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铺天盖地的网
朱元璋还没有得到天下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进行特务政治了。至正十九年（1359年），朱元璋准备进攻江西袁州，就派了一特务到袁州守将欧平章那里打探消息。
该特务在打探后回来报告说，欧平章年纪已老，不足畏惧。朱元璋有点不相信，问特务，“你真的进到袁州城？”
回答：“是的。”
“有何凭证？”
回答：“欧平章门前的两个石狮子都缺了尾巴，是我断掉的。”
后来，朱元璋攻克袁州，真的就到欧平章门前，检查石狮子的屁股，果然不见尾巴。
大将徐达围苏州时，朱元璋命傅友德领兵到济定，为的是防止有人从背后袭击徐达。在送行会上，让方国珍陪酒，还找十几个妓女活跃气氛。方国珍可能有点喝高了，就让妓女把外衣脱了陪自己。结果，酒席还没有结束，一群卫兵就冲了进来，把脱了外衣的妓女和方国珍拉到马圈锁了起来，等方国珍酒醒了，朱元璋亲自到来，先把妓女的鼻子削了，然后对方国珍一顿训斥。方国珍说道：“死则死，为什么要把我跟这种贱人索到一起！”朱元璋怒道：“你不遵我分别贵贱，我就以此等贱人侮辱你。”方国珍到后来可能都不知道，这是有人告密，而告密者正是朱元璋专门派去的人。
当然，严格意义来讲，这还不算是告密，应该属于侦缉范围。不过，这已经具备了告密的雏形，在得到天下后，朱元璋用了许多“检校”，这些人主要的勾当就是侦缉，然后告密。
检校主要受朱元璋指使，对在京的大小衙门的官吏进行监察，一旦发现有不公不法之事，或者只是听到的不公不法之事，都要向朱元璋告密。这些人的威力之大，甚至连开国功臣李善长都畏惧三分。朱元璋非但不感到可耻，反而对人说：“这些人（检校）就如同凶狠的狼狗，有了他们，谁敢不怕我！”
不仅是在京城，京城外，这些检校的足迹也无处不到。有一年，浙江绍兴大旱，农民无收，地方官不报，就有人对朱元璋告密。朱元璋立即提审地方官，痛责，地方官吓得面如土色，却不知离京城这么远，皇帝是怎么知道的。
事实上，这些专业告密者不仅仅向朱元璋报告一些朝廷政事，对一些琐事也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比如有一段时间，北京城内有个胖大和尚常出入官府，与各个官员说些笑话，很快就被朱元璋得知了。有名和尚是前朝秀才出身，也常常与政府官员打交道，朱元璋也是了如指掌。这些，都是那些特务的功劳。
对普通的和尚信息都了如指掌，朝中大臣自然就不在话下了。
大臣钱宰被征编《孟子节文》，罢朝回家后吟了一首诗：“四鼓咚咚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第二天，朱元璋就笑着对他说：“昨日的好诗，不过我并没有‘嫌’啊，改作‘忧’字如何？”钱宰吓得魂不附体，连忙磕头谢罪。
大臣宋濂喜欢饮酒，常常与朋友不醉不休。朱元璋劝说他很多次，但他仍旧不改。某日早朝退后，朱元璋叫他，“你昨晚是不是又饮酒了？下酒菜是什么？”宋濂老实地做了回答。朱元璋听了，点点头，“你没有说谎。”
国子祭酒宋讷在某次朝见时被朱元璋问道：“你昨天为什么生气？”宋讷被问得一愣，还没有等他反应过来，朱元璋已经叫人拿了一副画，画中，宋讷独坐生气，面有怒容。
可以看出，朱元璋的告密网络简直就是今天的窃听与偷窥的极至表演。朝中大臣被严密监视如此，即使是退休的大臣，也被朱元璋的告密网兜住。
洪武六年，吏部尚书吴琳因为年纪老迈而乞求回老家养老，他走后，朱元璋常常派人去“窥探”他，把吴琳搞得只能把自己打扮成一老农模样，不敢穿新衣不敢吃鱼肉。
告密网不但网络大臣，对大臣的家人也不放过。大臣华高与胡大海的老婆“不守妇道”，居然跟西方来的僧人学习什么金天教法，特务们向朱元璋告密，朱元璋将两人的老婆和那个和尚扔到水里，活活淹死。
从这几件事就可以看出，朱元璋已经把告密这种卑鄙的行径转变成一种国家行为。而他目的很简单，就是利用特务网在大臣中构成一种威慑力量，使这些人不敢背着他干有损于皇权的事。
除了检校外，朱元璋还设立锦衣卫，由此来构织这张告密的天罗地网。“锦衣卫”专门监视、侦察大臣的活动。锦衣卫，原为护卫皇宫的亲军，掌管皇帝出行仪式。后来，朱元璋令其兼管刑狱，赋予巡察、缉捕权力。并任命心腹大臣和外戚为指挥使。下设同知、佥事、镇抚司镇抚等官，其下有官校，专司侦察。这些告密者因为直接向皇帝负责，又是国家公务人员，难免在侦缉过程中有违法乱纪的行为，所以，他们的名声并不好。但研究朱元璋的学者吴晗却另有见地，他认为朱元璋所以要实行告密制度，是因为“要组织这样的力量、机构，进行全国规模的调查、登记、发引、盘诘工作，必须付出极大的努力和准备周密的计划，以及必须的监督工作。差不多经过三十年的不断斗争，朱元璋和他的助手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把自己的统治机构，威慑力量，逐渐发展、巩固，使之比前代更为完善。”
的确，“必须的监督工作”要抓，这是朱元璋头脑中最清晰的想法。为了“把自己的统治机构，威慑力量，逐渐发展、巩固，使之比前代更为完善”，朱元璋可谓煞废苦心，有时候，他竟然还会亲自出马，执行侦缉任务。
某次，他在京城中微服行走，偶然听见一个老太婆秘密地叫当今圣上为老头儿，朱元璋大怒，回宫后，对人撒娇：“张士诚当年只占据江东而已，江东人至今呼他为张王，现在我已经得到天下，贵为天子，居然还有人呼我为老头儿，岂有此理！”随后，就让人把那个老太婆捉住，牵连出了几十家，全都将他们的家产充公。
这次事件很可能是偶然发生的，但下面这件事却是朱元璋特意为之的。某年的元宵节前，与特务告密说，民间有对马皇后不尊敬之行为。朱元璋就在元宵夜出外查探。结果，他在一猜谜画面前停了下来，那副画中，有一个妇人赤着脚，怀里抱着一个西瓜。朱元璋看了半天，也猜不出谜底是什么，就问出谜人。出谜人笑着告诉他：淮西妇人好大脚。
朱元璋猛地想到自己的马皇后是淮西人，而且是个大脚丫子。第二天，朱元璋就派出锦衣卫，将那条街的百姓全都捉到监狱去了。
当然，朱元璋也是个读过历史的人，他对唐朝武则天时代鼓励全民告密的历史也有所耳闻，还是为了“把自己的统治机构，威慑力量，逐渐发展、巩固，使之比前代更为完善”，他也鼓励百姓告密。一些刁滑之人就趁着皇帝的这种鼓励，吩咐告密，而且竟成为一种风气。但与专业的告密者，“检校”与“锦衣卫”，刁滑之徒的告密实在是毛毛雨了。
告密史的规律告诉我们，大多数皇帝支持的告密是伴随着血腥的。朱元璋告密的天网之下，自然也不会是和风细雨的。而且与前几代的告密史相比，简直就是腥风血雨。
朱元璋对功臣的大清洗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气的一位。与之相比，刘邦对功臣的屠戮显然是小儿科。而朱元璋的大清洗主要就是通过特务告密来完成的。
让我们来看一份名单，明朝开国不久，朱元璋就封爵共五十九人，除一人封于洪武二十五年旋即被削爵外，其他五十八人均封赏于洪武二十三年前，此后没有再封赐任何人。而这些人被大批诛戮也开始于洪武二十三年追论胡党和洪武二十六年的蓝玉案，在这之前有诸多功臣生病而死，因真正有罪的被诛仅三人，剩下的则多死于洪武二十三年以后。
洪武二十三年至二十八年中，不计子嗣诛废和病死的，公侯被杀二十三人，其中直接死于胡蓝案中的有十六人。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归天，当初被封的功臣中只有兴侯耿柄文、武定侯郭英还活着。整个洪武一朝功臣几近整体覆灭。
在这些功臣里，廖永忠第一个被杀。廖永忠在诸多战斗中立有功勋，其在鄱阳湖之战中的骁勇让他列为名将之列，并在建国后被封为德庆侯。洪武八年，朱元璋将其诛杀，罪名是有人告发他“坐僭用龙凤诸不法事”，也就是私自穿着绣有龙凤图案的衣服逾制。继他不久，永嘉侯朱亮祖、曹国公李文忠、信国公徐达也被人告密，有不法行径，先后死于非命。
洪武十三年，朱元璋以“谋反”罪将胡惟庸诛杀。胡惟庸的确是要谋反，但可惜，在朱元璋告密者编织的天网下，他没有得逞。早在胡惟庸还没有想要谋反的时候，朱元璋就已经派出了一名特务在离胡惟庸府很近的西华门监视他的一举一动。后来，胡惟庸想要把朱元璋骗到自己府中干掉，就谎称府中的一口井居然冒出了温泉，希望朱元璋前来观看。朱元璋也没有想过胡惟庸敢那么大胆，真的想把自己干掉，就带了几个人去胡惟庸家中，走到西华门的时候，那个特务急忙追了出来，但由于速度过快，所以一时之间说不出话来，朱元璋可是个急脾气，立即命人将他拿下，然后是一顿暴揍。那个特务倒也忠心，临死前，还用手指着胡惟庸的家，摇头。朱元璋这才发现，这个特务是自己派来监视胡惟庸的，很可能胡惟庸在府里做了手脚，等着自己上钩。他连忙登上西华门，向胡惟庸府中看去，果然见墙角处有多名士兵，手持刀剑，要杀猪一样的架势。结果，胡惟庸案就这样爆发了。
当然，还有一种说法是，胡惟庸案是个冤案，《明史·胡惟庸传》中谈到了其被杀的真正原因：他受到朱元璋的宠爱好几年，自己一个人独揽丞相大权，随便提拔人和处罚人，很多人奔走于他的门下，给他送的金银财宝多不胜数。甚至，有时候，很多事情他都没有让朱元璋知道。实际上，朱元璋对于胡惟庸最恨也最怕的是他的专权。于是，才有了胡的“谋反”罪名。但即使这是真的，也跟告密者有关，朱元璋对臣子的防范在前面的故事中可见一斑。如果不是特务的告密，他又如何知道给胡惟庸送礼的人多如牛毛，而且还知名识姓呢？
“胡惟庸案”并没有因为胡惟庸的死而宣告结束，洪武二十三年，有人告密，认为胡党还在朝中，朱元璋开始“追胡党”，在这一“胡案”中，李善长、陆仲亨、唐胜宗、费聚等大臣均被告密，而后株连被杀；那个喜欢喝酒的宋濂也涉案被流放，死于途中。案件前后株连三万余人，史称“胡狱”。洪武二十六年，凉国公蓝玉因被人告密“谋反”而被杀，诛连死者一万五千余人，史称“蓝狱”。两狱合称“胡蓝之狱”。
那个曾被方国珍陪饮的平定云南的大将傅友德，父子二人同时被人告密，处以腰斩。大臣李仕鲁在金銮殿上辞请告老还乡，朱元璋却说，有人告你有不可告人的勾当，想逃跑？杀！淮安侯华云龙，太史高启，右丞相汪广洋，户部侍郎郭桓，江夏侯周德兴，靖宁侯叶升，定远侯王弻，宋国公冯胜，监察御史王朴等，都因各种“罪名”被处死或赐死。而其罪名的来历，全是告密者所提供。
所以，和武则天时代一样，朱元璋时期，朝中大臣也人人自危，每时每刻都担心飞来横祸。官员们每天早上入朝，会跟家人诀别。倘若晚上平安归来，全家会当作节日庆祝一番。
朱元璋血洗功臣历来是历史学家争论的一个焦点，清史学家赵翼在谈到朱元璋血洗功臣时这样说道：“独至明祖，藉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尽举取天下之人而尽杀之。其残忍实千古所未有，盖雄猜好杀，本其天性。”又道：“又汉光武、唐太宗定天下时，方年少，计身老则诸功臣已皆衰殁；宋太祖年虽长，而恃有弟可以驭诸臣，故皆务保全。至明祖则起事虽早，而天下大定，则年已六十余，懿文太子又柔仁，懿文死，孙更孱弱，遂不得不为身后之虑。是以两兴大狱，一网打尽。此可以推见其心迹也。”
赵翼的这两段论可作如下解释：朱元璋之所以血洗功臣，第一是他喜欢杀人；第二是为了朱家日后的天下。在赵翼看来，朱元璋杀功臣跟功臣有无过错毫无关系。但只要是功臣，朱元璋就杀无赦。
《明史》的编撰者则认为，太祖的血洗功臣是治体，“昭揭经义，尊崇正学，加恩胜国，澄清吏治，修人纪，崇凤都，正后宫名义，内治肃清，禁宦竖不得干政，五府六部官职相维，置卫屯田，兵食俱足。武定祸乱，文致太平，太祖实身兼之。”意思是，太祖为了巩固国家政权才屠戮这些臣子的。
但这两种说法的确有待商榷，一段史料记载说，朱元璋早在为吴王时，就和他手下的文人詹同淡及“赵普说宋太祖收诸将兵权”，赞赏叹曰：“使诸将不早解兵柄，宋之天下必不五代若也。普虽忌刻，其功多矣。”从这句感慨的话里，我们可以知道两件事：第一，朱元璋开始并没有要血洗功臣的意思。后来他大封群臣也印证了这一点；第二，他也很想用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的方法让那些功臣告老还乡。
那么，为什么后来，他会突下毒手呢？
大概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所推崇与信任的告密制度促成了这一血雨腥风的发生。无论是检校还是锦衣卫，他们的目标大都是朝中大臣。开国之臣由于和皇帝都共苦过，在他们开始一同战斗时，彼此只为了能打赢一场胜仗而齐心协力。在这个时候，没有尊卑之分，没有礼仪之别。但到了朝堂之上，情形就大不一样了。他们中的很多人不懂得君臣关系，当然，他们不会不懂得权臣权位的差别，他们只是对作臣之道，以及从前的观念心理的封建君臣化不甚了了。所以，有些事宜就不会那么周到，比如蓝玉就仗着自己是开国功臣，又和朱元璋共患难过，在开国后就“虎将粗暴，不善为容”。
朱元璋的告密者大都是鸡蛋里挑骨头的精细人，即使你身正，他还能从中挑出问题来，更何况是你身不正！
所以，告密者一旦告密，早就非常熟悉那些开国功臣的朱元璋自然会深信不疑，不是他真的相信，而是他担心告密者的内容有一天会变成现实。
我们不得不佩服朱元璋，他任用的特务大都是宦官，在中国历史上，宦官专权比比皆是，就是在明朝，就出了很多把皇帝视为无物的宦官，比如后来的刘谨、九千岁魏忠贤。但惟独朱元璋时代，虽然大批告密者都是他指使的宦官，却没有一个宦官能如后来的刘、魏二人那样风光。究其原因，朱元璋懂得如何驾御特务，他更深谙如何扯住这张告密的天罗地网。
所以，那个在西华门告密胡惟庸的特务被他打死后，他立即赐葬、赐祭、赐官，鼓励其他特务仍然继续告密。朱元璋曾说过如何驾御这些特务：“但常戒饬，使之畏法，不可使之有功，有功则骄恣，畏法则检束，检束则自不敢为非也。”
从这一点倒可以看出，朱元璋虽然建立了一个告密网，但这张网却始终控制在他手里，没有泛滥成灾。不过，告密始终是与人性和道德相违背的，即使朱元璋有手腕和魄力，这种卑劣的行为一旦有机会，就会泛滥，再加上控制者无能一点，那就是天灾人祸了。
靠告密起家的皇帝
朱元璋死后，留给明王朝第二代帝王建文帝的是一个庞大的特务组织，但同时也给这个皇孙留下了一个祸患，就是当时的燕王朱棣。我们知道，朱元璋在世时封了第二至第十子为亲王。朱棣就是这九个王中的一个，王号为燕，驻守当初元朝的都城北京。后来，又把其他儿子（共24个儿子）和1个从孙封为亲王，分驻全国各战略要地。受封诸王在自己的封地建立王府，设置官属，地位相当高，公侯大臣进见亲王都得伏而拜谒，无敢钧礼。分封到边塞的诸王因有防御蒙古贵族侵扰的重任，所以护卫甲士尤多。北平的燕王朱棣拥兵10万，大宁的宁王士兵有八万。他们在边塞负责筑城屯田、训练将兵、巡视要害、督造军器。晋王、燕王多次出塞征战，打败元朝残余势力的军队，尤被重视，军中大将皆受其节制，甚至特诏二王军中小事自断，大事才向朝廷报告。尤其是燕王，由于功绩卓著，朱元璋令其“节制沿边士马”，地位独尊。藩王势力的膨胀，逐渐构成了对中央政权的威胁。
但朱元璋在世时一直把目标对准了功臣，没有对藩王问题着手解决。不过，随着岁月流逝，随着各个藩王的年纪老迈和相继战死，藩王问题已经不成为问题，朱元璋在临死前也对建文帝说，别人都说燕王朱棣是祸患，但我觉得不足虑。
可就在他死后不久，建文帝不知道抽什么风，居然干起大削藩的事情来。燕王朱棣本来就有野心，一听到自己的侄子想要把自己变成光杆司令，当然不愿意，所以在建文元年7月宣布造反。建文帝也宣布接受叔叔的挑战。
一开始，燕王朱棣屡吃败仗，但由于建文帝在耿炳文率军北伐前，曾告诫出征将士：千万不要让自己背上杀叔之名。所以，燕王朱棣虽然屡吃败仗，却毫无性命只忧。因为当在战场上一旦遇到危急情况，朱棣就站在队伍前面，用侄子的这句话告诫对方，趁势掩护军队逃跑。东昌战役中，朱棣几乎全军覆没，但由于诸将奉皇帝的命令，都不敢对朱棣赶尽杀绝，最终，朱棣自己殿后，后面的追兵像是护送他一样，眼睁睁地看着他逃掉。
但是，三年后，一直吃败仗的朱棣突然率军直插南京，最终攻下南京城，建文帝不知下落，成为历史之谜。朱棣为什么会有如此行动，而且一击必中呢？
原因很简单，有人告密。
告密者是建文帝身边的宦官，因为犯了过错，被建文帝赶出了宫。这个太监越想越生气，就北上见到了朱棣，告密说，现在南京城无兵，所有的兵都在北面与你正面对抗呢。
朱棣大喜，这才下定决心，率兵南下，最终，夺取了空虚的南京城。可想而知，如果不是宦官的告密，朱棣即使有天大的胆子和无上的智谋，也不可能兵行险着，跑到建文帝的老家来送死。可以说，朱棣是靠告密得到了天下。
事实上，朱棣在逼进南京的途中还不是很有信心，但一路上，从建文帝宫中跑出的无数宦官都向他“倾诉”南京城里的秘密。这些人之忠心让朱棣很是感动，在攻进南京，即位后，对这些人的赏赐非常丰厚。建文帝刚登基时，疑心朱棣要反。于是就派人去燕地窥探朱棣。宦官徐增寿立即给朱棣送信，告诉他了一切。朱棣在接见建文帝的使者后，因为有所准备，再加上施以重贿，所以，这些使者回到宫中只是报告朱棣并无谋反迹象。
建文帝还是不放心，就问徐增寿：“燕王真的不会反？”
徐增寿立即跪下，回道：“燕王是先帝的儿子，您的叔叔，已经富贵如此，怎么可能反？”到朱棣造反后，徐增寿不停地将情报输送给朱棣，后来则把南京城空虚的情况也送给了朱棣。建文帝发觉后，朱棣已经来到了南京城下。建文帝大怒之下，将这个告密者砍了。朱棣进入南京城后，特意命人找到徐增寿的尸体，趴到上面嚎啕大哭。还有一个宦官叫王宁的，也是告密者，被建文帝发现后，捉拿进监狱最后处死，朱棣即位后，居然称王宁忠于国家，正直不阿，封了他一个永春侯。试问这种待遇，历史上有几个告密者可以享受到？
朱棣对告密者不薄，当然是他以告密者起家的缘故。所以在成为皇帝后，就更加强特务侦缉，因为他感觉到，靠特务来巩固自己的统治是最英明的决断。
众所周知，朱棣的这个皇位来得名不正言不顺，即使他自己没有这个认识，也有人会提醒他。为了让天下闭嘴，特别严申禁止“诽谤”，除了那些固定的特务外，他还特约一些人来告密，同时鼓励天下人互相告密，民间告密之风大盛，自然就会引发挟仇诬陷的事。
有个叫丁玉的朝廷官员见到乡里人举行民俗聚会，就告发说他们聚众闹事，在那个风气下，上级官员也不查，立即将十多人抓捕，判死刑。朱棣听说有这样一个官员后，立即提拔。朝廷之上，官员们只要稍有过失，就会被此人听到，结果可想而知，轻则几顿板子，重则丧了性命。
但即使是这样，朱棣还是觉得告密者不多，所以又创立东厂，于是，特务遍布京城内外，上至太子亲王、公主驸马，下至普通官吏、平民百姓，都处于特务们的严密监视之下。即使是特务自己，也都在其他特务的监督之中。据史载，朝野内外均以刺探臣民隐私为乐事，“以故事无大小，天子皆得闻之。家人米盐猥事，宫中或传为笑谑，上下惴惴无不畏打事件者”。
不过，这位靠告密起家的皇帝和乃父朱元璋一样，也很有手腕控制那些特务。一旦告密风行，皇帝就必须要用到一些酷吏，武则天时代就是一个明证。朱棣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酷吏横行的时代。纪纲、陈瑛、郑赐，都成为中国历史中并不逊色于索元礼那样的酷吏的典型。尤其是纪纲，很得朱棣的欢喜，这个人派出无数特务到各地去侦缉，诈财诬陷，无恶不作。曾通过告密诬陷了很多人。此人还有一手，让人牙根直痒。一次，朱棣下旨要杀掉一位大臣。纪纲就跑到那位大臣家，对他说，只要你能拿出些钱财来，我自会到皇帝处给你求情。这位大臣先拿出一点，纪纲觉得不够，接着拿，直到纪纲认为实在没有什么钱财可以榨取了，然后放下一句话，走了。他刚走，那位大臣还在等好消息，锦衣卫就上了门，将大臣立斩于市。这种连死人钱都赚的人，简直是禽兽不如。
纪纲的告密范围相当广泛，王公大臣自然不在话下，即使是百姓买卖货物都在其侦察之内。纪纲就曾向朱棣上告过这样一件事：有一百姓与外国人交谈多时，可能不轨。朱棣就拿来人问，结果那人回答，只是希望用我的货物换他一点吃的罢了。
朱棣想想也觉得可笑，但他又不好斥责纪纲，因为一旦说了不该说的话，就会让告密者无所适从，不知道什么该报什么不该报了。无论是在告密方面出力最多的纪纲还是陈瑛，最后都被朱棣杀掉，和武则天当年杀掉那三位酷吏是个样子，但却不是一种心态。朱棣一生都没有废除过特务，他杀掉一个，就会再找一个顶上来。
因为特务除了告密之外，还有别的用处。明太祖的驸马梅殷按亲情应该是朱棣的妹夫。朱元璋死时，梅殷是托孤大臣之一。后来虽然勉强投降了朱棣，然而内心却并不服气，时时口出怨言。朱棣有那么多告密者，当然知道这个妹夫在背地里都说了自己些什么。于是，他决定报复。永乐元年十月的一天，梅殷早晨上朝时，居然死了。死因是走在金水桥上时突然被人推了下去，他又不善游泳，所以就活活被淹死了。他的老婆宁国公主自然不让，抓住朱棣的衣服袖子大哭大闹，朱棣只好假装命人严查，最后“查出”两名锦衣卫军官推的梅殷，朱棣下令将二人处死。两人临死前，很不满意，大喊：“此上命也，奈何杀臣！”
朱棣急忙命金瓜武士击碎二人牙齿，推出斩了，然后以隆重的礼节厚葬驸马，亲自致哀。满朝大臣和朱棣当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但仪式却进行得很规矩，大家表情都非常沉痛。朱棣险些就哭出声来。
无论是朱元璋还是朱棣，二人都对告密这一卑劣行径深喜不疑。朱元璋设置锦衣卫，朱棣设置东厂，俨然是把告密行为当作了国家事务的一部分。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随着极权制度发展到明代（朱元璋自“胡案”后废掉宰相，将政府事务与皇家事务统统集中到自己手中，终明一代，没有设置过宰相），已经日趋完善。一但集权，皇帝要做的事和要知道的事就会增多，所以，告密文化这种极端阴暗刻酷的政治手段，也就受到了当政者的鼓励而在广大的社会范围内蔓延开来。不过，与朱棣的鼓励告密所不同的是，朱元璋在这方面还是有可圈可点的地方的。他曾做过这样的规定：全国的子民都可以持他所编辑的《大诰》赴京告奸，即直接向他本人举报揭发各地的官吏的违法乱纪行为。虽然这种“监督”的最终裁判权是在朱元璋手里，可无可否认，它的确是强调了小民对官吏的监督权。如果在上者是清明的，比如朱元璋这样的皇帝，那么，这种权力在小民手中就非常实惠。
所以，整个明朝为什么告密长久不衰，原因之一就是，开国帝王已经建立了一套制度性的法理，比如使告密成为国家化和鼓励百姓前来告奸，由此而育成了相当一部分国民对之趋同的心理。而后续的皇帝们又把这当成一种祖宗家法，继承并不断完善。所以，直到崇祯皇帝上吊前，他的案桌上还有没来得及看的各类告密文件。
告密的极致
明朝历代帝王对告密的鼓励与利用，对特务的重视与激励，就无可避免地催生出许多特务头子来。太祖与成祖时代，由于二人均有手腕与魄力，能牢牢控制一些野心的特务，所以，他们并没有出头之日。而一旦帝王的手腕与魄力锐减，或者干脆是置之不理，那么，就会出现一些特务中的极品。明朝历史上，刘谨、王振、曹吉祥、汪直都是以特务身份而成为某个时期炙手可热的人物，在这里，当属天启时期的魏忠贤最为显眼。
魏忠贤本是个地方上的无赖，因为欠人赌资所以被迫进宫当了太监，他进宫那年已经二十一岁，这样一个年纪还是只是一个小太监，让他非常不舒服。后来，他使用各种手段逐渐地攀上了当时司礼太监王安名下的魏朝。过不久，他由魏朝推荐入选为朱由校生母王才人的典膳太监。王才人死后，他又被派到李选侍那里当近侍太监。最后，跟在了后来的天启帝朱由校身边。朱由校登基后，就把他为司礼监秉笔太监兼掌东厂太监。这是非常高的职位，因为司礼太监是有权力替皇帝批阅公文的，而朱由校又常常喜欢当木匠，所以，魏忠贤俨然就成了皇帝的代表。
天启二年，魏忠贤把宫中最大的太监王安排挤掉，开始了他的专权生涯。在皇宫内，他有人，就是那个皇帝的奶妈客氏，还有心腹太监王体乾、李朝钦等三十余人。在朝堂上，围过来的人逐渐组成了一个被后人称为“阉党”的组织：以文臣崔呈秀为首的“五虎”；以武臣田尔耕领导的“五彪”，还有“十狗”，这帮人都聚集在魏忠贤这个变了质的狗屎周围开始作恶。苍蝇聚集到最后，从内阁到六部，再到四方总督、巡抚，都是魏忠贤的人。
魏忠贤的权力如此之大，自然会受到朝臣的不满，于是，所有正直的朝臣都联合起来向他展开攻击。魏忠贤也是来者不拒。
他也开始跟自己的走狗制定计划进行对异己势力的打击。首先就是给那些异己分子正名。先是给他们开列名单，括入百余人，称为邪党，而将阉党六十余人列为正人，以此作为黜陟的根据。魏党一伙的给事中阮大铖博学多才，对市井小说《水浒传》的造诣相当的高。于是，他给魏忠贤作一《点将录》，以《水浒传》中的聚义领袖的名号排东林党人，如天罡星三十六人：托塔天王李三才、及时雨叶向高、浪子钱谦益、圣手书生文震孟、白面郎君郑郧、霹雳火惠世扬、鼓上蚤汪文言、大刀杨涟、智多星缨昌期等；地煞星七十二人，有神机军师顾大章、青面兽左光斗、金眼彪魏大中、旱地忽律游士任等。
据说，魏忠贤看完这份黑名单后，大喜，连忙拿给朱由校看。朱由校看了半天，觉得很压韵，但不知道什么意思。魏忠贤就指着“托塔天王李三才”给他讲述了一遍晁盖这个乡村恶霸搬石头的故事，朱由校听完，击节赞赏道：“勇哉！”
是勇！魏忠贤也这么觉得，所以，他的第二步就是向异己分子开刀，当然，如何开刀，自然就要与告密有所联系了。他指使人四处侦察，并且以各种告密内容为根据，对异己分子进行打击。他最先清洗的就是内阁、六部和都察院等朝廷重要部门，先是通过告密把首辅叶向高驱逐出去，之后，吏部尚书赵南星与左都御史高攀龙同一天被免职，而接替这二人职位的理所当然是魏忠贤的人。排挤走了内阁、六部中的异己分子之后，魏忠贤把枪口对准了杨涟。和杨涟一起的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顾大章六个人身受酷刑，最后以受贿罪或杀或流放。此次事件被称为“六君子事件”，被影响到的朝中臣子达三百余人，或是被革职或是被杀。聪明一点的就只好告老还乡将那些人清走后，然后补缺、安插上自己的亲信。大批朝中正直之士全被清除，但这并没有吓倒某些正直之士，吏部稽勋主事周顺昌就是其中的一位。
天启五年，都御史魏大中被东厂特务押着路过苏州，周顺昌在苏州城门为魏御史送行，还跟在一起住了三天，又答应把自己的女儿嫁给魏大中的孙子。押解魏大中的特务多次要魏大中上路，周顺昌大怒道：“回去告诉魏忠贤，就说我瞧他十分不顺眼。阉人！”他骂得真是痛快淋漓，但当他骂完以后，就发现魏忠贤迫害的朝中大臣太多了。当他与魏大中把酒痛饮之时，朝中与魏忠贤作对的大臣已经所剩无几。包括他自己，也在第二年被魏忠贤杀掉。
对内，魏忠贤破坏朝政，而对外，守辽大将熊廷弼也被人“告发”最后冤枉致死，脑袋砍下来后在明朝九边重镇转了一圈。
魏忠贤通过鼓励手下人的告密而诛杀了大批异己者，那个时代是属于特务时代，更是魏忠贤的时代。这个老特务对告密的运用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曾经有四个人在一密室里饮酒，其中一人大骂魏忠贤擅权祸国，其他三人都劝他不要说，因为到处都是特务。但此人认为这是私家之地，特务们即使遍布天下，也不可能来偷听普通百姓的谈话。但他错了，宴席还没有结束，他们已经被特务捉走，最后被处死。而那三位因为“阻止”有功，被赏了大把银子。
这虽然是一件小事，但它透露出来的信息却是重大的，这说明魏忠贤的特务组织可能要比朱元璋时代还要强大以及无微不至。
但他的末日在天启帝死后，就到来了。崇祯皇帝上台后，魏忠贤似乎还没有感觉到危险的到来。在他看来，首先，天启帝有遗嘱，让崇祯好好对待他魏忠贤。其次，魏忠贤丝毫看不出崇祯皇帝是个能干的皇帝，依他之见，崇祯很可能跟天启皇帝一样，也是一个什么事都不管不问的人。他派出了大批特务在崇祯身边，了解他的一举一动。崇祯皇帝当然知道，身边有告密者，所以，他必须要表面上稳住魏忠贤。
而魏忠贤通过各种情报也得知，崇祯皇帝的确没有想搞自己的打算。但平静是可怕的，所以，他决定试探一下崇祯。首先，他向崇祯奉上四位倾国倾城的美女。崇祯全部笑纳了，但却仔细地将四名女子都搜了身。结果，四名女子的裙带顶端都系着一颗细小的药丸，宫中称为“迷魂香”，实际上是一种能自然挥发的春药。告密者把这一消息告诉了魏忠贤，魏忠贤又施二计，他找了一个小太监坐在宫中的复壁内，手中持“迷魂香”，使室中自然氤氲着一种奇异的幽香，闻这种香时间长了，人就会欲火焚身。但崇祯看到了那个小太监，又让他把“谜魂香”熄灭了。
既然美色无法打动思宗，魏忠贤一怒之下干脆采用更赤裸的试探方式。他让手下人上疏称颂自己的伟大功绩，当这些所谓的功绩放到面前的时候，崇祯读起来都感觉肉麻，并且读着读着就笑出声来。
告密者把这件事告诉了魏忠贤，魏忠贤担惊受怕了许多天，终于最后，他向崇祯上了一道《久抱建祠之愧疏》，向皇帝请求停止为他建造生祠的活动。这一活动是一些无耻之徒在魏忠贤擅权时联合发起的，就是在各地给魏忠贤立雕象。
奏疏不久被批下来，崇祯皇帝说，如果建成的就放在那里吧，没有建的可不建。
魏忠贤以为这是好消息，想不到不久后，就有海盐县贡生钱嘉征上疏攻击魏忠贤十大罪状：一，并帝；二，蔑后；三，弄兵；四，无二祖列宗；五，克削藩封；六，无圣；七，滥爵；八，掩边攻；九，伤民财；十，亵名器。
崇祯终于找到了机会，叫来魏忠贤，命令太监当着魏忠贤的面宣读了钱嘉征的奏疏。然后先是罢官，最后又贬往明朝的中都凤阳祖陵司香。十一月初六日，在阜城县南关的旅舍中，亲兵散尽的魏忠贤孤零零地呆在旅馆里，听着旁边房间里一位书生的《桂枝儿》小曲。只听得“势去时衰，零落如飘草……似这般荒凉也，真个不如死”，魏忠贤在旅馆中绕房疾走，自缢而亡。
这位明朝历史上最大的特务头子魏忠贤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而有许多疑问却摆在了我们的面前，让我们无法对他的消亡感到痛快。
魏忠贤本是个无赖，进宫后得到天启帝的宠爱，居然步步高升，最后到了皇帝代表的地位，明朝虽然出过许多大太监，但却少有魏忠贤这样的人。这还要归结到明朝的政治制度上。如果说魏忠贤的发迹是靠自己的交际能力和手腕还有与天启帝私人关系的话，那么，其后来擅权五年，却无能能撼动其半分，功劳就全在特务政治上了。他完全是靠着大批特务和这些特务的告密而维持住了自己的地位。因为他掌握着东厂、锦衣卫。
还有个疑问，魏忠贤权势熏天，为什么不造反。答案是，他没有掌握军队，他以为自己只掌握了数十万特务就可以横行天下，事实上，明朝的中央集权使得皇帝有无上的权威，这一权威一旦实施，任何一个皇帝都可以把他拿下。
有一个传说是这样的，魏忠贤知道自己日后必将失败，所以就暗中养了一只骡子，这只骡子能日行七百里，以准备逃亡时用；暗中又养了一个相貌和自己极为相似的替身，以准备代他去死。这个传说的最后说，因为有了这两手准备，他在阜城尤家店居然逃脱了。
古人大都相信这种传说，但清人纪晓岚就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魏忠贤独揽政权多年，四处招摇，谁不认识他？他即使有那只骡子，即使跑得再快，难道还能跑到天上去？
纪晓岚并没有触到问题的实质，问题的实质就是，明朝特务机构就足以让任何被他们看中的人无法逃脱。魏忠贤即使真的有那个骡子和替身，或者说，纵然他有通天本事，也不可能逃过那些告密者的眼睛。
这或许就是他后来自杀的一个原因，明朝，犯了罪的人无路如何都逃避不了政府机构——特务组织——的法眼。
最后的表演
明朝到了崇祯时代，离灭亡只有咫尺之遥。崇祯皇帝虽然励精图治，奋发有为，却不能把祖宗已经折腾到跌入谷底的帝国拉上来，尤让人感到可笑的是，使得明朝衰落的一个重要因素——特务组织——却仍然被崇祯皇帝所使用，而且与他的前任相比，不但不逊色，反而青出于兰。
所以，虽然魏忠贤的时代过去了，但特务的威焰并没有因为他的死而消失。崇祯一朝，许多特务仍旧是炙手可热。这些人仍旧是通过告密、栽赃等手段对朝廷官员进行打击。而这些宦官们有时候告密的根由实在是可笑之极。
京城附近的任丘县令慧元是个喜欢开玩笑的官员，某次，一个宦官请他吃饭。酒足饭饱后，宦官就拿出自己多年来贪污的珍宝在慧元面前炫耀。慧元就开了个玩笑，他指着那些珍宝说，你的这些宝贝算了不什么，我有一大宝，要比你这些强多了。宦官急忙请教。慧元笑而不应。宦官来了兴趣，频频催问。慧元就笑着说：“我腰下有至宝也。”宦官一琢磨，顿时怒形于色。不久后，这位宦官就向崇祯皇帝打小报告，小报告的内容已不得而知，但大抵是京城附近的那些县令有罪云云，崇祯皇帝也不调查，将京城附近各县的县官全部革职查办。
相比而言，固安知县秦士奇就要比这几位知县倒霉了。他也是有意地得罪了某个宦官。得罪后，他没有当回事，某日在衙门正办事，突然就有特务上门，说是奉命搜查其家，认为他有贪污之嫌。秦士奇素来清廉，当然不会做贪赃之事，可这些人搜了只一会，就搜出了连秦士奇都不知道的七百两银子，秦士奇获罪，被发配边关。
对小县官如此，对百姓自然就不在话下了。崇祯刚诛杀魏忠贤不久，就有特务向上告密，说某些刁民诽谤朝廷，崇祯皇帝不加调查，宦官们就将那几个诽谤朝廷的刁民当场杀掉，毫无愧疚。
当然，这群以告密为生的特务其所面对的县官和平民自然是少数，与他们的利益有着直接关系的还是朝中大臣。
崇祯对东厂的上疏，倍加重视。一经上呈，四日内便下刑部拟处，刑部在十日内依原疏意见招奏，又四日内即会官处决。
户部尚书是主管国家财政的行政长官。崇祯元年，崇祯起用孙居相为户部右侍郎，随即，又授任为户都尚书，总督国库收放。孙居相办事负责，也颇有能力。但崇祯对他总是不放心。他派特务们去暗中伺探，可特务们进行了多次侦察后，发现无密可告。崇祯认为特务的工作还不到位，所以命令他们去私拆孙居相的来往信件。终于在某一天，特务们发现给事中杨时化给孙居相的一封信中，有“国事日非，邪氛益恶”等语，马上告密。崇祯立即下令逮孙居相下狱，削职发配边地。
由于朱由检把宦官作为心腹，利用厂，卫进行特务统治，所以，他自然不会允许臣子对宦官有不尊不敬之处。也不许人们对他的这些做法有任何非议。戎政尚书李邦华因为向上报告了一件可能触犯他们利益的事，他们就向崇祯告密，说李邦华的种种不是。崇祯皇帝依旧是不加调查，将李邦华驱逐出京。李邦华在出京之日，一大群特务居然对其动手动脚，将其衣服撕扯至烂，还对其妻女进行侮辱。
崇祯六年，内阁首辅周延儒被一个太监参劾而被罢官。事实上，周延儒并非是个好臣子，据历史记载说，他本是一个善于弄权的阴谋家。他是崇祯二年十二月入的内阁，由东阁大学士进为武英殿大学士，因善于阿谀奉承，讨好崇祯，所以官运亨通，升为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周延儒身为内阁首辅，却毫无政绩，所以有很多人都对其进行了严厉的弹劾，但崇祯皇帝却置之不理。可是，当宣府阅视太监王坤参劾周延儒的本章一出，崇祯皇帝就大发雷霆，拿周延儒问罪。
原本弹劾周延儒的官员这个时候突然站到了周延儒一边，他们认为，周延儒当然有罪过，但也轮不到太监来弹劾。给事中傅朝佑按照祖宗成法认为崇祯这样处理问题相当错误。他说：“太监不应直接劾奏阁臣。纵然阎臣有过当参，朝廷耳目之司中，并非无人。”右副都御史王志道紧跟其后，他认为：“近来内臣参劾，几于手携皇纲。致使堂堂辅臣始终不敢一问，以至身被弹击。狁忍辱不敢声言”。
崇祯皇帝这个时候既气愤又疑惑，他对这些臣子恼怒：“你们当初弹劾周延儒，我不理，你们满脸的不高兴；现在我要治周延儒的罪，你们又不高兴，你们是何居心？”还没有等他们继续解释，崇祯就严厉斥责道：“（况且）遣用内臣，原非得已，屡有谕旨，极是明白，如何又有这一番议论？”王志道觉得这是混帐话，就顶嘴：“王坤直劾辅臣，举朝惶惶。朝臣都为国家纪纲法度而担忧。臣所痛惜的是我祖宗成法，并不是诸臣”。崇祯听罢，憋得满脸通红，一拍桌子，大骂道：“你们这些人不为国家大计建言，乃借王坤之上疏，要挟朝廷，实为阴险狡猾的巧佞！”遂喝令左右，撵王志道出宫，降旨将周延儒罢官削籍。
从这件事上就可以看到，崇祯皇帝对特务是非常信任并大力支持的。人人都知道特务可以通过一种卑鄙的手段——告密——来对不附和他们的人进行打击报复，而且命中率是百分之百。所以，在这种权势的威慑下，许多无骨气的人纷纷将自尊出卖给了特务。有个恬不知耻的官员去参加一位宦官老娘的生日，进门后发现宦官站立其母侧，这位官员立即转身对众官员说道：“太太年老，不能行礼，小弟代为答拜，”说完就跟众人跪下了。众人来不及错愕，也都纷纷跪下还礼。
崇祯皇帝不但鼓励这些告密者在京城中四处惹事，而且还向军队派遣他们，让他们随时告密。早在崇祯即位初，也就崇祯元年，崇祯皇帝就派出了特务到军中。宣府巡按李养冲曾就此事向崇祯汇报过，这位官员认为，军中特务太多，东厂有之、锦衣卫有之，所以“旗帜杂乱”，瞎指挥，乱告密，他建议崇祯皇帝撤消这些特务，以免延误军机。崇祯皇帝当时就冷笑，拿给大学士们看，说，祖宗设立厂卫，到我这里，难道还撤了不成？岂有此理。
李养冲的善意提醒不但没有让崇祯打消向军中派遣特务的念头，而且让他变本加厉。崇祯二年（1629）十二月，他名义上派出乾清官太监王应朝监视京城军队，派太监冯元升前去核实军队人数，然后让户部根据冯元升所报数目下发军饷。又派太监吕直代表圣上前去慰问守城将士。实质上，这些人全是奉旨告密分子。
崇祯四年十月，崇祯又把废除的太监监军制度重新确立，选派了一大批亲信太监到各地监视军队。派往边镇的叫监视，派往内地的叫监军，并给了他们“生杀予夺”的大权。极大这些人的一大特权就是可以随时向皇上直接密奏。除了这些阳光下的特务外，崇祯还暗中派了一些特务到军队中专门去伺探，这些特务刺探的目标不仅有军队，还有那些监军。明朝的特务监视特务，由此导致的“狗咬狗”是非常平常的一件事。
大特务头子薛国观在崇祯十一年六月被任命为礼部尚书。第二年，又被任命为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晋为少保、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权势熏天。某日，崇祯召见群臣议事，在谈到官吏贪污一事时。这个宦官发表意见说：“如果厂、卫的人得力，官吏岂敢如此？”他的意思是说，特务们对官员的监视与告密的工作做得还不够好。崇祯皇帝肯定喜欢听这样的话，但当时在场的东厂负责人王德化就不爱听了。散会后，王德化心想，你小子不是觉得我们办事未尽力吗，我就在你身上验证给你看，看我们是多么地尽力。从这之后，王德化派出大批人，专门监视薛国观身上，又派出一伙特务四处搜集国观的材料。最终，被他发现了薛国观有受贿之事，立刻告密，大讲国观的坏话。崇祯根据王德化的奏报，于崇祯十三年六月，传旨将薛国观罢官。但王德化想痛打落水狗，再派特务对国观严密监视，看到国观离京回家时，车上满载财物，就再次告密，一面抓住受贿之事不放，把它提交五府，九卿，科，道议处，并以其受贿有据，又派人前去缉拿。薛国观也是圈里人，自然知道，后果是什么，最后只好悬梁自尽了。
崇祯一朝，外有清军，内有李自成，军费超高。为了控制国家财政，崇祯皇帝派出太监张彝宪去监督户、工二部的钱粮收支，并特意授给彝宪与总督相同的地位和权力，专门为张彝宪设立一个名叫“户工总理”的衙门，这个衙门权力之大，已经位居户部与工部二尚书之上，时人曾给了张彝宪“堂公婆婆”的称号。这位“堂公婆婆”嚣张跋扈，已经用不到向崇祯告密了，他自己就完全可以处理一切他认为不妥的事。自然，无组织无纪律的他让大家很不高兴。崇祯五年，工部侍郎高弘图对“堂公婆婆”张彝宪盛气凌人的做法上琉陈述：“臣部有公署。议事时，尚书中坐，侍郎旁列。这是本朝多年实行的礼法。今内臣张彝宪奉诏总理两部，居高临下，端坐尚书之上，岂不是辱朝廷而亵国体吗？”疏中还给崇祯做知识普及：“所谓总理公署，应诏令别建。如设于臣部，宜归之臣部。这样，岂不名正言顺而内外有别吗？”崇祯皇帝明知高弘图所说的有理，但他认为，这种理由与特务比起来，还不充分，所以，就将高弘图革职。但他并不寂寞，因为不久后，工部主事金铉，南京礼部主事周镳也因疏论宦官监视的弊病而遭到崇祯皇帝的革职。
但是，崇祯皇帝所做的这一切，都不能狼心狗肺的特务们死心塌地。在李自成兵临城下之时，许多特务居然主动向李自成伸出了手。
大太监杜勋在山西大同做监军，李自成攻大同时，他就主动开城门迎了李自成进城，并且和李自成来到北京城下，然后他进了北京城，劝说崇祯皇帝让位，因为“贼势甚众”。崇祯皇帝这个时候居然没有杀他，而是把他放回，并且还说容自己考虑。
李自成下令进攻北京城的时候，因为当时北京城的军队都在特务们的监督下，这些人居然让士兵手持白玉杖，外面涂上红色，两头用铁环扣之。敲击地面铿然有生，但这种木头只要一与李自成军开战，就必折。当崇祯皇帝苦求这些特务拿出守城之策的时候，这些人居然幸灾乐祸，说，那些文武大臣平日说我们的不是，到今天这个地步，应该让他们来想办法。我们哪里有办法。
崇祯皇帝绝望之下，居然想下令密葬魏忠贤，以图唤起宦官们的报国之心，但是特务们给他只是“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十个大字。
李自成进入北京后，粗略一算，宫中太监居然有十万之众，在下令将他们驱逐出北京城的那天，所有京城百姓全都站在城门口，用石头欢送他们。特务们的队伍绵延不绝，长达数里。
崇祯皇帝虽然有各种各样的毛病，但其在帝国末期还仍旧重用特务，鼓励告密，是其灭亡的一个主要原因。而明朝的告密史自他于煤山上吊后也就宣告了结束。
这个帝国的告密史足足跟着帝国书写了两百多年，期间虽然有波折，但主线却永远都在，那就是，告密者已经成为国家机器的一个小零件，他们是奉旨告密。而大明帝国的历史也在告密史的终结后划上了一个句号。
最后，我们不得问这样一个问题：崇祯皇帝上台后立即处死了特务头子魏忠贤，给很多人的感觉是，这位皇帝英明神武，不会再重用卑鄙的告密者。那么，为什么他没有废掉特务组织，而且还变本加厉了呢？
首先，魏忠贤虽然死了，但其余党还在。崇祯皇帝对这些人是极大不放心的，所以，他必须要重新任用一些特务来监视魏忠贤的余党，那么，特务组织不但不能撤除，而且还要重新优化。其次，特务机构已经成为明朝政治的一部分，即使是在明朝历史上最清明的宣宗时代，特务机构也未被撤消。用崇祯的话而言，这是祖宗遗留下来的政治财产，绝不能违背祖宗成法。这大概就是中国告密史在明朝的一个最大特点：告密不但法律化、制度化，而且告密的机构已经凌驾于六部之上，成为政府的一个最重要的部门。从这一点而言，所明朝是一个告密帝国，一点都不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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