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回到了德贵老汉家，德贵老汉一家都还没有睡，都在等着我们哩。我们一走进院落里，德贵老汉就用手捂着一个油灯迎将出来对我说：“你和我娃睡到上房西屋里，那也是一床新被子；让我娃媳和她睡到新房里，她们都是年轻人。”
我和红梅都怔了，我们是多么的需要以赤身裸体睡在一张床上亲亲吻吻、拥拥抱抱、抚抚摸摸、疯疯狂狂的来庆贺我们的伟大成功啊！多么的需要紧紧地搂在一起，在同床共枕中密谋我们下一次的革命行动啊！我望着红梅，看见在月光中的灯光下，她的眼里有一团火光在闪烁，我的眼睛这当儿被她的目光燃烧了，我们就那么轻轻微微望一下，彼此就心领神会、血脉相通了（这就是爱，伟大的革命爱情和欲望），于是我对德贵老汉说：
“咋样儿睡都行，我俩不算老夫老妻，可也结婚几年啦。”
队长和德贵老汉的眼睛睁大了：“你俩是两口儿？”
红梅脸红了：“结婚没几年。”
队长叫道：“咋不早说哩。”又扭头望着德贵老汉吩咐道：“让娃和他媳妇睡到上房里，让两位干部睡到新房里。”
一切就这样安排了，一切就这样成功了。我们的耙耧之行，我们的这次到敌人后方去，不仅掌握了敌人的全部内情和证据，而且还有了我和红梅有生以来第一次在真正的新婚床上的第一夜。
那是多么令人神魂颠倒的一夜啊。
4.到敌人后方去（四）
到敌人后方去
把鬼子消灭净
工农弟兄们哪
我们是一家人
本是一条根哪
都是受苦人
我们盖的房
我们种的粮
地主买办黑心肠
都把我们剥削光
到敌人后方去
把鬼子消灭净
跟着共产党
拿起刀和枪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前面有曙光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我们求解放
撂倒一个，俘虏一个，
缴获它几支美国枪
第十一节
1.《槐树庄》的悲剧
有些时候，革命成功的迅速到来，会给我们带来一种麻痹的思想，以为革命道路的曲折是暂时的，而成功是必然的，会如云开日出或天晓就有光亮样必然而简便。这是一种错误的思想，会给我们、给我们千辛万苦打下的革命根据地和群众基础带来无可弥补的损失及血的教训。我们必须记住，革命的成功之所以有时会提前到来，那是我们正确地执行党的方针、路线、政策的结果，是我们深入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结果。倘若因为成功而忘记了这一点，就等于忘记了敌人的存在，就等于把成功变成了自己的掘墓人。记住：这是需要千千万万记住的。否则，失败、失败，比成功更大的失败也同样会以最简便、最突然、最快捷的方式提前到来。
可惜的是，我忘记了这一点。突如其来的意外成功，速度过快，倍数过大，我们便完全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我们忘记了在胜利面前要保持冷静，在鲜花与荣誉面前需要戒骄戒躁、防止自满的行动准则，终于导致了失败紧随成功的疾速而至。我们没有料到，成功比我们预期的倍数过大，而失败，却又比我们预期的更大，更惨重了上千倍。
喜剧使我们哈哈大笑，而大笑所导致的悲剧使我们欲哭无泪，痛不欲生。成功的喜剧为葬送我和红梅年轻的生命打下了悲剧的舞台，与此同时，也为我们谱写了一曲生命的赞歌。
说了没有人敢相信，就在我们把王振海将土地分到各家各户的证言材料（人证）和那些地界下埋的木条（物证）亲自送往县上的同时，为了引起上级的高度重视，我又给地委写了一封揭发信，称这是一起颠覆社会主义集体的阴谋活动（我没料到我有如此的英明，如同伟大的预言家一模一样）。这时候意外的事情如我所言，惊天动地地发生了。
那一个月里，我们本来是等着县里通知我们去进一步揭发王镇长的资本主义思想的，可一个月不到，接到的通知竟然是：王振海和原大庙公社书记、现任县委副书记的赵青在同一夜晚被抓将起来了，他们都将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这又一次证明了阶级斗争的残酷性与不可调和性）。因为赵青果然和王振海一样，在一个山区大队把土地下放了（天呀，他不幸被我言中。我不知道我是人还是一个神，只听说他把那个大队的亩产二百二十斤提高到了四百五十斤，因此被提拔成了县委副书记，没想到他和王振海一样，竟都是以牺牲社会主义集体为代价），更重要的是我做梦都没想到的，赵秀玉也被抓走了，她只在监狱待了半月不到，写了一封“下放土地与王振海无关，全是我赵秀玉所为（幼稚）”的材料就在一次审讯之后自杀了。还有李林队长，听说是被王家峪大队的几十个农民打死的，因为是他领着我和红梅到各家各户让人家写下证言材料的。王家峪的人认为，如果不是这个李林队长，我和红梅便不会发现土地下放的事，王振海就不会被政府抓起来，赵秀云就不会自杀在监狱里，他们的土地，当然也就不会重新被收回到集体的篮子里。如此，她就自杀了，他被打死了。悲剧、令人痛心的悲剧！这简直就是农民的狭隘思维和短视，是一种被封闭的愚昧和无知共同创作的一出大悲剧。可是，每每想起赵秀玉，想起队长李林，想起德贵老汉和他那老实巴交的孩娃和娃媳，还是让人心里过意不去呢，让人觉得有愧于他们哩。那当儿我心想，在我和红梅做了县长、镇长之后，我们每年一定要给王家峪大队多发几千斤返销粮，一定让人把平价的化肥送到他们村头上。这是我和红梅唯一对王家峪能做的事情了，我们虽然是一对革命者，我们毕竟还是革命的人道主义者。至于王振海、赵青分别被判有期徒刑二十年，王县长有可能被开除党籍和党内外一切职务，也让人意外，但也似在革命的情理之中。你们试想想，国家、民族、党和人民的共同理想是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快马加鞭地实行共产主义。《党章》和《宪法》上都写着我们国家的性质是社会主义，我们党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基础是集体主义，是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这是多么简单得如蚂蚁排队回家、狗在路边撒尿记路的道理，可王振海和赵青竟敢把人民公社的土地重新分到各家各户去，这不是资本主义要在社会主义复辟又是啥儿呢？
区区镇长和公社书记竟敢和国家、民族、党与人民对着干，无产阶级那钢筋铁骨的专政不专政你又能专政谁？难道那著名的话剧《槐树庄》的故事你没听说过？那著名的郭大娘和崔志国的一段针锋相对的对话你没听说过？
崔志国：（笑）我问你，你这叫什么社会主义？你们有拖拉机吗？有水电站吗？
郭大娘：我们有党的领导，我们有毛主席！只要我们贫下中农一条心，组织起来，办好合作社，永远跟着毛主席走，我们就能走到社会主义，走到共产主义！
崔志国：我看满仓那是个方向，就是要搞单干，搞“三马一犁”，搞发家致富。槐树庄要有百分之八十的农户都有三马一犁，那日子就好过啦！
郭大娘：你这一套是从哪来的？真要照你说的这样干，那穷的更穷，富的更富，贫下中农还得讨饭吃，还要受剥削，那不又回到旧社会去了？这是你爹的意思吗？
崔志国：不，不，不！他哪有这么高的水平，这是一个大人物说的，不过我爹也很同意他的意见……
郭大娘：噢，原来这个大人物和地主、资本家合穿一条裤子……
故事的最后郭大娘领导的合作社完全胜利了，揪出了始终没有出场而在后台出条条、划框框，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邓书记。
六月天兵惩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
据说王振海和赵青把部分土地下放给农民，王县长是全都知道哩，得到了他的默认哩。如此的细加分析，深入研究，王县长、王振海、赵青他们三位都是转业干部，又都曾经分别在抗美援朝和中印战争中打过仗，是战友加兄弟，同一战壕的上下级，怎么就能证明他们不是一个反革命集团呢？怎么就能证明他们不是为了颠覆社会主义集体，实践资本主义复辟呢？这令人惊讶而又振奋的消息如一道闪电从我面前过去时，我目瞪口呆，半傻半痴，正在院落里吃饭的我，嘴张得和碗一样大，眼瞪得和碗底一样阔，在对赵玉秀、李林队长、德贵老汉和王家峪的村人深刻的同情之后，我马上站立起来，面对天空，大声地狂唤道：
红旗漫卷西风/今日缚住苍龙/路隘林深苔滑/终于风展红旗如画/日光红艳/鸟声鸣啼/苍槐翠桐/绿榆嫩椿/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借问君去何方/雀儿答道：有仙山琼阁/背负青天朝下看/原来都是人间城郭
2.革命的空前成功
消息传来不久，我和红梅被一辆轿车接走了。派人来接我们的不是一般干部，而是参加过长征的地委关书记（兼军分区政委），他单瘦、黝黑，头发花白，目光炯炯有神，穿着旧军装，模样和我们想象的如出一辙。那时候，我们已经知道发生了啥儿事，县里的两个我半生不熟的干部在村人正吃早饭时突然闯进了我家里，把我的饭碗一把夺下来，朝碗里的玉蜀黍生汤看一下，说：“你还喝这个？快走吧，从今往后你要吃小灶啦。”我有些莫名其妙地望着他们，他们又极熟悉地对我说：“地区的领导要找你和夏红梅亲自谈话呢，一起重大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集团被你和夏红梅揪出来了，肯定你和夏红梅要当镇长或镇党委书记了。”
我们要当的不是镇长或镇上的小书记。当我们看到停在二程牌坊下的轿车时，我们才知道随车来接我们的是地委组织部专管各县班子的刘处长。刘处长四十余岁，老练稳重，背微微驼着，像一个五十几岁的老头儿，他老远迎过来，握住我的手，轻轻叫了一声“高县长”。我被他这一喊如雷一样震住了，想立刻弄一个明白来，这时候另外一个县委的妇女干部陪着红梅从胡同那头出来了，刘处长便极神秘地说：“上车吧，高县长，啥儿也别问，到县里你就知道了。”
我们就这样被从程岗接走了。与二程牌坊、程寺和程岗大队的上千口人告别了，和革命与斗争、战斗与友谊、敌人和朋友、程庆林与程天顺、大街与小巷、地道与麦场、耙耧与树木、鸡猪与碗筷等等等等告别了。我坐在车前座位上，他们三个坐在后排座位上。从车子的小镜里，我看见红梅脸上满是兴奋的疑云，像没有生成的红霞一样飘挂着。那当儿，我极想坐到后排去，和她挤在一块儿，身挨着身，腿挨着腿，彼此的手偷偷拉在一起，以便传递二人激动和蹦蹦跳跳的喜悦与压抑。可是，我已经被地委组织部的处长当做革命的新星县长安排在前座了，正县长还是副县长？可能是副县长，毕竟我还不到三十岁，毕竟我原来才是副镇长，户籍还在程岗大队里，说到底还是一个农民哩。社会上流行对所有的副职唤时都不加副字，在那次把我害苦了。我想明白我到底是县长还是副县长却又不便问的幸福与苦恼弄得我一路坐卧不宁，为了显示我一个了不起的革命家的气度，我又只能端坐在那儿一动不动，直到小车通过我和红梅在程岗十八里外的坟墓狂爱的路上我才朝窗外扭了一下头，轻轻地咳一下。
红梅咳了两下，算对我干咳的心领与神会。然后，那轿车——我俩都是第一次坐轿车，座位软得没法说，一路上我无数次地想，那黑亮的铁壳轿车是不是在我果真当了县长之后就归我了呢？——轿车驶过黄家岗大队，驶过红库公社，驶过大坪公社，驶过县城的老城区，七十九里风驰电掣，很快就把我们拉进了县委大院后边的一个小院里。
那是一个四方小院，三面是机瓦红房，正面是两扇半开的大铁门。我们去时，有持枪的哨兵瞄瞄车牌，就慌忙把铁门敞开了。在那红瓦红墙和红砖铺地的小院停下车（我们像掉进了一个血池里），刘处长先一步下来，到一间屋里去一会，便把我们领进了另外一间套房外的会客室，恭恭敬敬给我们倒上水，让我们坐在一对沙发上（我和红梅都是第一次坐沙发，没想到沙发比轿车的座位还要软，下座时我们两个仿佛坐牢一样，同时慌忙着把身子朝上提了提，把屁股压在了沙发沿儿上。幸亏刘处长正给我们沏水没有看到。一个地委组织部的处长亲自给我们泡水喝，这又说明了啥儿、证明了啥儿呢？）。他把两个泡着清茶的玻璃杯子放在我们面前的茶几上（我是后来知道那个长条暗红、低矮的小桌的名字叫茶几），然后他如机器一样说：“地委关书记住这儿，他过一会出来给你们谈，你们先喝水。”说完刘处长就退将出去了。
我们知道九都地委书记叫关明正，可我们不敢相信地委书记会亲自和我俩谈话儿，不敢相信革命发生了如此大的天翻和地覆。说到底我们就是去了一趟耙耧山，把王振海将土地下放的阴谋揭发在革命的光天化日之下了。我们最直接的目的，是尽快把王振海从台上赶下来，把他手中的权力夺过来，我们哪能料到我们揭发的是一起全国最大的复辟资本主义的大案呢？哪能料到这一要案把县长也从台上炮轰下去呢？滚热的成功之光果真提前来到了，提前把我们的双眼照得昏迷了，把我们内心煮得不能安宁了。我们对提前到来的成功毫无准备，如我们最初回到程岗革命时犯下的革命幼稚症一样，这次革命的成功把我和红梅彻底地推向灾难的深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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