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信之死
从告密现象这一角度而言，秦帝国并不是一个成功的帝国。相比后来的唐武后、明太祖、康雍时代，秦帝国写进法律的告密因为无人呼应而成了小儿科。秦灭后，刘邦建立汉朝，已经几乎被六国百姓扼制的告密文化才算苏醒过来。开国功臣韩信则成了第一个受害者。
韩信是个军事天才，但他在识人处世上的智慧几乎等于白痴。从小就家境贫寒又早年丧了双亲的他时常遭到同乡地痞的欺辱，江苏淮阴在那个时代或许非常盛产流氓，韩信经常能遇到这样的人。不过，之所以这些流氓总欺负韩信，与韩信自己有很大关系。他从小就熟读兵书，学成后总觉得自己是大将之才，常挎一根木剑四处招摇，这种特立独行难免会让那群流氓产生好奇，先是认为与他身份不符，随之而来的就是侮辱。韩信就在这样的背景下，钻了一个流氓的裤裆，后人称之为跨下之辱。
项羽与刘邦纷纷揭竿而起反秦后，韩信跟了项羽，项羽并没有认识到这是一个军事天才，只是让他担任了自己的粮库站长。韩信当然认为自己不是干这个的，于是跑到了刘邦那里。
结果，刘邦也没有看上他。倒是刘邦手下的萧何在与他的谈论中发现此人是个天才。楚汉战争前期，许多人见刘邦总被项羽打败，所以都逃跑了。韩信也逃跑，但却被萧何追了回来，刘邦在萧何的建议下任韩信为将，韩信正式登上了楚汉战争的舞台。
四年后，也就是公元前202年年末，已经被封为齐王的韩信率三十万大军在垓下（今安徽灵壁东南）将项羽的九万兵马团团包围，项羽仅带二十八人冲出重围，逃至乌江，又被韩信的部队追及，项羽在吟诵了几句诗歌后，挥剑自刎，楚汉战争以刘邦的胜利而告结束。
楚汉战争的结束标志着天下已经归刘邦所有，但是，有一个国家不肯投降，这个国家就是鲁国，鲁国不承认刘邦是天下之主，还要为项羽奋战到底。刘邦派人告诉他们，项羽已经死掉，他们不信，最后，刘邦只好把项羽的人头拿给他们看，鲁国才放下武器，投降了刘邦。
就在与鲁国的对峙期间，刘邦只带了几个随从，在韩信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冲进了齐王韩信的军营，把韩信的官印和兵符全都收剿。韩信一下就成了光杆司令。
从这件事上可以给我们两个启示，第一、刘邦在得到天下后对功臣，特别是韩信的猜忌之心非常重；第二、韩信虽然能带兵打仗，却不善于治军，不然不会让刘邦那么轻松地进入军营，韩信在军队的管理上相当差劲。第二年，刘邦大封功臣，就把韩信封为楚王，理由是，那里是你的家乡，你对当地情况比较熟悉，但并没有给他任何兵。
此时，韩信是个没有牙齿的老虎，只能听从刘邦的摆布。在楚王位上只呆了四个月，刘邦朝廷就发生了一件事。有一天，刘邦召见群臣，脸色灰青，漠然地对臣子们说：“有人告发楚王韩信要谋反，怎么办？”
这个告密者到底是谁，司马迁没有给我们答案。但从种种迹象来看，的确有这样一个告密者，而不是刘邦的信口雌黄。韩信此时已经是个光杆司令，刘邦没有必要采用欺诈的手法再来惩治他。不过，这个告密者肯定熟透了刘邦的心理。韩信与刘邦其实并不合，早在楚汉战争期间，刘邦被项羽围困急切希望韩信来解救。但韩信却趁火打劫，让刘邦把自己刚攻占下来的齐地奖励给他，而且要封他为齐王。刘邦当时可是咬着牙让韩信做齐王的。告密者很可能从这一信息上吃透了刘邦对韩信并不那么友好。所以，即使韩信没有想造反，由于偏见，刘邦也会认为韩信会造反的。
众人都认为告密属实，就商量对策。商量的结果是，不能去讨伐韩信，因为韩信是个打仗的天才，刘邦的臣子中没有这样的天才。
有大臣建议说，既然不能强攻，只能智取：“古时天子常到各地巡游打猎，借此机会与各地的诸侯想会。南方有云梦泽（湖南益阳以南、湖北江陵以北之地），您可以说到云梦巡游，会见那一带的诸侯，韩信听说陛下到了云梦，按照礼仪，必来见陛下，陛下乘其不备，只用一个壮士就能生擒他。”
刘邦认为，这的确是个好主意，便向天下发布通告，说要到云梦泽游玩。并专门遣使告诉韩信，让韩信前往云梦相见。
韩信听到消息后，是很犹豫的。他不知是该去还是不该去。据史料记载说，韩信当时感觉到刘邦来者不善。他左思右想，自己到底有什么秘密被刘邦知道了，结果想来想去，就想到了自己的老乡，曾经追随项羽的大将钟离昧身上。
项羽死后，钟离昧并没有陪去地府陪项羽，而是逃到楚地，听说好朋友韩信在做楚地的王，就跑来找韩信寻求保护。韩信想都不想，答应下来。刘邦曾发布通缉令通缉过钟离昧，但因为没有告密者，所以毫无消息。
韩信认为，问题可能就在钟离昧身上，大概是有人告密，说我私藏国家罪犯。韩信于是跟钟离昧商量，希望他能老实点，跟自己去见刘邦。
钟离昧苦笑，却又很郑重地提醒韩信：“你若将我逮捕交给刘邦，以此向刘邦献媚，那么，我今天死，你也将随后而亡。”
韩信当时很窘迫，他有点后悔当时收留钟离昧了，既然钟离昧不肯老实与他合作，那么只有杀了他。据说钟离昧自杀前，说韩信：“你真不是一个仁厚之人！”
这话如果放在二人的关系上，的确如此；但若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来讲，韩信的确是个忠贞之臣。
不过，韩信想错了。当他提着钟离昧的首级见到刘邦，还没有做一句解释，刘邦就一声断喝，武士把韩信捆了起来。然后，就启程回临时国都洛阳。
上车时，韩信不知是哪里来的书生气，喟然长叹：“果然像人们说的那样：‘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当然应该被烹了。”
刘邦可不想让人误会自己是这样一个人，他争辩道：“你还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抓你，是因为有人告密，说你要谋反。”
韩信无话可说，总之，现存的史料并没有记载，韩信当时有过争辩。到洛阳后，刘邦思来想去，认为韩信虽然要谋反，但功大于过，所以就把他贬为淮阴侯，让他去淮阴好好反省去。韩信无缘故地被贬，当然牢骚满腹，常常称病不朝。刘邦也不是不理解韩信心中的不服，这位皇帝也是没有办法，所以对韩信的软对抗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可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多久，告密者又告发了韩信。
韩信这个人似乎命运很不好，小时候无依无靠，好不容易被刘邦封为大将，只领兵四年就被剥夺军权，然后是被人告发谋反。这次又是被人告发谋反。不过这一次，告密者留下了姓名，这个人叫栾说。栾说的哥哥是韩信的舍人，也就是家臣。很可能是在处理一些事情上不符合韩信的心意，韩信就把此人囚禁起来，同时还声称要对其进行严厉的制裁。
栾说在看望哥哥的过程中，哥哥的处境让他感到了无助。据史料给我们的信息，我们可以得知，就是在栾说与哥哥见面的时候，这位韩信最信任的家臣把韩信要谋反的消息告诉了栾说，栾说毫不迟疑，为了能解救哥哥，立即向朝廷告密，说韩信要与阳夏侯陈豨谋反。
陈豨是汉朝的开国功臣，当时被任命为巨鹿守。公元前197年，陈豨任代国的丞相。汉朝规定，诸侯王的丞相都由中央政府派遣。不久，他自称代王，联合韩王信、燕王绾举赵代之兵反叛，刘邦亲率大军北上征讨，吕后及萧何守卫国都长安。
有一天，吕后慌忙召来相国萧何，把栾说的告密说了一通，最后认定，韩信肯定是要和陈豨商量过谋反的事情。
听了吕后的话，萧何也觉事态严重。经过密谋，两人决定：由萧何去见韩信，诈说叛军已经被刘邦平定，陈豨已死，诸侯与群臣皆入朝祝贺，也请韩信入朝致贺。
萧何去见韩信，把来意一说，韩信果然跟着萧何到了长乐宫。
结果可想而知，韩信进宫见不到皇帝，只见到了一大批武士，把他捆绑起来。吕后连问都不问，就将他杀掉了。
韩信临死前，并没有说自己是否要谋反，司马迁认为韩信的确与陈豨探讨过谋反事宜：“陈豨拜为巨鹿守，辞于淮阴侯，淮阴侯挈其手，辟左右与之步于庭，仰天叹曰：‘子可与言乎？欲与子有言也。’曰：‘唯将军令之。’淮阴侯曰：‘公所居，天下精兵处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叛，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将。吾为公从中起，天下可图也。’陈素知其能也，信之，曰：‘谨奉教！’汉十年，陈豨果反。上自将而往，信病不从，阴使人至所，曰：‘第举兵，吾从此助公。’信乃谋与家臣夜诈诏赦诸官奴，欲发以袭吕后、太子。部署已定。其舍人得罪于信，信囚，欲杀之。舍人弟上变，告信欲反状于吕后。”
韩信被杀后，刘邦回到洛阳，听了这个消息后，又喜又叹。至于韩信是否真的要谋反，刘邦没有问。于是，“韩信谋反被杀”就成了历史上的重大谜案之一。那两个告密者也成了历史讳言之人。
许多人对韩信之死表示惋惜，有人认为他在齐王任上时，靠实力就能与刘邦项羽鼎足三分。如果在那个时候不造反，楚王时的光杆司令和淮阴侯时的无兵无卒，玩“造反”实在是玩火自焚。
不得不说，开国功臣大都不得善忠，如果不是一个规律，也是一个普遍现象。汉朝初年，刘邦辛苦奔波，全是为了各地造反的诸侯王。韩信虽然没有造反的实证，但却有造反的实力，这不能不让刘邦有所忌讳。况且，韩信当初要挟刘邦的事，总不能让刘邦痛快，所以，韩信后来之死是必然的，但却不是必须的。因为有告密者。
如果说第一个人的告密是刘邦搞鬼的话，那么，第二个告密者可是有名有姓，有据可查的。刘邦当时正在前线拼命，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来找个告密者告发韩信。
所以说，韩信如果真的要造反，那么是告密者毁了他；如果他没有想过造反，那么，是刘邦利用告密者毁了他。
告密者在汉朝初年，所能担当的角色恐怕也只限于此。至少刘邦在那段时间忙于剿杀诸侯和与匈奴的对峙，国内百废待兴，他不可能将秦朝的告密制立即继承过来。不过，秦朝的告密制度显然是给了他种种启示，聪明的人往往都能利用告密者而达到自己的目的。
但不可认为，刘邦是个光明磊落的皇帝，只是因为汉初的政体是郡县封国并存，集权制度还没有被强化到必须要帝王一个人来处理国家大事，所以，刘邦在治理国家的大范围内还不需要告密者。
当专制制度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自然就有皇帝喜欢告密者了。
告密滔滔
我们知道，秦汉的政体是宰相负责制，宰相作为政府的首脑，处理所有朝廷政事，皇帝只有监督权，而没有干预权。虽然实质上并没有做到这一点，但至少这是一个程序，即使在今天，也值得我们去怀念。但到了汉武帝时期，这种政体就受到的了挑战。
汉武帝雄心勃勃，权力欲望极大，又因为要与匈奴开战，所以，他渐渐地把本该是宰相的权力转移到了自己手中。终武帝一朝，宰相十三位，其名声与地位远远不如秦国的李斯和汉初的几位丞相。如果说，权力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那么，集权催生告密，绝对的集权催生绝对的告密。
在与匈奴的战争后，汉帝国的国库为之一空，汉武帝必须要进行一场创新的聚敛财富手法，才能使战争和自己的享乐生活继续下去。于是，元狩四年（前119年），他颁布了“算缗（min）”和“告缗”令。
所谓“算缗”，就是对商人和手工业者征收财产税，规定商人财产每二千钱抽税一算（120钱），手工业者每四千钱抽税一算，非吏比者、三老、北边骑士的每辆车抽税一算，商人的车每辆征收二算，五丈以上的船每条征税一算。同时为了避免这些人逃掉商人的身份，武帝还特意为他们另力一户口册——称为“市籍”。
在“市籍”中的每个人都要主动向政府自报个人财产，如有隐瞒不报或自报不实的，鼓励知情者揭发检举，这就是“告缗”。
如果不再向下看，我们很为武帝的这一举措拍手称快。商人牟利与农夫不同，其所得与所付出在任何时代都不成正比，这样的人必须要有交纳高税的义务。但是，人性是贪婪的，每个人都希望得到的多，付出的少，税越低越好。汉武帝时代的商人不会因为自己少交纳了税而感到伤了自尊，也不会觉得自己没有尽权利而感到害羞。
武帝当然知道这一点，所以鼓励告发，并且奖励告密者。凡揭发属实，被告者的财产则全部没收，并罚戍边一年，没收的资产分一半给告发人，以作奖励。
但是在执行中，困难还是有的。比如有官员与商人勾结，帮助商人逃税。武帝在处理了这样的几位官员后，于前117年，特意任命杨可主持“告缗”。也就是说，专门成立了一个由杨可负责的机构，这个机构如同今天的信访办，接纳的人就是那些告密者。而工作内容主要是针对告发逃税的商人。三年后，杨可的工作业绩突飞猛进，武帝再申告缗令。一时间，全民上下，尤其是那些受苦受累的农夫得到了向富人报复的机会，他们三五成群，或是单枪匹马，从帝国的各个角落来到京城，进行告密。
据说，杨可这个部门如同今天饭菜特别可口的特色饭店，来吃饭的人都要提前领号，很久之后才能接见自己。“告缗”的结果，让汉武帝非常满意，朝廷得到了以亿计的财物，田宅无数，商人中产之家只好宣布破产。
不过，一种制度的目的如果不纯粹，那么，在其执行手段时，就会被人利用。在如火如荼的经济告密的背后，往往搀杂了许多人私人的目的。比如，有人就通过朝廷鼓励的“告缗”，把平时的怨家给轻松地解决了。当告密如同秦国时已经成为国家法律，那么，遵纪守法就成了百姓的义务。即使无密可告，因为有激励因素在里面，许多人也会找出秘密来上告。
作为专制最高权力者汉武帝，告缗运动不仅让他得到了可供自己支配的巨大财富，也通过告密加强了自己的无上权威。毋庸置疑，这种搜刮民财、盘剥民财尤其鼓励告密的做法，其毁坏国民人格和心智的恶劣影响深远。武帝鼓励告密，事实上就是鼓励全民特务政治，鼓励人性的堕落，鼓励以邻为壑，鼓励贪婪和邪恶。而这一切的实现，都是因为他手中没有任何人可以质问和约束的权力。
告密滔滔之下，许多人为了自保，只能做出在今天看来是不符合常理的事。也就是说，告密往往催生虚伪与狡诈。
卜式是一个经营畜牧业发家的商人。开始创业时，他只有羊百余头，十几年间，增殖十倍，置买田宅，成为豪富。当“告缗”开始在全国铺开时，卜式眼见许多同行都倒了大霉，他认为与其被人告密，不如自己主动站出来，以守为攻。于是，他咬着牙慨然上书，自愿捐出家财的一半，用作边防之用。很多商人都是低调隐瞒自己的财产，而他却反其道而行之，这让汉武帝很是诧异，就派人去问他：“你是想当官？”回答：“我年轻时牧羊，不习惯当官，不愿。”又问：“家里是否有冤，要上访？”回答：“我与人无争，没有冤。”又问：“既然如此，那么你为什么如此？”回答：“天子诛匈奴，我认为贤者应该在边关冒死奋战，有财的人应该捐献财产，如此而匈奴可灭也。”
卜式的回答并没有漏洞，至少被派去的人是这样认为，回来报告给了汉武帝。汉武帝正想欣慰，丞相公孙弘却看出了门道，公孙丞相认为卜式矫情立异，动机不纯。武帝想了想也就把这件事放在一边了，过不了不久，卜式居然又捐出二十万钱，武帝第二次看到卜式的名字时，终于欣慰地笑了，他对卜式特别嘉奖，“不想当官”的卜式居然官运亨通，赐爵关内侯，进位御史大夫。任是谁都能看出，卜式是在“立异以为高”、“逆情以干预”，但是，就是这样虚伪甚至狡诈的人居然封侯，这实在是那个时代的一个悲哀。
“告缗”运动最终因为大批商人的破产而无密可告而结束，不过，汉武帝这个人注定要和“告密”有染。
“巫蛊”之祸的连环告密
公元前92年，已经67岁的汉武帝做了一个梦，他梦见一个高个男子举着一柄长剑，慢慢地走到他面前，然后举起剑来，正要砍下去，他大呼一声，醒了，朦胧中发现一个男子从门口逃了出去。
汉武帝立即派人去追带剑男子。两个侍卫队长领着侍卫搜了大半天，鬼影也没有。但这位老人不相信自己是在做梦，把侍卫们斩首，又下令先搜皇宫，接着是后苑，最后连京城老百姓家里都被他的士兵搜了个遍。结果是：没有他想要的那个人。
汉武帝渐渐相信那的确不是一个人，很可能是鬼怪妖魔。武帝时期，因为他的提倡，神仙术盛行，伴随而来的“巫蛊”术。所谓“巫蛊”，就是将桐木雕刻成木偶作为自己的仇人的象征挖个坑埋了，大意是我祝你早日入土。然后，每天都要对着所埋木偶之地念念有词。这些“词”大都是中国本土道教的一些顺口溜。
汉武帝决定向鬼怪妖魔开战，他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宠臣江充。江充是赵国邯郸人，当初，他的妹妹嫁给了赵太子刘丹，他也因此而成了太子府的常客。不过，此人的所作所为颇不让刘丹满意，有一天，就把他赶出了太子府。此人一气之下，也不管妹妹日后的幸福了，跑到了长安告发刘丹在地方上违反法纪，武帝大怒，把刘丹捉进牢里，不久，刘丹死了，而江充却升了。到了公元前92年时，他已经是西汉最大的特务机构的头子了（直指绣衣使者）。他的主要任务就是告密。
江充在接到任务后，一时之间还找不到突破口，但有人告密说，监牢里有线索。所谓线索，就是一个叫朱安世的强盗想要告密，内容是，大臣公孙敬声用巫术害皇上。
公孙敬声官居太仆，其父公孙贺之妻就是汉武帝的皇后卫子夫的姐姐。公元前103年，公孙贺被升为丞相。父子两人都居高位，自然就骄横无比。公孙敬声有一次居然动了军饷多达两千万。案发后，公孙贺为了救儿子，请抓捕震动京城的强盗朱安世以赎子之罪。汉武帝允许，公孙敬声也的确有能耐，通过各种各样的告密，终于捉到了朱安世，但在被扔进大牢时，这个强盗对公孙敬声道：“公孙家从此可矣。”
公孙敬声当时还没有明白过来，这是一个告密时代，朱安世平时口口声声光明磊落，无论如何，他都想不到这个人是个污蔑者，更是一个靠污蔑来达到告密的混蛋。
江充在监狱里听了朱安世的告密内容，多年的告密经验使他感觉朱安世在撒谎。但他不想拆穿他，而是把告密内容又重新润色了一遍，以达到逻辑清晰，有理有据，在润色完后，他把告密信呈送给了汉武帝。告密信的内容是：公孙敬声与皇后卫子夫的女儿阳石公主私通；两个人之所以私通是想在汉武帝经常经过的甘泉宫驰道埋偶人，祝诅皇上的言语恶毒之极。
汉武帝对江充是充分信任的，所以，立即对公孙贺父子展开调查，两父子在江充的酷刑之下，不久就死于狱中，其整个家族都被处死。几个月后，卫皇后的女儿诸邑公主和阳石公主都因为巫蛊罪行处死。
卫子夫着急了，因为汉武帝明显是在对自己的骨肉开刀，很可能下一步刀锋就要转向她本人了。就在此时，汉武帝又做了一个梦：他见许多人拿着大棒，向他脑袋乱舞。他大惊，忽地从床上坐起，浑身冷汗。急忙把江充找来，问这又是怎么一回事。江充想了一想，就试探地说道：巫蛊？
汉武帝愣着：“公孙父子不是已经死了吗？”
江充道：“恐怕还有别人。”
汉武帝思考良久，说道：“去给我查！”
江充开始查，先是在宫廷中四处挖，然后是京城百姓家，一旦挖到木头之类的貌似人形的东西就把该地的主人找出来，严刑逼供。由于江充的查案，告密者纷纷而来，他们要么是检举某人家里有木头之类的东西，要么是检举某人可能家里有木头之类的东西。江充对告密者的告密内容绝不怀疑，只要有人告密，他都要去实地进行检验。这一年是公元前91年，京城内外因遭巫蛊之祸无端被杀的达数万人之多，人人自危，人心慌慌。
在查了几个月后，告密者虽然与日增多，被告密的人也数不胜数，但江充仍旧一无所获。他建议汉武帝去甘泉宫养病，因为有告密者告密说，皇宫之中才是犯罪现场。之所以让汉武帝走，一来，许多人想要说情无处说，二来，不必担心影响武帝的休息。
汉武帝果然听话，在他走后，江充就派人到始终对他抱有偏见的太子刘据的东宫中挖掘。刘据非常不喜欢特务江充，在他看来，这个人除了拍父皇的马屁，就是喜欢告密。实在是一奸诈小人。江充自然也感受到太子对他的敌意，想到武帝百年之后，太子登基，自己怎会有好果子吃？
所以，他趁着这次大查探之际，想把太子拖下水。他来到东宫，对太子说，有人密告，您这里有不可告人的东西。我奉皇帝命，特来查探。
刘据只能让他查，让人感到惊讶的是，在挖了几天后，江充真的就挖出了如下东西：桐木人无数个、帛书一卷（上面写了谁也看不明白的咒语，但江充一下就看明白了，得出结论：是诅咒皇上早死的咒语。）
他挖到这些东西后，就跟太子说：“你看，巫术那一套东西你这都有了，我要去甘泉宫报告皇上。”
太子刘据浑身冒汗，他不知道是谁有这么大的能耐可以未卜先知，在自己的地盘，连自己都不知道的东西，居然有人会知道。
江充满意地走后，太子刘据的一位家臣对他说道：“这显然是诬陷，太子可还记得公孙贺父子事件？”
太子道：“当然，就是有人告密，所以才被江充那厮给扳倒的。”
家臣还有更深层的看法：“公孙丞相一死，您的两位妹妹也被处死。这是您家族的不幸。他们之所以死，是因为挖出了证据。而现在太子您的情况也是如此，皇上年迈被江充所欺却不知。一旦江充把事情报告给皇上，太子您的厄运就来了。”
刘据听后，觉得很有道理，问他该怎办。家臣胆大，索性道：“可以冒用朝廷的符节收捕江充以及其党，然后马上处死，再向皇上解释。”
刘据连连摇头，因为擅自冒用朝廷的符节是谋反，但他的家臣却道：“现在皇上说是在甘泉宫养病，但生死谁知道？而江充却以皇上的名义如此作恶，太子殿下难道忘了当初秦时太子扶苏被诬杀的事情吗？”
刘据思考良久，又去请示了自己的母亲卫皇后，最终，决定谋反，前91年7月9日，刘据先派自己的门客充当使者收捕江充等人。当门客当众宣布圣旨时，江充的同伙韩说跳了起来，说圣旨是假的。门客当场就将其杀死，其他人只好乖乖就范。但还是有个人趁乱跑了出去，快马加鞭奔甘泉宫。江充不服，刘据并不想让他服，让人杀掉了他。同时调出武库的武器，调动长乐宫卫队，发布告说江充造反已被诛杀。
武帝在甘泉宫得知此事后，立即下诏令当时的丞相刘屈氂调动军队捉拿刘据。又下诏，令京城诸县的将士都归丞相调遣，并把自己印有玉玺的诏书让人交给刘屈氂，上面写道：“捕斩反者，自有赏罚！当用牛车为橹，毋接短兵，多杀伤士众！坚闭城门，毋令反者得出，至要至嘱。”
刘屈氂果然忠心，带领军队就与太子刘据的东宫士兵在长安城的大街小巷里开战。经过四天的血战，太子一方死伤惨重，无辜的百姓也死伤不少。刘据急忙逃出长安城。汉武帝回到长安城后，下令对太子一方的余党大清洗。长安城一时间成了地狱。对于儿子刘据，汉武帝更是痛下杀手，下令不论死活，只要捉住自己儿子的，就有封赏。
当时，谁都不敢为太子说话，只有一个叫令狐茂的壮着胆子给汉武帝上书：“臣闻父者如天，母者犹地，而儿子好比是天地之间的万物。所以天平地安，万物才茂盛。父慈母爱，儿子才会孝顺。而今皇太子为汉家社稷的正式继承人，将承受万世的基业，担负祖宗们的重托，而且他又是皇上的嫡长子。江充，只不过是一介布衣，穷乡僻壤出来的无赖，陛下使他显贵，给他高官大权，而他竟迫害太子，栽赃陷害。而且这些邪佞之人把事情搞得一团糟，太子进则不能见到皇上，退则被那些乱臣贼子所围攻，他蒙受了冤屈却无法奏告，所以郁积愤怒之情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这才杀了江充。他心怀恐惧，所以子盗父兵，用以救难自保罢了。臣窃以为太子并无谋反之心。《诗经》上有一首《小雅·青蝇》是这样写的：绿头苍蝇真正讨厌，把它赶出篱笆外面。和善明理的正派人，决不听信挑拨离间。从前江充陷害赵国太子刘丹，天下人有目共睹。现在江充又谗言挑拨皇上和太子的关系，激怒皇上。皇上偶尔疏忽，过度责备太子刘据以致派大兵围攻，由三公亲自指挥作战。智者不敢言，辩者不敢说，臣感到无限痛惜。愿陛下放宽心怀，慰平怒气。对亲人不要过于苛求，不必担心太子的错误，应迅速解除这么多守兵，别让太子在外面长时间的流亡，以致再误入奸人的诡计。臣一片忠心，谨在建章宫阙外待罪，昧死上闻。”
汉武帝却并不为所动，“追捕太子，无论死活，捕获者封侯”的命令依旧不变。
太子刘据最后依旧死于告密者，他从长安城中跑出来后，跑进了一个穷乡僻壤泉鸠里，跟着他逃跑的是他的两个儿子。三人在一穷苦人家住了下来，但很快，他就觉得生活清苦，所以就去投奔了一个朋友。他给这个朋友写了封信，朋友很欢迎他。但是，这封信却被一些人看到了，他们觉得太子三人不像是善类，就告密到地方官那里。结果，新安县令李寿迅速带兵赶往闻泉鸠里，把小小的几间民房围得水泄不通。
刘据一看逃生无望，就返回到里间，关上房门，上吊自杀。房屋的主人冲了出去，挥舞着擀面杖似的武器想要杀开一条血路，被乱刀砍死在地。太子刘据的两个儿子见父亲关上内房房门不出来，还以为他要逃跑，为了保护父亲逃跑，他们也冲了出去与官兵搏斗，被乱刀砍死。
李寿冲进房子，发现的确是当今太子，已经死掉了。他立即高兴地派人去京城里上表奏功。汉武帝得知儿子死了，虽然有点伤心，但说话算话，还是封李寿为邗侯。李寿以为这下可以过上幸福的生活了，想不到老百姓在这个时候站了出来，背后骂他，诅咒他生孩子没屁眼。李寿被封了侯，倒真成了被人人耍的猴了。
这次告密事件，可能是群体告密。大家都认为来了陌生人，而陌生人向来是颇不受当地人欢迎的。李寿所以能被封侯，当然全是告密者的功劳。
此后，武帝依旧对儿子的亲属与同党进行屠杀，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巫蛊案”，此案持续数年，长安城里几乎到了血流成河的境地。
因为连环的告密，而导致的这场“巫蛊案”不仅是汉朝历史上的一个大血污，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污垢。
汉武帝与秦始皇相比，有很多共同处。比如在告密问题上，他们都鼓励并加以扶持。而且就是因为告密，使中国历史上有了坑儒和“巫蛊案”这两大著名事件。
汉武帝时代绝对是中国历史上最大告密时代之一。
成也告密，败也告密
对我们而言，杨恽的名字其实比较陌生，但他的外祖父却是大名鼎鼎，他就是司马迁。杨恽后被腰斩是因人告密，但这位汉代历史上比较著名的人物却是因告密而发迹的。
杨恽的父亲，也就司马迁的女婿杨敞是汉昭帝时的丞相。杨恽出身名门，聪慧明敏，自然“以才能称，好交英俊诸儒，名显朝廷”，被皇帝招到朝廷为官。
不过在此之前，杨家并不显赫。杨敞当时只是被汉武帝任命为顾命之臣霍光的一个小幕僚，霍光虽然器重他，但杨敞天生胆小。在元凤年间，同为汉武帝任命为顾命大臣的上官桀很看不惯霍光的大权独揽，密谋杀掉霍光。要知道，当时霍光权势盛天，想要造他的反，必须要有严密的计划和十足的把握才行。但是，上官桀的密谋几乎成了光天化日的运作，其要造反的消息居然被负责收取稻田租税的稻田使者燕苍探知，燕苍深知自己身微言轻，汉武帝之后，朝廷对告密者不是很重视。于是，燕苍找到了时任大司农（财政部部长）的杨敞，希望让他出面来进行告密。
杨敞天生胆小，他考虑一旦告密不成，如果无此事，上官桀想要搞死他简直和捏死一只蚂蚁相当。所以他坚决不做告密者。燕苍也不请求他，因为他现在是一个怀揣着稀世珍宝的人，肯定有人做他的买卖。他又找到谏大夫杜延年，杜延年听了这个消息后，险些没跳起来，这是老天开眼，该当他富贵。二人立即向霍光告密。结果，查证属实，两人通过告密升了官。不知道燕苍是否把自己曾找过杨敞的事跟霍光说过，我以为是没有讲。因为不久后，杨敞就替换了丞相王欣。如果霍光知道他有密不告，一定不会给他这种待遇。
前74年，被霍广扶持了12年的汉昭帝驾崩。霍光依旧大权在握，他和富平侯张安世立了昌邑王为帝，可昌邑王不懂得珍惜，日夜荒淫。霍光与张安世密谋，准备废王更立。两人象征性地把这个密谋告诉了丞相杨敞，据史书记载：“敞惊惧，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当他汗流不止，就要惊惧而晕时，他的夫人及时出面了，不愧为司马迁的女儿，几句话就把杨敞说得呼吸恢复平静，他的夫人认为，你同意，霍光也是废，你不同意，还是废，倒不如顺水推舟。
这两件事就足以见得，杨敞不但胆小，而且听得告密之事如同见到鬼一样。可他的儿子却跟老子完全不是一个路数。杨恽是绞尽脑汁去探听别人的秘密，然后上告。历史记载他这个人是有这样一句话：“恽伐其行治，又性刻害，好发人阴伏，同位有忤已圪，必欲害之，以其能高人。”就是说，杨恽天生喜欢挖人隐私，越是别人的秘密，他就越想知道。用心理学来解释，杨恽很可能有心理疾病，跟偷窥狂、露阴癖有一比。
但霍光在世时，杨恽似乎没有多少密可告。公元前68年，霍光去世，当时的宣帝在许多人的怂恿下，对权倾朝野的霍家进行“去皮见骨”似的打击，霍光的儿子霍禹和家族成员最终无法忍受家道的日益衰落，密谋谋反。前66年，杨恽第一个知道了霍家人要造反的消息，第一个向宣帝告了密。其实我们不难理解，杨恽本就是个喜欢窥探别人隐私的人，霍光死后，皇帝逐步削弱霍家势力，杨恽很可能就猜到，一向不甘人下的霍家肯定会有所动作。结果，皇天不负有心人，长时间的窥探后，终于有了他想要的结果。霍家被皇帝削平后，杨恽以告密有功，升为中郎将，封平通侯。
后人对平通侯杨恽的确有些想要向他脸上吐几口痰的冲动，首先，告别人的隐私就不是什么好事，其次，如史学家王鸣盛所说：“敞以给事霍光幕府，为光所厚爱，致位宰相。而敞之子恽，即以告霍氏反封侯，亦可谓倾危之士矣。”王鸣盛就认为，杨恽这个人虽然是个挽救汉朝政权的人，但从道德上讲，的确不怎么样，即使你的恩人的确正准备触犯国法，可无论如何都轮不到你来告密，而且你还是首告者。
无论在道德和法制上怎么评价杨恽，他是听不到了。在成为平通侯后，杨恽的好日子是过得如火如涂。但他始终没有把“发人阴事”的嗜好忘掉，整个宣帝朝廷，一旦有人的隐私被人暴光，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喜欢“发人阴事”的杨恽。杨恽也不客气，对众人的“认定”不做任何辩解。
但是，常走夜路，总会遇上鬼的。杨恽不是不明白，即使这个世界上没有鬼，只要有人胆子大，黑夜中装成鬼站出来吓他一下，就够他惊魂半天的了。
这个“鬼”就是太仆戴长乐，此人是汉宣帝的亲信。也擅长告密，但最擅长的是说大话和记仇。有一次，他受宣帝的委派去祭祀宗庙，回来后就对下属吹牛：“皇帝当面召见我，我做皇上祭祀的助手，连秺侯金日磾都亲自为我赶车。”金日磾也是汉武帝指定的顾命大臣，昭帝、宣帝都非常尊重他，可谓位尊权重，戴长乐这样吹牛法，实在是脑子有问题。
果然，不久后，皇帝就把他召进宫，把他的吹牛原本一字不落地读给他听，然后训斥一番，把他关进了监狱。戴长乐哪里能咽得下这口气？他甚至不用想，就知道是谁打了他的小报告。杨恽！
刻板印象害了杨恽，现在无法找到证据证明是否真的是杨恽，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戴长乐认定就是杨恽。戴长乐决定向杨恽报复，主要手法就是告密。在监狱那样恶劣的环境下，戴长乐不避辛苦，艰难地写下了一封告发杨恽的信件，呈给了宣帝。
据告发信所写，杨恽曾经跟富平侯张延寿谈过话，说的是高昌侯的车狂奔抵触北掖门，可能有事要发生。为什么呢，因为杨恽举了个例子，说，先帝（昭帝）未死前，有马狂奔触殿门，马死，随后，昭帝就驾崩了。那么，这次发生什么事呢。杨恽没有说，只说了一句话“今复如此，天时，非人力也。”
真是毒辣无比！戴长乐可谓深得告密三昧，在上者如果不鼓励告密，是不能轻易告密的，如果要告，就必须一击而中要害。戴长乐的告密信可谓是中了要害。他是在告诉宣帝，杨恽是在诅咒您早登极乐呢。
戴长乐是做了十足的准备要把杨恽告翻的，所以，在这个主要问题告出后，他又举了杨恽的一件事，“杨恽曾看过古代帝王的画像，他却不看皇上您和尧舜的，而只是盯着桀纣的画像说什么‘天子经过这里的时候，应该问问他们有什么过失，应该从中吸取教训才是’的话。”然后是自己的阐释，“这不是明显在骂皇帝您是昏君吗？”
汉宣帝看了这封告密信后，大吃一惊。他认为戴长乐那样口无遮拦已经属于大逆了，想不到杨恽这个小子居然还有更“不道”的阴事。经过查证，杨恽绝不抵赖，供认不讳。宣帝把他废为平民，戴长乐并没有因为告密而得到奖赏，只是把他从监狱里拎出来，逐出了朝廷。
事实上，东汉的皇帝都不鼓励告密，如果不是威胁到他皇位的事情，一般对告密者的处罚都很人性。第五位皇帝章帝时，洛阳太学（国立大学）有两个书生叫孔僖与崔骃的，上完课后在自习的时候，谈论起了汉武帝，二人先是谈论了刘彻最初登极时，崇信儒家学派，五六年间，被称有文帝与景帝的政绩；但是后来却放纵自己，遂抛弃了从前的善行。而且引发战争，劳民伤财。两人越说越气愤，声音也就大了起来。恰好被邻房的同窗梁郁听到了，梁郁立即向皇上告密，说两人诽谤先帝，讥讽时下政治。
案件立即被皇帝确定，要求官员对孔僖与崔骃进行调查，崔骃先被传讯审问，此人与同学辩论倒是滔滔不绝，但在朝廷官员面前，却慌了手脚，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当传讯孔僖时，孔僖却丝毫不慌，很镇定地答辩道：“诽谤的本意是指并没有这件事，而有人作了虚伪的诬陷。至于孝武皇帝（刘彻），他的美恶得失，都明白地记载于史书之中，如同日月在天，人人都见得到。我们二人不过是把史书上的记载，用口头再说一遍而已，并没有虚构。皇帝这个角色，无论做好事或做坏事，天下没有人不知道，人们根据这些来评论，无法用诛杀来遏止。”章帝看到臣子记载的孔僖答辩后，就下诏：“不要受理这件控案”。同时，又把孔僖任命为兰台令史（图书管理官）。
人性史学家柏杨在看了这个故事后，说：“孔僖与崔骃应是中国冤狱史最幸运的两个知识分子，因为他们遇到用理性可以说服的君王。”“用理性可以说服的君王”恐怕只有在东汉才有，后来就灭绝了。梁郁这个告密者后来的结局不知如何，但在这件事上，他没有捞到任何便宜。即使捞到，很可能也只是如戴长乐一样，从监狱内到监狱外而已。
杨恽被废退以后，并没有闲着，而是“居家治商业，以财自娱”。按理而言，被废退的臣子应该低调一点才好，杨恽却不这样，他用经商赚来的钱大肆招徕才学之士，俨然把自己的家变成了一个集会点。
他的好朋友安定太守孙会宗有一次来找他，发现无密可告的杨恽的确是闲不住。他告诫这个朋友，应该采纳前人的经验，大臣被废退后，必须胆小怕事，装成一副可怜相，让人觉得你很低调才好。
杨恽不这样认为，他肚子里有怨气，他认为皇帝只凭自己的几句话就把自己废了，的确不符合规矩。当孙会宗走后，杨恽心血来潮，拿纸拿笔，写下了中国文学史上比较有名气的《报孙会宗书》，他先是在信中夸耀自己的显赫世家，然后在废为平民后的生活，最后，他狂傲地说，古代有个叫段干木的不肯做官，我要效仿他。
这篇文章还没有传出去，他的侄子读到了，对他说，“您过去有功于朝廷，现在只要低个头认个错，皇帝会重新启用你的。”叔叔大怒：“胡说！这种皇帝，我还为他卖命做甚！”这当然还属于大逆不道之言，在专制时代，为皇帝卖命是权利！但他的这种话并没有被人告发，直到他的《报孙会宗书》被人读了去，又接着而来的是五凤四年（公元前54年）出现了日食。
日食在今人眼中，只是一种天文现象。在古代，却是一件关乎性命的预兆。一旦出现日食，就只能有两种人要死，第一种是皇帝，第二种是大臣。与其死皇帝，不如死大臣。宣帝正在思考不知该死哪个大臣的时候，有一个养马的小官叫拜成的前来告密。他说，日食警告的是杨恽，因为他不但未有悔过之心，而骄奢淫欲，私自经商，又写过一篇文章，很有怨恨之意。
宣帝立即叫人拿来那篇文章读，读到“夫人情所不能止者，圣人弗禁，故君父至尊亲，送其终也，有时而既。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刚时伏腊，斗酒自劳。家本秦也，能为秦声。妇，赵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数人，酒后耳热，仰天拊缶而呼乌乌。其诗早：‘由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箕。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是日也，拂衣而喜，奋袖低昂，顿足起舞，诚淫荒度。不知其不可也”时，宣帝大怒，下令逮捕杨恽。
宣帝为什么会大怒，《容斋随笔》的作者洪迈给出了答案：“予熟味其词，独有‘君父至尊亲，送其终也，有时而既。’盖宣帝恶其‘君丧送终’之喻耳。”
杨恽觉得，我已经被贬官三年，就仿佛是我给我死去的老子守了三十六个月孝一样。按礼制，我已经尽孝道了。也就是说，以后我老子再来我梦中找我骂我不孝，我就会骂他。因为我所尽的已经尽到，你已经没有资格再对我说三道四。你皇帝老儿也一样，我被你贬了三年，已经对你尽了忠道。那么，从此以后，咱们就是井水河水，你别来找我，我肯定不会去找你。我们之间君臣的关系已经彻底结束了。
宣帝看到这样的话，自然不会发怒，如果他仔细想想，杨恽说得的确有道理，虽然有点强词夺理。但让宣帝受不了的是，杨恽居然把他和死掉的父亲相提并论，这无疑还是那个“有马狂奔触殿门”之语的翻版。宣帝自然就要大怒了。
杨恽由告密发家，又以告密身败。可谓成也告密，败也告密。但我们不得而知那个喂马的小子拜成为什么要告密。也许，有时候，这种在皇帝身边告密的人只是希望给皇帝排忧解难，才把别人性命给搭进去的，而随着别人性命的丧失，告密者则摇身一变，被加官进爵。拜成后被宣帝封为郎，从此结束了与畜牲在一起的岁月。
由此可以看出，为什么像杨恽这样的人特别喜欢告密了。因为告密是一条终南捷径，许多人用毕生精力才能到达的顶峰，在专制时代，你只需要告密就能登上去了。
为什么告密事件屡见不鲜？柏杨先生的论断是：“不是中国人特别喜爱打小报告，而是制度如此。有什么制度，就有什么样的行动反应，当社会风气以告密为荣，认为告密是效忠时，我们又如何唾得完？又如何特别唾某一人二人！”
杨恽当然还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记录，那就是文字狱。著名的散文家黄裳先生在《笔祸史谈丛·后记》中说了这样一句话：“历史上以文字杀人较早的一例，一般都认为应数杨恽之狱。”他的认为当然有根据，民国年间所编的《辞源》“文字狱”条目下就有这样一个注：“以文字贾祸之谓，如汉杨恽以《报孙会宗书》腰斩……”宋人罗大经也说：“杨（恽）子细以‘南山种豆子’之句杀其身，此诗祸之始也。”
从此后，这个告密者创造的记录开始笼罩着中国专制时代的所有文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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