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备受蒋介石赏识的得力助手俞飞鹏
俞飞鹏原名俞鹏飞，字樵峰，浙江奉化县人。民国初年北京军需学校第一期毕业，曾任绍兴第五师范体育教员，广州黄埔军官学校中尉军需。以后在大革命时期随军北伐，国民革命军到达南昌时，当过短时间江西省政府财政厅厅长。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改任总司令部（即军事委员会的前身）直属兵站总监。后因兵站总监部撤销，调交通部政务次长，至1936年代理交通部部务。抗日军兴，调充后方勤务部部长。1944年12月，后方勤务部改组为联勤总司令部，总司令由郭忏担任，俞飞鹏旋调交通部部长等职。
1942年间，我在滇缅公路线区司令部（司令钱宗陶，嵊县人）代理中校文书股长。后因滇缅公路线区司令部于同年8月撤销，我就从云南昆明去四川重庆找农民银行监察王徵莹备函介绍给俞飞鹏，即于是年10月充任后方勤务部秘书处担任文书工作。那时我与俞飞鹏之弟俞国耀意气相投，他是军荐一阶秘书，在业务上秘书与文书有密切联系，且为爱好吟风弄月的诗友。俞国耀谈风很健，他经常把俞飞鹏的一生事迹，如怎样去广州、怎样入军校、怎样取得蒋介石的信任、怎样“高飞”，又怎样遇险和脱险，以及怎样起家，作为聊天的资料，确实讲得十分动听，至今记忆犹新。这里一部分史实，就是得之于俞国耀的口述；另一部分，是我在后方勤务部服务时亲身见闻和记忆，今记述如下。
俞飞鹏是怎样被蒋介石重用的
俞飞鹏长得高头大马，体态魁梧，不像南方人的样子。我看到他时，认为他手既不会写作，口又不善言辞，无所擅长，是一个庸俗之辈，而他官能当到部长之职，只是他得到蒋介石的赏识的缘故。
关于他的学识程度，这里不妨举几个例子说明一下：1.俞飞鹏六十寿诞之期，祝贺的寿屏、寿联、立轴很多，他见到“海屋添筹”四个字的意义不了解，叫机要科科长童第德把“海屋添筹”的出处，加以解释，写好后，嘱我誊正送给他看。2.俞飞鹏谕知科长、秘书职以上人员须撰写一篇自传送阅，他的用意是为了了解各人的历史情况。科长周天骄，奉化人，是日本留学生，写了一篇自传，认为是自己的得意之作，那天交给我看。周天骄说：“这篇自传的句子我特意写得通俗浅出，因为是给部长看的，如果讲究词藻、引经据典的话，恐部长有点……”语气含蓄幽默，意思就是怕他看不懂。3.俞飞鹏连那么普通的文章都看不懂，关于重要的公文怎样批办呢？不要紧，他夹袋中有“能贯”：如果必须俞飞鹏亲笔批的文件，先由机要秘书陈大经撰好批语，给他照字抄上去，发交主管部门承办。4.有一次，总收发室主任胡信铨看到一件公文，是由俞飞鹏亲笔批写“准予核销”四个字，他看后跳起来高声说：“现在俞部长居然亲自能批文件了，真是进步快啊！”
这样一个人怎么会受到蒋介石的赏识呢？
1923年，蒋介石在广州创办黄埔军官学校，蒋介石同乡奉化人周骏彦（前清孝廉出身）任该校经理处处长。俞飞鹏由周骏彦介绍去广州充任黄埔军官学校中尉军需，担任军饷发放工作，这就是俞飞鹏进入仕途的开端。
那时，黄埔军官学校刚刚创办，经济还没有基础，军饷来源有时还须选派人员向各界热心于革命的志士筹募。俞飞鹏被选派为筹募军饷的一员，这次成绩很好，募得万余元全部上缴，毫无分文吞入私囊（其他筹募者，半归公、半属私囊者很多）。这样，就被蒋介石所赏识，认为俞飞鹏对“革命忠实”，是可靠的一员，并马上将他破格提升为少校军需。这可说是俞飞鹏以后飞黄腾达的起飞点。
蒋介石从此知道俞飞鹏是一个“革命忠实”分子。一次，有一项从广州暗地运往上海枪支弹药的机密任务，蒋就派俞飞鹏负责押运。他把枪支、弹药装箱放置轮船底舱，同时他本人也随着枪弹睡在底舱。因底舱空气污浊，经过几天几夜的时间，轮船才到达上海码头，俞飞鹏上岸时，面如土色，精神不支。这种对“革命”负责的态度，又被蒋介石所获悉，遂认为他是心腹之人，从此相机重用。
1926年革命军由广东誓师北伐，俞飞鹏亦随军出发。那时，军事进展非常迅速，不久革命军到达江西南昌，孙传芳败退江东。当时蒋介石为北伐军总司令，就派俞飞鹏充任江西省政府财政厅厅长。以后蒋介石叛变革命，俞飞鹏随蒋介石戎行，改任总司令部直属兵站总监之职，负责前线作战部队粮秣、枪支、弹药、被服等军需物资的供应。那时，蒋在经济方面还没有稳定的基础，对于部队士兵服装添制确有一定程度的困难。俞飞鹏身为兵站总监，竭力想办法，亲自赴上海与虞洽卿（慈溪三北人）磋商。虞洽卿是上海有名的市侩，颇有势力，答应设法缝制军服几万套，作为协助“革命”的壮举。这样一来，俞飞鹏不仅成为蒋介石在经济上有力的助手，同时由于各部队都能领到新的服装，各军队咸称俞飞鹏当兵站总监“恪尽职守”，于是他的声望日高，奠定了他政治地位的基础。
1927年蒋介石奠都南京以后，仍继续“南征北讨”。1929年蒋介石与桂军李宗仁、白崇禧之战，同年12月蒋介石与石友三之战，1930年春蒋介石讨阎锡山与冯玉祥之战，俞飞鹏均随军戎行，担任后勤补给工作。他几年兵站总监一当，不仅在政治上有相当高的地位和声望，与蒋介石的嫡系军人如刘峙、顾祝同、蒋鼎文、陈诚、汤恩伯之流，称兄道弟，俨然成为蒋介石夹袋中的“一等红人”。仅仅六七年的时间，俞飞鹏由中尉军需一跃而上升为中将兵部总监之职。那时，他的名位已驾乎前黄埔军校经理处处长周骏彦之上，真是官运亨通。与此同时，他大肆搜刮民脂民膏，肥饱私囊。抗战时他代交通部长时，一般人估计俞飞鹏的财产总在千万元以上，但俞飞鹏对自己的财产不承认有贪污行为，自称是几年中打牌赢来的，可谓“赌博起家”了。
由于俞飞鹏的政治、经济地位扶摇直上，有一次蒋介石亲自对他说：“你几年来办理后勤补给工作，确有一定的功绩，看你这只‘鹏’已在天空中飞舞了，今天我把你的‘鹏飞’改名为‘飞鹏’吧！”这样，俞鹏飞就改名为俞飞鹏了。
1930年蒋介石兵讨阎、冯之后，各方面的军阀势力，均假惺惺服从中央，总算得到表面上的南北统一，并在1934年江西第五次大“围剿”又获得胜利。蒋介石认为国内战争已告一段落，可以“马放青山，刀枪入库”了，于是兵站总监部的机构随之撤销，把俞飞鹏调充交通部政务次长，并于1936年间行政院发表俞飞鹏代理交通部部务（等于部长）。1937年抗日军兴，为了俞飞鹏驾轻就熟的关系，又把他调充后方勤务部部长，官居武职上将。1941年又兼任中缅公路运输总局局长，至1944年12月间，后方勤务部改组为联勤总司令部，总司令由郭忏充任，俞飞鹏仍调交通部部长，位高“文官特任”。这就是俞飞鹏官途如意的一幅速写。
充任后方勤务部部长兼中缅公路运输总局局长
后方勤务部的编制是：部长（上将）一人；副部长（中将）二人；参谋室，参谋长（中将）一人，参谋（少将、上校）七八人；参议室，参议（中将）一人，少将、上校十余人。参谋室和参议室协助部长处理部务。部下设秘书处、人事处、副官处、经理处、交通处、粮秣处、军械处、卫生处等八大处，处长为中将一人，副处长少将一人。后方勤务部两个室和八大处的全体工作人员约一千人左右，组织非常庞大。后方勤务部总的业务，是负责前方作战部队各种军需物资如粮秣、枪支、弹药、汽油、药品、被服等的补给供应，以及交通运输的管辖，因此，经理处、交通处、粮秣处、军械处四大处，是后方勤务部的支柱和中心工作。其余秘书处、人事处、副官处、卫生处等四个处，在业务上来说，是无足轻重的配角。
该部总的业务是掌握全国的前方作战部队的军需物资的补给供应，但战区司令长官部设兵站总监部，各集团军总司令部设兵站分监部，都是负责办理后勤各种军需物资的供应任务。对于兵站总监和兵站分监的人选，按照编制来说，应由后方勤务部直接委派，但在实际上并非如此。兵站总监的人选，由战区司令长官部提名；兵站分监的人选，由集团军总司令部提名，不过上报后方勤务部加委而已，因为兵站总监和兵站分监是由战区长官司令部、集团军总司令部和后方勤务部双重领导。对此，俞飞鹏是不敢去争权夺利的。为什么呢？如果兵站总监和兵站分监的人选以及所属人员均由后方勤务部自己来委派，前方各种军需物资由自己来发给的话，倘遇到军事失利，很可能部队推卸责任，指责后勤军需物资供不上“有误战机”的罪名，嫁祸于兵站。这样俞飞鹏负不了责任，所以兵站总监和兵站分监的人选以及所属人员，全由战区长官司令部和集团军总司令部自行选派，各种军需物资也由他们自己负责发给，这样比较妥当。我所知道二十六集团军总司令部兵站分监的人选，是由周选派自己的小舅子马某充当，就是一。所以我在后方勤务部几年，从未见因军事失利，推到军需物资供应不上，嫁祸于兵部或后方勤务部身上的事件发生。因此，后方勤务部主要业务，各粮秣、枪支、弹药、汽油、药品、被服等军需物资配给的实权，变相地掌握在各战区、各集团军自己手里。后方勤务部在公路交通方面，还有几个直属公路线区的管辖，例如黔桂公路线区、川滇公路线区、川陕公路线区、滇缅公路线区。关于公路线区司令部司令的人选，由汽车兵团团长兼任，各车站司令由汽车兵团的营长、副营长兼任，汽车兵团直属于军政部管辖，因而团长兼公路线区司令亦是双重领导。每一公路线区配置一个汽车兵团的车辆，一个汽车兵团计有“道奇”或“雪佛兰”大卡车五百辆，这些就是公路线区运输的基本力量。
公路线区的主要任务，就是奉后方勤务部的命令，由甲地向乙地运送粮秣、枪支、弹药、汽油、药品、被服等军需物资，直接交由各战区兵站总监部或兵站分监部接收，并将接收的各种军需物资填写三联单，一联存在各营连运输单位自己备查，一联送公路线区司令部核查，一联送后方勤务部备案。
由此可见，后方勤务部的主要业务变成单纯的军需物资的统计和文牍工作，例如编制各兵站、各公路线区的规章制度和设计几十种统计表报（日报、旬表、月报）的格式，并掌握全国各战区的各种军需物资的数量和军需物资或增或减的动态情况，以及各公路线区的军需物资运输情况等，二十名收发人员整天忙于例行文件的往返。
后方勤务部人员的配备和业务分工的情况：后方勤务部部长由俞飞鹏担任，他只是一个门面的“摆设”。后方勤务部整个业务是由号称军需专家的副部长端木杰掌握的。另一个副部长陈劲节，广东人，也是挂名的，其实际工作是担任江南兵站总监，负责前方作战部队军需物资的供应工作。参谋长汤尧，是由部队师长调充的，其主要工作就是掌握全国各战区军事胜负的情况。下面的少将、上校参谋等也负责这一军事方面的消息，进行总结汇报。参议室，高级参议中将一人，其余少将、上校参议十余人，在名义上协助部长处理部务，实际上是一个因人设事的空洞组织，多半是挂名领取月薪而已。
关于后方勤务部下设八大处中，因交通处、经理处、粮秣处、军械处是后方勤务部的支柱，因而对这四个处的正、副处长的人选配备比较重视，俞飞鹏物色了较有声望并有后勤工作经验的人来充任。所以中将处长的人选，不是保定出身的军人就是陆大毕业富有军事知识的人担任；少将副处长的人选必须以军需学校毕业并有办理军需经验的人来担任。其余秘书处、人事处、副官处、卫生处等四个处，在配备人选方面，也用不着使用专才，只要有一定的行政办事经验的人就行。
1941年，中国东南半壁沦陷敌手，沿海交通口岸均被敌人截断，外来英、美进口军需物资依靠西南中缅公路一条干线，由缅甸经过仰光、腊戍等地内运昆明。那时，中缅公路的运转成为抗日战争军需物资供应的命脉，于是在昆明成立中缅公路运输总局，俞飞鹏自己兼任局长，马上把后方勤务部的班底抽调一部分人，并遴选辎汽五团团附、营长王宗石等留英学生调充总局专员等要职。俞飞鹏还特地在昆明市建筑高楼大厦作为私邸，表面上确是卖力，并亲自前往缅甸仰光、腊戍等地督运进口军需物资，除军用汽车兵团的车辆运输外，又征用商车运输。那时，他本人就集中精力搞中缅公路运输工作，后方勤务部的业务由副部长端木杰代拆代行。但是，他兼任中缅公路运输总局局长后，1942年二三月间，日军南进，一举侵占了缅甸，俘虏英国军队六万人，中国缅甸待运的枪支、弹药、汽油、车辆等五万吨军需物资也没能及时运回，被日军全部虏去。俞飞鹏自己则由仰光乘小汽车星夜逃回昆明。
同时，中缅公路运输总局的官僚们还趁火打劫，大发国难财，在保山车站实行严格检查，凡没有运输总局的通行证，所有商车一律不准放行。商车老板只好向总局保山车站去疏通车辆通行证，每张通行证至少五千元或一万元不等。这笔贪污数目确实惊人。
后来昆明行营主任龙云将这次在缅甸丢失大量军需物资，以及中缅公路运输总局违法乱纪在保山拦车敲诈情况，向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密告俞飞鹏十大罪状，并呈请送交军法处惩办，以维法纪。那时，俞飞鹏已由昆明飞回重庆。蒋介石接着这个密告，不但对俞飞鹏不提出处分意见，而且尽力庇护，并将该密告十大罪状的原文，发交后方勤务部俞飞鹏自己处理。那时，俞飞鹏自己虽也知道有蒋介石为他撑腰，问题不至扩大，可是总觉得杌陧不安，后经他们内部几个巨头商量，马上用小汽车去接前交通部旧属陈秘书来部。此人是律师出身，文笔很好，连夜把龙云密告的十大罪状，根据法律与当时日军占领缅甸的实际情况，逐条加以解释。该文脱稿后，缮写两份，一份呈报军事委员会鉴核备查，另一份在军事委员会召开军事会议时，俞飞鹏照文宣读，假惺惺地作自我检查。蒋介石亦就此庇护了事，并未给任何处分。这次，如果不是蒋介石的庇护，俞飞鹏很可能遭到法办。这也是俞飞鹏进入宦途一帆风顺之中，面临着的一股逆风，吹得他心灰意冷，对中缅公路运输总局感到头痛，索性对腊戍与保山之间的待运军需物资丢之不管，饬令中缅公路运输总局办理结束。那么，对在中途待运物资怎样处理呢？1942年5月又成立滇缅公路线区司令部，司令由钱宗陶兼任，担任抢运这批待运军需物资，为时三个月抢运完毕，然后在同年8月又将滇缅公路线区司令部命令撤销。
俞飞鹏在后方勤务部的班底
俞飞鹏不仅对上能取得蒋介石的赏识、信任，对下也有他“选贤任能”的眼光，因而在后方勤务部营造了一个能为他服务的班底。比如，后方勤务部副部长端木杰，可说是国民党时代的一个“军需专家”。他在军需学校任教官时，颇得上级的赞许，以后任过军政部军械司司长，解放前夕任交通部部长，确是一个“人才”。他对于各军、师、团、营、连、排的军需配备有一套完整的理论，在水陆交通运输方面也有丰富的经验；同时文笔也很好。于是俞飞鹏保荐他充任后方勤务部副部长。他能物色到这样的人才，对后方勤务部整个业务的掌握，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另一位副部长陈劲节，是广东人，副部长是挂名的，实际工作是兼任江南兵站总监，因为他与两广军队，如薛岳、余汉谋、李宗仁、白崇禧等人有密切的关系。他任江南兵站总监，对江南各战区后勤兵部站补给事宜，能够应付裕如，也成为俞飞鹏夹袋中“一等红人”。每当陈劲节回部述职时，俞飞鹏都另眼看待，热情接待，并设宴洗尘，也是因为陈劲节能与两广军队有密切关系，而有意拉拢他。
俞飞鹏对史济寅的选拔，可说是出乎寻常，而终于成为心腹。大概在1930年的时候，俞飞鹏主持召开各兵站分监会议，他向各分监提出，将现有库存粮秣、枪支、弹药、被服等军需物资的数量说一说，各分监因事先没有准备，不知所答。俞飞鹏正想批评各分监对兵站业务不够重视时，史济寅由口袋里掏出一本小册子，将各分监库存各种军需物资数量，一一说明，并且讲得清晰具体。俞飞鹏一听感到惊异，即席讯问，他是何人。有人答称：他叫史济寅，在兵站总监部当少校科员。俞当即记下他的名字，马上升调中校秘书，并调在自己身边工作，一二年后又升为上校秘书。1936年间，俞飞鹏提升代理交通部部务，即派史济寅为交通部主任秘书。1937年抗日军兴，俞飞鹏调充后方勤务部部长，又调史济寅升充中将秘书处处长，仅仅六七年的时间，在俞飞鹏的破格提拔下，由少校科员一跃而为中将处长。
史济寅是河北人，北平大学未毕业的学生，外貌清秀，讲话流利，善于交际，确是俞飞鹏一个对外交际人才。史济寅成为俞飞鹏的心腹后，俞飞鹏出巡视察，以及兼任中缅公路运输总局局长的阶段，他的私章交与史济寅掌管，等于俞飞鹏的替身。这就造成了史济寅与端木杰之间面和心不和的矛盾，在名义上端木杰是代拆代行的副部长，职位高于史济寅；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最后决定权还是在史济寅之手，因为俞飞鹏的一颗私章是由他掌握。
俞飞鹏又选拔一个少将秘书处副处长第武娄。他是河北人，北京军需学校毕业，确有才能，不仅国学根底很深，书法也好，可说写作俱佳，并对后勤业务很有经验。后方勤务部直辖各兵站总监、兵站分监以及各公路线区的规章、制度，均由他执笔起稿，内容完整无缺，切实可行，确是一个熟悉后勤业务的军需人才。
俞飞鹏又选拔两个少将参议，一个是陈大经。1926年，蒋介石派俞飞鹏充任江西省政府财政厅厅长时，陈大经在江西省当县长。他是法政学校毕业的，对国学造诣颇深，能文章，批阅公文亦称熟练，并擅长应酬书札“八行”，是一个文牍人才。他为俞飞鹏所看中，选入自己夹袋之中，充当机要秘书。以后俞飞鹏充任后方勤务部部长时，陈大经挂少将参议的名义，还是做他机要秘书工作，对外的应酬书札，以及俞飞鹏的演讲稿件，均由他手撰，当时有“八行专家”之称。另一个少将参议是童第德。他是浙江省奉化县人，是北平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因跛足，行动不便，就矢志于国学，凡三十年，自命为姚鼐、方苞的桐城派，有“江南才子”之称。他为俞飞鹏所推崇，提拔为少将参议，并兼机要科科长，办理俞飞鹏的长篇应酬文字，以及机密文件的处理和保管。俞飞鹏贺何应钦“五十寿序”就是童第德的手笔。
俞飞鹏不仅有“选贤任能”的眼光，同时还有不滥用私人同乡的特点。在后方勤务部的办公人员约有千人左右，就我所知道的，俞飞鹏的同乡奉化人，不上十个人，只占百分之一，不但在后方勤务部如此，就是在代理交通部部务时也如此。
俞飞鹏的为人及生活作风
俞飞鹏对待属员有他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和两种做法。他对高级属僚，如陈劲节因能钳制两广军队，端木杰有一套精通后勤业务的特长，因之，对他们尊重、客气。但是对于低级部属，却是另一副面孔，处处显示他“目空一切”、“威武自大”的作风。如1940年间，川滇公路线区司令钱宗陶陪同代司令钱立、参谋长施友荪等去见俞飞鹏。俞只与钱宗陶略谈几句就辞出，而对钱立、施友荪二人不但不予交谈，连眼睛都不朝他们看一看，摆着架子，令人难堪。后方勤务部副官处处长王耀，常常见到俞飞鹏这种自高傲慢的态度，因此有事去见他，总是战战兢兢的样子。
俞飞鹏在交通部的时候，有一次打电话，接线员没有接通，俞飞鹏就在电话里发脾气。该接线员不知道是俞飞鹏打的，把电话一搁，没有理他。于是俞飞鹏气坏了，马上调查该时的接线员是谁，经查出是一个女的，立刻写手谕把她开除。俞飞鹏在低级部属面前是威风凛凛，神圣不可侵犯的样子。
俞飞鹏为官多年，私囊饱满，生活上铺张浪费惊人。1941年间，他兼任中缅公路运输总局局长后，马上在昆明市建筑一所高楼大厦，作为私邸，亦可说是他的“行宫”。因为他的家属住在重庆，俞飞鹏经常出巡视察，奔走于缅甸、仰光、腊戍之间，很少时间在昆明，这所房屋还要经常有人替他看管。他在重庆建有一所更大的洋房，作为后方勤务部接待宾客之用。他的住家是在后方勤务部后面修建的无楼平面洋房。他只有一儿一女，但不在家住。女儿当时在成都大学读书，就在成都修建一所小洋房和汽车间，进出小汽车。他的儿子在1943年入重庆交通大学读书，特在学生宿舍旁边修建一所小洋房和汽车间，进出也是小汽车。俞飞鹏的老婆在重庆控制两辆小汽车，今天坐这辆，明天坐那辆。俞飞鹏自己控制三辆小汽车，有时接待宾客之用。在抗战时候，俞飞鹏私人共有大小五所洋房、七辆小汽车，就是在国民党时代，任何一个部长也没有像他这样阔气。
他的儿子自初中毕业后，不进高中读书，单独聘请一位家庭教师，补习各门功课。这位教师在后方勤务部挂一个少将参议的头衔，每月由后方勤务部发给少将月薪三百二十元，约有三年之久，完全是揩公家的油。
1943年俞飞鹏六十寿诞之期，排场惊人。除了蒋介石亲笔题赠“岳峙渊停”四个大字外，其余五院十部的首长、各战区司令长官、各集团军总司令、各兵站总监、兵站分监、各公路线区司令，以及蒋介石左右如钱大钧、陈布雷之流，都有赠送寿屏、寿联、立轴、册页、书、画和名贵古玩、翡翠、玛瑙等大方图章，真是琳琅满目，美不胜睹。
（竺型熹）
二、贺国光追随蒋介石的钻营术
贺国光这个人，我闻名已久。1935年春，我在贺主持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参谋团政训处工作，就见到过贺本人，他那貌不惊人、言不压众的形象，初步接触，深感平庸。1937年以后，我才逐步熟悉了他。我虽为湖北竹溪人，却是从蒲圻迁去的，而且与贺还共祠堂、共族谱，论起班辈，贺比我长一辈。他的成都寓所和重庆住处我去过多次，在谈话和通信中，他叫我的名字或呼做贤侄，有时称贤阮、贤竹林这些雅称。我叫他元叔。他的同辈称元靖，部下称元公。
国民党的官员们，大都飞扬跋扈，官派十足。贺却低声下气，小心谨慎，不敢得罪人，因之我对他颇为尊敬，甚至有点代他抱屈。
贺国光的发家史
贺国光字元靖，湖北蒲圻人，派名家尧，生于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清光绪末年，他的族兄贺纶夔任四川龙绵道，他的父亲是贺纶夔的随员之一，他也随之入川，在成都某衙门充一职员。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四川总督赵尔丰在成都开办军事讲习所，先成立一个弁目队，选调六十人入学，有的从旧军队中选人，有的就小职员中挑人。第二年，赵以讲习所为基础成立速成学堂，原有的六十名为旧班，新招的二百人为新班。旧班于清宣统元年（1909年）毕业，新班于清宣统三年（1911年）毕业，后来未再续办。贺国光同刘湘、杨森、王缵绪、唐式遵、潘文华、郭昌明这些四川军阀即当时弁目队的同学，所以又称速成系。刘伯承元帅也出身这个学校。
贺毕业后不久分发某部见习，升排长、队长，1913年入陆军大学第四期。陆大毕业后，他被分发到河南倜军服务。所谓倜军即河南督军赵倜的部队。1920年，鄂人驱逐督军王占元，王向吴佩孚求救，吴派团长寇英杰赴援。王升寇为旅长，卢香亭继任团长，贺还是一个营长。卢他调，贺升团长。1926年初，寇任河南督理，贺升任第五师师长兼开封警备司令。北伐胜利进军，贺率部响应，改番号为新编第四军，移防汉口，司令部就设在今中山大道积庆里内，同时兼任武汉卫戍副司令。其后部队编并，贺本人调南京军政部高级参谋，深得何应钦的信任。1928年，南京政府成立训练总监部，贺得何应钦的推荐任步兵监。当时总监陈调元的公馆无异一反动头目的俱乐部，贺出入其间，而结识了不少新贵。
蒋介石与桂系军阀反目，贺先随蒋西征，任参谋长，旋委充第一纵队司令官，迫使桂系胡宗铎、陶钧西撤。贺循仙桃镇进驻沙市，胡、陶部瓦解，贺亦回南京。何应钦出任所谓三省“剿匪”总司令，贺调总部参谋长。何主持蒋介石的武汉行营，贺任行营参谋长。1929年，湖北省政府改组，贺还是湖北省政府委员，不过很少出席会议。1929年冬，贺任第一路军总指挥部参谋长。1930年郑州之役，蒋介石派他为命令传达所长传蒋手谕：“以本总司令名义指挥何雪竹（成溶）、刘经扶（峙）两路总指挥。”蒋介石成立南昌行营，贺任行营参谋长。时间从1930年12月至1934年11月，与此同时还兼训练总监部副监、首都警备副司令。
1934年冬，北上抗日红军把川军打得落花流水，刘湘的“神仙军”也抵不住。刘湘没有办法，乘飞机到南京请援。蒋介石满心欢喜，可以借此控制四川。当允立派大军入川，并组成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四川“剿匪”参谋团，作为指挥机构。贺国光既与四川军阀有同学之谊，又积有反共经验，因之就成了参谋团主任恰当人选。他率领少数高级幕僚于1935年2月飞抵重庆，即在重庆旧镇守使署成立参谋团，所有川、康、滇、黔部队概受其节制调遣。1935年4月，贺任重庆行营参谋长，1937年3月任重庆行营副主任、代主任。1939年1月，贺任成都行辕主任，同年5月兼任重庆市长、防空司令、卫戍总司令。1939年，蒋介石兼理四川省主席，贺兼省府秘书长、代主席。1940年，张群继任成都行辕主任兼四川省主席，贺调重庆防空司令，改宪兵司令，防空司令由重庆卫戍总司令刘峙兼任。1941年6月3日，大窒息案发生，刘被撤职，贺又以宪兵司令兼防空司令。1943年，贺调军委会办公厅主任，1946年改任西昌行辕主任，行辕撤销，仍以贺为西昌警备司令。1949年到1950年春解放大西南，贺犹负隅西昌。1950年3月，台湾蒋政权还发表唐式遵为四川省主席、贺国光为西康省主席。唐在川康道中被解放军打死，贺才慌忙逃往台湾。蒋介石任他为国策顾问。1967年4月21日，贺以脑溢血死于台北。终年八十五岁。
贺国光在四川
贺的反动政治生涯，先后在河南、江西有十四年之久。其详细过程，我不清楚，我只能就他在四川的情形，说一个大概。
贺之所以被蒋看中，要他充当向四川进军的打手，主要是他在四川的人事关系。前面提到的那些速成系同学，都拥有很大的军事实力。如刘湘起家二十一军任善后督办兼四川省主席，杨森是二十军军长，王、唐、潘等各居要职。贺入四川，这些速成系的将军们自然表示欢迎。其他如保定系的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也认为贺懂川情，好说话，因之也具有好感。四川政治是以军事形势为转移的，政界人物无不依附军阀。在四川军政界有一定势力的鲜英，既是贺速成系同学，又是陆大同学。这些人既构成贺在四川的政治基础，更需要窥得蒋介石的意向所在。我在川、康多年，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贺元靖不会整我们的冤枉”，“贺元靖不会同我们过不去”，“贺元靖在四川多年，不会不知道四川的情形”。四川省有所谓“五老七贤”，就是绅耆的老子。他们从辛亥革命起一直左右舆论，其中如徐子休、曾焕如、方鹤斋、尹仲锡、刘威荣等，在前清都有科名，做过府道之类的官。这些人同贺纶夔有同寅同年的关系，知道贺即当年贺道台的族弟，大都喜形于色，表示赞成，遇事都打个“好”字旗儿。就我自己亲身感受，可以作为证明。我在成都搞过新式工作。据蒋介石说，新生活就是旧道德。提倡新生活，恢复旧道德，自必要同这些旧人物打交道。我曾遍访上列诸人，他们见我姓贺又属鄂籍，呼我为“贺世兄”。我从他们口中得知贺纶夔的官绩以及他们对贺国光的好评。更重要的是政治上帮了贺的大忙。
蒋介石入川也曾引起有些人的反感，突出的是张澜。张字表方，以前当过道尹、川大校长，在四川有一定势力。他在1935年春间发表过川人治川的意见。可是因此就引起“五老七贤”之首徐子休的反对。他写了一篇长文，题目叫做《异哉所谓川人之治川也》。事隔四十年，但文章大意，我还记得一些。主要是运用今昔对比，证明非川人治川未必不好，川人治川未必好。下面为文章大意：
秦五丁开蜀，张仪、司马错非川人也，而中原文化达于蚕丛；东汉石室兴学，文翁非川人也，至今犹蒙其教；诸葛武侯非川人也，民至于今称之；唐韦皋、李德裕、宋张泳、赵鼎，均非川人也，至今遗爱在民。蜀人治蜀果何如乎？仅就民国而言，自辛亥革命尹昌衡称都督以来，军阀横行，土匪如毛，大小四百六十余次内战，人民罹战祸而死者几何？田赋预征至民国五十七年，人民为之流离失所者几何？此治之者皆川人也，川人深受其害，奈何犹哓哓腾此谬说耶？
此文一出，蒋介石如获至宝，立命翻印十万份散发，云南、贵州利用飞机送去。我就在成都街头上张贴过，见人即说此文如何义正词严，可当毛瑟十万枝。文章究竟怎样出笼的？事后才知道是贺国光做了大量工作的结果。“五老七贤”们把对贺纶夔的旧谊用之于贺国光，也就为蒋介石帮了大忙。倡川人治川的张澜只好躲在原籍不敢露面。张后来继续反蒋，组织民主同盟，解放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不是没有来由的。蒋介石为了谢徐的盛情，对徐特加青睐，徐所办的大成学校得到特别照顾。1935年8月27日，国民党定的孔丘诞辰，蒋介石特派贺国光代表参加纪念，在孔丘的大成殿，在徐子休的导引下行礼如仪。我亲眼看到那一幕尊孔丑剧的演出，才理解到和徐子休、贺国光、蒋介石之间的内在联系。孔丘就是这样被权势者捧起来的。
由于贺国光的妙用，蒋介石和他的中央军曾一度受到欢迎。接着蒋介石在参谋团之下或行辕之内设立了种种附属机关，便逐步不为川人所喜欢了。先是禁烟督办公署，夺去了四川军阀的禁政收入；次是财政监理处，夺去了四川军阀的财政大权；再次是公路监理处，夺去了川人的交通命脉；还有各种训练、各种组织，无不由参谋团派人担任。川人都感到大权旁落，但均敢怒而不敢言。1936年初，川、康各军一律由参谋团派出政工人员作为监军，使各军头目普遍发生反感，但他们原谅贺，认为这些都不是贺的主意。
四川军人对贺既有一定好感，又有见于贺不挟势营私，故在生活上予以照顾。贺在成都住的是陈兰亭里河街的房屋，有花园水池之胜，陈并不收受房租。他的几个住处我都去过，室内陈设简单，较之其他类似人物大不一样。1949年11月我路过重庆，贺适自西昌来渝公干，我去看他，为他的西昌警备司令一职抱不平。他说，他将来有两种死法：一是死于倮倮之手，一是为共产党所杀。我说，不回西昌行吗？他说，他一生就是绝对服从，死也死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其实少数民族对他并不坏，共产党也能谅解他。四川军人也希望他能脱离蒋帮。同年12月，我在彭县，刘文辉、邓锡侯就向我说设法与贺元靖取得联系，同他们一起走新路，可惜联系不上。1957年，我会到贺的老秘书谢藻生。谢也说重庆解放后，刘伯承元帅曾对人说到对贺可以谅解，但已来不及了。
贺在四川对付四川军人总算得心应手，但在他所主持过的一些单位遇到的黄埔学生就不那么听话。1935年成立参谋团，同时成立以康泽为首的政训处，照建制政训处隶属于参谋团，而康不甘在贺之下，径称“四川剿匪军政训处”，遇事直接找蒋，贺也乐得少些麻烦，这就为康在人事上经费上带来难题。康所宰领的大批政工人员半年之久分发不出去。康又同总政训处的贺衷寒闹独立，贺衷寒也予留难，加之康下面的贺明宣亏空巨款，影响开支，一时有康遭三祸（贺）的说法。平心而论，倒不是贺对不起康，而是康太跋扈。
1939年，贺在行辕主任职内，蒋介石的另一特务邓文仪充行辕政治部主任。邓照例瞧不起贺，曾在军校公开说，贺只晓得同地方军阀鬼混，压制了他，言下大为不服。我当时在邓下面任职，因贺要我到四川省训团工作。邓对贺更加不满。
贺在重庆继谷正伦担任宪兵司令，副司令是另一黄埔出身的张镇。贺徒拥虚名，由张把持一切。1945年，我路过重庆，曾去看贺，偶尔谈到他同黄埔学生共事情形。他说，同张镇共事较之同康、邓两人尤难，“那时我是上级，他们是下级；同张镇是正副的区别，做主不行，不做主也不行。现在调到军委会蛮好”。他还说：“你们年轻，有些事你们不懂，我是替老板（指蒋）看摊子的，看一天就得负一天责任。”
贺国光的为人、做官和其他
贺国光五短身材，有几根鼠须，其貌不扬，做事审慎，有时甚至故意装聋作哑。我曾见他接待来客和部下请示，我们在旁边的都听懂了，他还在问，对方只好再三重复回答。跟他多年的人说他炉火纯青，没有一点躁气。他有时也发议论，大谈其做官之道。我记得他在重庆寓所对我们说到他的“三不主义”。什么是“三不”呢？即“逢长不当，逢兵不带，逢钱不拿”。当时我不理解，难道他的那些职务是不当长、不带兵吗？据他的秘书贺研吾解释：所有那些主任、司令、秘书长之类，在贺看来，都是替别人看摊子，不算是带兵和当长字号人物。以他的地位，本来是可以发财的，但他的生活并不宽裕。不拿钱也是相对的，同时也是做官的另一诀窍。
贺不大出头露面，初入川时每周均举行扩大纪念周，据我的印象，出场的大人物我只看到蒋介石、杨永泰、刘湘等，从未见过贺在台上，据说他总在室内工作。他处理军事，务求稳当；处理公文，字斟句酌。他有很多兼职，但尽可能让给别人，如四川省训团主任例由省主席兼，他却让军校教育长陈继承兼任。他以秘书长代理四川省主席时，有一次蒋介石到成都来，他向蒋报告工作之后，恭恭敬敬从口袋里摸出一张支票给蒋说：“这是委员长兼理主席的公费。”蒋大笑挥手，贺然后辞出。他虽明知蒋不会接受，他却不能不如此做。
贺善于做官的事略如上述，但较之另一湖北佬吴国桢则不免相形见绌。1941年重庆大窒息案发生，重庆卫戍总司令兼防空司令刘峙、重庆市长吴国桢、宪兵司令贺国光同往现场视察后向蒋汇报。蒋问究竟死了多少人。刘、贺无以置答，吴随口说共死了一万几千几百几十几人。蒋点首满意。出来后，刘、贺同声问吴：“你怎么知道这个数字？”吴答：“他喜欢具体数字，横直无从查考。”刘、贺同声说：“你真会做官。”贺同万耀煌陆大先后同学，一直称兄道弟。后来万的长子万文俊同贺研吾的女儿贺德芳结了婚，研吾为贺之侄，万就小一辈了。万来信敬称姻晚，但贺回信仍以兄弟相称。卢蔚乾在贺任成都行辕主任时，做贺的秘书，张群继任时对卢表示挽留。卢说：“贺同我有交情，彼此相知，许多事我可以代他做主，对张先生就不能如此，强人所难，窃所不取。”
贺遇事不为己甚，坚持不得罪人的原则。他一直反共，但不似有些人那样咬牙切齿，硬想把共产党一口吞下去，而是得方便时且方便，留有余地。据谢藻生说，周总理、董副主席在重庆时，公事上有所联系，则发给护照、调拨汽车之类的事，只要在可能范围之内，贺并不留难。解放后，董老在重庆还对谢说：“我们对贺某可以谅解，如投向人民，一样欢迎。”谢以当时没有取得联系，甚为惋惜。
贺有四个老婆，我认识的是第二个和第三个，我们分别叫做二婶和三婶。第二个在湖北仙桃镇生了一个男孩，乳名桃子，派名笺修，也是贺唯一的儿子。笺修重庆解放时去了台湾。第三个姓厉，苏州人，出身歌女。她有鸦片嗜好，但她却成了贺的出头露面的夫人。贺最后逃出大陆，也只有她一人随去。贺对老母很有孝心，早晚必问安，在旧社会传为美谈。
蒲圻贺家是个大族，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依附贺国光谋个一官半职的不在少数。贺有一个特点，一般不介绍在军政界做事。就我所认识的而言，在武汉的贺伯亚、贺衡北、贺之刚，在南昌的贺抚民，在四川的贺修俊，在福州的贺卓吾等，都在税收机关。只有贺次君运用贺的关系，当过四川新闻检查处长。贺研吾短期当过雅州专员。据贺研吾说，贺纶夔生他们兄弟三人即卓吾、研吾、养吾。贺纶夔在四川做官，他们弟兄专馆教读，贺国光是族弟，不能同他们兄弟一起上学，所以才去住武学堂。结果他们弟兄枉自写作俱佳，却不得不靠贺吃饭。言下颇有一点感慨。总之，贺对族人不问亲疏，只要你找他，他都乐于帮忙。
（贺觉非）
三、宣铁吾同杜月笙上海斗法的内情
抗战胜利后，宣铁吾任上海警察局局长，后由于荣德生绑票案，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司令李及兰引咎辞职，宣又兼任警备司令，集军警大权于一身，成为上海叱咤风云的红人。宣铁吾与杜月笙几次三番斗法，杜畏之如虎，坐立不安。杜月笙是个上可通天、下可入地的人物，宣铁吾何以敢和他对抗呢？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得到了蒋经国的支持。
宣铁吾和蒋家的关系
宣铁吾，浙江诸暨人，早年丧母，由当裁缝的父亲抚养成人。他家道贫寒，幼年只读过私塾。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宣铁吾和陈兆龙、张秋人等过从甚密，曾一度加入过CP。1924年，黄埔军校成立，宣考进军校，为第一期学生。黄埔学生中有左倾的“青年军人革命同志会”和右倾的“三民主义革命同志会”。宣铁吾进黄埔后，思想即逐渐倾向于后者。当时，蒋介石和蒋经国均住在黄埔军校内，宣曾当过蒋介石办公室的侍卫，因为表现忠诚，又升为侍卫长。在黄埔这段时期，宣铁吾和蒋经国的私人感情特别融洽，称兄道弟，似为莫逆之交，直到1925年蒋经国去莫斯科学习，两人才分手。
抗战期间，浙东尚未沦陷时，蒋经国在奉化溪口旧宅读书，由马公愚讲授《曾文正公全集》，宣铁吾经常往访，作彻夜长谈。时宣铁吾已是浙江省中将保安副司令，经蒋经国的推荐，又兼任三青团浙江省筹备主任、九十一军军长等职，成为身兼数职的浙江屈指可数的红人。由此，更进一步奠定了他和蒋经国的关系。宣铁吾对蒋介石忠诚，与蒋经国的观点一致，私交融洽，所以颇得蒋氏父子信任。二人都认为，只有斗垮恶势力和黑社会，国民党的天下才有可为。
蒋介石是个多疑的人物。他搞中统和军统，本来有相互牵制之意，但后来戴笠青云直上，权大包天，到抗战末期，蒋介石对之已有戒心。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在重庆成立了一个秘密五人小组，参加的有宣铁吾、钱大钧、胡宗南等人，唯独没有戴笠。小组表面上的任务是平衡中统、军统两个特务组织的矛盾，实质上也有抑制戴笠权势的性质。蒋经国是深切了解内情的，因此，全力支持宣铁吾。蒋经国和宣铁吾都对当时的贪污和大发劫收财的现象深为反感，而这些丑事大部分是由中统和军统的特务干的。杜月笙和戴笠的关系之深，可以说甚于蒋、宣。蒋、宣后来和杜月笙的斗法，实质上是对抗军统的一个重要部分。
在接管上海前，蒋介石已决定钱大钧任市长。当时，吴铁城和戴笠都曾推荐上海警察局长的人选；钱大钧也开了一套班子的名单。蒋介石对上海所有各局人选，都表同意，唯有警察局长一职，亲自点名由宣铁吾担任。这样一来，钱、戴、吴不仅无话可说，而且也真正感觉到了宣铁吾的分量。蒋介石所以这样信任宣铁吾，与蒋经国的推荐和促成分不开。
宣铁吾上任后，就提拔不属于中统、军统的俞叔平为警察局副局长（俞是奥国留学生，为中国甚少的警察法学博士）；宣的亲信徐旭、方志超等分别任人事处长和行政处长；但为了敷衍戴笠，也录用了一些军统的人，如张师、张达。宣铁吾在重庆起程后，杜月笙为拉拢感情，曾设宴为宣饯行；但宣一到上海，对新闻界第一个谈话却是：不搞劫收，整顿风气。并且特别提出要整顿青洪帮。凡是青洪帮门徒，一律不见，一律不用。宣铁吾这第一炮，无异于给杜月笙一个下马威。
蒋经国平生对两个人最称知己，一个是宣铁吾，另一个是王新衡。王新衡是军统的头头。后来蒋经国到上海，经常住在宣铁吾家中。
从上可知，宣铁吾之所以敢和杜月笙对抗，主要是蒋经国在幕后支持。宣在上海并无社会基础，而杜月笙这个“水银泻地，无孔不入”的人物，却对蒋经国、宣铁吾的联合力量感到束手无策。
抗战胜利后的杜月笙
杜月笙从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起，结识了蒋介石。杜在青帮中的辈分极低，这是杜一生最感苦恼的事，但由于他后来和戴笠结下不解之缘，手下又有一批“智囊”人物出谋划策，因此，实质上成了上海工商经济和黄色工会的幕后操纵人物。杜在四一二屠杀中虽然有“功”，但并未博得蒋介石的过分青睐，直到抗战，杜竭力赞助戴笠组织“总动员委员会”和“苏浙行动委员会”，方在政治上飞黄腾达。“苏浙行动委员会”由戴笠任主任委员，杜月笙、杨虎等任委员。杜慷慨解囊，捐助轻武器快慢机五千支，在上海成立五个支队，其中如陆京士、水祥云等人，就是杜的门徒。这支杂牌部队，就是后来戴笠的“忠义救国军”的前身。抗战胜利，军统特务“五子登科”，大发劫收横财，当然也和杜月笙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抗日胜利后的上海，钱大钧虽是市长兼警备司令，但只是一个空名，掌握大权的实际上是吴绍澍。吴在国民党系统内不是个头面人物，但因吴开先被日本人逮捕又放回重庆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一直由吴绍澍负责。所以一旦胜利，他就从地下冒了出来，蒋介石不得不给他些头衔和权力。当时，吴绍澍身兼东南军政特派员、上海市副市长、上海三青团主任委员、上海市教育局长、社会局长和《正言报》社长等重要职务，红极一时，炙手可热。所以要在本文提一提吴绍澍。
吴当时年少气盛，他一登上“宝座”，就头脑昏昏，公开和杜对峙起来。对于初出茅庐的吴绍澍，杜月笙及其智囊团根本不放在眼里。杜月笙的一大部分势力是在黄色工会，因此，吴就选社会局长一成，他们就首先开刀。杜想让吴开先当社会局长，陆京士当黄色工会总头目，以此来控制上海的工人。1945年秋冬，抗战胜利后不久，杜一手包办的黄色工会就以“改善工人生活”为借口，闹起风潮，搞得吴绍澍惶惶不可终日，终于以“办事不力”被轰下了台；再加上中统、军统纷纷告状，吴绍澍竟被剃了个光头，只剩下了《正言报》社长一个闲职。这也是促使吴后来转向革命一面的原因之一。对于杜月笙这种做法，蒋经国和宣铁吾尽管袖手旁观，但更加深了本来已有的反感，认定杜是要以黑手统治上海，因此决心和杜较量一番。
吴绍澍倒台后，杜月笙的触须事实上已经紧紧缠住了上海的银钱业、棉纺业、轮船业和黄色工会等等，但杜的公开身份，始终只是“中汇银行董事长”和“恒社”社长（“恒社”是杜月笙门徒以社会团体面貌出现的青帮组织），此外就是办办“浦东同乡会”搞搞“上海小姐选举”等无聊的事。不过，杜月笙对于军队和警察，对于蒋经国和宣铁吾，却毫无办法。
万墨林案件的前因后果
万墨林是杜月笙的总管，为杜门第一红人。早年，他专门站在烟榻边为杜装鸦片烟，很得杜的信任。日伪时期，万在上海代杜看管家产，一经胜利，就俨然以地下工作者自居。杜回上海后，万更红得发紫，一蹴而升为“米业公会理事长”，操纵着粮食的市场价格。由于法币贬值，物资缺乏，粮价直线上涨，人们的咒骂集中在米商身上，骂之为“米蛀虫”，万墨林当然首当共冲。在蒋、宣和杜的斗法中，他第一个受到冲击。
1946年7月1日，宣铁吾兼任淞沪警备司令。当时工潮、学潮频起，社会局势动荡。宣铁吾认为是杜月笙所操纵的恶势力哄抬物价，如不镇压，局面不得平静，于是就选定拿万墨林开刀。这当然是“杀鸡给猢狲看”，冲着杜月笙来的。当时的淞沪警备司令部位于苏州河畔的河滨大桥。宣下手令逮捕万墨林后，就关在七楼看守所内。全上海的日报、夜报和小报，都以显著位置刊出了这一消息。宣铁吾并招待记者，发表强硬谈话说：“万墨林有恶势力为后台，囤积居奇，操纵米价，政府要以军法从严惩办。”这些对于杜月笙来说，无疑是沉重的打击。
杜月笙很明白蒋经国和宣铁吾的联合力量，而戴笠已死，自己的靠山不硬，因此不免忧心忡忡。杜的“智囊团”如陆京士等则不以为然，认为必须以曲曲折折的方法进行回击。他们利用杜系的“立根”和各同业公会、黄色工会为武器，对警备司令部施加压力，大叫大嚷，说什么米价上涨，是产地粮食被共产党所控制，运不出来，与米业公会和万墨林无关，要求由司法机关进行仲裁。宣铁吾针对这些论调，宣称“治乱世用重典，政府为民除害，杀一儆百，责无旁贷”。这样一来，万墨林已有被杀头的危险。杜家在惊恐之后，苦思对策。他们一方面叫军统的小头目戚再玉（警备司令部第六缉查大队长，是个手操生杀大权的红人）向滑稽曲艺界打招呼，不要再骂“米蛀虫”；另一方面设法保万墨林“狱外就医”。杜月笙有个门徒陶建芳，黄埔六期出身，曾任浙江保安司令部第六团团长、挺进第三纵队副司令和第三战区高参等职。陶既和宣铁吾熟悉，又对杜唯命是从，是个两跨的人物。但陶不敢亲自去对宣铁吾讲，就在深夜坐着杜的自备汽车，来找我商量，说万墨林有严重的心脏病和高血压，要求能到看守所探视。我不好推辞，就让陶去了看守所。陶向万转达了杜月笙的关心。当天晚上，杜月笙和陶悄悄来到我家中，杜月笙装得一脸苦相，一口咬定是“宣司令的误会”。我感到难以下场，若不识抬举，贸然得罪这位“大亨”，事情就麻烦了。我就给想了个办法，要陶建芳亲自去打通警备司令部医务所一位所长，告诉他，如果拿到病危证明，也许可能试行交保就医。我当时认为他们通不了这个关节；万一弄来证明，公事公办，也可没有责任。不料钱能通神，两天以后，医务所果然来了“万墨林病危”报告，请求处理。我内心明白，落得顺水推舟，就冒了个小小的风险，将万交保就医，要求随传随到。事后向宣铁吾报告时，他大为震怒，一面斥责我不该擅自做主，一面立即将那位冯所长找来核对。这位所长一口咬定：“万墨林病危，如不就医，就有死在看守所的可能。”事已至此，宣铁吾也无话可说，只得公布一则新闻“万黑林是交保就医，并非无罪释放”了事。其实，万墨林根本没有那么严重的病，而我也领教了杜月笙的高明手法，感到宣铁吾恐怕也难应付。后来和宣铁吾一次聊天中知道，宣也并不是非置万于死地不可，只是给杜月笙一点厉害看看而已。万墨林事件烟消云散以后，米价照样狂涨，宣铁吾也始终无能为力。从此，宣、杜交恶成为人所共知的事。
关于宣杜交恶，还有一段插曲可说。
1947年是杜月笙六十大寿。杜和京剧界的关系一向很好，就于春季在上海中国大戏院唱戏两天祝寿，一时名角云集，轰动全国。宣是个京戏迷，只要名角，无有不看；宣的如夫人，就是一位京剧演员。遇到这样的盛会，宣怎么肯放过？但杜月笙请他，他又不肯去。杜当然发了请柬，座位是最好的第二排，宣不肯公开出席，这个座位就只能空着。但宣却另外在9第六七排搞到一张招待券，微服改装，扮成一个商人，悄然前往。所有军宪、特务和杜门子弟，竟然没有一个认得出是“宣司令”（那两天演戏，宪兵从傍晚起就将南京路到北京路这一段封锁，只凭请柬入内）。中国大戏院本是座年久失修的旧戏院，当第一天的《龙凤呈祥》演到一半时，圆顶上竟掉下来一大块石灰，正好落在宣铁吾面前的座背上。这一来，全场目光顿时扫向宣铁吾，宣一时窘迫万状，唯恐被人识破真相，下不了台，于是拂袖而去。待走出门口，杜门子弟才认出是“宣司令”；但大家面面相觑，谁也不敢追赶，连在场的杜月笙本人也目瞪口呆，无法可想。事后，杜月笙曾再三道歉，要为宣铁吾设宴压惊，但都遭到宣的拒绝。
杜维屏被扣与获释
1948年5月，国民党崩溃之势已成，前线溃不成军，后方动荡不定，蒋介石却仍然挣扎，派蒋经国为经济督导员，坐镇上海，由宣铁吾配合，希望消灭贪污，稳定物价，安定民心，以利前方。
蒋经国到上海后，在外滩中央银行二楼办公。此时和蒋过从最密的人，除宣铁吾外，还有王新衡。王当时是保密局上海站站长、上海市政府参事。蒋经国到上海后，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一再宣称，要镇压奸商，抑平物价。宣铁吾为了配合，即在警备司令部成立经济缉查机构，专门缉捕奸商；我当时即在此部门任职。蒋经国和宣铁吾的行动，对杜月笙无异于当头一棒，因为杜对于金钞外汇黑市、股票涨落和粮价升降等，是一只无形中的巨大黑手。
杜月笙的中汇银行，由儿子杜维屏任经理。杜看到蒋经国、宣铁吾来势凶猛，就计划将港币四十五万元，私自套汇外流。此事被王新衡知道，就悄悄报告了蒋经国。蒋大为震怒，立即下令逮捕杜维屏，扣押在市警察局看守所内。王新衡是一位十分圆滑的两面人物，他既和蒋经国莫逆，又不想得罪杜月笙，故在杜维屏即将被扣时，又通风给杜，叫杜注意。这样一来，吓得杜对四十五万元港币一时未敢下手。但据我事后所知，杜系的中汇银行和通商银行，还是漏夜赶造账册，化整为零，零零碎碎地私套到香港。杜维屏被扣，当时各报以通栏标题报道，杜月笙威风扫地，在惊恐中曾一度避往香港。从表面上看，经此一击，金钞黑市的确下降许多。蒋经国觉得初战胜利，十分得意；但渐渐就感到事情棘手，因为“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找不到杜维屏套汇的罪证，就只可“雷声大，雨点小”，最后将杜交保释放了事。
此外，蒋经国和宣铁吾还办了以下这些和杜月笙多少有关的事：
一、严格按金圆券实行限价。蒋经国规定，凡一切商品的零售价格，全部冻结；商店不得转移，不得拒售，必须开门应市。但这确是个非常不彻底的治标办法。奸商囤积居奇，可说无孔不入，光靠军警力量，查不胜查，抄不胜抄，而门市商品则立即被抢购一空。未及一月，全上海开着的几乎全部是空店。资本家、店老板和老百姓都怨声载道，这个限价政策也就只好告终。
二、在扣押杜维屏的同时，蒋经国和宣铁吾也对兴风作浪的证券大楼和金钞黑市实行了镇压，其中有名的一件就是逮捕出名的“杨家将”。所谓“杨家将”，是指控制场外股票金钞黑市交易的杨长和、杨长仙和杨长庚三人，他们的绰号叫做“场外亨鼠牌”，意思是一群机警精明的“大亨老鼠”。“杨家将”也是直接或间接受到杜月笙的控制和影响的，因此这也可以说是对杜的打击。但不到一月，随着限价政策的失败，蒋经国自认倒霉，就将“杨家将”交保释放。一场大公案，就此不了了之。
三、蒋经国和宣铁吾还曾集中力量，打击过孔氏豪门的“扬子公司”。宣铁吾利用他控制的《大众夜报》，以头版头条新闻揭露“扬子公司”私套外汇的大案，还刊出了孔令侃的照片。但孔令侃毕竟不是杜维屏，蒋经国只是虚张声势，未敢下手。我记得很清楚，就在1948年10月初蒋介石到上海时，孔令侃和孔二小姐就亲自向宋美龄哭诉告状。当时蒋介石的心情正十分沮丧，因沈阳刚刚解放，廖耀湘和范汉杰兵团在辽西走廊全军覆灭，国民党已经尽失关外。在东平路官邸，蒋介石大发脾气，命令封闭《大众夜报》（同时封闭的还有吴绍澍的《正言报》），并当面斥责宣铁吾，说宣周围有共产党。其实，在《大众夜报》并无地下党。
四、蒋经国和宣铁吾在1948年秋还杀了几个军统恶霸。一个是戚再玉。此人身任警备司令部第六缉查大队长，后台是保密局的毛人凤。戚敲诈勒索，无恶不作，在上海是个臭名远扬之徒。特别是戚通风放走大贪污犯徐继庄一案，使蒋经国大为震怒（当然还夹杂着军统内部复杂的权力斗争），就亲自下令，将戚逮捕，经军法判处枪决。另一个是张亚民。此人也是军统特务，因敲诈一个挪威商人金司伯私售金钞一案，后被告到蒋经国、宣铁吾手里，就也由蒋亲自下令，将张枪决。这两件大案，当时曾在上海各报连篇累牍刊载过，轰动一时，人民拍手称快。但国民党已经病入膏肓，杀几个人已无起死回生之效。
（郑重为口述 沈立行整理）
四、平步青云却壮志难酬的吴国桢
吴国桢，湖北建始人。其父吴经明与我系房族兄弟。1927年我在汉口读书时，曾与吴国桢在其胞叔吴经理家见过面。后来吴国桢任汉口市长时，我也在汉口任初小教员。由于我与吴国桢系房族叔侄，因而对他的家世童年、从政为人等等情况有所了解。
吴国桢的祖父吴光成，是前清秀才。父亲吴经明，湖北经心书院肄业后，1903年赴日本士官学校学习陆军。回国后，曾任保定陆军速成学校教官。辛亥革命时，密谋响应起义，事泄潜逃。后任南京政府参谋部科长。1923年任陆军部学习司司长。1933年辞职回籍。1948年去台湾，1997年去世，终年九十八岁。
吴国桢之母朱氏，同为建始人，系国民党立法委员朱和中之胞妹。生两子，长子国柄，次子国桢。朱氏一生勤劳俭朴，是操持家务之能手，年八十，犹精神矍铄。
1903年10月21日，吴国桢出生于湖北省建始县凉水埠。四岁，要求读书，其祖父送其上蒙学。五岁与兄国柄随母朱氏去北京，时其父吴经明在陆军部工作，送桢至模范小学校。七岁能提笔作文。八岁写自咏诗。九岁，入天津南开中学。十三岁，考入清华学校专门班。1921年，毕业于清华学校。
1921年，派赴美国留学。入格林内耳大学，习政治经济科，因成绩优异，免缴学费。1922年，得学士学位；升入普林斯顿大学，得美国学府奖给金钥匙徽章，年获奖金七百元。1924年，得硕士学位。再留普林斯顿大学院研究科，年获奖金一千二百元。1926年，二十三岁，著论文，题为《中国古代的政治理论》，得哲学博士学位。1926年秋离美回国。在美留学时与后来中国驻英大使郭泰祺之弟郭泰祯交谊笃厚。
官居显宦要职，拥蒋平步青云
吴国桢回国后，即应聘为教授，翌年，由郭泰祺推荐，吴国桢任外交部特派江苏交涉员公署秘书兼交际科长。1928年，调外交部任副司长，未赴任，旋赴武汉，写出《整理财务税收方案》万言书，给当时在鄂之李宗仁，得其赏识。由鄂省政府任命吴为湖北全省烟酒税务局局长。他到任之后，切实整理，立单行法三十余种，弊绝风清，半年结余款五十余万元。
1929年，吴国桢任榷运局长。得宋子文、宋美龄推荐，兼任南京军委会委员长侍从室秘书。[1]对此，国桢给其父写家书云：“其职虽卑微，然能随侍委座左右，其前途正未可限量。”这算是他亲蒋的开始。其时我正在武昌读师范，族兄吴经铨给高祖士安公撰一篇碑文，交我寄给国桢改，或再另作。桢很快回信说：“二叔所撰碑文，言深意永，勿庸修改或另作，他日桢若功成名就，退隐林泉，追思祖宗余荫，再撰之举，未为晚也……”这说明国桢侍蒋以后，“功成名就”，早作预谋。
湖北省政府主席何成浚（号雪竹），与吴经明为留日士官学校老同学，国桢对“雪竹公”常以世伯相称，因而何雪竹对于吴国桢依托庇荫，非同常人。1929年，吴国桢任汉口特别市政府首席参事兼土地局局长，不久，又兼任财政局长。汉口特别市改为普通市，吴国桢旋于调任湖北省为省府委员兼任汉口市市长。武汉为九省通衢，绾毂南北，历任汉口市长都难久于其位，而吴国桢却能自1932年任至1938年，因抗日武汉沦陷而离职。这中间湖北省政府主席，虽更换六任（即夏斗寅、张群、杨永泰、黄绍竑、何成浚、陈诚），但吴国桢的官位却安然未动。这与他在中央有蒋、宋支持，在湖北有何成浚做靠山是有直接关系的。
吴国桢担任湖北省烟酒税务局长之时，他四胞叔吴经文，是第一届航空学校毕业生，被吴国桢任为洋酒税务局局长。经文为人疏懒成性，易暴躁，曾与汉口西商跑马场洋人为卖洋酒不完税，闹起很大纠纷，事情通过吴国桢的交涉方得到解决。吴国桢内心对经文不满，旋即将吴经文调派汉口市丹水池任警察分局长。吴经文以职务太小、地方偏僻经常不上班，每月拿干薪。吴国桢闻知，立即将胞叔吴经文撤职。事先不打招呼，事后不找其谈话，经文气愤已极，立即回北平闲住。这事被吴国桢之胞兄吴国柄知道后，便责难他说：“老二，你对四叔太过火。他是我们的亲叔父，又是你小时候的启蒙老师，来此求官糊口，你竟以‘怠工慢职’将他撤职，不理不睬，使他只身北去，老无所依，这如何对得起四叔！又怎样对得起祖父和父亲！？”吴国桢听后，默思片刻，便说：“此事我不后悔，遇事只能从公从严，才能刷新吏治，收拾人心。”
吴国桢对其胞兄吴国柄也不例外。吴国柄曾留学英国，英皇家学会授予优等工程师，当时任汉口中山公园工程处主任。中山公园建设工程竣工后，向吴国桢要求，想当建设局长。吴国桢严词拒绝，说：“做事不在做官。中山公园竣工后，汉口市建设工程还多，何必要求局长一席。”吴国柄稍停又说：“内举不避亲，你嫂子（即吴国柄妻汪季圭，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毕业）教中学语文、外语多年，当个中学校长可以吧？”也被吴国桢拒绝。他的亲三叔吴协臣，系清末湖南省候补知县，民国时期曾为湖北省议会议员，又曾任湖北省林务专员等职多年。只是年过五十，精神欠振，闲居无业，曾要求在汉口市政府谋个小差事，吴国桢亦拒绝。有人说吴国桢“六亲不认”，确非虚语。
原来汉口市鸦片充斥，经他一番整饬之后，大大敛迹，但未根除。1936年吴国桢对汉口市的防洪工程建设，做了重大努力，此后多年虽遇大洪水，亦未成灾，在市容上大为改观。当时有很多人称赞他为“廉洁有为的官员”。
他在任财政局长时与黄卓群结婚，先生了两个女儿，1935年又生了一个男孩，取名修广。
1938年10月，日军已包围了武汉，守卫武汉的国民党队伍已全部撤退，桢仍坚守岗位未离去，直至武汉沦陷前夕，他方去重庆，顺便至老家建始探亲。
1939年，吴国桢任重庆市市长，这时国民政府亦已迁到重庆，千百数人群蜂拥而至，行政方面的繁冗复杂，较之汉口有过之无不及。吴国桢在重庆的民防建设方面，竭尽全力。但在1941年6月，因一次校场口大隧道惨案，造成千人死亡，群情大愤。蒋介石为敷衍群众，扬言从严惩办，乃召集有关负责人，叫他们依次陈述，谁任其咎。在座被召集人均甚恐惧，面面相觑，莫敢开口。吴国桢乃陈述说：“此次惨祸，根源是敌人凶残，空袭时间太长。空防部与卫戍司令只能作防御措施，指挥部只能按警报下令，市政府负责安全教育，当然责任最大。孰料修建防空洞时，调空设备，未加注意，又将栅门向内开，以致洞内窒息，人们向洞门口拥挤，愈挤门愈不能打开，造成此大灾难。要说责任，人人有份。”使蒋无法归咎个人，乃分别给予记大过、撤职或撤职留任处分。
1942年，我的胞侄吴国仪是共产党员，在重庆电信管理局担任业务员，被特务公开逮捕，在这年底，吴国桢将他保释。吴国桢为人严谨，工作细致认真，他的名字外文缩写为K.C.Wu，很多人借以称他“开水壶”，极言其办事认真。听说蒋介石当年曾经慨叹过，他的部长们要都像吴国桢这样认真办事就好了。
他对弄虚作假是深恶痛绝的。有人用他的名义给别人写信办事，他很不满意地说：“只要能办的事，我自然会办，为什么要作假呢！”还有人用他父亲的名义给他写信，他们夫妇很不满意。从点滴小事可以看出吴国桢的品格。
1942年，吴国桢任外交部政务次长，兼蒋介石侍从秘书，负责接待外国高级官员，如对美国副总统华莱士、魏得迈将军等人的联系工作。这表明蒋对他的高度信任。
据杜建时回忆：抗战期间，南开学友总会推定周恩来、吴国桢、王文田（女）、伉乃如和杜建时五人为总干事。其时周恩来住在红岩八路军驻渝办事处，有时同到南开学校碰头，或到张伯苓（南开大学校长）、伉乃如家里座谈吃饭，彼此相遇，常因政见不同，展开争论。吴国桢因受蒋介石的倚重，对蒋产生迷信，他认为要治理国家、要抗日救国，只有依赖蒋委员长的领导。而周恩来则坚信只有实行全民总动员，建立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方能抵御外侮，拯救中国。虽然他们两人的政治上各执己见，但无论何时何地，他们在感情上却依然交融如故。
1913年，我在省立建始初中教书，曾给吴国桢写过一封长信，告诉他我离开汉口以后的详细经过，家属亲族戚友的大概情况，鄂西大捷，敌人溃退，以及附近驻军仍甚多等等。他接信后，很快亲手回信，除对我勉励外，特别问道：“附近驻军甚多，民生如何？希告知。”并嘱咐以后多通信。但从此以后，未直接与他通过信，略知他后来当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1945年8月，抗战胜利以后，国民政府返回南京，吴国桢也随之离开了重庆东下，到上海接充了上海市市长。
1946年5月，吴国桢担任上海市市长。这时的上海，可说是我国最大最混乱之城市，但它又是我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和商业金融城市。市长一职，在国民党高级官员中是众所瞩目和垂涎三尺的肥缺，各种势力和派系都在争夺，最后落在吴国桢手中，是不简单的。当时上海，大权掌握在党、政、军、警、参五大头头手中。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方治，警备司令宣铁吾，参议会议长潘公展，都是人所共知的“统”字号人物。警察局长俞叔平，原是上海暨南大学的训导长，1945年才从政，不大为人所知。这些人不是党棍子，就是武棒棒，都为群众所切齿。吴国桢却有人对他存着幻想。因吴是留美学生，学人从政，比行伍出身和吃党饭的人的牌子要好些。加之他口头上总讲民主，又为美国人所赏识，海内外报纸对他也有好评，所以能在角逐中得胜。当时的上海，乱民云集，通货膨胀，投机倒把，使整个上海陷于困扰之中。吴国桢在维持秩序方面，为国民政府竭诚努力，对工运、学运，虽是笑脸相迎，实质上从没作过任何让步。
1949年，人民解放军逼近上海，吴国桢随国民党政府撤逃台湾。
主台试图改革，民主独裁交锋
1949年底，吴国桢继任陈诚的职务为台湾省府主席兼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后又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
吴国桢在任内，面临着二百万人撤逃至岛上造成的种种困难，以及争取岛上居民支持国民党政府等等问题。他试图运用他多年治事经验，按照美国式的“民主政治”来刷新政务。他将岛上两万处日本资产，按实价的百分之七十出售，并解雇政府冗员，以此稳定台湾的财政状况。继续执行前任陈诚1948年8月实行的“土地改革方案”，经争取通过一项法律，保障市、区的自由选举，使1950年5月，在台湾东部地区举行的选举中，有大量的台湾籍人士当选。
但他的改良，与国民党当局意愿常相违背。“民主”日渐减少，警察对治安、司法、教育等等的干预日趋加强。不久，他被改任生产局长，权力日益缩小。1953年3月，他向国民党政府提出辞呈，蒋介石命人传话给吴国桢：“只要与经国合作，你想当行政院长或行政院长兼台湾省主席，由你挑。蒋并叫宋美龄从旁劝阻，经商谈两天，吴国桢仍坚持“急流勇退”的既定原则，不改初衷。
经过困难的交涉，4月，辞职获准。5月，以养病和接受荣誉学衔为名，偕夫人黄卓群离台湾，远涉重洋，到了美国。行时，台湾当局不让其子同行，吴国桢深为不悦。
1954年，吴国桢在美举行记者招待会，谴责台湾政府“不民主”、“实施一党专政”等，宣布同台湾政府断绝关系。此一举动，颇为世人所瞩目。蒋介石得知，斥责吴国桢：“负重要职责二十余年，乃出国甫及数月，即‘诬蔑政府’。”遂于3月17日下令，撤免其“行政院”政务委员一职，开除国民党党籍。从此吴国桢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过着以授课和著述为职志的生活，力图从宦海中“净化”出来。
远适异国求隐，家国之思难泯
为了使其儿子离台来美，及全家糊口度日，他与《芝加哥论坛报》签订了为期三年的合同，担任该报远东问题顾问。7月，他的儿子离台至美，全家团聚，他们在埃文斯顿居住了十三年。
1966年，吴国桢全家迁至乔治亚州东边的滨海城市萨凡纳。他本人应该地阿母斯壮州立大学之聘，任该校教授兼著书立说。
继他撰写的英文政治小说《永静巷》之后，1962年，他又出版了一部用英文撰写的中国通史著作《中国传统》，该书长达496页。这是他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二十多年的成果。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签订了上海公报，中美关系解冻，重新开始了文化技术交流，有了通信机会。杜建时从各方面探知吴国桢在乔治亚州后，即去信联系，但未得回音。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杜再去信告诉国内重大变化和祖国建设方面伟大成就，才收到吴国桢的间或来信，但信中也三言两语，敷衍寒暄。直到1982年2月，杜建时收到一张为人少见的照片，是吴国桢在南开中学同周恩来的合影，吴在信中以真切的感情，详细忆述当年在南开中学与周交往的过程，以及周恩来等其他同学读书学习的情景，字里行间，流露出深切感人的怀国思乡的情绪。杜遂将照片及信件转呈有关领导，邓颖超看信后，交由廖承志副委员长阅处，廖阅信后，邀请吴国桢夫妇回国观光，由政府负责招待。3月初，杜将上述情况，转告给吴国桢，得到他的回信：
“读来示：‘原函已送廖承志副委员长阅过’而承志先生因之表示欢迎弟夫妇回国观光，由国家负责招待。拜诵之余，愧不敢当。”
经一番考虑以后，他决定让其儿子回国一游，以为他回国了愿做准备。经同北大联系，北京大学决定邀其儿子修广夫妇来华讲学。
9月初，杜建时写信告诉国桢这事，一并随信寄去《邓小平文选》。
11月12日，吴国桢在认真阅读《邓选》后，回信说：
“小平先生想做之事，乃旋乾转坤之事。就历史言，能成此种大事者，须具两条件：一要先见得到；二要后做得到。弟读文选完，已知其真能先见得到，再由其个人向来做事精神推之，锲而不舍，百折不回，则何事难成之有！弟不禁为国家、为民族企望其早日成功也。”
12月16日，国桢的儿、媳修广夫妇到北京，北大学校接待去校讲学，并游览长城、颐和园等京城名胜。后由政府安排他们参观了上海、南京、杭州、武汉等城市。对这次国家的热情款待，修广夫妇深感满意。听到党和政府对他们的关怀和照顾，他们受到感动。杜建时当时向修广夫妇表示，希望国桢能短期内回国观光，以叙旧谊。
1984年春节，杨静仁部长拟邀请吴国桢夫妇回国观光，经同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相商，邓颖超主席说：“要吴国桢先生归来，应由我来出面邀请。国桢夫妇年事已高，归来时应由子女陪同，以便随时在途中照料。”最后决定由邓主席、杨部长一起邀请吴国桢夫妇携带子女回国观光。杜建时即于2月9日去信通知吴国桢，3月初，即接吴国桢的复函：
“建时吾兄：2月9日来函敬悉。修广夫妇归后，盛称祖国进步状况，及其接护隆重招待情形，不胜感慰。顷又得来函，示知邓颖超主席与杨静仁部长殷勤邀请，回国观光。邓主席更亲嘱带儿女同来，以便随侍，雅意深情，中心铭感。弟虽已八十，尚称顽健。唯内子身体素弱，对于万里飞行，未免心怯，且近患骨脊炎及胃病，延医诊治，稍见效果，一时更不敢远离医生。请代向邓主席、杨部长致谢忱。”
毅然回归未遂，此恨绵绵无穷
杜又建议吴国桢只带子女来华，于国庆节回国。于4月底回信得悉，定于9月底回国。6月9日黄昏，突然接到吴国桢6月6日在美国病故的消息，令人异常惶惑。
据旅美作家江南先生说：6月5日上午9点，他还和吴国桢在电话中谈了大约三分钟的话，是关于江南先生所写《吴国桢八十忆往》一文上面的错误和错字。6日下班回家，收到吴国桢3日发的限时专送一封信件。讵料，这天上夜9时（大西洋时间）吴国桢己逝世。江南先生到7日读《纽约时报》才惊闻噩耗。到办公室，向萨凡纳拨一长途电话，据吴国桢的女儿告诉：“父亲在安静中过世。”可能是无疾而终，是自然的萎谢。
吴国桢在晚年以无限欣喜的心情，发现了大陆上的曙光，这绝非几个人的宣传和鼓动所能奏效的。是他在近半世纪的坎坷颠簸中、在漫长的困惑失望中和对比思索的过程中、在对中国历史和现状的几年潜心研究中逐渐形成的。吴国桢虽然死了，他企望祖国统一富强的心却永远留在人间。
吴国桢历任国民党党政要职，人们都以为他一定腰缠万贯，但据吴国桢亲告江南先生说：他唯有的财产，是一万产千美金，且这笔钱的来历，都是得他的前任（钱大钧、陈诚）之功。任台省主席期间，他在台北新生南路建一住宅，即来源于此。可这笔财产，常年冻结，到1981年，始蒙台湾当局鉴谅而出手。
1953年5月，获准离台，他随身携带的款项为美金五千元，经陈诚批准，才开结汇，这就是来美时全部家财。生活来源，源自与芝加哥论坛报签订三年合同，担任该报远东问题顾问。后来因与蒋反目，声名大噪，巡回全美，旅行演说，经济状况，大有好转。
1966年，应乔治亚州阿姆斯壮州立大学之聘，改执教鞭，由多风的芝城搬到大西洋区的滨海城市萨凡纳，尔后长期定居，不问世事，完全是一种陶渊明式的隐居生活。美国大学一般规定超过六十五岁，必须退休。学校对吴国桢大破向例，延长至七十岁。可见他作育英才的努力，深受爱戴。
《一个历史见证人的身影》是江南先生在1974年1月访问吴国桢以后的作品，先刊香港某月刊，后收入《蒋经国传》中，1983年蒋传重印，附入《吴国桢事件》章内。1984年4月，在吴国桢的盛邀下，江南先生同另一位朋友，到一个花木扶疏、室雅宅宽的县府下榻，只见吴国桢精神健旺，反应敏捷，除脸微胖，和十年前一样，似六十许人。两天谈了十二小时的话，几乎马拉松式的疲劳轰炸，但国桢仍滔滔不绝，纵论古今，非但没有倦容，且忍着牙痛。据江南先生说：“吴国桢虚怀若谷，长者风范，一再声明：‘若吾兄来此，就中国文化而讨论，则弟材料实多；若就当前政治推测，则兄之所知，或较弟多多远甚也。’又说：‘弟抛弃政治已久，在兄十年前来此以前，不见中国记者，不知有几载。而自兄去后，此十年中，更未再见任何中国记者，对于中国目前政治，略知而不求甚解。所尽心研究者，则为中国传统文化，尤其古代文化，愈古愈觉适意。”
他们还谈到了包玉刚先生，因为吴国桢所著《中国传统》的序言中说：“感谢他的资助。”原来吴国桢在做上海市市长任内，发表这位今天的船王任上海市银行副经理。他过去提拔很多有才能的人，包是其中之一。吴国桢希望江南为包先生写一传记，不仅写事迹，更重要的要写包的心路历程，吴国桢愿意供给材料。可惜，他的希望落空了。
吴国桢的个性是“威武不屈，富贵不淫”。十年前江南问他，是否考虑回去看看，他毫不思索地回答：“不去！”他认为过去的三十年，中国前途令人颓丧失望。1983年，他大儿子吴修广教授回国讲学，携回的见闻，才使他全面改观。吴国桢对江南先生说：“邓小平先生的文选，我看过三遍，并用红笔加以圈点与批注。”
吴国桢晚年的哲学，主张“怨不可记，德不可忘”。已定于1984年9月上旬，偕夫人黄卓群女士双双返国，重履神州，一偿多年夙愿。可谁知道，夙愿未酬身先死，此恨绵绵无穷期。
（吴水平）
五、邓文仪失宠于蒋介石之后
我于1937年春由湖南大学到南京，任国民党政府军委会政训处设计委员。卢沟桥事变后，政训处另设抗敌宣传委员会，处长贺衷寒指定邓文仪为主任委员，我为该会委员兼第一组副组长。次年，邓任国民党政府军委会中央军校政治部主任，我在该校任上校政治教官兼少将待遇的编审委员会委员等职。在我同邓交往的九年中（1931—1940），亲眼目睹了邓在失宠于蒋介石之后，是怎样从昔日蒋的“十三太保”之一变为忍气吞声、低三下四之人的。
邓文仪是黄埔军校一期的所谓蒋介石的“十三太保”之一，曾是蒋的红人。早在三十年代初蒋在江西“剿共”时期，邓即任蒋的主任侍从副官，任何要人想和蒋见面都要事前通过他不可，其权势之大，炙手可热。然而，1936年西安事变后，蒋对邓则视若仇敌，不但不愿见他，就是有人提邓之名，蒋也会大发脾气。因为在西安事变中，一些蒋的亲信怕被扣于西安的蒋投降，使政局发生变化，便主张炸平西安，牺牲蒋介石，另推何应钦为领袖，而邓文仪即是其主谋者之一。待蒋被释放回南京后，宋美龄向蒋言明此内幕；平时恨邓之人，也对邓落井下石。至此，蒋就把邓当成眼中钉了。邓失去蒋的信任后如丧家之犬，东奔西窜，毫无办法。他的心腹朋友贺衷寒、袁守谦、萧赞育等也爱莫能助，不敢在蒋面前为他说情。
卢沟桥事变后，政训处成立了抗敌宣传委员会，聘请一百多名委员，其中也有如郭沫若、叶浅予等民主进步人士。此会是社会组织，不是由蒋官方任命委员，而是由政训处处长聘请，所以贺衷寒得以指定邓为主任委员。
1937年冬，抗敌宣传委员会迁至武昌美术专科学校后，很快便在无形中解散了。此时，国民党政府又在武昌成立了一个训练团，招收一批青年和干部受训，故须任命一上校政治总教官。对这一清苦的职务，多人不愿赴任，唯邓毛遂自荐，到处奔走托人找关系，一心想当总教官。一天，我问他，你去担任训练团的总教官，恐怕不太适宜吧？邓说，只有这种起码的工作，我在老头子（即蒋介石）方面也许才能通得过。我如今和别人不同，只要有事做，总不愁将来没办法。后来，蒋知道了邓的任命很有些不快，好在朋友们替他说情，说他愿意痛改前非，戴罪立功，蒋也就没说什么。
邓在训练团任上校总教官，只穿军服，见了将军们就得行礼。团政治部主任孙伯骞原是邓的部下，如今邓要向孙“立正”、“报告”。同事们见后，在背后都笑话他。由于邓的忍气吞声，守规矩，既勤快又无架子，再加上有贺衷寒等人的暗中支持，大家对邓的印象逐渐好起来。1938年，经贺等人的举荐，邓任中央军校政治部主任。蒋未加反对。
邓上任后，招揽了不少名流学者，编辑出版了《黄埔周刊》、《黄埔季刊》、《黄埔丛刊》，自以为又可为所欲为了。岂不知蒋对他余恨未了，在一次活动中故意让他当众出丑。同年秋，中央军校十五期第一总队在成都举行毕业典礼时，蒋亲自主持，蒋在大操场边走边巡视，邓也跟在后边。蒋骤然回头对邓说：“你处处跟着我走，是否觉得漂亮些？我不愿意看到你这副嘴脸，你给我滚下去！”当时邓在全校师生和众多来宾面前受到如此奇耻大辱，真是无地自容，待典礼一完便立即气冲冲地跑回家去了。
邓的家在成都少城三条巷，妻子李白坚正因难产住院（几天后就去世了），邓因要陪蒋参加典礼而未与妻子见面，却未料到蒋给他当头一棒。邓意外受辱，恼羞成怒，回家后痛哭流涕，决心用“军人魂”剑自杀。恰巧当晚军校教官袁觐贤邀我去看他，见此情形，百般劝说：校长不是别人，他对你爱极恨深，总有一天会回心转意的。邓气愤地高声说，我连王八都不如，还做什么人！他呻吟了很久，气也逐渐消了。次日，邓照常到校办公，一点牢骚也没有。
（洪傅经）
注释
[1]一说1932年由何成浚推荐，吴国桢任委员长侍从室秘书。吴自己回忆说：“我和宋先生打交道，是在做湖北省财政厅长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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