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出东方,禾儿都茁壮;甘露洒下来,鲜花都怒放;大河涨水浪滔滔,鲤鱼迎着浪头跃;阶级风浪阵阵起,风吹浪打不动摇。)
随着红梅和庆林的公然揭发,大家竟全都开始往手里的本子上写起来,有的把本子放在膝头上,有的把本子放在石头上,有的索性把本子放在地上,人就趴在沙地上写。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场面。远处,秋庄稼都已成熟,飘着深红色的玉蜀黍的香味铺天盖地;近处,白亮亮的十三里河水上,有桃儿的嬉耍,有鱼鹰穿过云彩斜刺下来的身影。身旁河滩上的柳林里,浅浅的风平缓而又凉爽。往程岗镇后边流过的水渠里,不断有青蛙脆菜色的叫声和跳入水中的扑通声越过渠堤响过来。日头已至头顶,日光在大家身前身后照晒着,把每一个人写着的影儿都窝成一个淡浅色的团。我看见手快的人已经写了一页,还标出了123的顺序儿,手慢的已经写了大半页,字迹歪歪扭扭,在那本儿上,如在一张白纸上堆了一片粪便。我在那些写着揭发材料的人中间走来走去,决定待这些人把揭发材料上交之后,就连夜写成大字报,让明晨村人一觉醒来,看到程岗一夜之后如白雪飞舞,大街小巷的墙上都是程天青和程天民脸上的脏臭和便粪,罪恶和屎尿。我决定革命成功以后,就是在纸上摊了一片粪便的人,如果他没能力当大队干部或生产队长,也要让他当山坡上的护林员,生产队的记工员,再或大队电磨坊的管磨者。总之,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不仅是革命时的首要问题,也是革命成功后的首要问题。革命不能论功行赏,但革命决不能让那些抛头颅、洒热血的同志吃亏在前,又黄连在后,这是革命的利益问题,也是农村发动群众时首先要考虑的前提问题。我在大伙儿的揭发中计划着写大字报的笔、纸、糨糊这笔开支从哪出;想着革命的风暴即将如暴风骤雨般降落在死水一潭的程岗村,想着死水微澜将成为大江东去,一碗冷水也将翻江倒海。我知道在河滩上的这次会议,将载入程岗革命的史册,将因为这次会议上的揭发,使程岗革命进入一个真正的转折时期。我知道我在程岗发动革命的一些行为,还不能和县城、和九都、和省会那些革命者的行为相提并论,他们会嘲笑我的这种做法颇多为乡村小儿科,就像共产党革命的初期,有人嘲笑毛泽东在韶山冲发动的农民起义是土包子造反一样。这种嘲笑,是他们对农民的不够了解,对农村和土地的陌生所致,是对程岗镇和两程故里特有的封建文化的不够熟悉,缺少洞察。恩格斯说过:“无产阶级的解放在军事上也将有它自己的表现,并将创造出自己特殊的、新的作战方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实现了恩格斯的这个伟大预言,创立了伟大的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明天,当我在程岗大队革命成功以后,当我在程岗镇成功以后,当我在县成功以后,在地区,甚至省里革命成功以后,谁能不把河滩上这次秘会载入史册?在后人为我书写传记或回忆录时,谁能不把这次极具个性的揭发方式重重地写上一笔?当后人研究我的生平史和革命的奋斗史时,谁能不说这是一次我革命生涯的伟大而深刻的转折呢?
我在大家沙沙的笔声中走来走去,我清晰地意识到了这次发下去的十七支土制圆珠笔和十七个最便宜的笔记本,将成为一种历史的纪念物时,我却没有意识到,更为唐突和令人瞠目结舌的事件发生了,更为令人惊讶的一个时刻来到了。我没有意识到,我在沙滩的这次如运动战、麻雀战一般的集会所结果出的更直接、更迅速的意义已经显露出来了,突现出来了。没想到这次集会带来的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收获,从另一方面证明了这次集会的伟大意义和作为程岗革命转折点的复杂及深刻。
这当儿,在程庆林率先把写好的三页揭发材料按上手印,正往我的手上递着时,从水渠那头传来晴天霹雳般青紫血红的狂唤和刺白酷黑的乱叫声:
“高爱军——高爱军在那河滩上没有?——高爱军,你疯到哪里了?”
我沿着那唤声叫声望过去。
“喂——你们那儿是一堆死人吗——高爱军在那不在那?快让他跑步回家吧!他媳妇桂枝上吊啦——”
我轰隆一声呆住了。
所有的人都轰隆一下呆住了。
“高爱军——你媳妇桂枝上吊啦,人都死啦你犯魔症到哪去啦——”
我、红梅、程庆林和所有的人的脸都苍白了。红梅苍白的脸上还僵了很厚一层米黄色,望着我,她的额门上立刻出了一层汗。
“红梅,”我镇定自若说,“你把大家写的揭发材料收起来,千万不能丢一本。”(我多么伟大哟,有将军风范哟)说完我就迎着从水渠上逆流而上的狂唤乱叫朝着村里跑。那叫我的村人看见我,就对准我把他的叫声砖头瓦块一齐朝我砸过来。
“爱军,你快些,你媳妇脸都变青啦!舌头都耷拉出来啦!慢一步你和她话都说不上一句啦!”
2.转折(二)
桂枝死了。
桂枝稀里哗啦就死了。
在我往家里跑着时,“桂枝上吊啦”那句话冰凌条样冷冷地横在我的脑子里,及至跑到家里,那冰凌条就在我脑子里炸开了,使我浑身又冷又热,打摆子样站立不住了。她大概是在我到河滩上不久上吊的,是邻居来家里借水桶挑水时发现的,待唤人来把她从梁上慌慌卸下来,她人已经没有气儿了,体温像风吹云散一样不见了。那时候村人们把她抬到屋门口的迎风处,让她的头对着院落里,指望风能把她从死里吹回来,可那指望很快就灯熄光灭了。她的脸已经青起来。我拨开人群时看见她的双眼直愣愣地朝上翻,眼白上灰蒙蒙布下一层云。那时候我想她可能已经没救了,想不就是我没有答应去给你爹做寿,这有啥儿想不开?过不过生日有那么重要吗?能比你的命还重要吗?我弯下腰把手放在她的鼻子前,企图从那儿抓住让她生还的一根线,可她的鼻前寒寒凉凉,像我的手放在了一块冰儿上。我知道她已经没救了。我预感到一场鱼死网破的复杂局面已经摆在了我面前,摆在革命面前了。
我缓缓地从地上立起来。来给桂枝卸吊的左邻右舍都正用异样的目光望着我。女娃红花和孩娃红生立在桂枝的身边,他们似乎明白家里发生了啥儿事,又似乎不明白家里到底发生了啥儿事,半是惊恐、半是疯傻地看着我。过一会儿,他们默默到我身边求救似的每人拉着我的一只手。不消说,一个危险的时刻到来了,从村人的目光中我看见了那危险的不仅是我高爱军,还有程岗的革命和前程,方向和路线。
在河滩上集会的人也都跑来了,所有的目光都落在我脸上。屋里屋外静得能听到空气的流动和拉锯一样响。
我有些心慌,像无数条冰凉的虫儿在身上、心上蠕动着。
红梅走来了。她脸色黄白,过来把红生、红花拦揽在她怀里,像一个伟大的母亲样把孩娃们揽在她怀里。
(伟大的红梅,我死了都爱你!)当红梅把孩娃从我手里接过去时,我看见围在门口的人群外,靠屋里的桌子下,有样东西被人摔碎了。我从桂枝身边走过去,围在桂枝脚头的几个邻人给我让开了路。
所有的目光都随着我的脚步朝着屋里看,就都一下看见,那原来放在桌子里边的毛主席的石膏像被摔碎在了屋子里,贴在正墙上的毛主席像也被揭下来撕得粉碎,揉成了一团一团,扔到界墙边、桌子下,粮缸缝儿里和门后的角落里。还有摆在桌上的四卷本《毛泽东选集》,有两本在桌子上,有一本翻着书页,将掉未掉地悬在桌子角,还有一本米黄色的书皮被撕成一条一条扔在柜子下。我朝东边里屋走去,掀开门帘,看见桌里墙上的主席像也被撕掉了,又快步到西屋去,撩开门帘,看见原来摆在窗台上的几十个毛主席像章被弄得满地星辉,四处尘埃了。
(她一定是一边撕着、毁着这神圣的东西,一边骂着我:“高爱军,我让你去革命!高爱军,我让你去革命!”桂枝,你咋能这样呢?这是捅天的大罪哟……我想到那两百张传单,在程岗哪都发到了,就是没发到桂枝的手里去——灯下黑呀。)
我从西边屋里退将出来了。
扫了一遍那些望我的人,我对大家说:
“谁都别动,要保护现场。”
我在人群中用目光找到了程庆林,“你快去通知镇上的派出所,让他们带着照相机立马赶过来。”
程庆林有些莫名地望着我。
我吼:“还愣着干啥?”
程庆林说:“爱军哥……”
我狠狠地盯了他一眼。
红梅走过来,毅然地说:“我去吧。”
(伟大、可爱的红梅呀!)
程庆林没有再说啥,看看红梅,明白了啥儿,转身就往门外跑去了。
我望着人群中的任齐柱和田壮壮:
“你俩去站到大门口,任何闲人不要让进到院里来。”
他俩立马朝门外走过去(后来他们一个当了大队的民兵营长,一个副营长)。
最后,我望着屋子里所有的人:
“都退到院子里,屋里这现场一定要保持原样儿。”
所有的人都退到了院子里。屋子里立刻空空荡荡了,只有那些摔碎、撕碎、揉成团儿的神圣和无知、无语的桂枝躺在那。立刻间,我家那种猜疑的目光不见了,被一种如枪林弹雨般的紧张气氛笼盖了,被政治斗争的壁垒森严起来了。我立在院子的正中央,在等待中感到脸上有结成铁片样的一层硬壳儿。红梅悄悄走到我面前,好像要安慰一句啥儿话,却只那么立着啥儿也没能说出来。我说:“你把红生、红花带着一边去,千万别吓着了孩娃儿。”听了这话,她眼圈红润了,把红生、红花扯到了院子角。
派出所新调来的高个王所长领着两位穿制服警察,手里提着“五七”式手枪,脖子上挂着“海鸥”牌照相机,很快出现在了我家里。
最后,桂枝的死被定性为一场现行反革命自杀案。
3.转折(三)
程天青疯了。
桂枝突如其来的死使他感到天塌地陷,火山爆发,黄河怒吼,长江决堤。
有一句话是千真万确的真理,是哲学上永远不倒的革命观点,就是“任何事情都不会以个人意志为转移”。那一天,程天青睡完了午觉,起床洗了脸,在院里走了一圈,看着儿子、儿媳、女儿、女婿们在院里择菜剥葱,洗肉砸骨,孙子、孙女们和外孙子、外孙女们在上房的一角跳皮筋、过家家,心里正洋溢着儿孙满堂的幸福时,他美满幸福的生活末日到来了。有人从门外撞着进来唤:
“老支书,不好啦,桂枝上吊啦!”
程家一院人全都呆起来。
程天青盯着来人问:“你说啥?”
来人说:“桂枝上吊啦,吊在她家房梁上。”
程天青毕竟是新中国成立前在战争的边沿跑来跑去的人。他很快镇定下来了,疾步走出家门,从程中街穿过胡同到了程后街。可他到我家里时,已经慢下一步啦。在门口站着的任齐柱和田壮壮没有敢拦他,却高声地叫了一声“支书——”叫了一声“天青伯——”。院子里的人都听见了那叫声,都自动给他闪开了一条路,可当他在屋门口看见桂枝那舌头还在嘴外的青脸和泛白的眼睛时,看见那两个乡村警察在门口握着手枪站立着,高个子所长正用相机对着那摔碎、撕碎的毛主席像“啪、啪”拍照时,他把手放在他闺女的鼻前试了试(和我不久前的动作一模样),脸砰的一下就白了,虚汗瓢泼一样挂在额门和他的鼻子上。我以为他这时会英勇无畏地站起来,会用目光在人群中恶狠狠地找到我,会抓住我的衣领质问我:桂枝是为啥上吊的?可他却把目光落在了那些被摔、被撕了的神圣上,仿佛他没进家就知道桂枝在上吊前做了那些事(是不是他们一家不断地议论我?常常说我患了一种革命症,因此桂枝说过她总有一天要把家里的革命和神圣摔了、撕了呢?)。把目光落在所长的相机上,程天青叫了一声“王所长”,王所长没有把眼离开那相机,没有把拍照的腰直起来,甚至连头都没有扭一下,就对程天青平淡而又定性地说:
“程支书,不得了呢,这是程岗镇十几个大队、几万口人中出现的第一起现行反革命自杀案。”
程天青忽然冷冷地道:
“王所长,现在定性早了一点吧?是不是现行反革命,至少要你们镇长说了才算吧?”
王所长把拍照的手停下了,有些莫名其妙地望着程天青,平平淡淡问:
“死者是你啥人呀?”
程天青说:
“她是我姑女。”
王所长“哦”了一下,说:“你去把镇长叫来吧,让他看看现场,看他敢不敢说这不是一场现行反革命自杀案。”说着,王所长就又开始拍照了(他真是一个立场坚定的革命者,谢谢了,王所长,我向您致敬——意志坚定的革命者),那样儿似乎压根没有把程天青放到眼里去。
在场的人都看见程天青的脸成菜色了,他盯了一下王所长,盯了一下站在屋门口如木柱一样的警察,突然转身走去了。他出门朝镇政府的方向走掉了,都知道他是去找那中年镇长了,可他这一去,再也没有返回到我家里。
直到在岗上埋了桂枝他都没有在村街上出现过。
在程岗有七天不见他的影儿了。
半月不见他的影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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