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变真相
对于大清帝国而言，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是个很不平凡的日子，这一天，光绪皇帝下“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至少在今天来看，所谓的变法只是光绪皇帝的新派人士向以慈禧为首的老人们进行得革命。仅在三个月后，两派人物就已经形成水火不相容之势。在这个月的十九日，光绪皇帝将阻挠上书的礼部尚书怀塔布等六堂官革职，第二天，就命杨锐、谭嗣同、刘光第、林旭为四品衔军机章京参与新政。
老人们大为惊慌，在他们三个多月的观察下所得出的结论，光绪皇帝的确是想革了他们的命。最感到震惊的是慈禧太后，他在当天就于颐和园中召见怀塔布，详询本末，然后令他与内府大臣立山本月的二十二日赴天津见直隶总督荣禄商量太后训政之事。等于说，慈禧太后要把十年前交给光绪皇帝的权力夺回来。
慈禧太后这面在做准备，光绪皇帝那边自然也没有闲着。变法核心人物康有为与谭嗣同建议光绪帝开懋勤殿，令维新人士入值其中、讨论政事。大清一朝，康熙、乾隆、咸丰三朝均曾在懋勤殿召对九卿科道。光绪皇帝是希图以借开懋勤殿引入新人由此摆脱慈禧的控制。
但是就在本月的二十九日，光绪皇帝赴颐和园向慈禧请示此事，却遭到慈禧的严厉斥责。这次严厉斥责的内容已不得而知。但就在第二天，光绪皇帝召见杨锐，交给他一道密诏给那些变法派人士，诏书中这样写道：“近来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荒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用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朕亦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其与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等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再行办理。朕实不胜紧急翘盼之至。”
从密诏的内容来看，光绪皇帝已经感到了当下形势的危急，而这一危急可能导致他的皇位不保。仔细读这道密诏，就会发现，光绪皇帝认为引起危机的直接原因就是他欲开懋勤殿。在那次会面中，慈禧不但没有同意他的要求，还对他进行了威吓。
此时光绪帝进一步感到自己和维新党人处境危险，所以又发出两道谕旨，一为明谕，一为密诏，令康有为迅速出京赴上海督办官报。康有为不过一总理衙门章京，督办官报也是小差事，但光绪帝却发出一道明谕促行，并且还特别申明仅召见过康有为一次。密诏则要康有为“迅速外出，不可迟延”这两道诏书说明形势更危险了。
但真正让光绪皇帝陷入危机的还不仅仅是开懋勤殿的请求，还有康有位一党的徐致靖在这个月的二十六日所上的一道奏疏。这道奏疏的基本内容就是召见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军的袁世凯进京面圣。
天津小站新军是北洋三军之一，并且是三军中最精锐的一支。慈禧对北洋军和京畿的防务非常重视，即使是在光绪十五年二月初三日（1889年3月4日）归政以后仍继续控制着军权，特别是在光绪皇帝开始变法后，慈禧对军队的动向始终密切注意。光绪二十四年的四月二十七日，光绪皇帝下令变法的第四天，慈禧太后就命令亲信荣禄接替王文韶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统领北洋三军。随后又任命亲信崇礼为步军统领，亲信怀塔布掌管圆明园八旗、包衣三旗及鸟枪营，刚毅掌管键锐营。在经过这一番布置后，慈禧太后已经牢牢掌控了京城地区的防务，相比之下，光绪帝没有一个可以信赖的军队首领。
变法派人士之所以要让袁世凯进京，是因为在该年的七月下旬，有谣言说慈禧将利用九月在天津阅兵的机会拿下光绪皇帝。身为变法派中坚人物的康有为在听到这个谣言后非常着急，于是，他决定向始终跟变法派人士有来往的袁世凯伸去求救之手。他希望这位半个变法派人士能在关键时刻保护光绪皇帝。于是，在康有为的授意下，徐致靖上了那道奏折。
事实上，光绪皇帝这个时候并非是傀儡皇帝，自慈禧太后完全归政后，朝中大多政事都由光绪皇帝处理，虽然经常向慈禧请示，但大多都是办理后才向其报告。所以，奏折一出，光绪皇帝立即给予批示，“电知荣禄，袁世凯即行来京陛见”，由军机“缮稿递上，发下，由堂封交总署”，然后才由军机大臣将该奏折呈给慈禧阅览。
慈禧看到这道奏折时的反应可想而知，即使是变法派人士也深为震惊。变法派人士王照慌忙找到徐致靖，问他请召袁世凯的理由。徐这个时候的回答是：“我请召袁为御外侮也。”王照觉得可笑，因为没有外侮，而可怕的是：“虽如此，太后岂不惊？”徐致靖这才感到事情的严重，连忙见康有为，将事情一说，康有为立即去见光绪皇帝，建议光绪皇帝命袁世凯驻河南归德府以镇压土匪，希望以此来掩饰召袁入京之计。该年的八月初一日，光绪皇帝在颐和园召见已经进京的袁世凯，然后发出一道谕旨：“现在练兵紧要，直隶按察使袁世凯办事勤奋，校练认真，着开缺以侍郎候补，责成专办练兵事务，所有应办事宜着随时具奏。”
无疑，这等于是把袁世凯从他的上司荣禄手中解放了出来，袁世凯日后只需要直接对他负责即可。荣禄听到这个消息后，自然是惊异不已，他立即调动军队，以防有变。而军队一旦调动起来，就必须要有个结果。慈禧太后对光绪皇帝召见袁世凯，又将其脱离了荣禄的控制大为震怒。
先有开懋勤殿一事，接着又是袁世凯事件，又听得慈禧太后正在调动军队，已感到危机临头的光绪皇帝在发出那道密诏后，于八月初二日，再发一道诏书，他让康有为离开京城到上海去办报纸。康有为后来回忆说：“初二日明诏促我出京，于是国人骇悚，知祸作矣。以向例非大事不明降谕旨，有要事由军机大臣面传谕旨而已。至逗留促行一事，非将帅统分逼挠，无明降谕旨之理。况吾为微官，报亦小事，何值得明发上谕？”在得到那道诏书后，康有为并没有走，而是与变法派人士密商如何救光绪皇帝。
不过，这个时候解救光绪皇帝似乎言之过早。因为慈禧还没有训政，这位老女人如果仅以母亲的身份的出现，无论如何都不能把光绪皇帝怎样。但形势却似乎非要把光绪皇帝一干人等推进深渊。
一个叫杨崇伊的御史在这个时候突然跳了出来，通过庆亲王奕劻向慈禧太后密上了一道“吁恳太后训政”折，这一天是该年的八月初四上午。递密折的经过在时人笔下是这样的：“杨崇伊为御史，值戊戌新政，密草一疏，请太后训政。面谒庆亲王，求代奏。庆王有难色，崇伊曰：‘王爷不代奏亦可，但这并非御史的意思。’佛衣便行，庆王急拉之回，曰：‘我与你代奏，但你必须同去。’崇伊曰：‘那是自然。’遂同至颐和园。庆王命崇伊俟于外，独自入对，递上崇伊折。太后阅毕大怒，曰：‘这是国家大事，杨崇伊小臣，安敢妄言？须严办。’庆王叩头。太后徐曰：‘这是国家大事，你们都是近支亲王，也应商量商量。你的意下如何？’庆王唯唯。太后曰：‘既是你们意见相同，我今日便回宫。’庆王退下，谓崇伊曰：‘事情完了，你去罢。’”
杨崇伊这人的才学多寡不得而知，但其在密折中所言的四项慈禧必须要训政的理由却足以打动慈禧太后。
第一条理由是：“自东瀛发难，革员文廷式等昌言用兵，遂致割地偿款。兵祸甫息，文廷式假托忠愤，与工部主事康有为等号召浮薄，创立南北强学会，幸先后奉旨封禁革逐，未见其害。乃文廷式不思悔过，又创大同学会，外奉广东叛民孙文为主，内奉康有为为主，得黄遵宪、陈三立标榜之力，先在湖南省城开讲，抚臣陈宝箴倾信崇奉，专以讪谤朝廷为事，湘民莫不痛恨。”
作为珍妃和瑾妃的老师，文廷式始终是慈禧最为痛恨的人之一，杨崇伊先从文廷式入手，并且将其与康有为、孙中山联系起来，把他们说成是一个叛乱团伙，实在是说中了慈禧的心事与恨事。
第二条理由：“今春会试，公车骈集，康有为偕其弟康广仁及梁启超来京讲学，将以煽动天下之士心。不知何缘，引入内廷。”在清代，一般臣子出入内廷是大逆不道之罪。
第三条理由：“两月以来变更成法，斥逐老成，藉口言路之开，以位置党羽。”这的确是事实，所有的慈禧太后一派都是这样认为的。
第四条理由：“风闻东洋故相依藤博文即日到京，将专政柄。臣虽得自传闻，然近来传闻之言，其应如响。依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当时的日本人伊藤博文在中国变法派人士中的影响很大，这些人在日本时受到了此人的热烈支持。他欲来中国的消息传播开来后，大部分变法派人士都对他寄于厚望。慈禧太后一伙很不希望变法派与伊藤搭上关系，更不希望光绪重用伊藤“将专政柄”。
所以，当慈禧太后于八月初四日傍晚回到紫禁城中，在初五光绪皇帝接见伊藤时，慈禧太后就在帘后监视。当然，这不仅仅是慈禧太后的主要目的，她匆忙回宫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准备训政。在初四晚上回到宫中时，光绪皇帝很是惊慌，为了安抚光绪皇帝，慈禧太后诈称自己将在初六日回颐和园。
可初六日这天，事情已经完全失控。光绪帝刚在中和殿看阅览完礼部拟祀社稷坛秋祭文，《清史记事本末》这样记道：光绪帝阅毕出殿，即有侍卫、太监来，称奉太后命，将其引到太后处，太后责之曰：“汝之变法维新，本予所许，但不料汝昏昧糊涂，胆大妄为，一至于此。汝自五岁入宫，继立为帝，抚养成人，以至归政，予何负于汝？而汝无福承受大业，听人播弄，如木偶然。朝中亲贵重臣，无一爱戴汝者，皆请予训政，汉大臣中虽一、二阿顺汝者，予自有法治之。”这段训斥完毕，慈禧太后就宣布训政，同日，光绪帝发布“吁恳训政”诏，称：“恭溯同治年间以来……慈禧太后两次垂帘听政，办理朝政，宏济时艰，无不尽美尽善。因念社稷为重，再三吁恳慈恩训政，仰蒙俯如所请，此乃天下臣民之福。由今日始，在便殿办事。”诏书发布的同时，又有诏书发出，捉拿康有为及其弟康广仁。
中国历史上戊戌变法就这样宣告了结束。
这就是整个戊戌政变的过程，这里面似乎没有告密的内容。但是，先不要着急，如果没有告密内容，这场几乎改变了中国近代史的政变就没有那么使后人惊心动魄了。告密者叫袁世凯，就是那位被光绪皇帝抚慰了的，希图委以重任的大清帝国的军人。至少很多人都是这样认为的。
谁是告密者
政变发生后，就有传言，说是导致戊戌政变爆发的直接原因是袁世凯告密。第一条做这样记载的是民国时期费行简的《慈禧传信录》（现将关于袁世凯告密一事翻译如下）
八月初三日晚上，变法派人士谭嗣来到袁世凯临时住地法华寺劝说袁世凯勤王，袁世凯佯作答允。初五日，袁世凯在光绪皇帝让其回到天津后，立刻来到荣禄府中，说：奉帝手诏，令我把太后抓起来，把你荣禄杀掉。
荣禄惊慌，说：“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袁世凯道：“我这是特别来告诉您这件事情，以使您识破他们的奸谋，我们一起来保卫我们的太后啊！”
荣禄听了，极为感动，当即嘱咐袁世凯守天津，自己则乘火车微服入京，奔颐和园告之慈禧太后。
当时，慈禧太后已经躺在床上正准备睡觉，得知荣禄前来，召进内室，劈头就问：“是不是康有为等人谋变啦？”
荣禄回答：“是。”然后就把袁世凯告密的内容报告给了慈禧太后。
慈禧太后大为恼怒，连呼“小子负心！”立刻命驾还宫，令荣禄准备调动军队。
但是，费行简在说谎，或者说，费行简只是靠想象编织了袁世凯告密这样一个故事。据史料记载，袁世凯在该年八月初五日上午快要十二点的时候乘火车离京，到天津见到荣禄时已是下午六点了。曾评点过袁世凯函牍的史学家骆宝善曾对袁世凯见荣禄的时间作了细密考论：“京来火车下午三点钟到津，袁向荣禄表白、告密的急近心情是不言而谕的。但外界并不知情，他必须不显山不露水地应酬一切。袁以超擢兵侍返津，天津文武各级官员早已筹备了盛大的欢迎会。《国闻报》载所谓‘同城文武咸往迎迓，一时颇为热闹’。袁要端起官场仪态不慌不忙地出站，要同文武官员们行礼如仪，请皇上、太后圣安，然后入茶座同文武官员周旋、寒喧，报告陛见盛况，宣讲皇上圣德，然后告别，赴直督署。经查，天津火车站至直督署乘坐正式交通工具八抬大轿，大约近半小时路程。总算起来，袁从下火车至到达直署，确需两三个小时的时间。天津地区此时日落时刻为下午六点零八分。”
也就是说，如果荣禄不可能在晚上去北京告变。因为这个时间已经没有天津开往北京的火车了。告密是来不及的。
但非得有人把袁世凯推到告密台上，于是，有了另一种说法。这种说法认为荣禄是通过电报的方式告诉了慈禧太后。本年的八月十四日，日本驻天津领事给日本外相发了这样一份电报：“我从可靠方面获悉，中国皇帝突然被迫下野以及惩办康党，主要是因为皇帝在九月十九日（阴历八月初四日）接见袁世凯时，密令他从小站派4000名兵士到皇宫担任皇帝禁卫军。在袁世凯回小站的第二天，袁向后党分子直隶总督告密了，直隶总督立刻电奏慈禧太后，太后立即重新执政。”九天后，上海《申报》也不约而同地做了这样的报导：“先是本月初四日候补侍郎袁慰帅晋京陛见，康有为等曾奏请饬调新建陆军三千人，入京围颐和园，劫令皇太后改易服式，为天下倡，幸皇上天掸聪明，未为所惑，而慰帅微有所闻，即于初五日陛辞出京，密告荣中堂，电奏皇太后，宫寝得免震动。”
但从两份资料内容上就可以看到，袁世凯得知密谋的经过居然不同，显然都要归于错误中去。不过，他们说是荣禄通过电报的方式电奏慈禧这一点却是相同的。
在今天看来，电报不但合理而且很符合潮流，但在当时，荣禄却不可能采用这种方式。这跟当时北京城内电报房的普及有很大关系。在当时，北京中央各部门只有总理衙门和兵部设电报房，慈禧太后在颐和园，所以，如果电报发到这两个的其中一个地方后，就必须要有人来把它交给慈禧太后。那么，谁来完成这个任务呢，很可能是需要奕劻这样的王大臣转递。
奕劻时任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荣禄如果要发电报给他，应发往总理衙门。但总理衙门的保密制相当不完善，大臣张元济曾有过这样的一段记述：“有一天，我到总理衙门事务厅（即收发处）去，发现公文堆里有一封电报，签名的是俄皇尼古拉第二，电报是给光绪的。我觉得很奇怪，为甚么不由公使转呢？照例这样的电报应该立刻送给光绪的，但我一看，已经在事务厅里搁了二天……衙门里还有一个木橱，摆着和外国所订的条约。这样重要的文件竟不注意保存，任何人都可以开，都可以看。这种腐败的国家，那能不亡国？”所以，荣禄为了保密绝对不会通过总理衙门去告密。况且，这自然不符合当时的大臣们的习惯，虽然已经设有电报房，但很多人都是通过人来完成信息的传递的。
难道袁世凯真的没有告密？
或者说，袁世凯的告密并不是引起戊戌政变的根本原因？
袁世凯如是说
后人始终指责袁世凯是导致戊戌政变的告密者，那么，当事人袁世凯又是怎么说的呢？
袁世凯在后来曾补写过关于戊戌政变的一些事情叫《戊戌纪略》，许多年后，也就是1926年，曾是袁世凯的一名老部下把它发表在了《申报》上。
《戊戌纪略》在谈到那次沸沸扬扬的告密时，袁世凯这样写道：八月初五请（光绪皇帝）训后，“即赴车站，候达佑文观察同行。抵津，日已落，即诣院谒荣相，略述内情，并称皇上圣孝，实无他意，但有群小结党煽惑，谋危宗社，罪实在下，必须保全皇上，以安天下。语未竟，叶祖珪入坐，佑文亦来，外候至二鼓，不得间，只好先退晚餐，约以明早再造详谈。次早荣相枉顾，以详细情形备述，荣相失色，大呼冤曰：‘荣某若有丝毫犯上心，天必诛我，近来屡有人来津通告内情，但不及今谈之详。’予谓：‘此事与皇上毫无干涉，如累及上位，我惟有仰药而死耳。’筹商久之，迄无善策，荣相回署，复约佑文熟商。是晚荣相折简来招，杨莘伯在坐，出示训政之电，业已自内先发矣。”
如果《戊戌纪略》所言真属实，那么，袁世凯初五日那天晚上回到天津后仅向荣禄略述内情，而初六日早晨才备述详情。但袁世凯声称，皇帝对他有恩，荣禄也不想把光绪皇帝逼到死路上，所以初六日一天，二人都是在商量如何才能不牵涉到皇上，但商量了一天，也没有结果，直到晚上，他们也没有向慈禧太后汇报。但晚上时，那个上了请慈禧太后训政的杨崇伊就带来了太后训政的上谕。袁世凯这样说，只是想说明慈禧太后训政其后所导致的戊戌政变另有原因，并非因他袁世凯告密引起。
乍看起来，《戊戌纪略》纯粹是袁世凯在自说自话，因为变法派既然已经准备向慈禧太后动手，这样的大事已经属于谋逆，袁世凯与荣禄即使有天大的胆子也敢不立即汇报。但如果深究，还有一个解释可以相信袁世凯所言是事实。就在谭嗣同那夜访袁世凯希望他能勤王时，袁世凯很可能借故推脱，并且认为应该在慈禧太后九月份到天津阅兵时动手。谭嗣同很可能也认可了袁世凯的这一计划。所以，袁世凯与荣禄并不着急，因为离九月还有至少一个月的时间。
不过这一切都已经不重要，我们要探讨的是，袁世凯告密是否导致了戊戌政变的发生，而不是慈禧训政。袁世凯在《戊戌纪略》中已经说得相当明白，他的确向荣禄告密了。
但又有问题出来了，大清朝廷于八月初六日发布垂帘诏，同时发布了拿办“莠言乱政”的康有为及其弟康广仁，却没有夜访袁世凯的谭嗣同。也就是说，这个时候，袁世凯与荣禄在天津还没有向慈禧太后传递关于谭嗣同的信息。
初七日，杨崇伊乘11时20分的火车离津回京，带回了袁世凯的告密内容。慈禧大怒，第二天，就令步军统领衙门密拿谭嗣同等人。一个名叫魏允恭的京官回忆了当时的情形这样说道：“南海（康有为）系奉太后密旨拿问，密旨中有‘结党营私，紊乱朝政’八字。适隔晚赴津，闻有获住之说。博（康广仁）已交刑部审讯。今早五更又奉密旨拿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等四人。弟亲见步军统领监送登车，想已发交刑部。惟林旭尚未寻着，闻避往他处。此新政中至新者，其余外间传说纷纷不一……总之，昨日上谕有‘门禁森严’等语，则幼博等人入内办事之说不为无因。慈宫震怒，究不知何人传递消息？且近日严拿各人，旨意甚密，竟有先拿一人，余人均未知悉者，是以新政诸人咸怀股栗。”
初九日，正式发布捕拿谭嗣同的诏书，内称：“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均着先行革职，交步军统领衙门，拿解刑部治罪。”
初十日，慈禧太后命令荣禄即刻进京，其直隶总督职由袁世凯暂行代理。据袁世凯《戊戌纪略》所记，他在荣禄临走前与其相约：“誓以死保皇上”，且曰：“赵盾弑其君，并非赵盾，中堂世笃忠贞，现居要津，而皇上万一不安，天下后世，其谓中堂何？我亦世受国恩，倘上有不安，惟有以死报之。”荣禄给他的回答是：“此事在我与庆邸，决不至累及上位，勿虑也。良以慈圣祖母也，皇上父亲也，处祖母父亲之间，为子孙者惟有出死力以调和，至伦常之变，非子孙所忍言，非子孙所敢闻。”
袁世凯既然已经告密破坏了光绪皇帝的一切计划，为什么还要费劲反过来保护皇帝呢？袁世凯说皇帝对自己不错，事实上是个幌子。很有远见的袁世凯与荣禄之所以要保全光绪全是从大局着眼的。袁世凯对设法保住光绪皇帝是这样分析的：“当其谋乱之时，国之危机有三：倘其凶谋果逞，内忧外患一时并起，中原疆域立见瓜分，其危一也；设予稍露主（圭）角，该党必将害我，以其党代之，内有悍徒，外有劲旅，何堪设想？其危二；或者发泄后荣相不即入枢廷，善为调和，保全上位，各国必将藉口交讧，匪党挟以有辞，将至不可收拾，其危三。”
“各国必将藉口交讧”，这才是他最担心的事情。果然，慈禧太后训政才三天，上海方面就有人发来电报说：“近日洋报纷议，殊骇听闻，英尤虑俄惟所欲为，颇思先发。深宫举动似未可操之过急，以防彼族藉口干预内政。”
光绪皇帝之所以没有被立即处死，跟这份有着很大的关系，当然也就验证了袁世凯从大局着眼的判断力。
荣禄进京后，很可能说服了慈禧对皇帝不可操之过急，要慢慢来。而对那些变法派，荣禄可绝不发一点慈悲。他建议慈禧太后不需要对被捉起来的六个人进行审讯，应该立即诛杀。两天后，也就是该年的八月十三日，“戊戌六君子”被杀。第二天，清政府公布了康有为、谭嗣同等人“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的罪状。中国历史上最有名气的一次政变至此以流血的方式宣告了结束。
这件事情可以这样来阐述。袁世凯的确告了密。但他的告密是导致了戊戌六君子的被捉拿与被杀，而并非是导致了慈禧太后的夺回皇权。也就是说，即使没有袁世凯的告密，光绪皇帝同样会被已经在袁世凯告密之前就开始行动的慈禧拿下，变法派人士自然也不在话下。但由于袁世凯的告密，而直接导致的戊戌六君子的被杀却是一个意外。
许多年来，袁世凯被人骂得体无完肤，这次的告密事件当然是一个很好的靶子。我们不能为袁世凯翻案，因为他自己也承认自己告了密。但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在慈禧太后杀机顿现的时候，袁世凯的告密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调料，而绝对不是原材料。他所以能背了这样一个黑锅这么多年，全是因为刻板印象，人们不相信他是个好人，所以就相信所有的坏事——尤其是最为卑鄙的告密一事——就是他做的，也必须是他做的。
所以说，一个合格的告密者不仅要千方百计地偷窃来秘密，又煞费苦心地去找地方告，还要有一定的心理承受能力，否则，天下人的唾沫星子就能把告密者活活淹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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