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所知道的钱大钧
钱大钧，别号慕尹，江苏苏州人，出身日本士官学校，是蒋介石的黄埔嫡系中最亲信的干将，号称蒋的“八大金刚”之一。所谓八大金刚，是指何应钦、顾祝同、钱大钧、蒋鼎文、陈诚、陈继承、刘峙、张治中等八人。他们都是从广州黄埔军官学校（以下简称“黄埔军校”）教官出身而起家的。在蒋介石集团中掌握兵权的，大都是八大金刚门下黄埔一、二、三期的学生。八大金刚皆由蒋一手提拔，次第由带兵官佐跃升为封疆大吏。1924年前后，国共两党在广州第一次合作时期，中国共产党帮助孙中山改组中国国民党，创办黄埔军校，建立党军，蒋介石因缘时会，由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广州大本营高级参谋当了黄埔军校校长。当时钱大钧也由黄埔军校中校战术教官升任党军教导团长。以后北伐时又升为第二十师师长，从此以后，钱在蒋手下二十多年，历任上海警备司令、武汉军官分校教育长、教导第三师师长、保定行营主任、保定编练处主任、蒋介石侍从室主任、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参谋长、航空委员会主任、军政部次长、上海市市长以及上海淞沪警备总司令等各军政要职，晋级为陆军上将，声名显赫，不可一世。
我于1929年至1934年及1943年至1946年，先后九年曾充任钱大均所领导的武汉军官分校中校队长、教导第三师特务营中校营长、武汉要塞司令部上校副官处长、第十三军上校副官处长、保定行营代少将总务处长、保定编练处总务科长、军政部少将参事、上海淞沪警备总司令部少将总务处长、少将高级参谋、上海市保卫委员会委员兼征募处处长各项职务，与钱关系极为亲近。根据我的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现将钱大钧追随蒋介石之所作所为，择其数点概述如下：
钱大钧躯干修长，一贯沉默寡言，显出一种谦恭风度。他平素服装整洁，注意军人风纪。对旧文学颇有基础，善写铁线文碑帖，字体挺秀。又善驾驶汽车，步枪射击及器械体操等技艺都很好。在八大金刚中算得是一个文武兼备的角色。个性好色贪财，平生着意追求物质享受。原配妻为江西吉安欧阳藻丽，生育子女五人。1928年在上海充任警备司令时，又另行娶妾。为此，曾与其妻闹得不可开交。钱搜刮财富甚巨，在上海、南京、苏州均建有豪华的私邸，尤以苏州之私邸为最。由于贪污渎职，所以在蒋手下地位时有起落，蒋对钱有亲而不敬之心。1929年5月前后，我充任第二军改编的第五十师代理团长职务，在鄂西参加攻打桂系李宗仁的内战之后，曾率编余的校尉军官一百八十余人参加钱所领导的武汉军官分校受训，编在该校军官补习班第四队，由我充任中队长，开始与钱大钧发生长官部属的关系。
因渔色而声名狼藉
武汉军官分校驻武昌右旗营房，原为桂系军阀李宗仁充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时所一手创办。蒋介石首次下野复职之后，为了占领长江上游门户，确实控制鄂、豫、赣三省地盘，利用第六军军长程潜、第七军军长李宗仁和第二军军长鲁涤平，编组西征军，打垮了湖南唐生智、何键的队伍。继又勾结李宗仁，拘捕程潜于汉口，瓦解了第六军全部。最后又利用鲁涤平的第二军及何键的残余队伍，击溃了桂系李宗仁的队伍。蒋介石达到了合纵连横，利用杂牌队伍相互火拼消灭异己的阴谋。当时，桂系残留的武昌军官学校学生，由蒋改编为武汉军官分校第七期，任钱大钧为教育长，灌输一整套法西斯教育。钱很重视军官补习班，在一次讲话时曾说：“诸位曾参加过北伐，著有功勋，委员长（指蒋介石）是十分关怀大家的。这次受训之后，还要给大家有带兵的机会。大家是湘军中的连排长出身的干部，也可说是湘军的血块，进了黄埔学校就成为黄埔学生，要一致拥护我们的领袖。过去太平天国就是湘军平定的，希望大家发扬湘军优良传统，一致努力消灭共产党。”钱的这番讲话，对军官六百多名补习班学生，都有一种深刻的印象。
钱大钧平日装出一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样子。对学生训话总是强调厉行蒋所提倡的“新生活”运动，要求大家“注重礼义廉耻”，发扬“黄埔的革命精神”；但他自己的行动却与此截然相反。大约在1929年，钱到日本参观秋操，在东京与其妻妹欧阳生丽同居，偕同回国，藏娇于武昌风景区湖上园私宅。武汉军官分校的官长学生，对钱之言行不一啧有烦言，有人竟在校门附近墙壁上，贴了一首打油诗：“湖上有园，园中有风光，‘同昏官’，景色宜人喜洋洋，一夫两妻同枕共床，姊妹成双效鸳鸯！高谈旧道德礼义廉耻，厉行新生活男盗女娼！”钱知道后假装糊涂，经理处第三科科长钱仰周向教育处长赵锦雯要求追究此事，大言不惭地说：“教育长的家事，也要别人来管吗？老百姓讨三妻四妾的多的是，教育长有两房家眷，这算什么稀奇？”钱大钧贪财渔色的名声传播出去以后，顿时威信扫地，武汉军官分校也就办得一塌糊涂。同年，何应钦代表蒋介石检阅分校时，讽劝钱要注重生活小节，钱面红耳赤不敢分辩。军官分校第七期于1930年毕业以后，第八期办了不久，于1931年就归并到南京中央军校，武汉分校就撤销了。
总指挥纸上谈兵
1930年前后，正是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掀起军阀内战的时期。当时，张发奎联合桂系李宗仁、陈兵湘、桂边境，大张旗鼓地通令讨蒋，是为“张桂军之役”。蒋为了对付张桂军，以鄂军夏斗寅第十三军为主力，配合一部分中央军队伍，派钱大钧为总指挥，夏斗寅为副总指挥，在湖南羊楼司一带扼险布防，严阵以待；同时补助何键二百万元军费，要何堵截张桂军假道湖南。何遂与蒋达成妥协，阻止张桂军进入湖南，使蒋平安过此难关。
钱大钧就任总指挥赴前线督师，派我率第四队学生一百多人，配备重机枪四挺，编成一个加强警卫连，随钱出发。我们乘专车到达湖北通城附近的赵李桥车站，忽闻前面传来枪声。据车站报告，前面发现来历不明的队伍三百多人，已拆毁一段铁轨，正向车站进犯。钱一听此报，顿时神色惊慌，想开倒车回到湖北蒲圻车站。这时枪声四起，敌已迫近车站。我当即以一个区队学生配机枪两挺，占领前面小山，布置警戒，接着亲率两个区队，配机枪两挺向敌人进击，与敌遭遇于距车站半里之山冈附近。学生大都是行伍出身，均有作战经验，敌人不过是张桂军收编的土匪队伍。不久，敌势不支，全部溃退。激战中我欲与钱联络，一时竟找不到钱的踪影。拂晓战斗结束之后，才在车站约三里的一个树林中与钱见面，钱率几个参谋教官和二十多名卫士正躲在树林里。他面容惨白，只顾站在一棵树下发抖，听说打垮了敌人进攻后，才高兴地同回车站。一个名叫文振斌的学生说：“教育长是战术教官出身，对战术作业是很好的，打仗的勇气就差了。”从这次小战斗可以看出，钱大钧表面上有将军风度，真正打起仗来却窘态百出。
捉赵未成反赔礼
1930年冬，蒋、冯、阎大战尚未结束，阎锡山又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委派曾割据湖南的军阀赵恒惕为湘、鄂、赣三省联军总司令。赵从上海乘日舰“长琦号”潜入汉口日租界内，在日领事庇护下发号施令，企图运动军队和收编土匪队伍造成声势，声援阎、冯，动摇蒋的后方。蒋密电钱大钧，选派一个学生中队，协助汉口有关宪警，包围日租界，捕捉赵恒惕。钱令我率第四队，开驻日租界的外围玉皇阁，接受汉口警备司令叶蓬指挥。钱接受叶的请求，要我选派认识赵恒惕的学生，着便服潜入日租界，相机用绑票方式捕捉赵恒惕到手。我对这种属于特务性质的冒险行动起初不敢担任，钱向我保证说：“天大的事由我负责，决不要你吃亏。”钱贪功求宠，坚持实行这一行动。我于是选派认识赵恒惕的学生石宝瑞等十二人，着便服潜入日租界，由叶发给特别费三百元，作为住旅馆及生活开支。石宝瑞果然在日本领事馆附近发现了赵恒惕，便骑上自行车追赵的汽车，被赵的便衣卫士所发觉，协同日巡捕，当场将石逮捕。在巡捕房威胁刑讯之后，石尽吐真情，日本领事馆领事清水大郎向钱大钧和叶蓬提出严重抗议，同时又由日本驻华大使向蒋介石提出备忘录，严重抗议中国官员侵犯租界，要求保证以后不再发生同类事件，克日将日租界外围所驻学生宪兵一律撤退，向日本领事道歉等条件；并完全否认赵恒惕在日本租界设了三省联军司令部。蒋介石严厉斥责钱大钧、叶蓬两人处理失当。钱、叶两人完全接受了日本领事的条件，并提出保证，向其郑重道歉；学生石宝瑞一直等到赵恒惕离开汉口日租界之后，才交涉开释回校。
捏罪名镇压伤兵、工人
1930年冬，武汉军官分校第七期结业后，蒋介石为了补充前线兵员，新编成了三个教导师，任钱大钧兼充教导第三师师长，我充该师特务营中校营长，驻防武昌左旗营房。教导第三师派了三个团参加津浦铁路前线，对阎锡山、冯玉祥作战；又派了三个团参加会攻湖北鄂东红军根据地，仅留下我率领的特务营，担任武昌的卫戍任务。钱大钧给我的命令要旨，是防止共产党潜入武昌活动，特别注意对武昌第一、震寰两个纱厂工人的纠察防范。大约是1931年二三月间，钱大钧一手制造了镇压武昌伤兵和第一、震寰两个工厂工人的事件，造成了武汉空前的白色恐怖。事情经过是：教导第三师由前线退回伤兵一百多人，在武昌汉阳门轮渡码头，围住钱大钧，要求发给养伤津贴，钱的答复使伤兵很不满意，于是伤兵又到司令部请愿。钱竟借口伤兵闹事有共产党支持，令我率兵围捕为首伤兵十二人，其余逃走。钱打电报给蒋，捏造伤兵受共产党煽动，企图以闹饷来制造暴动，扰乱后方治安。蒋介石复电：“严惩首犯，格杀勿论！”钱遂将为首伤兵何连生等十二人全部执行枪决。
继镇压伤兵索饷事件之后，又掀起了镇压武昌第一、震寰两纱厂工人的事件。先是两个纱厂男女工人，推举男工杨明汉、女工张淑贞为代表，向厂方提出增加工资改善福利待遇。第一纱厂经理李某，一口拒绝工人要求，并联合震寰纱厂资方，密向钱大钧及汉口警备司令叶蓬报告，捏造工人杨明汉、张淑贞都是共产党员，有计划地煽动工人闹工资，企图煽起风潮，造成暴动。钱大钧、叶蓬完全听信了资本家危言耸听的报告，用法币两千元贿买了南昌行营调查科邓文仪特务系统派驻汉口的特务头子周炜龙、徐觉两人。率特务走狗二十多人，分驻两厂，参加纠察工人的行动。在资本家、军阀、特务三方面策动下，镇压和屠杀工人的阴谋很快付诸实行。特务们对工人实行无理的检查，并搜查侮辱女工，引起工人强烈不满。特务又串通工人中的败类，把一百多名工人一律扣上共产党嫌疑的红帽子。正在这时，会攻鄂东红军的教导第三师赵能定的一团，遭受红军歼灭性打击，两个多营被红军消灭，赵能定被撤职拘狱查办，一时谣言四起，说红军十万人要进攻武汉，吓得钱大钧心惊胆战。钱在军事上受挫，想利用屠杀工人挽回蒋的信任，遂于1931年3月间，令我派步兵两个连、机枪一个连，由陈和衷率领，协同汉口警备旅两个连，宪兵一个连和便衣特务三十余人，包围了武昌两个纱厂，逮捕了杨明汉、张淑贞等一百三十余人，押赴汉口警备司令部。特务头子周炜龙威胁工人不得再闹工资，如再闹事，一律逮捕法办。接着武汉三镇颁布戒严令，在武汉各旅舍逮捕了所谓来历不明者五百余人，都要有连环铺保，才得开释。武汉三镇一片恐怖气氛。从纱厂逮捕的一百三十多人最后如何处置，我就不清楚了。
遇洪水不救，武汉三镇遭惨劫
同年秋季，武汉发生了空前大水灾，加之长江上游通洞庭湖的藕池口，江道淤塞，洪峰袭击下游，致使武汉各处堤防均告紧急状态。当时如能尽人力物力培堤抢险，汉口是可以免遭水灾的。但是，当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要塞司令钱大钧、警备司令叶蓬等会商防汛一事时，钱一再强调蒋介石的手谕：“防共比防水更重要。不得任意抽调兵力，参加防汛。”并表示，所有要塞工事器材如水泥、木材、麻袋等，无委员长的命令，我不能拨用。当时驻防武汉行营的队伍共有两万多人，由于钱的坚持，使何成浚犹豫不敢再派其他队伍参加防汛抢险。会议结果，仅议定派宪兵团两个连、警备旅两个连、武汉要塞军官队、警察大队两个中队，总共不到八百人，编成防汛抢险机动队伍。而报纸则夸大其词，说什么调动了五个团兵力，拨武汉要塞器材三万件，可确保汉口安全。自欺欺人，莫过于此。钱大钧令我率军官队担任守护汉口，桥口仓库要塞器材，非有钱的亲笔手令，不得动用。大约是旧历中秋节后的一夜，水灾情况万分紧急，汉口堤防到处进水，循礼门车站的大水已越过铁路线，抢险队伍赤手空拳无法抵抗大水，转瞬之间，洪水泛滥进入汉口市区，一百多万居民，均从梦中惊醒，攀登屋顶逃难。在市区低处，大水淹没屋顶，高处亦达六七尺深，造成了汉口有史以来的惨劫，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真是无法估计。市区内畅行舟楫。当时流传一首歌谣：“拥护中央，遭了灾荒，没有死的挨饿，短命的会龙王，家破人亡何人管？”一个多月以后，市区大水才退去，当汉口人民遭受惨重水灾时，政府没有赈济灾民，而日本驻汉口领事清水大郎却向蒋政府提出抗议，指责中国的官员未采取妥善防汛措施，致使水灾波及租界，要求赔偿损失。一个日本侨民，竟得了国民党当局补助的水灾损失费法币两千元。
钱大钧与“钩大钱”
1933年，武汉要塞司令部撤销，编成第八十九师。钱充任第十三军军长，指挥汤恩伯的第八十九师、孙元良的八十八师及三十三师，驻防武汉。我充任第十三军军部上校副官处长。不久八十八、八十九两师开赴江西，参加围剿红军的战争。蒋介石又派钱充任河北保定行营主任并兼保定编练处处长，我当上了保定行营代少将总务处长并编练处总务科长。钱大钧从十三军军长，一跃升为蒋介石的行营主任，指挥五个军的队伍，与北平行辕主任何应钦并驾齐驱，这是钱从北伐以来最得意的时候。钱这时更一味追求荒淫享乐，在北京、保定两处都置有最豪华的私宅，一切设备应有尽有，经常乘用特备专车，偕其爱妾欧阳生丽来往北京与保定之间。钱又很贪爱钱财，常以馈送河北各将领为词，在行营开支特别费，每次总是数万元。据我所知，钱仅在特别费一项内即贪污十余万元。杂牌队伍总指挥孙殿英到保定述职时，钱接受孙馈送名贵貂皮多张。由于钱贪财肥私，保定行营的一些人将“钱大钧”三字颠倒，将“钧”改为“钩”，讽之为“钩大钱”。蒋介石听到之后，对钱很为不满。1932年，钱大钧的胞兄钱体声因贪污渎职案，被蒋介石执行枪决，一般评论都认为蒋之所为含有杀鸡吓猴的意思。
（文心珏）
二、我的连襟钱大钧
钱大钧是蒋系的前辈军人，封为五星上将。我起初并不跟钱大钧认识。只记得1927年春北伐军到上海后，白崇禧当了第一任的上海警备司令，第二任为熊式辉，第三任就是钱大钧，时期甚短。我那时是上海新闻报的记者，有没有去看过他，向他采访消息，我记不清楚了。
1933年9月，我和爱人欧阳恺丽订婚前，无意间发现她手中所持一把黑扇，上面所写的一行又一行的泥金楷书，竟出自钱大钧的手笔。我诧异地问她那把扇的来源，她告我是她姊姊欧阳藻丽的扇，不是她的。我问：钱大钧为什么给你姊姊写字？她微笑地答道：姊姊是钱大钧的妻子，丈夫为妻写扇，有何不可！我不愿同做官的发生亲戚关系，但我俩私下已有了海誓山盟，无从调整。我只有跟恺丽协商好，将来我们结婚后，仍然保持我行我素，我们是亲戚，但不是同志。恺丽完全遵守这一协定。我们于1933年12月25日订婚，1934年1月3日在南京铁路饭店结婚，一直到1966年8月，她以肺结核病逝，共三十三年，始终以此原则，维持跟钱家的关系。
经过多次接触，我逐渐了解钱大钧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是一向在广州参加孙中山先生部队的军人。他的资历，跟蒋介石相去不远，但他彬彬儒雅，吴侬软语，一点也没有威风凛凛的军人气概。据说，他是出身贫寒之家，在未发迹前，他出国求学以及日常生活所需是岳父家支援的。他的岳父欧阳耀如，是江西吉安人。欧阳先生是同盟会员，是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的信徒。辛亥革命，江西独立，他被推选为江西省参议员。他生六个女儿，无子，其母亲忧虑无后，逼他娶第二妻，结果无出。孙中山组织南方政府时，钱大钧参加了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工作，欧阳耀如的全家，包括二妻六女，共九人，全都住在广州钱家。欧阳耀如当时年虽不高，已是杜门不出，不到外间参加任何活动。
钱大钧的妻子欧阳藻丽，即我爱人的大姊，有一次患重病垂危时，恐怕死后子女受后母虐待，就向父母和钱大钧表示，希望钱续娶她的三妹欧阳生丽为妻，以照顾她未长成的子女。出于临死前的合理遗嘱，当然大家无异议。生丽年仅及笄，秀丽活泼动人，钱大钧当然高兴。钱大钧在壮年，政治上已有相当地位，生丽自然也不拒绝。双方由此产生了感情，有了爱情，只等藻丽溘然一闭，就举行婚礼，成为夫妇。不料两人一定情，藻丽不但不死，反而逐渐好起来。生米煮成了熟饭，钱大钧又得了小姨为妻。岳父母都拼命反对，令生丽往日本求学躲开钱，使钱大钧几乎发疯。那时，他是上海警备司令，竟在路上乱跑乱撞，想要自杀，幸亏副官步步紧跟才无恙。见此情形，知难挽回，岳父母不得不放松，让他们成为不结婚的夫妇。迄今不但钱大钧已故，藻丽亦在美国逝世，让年近八十岁的生丽夫人，寡居台湾，既不能返回江西，也不能到上海、苏州居住，与国内亲人团聚，精神上一定会感到难以说出的苦恼。
1934年我跟欧阳恺丽结婚时，钱大钧是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这个侍从室，在《西安事变》电影中，把它误解为给蒋介石穿衣服、奉茶水、侍候他的，这就不免令人感到有些可笑了。当时，蒋介石的侍从室，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调兵遣将，指挥作战，以统御全中国的机构。它是蒋介石总司令部的司令部，实际上是蒋介石的军事、政治、经济力量的核心，文如足“智”多“谋”的CC头头陈果夫、陈立夫，以犀利之笔为蒋介石写文稿的陈布雷；武则更不用说，所有什么大将，都网罗在内，真是集国民党精粹的大成。后之治史者，切不可望文生义，闹成笑话。钱大钧在那时只受蒋介石的直接指挥，其权力是不小的。
我岳父母的六个女千金，最长的欧阳藻丽和老三欧阳生丽跟钱大钧结成夫妻关系。老二欧阳亚丽跟黄毓沛结婚。黄是旅美华侨，一二八沪战时，驾驶美机到上海参战，以脆弱不堪的空军力量，迎击敌机。当时黄是洛阳航空学校的教务长。老四欧阳×丽，由家里决定，与九十二军军长李治方（号及兰）结婚。我爱人欧阳恺丽是老五。我们大家称六妹的欧阳淑丽，在金陵大学读书，当时只有她未结婚。岳父母的六女，四个嫁给军人，只有我是个新闻记者，是文的。岳父母并不势利，见我这个不懂人事的书生，也很欢喜。
钱大钧这个军人，雅驯有余，刚毅不足。我从不见他拍桌发怒骂人，只是爱好书法，每天练写蝇头小楷，不会跳舞，会打牌，在家不谈政治，不泄漏秘密消息。无主见，故不为蒋所重视。钱与我在政治上气味不相投，但与我是连襟，数十年从未陷害我。他任侍从室主任的时候，有一次，大约是1935年下半年，沈衡老等请我指挥上海北站到南京请愿抗日的群众。火车整天停驶，没有一辆开出，声势浩大。上海的沪宁、沪杭两路党部，纷纷向南京报告，诬我是共产党。钱接到这一报告，与我见面时也未提及，也没有什么不利的反应。约在1936年上半年，钱大钧有一弟在洛阳航空学校工作，因贪污，把学校的汽油桶卖掉，所得之款归私囊，被人告密，为蒋介石所悉，将按军法从事。钱再三向蒋和宋美龄乞怜求宽恕，蒋置之不理，竟把钱弟枪决，钱甚为伤痛，但对蒋仍无异心。钱也不懂关系学，例如张学良、宋子文，都跟蒋有矛盾，钱都与之十分亲密，毫不顾忌。1936年冬，西安事变，如果钱不是在事变中背部受枪伤，他安能不波及。比及1937年七七事变，中国进入全面抗战，宋子文是航空委员会主任，决定空军战略，钱为司令，指挥空军作战，凡有事请示或报告，钱只向宋子文联系，不理会蒋。蒋恨极，把钱撤职下狱，要把钱执行枪决，幸亏何应钦再三乞恩，才把一条命可怜地留下来。直到1940年冬，我在上海被敌伪特务枪击受伤，逃出上海，经香港飞往重庆时，钱才被从狱中释放回来，赋闲无事，懒在家里，生活穷困，连在上海的房子，也托人卖掉。拖到1941年下半年，又因何应钦的帮忙，得复职为军政部次长兼滇缅公路局局长，东山又起了。1940年冬与1941年春，我全家大小四口，不识时务地耽在他璧山家中，当他跟我商量前途时，我劝他脱离蒋，别树一帜，以南洋华侨为中心，建立一个民主党派。他要我起草大纲，我写好交给他，他阅后不置可否，仍向蒋乞怜。等到1941年6月我到缅甸仰光后不久获悉他得了蒋的垂怜，又做起官来了。这年七八月间，他曾去仰光，到我们无电灯、无风扇的陋室中来看我们，只是尽亲戚之谊。他做他的官，我写我的文章和教书，依然分道扬镳，如此而已。日军发动南太平洋战争后，我全家仍经滇缅公路回重庆，恢复了民治新闻专科学校，兼海外部专门委员。1944年春到1945年秋，我挈领全家到印度加尔各答办《印度日报》。他仍当军政部的次长，在何应钦之下，为蒋鞠躬尽瘁地工作。蒋是对部下善用权谋的，他把钱打了一顿又扶起来，不但不打死他，而且在1945年秋抗战胜利结束时，就封钱大钧为第一任上海市市长。我在1945年10月，从印度返回重庆，他已到上海就职上任，家留在重庆。那时李治方也同时被委任为上海警备司令。我那时忙极了，他们都通过爱人的关系，要我帮忙。同时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程沧波数次亲自驾临看我，要我负责上海《新闻报》编辑部工作。我与钱、李在政治上仍不是志同道合，如果我要做国民党的官，我与蒋介石素熟稔，蒋在1941年跟我见面，慰我被敌伪特务在上海枪击受伤时，当场表示要我做工作，我都婉辞了，何必在钱、李的下面做事，使恺丽在与家人相聚时，感到拘束。眼见抗战结束，两党第二次合作破裂在即，上海《新闻报》那时被国民党从汉奸方面接收过来，我是自由自在惯了，安能饥不择食，自贻伊戚。所以抗战胜利，我悄然回上海，仍在原来的旧屋中，搞新闻教育，不兼其他职务。果然不到一年，钱、李都下台了。钱大钧在1948年迁出上海，又到重庆当什么官，从此直到他死，不再见面。只听有人说，他在重庆解放前，跟生丽拿了几根金条，上飞机去台湾了。李治方在广州解放前夕当警备司令，离开时把珠江大桥炸掉，对人民犯下罪行。他到香港后，不久为部下所枪杀毙命。
钱大钧随蒋介石去台湾时，已年近六十，处此日暮途穷，年岁又高，能力不强，自然不为小朝廷所器重，只居闲职，最得意的一次是率一支运动队到南洋参加比赛，以后就索居闲处，沉默寂寥。到了1982年8月12日，我突然收到了一封欧阳淑丽与其丈夫杜寿俊从美国加州寄来的信，哀告我们钧哥在台湾患肝癌在医院痛苦地拖了三年七个月，于1982年7月21日下午5时50分逝世，享年九十岁。叨在多年亲戚关系，心中自然悲痛。他的当年由艳史结成夫妇关系的欧阳生丽夫人，像赵媞对少帅张学良那样，始终情感不渝，自己也七十余岁，仍长期不懈怠侍奉他直到他溘然瞑目，尸骨留在台湾。这就是五星上将钱大钧的一生。从1934年起，我所知道他的一些事情，如实地写出来，以备参考。
（顾执中）
三、痛定思痛，钱大钧谈西安事变
钱大钧是我的老上司。我是黄埔军校出身，从1926年起，就在他手下工作；北伐后曾一度离开，1930年，我又在他部下当团长。他和我无话不谈。1936年西安事变中，他在华清池负了伤，后回南京休养。1937年2月，我去探望，他的伤口尚未痊愈，他对我谈了一些西安事变的情况，颇为感慨。西安事变时，钱任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是当事人之一，兹就记忆所及，追记如下：
蒋介石对抗日和“剿共”的估计
钱大钧说，西安事变发生的主要因素，不外乎是抗日与“剿共”之争。蒋介石一贯坚持不与共产党合作，认为一合作就要吃亏上当。这些大家都已经听得多了。蒋说，共产党带有极强的腐蚀性和极大的破坏性，所以不可能建成富强的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极权主义，不可能为中国人民所接受。要建设中国，只有实行三民主义。他始终扛着三民主义这块招牌不放的。要攘外必须安内，要安内必须“剿共”。这几句话，有人说，就是蒋介石主义。实际上，他的学问，也只有这一点点而已。1936年，蒋介石在西安召开“剿共”会议，决心以二三十万大军，杀奔陕西，彻底消灭共产党。12月8日，他乐观地说，希望年底解决共产党问题。
西安事变发生以前，蒋介石对东北军、西北军与红军合作这一点，已略有所闻。怎样对付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蒋的心里自有一番腹稿：就是要设法将西北军队与两广的军队相互调防，使在人地生疏的环境中，不敢轻举妄动。这样，就易于监督、调动和指挥。1936年6月起，广东陈济棠和广西李宗仁、白崇禧，先后企图发动政变。后来，蒋介石以巨款收买了他们的空军，致使他们的政变没有成为事实。从此，蒋早有南北军队对调的计划。蒋介石一到西安，马上对东北军、西北军训话说：“你们现在只有两条路好走：一条是到陕西去‘剿共’，中央军做你们的后援；一条路是调往闽、皖，听任中央调配。军队不服从调动，那还行吗？”张学良、杨虎城当时对这些话都极为反感。
对日本问题，蒋介石也曾经对钱大钧谈论过。他说：日本对中国的最大欲望是要使它占领东北四省合法化；至多还想在经济方面独抓中国的资源。对于这些问题，蒋自认是有办法应付的。共产党则不然。共产党是我们的心腹之患。我们肚子里生了疮，不彻底消除它，那是要死人的。共产党的打算，是利用抗日招牌，争取人民，尤其争取一般青年人的同情和支持。他们在我们军队中搞拉拢、搞分裂，瓦解我们，从而扩大他们的军队，扩充他们的地盘。这点，必须密切注意。蒋说，共产党见到我们西南方面已经安定下来了，他们无法捣乱了，于是把视线转到西北方面。山西阎锡山是反共的；冯玉祥是个投机多变的人；杨虎城心壮气粗，容易被人说动而利用；张学良是一只失了窝的呆鸟，没有什么远见。钱大钧谈到这里，笑着说蒋介石对张学良有个评语：张汉卿是个喜弄小聪明的人；碰到大事，却又糊涂起来，缺乏决断，容易被人所利用。
蒋介石由洛阳赴西安前夕
1936年10月底，蒋介石由西安飞回洛阳。钱大钧说，蒋在洛阳经常开秘密会议，或个别谈话。参加的有陈诚、蒋鼎文、卫立煌、万耀煌、钱大钧等人。商议结果，大家劝蒋介石不必亲赴西安，派个代表去和张学良、杨虎城商谈就可以了。因为当时大家都已知道张、杨两人心有异志，蒋介石若亲自出马，未免太担风险了。但蒋却认为非自己去西安不可，否则不可能解决西北的问题。他说：“我不去，能行吗？我去，总比别人去妥当些，可以向西安部队讲讲抗日和安内的道理。要抗日，一定先要安内。要安内，必须剿灭共产党。如果联共抗日，共军兵力不多，主要靠我们去抗日，我们的实力就大大被消耗，这就实际上支援了共产党。所以我们不能上共产党的当。我相信，向东北军、西北军讲讲这些问题，他们是会醒悟过来的。”蒋介石为什么这样自信？这与不久前两广问题之迅速和平解决有关。西南问题发生之初，形势极为严重。陈济棠、李宗仁等人调兵遣将，准备作战。但蒋介石一到广州，西南问题就迎刃而解。因此，他不免有些自满，得意忘形，认为西北问题总不会比西南问题更困难吧。不过，有共产党从中插手，蒋感到很恼火。但他又经常同接近的人员谈：“我相信我的威望可以克服一切困难。”
蒋介石虽不听人劝，决心再去西安，但他知道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是联合一致的，而且他们同陕北方面早有来往，所以也存有戒心。他在出发前后，在各方面都作了保卫部署。这次，蒋介石去西安，并不住在西安，而住在离西安五十里的临潼华清池。华清池由他侄子蒋孝先率领宪兵团担任内部警卫，机场由杨俊湘团担任警卫，临潼到华清池由东北军一〇五师刘多荃担任，华清池外围由东北军警卫大队孙铭九营担任，蒋介石侍从室人员则随身保护。
西安事变片断
西安方面，早已准备策划兵变，所以把跟从蒋介石前去的官员，分为两部分安置：蒋的侍从室人员随蒋住华清池，钱大钧也住在那里；其余将领如陈诚、蒋鼎文、卫立煌等住在西安城里的西京招待所。
钱大钧说：“12月12日拂晓，大约5点多钟，我们就听见枪声，大家认为是士兵走火。这时，蒋介石也披衣而起，叫警卫搜查。但枪声不止，由远而近，由疏而密，甚至有轻机枪声，子弹在华清池上空呼啸而过。不久，东北军冲入了我们的住处，宪兵团在蒋孝先的指挥下死力抵抗。我赶忙跑进蒋介石的卧室，蒋已经跑掉了。我走在贵妃池外面的走廊时，突然中弹倒下，坐在地上。这时，东北军旅长唐君尧匆匆跑过，问我贵姓，我说：‘我是钱大钧。’唐对我连称对不起、对不起，赶忙招呼一个士兵把我扶起，用车子送我到西安城内医治。唐君尧对我说：‘我们不是叛变，只要求委座领导我们抗日，打回老家去。请主任安心休养。’”
钱大钧说：“以下情况，我是从汇报中得来的。这次事变，不仅我受了伤，蒋孝先也被打死；我们在华清池总共伤亡了十七人，其余没有死伤的侍从室人员全被看守起来，蒋介石失踪。原来蒋早已在枪声大作中溜出住处，爬山逃命去了。因为天黑，摸不清路，蒋就跌在一个山坳里，他看到一个山洞，就在山洞里躲了起来，他的假牙跌掉了，身体也跌伤了，直到天亮，才被张学良的警卫营营长孙铭九率领士兵找了出来。接着，备车把蒋介石送到西安新城大楼，这是西安绥靖总署杨虎城的新居。张学良当天就去看蒋。蒋端坐着，张学良还是恭恭敬敬地称他为委员长。蒋介石怒气冲冲地说：‘我还是你们的委员长吗？’侍从副官去报告蒋，说蒋孝先被打死了，他愤怒而悲伤。接着，又告诉他钱大钧受伤。他只哼了一声。这一声哼表示了什么呢？我想想真伤心，死跟他大半辈子，只落得一声哼。不过，我们侍从人员没有保护好他的安全，也确实是负有责任的。”
后来，笔者在陆军大学进修时，遇到了侍从室的项传远和侍卫大队长楼秉国等人，大家谈起西安事变来了。他们说：“蒋介石对西安事变的处理是不明智的。刘多荃是很讲人道的。在西安时，他对蒋介石照顾得无微不至。蒋曾对刘许过愿，说事变结束后，将提拔他为宁夏省政府主席，结果只是一张空头支票。”项传远也说：“蒋介石那天听到蒋孝先死讯，非常悲伤；听到钱大钧受伤，只在鼻子里哼了一声，连伤重伤轻也不问一句。缘由很简单：蒋孝先是他侄子；钱大钧不过是个高级勤务兵；至于我呢，那更不用说了，只是一个小当差，长跑腿罢了。”
1942年，我在福建建阳担任警备司令。有一天，在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家里遇到了刘多荃，我也和他谈起西安事变。他只谈了一些众所周知的轮廓，说：“要求蒋介石领导抗日，本来是一件光明正大的事情，但中间发生了一些曲折，这是能理解的。”刘多荃是西安事变的局内人，但他说话面面俱到，对此次事变不敢透露内情，更不敢有什么意见和批评了。
（钱东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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