等，各地特务所送，不知多少。他的中央委员是费尽心机、竞选得来的，用什么方法呢？就是叫他手下的特务季源溥、曹功锦、仝道云等四处活动，用请客、津贴等方式，收买许多党员的选举票。
徐恩曾做了许多年的特务头子，可是他终于在1945年被蒋介石一脚踢开。表面上是自己辞职，其实是被蒋介石所撤职。原因与徐的贪污作风有关，也与军统方面的倾轧有关。徐下台时，痛哭流涕，极为狼狈。徐在解放前远走台湾。
（祝韵雅）
四、手握军政实权的谷正伦
“贵州三谷”
谷正伦是“贵州三谷”之一。所谓“三谷”是指贵州省安顺县的谷正伦、谷正纲、谷正鼎三兄弟。谷正纲曾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社会部部长；谷正鼎曾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部部长。兄弟三人在蒋介石时期的国民政府里风云一时，所以人们以“三谷”称之。
在蒋介石统治大陆时期的政治活动中，谷正伦在谷氏兄弟中最为出色，他无论在中央在地方，都一直掌握着军政实权。谷正伦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炮兵科，是孙中山在东京时期的同盟会会员。辛亥武昌起义，回国参加革命。以后又参加护国、北伐等战役。1928年任首都卫戍副司令，1932年改任宪兵司令兼南京警备司令，1935年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后曾兼鄂、湘、川、黔边区绥靖主任。
谷正伦来甘主政
1940年11月，国民党政府任命谷正伦为甘肃省政府主席，以代朱绍良，朱绍良专任第八战区司令长官。谷正伦于是年12月初来甘，随同来甘的有省政府秘书长王漱芳、民政厅长郑震宇、建设厅长张心一、省府委员赵龙文。当时省政府的组成，除上述四人外，还有教育厅长郑通和、财政厅长陈国梁以及邓宝珊（未到职）、喇世俊、田岜山等几个甘肃籍老委员。在谷的省政府里有两个重要人物，一是王漱芳，一是赵龙文。王与谷为贵州同乡，善文墨，与何应钦有旧；赵龙文是浙江人，与胡宗南关系深。这两人在谷正伦的省政府中，明争暗斗，都想掌握较大的权力，以左右谷。往往互不相让，使谷穷于应付。王漱芳初任省府秘书长，以后又继郑震宇任民政厅长，并兼甘肃省银行董事长。赵龙文以省府委员兼社会处处长，又兼省贸易公司董事长。一个抓金融，一个抓贸易。谷把这两个重要部门委给二人，说明他倚畀之重。1943年王漱芳出巡甘南，在岷县堕马身死，赵龙文继王任了民政厅长。另调丁宜中任省府秘书长，丁亦贵州人。在谷的左右，还有两个为外人不尽知的人：一个是潘锡元，一个是余仲篪。潘原是财政厅长陈国梁的主任秘书，被提拔为省田赋处副处长，以后又兼省平衡物价委员会秘书长（潘以后随谷到贵州省政府任秘书长）。余仲篪是谷的随侍，名义上是省政府视察，无重要职务，但他是谷的耳目，社会上有何情况，他可以随时报告。以后谷派他做了一任县长，算是提拔。王漱芳未死时，颇不喜此人，但因是谷的侍从，也无可如何。
王漱芳之死，谷正伦是伤心的，因王是他邀约而来。来甘后，虽然在某些问题上有争执，有龃龉，但毕竟是他约来的，而且堕马身死，亲老子幼，情况凄惨。所以谷对王的治丧，不惜破格。王是国民党中央委员，因公丧命，谷原是请行政院“公葬”，未获批准。乃由甘肃银行独担了治丧的责任。据说王的在甘治丧和运柩返黔以及抚恤家属等等，开支不小。这费用，都由省银行一次开支了。
朱绍良与谷正伦
朱绍良在甘主军，谷正伦主政。二人在贵州是幼年同学（朱原是福建人，曾随其父宦游到黔，因此与谷同学），而且同在东京留学。三十年代朱绍良先谷主甘。朱治甘的方针，称为“安定中求进步”，他认为“安定方能建设，有建设始能进步”。“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他以这套儒家理论为思想基础，确定他的政策名曰“绥靖政策”。所以表现在政治上四面八方都拉拢，尤其是对当时甘宁青方面的实力人物更是如此。谷正伦来甘后，认为朱的“安定中求进步”是消极政策。乃反过来换一个口号，叫做“进步中求安定”。他到任后首先提出“集中一切力量建设甘肃”，并宣布他的施政三原则：
（一）团结精神，安定地方，集中力量，进谋开拓；
（二）因抗战推进建设，以建设充实抗战；
（三）借助中央，开发地方富源；培养地方，提供抗战需要。
从宣布的口号看，谷比朱“积极”，注意建设，关心民瘼，但谷喜欢粉饰，爱听人说好的，甚至“讳疾”。1945年夏，我在省参议会秘书长任内，因去敦煌考究文物，顺便到河西各县。当我到民勤、民乐县时，适该二县因天旱夏收失收，而征额不减，民情惶骇，县长束手。当时民勤县长姚佑生、民乐县长张声威问我怎么办。我说：“根据法令，查明情况，据实向省府报告。”同时我也电省参议会说明情况，请转咨省政府注意。我认为这样做是完全应该的。哪知谷正伦接到我的电报和各该县县长的报告，认为这是我指使的，在省政府合署办公会上和中山堂周末报告时公开说：“河西本来无灾，而省参议会有人（指我）去，各县也报灾来了。”后来我回兰州去看谷时，看到谷态度有变，我很诧异。以后有人告我，我才知道为什么。有次，省田赋粮食管理处处长吕宗祐谈起此事，并谓谷对我颇有“误会”。我说：“这不是‘误会’与否的问题，你们应该实事求是地去进行一次调查。田禾长在地里，不是一手可以遮盖的！”谷正伦好名心切，喜听好的，遇事往往不实地调查仔细考虑，即喜怒形于辞色。而朱绍良则反是，朱城府很深，外人不易窥察。
平衡物价委员会与中国银行仓库案
抗战中期，物价波动渐大。谷正伦为贯彻他“进步中求安定”的政策，及加强控制物价的工作，乃改组机构，将平衡物价委员会迁入省政府办公，以省政府主席及战区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为正副主任委员。谷正伦兼主任委员，主任委员之下设秘书长，由王漱芳兼任，秘书长领导秘书处及经济纠察队（后改为经济检查队）的工作。另设“平价法庭”，隶属省保安司令部。这些机构，其任务是专管登记、运销货物，查处囤积居奇，审理违反平价案件。委员会的委员，除省政府主管人员外，还包括战区长官部、省党部、民意机关、工商界、金融界、交通运输等各方面的负责人员。甘肃省的平价工作，要谈其经过，还应上溯过去：还在1939年秋，甘肃省政府曾组平价委员会，一度进行调查工作，终以准备不周，阻碍太多，无形搁浅。1940年夏，省政府及战区经委会设平衡物价会议，由司令长官亲任主席，长官部的经委会主任委员及省府秘书长，民、财、建三厅厅长，平衡粮价委员会总干事等六人为委员。甘肃省的平价工作从此开始。
谷正伦来甘后，作了上述改组，并指定三青团所属青年合作社承销平价货物。1941年2月，复令甘肃省贸易公司负责调剂物资盈虚，供应必需物品。但事实上贸易公司并未达成任务。1942年春，复令兰州市商会成立物资管理委员会，集合资金，鼓励集团进货。实施进货平价办法，规定合法利润，奖励商人自货自销，以期疏导货源，达到货畅其流，稳定物价的目的。1942年10月，平价委员会又举办部分物资的“定量分售”（主要是布类），为凭证购销做准备。但实施的范围，仅及于公务人员，大多数人民得不到实惠。
甘肃平价，自1938年至1942年，分四个阶段：即调查登记、平价供销为第一阶段；加强管制机构，成立贸易公司为第二阶段；试办商人自货自销为第三阶段；逐渐实施定量分售为第四阶段。这几个阶段，只是历史过程中几种不同形式。它所起的作用，只能在一定范围一定时间内有一点影响。
1941年夏，兰州曾发生“中国银行仓库囤积案”。这个案子轰动一时，直接与平衡物价有关，其经过情形是这样：
有人报告并根据调查：中国银行仓库中囤积有大量的日用物资及国家规定不许存放的私人物资，但这些物资因在中国银行仓库存放，得到“保险”，无人敢去查问。谷正伦把此案交给经济纠察队先进行查封，然后会同甘宁青监察使署派员检查，并报告了行政院。
银行经营仓库业务，原亦正常，但当时兰州中国银行经理郑相臣，把仓库变为不法商人和公务员变相经商的“防空洞”、“保护伞”。一引进民生日用物资，不应该囤积的，大量囤积起来；一些在法令上不允许私人经营的也放在仓库。囤积的目的，是为了居奇，牟取暴利。所以当时在兰州发“国难财”的人，无不和兰州中国银行仓库有关。这个案子检查的结果，牵涉面很广，有大商人，有化名的公务员，有官员家属。如某人老婆，就化名在仓库存有一批木料。许多化名经商的人也不敢承认。谷正伦处理此案时，把甘宁青监察使高一涵拉进来。高一涵派使署秘书会同工作，意在共同承担责任，防人说闲话。此案处理后，一些发“国难财”的人受到了打击；一些想发“国难财”的人一时只得敛迹。谷正伦并把处理经过在省政府门首公布，一方面以儆效尤，一方面照告公众。而负有包庇责任的兰州中国银行经理郑相臣则被关进保安处监狱。谷正伦在此案以前还将陇西的一个县长黄昕以贪污罪处决。
与参议会的风波
1942年省临时参议会开大会，在开幕式上参议员代表柴若愚致答词。柴是皋兰县人，常下乡，在讲话中指出，皋兰县在办理兵役、地政方面有许多不法行为，并说这些行为简直和“土匪”一样。此话一出，下面有人鼓掌，会场有些骚动。会后，省政府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参议员代表的讲话。据说民政厅长郑震宇很激动（因为县政是民政厅主管的），谷久久不语，铁板着脸，脸色很难看。最后决定，对参议会提出严重抗议，认为参议员代表讲话攻击政府是“土匪”，是对政府的敌对行动，是严重失态；抗议中还提出省政府不出席这次大会作施政报告。这个抗议立即送到省参议会。省政府不出席报告，省参议会变更议程问题不大。但重要的是书面抗议既到了省参议会，省参议会与政府之间关系有些僵化，场面不好收拾。于是甘宁青监察使高一涵又出来调解，他奔走于谷正伦和省参议会之间，往返疏解。最后由高一涵把省政府的书面抗议，从省参议会抽出，退回省政府，算是没有这回事。而后省政府各厅主管人员照常出席省参议会报告。一场风波，就此结束。后来民政厅长郑震宇很不满意这样解决，不久就辞官而走了。
谷正伦在省参议会议长竞选中的态度
1945年秋，甘肃省临时参议会改组，成立正式的省参议会，依法选举议长。张维和李世军都参加竞选，各不相让。这是当时甘肃党团斗争尖锐化的一幕。先是张维想蝉联议长，知道青年团方是他的劲敌，乃约团方负责人寇永吉到五泉图书馆商谈，据张称：“寇当时表示拥护。”不料临选前，团方忽然支持李世军。李本不住兰州，只好临时安排在兰州市，由兰州市参议会选李为省参议员，这就取得了竞选的资格。张维是甘肃地方集团的有力人物（一度兼过甘肃省党部主任委员），在选举中，青年团的人表面上敷衍，骨子里则另是一套。谷正伦作为省主席而又是监选人，在这次颇不寻常而带有戏剧性的争斗中，他的态度举足轻重，他倾向张，还是倾向李，是一个重要问题。谷的民政厅长赵龙文在这次选举中则与青年团全力支持李世军，而且很早就有部署。如在选举前几月把三青团书记长张开选报请行政院发表为参议会秘书长。各县选出的省参议员来兰时，预嘱各该县县长疏通情况，并嘱到兰后，先见民政厅厅长。谷正伦与张维，虽无私人感情，但张在官场久，而且圆通，在甘肃地方势力中，有一定影响。一个时期，省政府每有重大举措，谷常使会计长王廷翰先和张维疏通（因王与张私交深）。如此，省政府的意见，先通过张维做工作，一般可获省参议会参议员的同意。谷权衡比较，认为张可为用。他尽管表面上声明，地方选举他不过问。但投票前夕，张维感觉把握不大，乃托王廷翰访谷求助。谷遂派余仲虎到比较中立的参议员郭福金家中为张维拉票，哪知郭的家中也有青年团的人前去活动，郭一阵儿周旋党方的人，一阵儿周旋团方的人。一个在平时并不为人注意的老头子，一夜间变为双方争取的目标。翌日选举揭晓，李世军以一票之差败北。青年团方的参议员大哗，认为选举有问题，立时退出会场，并派人到重庆向行政院控告。民政厅长赵龙文的如意算盘落了空，遂离兰而去。至于张维，虽然以一票多数获选，但出席的参议员不过半数，正式会议开不成，只得勉强开谈话会。僵持了数天之后，张维又以另一种方式，拉回了一两位参议员，勉强凑足法定人数，方开正式会议。行政院内政部得悉业已开会，也就把此事搁下。以后不久，谷正伦将个别支持张维得力的参议员发表县长以作酬谢。
（权少文）
五、我所了解的谷正纲
谷正纲是蒋介石手下的一员忠诚干将，在他担任第三战区政治部主任和社会部长期间，我两度和他共事，受他领导。现在他在台湾小朝廷里，继陈诚、严家淦之后，成为蒋经国的重要支柱。从我和他过去的交往中，简介其人的一鳞半爪，或亦不无可参考之处。
“谷氏三杰”殊途同归
谷氏三兄弟谷正伦、谷正纲、谷正鼎，是贵州安顺大地主出身，为了保持谷家权势，三兄弟各奔一方，既可相互支持，又不致一败俱败。
在1927年国民党政权奠都南京以后，谷正伦是宪兵司令；谷正纲是国民党改组派的干将，为汪精卫冲锋陷阵，卓著勋劳；谷正鼎打着无产阶级革命的旗号，成为中国托洛茨基派的中坚，三兄弟各显神通，倒也渐露头角。
在十年国内战争之后，经过西安事变，蒋介石被迫同意停止内战，共同抗日。
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谷正鼎与其好友任卓宣（叶青）摇身一变，成为国民党的理论权威，登上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部长的宝座。而谷正纲则被蒋从改组派的队伍里拉出来，委以第三战区政治部中将主任要职，既削弱了汪派实力，又为蒋介石如虎添翼。于是，“谷氏三杰”殊途同归，统成新贵，而谷正纲尤称“谷氏三杰”中之“佼佼”者。
卖身投靠，谷正纲初露锋芒
1938年上半年，南京沦陷之后，武汉成为临时政治中心，这座历史名城，曾经是辛亥革命的摇篮。当时大敌当前，山河破碎，三山五岳的英雄、各党各派的首要，乃至工商巨子、地主老财、爱国青年、知识分子，从四面八方潮涌而来，整个社会出现混乱、彷徨，也蕴藏勃勃生机。
南京政府从石头城仓皇溃退，到此收集残余，重整旗鼓，提出誓死保卫大武汉的口号，决黄河花园口之蚀流，名为堵日军西进，实则民众遭殃。广大公教人员、知识青年，自寻出路，尤其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涌来大批知青，要求前往延安。这一苗头，引起国民党的高度警惕，采取各种措施，和共产党争夺青年一代。于是陈诚以军事委员会的名义，成立战时干部训练团，由一团发展到九团；陈立夫的教育部，也大量收容流亡教育工作者，成立教育工作团；又在湘鄂及西南各省市广设临时中学，收容流亡师生，广大中小学校，普设助学金，供应流亡和贫寒学生生活费用。
当年笔者任江阴县教育局长，江阴沦陷后，辗转流亡武汉，立即投奔江苏三老黄炎培、江恒源、冷遹主持的“江苏省失业青年救济委员会”工作。该会由三老向江苏省教育厅长周佛海、财政厅长赵棣华，在江苏教育经费内拨六万元，作为救助江苏失业青年之用。
自从第五战区李宗仁部队从徐州突围，日军逐步西侵，武汉形势日见紧张。三老看到消极救济，终非长远之计，一次，邀集江苏流亡上层人士，召开座谈会，研究救济互助之道。在发言热烈之时，忽然半腰里杀出一个程咬金，对会众当头一棒，弄得大家晕头转向。原来是我多年不见的小同乡罗青，登上讲坛，对大家发了一通议论，大意是：父老兄弟们！你们都是江苏的士大夫阶级，人伦表率，众望所归，在此狼烟遍地、国破家亡的时候，不思奋发图强，竟然安坐论道，侈谈自救，怎能对得起哺育我们的祖国和人民？皮之不存，毛将安附！国土虽大，岂容强寇继续侵吞！朋友们！是起来的时候了。他的话真是掷地有声，使与会者哑口无言，相顾失色。他的话警醒了我继续西逃的迷梦，建议三老组织“江苏青年战地服务团”，打回老家去，得到三老的大力支持，推我和陈子鸣分任该团正副领队。这个服务团是由陕北公学学习归来的学员，第五战区徐州突围出来的民先队员和流亡武汉的江苏青年，对宣传有一技之长者合并组成。经三老征得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的同意，复电嘱与第三战区政治部主任谷正纲同去战区。
当时，在国共合作的新形势下，建立了以陈诚、周恩来为首的军委会政治部，郭沫若任第三厅厅长，掌握宣教工作。各级军事组织，分别成立政治部。谷正纲出任第三战区政治部主任，传闻系由军统别动队负责人康泽（兆民）向蒋推荐的，旨在削弱改组派、加强蒋的反共势力，这是谷正纲投靠的开始。
是年6月，谷正纲率领他的三战区政治部班底李俊龙、陈烈、谢一中等，加上“江苏青年战地服务团”全体成员五十余人，由武汉乘专轮直放九江，登岸后，改乘南浔铁路最后一次班车到达南昌，南浔铁路随后就拆毁了。途中，谷正纲对我们服务团团员关怀备至，亲切交谈，有时，亲自帮团员搬运行李。团员们对这位中将大员如此纡尊降贵，接近群众，深具好感。
一次，在一个大雨滂沱的深夜，谷正纲找我到他的寓所洪都饭店去谈话。他问起我的经历和政治信仰，我告诉他，从1927年加入国民党，做过文教和省、县党务工作，最后是江阴县教育局长，一直是孙中山先生忠实信徒。接着他就责问我，既是国民党员，为什么带来这么多过激青年？我坦率地回答他：“现在不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吗？中央既然容纳周恩来、郭沫若参加军委会政治部领导工作，我选拔‘江苏青年战地服务团’，团员的标准是坚决抗日，不怕牺牲，对文艺宣传有一技之长者，这又有什么不对呢？”谷氏语塞，可是次日仍然收缴了我的领导符号，改派他的中央政校毕业生叶昌明为“江苏青年战地服务团”领队，从而暴露了他破坏国共合作的面目。
是年9月，第三战区挺进第一纵队成立政治部，调谢一中为该政治部主任，派我为该部秘书，乃随谢一中、萧辅之、郭向阳、张锡九、王宝华、蒋开赓暨部分政工人员，同往浙西建德、昌化、余杭、安吉一带阵地开展工作。
1939年春，我同谢一中和一副官汪某经莫干山潜入杭嘉湖敌后地区，到达邻近嘉兴之乌镇，视察朱希部队，次晨突遭敌伪军多路围攻，水有敌舰，空有敌机，形势非常危急。幸赖该部刘团苦战一昼夜，乃是向德清县境内突围。旬余，三人始化装返回天目山根据地，从而认清这些部队，脱离群众，扰民有余，以言抗日，当待加强整训。
同年夏秋间，部队调桐庐柴家一带整训，实则在战区政治部及其所辖特务专员张超指使下，加紧清洗进步分子。挺进纵队政治部日文秘书温钊宝、宣传科长陈子鸣、科员李文烈先后被捕，温、陈惨遭毒刑，供认参加地下活动，因他们与我平时过从较密，遂加我以叛“党”罪嫌，停职审查。谢一中为扩大反共战果，迫使温、陈等供我同谋，于是报经谷正纲批准，将我逮捕押上饶集中营，因那时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及其所属机构已由皖南迁来江西上饶，以远离前线，确保安全。同时，掀起新的反共高潮。
我被关押的囚房，是由庙宇改建，若干进步人士和爱国青年，正在此度着暗无天日的囚徒生活。以与我同室拘留的经济学家吴大琨为例，他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曾任英士大学教授，当时他出于爱国热忱，代表上海地方协会，甘冒生命危险，偷渡敌我中间区来我前线，慰劳抗日将士，因他曾赴新四军劳军，遂被拘留审查。抗日有罪，竟见于抗日前线。
在我来三战区一年多的经历中，目睹谷正纲秉承蒋介石的意旨，破坏二次国共合作，阴谋反共，越演越烈的种种事实，这众多受难的囚徒，就是历史的见证。
当我被押上饶的时候，我爱人杨谨修亲赴屯溪找战区政治部视导陈斯白，又回上饶找战区军法执行监倪弼进行营救。由于案情公开，谢一中邀功陷害的阴谋败露，我才获保脱险，而谢一中则晋升为挺进第一纵队司令，以资激励。
当我离开第三战区时，谷假惺惺地对我说：“委屈你了，你愿到哪里，我可给你调动工作。”我满怀激愤地对他说：“我为抗日而来，没有战死战场，却几乎坏在自己人手里，谢谢你的好意，再会吧！先生！”
我从那里走向湘中蓝田（现为涟源县）国立师范学院教书，入山唯恐不深了。
“安内”有功，青云直上
谷正纲任第三战区政治部主任的两年中，破坏两党合作、共同抗日的政策，坚持反共，成绩卓著，受到蒋介石的赞赏。1940年，谷正纲应召赴重庆晋见蒋介石，慰勉有加，赏赐法币三千元，以慰辛劳。同时，调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社会部长，成为内阁成员之一。谷氏从此益矢忠诚，肝脑涂地，以报效蒋介石。
社会部在行政院所属部会中是一个可怜的小部，除将合作事业管理局划归该部所管辖，实际仍保持其独立性外，部内仅设三司，即陆京士主持的民众组织训练司和由谢征孚任司长的社会福利司，以及管后勤的总务司，司长由原三战区政治部总务组长陈烈担任。还有秘书、参事、视导、会计、统计、人事各室，全部职工不足五百人。
在这三司中，组训司长陆京士是受CC头子陈立夫直接指挥的，该司人事调配、业务安排，部长只能签字划行，事实上是针插不进、水泼不入的部中之部。谷有时也想在该司掺沙子，安插人进去，例如对该司商人科长，起初派翟鲸身，后来派汪度担任，都是不久就被排挤出去，因为这个司另有其帮派和特务组织体系，是不容外人染指的。
谷所能直接掌握的社会行政业务，仅有一个社会福利司。谷是崇尚专家政治的，特向立法院孙科院长那儿，请来社会学教授谢征孚任司长，该司设计社会保险、工人福利、社会服务、职业介绍、社会救济、儿童福利六个科。谷的主要精力都花在社会福利司各科业务发展上。在各地办了一些示范性的社会福利设施，如重庆工人福利社，重庆、衡阳、兰州社会服务处，各处均附设职业介绍所。还有重庆实验救济院、北碚儿童保育院等等，为社会部的存在大做广告。
社会部是由三驾马车领导的：部长谷正纲是蒋介石的干将，刚强粗犷，猛拓猛冲；政务次长洪兰友，为二陈密友，CC中坚，貌似温文，胸怀韬略；常务次长黄伯度乃政学系许世英的幕僚长，则笔随意转，望风使舵。这几位领导，都是政坛老手，沙场健将，虽各具特性，风格悬殊，却也刚柔相济，运转自如，因而社会部在这三驾马车领导下，演出许多精彩的戏文，在中央各部会中，独树一帜，直演到金陵梦醒。
笔者于1940年，通过高等文官考试及格，调中央政治学校高等科培训半年后，由国民政府分派社会部任用。我们这些考试及格人员，认为靠自己寒窗苦学，猎取功名，没有裙带关系，没有权贵靠山，自命清高，精通业务，置身于政海明争暗斗之外，不随主官进退。在考试院领导下，组成考政学会，增进团结，相互支持。由于高考人员分发后，即以“荐任”官（县长级）任用，人数年年增加，工作勤勤恳恳，态度不卑不亢，随着年资的加深逐步升迁，因此，这些高考及格人员逐渐成为部会工作人员的中坚（这是离开主题的漫话，说明在旧政权中，高考及格人员的地位、风貌、特征作为史料，附着一笔）。可是我这次被分派到社会部，再度与谷正纲共事，真可谓冤家路窄，莫可奈何。为了明哲保身，我自请派到社会救济科从事救死扶伤的慈善事业，后满足了我的心愿。所以自始至终，我全心全意地投入救济工作。于是由副科长、科长、专门委员任到首都实验救济院长、简任视导等职，直到南京解放。
从工人运动和难民救济起家
谷正纲从他担任社会部长到南京解放，前后达十年，在蒋政权派系纷争，阁员调动有如走马灯的情况下，谷氏部长宝座，独能安如磐石，无人取代，其故安在？这固由于谷氏对蒋的无限忠诚，受到蒋的信任；也由于他在处理社会行政事务中能摸清时代脉搏，抓住主要社会问题大刀阔斧地解决，其他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关系蒋政权安危的最大社会问题，莫过于工人问题和难民问题能否顺利解决，谷氏对此给予足够的重视，做出巨大的努力。
在工人运动方面，谁掌握了运动的领导权谁就对政权取得了有效的控制，这是国共两党长期争夺的焦点。社会部民众组织训练司司长陆京士，上海邮电工会出身，具备青帮和中统特务双重身份和组织经验。他创办了“中国工人福利会”这样一个特务外围组织，诱使工人参加，从而控制黄色工会，与地下党领导的工人运动进行尖锐的斗争。组训司每年选派数十人为工运指导专员，派赴全国各重要工人集中地区，切实控制黄色工会的活动，破坏地下党的工人革命运动。例如上海电厂王孝和烈士的牺牲，就是他们一手策划的。在社会部主办工运行政事务的，就是工人科长彭利人。由于这一工作对外是保密的，详情非局外人所得而知，笔者是以旁观所得，述其梗概。
至于难民问题，是当时动乱社会的特产。在八年抗战期间，强邻压境，兽蹄遍野，官贪吏酷，敲骨吸髓；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千里迁徙，流离失所。如何抚楫流止，救民水火，不光是当政的职责，亦为巩固政权、夺取胜利所必需。谷正纲对此一直给予足够的重视。虽然难民救济另有专管机构，最初是以许世英为代委员长的“赈济委员会”，在赈济委员会撤销以后，又新建了以蒋廷黻为首的“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行总”），而社会部的职掌，仅仅是经常救济。另对各地救济院、养老院、育婴堂的监督，和私人慈善事业如××善堂或“慈善山庄”等的立案等等。而谷正纲却抓住一切难民救济机会不放，最后取而代之。
重庆是陪都所在，是军政中心，日本帝国主义者为迫使蒋介石投降，经常派飞机来重庆轰炸。防空部门，一闻敌机入境，立即发出空袭警报，全市军民随即进入防空洞，待警报解除，方能出洞进行正常活动。有时敌机派出小队轮番轰炸，即所谓“疲劳轰炸”迫使全市陷入瘫痪。谷正纲适应战时防空需要，联合军警、消防、救护、赈济等单位，成立“重庆空袭服务总队”，一旦敌机离境，立即驱车驰往出事地点，进行抢救。重庆民房多为板木结构，易肇火灾，而山城取水不易，施救为难。是以空袭服务总队出色的活动，受到各方好评，并为蒋介石所赞赏。
但谷正纲在空袭服务上也曾受过挫折，一次敌机投弹，这时，校场口下一个防空洞，由于洞长人多，通风不良，严重缺氧，以致造成窒息死亡万人的惨剧，哄传中外。为了追究肇事责任，在国务会议上展开一场争吵，重庆卫戍司令刘峙，为了掩盖他在战备工事上的失职，抢先把这个责任推到空袭服务总队长谷正纲的头上。谷也不顾阁员的尊严，指着刘峙的鼻子吼道：“你身为卫戍司令，战备不修，施工草率，造成如此空前的惨剧！如果认为这件事是我的责任，可以把我谷正纲的脑壳砍下来，给你刘峙做尿壶。”当然，死去的人是不会喊冤，活着的大员们也未有谁被砍去脑壳。不过为了亡羊补牢，有些防空洞的上空，确实开凿了一些透气井，为生者造福。
1942年，重庆南岸难民近万人，在周行领导下，向社会部和国民政府请愿救济。谷正纲会同重庆卫戍司令部逮捕了周行，派救济科长率领工作队会同赈济委员会，把这些难民调查编组，发放急赈，分批遣送到川东涪陵、长寿一带安置，消除了陪都一个隐患。这件事是蒋的手令交社会部主办的。
1943年，日军沿湘黔铁路线，千里奔袭，直落贵州之独山，如入无人之境，大批难民攀辕卧辙，企图搭乘火车逃命。日军铁蹄所至，如虎入羊群，死亡枕藉，交通阻塞，陷于瘫痪，增援部队无法顺利调防。朝野惶惶，山城震惊，蒋介石手令谷正纲驰往贵阳救济难民，恢复交通和社会秩序，谷在贵阳设所收容难民近十万，人心稍安，为阻止日军继续北上创造了条件。自此以后，赈济委员会宣告结束，所有业务分到社会部和“行总”办理。而日军的突然袭击，孤军深入千余里，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也充分暴露出国统区在国难当头，文恬武嬉、腐败无能的亡国景象。重庆市民看到达官贵人、富商大贾们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荒淫无耻的生活，莫不相顾叹息曰“中国不亡，是无天理”，大有“时日昌丧，与汝偕亡”之叹。如此社会，又岂一二谷正纲所能为力？
1945年日本投降后，为帮助重庆无力返乡的难民返回故土，社会部举办重庆返乡难民调查登记，共达五万余人，会同“行总”分期分批地将这些难民免费遣送回籍。
1946年，中共军队自苏北撤往鲁南，社会部会同江苏省政府，成立苏北难民救济会，对共军撤出地区进行救济，以收揽人心。因所费救济事务费用仅及救济费的百分之一，而“行总”所花费救济事务费及在救济费内开支的职工生活费，竟占救济金额百分之三十，于是成为攻击“行总”的口实，最后撤销“行总”。其未了事务，统交社会部办理。至此，救济大权，统一于社会部。
谷正纲由于掌握了工运和难民救济两大利器，为巩固蒋政权作出了贡献，也成为他平步青云的政治资本。
谷正纲的智囊团及其登龙术
谷正纲早年跟汪精卫办党发迹，对宣传鼓动、搞群众运动是行家里手。对社会科学和当代社会问题，可能知之不多。自从当了社会部长，崇尚专家政治，如延请燕大教授司徒雷登的得意门生张鸿钧接任社会福利司长，复旦大学社会学教授郑若谷为参事兼社会工作人员、训练班教育长，聘张天宪为工矿检察室主任，喻兆明搞职业介绍等。另外聘请全国各大学社会学系知名学者如李达、孙本文（中央大学）、陈文仙（金陵大学）、言心哲（复旦大学）、费孝通（北大）、熊芷、吴榆珍（金女大）、凌宪扬（沪江大学校长）、潘光旦（西南联大）、陈凌云等数十人为计划委员，每年召开计划委员会，研究专门问题，起草重要法案，把资本主义国家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应用于中国。这些专家学者成为谷的顾问和参谋，这就是谷的智囊团。重要措施有：
一、按照物价指数调整工资。在蒋政权恶性通货膨胀影响下，人民苦于物价飞涨，入不敷出，依靠工资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者，均无法生活。谷正纲根据专家建议，每月按照物价指数调整工资，报请行政院通令全国执行。物价指数，是由社会部统计室派员常往全国重要城市，调查统计主要生活物资价格，综合编制而成。虽每月调查后的工资远远落后于现实，但总算能够按照物价的增长而有所提高，在吃不饱、饿不死的情况下，勉强度日，减轻了对国民党政权的压力。
二、检查工矿生产的安全卫生，保障工人的生命与健康。这些办法，对增加生产、缓和工人对抗情绪都是有利的。在旧中国，国营企业的官僚主义、资本家的唯利是图，都成为实行文明生产的障碍。社会部成立不久，即设“工矿检查室”（后扩大为“处”）聘请专家主其事，招考大学社会学系毕业生，在社会工作人员训练班开设工矿检查组，实施专业训练，然后派往重要厂矿为检查员，执行检查行务。在那个视工人如牛马的旧社会，实行工矿安全卫生检查，不能不认为是可取的。
三、起草社会保险法，筹设社会保险局。在旧中国工人生活毫无保障，不光影响生产发展，而且成为工人革命的动力。社会部参照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社会保险制度，在工人工资内每月提存百分之一，另由资方提存同等金额，专款存储，作为社会保险基金，以解决职工生、老、病、伤、死等费用。社会保险法的通过和社会保险局的筹备都是为了欺骗工人，缓和阶级矛盾，这是作为与无产阶级争夺工人的法宝而来的。可是未及实施，国民党就垮台了。
四、提倡责任救济，改进社会救济设施。根据《礼运大同篇》的精神，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残者皆有所养”，认为有一夫不得其所，都应由政府负责，提出以“责任救济”作为起草“社会救济法”的立法原则。改变过去办救济是慈善事业的恩赐观点，表面上是一大进步，在社会救济法完成立法程序，正式公布之后，社会部曾大吹大擂加以宣传，好像此法一经公布，再不会发现一个乞丐了。这真是一个弥天大谎，是无法实现的梦呓而已。
五、大力举办社会福利事业，进行示范推广。为了筹办新型社会福利事业，便于发扬推广，谷正纲不惜重资，在重庆、南京、上海等地延聘专业人员，筹办社会福利事业。如重庆、南京实验救济院，南京、上海社会服务处，南京儿童福利实验区，南京伤残重建医院，上海聋哑教养院，上海职业介绍所等等。选址务求适中，建筑讲求气魄，设备考究新颖，人员大都选用社会学系毕业生或在社会工作人员训练班受过专门训练者，俾能在业务上有所创新，便于推广。这种举办社会福利事业的创意，用形象宣传的办法，作为样板推行，亦属谷氏一大创造。
以上所举数例，均系谷氏根据其智囊团的建议，作为新政策推行。但在旧社会，客观的实际困难，是不可能仅靠主观的善良愿望而期于完善解决的。此外，谷氏在作风上敢打敢冲、一往无前，似有用不完的精力。他对人坦率，生活简朴，遵守纪律，公私分明。他每天准时上班，而耽于夜生活的洪、黄两次长永难做到。办事当机立断，殊少拖拉，每晚处理完公事才离去。他这些作风，都成为他飞黄腾达的资本，亦可谓登龙有术矣。
转瞬消逝的海市蜃楼
谷正纲治理社会部的理想，经过十载经营，艰苦奋斗，终于1948年通过了《社会部组织法》，把原仅三司一局的小部，扩大为三司：民众社会保险司、劳工司、合作事业管理司；二所：秘书所、人事所；三处：统计处、会计处、工矿检查处，以及视导、人事若干室的泱泱大部，实现他梦寐以求的多年理想。
谷氏修改社会部组织法的要求，为什么能按照他个人的意图，在立法院顺利通过呢？这要从国民党政权框行的民主政治说起。
蒋介石为了披上民主的外衣，掩盖其法西斯统治的实质，按照宪法规定，选举产生立法委员。这些立委是从区域选举和职业选举两方面产生的，社会部是全国农、工、商、教、妇女和自由职业等社团的最高管理监督机构，从职业社团选举产生的立委，首先要得到谷正纲的支持，所以谷能对他们施加影响，由参事兼立委的郑若谷出面联系，故能无往而不胜。
可是好景不长，当《社会部组织法》修正案经立法院三读通过，国民政府正式公布后，许多人欢欣鼓舞，弹冠相庆，准备升官晋爵的时候，在东北、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相继惨败，国民党政权濒临覆灭的边缘，社会部这个美好前景，有如海市蜃楼，迅速归于幻灭。
1949年春，李宗仁任代理总统，实行精兵简政，迁都广州；进行假和谈，真备战，企图与共产党隔江分治。社会部并入以李汉魂为部长的内政部，所有社会行政业务，归并为社会、劳工、合作三司，以张翼鸿、彭利人、陈岩松为司长，移交内政部。后因李汉魂企图吞吃社会部特遣员工遣散费，经张会同特遣员工迫使李汉魂将遣散费交出，社会司长改由陈盛兰继任，不久随国民党政权在全国的覆灭，谷正纲的所谓社会理想也无影无踪了。
衣带渐宽终不悔，“戡乱大业”成虚话
谷正纲抱着孤臣孽子之心，充当蒋介石“戡乱大业”的急先锋。大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势。
1947年，在苏北难民救济会议结束之后，谷正纲建立了一个“绥靖区难民急赈总队”，自任总队长，调郑若谷、张翼鸿为副总干事，规划和执行绥靖区的难民急赈工作。
1948年初，组织以国防部长白崇禧为首，社会部长谷正纲、新闻局长邓文仪为副的“行政院绥靖区政务视察团”，有关部会各派代表二人为团员。社会部代表由张翼鸿、彭利人担任。白崇禧、谷正纲率领第一分团到平、津、冀、热、绥视察，邓文仪率第二分团到晋、鲁、豫视察。这是暴风雨来之前，所进行的一次全面检查与整备。
最值得回忆的是白崇禧在傅作义招待视察团宴会上的一次坦率的讲话。
我们第一分团到达北平之后，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在中南海怀仁堂设宴招待视察团全体成员，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和白崇禧、谷正纲均在座。在傅作义致欢迎词后，白崇禧即席讲话，大意是：有人称（指蒋介石、陈诚）三个月可以消灭共产党，统一全中国，真是狂妄之至。共产党兵强马壮，内有群众基础，外有国际援助，岂容轻敌；而我们则分崩离析，同床异梦。北平行营李主任，看来声势煊赫，实则调不动任何部队，包括他自己的卫队。华北“剿总”傅总司令，拥有三十万能征惯战之士，可是装备陈旧，粮饷不足，欲战不能，那些中央嫡系部队，很少实战经验，都一律美式装备，养尊处优，气势凌人，以如此骄兵悍将，应付强大的共军，安得不败？白的讲话，使在座者产生思想上的共鸣。
随后谷正纲带领我们到冀东之丰润、滦县、唐山、天津视察，接着经通县、密云到热河省会承德，到处呈现内战严重的创伤，我们到达北平东北几十里的通县一带，都要用铁甲车护卫，沿途电线杆高仅数尺，因夜间被八路军破坏，白天又由“国军”修复，以致电线杆越切越短。至于拉翻的铁轨，炸毁的桥基，无烟的烟囱，荒芜的田园，到处呈现一片荒凉景象。
我们这些视察团的成员，各自结合所代表部会的业务，向省、市政府布置一些应急措施。例如社会部代表，在所经省市建立难民急赈机构，拨发救济款物，制订应急措施，交各省、市届时执行。究竟能起一些什么作用，谁也心中无数。
1949年初，谷正纲在部长接待室召集科长以上人员座谈会，谷在分析了当前形势之后，提出了成立“青年反共救国团”，准备长期作战的方案，与会者面面相觑，相对无言。经重庆市社会局长包华国出面打了一个圆场。他说：部长的提议很重要，值得大家郑重考虑，认真对待。可是大家对此还没有思想准备，是不是今天先开一个头，让大家好好想一想，下次再继续讨论。这样便散会了。以后是不是开过会，我就不得而知了。
在社会部撤并以后，谷正纲到了汤恩伯京沪卫戍总司令部担任该部政务委员会主席。听说是为了执行一项伟大的战略任务，就是坚守上海，挑动帝国主义进行干涉，从而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达到借外力以复国的目的。
上海在汤、谷暴力控制下，疯狂镇压进步人士，封闭大专院校，禁止学生运动，控制战略物资，实行物价全面管制和通宵戒严，搞得天怒人怨，舆论哗然。
谷正纲为了加强政委会的活动，因该会秘书长是由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方治兼任的，事实上形同虚设，无人负责。谷氏准备一名副秘书长，曾先后征询杨放、郑若谷、张翼鸿等人的意见，担任副秘书长的职务，带一批人进去，帮他发展工作。这些人都没有接受他的邀请，张还对谷的行为，反映群众对他不满的舆论，请他悬崖勒马。谷氏勃然大怒，他说：“国事糟到如此地步，你们袖手旁观，还要妄加诋毁，真是岂有此理。”杨放闻之，叹息说道：“此人刚愎自用，不纳忠言，而且心狠手辣反目无情，还是少说为佳。”以后有些人便对他逐渐疏远了。谷氏的“伟大”战略行动，亦终成泡影。
（张翼鸿）
六、复兴社的建立及其骨干
酝酿期的情况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国内形势的发展，震撼了蒋介石反动政权的基础，全国工人、农民、学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爱国运动。国民党反动派各地的省市党部被包围，人员被殴打。同年10月底和11月初，爱国学生到南京向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请愿，要求对日宣战。蒋介石利用蔡元培这块老招牌，叫他出来应付学生，蔡也被打了。蒋介石到他的国民政府去，也被请愿的学生包围，不能脱身，逼得没有办法了，才出来对学生讲话。他急中生智，装腔作势地满口抗日，说马上发枪给学生，要学生受军训，把孝陵卫马牧集的营房腾出来给学生住，叫学生到那里去报到，总算用这个办法解了围。但这是一时的欺骗应付，稳定不了整个动荡的形势。在当时的情形之下，他不得不把屠刀暂时放下，把“剿匪”的军事行动停止下来，把反共的口号收藏起来。我那时任陆海空军总司令部政治训练处的“剿匪”宣传大队第一大队长，也跟着这形势结束了。
这时的蒋介石，坐在国民政府主席的宝座上感到惶惶不安，处心积虑，苦心焦思。当然他所考虑的不是怎样去抗日，而是想搞一个什么新的东西出来，加强他的国家机器，实行更凶恶的统治，把已经动摇了的政权再巩固下来。他想学习、运用苏联对反革命作斗争的组织形式——“格柏乌”（政治保卫局）来为他的反革命目的服务。但他有一个特点，即在某些重大问题上不直接命令他的爪牙照他的意思去办，而用冷酷骂人的方式，逼着他们揣度他的心理，想出办法来迎合他的意图。这次就是这样。大概在这一年（1931年）的11月初，他在南京召集了贺衷寒、桂永清、萧赞育、周复、滕杰、郑介民、邱开基、戴笠和我约十来个人（邓文仪那时是蒋的侍从秘书，每次开会，都是他担任记录）开会。在会上，开头是他讲话，装出很难过的样子说：“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压迫我们，共产党又这么捣乱，我们党的精神完全没有了，弄得各地的省市党部被包围的被包围，被打的被打，甚至南京的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都被包围；我们的党一点力量没有，我们的革命一定要失败！我的好学生都死了，你们这些又不中用，我们的革命就要失败了……”他讲完之后，没有要到会的人发言，这些人也不知说什么好。他讲完了，会就散了。会虽散了，而事情还只是刚露一点头，以后怎么办呢？第二天贺衷寒就把我们这些“不中用”的学生约到他的家里去谈。大家七嘴八舌地说，老头子（蒋介石）对时局感到很困难，我们要体会老头子的意思。怎样体会他的意思，怎样采取具体的行动，说来说去，还是个无头案。过了两三天，蒋介石又召集这些人去开会，又把上次讲过的话，原样重复一遍，没有增加什么，也没有减少什么，又是有“会”无“议”地他讲完了就散会了。贺衷寒又把这些人约到他家里再谈，这次才谈出来一点头绪，就是大家都认为“要组织起来”。三四天之后，蒋介石第三次叫这些人去开会，讲的还是前两次的那些话，不同的是在最后加重语气地骂：“我的好学生都死光了，你们这些又不中用！”这时贺衷寒立起，如丧考妣，泪流满面地说：“时局虽然很困难，只要我们能团结（这是根据在他家里谈的“要组织起来”的意思说的），还是有办法的。”这时蒋介石感到这些“不中用”的学生，还是有点用，有点门道，就一面骂，一面顺水推舟地再往下逼，并露出了自己的一点点意图说：“你们怎样能团结得起来？今天团结，明天就要闹意见，好吧，你们试试也可以。我想：我们要有像苏联的那种‘格柏乌’的组织就好了。我们今天的力量是够的。”这时，我也立起来说：“就我所知，苏联的‘格柏乌’是它政府的一部分，是挑选最忠实最干练的党员去组织的，在各地还受它的党的监督。”蒋介石不再骂了，只是叮嘱了一句：“你们慢慢地去研究吧。”就结束了这次的会。于是贺家的第三次座谈开始了，研究怎样组织起来。大家对用什么名称、用什么政治纲领、用什么组织原则几个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没有产生具体的东西。以后又连续开过几次会，还是没有结果。不久（1931年12月初），蒋介石在国内外形势的逼迫之下，离开了“主席”的宅座宣布下野了。在蒋介石下野以后，曾扩情在南京“浣花菜馆”请这班人（即叫去开会的十来个人）晚餐，另外还请了甘国勋、潘佑强、酆悌等共两桌人。大家一面吃饭，一面谈论怎样“组织起来”的问题。正在吃和谈的过程中，突然出现了一个不速之客——胡宗南，由西北到奉化去，路过南京，闻风而来。此时大家欢迎他参加，并请他发言。他提出意见说：“同学们要团结，这问题很急切，老是这样谈，时间已经过去很多了，要推举几个人负责筹备。”大家同意了他的意见。他就立即推举了贺衷寒、酆悌、滕杰、周复和我五个人负责筹备，大家也无异议。他说完后，就退席了。过了一天开筹备会，决定由贺衷寒起草章程，我起草纪律条例。在这期间，又陆续增加了一些人，如彭孟缉、杜心如、娄绍恺、赵范生等。至此，参加这个活动的共约三十人。
蒋介石的下野，并不是甘心滚下政治舞台，而是以此作掩护，想在风浪中创造更安全的上台的条件。事实正是这样，在下野期间，他和汪精卫勾结好了，由汪出来当行政院长，负责政治；成立一个军事委员会，他当委员长，负责军事；把林森抬出来做傀儡主席。这样，责任由大家来分担，而实权还是由他掌握。其目的在于减低目标，以便渡过风险。布置妥当以后，1932年2月蒋介石宣布复职，当了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
复职之后的蒋介石，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搞那个“组织”。他把他和他的反动政权的安危的赌注就押在这一点上。因此复职之后，他立刻又召集这班“不中用”的学生开会，问他们对这个“组织”开会研究过没有。回答是：开过会，并推举了五个人筹备。这时贺衷寒就把他起草的章程，我把我起草的纪律条例交给他看。他都收起来了。关于组织的名称有两个：贺衷寒主张用“力行社”，我主张用“复兴社”，而酆悌自己又另外搞了一个东西，名称叫“救亡社”，单独地献呈蒋介石。蒋以他不是起草人，交我们作参考。以后蒋又召集了一个会，在这个会上他做了这样的决定：名称就用“复兴社”，社章和纪律条例都可以。
社章的内容，我记不起了，没有什么很特殊的地方，主要的是：
一、本社定名为“中华复兴社”。
二、本社以团结忠勇爱国（爱国二字记不准确）的青年复兴中华民族为宗旨。
三、本社以蒋中正先生为社长。
四、凡中华民国之青年，年满十六岁以上，经社员两人之介绍，小组通过，社长批准（以后改为分社的批准），举行入社宣誓后，得为本社社员。
誓词也是一般性的，大意如下：“余誓以至诚遵守本社社章，服从社长命令，保持本社秘密。如违誓言，愿受极刑，谨誓。”
纪律条例的主要内容是：
一、不得违抗命令。
二、不得有小组织。
三、不得泄露秘密。
四、不得倾陷同志。
违犯以上四条之一者，处以极刑。
五、不得贪赃纳贿。
六、不得狂嫖滥赌。
七、不得娶妾。
违犯以上三条之一者，视情节轻重，处以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
蒋介石复职后第二次或第三次召集这些人开会时，拿出一张纸条，写有四句话：“驱逐倭寇、复兴中华、平均地权、完成革命”，并说：“你们把这四句拿去做纲领好不好？”这些人当然奉命唯谨，齐声回答说：“好。”以后对这四句话，既不敢增一词，也不敢减一字，永远就是这四句空话了。
以上是1931年11月初到1932年2月底的情况。事情发展到这个时候，用什么名义的问题，用什么政治纲领的问题，用什么组织原则的问题，都初步地解决了。蒋介石腹中的法西斯胎儿已具眉目，只等呱呱坠地了。
成立时的情况
1932年3月初的一天，蒋介石在南京“励志社”召集所有经他批准参加这个法西斯组织的人（贺衷寒、酆悌、桂永清、滕杰、周复、甘国勋、赵范生、杜心如、彭孟缉、娄绍恺、骆德荣、张元良、任觉五、叶维、戴笠、郑介民、邓文仪、邱开基、梁干乔、侯志明等约四十人）开大会，蒋介石自己是当然主席。当会议正要开始的时候，来了一个有趣的插曲，就是黄埔第一期的冷欣，他在陆大读书，不知从哪里听到了风声，不揣冒昧地一口气跑来参加大会。刚一进门，被蒋介石看见了，他马上跑下主席台来，把冷欣向门外推，连说：“这个地方没有你，这个地方没有你。”蒋介石把这个不速之客撵走，紧闭大门以后，才又回到主席台来，主持大会的进行。他首先宣布复兴社今天正式成立，接着讲了一段话，原词记不清了，大意是鼓励大会的参加者今后要一心一德好好地把这个组织发展起来。之后，进行选举（蒋介石是“真命”社长，大会选举权不适用于他），选举了以下的一些负责人：
一、复兴社中央干事九人：贺衷寒、酆悌、滕杰、周复、康泽、桂永清、潘佑强、郑介民、邱开基。候补干事三人：侯志明、赵范生、戴笠。
二、复兴社中央监察三人：田载龙、萧赞育、李秉中。候补监察一人：甘国勋。
选举完毕以后，大会就闭幕了。这个组织的特点是社长的权力是“天赋”的、无限的、绝对的，大会的选举，大会的决定，还要经过社长的批准才能算数。因此这次（第一次大会）选举的结果，当天呈报社长批示，当晚他就批准了，并指定了：1.常务干事三人：贺衷寒、酆悌、滕杰，以滕杰为书记。2.常务监察一人：田载龙。3.各处处长：组织处处长周复，宣传处处长康泽，训练处处长桂永清。特务处处长这时还空着，没有指定人。直到3月下旬的一天晚上，蒋介石在他陵园别墅召集原来那十来个人开会。在他没有出来开会以前，叫我和桂永清两人到里面房间去，对我说：“特务处的职务很重要，现在还没有适当的人。他们对我说，你很相宜。你担任这个职务怎么样？”我事前一点不知道，没有思想准备，感到很突然，因此我答复：“不相宜，性情不相宜。”他没有再说什么，就叫我们出来了。他跟着出来开会，首先就宣布：“特务处长就是戴笠好了，郑介民去做副处长，大家的意见怎么样？”领袖的话谁敢不同意？！个个都忍耐着说：“同意。”其实，大家都不大满意戴笠，特别是郑介民很不心服，长期不安于位。1932年至1938年间，郑再三向我诉苦，要我另外保他一个什么职务（开成立大会时，我因率领首都记者考察团到淞沪去视察，没有参加，以上关于开成立大会时的情况是事后知道的）。
至此，这个组织完全按照蒋介石的意图正式形成了。但他的行动一开始就和他所说的政治纲领相反，请看以下的几件事实：
一、1932年2月下旬，国民党南京市党部为了讨好蒋介石，发出一个通电，号召各地的国民党省市党部和军政头子们，要求蒋介石恢复他原来的“陆海空军总司令”职权。在一次蒋介石召集我们十来个人开会的时候，我问他知不知道这件事。他答：“知道。”我又问：“是不是委员长授意的？”他说：“不是。”我就向他陈述意见说：“我看这个时候，恢复陆海空军总司令名义没有必要。因为恢复了这个名义，也只能指挥这些部队；不恢复这个名义，还是指挥这些部队，那又何必恢复？而且恢复了这个名义，徒然使国内的敌人有所借口，使国外的敌人生疑，怀疑我们在做抗日准备，反而不好。”他说：“是的。”马上就叫他的侍从秘书邓文仪打电话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部，取消这个通电。
二、也是在2月下旬的时候，有一个军校第六期的同学杨周熙（当时在军政部所办的交通研究所当队长）写了一本书，书名是《三民主义之法西斯化》，送给蒋介石看。蒋交我审查这本书，并考核这个人。我把杨周熙找来，问他为什么写这样一本书。他直截了当地说：“我听说现在有一个运动，是搞法西斯，所以我就赶快写这本书出来，不然就会落伍啦！”我向蒋介石呈复，说他是投机，意思是此人不足取。但蒋介石没有听取我的意见，只是把书名中的“法西斯化”四个字圈掉，以“复兴运动”四个字来代替，即把书名“三民主义之法西斯化”变为“三民主义之复兴运动”后，内容照旧，将书出版了。杨被批准参加了这个组织，以后还指派他到德国和意大利去考察。可见蒋介石字典中的“复兴”是和“法西斯”相等的。
三、在“复兴社”成立以后一个多月，即1932年4月初的时候，蒋介石又召集我们这些人开会，又拿出一张纸条来，上面写的是“攘外必先安内”、“安内必先剿匪”，说：“你们就根据这做宣传。”并叫我写个宣传大纲。我揣度蒋介石的心理，根据他纸条上的两句口号，写了十五六条。这十五六条是一贯的，一个思想系统。不料潘佑强看了，要在第六、七条之间加一条“对日宣战”。我观察蒋介石的意思和当时的情况，决不会对日宣战，所以反对潘的意见。这个问题经提到复兴社常务干事会，争论不决，只好在另一次蒋介石所召集的会上提出来由他作最后决定。我为了和潘佑强保持友好关系，不使他当场挨骂，没有把他“对日宣战”的意见对蒋陈述，只是把我所拟的十几条念给蒋听。他听过之后，说“可以、可以”就作了决定。潘佑强只好哑口无言。
通过以上三事，可以认识到“复兴社”这个组织，是十足的法西斯鬼魂到中国蒋介石腹中脱胎的产儿。所谓“政治纲领”完全是骗人的幌子，而宣传口号才是它真正的灵魂，其目的在于把权力更集中于蒋介石独夫之手，对觉悟了的中国人民进行更凶恶的镇压。
“复兴社”自始至终就是“复兴社”，并无其他的名称。后来社会上有“蓝衣社”的传说，它的由来是这样的。
当何应钦任南昌行营主任时代（1931—1932年），行营主任秘书是刘健群。刘于1932年3月间到南京来，住洪武路。蒋介石叫我去考核他。我到他的住处，看见他住的那间房布置得简单朴素，很整洁，他的谈话很有条理，所谈的都是有关当时的局势问题。他的见解很合我的口味，所以我对他的印象很好。我就照我对他的印象呈复了蒋介石。蒋见他之后，印象也好，因此就由我和桂永清两人介绍他参加复兴社，经过常务干事会通过、蒋介石的批准，在军校毕业生调查处宣誓，我是常务干事会推定的监誓人。
刘健群加入复兴社后，蒋介石几次召见他和他谈话，对他很赏识。有一次蒋对贺衷寒说，“刘健群比陈果夫兄弟要进步五年，比你们要进步十年。”随即任命刘为军委会（总）政训处处长（原处长贺衷寒已调蒋介石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政训处长），并采纳了刘的建议，筹办了“军委会政训班”，由刘负责。军委会政训班招考大学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力的学生五百人，予以六个月的训练，毕业后分派军委会所属各级政训处工作。蒋介石对刘的用人，交给我以同意权。这个班的教务组长何浩若、训育组长梁干乔、总务组长×××、总队长阮齐的任用，都是经过我同意的。开课以后不久，我发现他个人野心特别突出，有自成一个系统的倾向。他写了一本小册子，名叫《我对党（国民党）的一点意见》，主要的内容是要把国民党起死回生，挑选一批优秀党员组织“蓝衣社”，一律着蓝色制服，以区别于普通党员，限制党员的财产等等。对他这本小册子，蒋介石和复兴社南京总社看过之后，未加可否。他没有取得蒋介石和南京总社的同意，就擅自印发给学生。训育组知道后，报告总社，才制止他继续发。
1932年10月这个班训练期满。这时蒋介石决定成立华北宣传总队，命刘为总队长，率队北上，以大队为单位，配属各军师，宣传蒋介石的法西斯主义。刘到北平后，又大量印发他所写的那本小册子。原来华北方面已经风闻有个法西斯组织，但不知究竟，看到这本小册子之后，就传说是“蓝衣社”，并有人认为“蓝衣社”的头子就是刘健群。他也乐得以此作为自我宣传而出名。不久，先在广州，后在全国各大城市都传开了“蓝衣社”。南京总社知道这种情形后，曾下命令给他，要他收回这本小册子，但已收回不了了。
蒋介石自始至终只知道他的政权动摇了，要搞个什么东西出来把力量更集中于自己的手中，采取白色恐怖的手段把革命的浪潮镇压下去，使他的王朝长治久安。最初他认为苏联的“格柏乌”很有力量，想学“格柏乌”的组织形式；后来发现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一套与他的意图不谋而合，就于1932年至1933年间派了两批人到德意两国去考察（实际就是去学法西斯）。第一批派的是酆悌、柳克述、骆德荣、张元良、胡轨，由酆悌领队。第二批派的是潘佑强、杨周熙、李国俊、方超，由潘佑强领队。两批考察的时间各约一年，回国后，都有考察报告。杨周熙个人另有一个报告。蒋介石也不是完全把墨索里尼或希特勒的一套拿到中国来实行，而是把他们所学来的东西放在自己的袋子里，随时随地按照自己的需要改头换面地运用出来。例如杨周熙的报告中，要模仿纳粹党卫军的组织、编制、装备，搞一个“别动队”。那时我正奉蒋之命，准备成立一个“特务警察队”。蒋就把杨的报告交我参考，我就呈奉蒋介石的批准，采用了“别动队”的名称（关于成立别动队的经过，另有专文记述）。
组织和训练
一、组织的发展
复兴社自1932年3月初成立后，常务干事会每周开会一次。一次组织处提出常会首批成立四个支社，即：一、派任觉五建立南京支社，以任为书记，并筹办刊物；二、派叶维建立上海支社，以叶为书记，并筹办刊物《抵抗》；三、派贾毅建立北平支社，以贾为书记，并筹办刊物；四、派甘国勋建立武汉支社，以甘为书记。当时还预备建立广州支社，因无适当的人选没有派出。
蒋介石向我们原来的十来人曾指示吸收同志、发展组织的原则：一、吸收黄埔军校的学生，要求的条件可以放宽一些，加入组织以后，执行纪律要严一些；二、吸收普通学校的学生，要求的条件要严一些，加入组织以后，执行纪律时要放宽一些。这是1932年3月初的事。
复兴社历任中央常务干事会书记如下：
第一任书记滕杰。1932年3月1日至1933年1月2日。
第二任书记贺衷寒。1933年1月20日（？）至1934年8月。（贺就任前的一段时间由萧赞育代理）
第三任书记酆悌。1934年8月至1935年10月。
第四任书记刘健群。1935年10月至1937年9月。（1936年8月至1937年9月由郑介民代理）
第五任书记康泽。1937年9月至1938年4月。
蒋介石下手令派复兴社书记用字有区别，对滕杰、贺衷寒、酆悌三人用的是“书记”二字，对刘健群和康泽二人是“书记长”。
二、开办训练班
复兴社成立期间，军校学生在南京的有二百七十多人（包括中共的叛徒和改组派分子）向军校毕业生调查处登记。萧赞育建议把这班人加以短期训练和考核后再派工作。经常务干事会通过转报蒋介石批准，在军校设立一个“特别研究班”来训练这班人，派康泽为主任，萧赞育为副主任，以南京明瓦廊军委会政训处为班址，定训练期间为三个月。主要的课程是：1.教复兴社的一套“领袖论”，拥护唯一的领袖（蒋介石）复兴中华民族；2.党派的批判——所有一切党派都不合当前“救国”的需要，只有拥护蒋介石才是“救国”之道；3.领袖训话——蒋介石亲自出马，现身说法，每周一次；4.特约讲演——借“名人”的威望，对学生灌输法西斯思想，等等。此外还设有合作社的课目，这是为训练十来个残废的学生预备将来为复兴社搞财贸工作的。负责这个课程的，是一个留英学生，名叫张国维。最初他不是复兴社分子，后来才参加了这个组织。这个班的学生在受训期间，表现得很守纪律，蒋介石很高兴；毕业后，派了五六个人到《中国日报》工作，派了约二十人到复兴社各级组织工作，派了一二十名到南京附近各军事学校担任政训工作，派了几个到“厚生消费合作社”工作。戴笠挑了三十名去加工为特务。其余一百多名派赴武汉豫鄂皖三省“剿总”政训处担任政训工作。不成问题，这批学生十之八九都成了复兴社的“同志”。
1932年4月间，又有几百名失业的军校学生到军校毕业生调查处登记。又是萧赞育建议，成立一个宪警训练班，以孙常钧为主任，假朝天宫为班址，训练期间为四个月（？）。原拟训练期满后，分配各省伸入到宪兵警察的组织里去，结果不很理想，没有照预期的目的派出去，后来有缝就钻地搞别的事去了。当然这些学生也大部分都成了复兴社的“同志”。
1932年4月间，戴笠从上述的“特别研究班”里挑选了三十个学生在南京三道高井军校毕业生调查处办了一个特务训练班（这是戴笠的第一个特务训练班）。这个班确也特别，没有班主任，戴笠是总务组长，郑介民是教务组长，另有训育组长不记得姓名了。郑介民曾问过我：“你来当主任好不好？”当时我的心里，不想管特务的事，不愿干。所以这个班始终没有班主任，行政上怎样搞的，我记不清了。
此外，还有刘健群搞的“军委会政训班”已如前述。
三、出版机关报
1931年10月间我结束宣传大队时，就想办一个《中国日报》，在酝酿复兴社组织的过程中，我曾对蒋介石提过。1931年12月蒋介石下野后，在他的老家（浙江奉化）写一个纸条给我，叫我拿他的条子到上海浙江兴业银行周守梅那里领取三千块钱。我领到这笔款子后，就接收南京的《建业日报》（军校调查科陈奠南等几个人办的，办得债台高筑，奄奄一息，陈找我接办）作底子，筹办《中国日报》。1932年1月1日创刊出版。同年3月初复兴社成立后，就转为复兴社的机关报，我是复兴社宣传处长兼《中国日报》社长。
四、掌握有关单位和社团
在3月间一次常务干事会上，决定扩大复兴社的影响，把训练总监部国民军事训练处拿过来，派潘佑强去任处长；把军校的毕业生调查科扩大为处，派萧赞育去任处长，代替田载龙；把军事杂志社拿过来，派杜心如去任总干事。还有一个“拔提书店”（“拔提”的名称是采用英文党派“PARTY”音），是邓文仪两年以前用同学会的名义办的，经费来源，是临时向蒋介石要一点和在同学中募捐点，自成立之日起，年年亏本。复兴社成立后，邓即请求将书店移交给“组织”（复兴社）。经社批准，这个书店就成复兴社的书店了，而实际负责的还是邓。它主要的是出版军事书籍和法西斯性质的书籍，如希特勒的《我的奋斗》等等。
五、成立消费合作社
前述“特别研究班”设有合作社的课程，训练十来个伤残的学生。毕业后，蒋介石拨发十万元开办“厚生消费合作社”，指定李一民、张国维、贺明宣三人为理事，李一民为理事长。这个合作社经营的主要业务，是供应粮食煤炭给复兴社社员和市民，美其名谓免受商人剥削，保障他们的生活，并代收复兴社社费。
六、搞工农运动
还在1932年3月初复兴社成立以前，有一天蒋介石单独召见我，对我说：“你把留俄学生考核一部分人，介绍到组织里来，预备将来做农工运动。”因此我就把梁干乔、傅胜兰、俞季虞、王新衡、陆梦衣等引见给蒋介石。蒋见之后，批准他们参加了复兴社，并对我说：“这些人都很平平。”又一次蒋介石视察南京老虎桥监狱，看到几个留俄学生又看到几个中学生，回去之后下个条子给我，叫我把周天僇、李海峰、阚××等几个人保释、考核、试用，中学生交我保释、考核、复学。我都照他的指示做了。蒋的动机是想在这些人中，物色他所中意的人搞工农运动，笼络一部分工农群众，为反动的政治服务。结果，这班人都是醉心于升官发财的，谁也不愿去做工农工作，因此他想搞的工农运动还没有开始就流产了。
内层和外围组织的成立
一、“力行社”的成立
复兴社成立月余以后（1932年4月间），在一次常务干事会上，贺衷寒提出，为了更为秘密，还要有个内层组织。大家没有异议，同意了他这个意见。一次蒋介石召集我们这些人谈话时，贺衷寒就向蒋报告，在复兴社内部成立一个内层组织“力行社”。蒋介石认为可以，并指示了两条原则：1.不另成立干事会和各级机构；2.力行社社员必须经他自己批准。最初搞得很认真，煞有介事地搞了一批人报蒋批准为力行社社员，但没开成立会。不久，只有其名，并无组织的活动。
二、“革命青年同志会”和“革命军人同志会”的成立
复兴社成立不久，1932年3月间（成立“力行社”之前）一次常务干事会上，决定设立两个外围组织：一为“革命青年同志会”（简称“青会”），一为“革命军人同志会”（简称“军会”）。以康泽、刘诚之、任觉五、赵范生等五人为“青会”干事，康为书记，刘为助理书记；以潘佑强、易德明、桂永清、杜心如、娄绍恺、彭孟缉等为“军会”干事，潘佑强为书记，易德明为助理书记。当即呈报蒋介石批准成立。顾名思义，“青会”发展的对象是普通学校学生；“军会”发展的对象是军校学生。
大概在1934年至1935年间，复兴社组织发展很大的时候，总社常务干事会决定，报请蒋介石批准，各省支社可以根据各地方具体情况成立各种外围组织。因此又产生了“忠义救国会”和“中国文化学会”，忠义救国会在沪、宁等地成立得较早。
我在《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一辑上看到两篇文章《黄埔学生的政治组织及其演变》和《复兴社述略》，内中所写的复兴社及其内外层的组织关系和成立时间等等与我所了解的有所不同。如力行社的成立，是在复兴社之后；不仅在复兴社之后，而且在复兴社的外围组织“革命青年同志会”与“革命军人同志会”成立之后。
以上所述的蒋介石自己所搞的法西斯组织，我名之为“正统”的法西斯组织。除此以外，还有一个不大出名的法西斯组织，我名之为“杂牌”法西斯组织。这就是张学良到意大利去戒烟回国以后，当蒋介石的“剿匪”副总司令时，向蒋建议，学习意大利墨索里尼的法西斯组织，搞了一个“四维学会”，以蒋介石为会长，张为副会长。主要的政治口号是“礼义廉耻”（所谓国之四维）和“拥护领袖”之类。这当然也合乎蒋介石的胃口，同意张这样去搞。可是蒋对张是不放心的，指派了几个他的“正统”主要法西斯分子贺衷寒、邓文仪、邱开基、戴笠、梁干乔等插到这个组织里面去。它的活动范围是东北军，大概在“双十二”事变以后，就无形地解体了（关于四维学会的情形，是梁干乔告诉我的）。
复兴社成立后头一年我所知道的几个案件
一、1932年3月初，有一个军校第二期的学生葛武棨（当时任南京市党部委员）经过介绍批准参加复兴社组织以后，把复兴社内部情况写了一封信向陈立夫报告。有一次贺衷寒到陈立夫那里去，在陈的桌子上发现了这封信。贺乘陈之不备，把这封信偷回来了，由监察提出弹劾，报告蒋介石。蒋骂了贺衷寒一顿，说他不该偷信，而对葛并没有按照复兴社纪律条例惩办（泄露机密者处以极刑），却把他调往西北，交胡宗南管制任用去了。
二、1932年4月间，蒋介石到武汉去组织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把贺衷寒调去任总部政训处长，派邓文仪兼任调查科长。他们到武汉后，复兴社的组织在那里很快地发展起来。广东的陈济棠闻风，派人到武汉来调查情况之后，到长沙去联络何键反蒋。这个人是走水路到武汉来的，听说武汉有复兴社分子五百多人在活动，不敢下船，走同乡的路子，找了一个广东人到船上去谈，恰恰找了一个复兴社分子。这个人乘机吓唬了他几句，他就乘原船溜走了。
三、1932年五六月间，李济深派了一个人（忘其姓名，军校四期生，湖南平江人）到武汉来活动军校后期同学反蒋，被复兴社知道了，报告蒋介石。蒋决定把这个人抓了，交邱开基（那时帮助邓文仪搞特务）问了一下，关了几天，就秘密处死了。这事是我到武汉时邱开基自己对我说的。
四、1932年7月间，复兴社在武汉活动的特务分子调查到某一个县长有贪污行为，蒋介石就批准把这个县长杀了，说“杀得好，杀一儆百”。
五、1933年元旦，蒋介石在南京曾下命令禁止赌博。他的法西斯喽啰到各处去探听，发现他的首都警察厅长吴思豫（原任他的军委会办公厅主任）的公馆里有人打麻将，就向当时复兴社常务干事会书记滕杰报告。滕就直接命令这几个人去抓。他们到吴的家里，长驱直入，一直跑到楼上麻将桌前，先照相，后把麻将牌和钱都收到一起。对打麻将的人说：“委员长命令不准赌博，你们为什么赌博？”吴家自以为是堂堂的首都警察厅长公馆，谁敢来抓赌！这一下，出乎意外，都愣住了，莫名其妙，对这些人无可如何，任他们去搞。吴因此事不得不向蒋辞职。蒋当时未准，以后才借故把他免职了。而对滕杰，当时就下令免去复兴社的书记职，叫萧赞育暂时代理。后来蒋对滕杰说：“你为什么这样幼稚，使我为难。”过了不久，才正式派贺衷寒为第二任复兴社书记。
（康泽口述 董益三记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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