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说：“爱军，我们革命成功了。”
我说：“你知道会让你我到哪一级机构去掌权？”
她说：“程岗镇的大权肯定要交给你我了。”
我笑了笑。
“你我最少要被提为副县级！”
她突然把手抽回去，直愣愣地盯着我。
我把声音压得更轻些。
“说不定还是正县哩。我们青云直上的日子开始了。”
她看看屋里和屋外，不敢相信地朝我缓缓摆了一下头。
我想用刘处长的言行来向她证明我的猜测和估计，可不知从哪儿传出了一个响动来，仿佛极小一块木头从窗台或桌上掉下了。那带着灰尘的响声一下把我俩惊住了。直到这时候，直到这当儿，我俩才发现在我们对面靠里的墙上开着一扇门，才发现我们坐的会客室里除了一对沙发、一个茶几、一张桌子、一部摇把电话、一个洗脸架和一盆清清净净的水外，在那洗脸架的边上还有一块红色的单扇门，单扇门上挂了大半截的白门帘，门帘上绣着“为人民服务”五个字。门帘后的门是掩着的。我们不知道刚才那个声音是从屋里传来的，还是从门外传来的。我们生怕地委书记会突然从哪扇门后走出来，生怕他听到了我们刚才的对话，看见了我们的手那样如胶似漆地焊接在一块。
我们哗啦一下把手分开，正襟危坐地把屁股重新搁在两个红沙发的沿儿上，觉得喉里有些干，可又不敢去喝那玻璃杯里的茶。我们恨不得立刻脱光衣服赤裸裸地滚在一起儿，可我们又不能彼此坐得更近些。我们知道地委关书记在会议室里开会，可我们惊恐关书记会一撩那白色的门帘走出来。我们一动不动，一言不发，等待着关书记的到来就像在酷夏等着一阵风，像长夜难明的赤县在等着一盏灯，像暗无天日的旧社会等着一轮红日冉冉升起天下明。时间像水闸后的洪流一样闷胀着，我们的焦急像热锅里的蚂蚁东奔西窜着。屋里有些热，空气中有一股青红黏稠的香味儿，从窗户和门里进来的日光中，尘粒金光闪闪地飞舞着。能听见飞尘相撞的叮当声，能看见灰尘的影儿在地上像微小的黑蝶样起起又落落，能辨出屋里的香味是特意为关书记洒下的，花露水的味道在清凉凉的四处弥漫着。时间越来越呆滞黏稠（我决定我当了县长以后就住在这个小院里，这套房子里），空气越来越温热浑浊（我想革命又一次巨大地成功了，我是不是该和红梅结婚了），目光里的飞尘颗粒越来越大，赤金色越来越淡（我想这时候能和红梅独处在耙耧山空无人烟的哪条沟里该多好）。屋里的香味越来越像晨草香、热马粪和谁家煮肉的混合味（我想这会儿如果是在耙耧山或程岗镇，我一定得让红梅赤赤裸裸、一丝不挂地在我面前疯跳一段舞）。我们百无聊赖，拘拘谨谨，想喝水没有动杯子，想凉快没有解扣儿，想做那事儿没有再敢拉拉手。我们极想找件事情做一做（比如看报纸、学文件），极想找个符合时宜的话题扯一扯（比如最近国际上又发生了啥儿事，中央又有什么新的指示精神传下来），于是我就把目光从茶几上挪到办公桌上，看见桌上的手摇电话下压着一张大参考。我起身去把那张《参考消息》拿下来，冷丁儿从《参考消息》中掉出一张四寸彩色照片来。拾起照片一看，见那照片上是一位端庄的中年偏上的女军人，戴着眼镜和无檐帽，看上去面熟而严厉，仿佛她在藐视着眼前的啥儿样。就在那照片下，自自然然写着一句话：
我亲爱的夫人！
我觉得那照片上的女人极面熟，又一时想不起她是谁。不敢相信她是谁。如果她果然是谁又有谁有胆量在那照片上写下那样一句话？我盯着那照片看一会，盯着一笔一画顺顺畅畅写下的“我亲爱的夫人！”看一会，有趣有味地把那照片朝红梅递过去。
红梅接过照片匆匆扫一眼，我们等待的那庄严、难忘的一刻突然降临了。伟大的时刻来到了。从门外冷丁儿传来了从容不迫的脚步声。那脚步声不紧不慢，富有节奏、亲切温暖，令人永生难忘地响在窗户下。我们知道是地委关书记从会议室里出来了。究竟是让我们在镇上做革命接班人还是到县里做革命舵手的历史性时刻就到眼前了。是让我们平步青云还是让我们在梯子和台阶上一步步向上爬的关键性的谈话就要开始了。我和红梅彼此望一眼，同时从沙发上弹起来，立马如我们所料的中年偏上的地委关书记便在门口出现了。我前边说过了，他单瘦、黝黑、头发花白、目光炯炯有神，穿着旧军装，样子和我们想的如出一辙（刚才照片上的中年偏上的女军人和他是啥儿关系呢），到屋里他满面红光又意气风发地看我们一眼，向我们招招手，说：“坐、坐。喝水、喝水。”
（多么亲切和蔼，令人一世难忘啊！刚才照片上的女军人到底和他是啥儿关系呢？）
关书记一边让我们坐下喝水，一边自己拉过办公桌旁的椅子坐下来，日理万机地和我们谈了三分钟的话：
“你们的档案和表现我都了解过了，很不错，革命就需要你们这样的接班人。”
“你们知道你们对王振海的发现和揭发的意义多大吗？省里非常重视，中央领导都有了批示。这是一起非常可怕的埋在社会主义集体身下的定时炸弹案，你们不发现，有一天爆炸了，也许要把社会主义的蓝天炸下一个黑洞哩。”
“小高啊，你多考虑考虑，我和地委组织部的同志都有意让你全面主持该县的工作，是当县长还是县委书记我们再商量。担子越重，越是党组织对你的考验，不要害怕，不要有顾虑，要大胆工作，只要掌握好方针和路线，就能把工作搞上去。”关书记说到这里把头扭向红梅道，“小夏，我在地区工作这几年，很少碰到像你这样有觉悟的女同志，尤其在农村。你和小高是非常难得的青年干部，年轻有为，前途无量，是当县妇联主任还是副县长，也待我们研究以后再定。当然，就是当妇联主任，也同样是县委委员，同样是副县级。”
最后，关书记在我们激动得发抖的感谢和一定不辜负上级组织的培养教育的表态中，从那张红漆椅上站起来，以他低沉、沙哑、有力的嗓音说：
“我的会议还没完，你们先到招待所住下来，今天下午抽空我们再详细谈一谈。”他看看我们俩，脸上浮着笑，“你们的家庭情况我都了解啦，都有一个不幸的家庭。都没有被家庭的不幸把意志压垮掉。你们是难得的一对儿，如果你们彼此有同志情，革命爱，志同道合，我这个地委书记愿做你们俩的大红媒，条件是结了婚你们不能在一个单位工作，得有一个调到外县或者地区去工作，这是党的纪律。共产党不允许有人在革命工作中开设夫妻店。”
最后，关书记亲切而友好地和我俩一一握了手，把我们送到他的屋外边，叫人陪着我俩朝县委招待所走去了。
3.阳光下的阴影
如同花蕾对春风的思念，如同旱地对流水的期盼，如同海燕对暴风的等待，如同洪流对开启闸门的呼唤。我们被领进县委招待所的两个单间分别安顿下来之后，就等待着那个不明底细的工作人员立刻走来。可他似乎明白了我和红梅是县里未来的领航人，在招待所房里不断地向我介绍毛巾在哪儿，香皂在哪儿，开水喝完了唤一声他就来续上，床头柜上的一排开关哪个管壁灯，哪个管顶灯，哪个是管收音机（竟有收音机，竟能随时把革命歌曲和音乐播出来）。他啰里啰嗦，热情周到，令人厌烦，叫人感动。待他走了之后，我立马把床头柜上的收音机开关按一下，便立刻有样板戏京剧选段播出来，于是，我忙不迭儿从二号房往红梅住的八号房里跑，到一尘不染的走廊上，却碰见红梅正往我的屋里来，见了我她竟说了一句我想对她说的话：
“爱军，我住的屋里床头柜上有个收音机，正在播着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
我说：“到我屋里吧，我的床头柜也有收音机。”
我们回到了二号房间里。
到房里我们就急不可耐地把门反锁了，把窗帘拉上了，把收音机打开了，把衣服脱下了。我们热情如火，心潮澎湃，彼此没有多说一句话，彼此没有一个手势和暗示，就默默契契又疯又癫地在床上做起了那事儿。
我们以那事儿来庆贺我们的成功和喜悦，以那事儿来平息我们内心的兴奋和波涛，以那事儿来深化我们的同志情和革命爱。
我在收音机的伴奏下，做着那件令人心旷神怡、魂飞魄散的事情时，以为红梅会一如往日那样在我的身子下面快活得尖叫起来的，甚至会一如往日那样有一阵脸色苍白，汗如雨注地昏厥过去的，可结果她既没有红彤彤的快活尖叫声，更没有白茫茫的昏过去。她在我的身下痴痴地望着我的脸，双手摸着我的脸，突然呜呜地哭起来，泪如瓢泼一样从她的脸上流到枕头上。我被她的哭声惊住了。看到她有眼泪流出来，我不知道我的狂猛伤了她哪儿，忙把动作闸下来，拿手去她的脸上擦着泪。
我说：“你咋了？”
她越发疼爱地去我脸上抚摸着：“不咋呢。”
我说：“你哭啦，枕巾都湿了一半儿。”
她说：“爱军，我们值得了，革命一场值得了，生生死死值得了。”
我把她泪湿的头发理到耳后边。
“你就为这哭？”
她说：“我想起了过去的事，后怕一下把我吓哭了。”
我说：“怕啥呢？我们有理想，有抱负，敢奋斗，一下不就从基层成了正县职，只要我们努力、努力、再努力，革命、革命、再革命，正县级、副地级、正地级、副省级、正省级，一级一级干下去，我们同样也会从农民成为高干哩，成了高干那过去的事儿又算啥儿呢？要革命就会有牺牲，你知我知的事情天都不知道，你有啥儿担心呢？”
因为我们说到了一个极其严肃的话题儿，因为她的眼泪越擦流得越厉害，因为她突如其来的悲伤把我们昂奋的激情水来土掩了，使我们刚刚还急不可耐的焦急慢慢的烟消云散了。平静下来，我无限遗憾地望着她。她十分惭愧地对我说：“爱军，都怪我。”我关着收音机对她说：“没事儿，这儿还有这收音机，想有事儿了我们随时可以有事儿。”说着她便从床上坐起来，收拾着自己的身子和床铺。把衣服穿起来，把被子叠起来，把床单拉平整，把泪湿的枕巾翻过来搭在枕头上，然后把窗帘拉开来，让四月的春光噼里啪啦泄进来，把屋子照得明明亮亮，如革命者的心房样。
已经是午时候，我们屋里透进的阳光中，同样有金晃晃的尘灰点儿在飞舞。墙上贴的毛主席像和《红灯记》的剧照画，在日光中显得模糊而耀眼。从窗子望出去，能看见招待所院里的大花池中的冬青树，在初春的天气中，不是嫩绿，而是青乌色。那些树被剪得低矮而平整，仔细看时，才发现那树木在栽种时就被排列成了一个“忠”字形，这当儿树正旺茂，那忠字就显得模糊而有力。我把窗子推开看着那“忠”字，对红梅说你来看，关书记说让我对县里的工作考虑考虑，我考虑我当县长或书记后，第一件事就在县城的各个十字路口建一个大花坛，每个花坛中都用松树、柏树栽出一个“忠”字来。红梅收拾了床铺走过去，依着我看那花池中的绿忠字，说在县城都栽“忠”字太单调，还可以栽成“三忠于”和“四无限”的字样儿。我说那得多少树？得多大的花坛呀？她想想就又笑了笑，自自然然将双手交叉起来，挂在我的一个肩上说，我们不光要搞革命，抓农业，还要抓林业、水利和农村的畜牧业。抓林业时你找一面大山坡，用树种出“毛主席万岁”五个大字来。让人在几十里外就能看见那五个字，让人在飞机上能认出“毛主席万岁”来，这样你我一下就在全国出了大名儿，不定北京有人来把我们的事儿拍成纪录片，在全国各地放映哩。
我被红梅的这个主意吸引了，回过身用双手捧着她的脸，看见她的双眼又明又亮，眼角却有了鱼纹儿。那鱼纹儿像刺样扎在我心上。她看出我脸上的变化了，“我老啦？”她这样半是担忧，半是伤心地问。我说：“人生易老天难老，天若有情天亦老。”她说：“我老了枯了你真的还喜欢我？”我说：“我们是一对革命的情侣，把你我连在一块的是革命，不光是年轻和美貌。只要革命没有完，你我的感情就永远不会完。”我不知道我这答复她是否满意哩，但我知道她无言以对。无言以对，她就回去坐在床沿上。为了安慰她，我拉过椅子坐在她身边，把她的手握在我的双手里，说：“你是想当妇联主任还是想当副县长？当副县长听起来好听，可你得听县长指派哩，是县长说了算。当妇联主任不好听，可妇联那一块由你说了算。”她由我任意地把她的手在我的手里团捏着，像一只热软的鸟儿在窝里团卧着，目光有些渴盼地挂在我的脸上和嘴上，嘴角的笑却又有些不安不规地上挑着。“我知道你想当县委书记，不想当县长。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党领导一切哩。党还能指挥枪。所以你想当书记，你猜我想当啥儿？我想当副县长兼妇联主任。咱俩名正言顺的结婚又在一块儿不分开，想有一天你调到地区了让我当县长或者当书记。”
我说：“这咋可能哩？”
她说：“有啥不可能？”
我说：“关书记他会答应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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