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笑的鱼保家
武则天告密大时代的前夜，一个叫鱼保家的官宦子弟进入了我们的视线。鱼保家的父亲是侍御史鱼承晔，此人曾主审了宰相裴炎的“谋反案”，做得干净利落，得到了武则天的赏识。但让这位鱼大人颇不欣慰的是，自己的儿子鱼保家不求上进，几乎把一天的时间都打发在研究各种兵器上。以今天的眼光来看，鱼保家是个技术人员，不过，鱼承晔并不了解自己的儿子，鱼保家虽然专心于技术活，可对宫廷之事却看要比朝中的许多大臣都要透彻。
唐高宗死后，中宗即位，但这个皇帝不但懦弱无能，李家的智慧细胞一点都未继承到，早在高宗时代就开始参与朝政的武则天不可能让这样一个儿子挡在自己前面，所以，她渐渐地从幕后走到了台前，顾命大臣裴炎立即反击，准备谋反，被武则天发觉，诛杀。武则天认为此事跟中宗有关，就把中宗废掉，立了另一个儿子睿宗，并对李氏成员进行屠戮。唐初名将徐绩的孙子徐敬业非常看不惯武则天的所为，起兵造反。不久后被镇压，但武则天深深地感觉到来自李氏家族的压力。她必须要寻找到一种方法，让如同徐敬业这样忠于李氏的人不要再冒出来，她觉得自己应该拥有一种未卜先知的能力。
鱼保家很可能是从忠于武则天的父亲每天的唉声叹气中得到了这一信息，并通过对各种信息的采集，最终升华为理性的飞跃，由此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如果一个人不能有未卜先知的本领，那么可以通过众多的耳目来使自己未卜先知。而且，想要做到这一点，并不难。
垂拱二年（686年）三月，鱼保家制作了四个铜箱子，他把这种东西命名为“铜匦”，类似于今天的“举报箱”。铜匦为方形，铜铸。他之所以设置四个，并且用不同的颜色，自然大有用意：“青匦曰‘延恩’，在东，告养人劝农之事者投之；丹匦曰‘招谏’，在南，论时政得失者投之；白匦曰‘申冤’，在西，陈抑屈者投之；黑匦曰‘通玄’，在北，告天文、秘谋者投之”。不过关于铜铸，还有一种说法，《资治通鉴》记载：“其器共为一室，中有四隔，上各有窍，以受表疏，可入不可出。”
武则天听得这一建议并观看了铜匦后，大喜过往，下令立即实施。但武则天却另有想法，她觉得，如果真的让平民百姓随意投匦，那么很可能有些异己分子以投匦表状攻奸阴私诽谤朝政。这种情况是必须要避免的，所以，她同时还设置了“理匦使”的官职，限制投匦表疏必须请官员作保，才允许投入铜匦内。如果按照这一规定来看，既保证了投匦表疏的政治质量，又消除了攻奸漫骂的表状，的确是英明的。但是，这种规定只是针对青匦、丹匦、黑匦的，对于“申冤”的“申冤”匦，却不做限制。因为这里大有文章。
一般而言，其他三个铜匦（或者是三个口）大都四针对事的，而只有“申冤”匦（口）才针对人，武则天的最真实目的就是针对异己之人的。
为了让这种告密制度能让百姓喜闻乐见，武则天诏旨地方，凡有欲进京告密者，州县不得询问详情，给予五品官的待遇，以驿马送其尽速来京，“虽耘夫荛子必亲延见，禀之客馆。敢稽若不送者，以所告罪之。”也就是，告密有功者予以封赏，告密不实者也不追究，告密期间，所得到的待遇是五品官所受到的待遇。五品官的标准是什么呢？据《唐·六典》：“每日细米二升，面二升三合，酒一升半，羊肉三分，瓜两颗，盐、豉、葱、姜、葵、韭之属各有差”。
不要以为这只是武则天鼓励民众告密的一个让人振奋的手段，事实上，专制时代的帝王可以随便改变既定俗成的法律。古代的诉讼制度规定，诉讼必须逐级告状（即“告诉”），一般不许越级告状，违者要笞四十，受理的官员也要笞四十。只有在重大冤情被压制无法申诉的，可以向皇帝直接告状，但还是要冒承担冲撞皇帝仪仗责任的代价，代价就是被杖六十。
汉朝时，法律就有明文规定，为了防止奸诈之徒诬告他人，在告状时，诉状上要写明事实，不许说自己不能确定的事，否则要笞五十。同时，诬告别人什么罪名自己要承担什么罪名。如果在告别人的状纸上是匿名，就要被判流放二千里。
武则天显然是违反了这些法规，她在鼓励告密的同时，也践踏了祖宗遗留下来的法律。太宗皇帝与高宗就曾明文规定，不许匿名信与酷刑。当然，鼓励上访和给上访者以优遇，在专制社会中，没有几个帝王能做到。即使有人能做到，其根本目的还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与国与民，一无益处。武则天自然不例外，她所以要鼓励全体民众来自告奋勇地告密，全是因为她对异己分子的防范与打压。
因为她是个聪明的女人，一个女人聪明起来，那才叫聪明。她知道在中国这样一个男权为主的国度要当个女性皇帝，会有多少人反对？她更知道夺得李家天下，那些姓李的皇亲国戚，该如何跟她纠缠不休？所以在镇压异己时，必须需要有人做她的耳目，这些耳目的作用不仅仅是检举与揭发，还要懂得如何诬告和诬告谁。
和秦朝把告密列为法律不同，武则天虽然主张全民告密，但却是通过物质激励这一百姓喜欢的方法来实现的，秦朝是通过法律压力来要求全民告密，所以，其所起到的效果肯定要远远逊色于武则天时代。
天才鱼保家在设置成铜铸并被武则天采纳后，大富大贵自不用说，关键是，他开创了一个时代。可让他哭笑不得的是，铜铸里的第一个告密内容居然是关于他的。
鱼保家应该能预料到，铜铸设立后，武则天忙得不可开交，无数的告密信堆积在御案，这里有关于地方官贪赃的，有关于哪里落下一块陨石的，也有关于朝廷政事中应该如何如何的，可武则天对这些并不感兴趣，这个老女人知道，铜铸自设立后，许多官员都噤若寒蝉。那个冷冰冰的铜匦孤傲地立在那里，也就是向在百官示威：你们都在民众的监督之下，只有有人投了东西进来，无论是什么，老女人一认可，你们的杀身之祸立即就来。当然，对于那些平素对百姓视如刍狗的达官显贵，铜匦的确是正义的化身。可这些人似乎有些多虑了，武则天要对付的并不是他们，而是异己。这群人包括李氏宗族和忠于李氏的臣子们。
鱼保家和他的老爹鱼承晔绝对不是这两种人，但鱼保家还是被自己的发明给吞噬了。正如发明断头台的人被断头台杀掉，发明火药的人被火药炸瞎了双眼，作茧者必自缚，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铜匦设立不久的一天，武则天在输理告密信件的时候，一封匿名信引起了她的关注。信中说，当初，徐敬业造反，势如破竹，官军死伤无数。这并非是因为指挥官指挥不力，而是因为徐敬业的军队所使用的武器要比官军先进，刀枪、弓弩等都被改进，即使是士兵的盔甲都与官军的盔甲不是一个级别。要知道，虽然是冷兵器时代，武器落后一代也是注定要挨打的。
武则天的确回想起了这件事，在最开始与徐敬业军队的交锋中，官军经常被杀得鬼哭狼嚎。在后来打扫战场时，有人曾说过徐敬业士兵的武器与官军不同。但那个时候，徐敬业已经兵败，谁都不会在意了。
信中最好指出，把官军杀得求死不能的兵器就是鱼保家所制造的。这个人当初与徐的关系非常好，试想，如果现在老天不开眼，徐敬业造反成功，那他鱼保家可是一功臣啊。
武则天冒了冷汗，原来这个制造铜匦的人居然也是个异己分子！
不论这是否是诬告，武则天立刻就做了决定，逮捕鱼保家，审问。鱼保家最后招认，后被斩于都亭。
鱼公子临死前，什么都没有留下。只留下了那个告密大时代的见证物——铜匦。若说是造物弄人，鱼公子肯定心有不甘。也许在他看来，之所以要献上铜匦，就是了为将功赎罪。但有些罪是无法赎回的，因为身份就证明了罪过。鱼公子可是武则天的异己啊！
有本著作专门谈中国历史上无名者创造的历史事件，其中，告发鱼保家的那个匿名者就名列其中，一千多年后，我们当然无法得知这个告密者的名字。但如果仔细思考，就会知道，任何人都有可能是告密者，因为那是一个告密人人有份，告密者有功的时代。
铜匦在武则天死后，传给了中宗，中宗把“铜匦使”撤消，到了玄宗时代，铜匦改名为“献纳”，唐朝结束后，北宋时期，太宗皇帝专门成立检院。直到清代，西藏地区的衙门还在使用铜匦。但已经没有人知道他的发明者鱼保家了。
全民告密时代
武则天真的很难，一个女人在男权社会做天下之主，要多难就有多难。在她废中宗立睿宗时，天下人已经洞若观火，这个女人要迟早有一天会从幕后走到台前。武则天当然知道天下人做何感想，所以在谋划朝廷政事的同时，在鱼保家没有将铜匦献给她之前，她就已经开始鼓励告密了。由于她后期的告密时代太过于耀眼，所以在前期，这位女皇是通过什么手段来鼓励告密的，我们已不得而知。但通过一件事可以说明，她的鼓励告密举措相当得有力度。
有京畿飞骑（皇帝骑从）十余人在酒肆里喝酒，大家在谈天过程中，提到了这样一件事。因为有个骑从是刚从被废掉的中宗那里调过来侍奉新皇帝睿宗的，所以，他做了个比较，侍奉新皇远不如侍奉废掉的中宗所得奖赏多。他这话还没有人附和，坐中就有一人起身而去。这几个当兵的还没有喝好，喝酒的人就全被飞驰而来的士兵捉了起来，那个做比较的士兵被斩，其他的人则以知情不报而被绞杀，那个在座位上起身而走的告密者则被提拔为五品官。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这一条下做批语道：“告密之端由此兴矣。”
这个告密军人的姓名也不被我们所知，但作为低级军人，严格的纪律与道德品质的锻造，不可能让他成为以个人利益为目标的告密者。这个军人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忠诚，因为忠诚于当今圣上和武则天，所以他做出了不为人耻的告密行为。
不过，即使这是他无心之作，其所导致的后果也是可以想象的。在专制时代，告密往往伴随着流血牺牲。作为告密者，他摇身一变而成为人上人，被告密的人却丧掉性命，成为地狱里的鬼。这种情况让很多人都有一种正确的错觉：我必须要选择告密，因为可以带来甜头；我不能被人告密，因为这会给自己带来灾难。
即使不能选择告密，也要让自己没有秘密可被人告。人性与自由也就自然而然地被压制了。但是，这还不能让自己安全，上面故事中的那几个军官没有秘密被他人告，可却因为知情不报也被夺去了性命。所以，知情不报也是秘密，如果被告密者探悉，你一样也在劫难逃。在专制时代，庶民是没有知情权的，即使给庶民这种权力，他们也不会要，因为“知情”是违法的。
当初，宰相裴炎被武则天杀后，有一个叫姜嗣宗的郎将（皇帝侍从官），到西京长安出公差。处理完公事准备回洛阳时，长安最好行政长官刘仁轨问及东都洛阳最近的情况，姜郎将大嘴巴一张，就开始胡说起来。先是说了当今圣上如何贤明，只字不提武则天。然后似乎想炫耀一下自己的智慧，就对已经被杀掉的裴炎发表看法，他说：“那老小子还没有造反前，我早就看出他有些反常。”
他以为裴炎死了，关于裴炎的一切就都成了故事。刘仁轨听了他的话后，信以为真，但做事非常认真的他还是小心翼翼地问了一句：“裴炎的反常，你早就看出来了？”
姜郎将拼命地点头，深怕刘仁轨不相信他的洞察力一样。刘仁轨确信，他说的是真的以后，就对他说：“我今天晚上写个奏折，你顺便帮我带到洛阳。”姜郎将频频点头，说这是小事一桩，举手之劳。
第二天，姜郎将带着刘仁轨的表章出发回洛阳。回到洛阳后把奏折递上，刚回到家，就被武则天派来的人捉去了，接着就是审问，问他当初知道裴炎要造反，为什么不上告？
姜郎将大呼冤枉，有人就把他带回来的那奏折递给他看，大意是：“嗣宗知裴炎反不告。”姜嗣宗这下可是满身是嘴都说不清了，他若说是自己胡编的，那就是信口雌黄，非议朝政，如果不是胡说，那就是有密不告，总之，就是一个死。
刘仁轨是一位出色的将军，曾出兵朝鲜，参加过抗击日本进攻朝鲜的重大战役，并且取得了骄人战绩。刘将军并非骨子里就是一个告密者，武则天曾评价他道：“劲直之风，古今罕比”，也就是说，这个人的人品道德是好的。但从姜郎将这件事上可以看出，好人有时候也会做丑陋的事。不过，在他看来，这并不是丑陋的。很简单，身为两朝元老，他已经嗅到了武则天告密时代的即将来临。所以，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告发，因为他要顺应时势。
唐朝告密大时代的前夜发生的这两件告密事件与后来的告密风潮形式上并不相象。但毋庸置疑的一点是，告密这一行为因为无人追问它的道德法律依据及可能产生的后果，更没有明确的条文规定不实的告密所应得的惩罚。所以，专制时代的告密风潮必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那个没有留下姓名的低级军官和刘仁轨只是波涛中的两朵浪花而已。
铜匦设立后，李氏宗族成员的厄运就彻底到来了。无论是庶民还是官员，都感觉到，这个冰冷物件所制裁的到底是哪些人。于是，告密风起云涌，秘密全都是关于李氏宗族成员和维护李氏的臣子们。
垂拱四年（687年）四月，太子通事舍人郝象贤的家奴告主人谋反。告密者看清了这样一个事实，主人一直反对给武则天的面首薛怀义拜大将、封国公，得罪了武则天。告密者往往都具备一种能力，居安思危。他觉得如果真跟定主人，迟早会是死。所以，他决定先下手，上告主人要谋反。但是，这个家奴的想法只限于武则天时代。
中国帝制社会向来是以极其严厉的刑罚惩治首告家长的家奴，以此来维护尊卑等级关系和主仆名分。唐朝的律法《唐律》可谓是集战国、秦汉以来法律之大成，而且还是后来帝制国家法典的蓝本。有关家奴告主的规定是：“诸部曲奴婢告主，非谋反逆叛者，皆绞。”后来的《明律》将奴婢告家长列入“干名犯义”罪，除谋反、大逆、谋叛及窝藏奸细外，奴婢告家主虽得实，杖一百，徙三年，污告者绞。
但武则天却把《唐律》置之脑后，确切地说，她是故意把这个律法忘记了。所以，才有了家奴不断告发主子的事。
郝象贤是否要谋反，即使到他被处死后也没有得到任何证据。不过，从告密者得到好处这个结果上看，郝象贤是铜匦所要打击的人。
同年，有一股政治谣言开始在唐朝传递，谣言云：“太后将于洛水授图之日，召集宗室，尽行屠戮。”李氏诸王宁可信其有不敢信其无，他们开始串联，史称有“匡复之志”。
第一个发起行动的是黄国公李霭，他用只有越王李贞才能看得懂的暗语写信给李贞：“内人病渐重，恐须早疗。若至今冬，恐成痼疾。”李贞立即将信内容解释给韩王李元嘉听，韩王表示同意。李霭开始假造皇帝玺书，送给琅琊王李冲，里面的内容是：“朕被幽禁，王等宜各发兵救我也。”李冲一看就知道是假的，但这证明了一件事，大家都很齐心，所以，自己也照葫芦画瓢，造了一假书：“神皇欲倾李家之社稷，移国祚于武氏。”然后这两份假冒的皇帝书信分送韩、鲁、霍、越、纪各王，让他们各自起兵，向神都进发。各王收到“皇帝玺书”，就开始准备起兵。
这场唐朝历史上最大的由王爷们连谋的军事行动，还没有开始，就遭到了告密。告密原因是，这些人虽然口上说要起兵，但真到了约定时间，所有人都拿不出象样的兵来。他们折腾得动静太大，结果就有人把他们已经开始造反的消息送到了武则天手中。
武则天立即采取措施，命左金吾将军丘神勣为清平道行军大总管，率军讨伐叛逆。由王爷们谋划的这次军事政变不久后就被平息，结果是，凡是与此次政变有关系的李氏成员，全被武则天一网打尽，杀得杀，流放的流放。
但是，李氏成员为了复兴李氏大唐，可谓前仆后继。
永昌元年，鄱阳公李湮、太宗的孙子李炜等十二人，秘密策划迎立中宗李显，废除武则天临朝称制，同样，也是在谋划过程中被人告密，参与谋划者全部被诛杀。
载初元年，唐高宗第四子许王李素节和他的九个儿子被人告发欲谋反，被杀。高宗第三子泽王李上金因知情不报而受牵连，自缢而死，他的七个儿子也一起被杀。
同年八月，有人告发高祖的二十一子密王李元晓的长子李颖等宗室十二人欲谋反，被杀。
当然，李唐宗室成员即使人丁兴旺，总是有数的。许多告密者见李氏成员越来越少，就把告密的斧子砍向了大臣。在武则天临朝称制的六年多时间，二十四个作过宰相的人就因为被人告密而有十七人被罢相，遭到贬、流、杀。
自垂拱元年至长寿元年（685—692）八年的时间里，武则天听任告密，诛唐宗室贵戚数百人，大臣数百家。
史书上说，“唐武后以徐敬业之反，常恐大臣谋己，乃盛开告密。”的确，徐敬业的军事行动的确让武则天惊出了一身冷汗。但徐敬业的那场军事行动之所以迅疾而起，悠忽而灭，全是因为不得人心，不但百姓不支持，连李氏成员的支持率都相当低。武则天英明盖世，不可能看不到这一点，所以，她大兴告密之潮，除了保护自己的政治果实外，过多的还是想铲除李氏成员与维护李唐的臣子们。
所以，在史书记载中，武则天时代的告密风潮往往被人唾弃，因为她不是为了预防“某些奸人”而设立的铜匦，而是已经确立了“奸人”，才设立的铜匦。不过，在她卑鄙的目的之外，由于铜匦的构造，所以还是有一些利民事件的。
一位山西的农夫在一场官司中认为自己的父母官判案不公，就让人代笔写了一封检举信，然后向那位县官说自己要“上访”。县官不敢多问一句话，因为武则天时代，不但有后面我们提到的酷吏，还专门有特务组织，在东都洛阳与西京长安活动的是梅花卫，该内相当于后来明朝的锦衣卫，武则天设立的目的为了查处违律违法的贪官污吏和不合武则天心意的人。在地方上，又有“不良人”，《唐五代语言词典》“不良”条解释为：“唐代官府征用有恶迹者充任侦缉逮捕的小吏，称为‘不良’，俗又称之为‘不良脊烂’，其统管者称‘不良帅’。”这些人最重要的任务是告密和保护告密者。所以，当那位县官听到农夫要去“上访”时绝不敢阻拦，因为他也不知道那些如同鬼魂一样的特务是否就在他身边，他乖乖地按照武则天关于“上访”的规定，供给农夫车马食物，然后签发进京证。农夫拿着证件，一路横冲，无人敢过问，遇驿站则住，待遇良好，官员待之如上宾，无人敢过问这个农夫的个人信息。来到洛阳后，农夫在把上访材料投进铜匦的“延恩”格里，很快，武则天就派专人来接见他，按照材料上所写的内容逐一问清，农夫对答如流。官员最后说，你回去等消息吧，肯定是好消息。农夫还没有回到山西，他的那个父母官就被朝廷一纸诏书免了职。
这种宽松的“信访”制度，自然极大地刺激了人们的心理欲望，但心理欲望却有正有邪。危险的是，这种正与邪的欲望无法分清。那位农夫自然是正的欲望，地方官违法乱纪当然要受到惩罚。但有的人却以告密为发家之路，铜匦的消极作用也就再明显不过了。
许王李素节之死就是一个例子，李素节是高宗第四子，天授年间，有人告他欲谋反，一向就不怎么喜欢他的武则天把告发材料仔细看了一遍，认为多处情节编造过于幼稚，根本不可信。但她非要信，将李素节杀掉了。而事后，诸多证据都证明李素节是被冤枉的，但武则天却对告密者无任何追究。
这就如同替别人赌博，赢了，一定会得到奖赏；输了，自己也未损失分文。尤其有吸引力的是，赌博人人都知晓，简单易操作，这种无本万利，简单易行的方法自然而然就得到了许多奸佞之徒的亲徕。于是，诬告也就成了必然，冤案的产生也就理所当然了。
鬼哭狼嚎的红妆年代
武则天时代又被后人称为红妆时代，我倒觉得，这个时代有一部分时间应该叫作鬼哭狼嚎时代。告密分子的无所忌惮与无所不告，接收人武则天的着眼点，最终使得大批冤狱产生。在那个时代，由于告密之风愈演愈烈，“朝士人人自危，相见莫敢交言，道路以目”，有的悲观大臣每上朝前就与家人诀别：“未知复相见否？”
有冤狱自然就有冤狱主持人，我们称他们为酷吏，正是这些人使得这个时代鬼哭狼嚎，非人间声。索元礼应该是武则天时代酷吏的元老级人物。此人非中原人，而是在得知武则天崇尚告密之时，千里迢迢从国外来的。据野史记载说，此人深目高鼻，满脸胡须，汉语说得特别好，他之所以在一夜之间由一个“斗大的字不识半升”的街市卖饼者升为游击将军，就是因为他的告密。至于是什么秘密，现在已不得而知。后来，因为所告之秘密很得武则天的赏识，屡屡得到赏赐，最后居然升到许多读书人要奋斗半辈子才能混到的职位——御史。
历史之所以引人喜读，是因为有许多事件都很具有戏剧性，索元礼由告密者成为酷吏所审理的第一个案子居然是鱼保家的。当鱼保家看到索元礼发明的三大刑讯逼供工具狱持和宿囚与“晒翅”时，顿时对自己从前的发明自愧不如。“狱持”即泥耳笼头，枷研楔毂，折胁签爪，悬发薰耳，卧邻秽溺。也就是给被告戴上铁帽子，再把楔子一根根打进去，直至犯人脑浆流出。“宿囚”是昼禁食，夜禁寐，敲扑撼摇，使不得瞑。“晒翅”是“横木关手足转之。
鱼保家开始嘴巴还很顽强，坚决不承认自己的罪行，但索元礼喝了一声：“来呀！取我的铁笼子！”只见一座顶部有一个仅能容纳头颅的小口，旁边还有一块上粗下锐的小木橛，用来“楔”进犯人头部的各个部位的铁笼被抬了过来。鱼保家根本不想尝试新鲜事物，立即招认了。
索元礼所制造的冤狱不下百起，杀人多达千人，可谓是元老级的酷吏。另外一位来俊臣也非泛泛之辈，他当时与索元礼被人合称为“来索”。二人都是深知，想要成为酷吏的前提必须要是个发明家。索元礼在独立发明上述三种刑具的同时，还与来俊臣合作发明了十种枷刑：一曰定百脉，二曰喘不得，三曰突地吼，四曰着即承，五曰失魂胆，六曰实同反，七曰反是实，八曰死猪愁，九曰求即死，十曰求破家。据说被告一见刑具，立即“汗流浃背，望风自诬”。
但二人并不知足，在实践上，他们可以算作成功，但没有理论。他们认为，许多被诬告的人进来后，必定大喊冤枉，有些刑具可能对软骨头起作用，但对硬骨头的人却例外，这就需要用心理战。当然，自己做的事可是八辈子祖宗都要跟着倒霉的，所以必须要稳固自己的位置，否则，必将死无葬身之地。所以，二人又合编了一套如何才能屹立不倒，怎样罗织罪名，并如何让犯人招认的著作，取名为《罗织经》，该书共分12卷：阅人卷，事上卷，治下卷，控权卷，制敌卷，固荣卷，保身卷，察奸卷，谋划卷，问罪卷，刑罚卷，瓜蔓卷。
在这里，仅举几个例子，比如在“事上卷”，二人就讲解了如何与皇上相处的秘诀：“上无不智，臣无至贤。功归上，罪归己。戒惕弗弃，智勇勿显。虽至亲亦忍绝，纵为恶亦不让。诚如是也，非徒上宠，而又宠无衰矣。”而“瓜蔓卷”讲的则是如何无中生有制造大案的诀窍：“事不至大，无以惊人。案不及众，功之匪显。上以求安，下以邀宠，其冤固有，未可免也。”据说后来的宰相狄仁杰看完《罗织经》后，出了一身冷汗。武则天看完后则惊叹道：“如此机心，朕未必过也。”两大名人的联合“推荐”让这本书直到今天还仍被人看作是“阴谋学”的扛鼎之作，再有五百年，也无有著作能望其项背。
如果说来俊臣是理论家，那么，另一位酷吏周兴就该是一名实干家。二人都通过捏造他人罪状得到武则天的赏识。“他人”当然大部分情况下是指李氏成员与维护李唐的大臣。
不过，酷吏们的工作是相当繁忙的，他们不仅要为武则天分忧，还要为自己的利益着想。来俊臣就滥用告密，当看中别人的妻女时，将户主诬告下狱甚至处死，再强行霸占。这些人的罪行罄竹难书。
由于这群酷吏的无所不为和敢作敢为，使得许多朝中官员都处在告密与被告的死弯中，为了活命，只能选择告密。于是，同事间就开始了相互揭发的行为。凤阁侍郎刘祎之对凤阁舍人（职位贾大隐说起对武则天的不满，贾大隐即将这话一字不漏地奏与武则天，刘祎不久后被处死。鸾台侍郎傅游艺跟同事说起梦到自己登上了皇帝的大殿，结果被同事告发，遂被下狱。每个人生活在这样的形势下，保身之道成为空谈。大臣邓玄挺的女婿和朋友都是李氏成员，两人欲谋反时都来征求邓玄挺的意见，但邓玄挺就是一句话都不说。可这并没有让他躲过灾祸，谋反被人告发后，邓玄挺还是以“知反不告”罪被诛。索、来、周等酷吏当然知道武则天要什么，所以对李氏成员的打击力度之高，打击范围之广，实在让人望而生叹。前面提到的凤阁侍郎刘祎之在下狱时，当时已经是被废皇帝的睿宗出于好心，在武则天面前为之求情，刘侍郎听到这个消息后，长叹一声，说，您若是不求情，我还有活的希望，你这一求情，我必死。果然，原本没有想把刘置之死地的武则天改变了主意。
在经过酷吏的大清洗后，武则天认为她的天下已经安稳，与此同时，又有正直的臣子对告密和酷吏制度提出了置疑。曾写出千古名句“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时任麟台正字（负责校对书籍的官）的陈子昂就上疏痛陈：“诸方告密，囚累百千辈，及其穷竟，百无一实”，而女皇您却对这种行为极为鼓励，所以，才“使奸恶之党快意相仇，睚眦之嫌即称有密”。最后，他还举了历史上由于滥杀产生严重后果的例子来规劝武则天，武则天虽然表面上不在意，但随着李氏成员与维李派臣子们的“老老实实”，她决定是到了该转变思路的时候了。
所谓转变思路，并非是从鼓励告密上入手。告密还是应该鼓励。在中国帝制社会，做皇帝的有两种人，一种是有病不吃药的，一种是没病总吃药的。前一种是刚愎自用，后一种是杞人忧天。武则天可能是两种类型的结合，一方面她认为到了这个时候，自己已经有能力摆平酷吏们才能摆平的事，另一方面，她还是认为身边多陷阱。所以，告密不可废，酷吏必须废。
天授二年（691年），武则天开始向酷吏开刀。第一个被开的是周兴，他同样死于告密。他的同僚酷吏丘神绩因罪被杀，在酷刑折磨下，这位酷吏临死前，供出了周兴。武则天就派了来俊臣去审理周兴。于是，历史上富有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二人吃饭喝酒，正浓时，来俊臣玩了个幽默，他问周兴：最近我有个犯人总是不肯招供，不知仁兄有什么好法子？
周兴轻蔑地一笑说，这太容易了！居然也能难倒你。找一个大瓮来，用木炭在四周烧烤，烧得灼热时，把人犯放进瓮里，你要什么自然就有什么。来俊臣假装不懂，就叫来人，按照周兴的说法找来一个大瓮，四周点上炭火，等大瓮被烧得差不多了，就取出圣旨，对周兴说：有人告发你。我想，你若不肯招供，就请君入瓮吧！
周兴险些没有晕在当场，但他做了这么多年这样的勾当，知道自己已经无路可逃，在全部招认后，被判处流放岭南。不过，中国人的习惯，是喜欢痛打落水狗，所以，他在流放的途中被仇人杀掉了。在此，我不由地想起了鱼保家，想到了作茧自缚。但作茧自缚的人并不止他一个。
接下来，就是索元礼。以告密发家的他最终也被人告密，派去审理此案的是他们这个圈里的人，还是他的朋友。这位老朋友只跟他说，有人告你贪污，然后对人喊道：来啊，取索公的铁帽子来！索元礼立即回道：不用，不用，我全招。索元礼终于尝到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滋味。
周兴与索元礼之后，即使是对号入座，也应该论到来俊臣了。我们知道，来俊臣是个理论家，或者可以说，是个思想家，思想家容易犯的毛病就是喜欢乱想，他以为自己真的是武则天的左右手，想搞谁就能搞得定。在圈里人日益衰弱的时候，这位思想家很想振奋行业前景，所以，他把目光瞄向了武则天的侄子武承嗣，他告密说武承嗣图谋不轨，贪赃枉法。结果被武承嗣反咬一口，咬这样无恶不作的人是最容易的，因为他们破绽太多。
结果，武则天相信了亲人，来俊臣被捕下狱，武则天这次出了新招，要当众处死他。他被绑在囚车上，押往刑场。行刑之日，洛阳城万人空巷。来俊臣的人头刚一落地，臣民们在一声欢呼雷动之后，便蜂拥向前，争相抢夺他的尸体，简直跟疯了一样，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人多力量大，顷刻之间，来俊臣就成了一摊烂泥。武则天见臣民热情极高，就继续升温，下令将来俊臣全族诛杀。
杀人者必被人杀，这即使不是一条屡试不爽的规律，也是百姓心中的渴望。三个酷吏之死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抛弃了良心来做事的人终究不得好死，尤其是当你把人类最无耻的行径——告密——当成是工作的时候。
有人或许会说，三个酷吏之死标志着红妆年代鬼哭狼嚎的年代已经结束。因为这件事之后，武则天不再动用手中的权力，公然把告密和出卖这两种最丑陋卑劣的行径一变而为值得赞扬和应予褒奖的事情了。但事情却并没有这么简单。武则天通过告密而导致的血腥稳固了自己的统治，其后遗症却是相当严重的。她启动了人性中最卑劣最肮脏的东西。
告密行为之所以被人鄙视，是因为中国长期以来士大夫们所“义”被打碎，被告密者狠狠地踩在脚下。“见利忘义”恐怕是很多人都无法摆脱的魔咒。因为作为一个生存欲望与享乐欲望特别强烈的人而言，当利益的诱惑重于“义”时，告密自然而然就会发生。当整个帝国都把告密当作是一种时尚时，“趋利避害”就不仅仅是利己不损人了，也不仅是损人利己，有时候损人不利己，只要能保住性命，有些人也能做得出来。
但是，即使是在武则天的全民告密时代，血腥与无耻还是无法抵挡一些正直的人。重臣魏玄同被周兴诬陷而被赐死时，有“好心”人劝他：“老人家，你也可以告密，这样可以得到武后召见，为自己洗清冤屈呀！”魏玄同却是“老糊涂”，斥责道：“人杀鬼杀，亦复何殊，岂能做告密人邪！”这样的人在武则天时代很多，可他们的声音和他们的气节因为告密与酷刑而变得极为微弱与暗淡，使多年后的我们无法全览。
武则天之所以能把全民告密这一大运动收放自如，还在于她对告密内容的态度。她所提倡的告密，大都是对李氏成员与维李派大臣的，至于其他的告密，有时候，她居然还会出卖告密者。据史料记载，当时的右拾遗张德家生了个男孩，举家庆贺，可正赶上朝廷禁屠，只好偷杀羊待客。有个同事赴宴时拿了一块肉作证据，向武则天告密。第二天，武则天叫来张德问：“听说你家生了个男孩，恭喜你。”张德诚惶诚恐。武则天又问：“你怎么弄到的肉？”张德立即跪下，浑身哆嗦，叩头服罪，武则天却轻描淡写：“违规固然不好，但是你请客也要看人。有些人不值得你请。”
也许有人会对武则天的这一行为表示赞赏，但但错特错。首先，“禁屠”是朝廷政令，武则天明知道有臣子违反朝廷政令却不惩罚，显然是有法不依。其次，这个老女人发动了中国历史上最疯狂的告密运动，张德事件之所以不能吸引她，是因为这不是她发动那场运动所想要的目的。
所以，哭的“鬼”和嚎的“狼”在那个时代大都是李氏成员与维李派，当然，也不排除酷吏为了一己之私而通过告密而冤枉的其他人等。终武则天一朝，据台湾柏阳先生说，最大的贡献就是《罗织经》，其他一无是处。
今天一些人在赞赏武则天的时候，是否想过她推动的全民告密运动，这种下三滥的连最无耻的采花贼可能都不屑的手段居然是所谓一代女皇武则天的拿手好戏。一个女人卑鄙无耻起来，那才叫真的卑鄙无耻。
李泌的儿子
李泌在唐朝历史上的名气恐怕要远大于许多如魏征、房玄龄和后来的杜如晦等名臣，着不仅因为他历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博学多谋，善于直谏，谨慎自爱，刚正不阿，而且在安史之乱时，为肃宗运筹帷幄，不仅成功地击败了安禄山，还为肃宗与玄宗的交接出了不少计谋。后来德宗时代，他升宰相，封邺侯。这样一个贤相，其家庭教育却不怎么成功，他的儿子李繁后来就成了一个不为人耻的告密者。
据史书上讲，李繁这个人无才无德，还是靠着自己老子在朝中的影响力而得了一官半职。但我想这种评语很可能跟他告密有关，李繁即使不是栋梁之才，因为在父亲李泌身边，即使是耳濡目染，也不会差劲到哪去。由此可知，“告密”足以把一个人的品德和能力统统扫进垃圾堆。
被李繁告密的人叫阳城，这个人可谓是个高风亮节里的另类。在德宗时代是很有名气的一个官员，或许也正因此，所以李繁把他告了，才引得后人对李繁的口诛笔伐。
阳城是定州北平（今河北顺平）人，字亢宗。年轻时，家中贫穷无钱买书，但他很有主意，跑到集贤院找了一份抄书的工作，如此一来，既解决了生计问题，又能偷偷地将公家的书籍带出来阅读。六年后，他几乎把集贤院的书都读完了，认为自己有能力去为朝廷效力，就去考进士科，结果一举成名。可是，让人大跌眼镜的是，他居然没有做官，而是跑到中条山隐居起来，以读书作文为乐事。在古代，这样的人往往会博得许多人的同情和朝廷的注意。
不久后，也就是唐德宗贞元四年（788年），当时的宰相李泌派人去山里把他请出来，此时，阳城已经五十三岁。李泌是个实干家，在跟这位书生谈了许久后，并没有发现此人有实干的潜力，但已经请出来又不好送回去，就向德宗替他要了个谏议大夫的职务。
做了言官的阳城仿佛“山林气”不改，朝廷大事小情一概不管，每天退朝后的举动就是呼朋唤友来喝酒。据他自己说，“吾所得月俸，汝可度我家有几口，月食米当几何，买薪菜酱米，凡用几钱，先具之，其余悉以送酒媪，无留也。”等于说，他每个月的俸禄先留出柴米油盐酱的开支，剩下的全都送到酒铺去了。阳城不但好饮，且非常大方。比如有朋友对他说，你身上的这件衣服不错。他立即就会脱下来，非要让朋友拿走。
许多人都夸赞他是个君子，却有人提出置疑，阳城这个人该不是随波逐流之徒吧，因为从来没有见到他对朝廷政事提出过任何意见。作为言官，为皇帝进谏是职责所在，可从阳城自担任言官以来，从没有提交过一份谏书。众人渐渐开始失望，慢慢地就有了批评他的声音。可这个酒鬼仿佛听不到一样，依旧跟朋友们时常聚会，大喝特喝。
直到七年后，阳城才在众人的非议声中突然杀出，把众人弄了个措手不及。贞元十年（794年），宰相陆贽遭到权臣裴延龄诬陷，被降为太子宾客。第二年春天，天下大旱，边防军队缺乏粮草，陆贽此时上书发表看法，裴延龄最恨的就是这种“滚刀肉”，他立即在陆贽的奏折中寻章摘句，然后借题发挥，最后把一顶动摇军心的帽子扣在了陆贽头上，唐德宗那个时候也谈不上有多昏庸，但臣子之间的争斗，他却梳理不出谁是谁非。况且，裴延龄是个非常符合中国古代奸臣标准的人，所以，他相信陆贽是在动摇军心。于是，下令把陆贽贬为忠州别驾，同时还放出话来，说陆贽这个家伙胆敢再动摇别心，就要干掉他。
据后人评断，陆贽是唐德宗时代一位卓越的政治家，才干突出，为人正直，朝廷政事中如有不符合规矩的事，他常常上疏力争。他曾对自己的好友说过这样的话：“别人都认为我应该油滑一点，但我却认为只要上不辜负天子，下对得起我一生所学的知识，其他的就根本不用去考虑了。”中国古代朝堂的一个规律：越是这样的人就越会受到皇帝讨厌，不是因为皇帝讨厌他，而是因为有奸臣千方百计让皇帝讨厌他。
裴延龄当时权倾朝野，没有人敢对他的举动说半个不字。如你所知，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就有人冒出来。这个人就是阳城。阳城那天晚上喝了很多酒，跟酒友们说，你们都惧怕姓裴的，我就不怕，我非要动他不可。
七年了！
他屁也没有做。
大家早已经对他失去了希望，所以就把他的话当成了酒话。但他却大怒：“不能让天子信任重用奸臣，杀害无辜！”发怒，也没有人理他。可第二天，阳城真的就带了部下王仲舒等人守在延英门，上疏抨击裴延龄奸佞，申诉陆贽无罪。诗人元稹曾对此事写过一首诗：“延英殿门外，扣阁仍叩头。且曰事不止，臣谏誓不休。”唐德宗一听说是阳城，大怒不已，七年过去了，他什么事都没有做。今天居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惹自己不高兴。他要治阳城等人的罪，后经太子出面营救，唐德宗的态度才缓和下来。
阳城的这一招的确起到了效果，一人站出来如果没有遇到厄运，那就证明皇帝还是有药可救的。所以众大臣纷纷求情，希望不要杀陆贽。陆贽最终幸免。但阳城却好象停不下来一样，不久后，德宗皇帝想任命裴延龄为宰相，大臣们自然不愿意。阳城当众扬言：“倘若真的让裴延龄担任宰相，我就将任命他的白麻制书拿来毁掉，还要在朝廷上痛哭一场！”
大家这次相信他真的可以做出这种事来，于是有人给他出主意，与其“痛苦一场”，不如“早作打算”。阳城觉得这个主意妙啊，他立即行动，将裴延龄的罪恶一一列举出来，想向唐德宗“告密”。奏疏写好后，他觉得有点不妥。第一，他的字并不漂亮；第二，由于激愤难遏，里面有很多不恰当之语，于是，他又在上面修改了一遍。然后一转身就看到了我们这个故事的主角李繁。阳城之所以相信李繁，是因为李繁有个好爹，而他之所以给李繁看这个秘告信，也是因为是当初李泌推举了他。这也是对恩人的一种回报。
李繁把密信看了一遍，然后抄写，抄写完毕后，交给了阳城，就走了。一出门，李繁如同兔子一样，飞快地跑到裴延龄府上，凭借着超人的记忆力，竟然一字不落地默写了一份。裴延龄的记忆力就没有那么好了，足足用了一晚上时间才把阳城告密信的内容背诵下来，第二天一上朝，还没有等阳城进殿，裴延龄就第一个站出来，红着眼睛对德宗说：“阳城要诬告我。不仅如此，他还故意在朝臣中公开传播奏疏的内容，以博取正直的名声。”德宗问他有什么证据，裴延龄就把然后阳城告密信的内容说了一遍，说，这就是他想污蔑我的。但我有话要说，于是又针对各条做了辩解。
阳城也很倒霉，裴延龄刚答辩完，他就挺身而来，递上奏折，结果，德宗大怒，把阳城贬为国子司业，后来又把他出为道州刺史。阳城在道州，也始终没有想明白，裴延龄是怎么轻松地将自己的告密化解掉的。
李繁这个告密者的确有些可耻，但从最后的处理结果来看，应该是温和的。这可能是武则天全民告密时代的一个余波，也可能是一个句号。李繁这个告密者也并没有因为自己父亲是世人称赞的贤相而逃过舆论的谴责。所以说，历史上的很多“告密者”大都躲避不了口水的淹没。
在唐代，还有一个人没有逃过世人的唾骂。
他就是写出“百尺无寸枝，一生自孤直”的著名诗人宋之问。史载，“（宋）之问弱冠知名，尤善五言诗，当时无能出其右者”他在诗律方面成就：“魏建安后迄江左，诗律屡变，至沈约、庾信，以音韵相婉附，属对精密。及之问、沈全期，又加靡丽，回忌声病，约句准篇，如锦绣成文，学者宗之，号为‘沈宋’。语曰‘苏李居前，沈宋比肩’”。
但这样一个人在唐朝全民的告密时代，居然品行差到了极点。据说他曾当过武则天的情人，为武则天的情人张易之提过便壶，在张氏兄弟被诛后，他被贬泷州（今广东罗定），次年春逃回洛阳，一个叫张仲之的朋友向他伸出援手，让他住在自己家里。张仲之这个人忠于唐室，与王同皎（中宗之女安定公主附马）等人密谋除掉武三思。很可能在密谋过程中，就没有把宋之问当外人，所以，宋之问得知了全部情况。在得知这一重大计划后，他居然不顾恩情，派自己的侄子宋昙暗中向武三思告密，王同皎等人因为被告而被斩首弃市，宋之问居然因此而再度升官。这种人的下场自然不会好到哪里去，后来睿宗即位后，即以“狯险盈恶”将他流放钦州，随后赐死。
相比之下，李繁可谓是幸运之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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