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祺瑞-直皖一战老段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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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9年,下台不久的冯国璋气怒相加,一病不起,不久,便在北京逝世了。直系这个摊子,便落在曹锟、吴佩孚身上。

    吴佩孚由于对湖南人士安排不满,毅然率兵北返,把那片已经到手的鱼米之乡奉还给了湘军。吴佩孚本想驻兵洛阳,以观形势。孰料曹锟难以主宰北方,急令他返回保定,以共同商定对皖措施。吴佩孚到保定,立即召开了一次较大范围的会议,把原来的八省反皖联盟扩大到十三省,摆开了与皖系抗衡的阵势。既然同盟已形成,吴佩孚便一不做、二不休,立即以《直军将士告边防军将士书》面目发表了如下声明:

    此次直军撤防,原为扫除祸国殃民之安福系及倡乱卖国之徐树铮,对于先进泰斗(指段祺瑞——作者注)同气友军,毫无恶感及敌对行为。

    这明明是一份“宣战书”,段祺瑞本来对吴佩孚擅自撤出湖南、使他以胜转败,已怒气冲冲,哪能容得下吴佩孚的如此挑战!于是,便立即成立了“定国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任命刚刚从西北边防回来的徐树铮为总参谋长,决心以武力制裁直军。两军对峙,剑拔弩张。大总统徐世昌慌张了:一旦战争发生,无论谁胜谁败,于国不利,于我不利!这大总统能不能继续当下去,徐世昌心里有点慌张。他在总统府的幽静办公室里,烦躁不安地转动着,转了许久,忽然想了一条妙计:让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出面从中调解,或可免致激化、不可收场。徐世昌一封密电,张作霖匆匆来京。

    据有东北三省的张作霖,并不是个“安分守己”的人,早有野心,染指中原,以扩张势力;再则,复辟失败的辫子军首领张勋也已屡屡向张求助,请他出面斡施,恢复辫帅原职,以便东山再起。张作霖寄极大同情于张勋,曾想进京密保,以解张勋之困。为此两事,张作霖自然欣然入都。

    徐世昌在总统府召见了张作霖,开门见山地讲了直、皖两家目前情况,然后说:“都是北洋兄弟,何必兵戎相见。卜五思之再三,只有请雨帅出面从中和解,以消融恶感,重归和好。”

    张作霖并不推辞,当即表示“愿往”,进而说,“大总统,我想,咱们不光是要让直皖两方和睦一家,还得让更多的人都归一。大家一条心,才能把国家建好。你说对么?”徐世昌点点头。

    “所以,我今天还想替张绍轩说几句话。”张作霖抓住机会了。“张绍轩的事,过去了,没什么大不了。大总统一道命令,还让张绍轩回徐州去收拾他的辫子军吧。”

    徐世昌一听是为张勋说情,心里一惊:眼下这两家的乱子还无法收拾,又拉出来个张绍轩,他恢复原状了,会老实吗?北方尚不平静,徐州再起烟火,那怎么得了!于是,大总统摇着手说:“雨帅,你先去他们两家走走,直、皖的事如果解决了,他们总会替张绍轩帮忙的。到那时,岂不什么事都好办了。”

    张作霖虽然觉得徐世昌办事不利索,但也不便强求,只好告辞,匆匆赶往保定。

    张作霖在保定,游说工作并不顺利,曹锟倒是有意想与段祺瑞和解,唯独吴佩孚,态度十分坚决,历数段祺瑞的过错,下定决心兵戎相见。张作霖无可奈何了,他向吴提出和解条件,诸如挽留靳云鹏作总理,内阁改组,撤换王揖唐议长,等等。吴佩孚最后摊牌说:“子玉并不是好战,但现在国事困难,人心动荡,内政不修,外交失败,那些安福派分子还是梦死醉生,媚外误国。不解决安福俱乐部的问题,不撤掉王揖唐,不罢斥徐树铮,事终难了。”讨价还价已无门,张作霖只好返回北京。

    张作霖赶到段祺瑞那里的时候,段祺瑞似乎早已明白了一切,他对远道来的说客,不冷不淡,却也并不热情,环顾左右,只谈了一通国家要和平,黎民怕战祸的漫天浮云的问题。张作霖知道这是应酬他的,但他心里却想:段合肥能应酬我,我却不能应酬他。应酬他了,怎么向大总统汇报。于是,张作霖便如实地把去保定的情况叙说一遍,尤其是把吴佩孚的态度和意见说了个明白。“雨亭甚想大家和谐,只怕空有理想了。但我却不灰心,还想听听芝老的意见。”

    “我?”段祺瑞有些气恼地说,“我能有什么意见呢?我应付就是了。”

    张作霖笑了。“吴佩孚是提出要解散安福俱乐部,撤换王揖唐,罢免徐树铮。作霖也曾数次劝解,吴佩孚总是不让步。作霖也想,芝老为大局起见,何必与他这般人计较呢。我也想请芝老能首先退一步。”

    “怎么退?!”段祺瑞有点发怒了。“吴佩孚不过是一个师长,却这样恃势欺人!我为什么要听他的?他怎么说我就得怎么办?屁话!他若不服,尽可以与我兵戎相见好了,我也未尝就战不过他。”张作霖把说项活动的情况向徐世昌作了如实回报,其间未免掺杂着自己一些褒直贬皖的意见。徐世昌心惊了:“如此看来,两家干戈是非起不可了。”

    张作霖点点头,说:“两家都太恃强了,又似乎各有道理,奈何……”

    张作霖想说“又无人能驾驭得了他们”。话到口头,又收了回去,他怕刺伤了大总统,索性只叹息了一声,便低下头。

    徐世昌一心文治,生怕战争夺去了他得之不易的大位。所以,他又乞求似的说:“战争是残酷的,能避免的,只要还有一线希望,还是要努力的。我想,是不是请雨帅再去保定走一趟,多做点仲珊的工作,也许能有个转圜,那岂不是一件惠及国家、黎民的好事。”

    张作霖已经探试明白,直皖两家誓不两立,箭已在弦,战争一触即发。

    作为第三势力,张作霖不能袖手旁观,他要从战争中捞一把。他对两家情况早有分析:皖段虽然气势汹汹,但却已明显地不得人心,外强中干,更加独裁,目中无人,不能当成盟军;直曹虽偏安保定,却占据北方,历来对东北还是友好的。助直一搏,对自己今后入关有利——这么想了之后,便对徐世昌说:“既然大总统如此关注苍生,雨亭再感尴尬,也不敢推辞。只是……”

    “我知道,我知道。”徐世昌摇手阻止张作霖把话说下去。“曹仲珊是个好人,识大局,唯有那个吴子玉,恃强傲胜,终日不可一世。你可以避开他,只要仲珊说了话,点了头,咱们就好走下步棋了。”

    张作霖又匆匆赶往保定。此番再见曹吴,由于思想有变,且又是“十三省反段联盟”之一,交谈之间,自然另是一番情绪。吴佩孚说:“不解散安福俱乐部、不撤换王揖唐的议长,这两件事尚可通融,唯独不罢免徐树铮,那是万万不能通融的。合肥不是想‘兵戎相见’么,好呀,奉陪!”

    曹锟原本还是犹豫的,一见形势到了这种地步,也态度坚决起来。“老段太刚愎自用了,他不知道他的名声之坏;他更不知道名声坏就坏在那个小徐手里。他既然如此坚持,也就无话可说了。”

    张作霖又把段祺瑞态度坚决的事重述一遍,而后说:“我原想事或可转机,故有入关之行。现在看来,我是多此一行了。”

    曹锟忙问:“雨亭此行,总可以看出事情谁曲谁直了吧。一旦恶化,我倒是想……”

    “我咋看不清呢,”张作霖说,“天下人皆知,曲在合肥。若不是总统所迫,我何尝愿意到处奔波。现在既然通融无望,我也想进京复命之后便回东北去了。”

    曹锟又说:“果然干戈动起,还得请雨帅帮助。”

    “决裂就在眼前,但愿前途乐观。”张作霖说,“我要速回东北去了,免得多露形迹。”

    形势变化,总难以人的预谋为轨。张作霖从保定再到北京,本想匆匆去见大总统而后出关,尚未行动,徐树铮匆匆来访。

    徐树铮是因北京形势紧迫率边防军匆匆从库伦返京的。进京之前他不仅知道曹吴聚兵,准备一战,也知道奉张入关做了调人。他认定“张作霖入关不会只做中人,而是另有所谋”。因而,他想把张拉过来,为皖所用。

    “雨帅,”徐树铮盛情有加,亲切动人。“连日来,多承阁下南北奔波,合肥甚感过意不去。故令树铮来请雨帅,设便宴以谢。”

    张作霖和段祺瑞曾经合作过,徐树铮也曾以两万七千支步枪相助,总算前情不薄,不能不去赴宴。于是,便说:“合肥盛情,雨亭领了。”说着,便随徐树铮前往府学胡同。

    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鸿门宴!徐树铮预谋将张作霖执作人质,或杀掉,让他无法介入这场即将展开的直皖大战。

    宴会设在段祺瑞的小客厅里。张作霖到来的时候,已是华灯高照,夜色朦胧,段家公馆悄然无声,给人以恐怖感。段祺瑞热情有度,寒暄无边。徐树铮殷勤备至,落落大方。

    谈话是海阔天空的:从北京的气候谈到东北的“三宝”;从铁木真没进过“大都”谈到沈阳故宫;北京的四合院,辽宁的大豆,凤阳朱元璋的皇陵,徐树铮老家的皇藏峪,都成了谈话主题。仿佛他们是一群同船共渡的旅客,漂泊汪洋大海之中,借聊天来消磨时间。

    徐树铮外稳心急,他的目光一直窥视着段祺瑞,要从段祺瑞目光中决定是否采取行动;而段祺瑞却甚为犹豫:曾经是堂堂的国务总理,怎么能绑架一个将军呢?段祺瑞总是下不了决心。所以,他每每和徐树铮目光相对时,便瞬间不明不白地避开,弄得徐树铮无所适从。

    张作霖是“绿林”出身,防人之心特别强。他一边和段、徐应酬,一边暗自嘀咕:国中大乱,人心惶惶,我此番进京,又是为了息争罢战,而直皖两家剑拔弩张,合肥想干什么,我不得不防!他暗暗窥视一下段祺瑞,见他鼻子虽然不歪,但那眼神却不“平静”;当他再看看“小扇子”徐树铮,却是一脸杀气。张作霖心跳了。不妙,段芝泉这个宴会不善!徐树铮此刻更不善!张作霖有点后悔了:我不该来赴这个宴。来时为什么不约着大总统徐世昌或国务总理他们一起来呢?宴席上只要有第三人,徐树铮就不敢动手。张作霖想到不久前被杀的陆建章,他心里有点怕了:不行,我得借机溜走!

    有了准备,张作霖便虚与应酬了,好话多说,美酒少饮,眼望四周,耳听上下。虽然杯来觞去,碗增碟添,宴席上的阴风总还是阵阵刮起。几个回合之后,张作霖侧身对徐树铮说:“又公,这几天我的肚子坏了,想去方便方便。”

    “好,好!”徐树铮警惕性高,爽快地说,“我陪大帅!”

    “多谢了。”张作霖朝段祺瑞拱了拱手,随徐树铮走出客厅。厕所在客厅右侧房后。徐树铮和张作霖并肩走着,转了一个弯,心里有点不安:如此陪客,甚有不恭,果真发生意外,徐树铮也觉他一介书生是制不了绿林张作霖的。于是,在厕所之外,徐树铮说了一声“请!”便停住脚步。

    张作霖正在盘算如何甩掉这个“尾巴”,徐树铮停下了,他心中一轻,暗想:算你“小扇子”幸运!这样的事,你还嫩着呢。张作霖独自进了厕所,一边假装大便,一边抬眼急忙打量起来,却见围墙不高,并无障碍,居处又静,夜色沉沉。他便陡身站起,纵身一跃,飞上墙去;又一个飞身,便轻轻地落到院外——翻墙越户,是一般绿林的基本功夫,在张作霖,更是小事一桩!他,轻而易举溜之大吉!

    徐树铮久等不见张作霖的影子,知道“事情不妙”。及至进厕,哪里还有人影!

    张作霖逃遁了!

    徐树铮报与段祺瑞,段祺瑞却陡然歪起了鼻子——除了歪鼻子,别的还有什么办法呢?徐树铮不罢手,他知道张作霖必急回天津大本营,便急令廊坊驻军截劫。

    张作霖在兼任陆军部总长靳云鹏帮助下,绕道安全去了天津。张作霖跑了,徐树铮气急败坏,一方面通过外交怂恿日本出面,阻止奉军入关,一方面唆使东北胡匪,制造混乱,令张作霖拔不出腿入关。不料这些均被张作霖知道了,张作霖顷刻间便成了曹直的友军……

    直皖两家已誓不两立,战争在暗暗中展开了——这是北洋军阀系统分裂后的第一场大混战,直皖大战。

    段祺瑞把他的军队分为两路:一路为西路,段芝贵是总指挥,下辖三个师,即曲同丰的参战军第一师,陈文远的参战军第三师和刘询的陆军十六师;西路军的主要任务是:沿京汉铁路线由琉璃河向南进攻,目标是夺取保定,消灭直系老巢。一路是东路军,马良任总指挥,兵力也是马良的参战军第二师。他们的任务是:沿津浦铁路线由济南向天津进攻,夺取天津,作为作战的助攻方面。

    这个阵势摆好之后,段祺瑞便把刘询和曲同丰叫到面前,问了问军情,又交代了部署,然后,语重心长地说:“仗是要打的了,不打不行。有些政务,还是按部就班地办。今儿,我向两位宣布一个决定,其实也是多日定下来的,只是早些时只忙着进行对抗性演习了,没有来得及宣布。现在我宣布一下:直隶省这个督军,就由刘询去当;河南省的督军呢,由曲同丰去当。你们一边打仗,一边抽个时间盘算一番,这两个省的军务该怎么办?”停了片刻,他又说:“仗打胜了,地盘就是你们的了。有了地盘,什么都有了。”

    段祺瑞许愿了,他想拉住这两支军队,作为他的支柱。皖系有两大主力,即徐树铮的边防军和吴光新的长江上游总司部所属部队。令段祺瑞心里不安的是,这两支军队要控制全国局面,有些力不从心;再加上徐、吴二人又不能合作,这更使他不安。所幸的是,这两年利用参战,利用日本贷款,他发展壮大了队伍,参战军有了三个师,他的腰杆才能挺直。所以,他不放过一切机会,要把参战军的骨干曲同丰等拉住。

    段祺瑞许了愿,刘询、曲同丰也及时表了态度,“一定要把这一仗打胜!”

    吴佩孚是这场大战中的直系总指挥。当他得知段祺瑞的军事部署之后,笑了。“一群书生指挥的一群乌合之众,实战起来,实无可怕之处!”吴佩孚手下有五万军队,这五万军队又是刚刚在武汉配足械备,发了三个月的薪饷,可谓装备齐全,士气大振。可是,吴佩孚并不想和段祺瑞大拼,他只想展开一场以智斗为主的战斗,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他北调的部队主力摆到老巢保定与北京、涿县之间,以逸待劳、准备决战;而以一小部部队——董政国混成旅——对皖军进行明的骚扰,迅速进入了涿县高碑店车站附近,又派出一个连至下坡店掩护。

    段祺瑞自恃兵力强大,有些轻敌,对吴佩孚的战略部署并没有完全掌握,自己的部队集结完毕,即匆匆发布进攻命令:西路军参战一师和陆军十六师沿京汉铁路线左右向保定前进;另由参战军一师的步兵一团编成一个右侧支队,由京汉铁路西经房山县向保定前进。在部队前进后,总指挥部即进驻琉璃车站。

    直军部署完毕,吴佩孚即命令部队向涿县南地区推进,很快与皖军十六师交战。

    皖军尚无即战准备,战争打起,部队迟滞前进,顷刻发生混乱。至日落,又逢磅礴大雨,刘询命令部队在涿县城以北地区宿营,炮兵停在涿县城内街道上。由于对直军情况不明,又缺乏实战经验,以致涿县城关以南已有直军,皖军尚不知道。不仅宿营地安排不当,前面亦未派警戒部队,缺乏敌情顾虑。次日,刘询便命令部队以战备行军继续向高碑店前进。前卫部队至下坡店,即遭直军抵抗。此时,皖军才知已与敌军遭遇,战斗开始。但是,皖军指挥却对直军情况不明,判断失误。下坡店只有直军一个连,皖军却认为是主力,便将部队逐次展开加入战斗;师属炮兵团在涿县城南,重炮在涿县城北,一起在阵地开始射击。瞬间,炮声隆隆,火光冲天,连参战军一师也全面投入战斗。当夜,一师即占领下坡店。拂晓,全线官兵准备乘胜前进,直趋高碑店。然而,待东方已明,却没有下达总攻命令,而是让部队就地构筑工事,形成防御态势。

    趁着皖军停滞不前之际,吴佩孚将主力迅速向前增加,很快形成对峙局面。他又以小股部队对皖军进行扰乱,皖军便不敢再前进。

    这里,还得叙述一下皖军内部情况:陆军十六师刘询部,并非皖军嫡系,不仅得不到参战军那样的优待,连刘询在战前向段芝贵要求补给,段芝贵都告诉他“已无储备,待后再补”。刘询要求自己担任预备队,也未能获准。进军开始,他与曲同丰隔路南行,曲自恃是段的“心腹”,竟横行霸道,多次强占富裕村镇。刘询暗想,除了段给的“直隶督军”那张空头支票之外,他再无半点实惠。所以,刘部便采取了驻足不前的态度。

    涿县滞兵六日,吴佩孚主力调遣完毕,张作霖奉军两个旅也安抵涿县,吴佩孚亲临前沿,站在他琉璃河一侧的阵地上笑了:这场仗怎么打?要听我的了。他命令前沿部队:“吹奏停战号令,不必再进攻。”刘询正踌躇不前,猛听得敌阵吹“停战”号令,先是惊,后是喜:能够不战了,那是好事。他也命令前沿部队吹停战号令。

    激战之中,猛然息战,刘询虽然有些纳闷,但总觉战不如停。就在刘部心存侥幸之际,吴佩孚派人给刘询送去一份厚礼,并答应为该部“提供足够的配给和薪饷”。刘询也立即向吴佩孚表示:“今后一定听子玉将军调遣,在战场上实行反戈一击。”

    有了和刘询的默契,吴佩孚便放松了对京汉铁路路东的戒备,调转部队,向路西段芝贵的总指挥部进击。皖军抵抗不住,段芝贵仓促逃走,残部大乱。再加上路东刘询的反戈,一举大胜。皖军西线参战的三个师,有两个师已完蛋了。曲同丰见形势不利,迅速撤兵,匆匆逃至京郊北苑。

    吴佩孚不追击,竟列了许多“优惠”条件,请曲同丰来谈判。为保存实力,曲同丰亲去直军,他原想争得一些生存条件呢,谁知他一到高碑店直军指挥部,即被吴佩孚软禁起来。师长被禁,群龙无首,营以上军官纷纷离开部队,军队顷刻瘫了,直到接到“缴械遣散”的命令,才回营房交点武器,然后到长辛店领取遣散费,便作鸟兽散了。

    西线全溃,东线主力连天津也未到,便掉头奔济南回跑。1920年7月在中国北方发生的直皖大混战,以皖军的彻底失败而结束了。段祺瑞如沉雷击顶,一下子便瘫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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