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的笑
宋太祖对待告密，向来不按常理出牌，这和他“杯酒释兵权”的思路非常相似。
某一日，有人告密，说时任西山巡检的大将郭进敌寇刘继元蓄谋造反。郭进是太祖比较得意的一员大将，才能识略高人一等，在开国初期，战功卓著。太祖平静地听完了告密者的报告，突然大怒，大骂告密者诬害忠良。告密者的伎俩其实很简单，如果接收者不信，他就会继续上谣言。但这招在宋太祖面前毫无作用，因为宋太祖把他的嘴堵上，派人快马将其送给了郭进，郭进看完了太祖的信后，思量许久。他认为，值此国家百废待兴之际，有人告密，绝对不是出于对皇帝的忠诚。那么，只有两个理由。第一，是自己的仇人；第二，大概是历史读得多了，要搞政治投机，准备靠告密大捞一把。
他审视了告密者，不认识此人。问他是否跟自己有仇，告密者摇头。郭进也就明白了一二，但有其君，必有其臣，郭进对待无耻的告密者居然不动用任何惩罚措施，而是他对告密者说：“你敢去告我，说明你还有点胆量。我现在跟刘继元正在艰苦对峙，如果你能取得他的一个城池或寨子，我非但不杀你，还会代你向皇上请功，给你个一官半职做，你之所以要告密，无非就是为了这个。”
只要目的可以达到，至于通过什么手段，对于告密者而言并不重要。这个人“大喜”，领命而去。
宋太祖如果真的是厌恶告密行为，完全可以杀掉那个告密者，但他没有；正常人的思维，郭进被人诬告，肯定要大发雷霆，但他也没有，反而让告密者去戴罪立功。大宋开国之初的君臣二人在对待告密问题的态度上几乎惊人的反常与一致，那就是，“告密”这个曾在唐朝屡试不爽的暗器，在大宋丝毫起不到任何效果。
那个告密者其实也很反常，按理，做出告密这种卑鄙行为又被被告者得知的人，一旦有机会自由，肯定跑到深山野林里躲藏起来了。可他没有，而是真的就跑到刘继元那里，用了一年的时间居然真的就骗了刘继元的一个城池。
郭进不食言，具表详言其事，派人送告密者进京请封。太祖一年后见到那个告密者还认识，大怒道：“胆敢诬害我忠良，只能赎你不死，你还想要封赏！”然后他又把告密者遣还给了郭进，郭进又给太祖上书说：“如果陛下让臣失信，恐怕以后就没有人肯协助臣下为朝廷效力了。”太祖这才给了那个告密者一个小官。
郭进的确有谋反的实力，宋开国初，为了抵御刘继元，曾驻扎西山重兵，郭进就是总指挥。但宋太祖却相当清明地把告密者送给郭进，这当然在一定程度上属于政治计谋，但宋太祖对告密者嗤之以鼻的态度却是毋庸置疑的。不过，要看是什么样的告密。某次，朝廷主考官在考试中徇私舞弊，参加考试的读书人大怒不已，愤怒地敲响了登闻鼓，向宋太祖告御状，揭露主考官的罪行。
登闻鼓早在唐代时期就有，相当于西周时期的肺石。不过，宋朝时期，特别设立了登闻鼓制度。登闻鼓机构设置的目的就是“通下情”，所以通过登闻鼓进状的主要是普通百姓。
而登闻鼓机构的受状内容据《宋史·职官一》的总结共有如下方面：“掌受文武官及士民章奏表疏。凡言朝政得失、公私利害、军期机密、陈乞恩赏、理雪冤滥，及奇方异术、改换文资、改正过名，无例通进者，先经鼓院进状，或为所抑，则诣检院。”从上面的总结可以看出，与告密有关只有两条。
第一：受理上诉。终宋一朝，登闻鼓成为上诉申冤的象征。百姓把各级机构处理的不平案件上诉到登闻鼓机构。
第二：受理举告。有举告官场不公的。比如上面故事中的那些读书人。还有不少是举告官员失职或枉法的，有举告他人谋反或违法的，还有利用登闻鼓举告打击他人的，这应该属于间谍范畴了，赵普当初就派一个亲信做了宋太祖赏识的冯瓒的私奴，然后暗地收集冯瓒的过失，最后“击登闻鼓诉瓒”。
鼓被敲响后，宋太祖亲自接见了那群读书人，在了解情况后，下旨令重新考试。在那次重新考试过程中，一个叫宋准的读书人成为状元，此人的妹妹后来被宋太祖选入宫中，荣幸一时。
与其他帝王所不同的是，宋太祖非常信任自己的属下，不但信任，有时候还很维护。要知道，一国开国之初，尤其是武将难免会做出一些不合事宜的扰民的举动来，宋太祖在关于这种的小报告面前，是怎么做的呢？
李汉超是宋初一员将，曾在担任关南巡检时立功颇多，关南巡检的主要责任就是抵御辽国的入侵。可当初，宋太祖只给了他兵马三千，至于如何把工作做好，由他自己去想办法。李汉超是个粗鲁武夫，根本想不好办法来。宋太祖只好又任命他为齐州防御使，并诏令齐州赋税无须上缴朝廷，可全部留与李汉超。
武夫李汉超立即又成为朝廷的收税官，但他一根筋，在收税过程中还使用军人的方法，并且向百姓借钱到期了不但没有之前说好的利息，居然连本钱都有了，甚至还强抢民女为妻。当地百姓只能被他的粗暴惹恼，于是集合了一伙人来到汴梁告李汉超。
太祖早就知道了这些人的来历，于是亲自召见，请他们吃最丰盛的美食，吃到半路，就开始让他们诉说李汉超的不是。这些百姓当然不会放过李汉超，小报告是一件接着一件，太祖皇帝认真地听完，然后很随意地问道：“自从李汉超驻守关南以来，契丹兵又来了几次啊？”
回答：一次也没有。
太祖又问：“那么以前一个月有几次？”
回答：说不准，但至少有一次。
太祖就说道：“从前契丹兵入侵，边将们都无法抵挡，黄河北岸的百姓每年都都血光之灾，你们就是当事者，我问你们，你们当初都能保全你们的财货妻儿吗？”
没有人回答他。
太祖再问：“那么，如今李汉超向你们索取的，比起契丹哪个更多呢？”然后顿了顿，接着又问那个被抢了女儿的百姓，“你家几个女儿，都嫁给了什么样的人啊？”
回答：都嫁给了农夫。
太祖笑道：“原来是嫁给了村夫，可李汉超是我倚重的将军，因为爱上了你的女儿，所以才抢了去，我相信他不是那种草率之人，绝不会辜负你女儿，而且也不会让她无所依靠，与其嫁给村夫，哪比得上跟随汉超同享荣华富贵呢？”
经过太祖对这些上告者做的工作，这些人见不是头，只好回去了。宋太祖立即给李汉超写了封信，在信中他批评李汉超：“你缺钱使怎么不告诉我啊，却去百姓那里拿？”不久后，太祖又赏赐给了李汉超许多银钱，嘱咐他：“你快用这些钱还给百姓，他们就会感激你的。”李汉超感激涕零。
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到，太祖对于一些小报告即使明明知道是真实的，却不做一些常规处理。因为他对自己的部下很了解，如果不是有特殊情况，小报告是不会属实的。
与宋太祖对告密者的态度相比，太宗皇帝更加趋于温和。民间传说中杨家将的缔造者杨业是北宋初期的一代名将，杨业是北汉小王朝归顺于大宋的将领，在归顺后，太宗皇帝对其信赖有加，令他在代州扼守雁门关。杨业不负太宗重托，在代州一线修建兵寨，把守要道，形成了进可攻、退可守的城寨网。980年三月份，辽国发兵10万南攻雁门，却被杨业几千人马杀得大败，取得了雁门关大捷，由此创造了中国历史以数百骑战胜10万兵的“以少胜多”辉煌战例。自此，杨业在辽国人的眼中就成了死神。辽人居然送他一个绰号叫“杨无敌”。
北宋初期，辽国是大患，常常与新兴的大宋有军事摩擦。自然，在这种情况，“杨无敌”的诞生是大势所趋。可有人不这样认为，许多心胸不宽广的人认为杨业作为降将抢了他们的光辉。所以，无数的小报告投到了太祖皇帝的案前。这些告密者声称，杨业可能在当地发展自己的势力，如果皇帝不下定决心废掉他，很可能成五代之乱局。太宗皇帝对这样的小报告只是轻轻一笑，也没有责怪告密者，而是把那些小报告都交给了杨业，并且告诉他，这些人说的话，自己是不相信的。所以也请杨业相信本皇帝我待你始终如一。杨业和李汉超一样，感激涕零。
杨业后来在辽兵的包围圈中誓死不退，最终战死，跟太宗皇帝对处理小报告的思路有着很大的关系。
或许有人会说，太宗皇帝之所以对针对杨业的小报告采取了这种态度是因为杨业乃国家干城，他的责任重大。如果真是听信了小报告，把杨业制裁，那么谁去给他守雁门关。持这种看法的人显然还是受到帝王谋略的毒。再来看一个例子。
张齐贤这个人在名臣如群星的宋朝，并不突出。他唯一突出的两个特点是能吃和肚量小。张齐贤是在太祖出巡西京洛阳时与太祖相见的，他拦住了太祖的轿子。太祖见他长得奇异，就未责怪他，听取了他的建言，觉得不错，就把他带回了京城。
在一次宫里吃午饭的时候，太祖突然来找他，询问一件事。张齐贤居然一面汇报，一面吃牛肉，三两口就把一盘子牛肉吃掉了。太祖皇帝很惊异，就招手对侍卫说：“再给他端些肉，看他能吃多少。”又一盘牛肉端上，张齐贤也不搭话，低头便吃。
如此这样吃了一盘又一盘，宋太祖最后问他，你到底能吃多少，张齐贤：“就看皇上让不让我吃了。要让我吃，还能吃三大盘。”宋太祖哈哈大笑。
这样一个能吃的人肚量却不是很大，太祖死后，他被太宗委以重任，在当地颇有政绩。有一天在举行礼佛仪式的地方，他对副宰相温仲舒说了粗俗的话，御史中丞张咏觉得张齐贤在这种场合说那样粗俗的话，实在有失大臣风度，就上表弹劾他。
太宗皇帝虽然没有责怪他，但他却深以为恨，总想寻找机会惩治张咏一番。可不久后，他还没有找到机会，就被张咏的亲家王禹偁写诗嘲讽了一回。张齐贤大怒，借机把王禹偁贬谪到地方上去了。然后，他就向宋太宗打小报告：“张咏根本不会写什么奏折，他给朝廷的那些奏章都是亲家王禹偁代笔。”张咏听说这个告密者后，立即跑到太宗面前辩白张齐贤诬蔑他。太宗也不做裁决，而是让张咏把平生著述呈上，坐在龙图阁里翻看，但只看了几章，就下令赐坐，又吩咐黄门太监把自己常用的一把红绡金龙扇赐给张咏驱暑。无疑，张齐贤的小报告没有得偿所愿，太宗皇帝就是用这种方法狠狠地教训了他一回。
宋朝后来的皇帝，都不喜欢打小报告的人，至少是不鼓励告密。这当然要归功于赵宋家法，太祖皇帝在登基后，就针对五代时期文人的处境，制定了将来子孙“不可杀士大夫”的训言。
终宋两朝，除了几个犯有谋反与叛国，引起众怒的士大夫被杀之外，宋朝的皇帝从来没有对文臣动过刀枪。所以，告密者通过对臣子的诬陷栽赃而要达到自己目的的想法一般情况下很难实现。宋朝的温和政治无法滋生告密者，这是一片不能让告密者活跃的土壤。
但这并不是说，宋朝的告密历史是一片空白，事实上，许多并不血腥的告密花絮构成了宋朝的告密史。
家贼无防
皇帝不重视告密者，未必就代表没有告密者，世间之大，可谓无奇不有。
王安石变法时，就出了这样一个告密者，他的名字叫吕嘉问，字望之，北宋寿州（今安徽凤台）人。吕嘉问可谓出身显赫，他的家族在北宋政坛具有相当重要的的地位。祖宗吕龟图在宋仁宗朝为翰林学士，后来提升为左谏议大夫、参知政事。吕蒙正历仕真宗、仁宗两朝，三次出任宰相。吕蒙亨官至大理寺丞。吕夷简是宋仁宗朝著名的宰相。吕嘉问的祖父辈吕公绰、吕公弼、吕公著、吕公孺等人，都是朝中重臣。所以，《宋史·吕夷简传》这样说道：“吕氏更执国政，三世四人，世家之盛，则未之有也。”吕嘉问也因祖先的功绩，而被破例提作朝廷官员。
熙宁初年，宋神宗任用王安石实行变法。在新法实行不久，就有人极力反对。当然，反对声极大的就是吕嘉问的几位爷爷，吕公弼、吕公著等人。他们与朝中其他多数老臣一样，都认为王安石的新法是瞎胡闹。这些人反对变法并非是泼妇骂街，而是有理有据的。吕公著心思缜密，道德良好，他不仅从新法的内容和效益上提出非难，而且在思想道德上指责王安石“变祖宗法度，掊克财利，民心不宁”；同时把秦国的商鞅搬出来，说：“尚法令则称商鞅，言财利则背孟轲，鄙老成为因循，弃公论为流俗，异己者为不肖，合意者为贤人”。
但是，吕老人家的反对并没有起到任何效果。王安石仍旧在按部就班地开展他的工作。第二年（1069年），王安石推行青苗法，时任御史中丞的吕公著再次上疏表示反对。他几乎是痛心疾首：自古有为之君，都不能失去人心以求治；以威胁或言辞欺骗的办法，是不能够得到人心的。甚至搞了个人攻击：“昔日之所谓贤者，今皆以此举为非，而生议者一切诋为流俗浮论，岂昔皆贤而今皆不肖乎？”
王安石虽然肚量很大，但对这个老吕头的攻击却不能置若罔闻，他正准备要对吕老下手时，吕老就立即给了他机会。当时，宋神宗要任用变法派人士吕惠卿为御史，吕公著跳出来反对，他说：“惠卿固有才，然奸邪不可用。”同时又说，这肯定是王安石推荐的人，王安石推荐这样一个人，可见他的品德也不怎么样。
又是一次人身攻击，宋神宗将他的话说给王安石听，王安石出离愤怒了，于是联合变法派人士将吕公著排挤出朝，贬为颍州知州、提举崇福宫。
吕公著一被排挤出朝廷，吕家立即有人顶了上来，他就是吕公弼。
吕公弼跟兄弟不同，他虽然反对新法，但由于和王安石是好朋友，所以，其反对的声音并不是那么撕心裂肺。他希望能用温和的方式来让王安石放弃变法。在每次跟王安石的谈话中，他都劝告王安石，在工作中务必做到安稳平静，不能瞎折腾。
他说的这话的确有道理，新法刚实施时，王安石急功近利，希望用最短的时间创造出最大的成绩来，这就难免破坏平常的朝廷政事的秩序，各方面的利益和大多数群众的承受能力也受到挑战。吕公弼希望稳定，这是宋人的一大特点，只要不折腾，和平才是硬道理。
王安石当时是很着急的，听了吕公弼这样的话，摇头叹息，认为老朋友不了解他。而且还讽刺他说，你兄弟反对我，我是没有意见的，因为他够狠，够直接。可你反对，我就老大不高兴。因为你不软不硬，而且我们还是朋友，别拿藏了针的棉花糖来喂我。
吕公弼被王安石的一席话险些呛了个跟头，他非常不愉快地跟王安石道别，回到家中，越想越生气，就花费了几天时间写了一道奏疏，疏中认为，变法之事已经进行了很久，但效果却未见，现在有必要重新审视变法是否可行，是否应该废除。
这种奏疏在当年，就有很多大臣土出来过，吕公弼依旧是老生常谈。但是，奏疏一旦送到皇帝那里，按照成例，就必须要经过讨论，讨论的结果肯定是神宗皇帝依然信任王安石，将反对者贬斥。可期间要花费许多精力和时间，于那些反对者而言，他们的时间非常充裕，但王安石的时间和精力都非常有限，他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新法上了。
自然，王安石不希望有吕公弼奏疏送到皇帝这样的事发生，而这件事也正就没有发生，原因是，有人告密。
被我们冷落了半天的故事的主角吕嘉问这个时候登场了，吕嘉问是个支持新法人士，王安石在变法开始时，设置了“制置三司条例司”，即制定户部、度支、盐铁三司条例的专门机构，由他本人和知枢密院事陈升之主持，以之作为推行新法的指导机构。同时起用了一批有实际才干的新人参与和协助变法。吕嘉问一开始在三司条例司任职，不久后因业绩突出，被任命为权户部判官，主管诸司库务。在市易法颁布后，开封所设的“市易务”机构，吕嘉问是负责人具体负责市易法的推行。确切地说，吕嘉问在协助王安石拟定和贯彻新法工作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成为变法派的一员得力干将。他的两位爷爷当然对这个新法派人士很是愤怒，但没有办法，吕嘉问天生就有冒险精神，接受新事物的能力特别强。
吕公弼在奏疏写好后，并没有上呈宋神宗，这个人是个慢性子，性格温和不温不火，这从他反对王安石一事上就能看出。他把奏疏放在家里手，而是放在家里再斟酌考虑一下。吕嘉问一般情况下是不来吕公弼家的，因为两人分属不同派别，一见面，先把亲情放在一边，争论的全是新法问题，而且一旦争论起来，最终都是不欢而散。但那天，吕嘉问不知因为什么原因，就来到了爷爷的书房，然后就看到了那份奏疏。此人看完后，大吃一惊，想不到这个爷爷比那个爷爷还要“狠毒”，居然深藏不露。他立即把这份奏疏带给了王安石，王安石又飞快地将他带给神宗皇帝。结果就是，对王安石信任百倍的神宗恼怒，当即把吕公弼调出朝廷，让他到太原去做知府。
吕公弼在被贬后，没有明白是怎么回事，后来经多方打探，原来是“家贼”吕嘉问。此老儿似乎最恨告密者，尤其还是亲戚。于是宣布，称吕嘉问为“家贼”，并将其排除在吕氏家族之外。
吕嘉问窃取文稿告密从他的家族角度而言，的确是小人行径。但也有人指出，他的告密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因为王安石变法是正确的，那么，反对正确的吕公弼被人告密是罪有应得。
吕嘉问后来也被人告密过，在他担任市易务负责人的时候，他大胆创新，让市易务部门贷钱、贷物给平苦农民，并特许他们在御街东廊上买卖瓜果，每天派遣专门管理人员监督他们贩卖，根据买卖的多少，当日收取本钱与利息。那个时候，大宋京城的御街上车水马龙，市场空前繁荣，“贩者比旧皆得见钱，行人比旧所费十减八九，官中又得美实”。但有人不这么认为，三朝元老文彦博在去相国寺行香的路上发现小摊小贩快把道路给淹没了，回朝后立即给神宗打小报告，说吕嘉问在胡闹，那些商贩实在太损大国国体，非常丢人。结果，吕嘉问被要求写检查，这种创新的繁荣市场的活动不久后也被取消。
我们看到，无论是吕嘉问的告密还是文彦博的告密，更或者是接收者王安石与神宗皇帝，都多了很多人性与理性。他们都不似以往告密史上的那些人，不加详查，就开始血肉横飞。
吕嘉问的告密如果再提升一点而言，是因为作为新法派人士与反对派人士的斗争，巧合的是，他偶然看到了反对派的计划，结果，新法派先发制人，搞定了反对派。
但是，或许吕嘉问来个真刀真枪把自己的爷爷打出朝廷也要比他通过告密而把爷爷弄出朝廷光明的多。所以，他的家族才不要他，还送给他“家贼”这么难听的评语。由此可知，即使是出于正当防卫，“告密”这一肮脏的幽灵也永远不能成为正当的武器。他的家人之所以把他开除族籍，就是因为大家都厌恶告密行为，更厌恶亲人之间的互相告密。这应该是一个国家和民族都应该厌恶，甚至是坚决遏止的事。
一个科学家的告密人生
北宋一朝最为著名的王安石变法期间，我们耳熟能详的科学家沈括见神宗皇帝特别支持变法，就跟王安石套近乎，力称变法是必须的，而且有功于国于民。王安石本来就和这位科学家的关系很好，见他这么夸奖新法，就推荐他给神宗，让他以考察新法执行效果的特派员身份到下面去转悠。沈括每次去下面回来后，报告几乎是惊人的一致，他说，民众对新法的拥护简直超乎我们的想象，根本不用考虑反对者，因为根本就没有反对者。
王安石那个时候正在跟朝中反对变法的大臣进行殊死辩论，哪里有空去探察这个报告的真实，况且，他对这个老朋友是极度信任的。王安石之所以对变法那么执着，简直到了偏执的境界，跟沈括的报告有一部分关系，他认为，群众是极大支持变法的。事实上，沈括在扯淡。群众当时对变法的排斥并不比中央那些大臣们的反对声低。
当然，我们不能就此论断沈括是个说谎话的小人，王安石那时因为神宗的支持，大权在握，炙手可热，略有点心机的人都不会去得罪他和他的新法。沈括的撒谎如果只是出于给王安石以信心，那他绝对是个好人。可后来的事证明，他绝对不是个好人。
王安石倒台后，作为倒台者的好朋友沈括立即给新任宰相吴充一个秘密报告，上面历数王安石变法的诸多弊端。吴充觉得这是让王安石永远都不会卷土重来的一个“死刑”，他立即呈给皇帝，并且对皇帝说，沈括因为多年在地方上考察，所以，其所列举的新法弊端有着实践支持。皇帝看了沈括的小报告，大为恼火，说，你当初怎么不报告，现在王安石倒了，你跑来报告，这简直就是打落水狗啊。喜欢打小报告的小人！
皇帝对沈括“小人”这个评语其实并不厚道，作为一个小芝麻官沈括，而且还是王安石的好友，他无论如何都不会在王安石风光的时候打小报告。那无疑等于把自己推进火坑。但皇帝对沈括“喜欢打小报告”这个论断倒非常真实。
早在他打王安石小报告之前，他就多次告密过。有人知道他的这个“癖好”，所以，嘱咐一些要好的朋友离他远点，有人相信，有人却不信。苏轼就不信的那一类人。
苏轼与沈括的交情也不浅，当初，二人共事于大宋国家图书馆时，经常探讨一些事情，一来二去就成了好朋友。
王安石变法正值如火如荼时，苏轼跳出来反对新法，认为新法的唯一作用就是骚扰百姓。王安石对当时的反对者只有一个办法，要求神宗皇帝将他们贬斥。神宗皇帝对苏轼一向很看好，大宋的皇帝们大都和文人很要好，因为祖宗立下的家法，还由于大宋历界皇帝都对文章比较感兴趣，有几位还是做文章的高手。神宗皇帝给了苏轼一个比较轻的惩罚：贬调湖州。
北宋元丰二年，苏轼被贬调湖州。湖州在今天的浙江省北部，素有“丝绸之府，鱼米之乡”之称，在北宋时就有“苏湖熟，天下足”一说。苏轼能被贬到这个经济特区做太守，实在是皇帝发的慈悲。
按宋例，官员在到职后都要向皇帝写报告。苏轼到任后，就立即着手写了《湖州谢上表》，虽然表的前面写了谢谢皇帝，我会努力工作等官样文字，但写到后来，苏轼就无法抑制自己的情绪了。他在表中写了略带牢骚的“知其生不逢时，难以追陪新进；查其老不生事，或可牧养小民”的语句。皇帝看到后，也没有什么想法，但当时朝中他的政敌章敦、蔡确等人却大有文章可作，他们认为，苏轼这个人真是不老实，把你贬到那里是让你享福，你居然还对新法不满，居然还讥讽朝廷，妄自尊大，请求皇帝对他加以严办。
神宗皇帝英明，没有看出苏轼的谢表中藏了这么多深意，就没有追究。可苏轼始终逃不过这一劫。不久后，沈括以特派员身份到下面去考察新法。临走前，神宗对他说，你到浙江后去看看苏轼，我还很惦念他的。
沈括来到湖州后，老朋友相见，份外高兴。沈括当时就说很久没有见到您的大作了，可否赏我一篇？苏轼立即表示同意，就写了《咏桧》诗一手，里面有“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蜇龙知”一句。
沈括拿着苏轼的礼物回到京城后，御史李定、何正臣、舒掸等人还在倒苏轼，这几人也并非是跟苏轼有多大仇，而是因为都效忠于王安石，为了给主子立功，专门找反对新法最强烈的苏轼的毛病。他们知道沈括刚见过苏轼，就一起来找沈括，看到了那首诗。但这几个人的文字敏感度并不高，看了半天也没有看出其中的“奥秘”来。但这些人却给了沈括一个信息：苏轼，还得倒！
沈括不但是个科学家，当然在文字上也有功底，他琢磨了许久，就把苏轼的那首诗琢磨出来了。按他的说法：“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蜇龙知。”这两句诗被人指称为隐刺皇帝：“皇帝如飞龙在天，苏轼却要向九泉之下寻蜇龙，不臣莫过于此！”
沈括第一个向朋友扔出了飞刀，这刀简直就是在整个火药库里扔进了一个炸弹。御史李定、何正臣、舒掸联合跳出来，把苏轼的《杭州纪事诗》作为证据，说他“玩弄朝廷，讥嘲国家大事”，“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这是苏轼在讽刺皇帝没能力教导、监督官吏；“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他这是在指责兴修水利的这项措施简直一塌糊涂。“岂是闻韶忘解味，迩来三月食无盐”，很明显，这是他在讽刺禁止人民卖盐。
最终，这些人认定，苏轼是在讥讽皇上，罪大恶极，应该处死刑。神宗皇帝见他们说得头头是道，于是只好下令将苏轼免职逮捕下狱，押送京城交御史台审讯。宋朝的御史台又被称为乌台，于是，这起案件又被称为“乌台诗案”。
苏轼这个人胆子并不小，但当“皇帝要杀他”的谣言传到耳朵里时，他还是哆嗦起来。本朝自开国以来，杀士大夫的事还不曾发生过，难道他要成为开创者？
在狱中，苏轼觉得自己可能真的要被杀头了，就写了两首绝命诗，其一：“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藏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今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其二：“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额中犀角真君子，身后牛衣愧老妻。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应在浙江西。”
按照规矩，死刑犯的“遗嘱”要先给皇帝看，然后才能交给死刑犯的家人。神宗皇帝看了这两首诗后，赞叹不已。这个时候，好朋友沈括依旧没有站出来，他似乎是在等着苏轼被杀。倒是王安石对神宗说，圣朝不宜诛名士，神宗借机下令对苏轼从轻发落，将其贬为黄州团练副使。
苏轼上任时，为他送行的人寥寥无己，可就在这很少的人中，居然有沈括。沈括就仿佛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对苏轼嘘寒问暖，并祝他一路顺风。
这还不算完，后来沈括不做官了，到镇江养老，恰好苏轼又在杭州任职，沈括就隔一段时间从镇江跑到杭州去跟苏轼聊天，每次都恭恭敬敬地礼数周全，苏轼想骂，都不好意思出口。
从沈括的告密事件来看，宋朝的告密者都非常有风度，告密的时候就专心地告密，心无旁骛，而告密之后，对被告者，该是什么关系还是什么关系。被告者也不怀恨告密者，以前怎么相处，现在还是如此。
可能在宋人心中，我向上告密是我的职责，但我和你的关系却是任何事情都改变不了的。也就是说，公私分明。告密者这样想，被告者也居然能理解告密者的这种想法，并且接受他们的做法。
《宋史？本传》说，沈括“博学善文，于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无所不通，皆有所论著”，由此可以看出，沈括这个告密者是个全才，告密只不过是他的业余爱好而已。
科学家沈括对大宋贡献非凡，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他负责领导司天监以后，研究改革了浑仪（测量天体方位的仪器）、浮漏和影表等旧式的天文观测仪器。还制造了测日影的圭表，改进了测影方法。其《浑仪议》、《浮漏议》和《景表议》三篇论文是我国天文学史上的重要文献。他最重要的著述《梦溪笔谈》中记载的许多科学研究成果都让我们叹为观止。仅以磁学为例，他是第一个明确提出磁针偏角问题的人：“方家以磁石磨针锋，则能指南，然常微偏东，不全南也。”而且，他还是第一个石油资源将会成为人类最重要资源的人，“此物后必大行于世”，
当然，沈括对大宋乃至中国的贡献不局限在科学领域，他还非常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和兴修水利，历史上著名的《圩田五说》、《万春圩图书》等关于圩田方面的著作都出自他的笔下。在保卫国家的疆土上，也有贡献，在担任河北西路察访使和军器监长官期间，他曾编成《修城法式条约》和《边州阵法》等军事著作，为北宋的防御战略提出了一系列方法。
如果再向下说去，沈括简直就是个天才，他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方面都有重大的成就，其成就涉及社会、经济、历史、外交、军事、考古、音律、绘画、书法、诗词等学术领域，堪称当时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而且，他还是个优秀的外交家，神宗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辽国想进攻宋朝，但是苦于没有借口。于是就派了一个使者来到汴京城面见神宗皇帝，假称河东路黄嵬一带的土地是辽国的土地，现被宋朝占领，请求归还。宋神宗在这个时候不想和辽国开战，因为国家正在进行改革，于是想用证据来证明那片土地就是大宋的。
沈括这个时候主动站出来，请求出使辽国，就边界的领土归属问题与辽国谈判。他临走前信心百倍，他对神宗说：“臣仔细查阅研究了资料，近年来，在我朝与辽国所签订的所有条约，准确的边界应该是以古长城为国界，而辽使所讲的黄嵬是位于长城之南30里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它理应是我朝的领土。辽人是欺负我朝无人知道黄嵬的准确位置，故意挑衅想发起战争。”说完，沈括就把有关条约的副本拿出来让神宗过目。宋神宗看过后，喜形于色。
因为有证据，再加上沈括的言辞与不卑不亢，在经过六次的谈判后，辽国最终没有得到那片土地，自然，也就没有了向大宋开战的借口了。
在今天，历史所记住的全是沈括的“功绩”，而把他当年喜欢“告密”的丑事隐藏的很严实。这说明两个问题，第一，大宋实施告密行为的告密者，其能力素质都相当高；第二，对一些人物的隐恶扬善是历史的一种规律。
沈括这个告密者还是一个惧内者，史上有名的悍妇之一，就是沈括晚年的续弦张氏。这位悍妇对待沈括就如同对待牲畜一样，常常对沈老打骂，有时候打得性起，就把沈老的胡子一根根揪下。可当张氏死的时候，沈括居然哭得昏天黑地，伤心不已，甚至还想跳江自杀。
这的确是一个很奇怪的人，告密人、科学家、惧内者，三个身份糅合在一起，组成了一个沈括。用宿命论的观点来讲，沈括晚年的那个续弦张氏可能是老天为了惩罚他告密而派到他身边来的。因为“做错事就要受惩罚”是千古不易的大道。
李清照的九天牢狱
南宋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秋天，著名的词人李清照被判“徙二年”，她的许多朋友四处托关系，才将她保下来，但最终还是坐了九天牢。
李清照并没有犯罪，而是因为向政府告发自己的丈夫张汝舟霸占了自己的文物，并以此换取了官位。她不但告发了自己的丈夫，还要求离婚。
官府最终判张汝舟有罪，严令他与李清照解除婚姻。但按宋律，告发亲人者如果不是谋反之罪，必须要将告发者“徙二年”。
这可能是历代对亲人互相告发的一个基本规定，尤其是在两宋时期，执行得更为严厉。政府虽然查清了李清照的告发属实，但仍要按照法律执行“徙二年”的刑罚。
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两宋时期，许多人都认为告密是不正当的。
皇佑元年（1049年），时任监察御史的陈旭上言：“比岁臣僚有缴奏交亲往还简尺者，朝廷必推究其事而行之，遂使圣时成告讦之俗。自今非情涉不顺，毋得缴简尺以闻；其官司请求非法，自论如律。”
陈旭认为，当时有些些人经常窥探个人隐私，比如拆取他人信件，这种行为不但不合法，甚至还不符合道德。当时的皇帝仁宗认为这的确有损君子声誉，允许了陈旭的建议。宋朝的皇帝对告密行为的排斥可见一斑，当然，仁宗皇帝是积极排斥者，在皇佑四年（1052年）林献可写了一封信，信中“多斥中外大臣过失”，然后叫他儿子送交谏官韩绛，韩绛就把他交给了仁宗，仁宗的反应却是：“朕不欲留中，恐开告讦之路。第持归焚之”，仁宗不接收这封信，还让韩绛拿回家去烧掉。仁宗皇帝的英明在此得到最赤裸的体现。
嘉佑五年（1060年），殿中侍御史吕诲上书皇帝：“比来中外臣僚多告讦人罪，既非职分，实亦侵官；甚者诋斥平素之缺，暴扬暖昧之事，刻薄之态，浸以成风，请惩革之。”仁宗皇帝继续秉承自己对告密的态度，采纳了他的建议，颁布诏书，“诏戒上封告讦人罪或言赦前事，及言事官弹劾小过不关政体者。”
到了神宗时代，王安石变法，当时，必须要鼓励一些告密，因为有些法规必须要别人告密才能执行。比如，要求富户必须要政府主动真实地报告自己的财产。但那些富户却不这样做。所以，王安石认为，应该有一些人站出来对此进行揭发。他的这种思路和当年汉武帝的思路一样。但结果怎么样呢？
结果很不理想，首先是神宗不怎么支持，其次，无数大臣起来反对。事实上，儒家就认为告奸不符合道义，而北宋则是儒学的恢复发展时期，许多儒者都极为反对告讦。著名大臣范纯仁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反对者。
“乌台诗案”发生后，范纯仁挺身而出，上书皇帝，他一方面是为苏轼辩护，另一方面却针对由于告密而引起的这件案子纯粹是无耻小人的杰作。他坚决反对告密。后来，反对新法的人占了上风，他们也以告发的方式把新法人物蔡确搞倒，范纯仁又站出来，认为以曲解蔡诗而兴文字狱不但是皇帝的不幸，还是大宋的不幸。大臣邓润甫也是极力的告密反对者，他在一道著名的奏疏中这样写道：“近日群臣专尚告讦，此非国家之美，宜用敦厚之人，以厚风俗”。而这些反对告密者的言论都受到了皇帝的表彰，一度还写入律令。所以，在各朝都有蓬勃发展势头的告讦在大宋总会受到一定的抑制。
南宋初期，朝廷颁布了“首告法”，目的是为了禁止民间结社。但这一法律并没有施行多久就不废而废。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十一月，高宗皇帝针对告密，特别下诏：“近岁以来，士风浇薄，恃告讦为进取之计，致莫敢耳语族谈，深害风教。可戒饬在位及内外之臣，咸悉此意。有不悛者，令御史台弹奏，当置于法。”第二天，三省枢密院令刑部开具告讦者姓名，议加黜罚：“倾者轻儇之子，辄发亲戚箱箧私书，讼于朝廷，遂兴大狱，因得美官。缘是相习成风，虽朋旧骨肉，亦相倾陷，取书牍于往来之间，录戏语于醉饱之后，况其间固有暖昧而傅致其罪者，薄恶之风，莫此为甚！”十二天后，刑部开具出了一个九人的名单，这些人均因鼓励告密或者本身是告密者而被革职惩处。
两宋时代，告密者即使谈不上是无处存身，但一旦暴露身份，即使达到了目的，也会成为过街老鼠。因为什么，就是因为上层统治者的不支持，不鼓励。眼光长远的两宋皇帝以及文人士大夫早已经看透，告讦只是暂时有利于统治，对敦厚风俗却起着极大的破坏作用。长此以往，弊绝对大于利。
我们一方面在鄙视始终未能统一中国的宋王朝的衰弱的同时，却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两宋的告密史纯粹是中国古代告密史的一个小小的花絮，这个知识群体乐园的宋朝是对中国第五大发明“告密”打击最力的时代，也是值得我们欣慰的一个时代，至少从告密史的角度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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