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会是朝鲜人给的
袁世凯的发迹地点在朝鲜，这里有必要先介绍朝鲜的情况。
众所周知，朝鲜一直以来都是中国的藩国，朝鲜当时跟中国一样也是帝制，统治朝鲜的是李氏王朝。李氏王朝统治的时间非常长，1392年，那时中国还是明朝，朝鲜有个叫李成桂的大将，推翻高丽王朝。李成桂请朱元璋裁定一个国号，朱元璋认为朝鲜是古名，应当恢复这个称号。李成桂便将朝鲜定为国名。
李氏王朝建立后，世世代代奉中国为宗主国，遇到重要事情都要向中国政府请示，甚至于官员的任命都要首先经过中国政府的批准。所以，明清两朝，中国在朝鲜的权力是相当大的。
李氏王朝第二十五代国王李升死的时候，没有留下继承人，便找了皇室远亲李罡应的8岁儿子李熙继位。李罡应担任摄政王，是为大院君。7年之后，李熙已是15岁。摄政王李罡应便张罗着为儿子物色一个王妃，千挑万选之下，选择了闵氏大族的孤女闵慈英，也就是后来的闵妃。闵妃虽然出生于贵族之家，但自幼父母双亡，正是摄政王李罡应满意的人选，在他看来，这样就可以防止后族的势力干政。
闵妃比国王李熙大一岁，多说姐弟恋比较幸福，最开始这“姐弟俩”还真的挺恩爱的，李熙不懂朝政，但是闵妃可不是寻常女人。喜好权力的大院君，无疑很看不惯这个儿媳妇，因为这儿媳妇对权力的兴趣比自己还浓。
大院君也是个有雄才的人，不过他思想非常保守，当时正值西化时期，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国力大增，而朝鲜则相对落后。闵妃对于西洋的那一套很有好感。闵妃这女人从小饱尝生活的艰辛，对于世事看得比较透彻。她不仅关注西方的文化科技，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也烂熟于心。
她枕头底下经常压着一本《春秋左氏传》，她最大的业余爱好就是研究帝王之术。
闵妃虽然精明，但是和国王并未生下一儿半女。可恨的是，李熙和另外一个妃子生下了儿子，大院君和国王都是喜形于色。熟读中国史书的闵妃很清楚“母以子贵”的道理，她知道如果没有儿子，日后的宫廷斗争中自己肯定会失势，弄不好还会丧命，这在宫廷中是屡见不鲜的现象。
此时，闵妃知道，现在留给自己唯一的路就是夺权。她首先调动起自己的人马，将闵氏的子弟安插在政府的各个部门。闵妃还着力拉拢大院君的旧部下，并找到一些“舆论高手”数落大院君的不是。就这样，闵妃在不知不觉中纠集了一股庞大的反对势力。
1871年的时候，闵妃20岁的时候终于迎来一个儿子，当时她兴奋异常，政变可以省掉了。可惜，好景不长，这婴儿出生后几天大便不畅，大院君殷勤地献药治疗，没想到婴儿吃了药，没几天反而夭折了。闵妃的痛苦可以想象，她怀疑是大院君毒死自己的儿子，更加坚定了政变的决心。
要扳倒大院君，首先要挑拨他们父子的关系。当时朝政把持在大院君的手中，闵妃要做的是说服李熙主政，同时鼓动一些大臣弹劾大院君。
大院君完全没有料到闵妃会来这一手，面对这股激流，他只好退隐。这一年闵妃23岁，李熙是个懦弱无能的国王，朝政现在是闵妃说了算。在弄权方面，闵妃是个高手，但是说到治国，毕竟经验不足，又是一个弱女子。
她当权之后凭感情用事，大肆任用亲信，朝政比大院君之时更加腐败。闵妃有夺权的能力，却没有治国的本领，跟中国的武则天和萧太后没法比。
日本这时已经成为一个东亚强国，积极展开对外侵略活动，朝鲜是进入中国的跳板，这块大肥肉日本早已垂涎已久。1876年2月，日本用坚船利炮打开朝鲜国门，逼迫朝鲜签订《江华岛条约》。
朝鲜此时陷入了内忧外患之中。闵妃也进行了一些改革，可惜这些改革都很不得力，军队改革中因为拖欠军饷，引发了广大士兵们的不满。大院君抓住这个时机，进行反扑。他四处散布流言，攻击闵氏政权，同时策动军队造反。大院君带着军队一路杀进皇宫，闵妃仓惶出逃。政权虽然再次回到大院君手中，但朝鲜的局势已经变得十分混乱。
大院君是个坚定的“抗日者”，他派军队袭击日本使馆，日本大使狼狈地逃回家。中国驻日公使黎庶昌听到这个消息，知道战争一触即发，立即给清廷上书，要求增兵朝鲜。其时，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正逢老母逝世，一切事务交由他的老部下张树声处理。张树声接到电报后，立即和总理衙门商议，决定让吴长庆的部队开往汉城，并派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接应。
1882年8月16日，吴长庆率军从登州出发，中途遇到台风，吴长庆只好在威海卫暂避。19日，再次出发。袁世凯的任务是负责勘察路线，他找到朝鲜的使者金允植，将朝鲜的政治、军事以及地理摸得一清二楚。
8月20日，袁世凯带着几个人到达朝鲜南阳马山浦港，选定这里为大军登陆地点。第二天，吴长庆指令某营为先锋率先上岸，但该营官毛病很多，他对吴长庆说士兵不习航海，许多人晕船，问能不能缓几天登陆。吴长庆听了大怒，将这营官当场撤职，由袁世凯接替。袁世凯接管后，一不做二不休，立即登陆，仅仅两个小时就完成任务。
从这些事情可以看出，袁世凯这人做事确实非常有效率，这种人在乱世中最容易起来。
就这样，袁世凯带着军队向朝鲜首都进发。不过这支久经战场的部队由于长期疏于战事，行军速度缓慢，纪律松散了许多。甚至在行军途中，发生过奸淫朝鲜妇女的案例，这是袁世凯所不能容忍的，他一口气斩了七个士兵。这下士兵们全都目瞪口呆，再也不敢违法乱纪。吴长庆得知后，更加欣赏袁世凯，也更加确信袁世凯是个能做挑大梁的人。
在前往京城的路上，吴长庆和袁世凯就已经定下“预期目标”：诱捕大院君，将他押解到中国，封住日本人侵略的借口；扶持李熙和闵妃；平息叛乱。
到达汉城后，吴长庆和丁汝昌、马建忠想出一条诱捕大院君的妙计。第二天，三人前去拜访大院君，大院君也乐呵呵地招待他们，他心里清楚，这位子要坐稳，还必须得到清政府的支持。双方经过一阵友好的寒暄，大院君答应明日去清军军营里回访。
这一去，自然是有去无回。捉拿大院君的人正是袁世凯。丁汝昌押解大院君到天津，在李鸿章眼皮下过日子。这大院君在朝鲜时可是叱咤风云，遇上了中国的这些强人，就像一只老鼠，就像中国面对列强一样。势力决定一切。
大院君被擒，朝鲜乱军群龙无首，很快就被平息。日本人傻眼了，他们没想到中国的动作这么快，此时要出兵的话，又没借口，因为“肇事者”已经缉拿归案。闵妃执政后，对清廷感恩戴德，设宴款待清军的主要将领，还单独会见了袁世凯。
平息朝鲜叛乱后，根据朝廷的指示，袁世凯继续驻军朝鲜。几个月后，朝鲜向清廷提出，希望帮忙组建一支现代化的军队。李鸿章政务繁忙，将这个任务交给吴长庆，吴大叔顺理成章地将这个任务交给袁世凯。
就这样，袁世凯在朝鲜站稳了脚跟，这一年他24岁。
这个年轻人有手腕
一说起军队，袁世凯就兴奋，吴长庆让他组建军队真是慧眼识人，因为小伙子就喜欢整这个。
袁世凯早年对西洋军事有所了解，同时他又有训练军队的经验，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将那支民兵训练得有模有样。李熙和闵妃见了对袁世凯大加夸赞，并将自己的亲兵交给袁世凯训练。这些旧式军队在袁世凯的训练下果然焕然一新，李熙高兴之下竟要封袁世凯为朝鲜陆军大元帅。此事因为李鸿章反对而作罢。
袁世凯在朝鲜一呆就是十年，表面上他的任务是“维和”，但实际任务是观察和遏制日本，因为日本屡次搞出大动作，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1884年的时候，中法之间爆发战争，国内兵力吃紧，李鸿章不得不将吴长庆的一部分部队调回国内，留下一半的兵力仍驻留朝鲜，由吴兆有担任主帅，袁世凯担任副帅，吴兆有是吴长庆的老乡，一路出生入死过来的，资历很老，不过在决策力方面显然不如袁世凯。
日本人见缝插针，认为现在是在朝鲜发展日本势力的最好时机，便鼎力扶持朝鲜亲日派的“开化党人”金玉均、朴泳孝、洪英植等，企图推翻李熙和闵妃。精明的袁世凯对“开化党”的行踪早有了解。
金玉均预谋在一次宴会上刺杀吴兆有和袁世凯等人，吴兆有收到请柬后，准备回绝。袁世凯却不同意，他的意思是如果不敢去，等于是向人示弱，该亮剑时还得亮剑啊！当然，袁世凯不能让主帅陷入危险，决定自己去赴这“鸿门宴”。
准备妥当后，袁世凯骑着一匹快马，提前一个小时到达，在人还没到齐的情况下。他就独自要了一份酒菜，拿起小时候风卷残云的风格，大吃大喝，谈笑风生。客人们看着这一幕目瞪口呆，袁世凯却毫不在意，吃饱之后。袁世凯笑着对朴泳孝说：“我今天晚上还有事，不能在这里久待。你们慢慢吃吧！”
朴泳孝还没反应过来，袁世凯就抓着他的手，一路来到自己的坐骑旁，然后松开朴泳孝的手，笑道：“谢谢你的晚餐了，后会有期！”
就这样，袁世凯居然单枪匹马从一场“鸿门宴”中脱身。
两天后，甲申政变爆发。“开化党人”仗着日本人撑腰，攻占了王宫，将国王李熙和闵妃捉住，还杀死了六个大臣，并逼迫李熙同意日军进驻朝鲜履行“维和”责任。
得知政变的消息，袁世凯当即和吴兆有、张光前等人商议对策，吴兆有和张光前主张先请示李鸿章，但袁世凯以为火烧眉毛，应当立即用武力解决。最后，采取了一个折中的策略，由吴兆有写一封信给李熙，请求出兵护驾。求救信虽然送到李熙手中，但李熙现在被人挟持，自然回信拒绝。
袁世凯要求面见李熙，这个要求当然也不可能得到满足。这时，朝鲜大臣金允植和南廷哲前来求救。在这个千钧一发的关头，袁世凯决定出兵。
日军见清军入宫，首先开枪，袁世凯立即下令还击。日军和叛军抵抗不住，挟持着李熙且战且退。袁世凯领兵追击，将叛军围困在一个小山坡上。最终，袁世凯将韩王李熙抢了回来。
李熙在吴兆有、袁世凯等人的支持下，重新召集失散的文武大臣，改组政府，并宣布日本的罪状。日本驻朝公使和“开化党人”的头领们见形势不妙，逃到日本。甲申政变平定后，清廷的命令才姗姗来迟，意思是让袁世凯等人先按兵不动，等待调停。假如真按李鸿章的意思办的话，这次叛乱就成功了，日本也许会提前15年吞并朝鲜，甲午战争也会提前爆发。
退一步海阔天空
处理甲申政变，袁世凯功居首位。虽然李鸿章对他自作主张的行为有些不满，但对他办事能力还是非常认可的。
那时候袁世凯可说是英姿勃发，胸怀大志。韩王李熙盛情请他在王宫的偏殿里居住，代为管理一切军政要务。这年，袁世凯26岁，虽然精力旺盛，判断力准确，但毕竟年轻气盛，与他的上司李鸿章难免有些矛盾。
袁世凯成功地处理了两场政变，对于朝鲜的局势可说比李鸿章更清楚，但李鸿章对于国际大势了解得更清楚。袁世凯根据自己的“基层工作经验”，向李鸿章提出一个“激进”的建议：他请求增派大量清军进入朝鲜，全面接管朝鲜的一切事务，以打消日俄的妄想。换句话说，袁世凯的意思是让朝鲜变成中国的一个行省。
袁世凯还总结道：“示以必战，则和局可成；示以为和，则战事必开。”看到这句话，我们不得不说袁世凯对日本人颇为了解，跟日本人对着干，他们反而敬重你、怕你，但如果向他们摇尾乞怜，他们只会侵略得更快。
然而，当时中国是四面楚歌，和法国的战争正打得不可开交。在这种情况下，李鸿章拒绝采纳袁世凯的建议也可以理解，李鸿章不想这么快和日本人翻脸。
袁世凯虽然做事相当果断，但是处理与上司和同事的关系却不是那么成熟。比如，袁世凯在平定甲申叛乱后，为了安抚被亲日派杀害的朝鲜大臣家属，居然挪用清军的军饷，还向李鸿章申请拨款填上这笔开销。李鸿章收到袁世凯的信，暴跳起来，回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狠狠地把袁世凯批了一顿，让他自己填补漏洞。
刚刚出完风头，霉运接踵而至。惹恼了李鸿章不算，许多同僚，包括顶头上司吴兆有也看不惯他。袁世凯自恃功高，经常“自作主张”，而且把权力抓得很紧。吴兆有非常恼火，给李鸿章写信揭发袁世凯的“种种劣行”，比如蓄养军妓、贩卖烟土（鸦片）、贪污受贿。
这些罪行基本是诬告，后来经过调查发现，袁世凯并没有蓄养官妓、贩卖烟土的行为，至于自作主张倒可能是事实，但也是以维护清廷的利益为前提。
张謇对袁世凯也很不满。张謇是个非常有操守的儒家学者，曾经当过袁世凯的老师，在中国传统意识里，一日为师终生为父。
这袁世凯呢，个性张扬，精干的时候非常精干，但有时候也很傻很天真。他最开始尊敬地称呼张謇为“老师”、“先生”，后来混熟之后居然称呼他为“张翁”，到最后自恃自己了不起竟然称呼昔日的老师为“老兄”。张謇比袁世凯大6岁，论年龄，称呼老兄是一点也不错的，但他们之间有师生关系啊！袁世凯不喜欢那些礼仪客套，但张謇在乎这个啊！
张謇联合几个德高望重的老儒联名给袁世凯写了一封公开信，指责袁世凯不学无术，目无尊长，缺乏修养。袁世凯也是牛脾气，看到这份公开信，火冒三丈，当即宣布和张謇绝交。
正是屋漏偏逢连夜雨，日本政府给清廷施压，认为袁世凯是挑起中日矛盾的祸端，要求对袁世凯进行严惩。那时，清政府办事还行，他们派人到朝鲜调查，袁世凯早已准备好相关的材料，调查团最后认定袁世凯无罪。由于证据确凿，日本方面也无可奈何，接受一些小额赔款了事。这一回合，日本人输得很彻底，袁世凯是赢家。
虽然度过难关，但袁世凯对朝廷和官场都极为失望，那一腔热血沸腾的报国理想现在变得疲软又纠结。就这这时，袁世凯的母亲牛氏听说儿子身在朝鲜处境危险，吓出了大病，要袁世凯赶快回家。此时，袁世凯处于矛盾的漩涡，感觉处处不能自由发挥，也决定回去休养一段时间。
袁世凯向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吴大澄请假，吴大澄知道袁世凯的才干，对他颇为欣赏，送别之时感慨万千。同时丁汝昌临别时夸赞袁世凯：“功成退归，君舍得开，走得出，伟人也！”
朝鲜好友金允植为他作了一首送别诗《送慰亭归河南》：
名高人多嫉，功成众所忌。
此事古今同，处世谅不易。
曩值危急日，人皆敛手避。
黜者怀首鼠，懦夫常惴惴。
事定反觅痹，利口交渐渍。
遂将功为过，摧折丈夫志。
君今浩然归，俯仰无所愧。
天日照孔昭，贤才岂中弃。
相见知不远，努力勉王事。
他办事让人放心
回家之后，袁世凯过了几天轻松自在的生活，在朝鲜的日子太紧张太复杂，好久没有呼吸这么自由的空气。有那么几次，他甚至希望一辈子过这种平淡的生活。
不过，平静的日子注定不属于袁世凯。
时代需要袁世凯，袁世凯也需要时代。中国、日本、朝鲜这三角关系正处于激变中，随时都会火山喷发。
1885年3月，日本大臣伊藤博文来到中国，和李鸿章讨论在朝鲜撤兵的问题。这次谈判持续了20天，最终达成三项协议：中日双方在四个月之内都将军队从朝鲜境内撤回；双方都不能再派军官帮朝鲜训练军队；朝鲜如果发生事变，双方无论是谁要出兵，都得先通个气。
这就是所谓的《天津条约》，这条约一签订，中国等于承认日本在朝鲜和自己平起平坐。老于外交的李鸿章所以签订这个条约，也是从多方面考虑，日本人现在锐气正盛，做一些妥协只是缓兵之计。
日本人对袁世凯恨之入骨，当时还加上一个附带条件：严惩袁世凯。不过，这一点，李鸿章倒是断然拒绝。
清政府的这种软弱姿态，让朝鲜的执政者闵妃产生二心，以前靠着大清这颗大树好乘凉，现在她感觉这大树似乎老了，有些不牢靠了。恰巧这时，俄国趁虚而入，朝鲜方面的态度非常暧昧，俄国俨然成为朝鲜新的主子。
当然，韩王李熙也会做做样子，向李鸿章禀报，问李鸿章应该怎么办。态度是谦恭的，居心却是不良的。朝鲜很显然想用强势的俄国给清政府施压。李鸿章当然恼火，得知闵妃这小妮子居然和俄国人勾搭，他决定给他们一个还击。
李鸿章对外政策的拿手绝招就是“以夷制夷”，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么一来，李鸿章便将大院君放回朝鲜。大院君是个旧派人物，一向是亲华的，李鸿章觉得扶植他更符合清政府的利益。
闵妃得知大院君回国的消息，居然派人携带重金来到天津北洋大臣衙门，企图行贿李鸿章。结果就不用说了，闵妃很可笑，行贿之前也得先摸清对方的脾气。
护送大院君回国，这是非常重要的任务，得找一个既可靠又了解朝鲜情况的人。李鸿章看来看去，还是觉得袁世凯最合适。
袁世凯接到李鸿章的电报后，便快马加鞭赶到天津。一见面，李中堂就笑呵呵地对袁世凯说：“现在朝鲜的局势好比一个戏台，观众已经到场了，就等你小子出场了。”袁世凯了解形势后，央求让丁汝昌带着舰队跟自己一起去。
李鸿章摸摸胡子，摇摇头，笑道：“小子，你在朝鲜不是很吃得开吗？哪需要大张旗鼓？朝鲜人民要是知道你去了，还不夹道欢迎？这样吧，你带上几十个随从，我相信你的能力。”
李中堂这么信任自己，当然是好事，但此去袁世凯心里还真没多少底气。不过，李中堂放出话来，就是粪坑也得往下跳啊！这项任务是有很大风险的，闵妃是个疯狂的女人，你送个人来替代她，她会不会拼命还是个未知数。
袁世凯护送大院君回到朝鲜时，朝鲜政府居然没有派一个人来迎接。这个虽然是可以理解的，但袁世凯感觉很没面子，面子对中国人是必须的。
袁世凯火气冲冲地让人去汉城对李熙说：“你这什么国君，老爹回来都不迎接，长这么大都不知道孝顺两个字怎么写的吗？儿子做不好怎么做国王，还不赶快派人来接你亲爹。”
强横有强横的好处，这李熙被骂之后，乖乖派人来接大院君。袁世凯将大院君送回汉城后，又做了一次思想政治工作，当然全都是套话，无非是讲忠孝礼仪，儿子要孝敬老子，媳妇要对公公孝顺，做公公的呢，也要懂得爱护后辈。
任务就这么完成了，没有发生什么意外。袁世凯在朝鲜停留了几天，便回到天津交差。这事袁世凯办的让李鸿章很满意，效率之高让处事一向不急不缓的李鸿章也深感佩服，他觉得袁世凯是个可造之材。
不久，李鸿章便上书老佛爷，高赞袁世凯“血性忠诚，才识英敏，力持大局，独为其难”，说他很有朝鲜工作经验，不如升他为朝鲜公使，处理朝鲜的一切事物，官衔升至三品。李鸿章推荐，自然是非常给力的，老佛爷二话没说：准奏。
1885年11月15日，袁世凯再次奔赴朝鲜。此次赴朝，袁世凯的身价高出了许多，最关键的是他手握一封密函。李鸿章在密函中告诫韩王李熙，今后的内政和外交一定要开诚布公，不准私下里搞小动作，遇到疑难杂症要先和袁世凯“商量”，所谓商量无非就是请示。这一来，袁世凯就成了朝鲜的太上皇。
袁世凯这人有点像“中山狼”，得志后往往自觉不自觉就变得猖狂。他首先正“名分”，强调朝鲜是大清的属邦，这样他就是名正言顺的监国大使，还在汉城开设了府衙，出了状况直接到皇宫里找李熙理论，对朝鲜的文武百官非常傲慢，呼来喝去，独断专横。
日本这条贪吃蛇
袁世凯威风归威风，但朝鲜实在已成为一个危机四伏的是非之地。
闵妃对大院君的仇恨由来已久，清廷送回大院君，无疑让这个权力女人心怀怨恨。李熙自从当上国王，一直活在窝囊中，不在窝囊中爆发，就在窝囊中沉默。这时，李熙要爆发了，他产生了一种现在人称之为“觉醒”的意识，他认为自己是堂堂国王，在别人的腋下过日子是一种耻辱，只有谋求民族独立才是出路。
李熙的想法得到了一些朝鲜大臣的支持，他们向李熙进言，要想摆脱大清，还必须依靠俄国人的力量。袁世凯过于霸道的做法激起了朝鲜政府的反感，李熙和闵妃与俄国人通气的时候，一个告密者匆匆跑到袁世凯这里，这个人还是闵妃的娘家人。袁世凯接到密报，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立即给李鸿章发了个电报，提议废掉李熙，并申请派出北洋舰队来镇住局面。
发完电报后，袁世凯立即召开朝鲜的宰相沈舜泽和副宰相金宏集，让他们交出和俄国人密会的文件。这两人当然矢口否认，袁世凯便吓唬他们说：大清哪点对不起你们？你们背后这么搞，分明是想背叛大清嘛，小心天朝震怒，派来大军镇压你们。
这番威吓多少起点作用，沈舜泽和金宏集屁颠屁颠地跑到俄国使馆装模作样地询问：你们知不知道什么秘密文件？俄国人自然一口否认。袁世凯听到这个消息，还不气得七窍生烟，这帮龟孙子居然敢耍我。他再次给李鸿章发出电报，扬言只要派来五百精兵就能搞定这帮叛徒。
李鸿章的想法跟袁世凯一样，不过他考虑得更多，他担心如果采取强硬手段，势必引起西方国家的不满，说不定日本和俄国会同时发难。李鸿章采取了折中措施，派人去朝鲜调查情况。调查团到了朝鲜，发现连告密者都失踪了，结果自然不了了之。
李鸿章权衡再三，要袁世凯稳住，不得采取过激行动。袁世凯只得照办，但他额外准备了一招。他命令李熙告诉各国公使，今后收到的文件如果只盖有李熙一人的章，无效；必须加盖袁世凯的公印才算合法。
李熙还真的同意的，结局以“双赢”的模式收场。李鸿章得知这个消息，对袁世凯更加刮目相看。
袁世凯并没有作罢，为了从舆论和思想上钳住朝鲜人，一向不会写文章的他在报上发表了一篇长长的论文，论文的名字是《朝鲜大局论》，顾名思义：朝鲜啊，只有顾全大局才是出路。
文中先从历史说起，说朝鲜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给予了朝鲜充分的自主权，现在朝鲜想脱离中国，如同一个孩子想背弃自己的父母，这种做法不仅是忘恩负义的，也是终归要成败的。
这样一来，朝鲜上下都对袁世凯极为反感，回想当初朝鲜人民拥戴他的情景，真是天地之别。袁世凯是个性格相对外向的人，看到朝鲜上下对自己唯唯诺诺，很是得意，还写信给家人吹嘘自己的“文治武功”。结果，李鸿章狠狠地把他批了一顿。
袁世凯虽然有能力，但毕竟经验不足，很容易被表面的成功所迷惑。
韩王李熙显然是应付袁世凯。没多久，他公然派出大臣出使美国，几天后，又派大臣出使英、俄、德、意、法五国。这事比密会俄国更严重，愤怒的不只是袁世凯，连涵养很高的李鸿章也勃然大怒。李鸿章立即给李熙发去电报，让他停止这种无法无天的行为，以后所有事务必须先征求大清的同意。
以前听到李鸿章的命令，李熙就像一个吓坏的孩子，也许这孩子真的长大了，这次居然对李鸿章的话置之不理。愤怒的袁世凯找到李熙，扬言要将他押送到天津，李熙这下吓坏了，请求袁世凯高抬贵手，以后再也不敢为所欲为了。
要说这李熙真是可怜，皇帝当得比太监还窝囊，在一个奉行强权的世界里，他想独立如同缘木求鱼。就算投靠俄国，他还是个儿皇帝。
为了限制李熙和闵妃，袁世凯开始支持大院君，并且安插了许多眼线，对李熙夫妇进行24小时监控。
所以，这夫妇俩的反抗是可以理解的。他们绞尽脑汁，想方设法要撵走袁世凯这个“瘟神”。光凭他们的力量肯定是不够的，当时西方列强的国力已远胜过中国，中国在朝鲜面前可以充老大，但是和西方列强相比还是矮一截。列强们理所当然地支持朝鲜清除中国势力。
此时，袁世凯的坚定后盾是李鸿章，没有李鸿章罩着他，行事嚣张的袁世凯是撑不了多久的。
对于袁世凯在朝鲜的表现，历来评价不一。有人认为袁世凯在朝鲜尽职尽责地维护国家利益，与日本斗智斗勇，表现出色，没有袁世凯，朝鲜很可能在甲午战争前就被日本吞并。另一种观点认为正是由于袁世凯在朝鲜的强硬政策导致了甲午战争的爆发。纵观后来的历史，日本对外侵略乃是一种必然，因为它的实力迅速崛起，不会因为袁世凯怎样而改变自己的路线。
在甲午战争之前，日本为了迎战中国作了一系列的准备，制定了详细的侵略计划《征讨清国策》。为了实现对外扩张，日本进行了为期十年的战争准备。日本人的野心远远不是征服朝鲜，他真正的目的是以朝鲜为跳板，将中国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
日本就像一条贪吃蛇，虽然身躯很小，但是胃口极大。日本人长久生活在资源匮乏的弹丸小岛上，有强烈的生存空间意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恐惧往往可以让人强大。古罗马帝国是这样，日本也是这样的。
野心的另一面是心理上的压抑，日本人的野心自古就相当地“不切实际”。明朝万历年间，日本宰相丰平秀吉在扫平国内诸侯后，就想一口吃掉朝鲜，然后再慢慢吞食大明，还准备将天皇迁到北京。
在甲午战争之前，由于根深蒂固的天朝上国意识，中国人是不太看得起小日本的。袁世凯虽然和日本人打过许多交道，比其他人更了解日本人，但在内心深处他也瞧不起日本人。轻敌是要吃亏的，这是万古不变的道理。
历史已经证明，日本是一个可怕的敌人。
当时的大局势是：朝鲜内忧外患，中国疲软衰老，日本磨刀霍霍。
光靠袁世凯一人强悍，挽救不了清政府的颓败之势。中国似乎只有经历一场大的危机才能清除自身的沉重和腐烂，走向一个全新的开始。
这个过程注定是带血的。
东学党起义，袁世凯回国
先得介绍一下东学党的来历。东学党是一个类似于秘密宗教的组织，跟我国的白莲教有得一拼。它是19世纪出现在朝鲜的一个秘密组织，又称为“东学教”。
这个秘密宗教的创始人叫崔济愚，朝鲜庆尚道庆州府人。读者一定奇怪了，为什么这个教派取名为“东学”呢？难道跟中国的文化有关系？
一点没错，朝鲜是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民族，“东学教”以朝鲜原有的神话为基础，糅合儒释道三家的思想，主张“人人平等，济世安民”。东学教的产生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对抗西方天主教的入侵，另一个原因是朝鲜政局的腐败已经到了令普通民众感到绝望的地步。
所以，东学教在下层社会里非常流行。这种东西政府肯定是反感的，崔济愚被政府抓起来杀了。不过，他的死反而让东学教传播得更快，正如耶稣之死成就基督教一样。崔济愚没有耶稣那么大的魅力，但在小小的朝鲜还是能掀起一阵风浪的。
由于政府对东学教三令五申地禁止，矛盾一触即发。朝鲜爆发了如火如荼的东学党起义。东学党领导人全琫准是个狠角色，他对朝鲜的腐败政府有着刻骨铭心的仇恨，因为他的父亲就是死于官府之手。
看着东学党人攻城略地，李熙闵妃这一对夫妻吓坏了。之前他们千方百计想让袁世凯滚蛋，这次他们又向袁世凯低头：袁大爷，只有你能救我们了。
救还是不救——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因为这夫妻俩一直跟自己捣乱，看他们出丑确实是一大快事，但是不救的话，日本那条蛇一定会扭上岸，借机收保护费，然后将中国挤走。
袁世凯第一时间请示李鸿章，他认为应该如约邀请日本共同出兵。北洋方面得知了情况，派出两三百人的队伍登陆仁川，另外叶志超率领一千多人为后援。日本的动作要更迅速有力得多，已派出七千的兵力在仁川、釜山登陆，并在所有战略要地布防。
东学党原本是一支乌合之众，看到中日双方都派遣出正规部队，早已吓得作鸟兽散。中日双方未发一枪一弹就平息了这场动乱，现在最要紧的问题就是中日之间的矛盾了。
袁世凯对日本人的野心洞若观火，亲自会晤日本大使，阐明利害：贵国大军驻扎在这里，中国先头部队虽然不多，但是陆续会有大军增援；既然现在已经平定了乱党，为了避免发生摩擦，中日双方理应撤军。
日本大使打起了太极，说：我会把贵国的意思转达给政府的。
事实上，日本的驻军越来越多。袁世凯知道，这种情形下，要日军撤军无异于请天神下凡，只好退而求其次，和日本商议双方都停止增兵。日本大使口头上答应了袁世凯，袁世凯还信以为真，可见这时的袁世凯身上还有青涩鲁莽的一面。
袁世凯告诉李鸿章日本人答应停止增兵，李鸿章以为袁世凯把事情办妥了，便电令叶志超停止前进，等待回渡。此时，日本还在增兵，世界各国的舆论都对此予以谴责。不过，日本这时已经不在乎了，态度极其强硬。袁世凯醒悟过来，立即致电李鸿章，请求派遣北洋和南洋的舰队开赴朝鲜。
此时，李鸿章的想法发生变化，觉得还是“以夷制夷”比较合适，因为李鸿章清楚日本在明治维新后海军势力突飞猛进。李鸿章想用俄国来牵制日本，俄国对朝鲜兴趣也很浓，自然见不得日本独占朝鲜利益。李鸿章向俄国公使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希望俄国出面干涉，联合英美法意各国，制止日本的野心。
同时，日本也积极展开外交，向列强们解释日本绝无吞并朝鲜的野心，只是为了改变朝鲜内政，使之往一个更健康的方向发展。明眼人一眼就看出这个说法是忽悠人的，但只要没有关系到自己的切身利益，列强们又何必得罪日本。毕竟，日本人也不好惹。
俄国给李鸿章的答复是：俄国只能以友谊的方式劝说日本撤军，不能相强。换句话说，我们在精神上支持你中国。
这下，李鸿章郁闷了，以夷制夷也不好使啊！由于日本在朝鲜的强硬姿态，清政府内主战的声音逐渐高涨，这些年来被西方列强欺负久了，一肚子怨气没处发泄，正好小日本撞到枪口上来，还不好好发泄一顿。
这些人当然是目光短浅之辈，他们根本看不到日本的实力，轻敌的代价是高昂的，甲午战争就是最好的例子，中国输得一败涂地。
当时，对中日海军势力看得最清楚的是李鸿章。
李鸿章在日本侵略台湾时就主张以日本为假想敌扩展海军。可惜，光绪十四年以后，海军经费被挪用来修筑颐和园，从此未增加一艘新舰。而日本的海军装备一直在更新中，中国的这些老式战舰是打不过日本军舰的，李鸿章对此很清楚。
就在大臣们讨论要不要跟日本人打的时候，日军已经大量入驻朝鲜。袁世凯一再给李鸿章发电报问：现在该怎么办？李鸿章除了让他坚守岗位，根据条约促使日本撤兵外，没有提出任何实质性的建议，更没有给予实际的支援。
此时，袁世凯的处境是非常为难的，他也知道国内一片战争的呼声。袁世凯主动请缨：“倘若朝廷打算对日宣战，首先应该撤回驻在朝鲜的使者。我袁世凯一腔报国之心，无所畏惧，只是担心有辱使命。”
袁世凯这里表达了两个意思：一是如果开仗，只要国家信任我，我万死不辞；二是我袁世凯想家了。袁世凯真的想家吗？这不好说，但当时他的处境很危险却是事实。保命要紧啊！
袁世凯这时在朝鲜是四面楚歌。东学党人想暗杀他，害得袁世凯不敢出使馆大门半步，甚至连油盐柴米都相当缺乏。等到日军进驻汉城后，东学党虽然逃得无影无踪，但亲自派的大院君出场。袁世凯以前活捉大院君，这次大院君狐假虎威，扬言要干掉袁世凯，甚至公然将大炮架在袁世凯的使馆面前。
这时袁世凯就好像是瓮中之鳖，如果没有三姨太闵氏的照顾，估计他要发狂。闵氏是闵妃那一族的一个美女，所谓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在朝鲜女人身上表现得更加明显。闵氏嫁给袁世凯后，死心塌地地为他着想。她不仅照顾袁世凯的起居，安慰他的情绪，甚至还负责对外联络，因为此时袁世凯的出入已经非常不方便了。
袁世凯焦头烂额，一心想回国，可是李鸿章那边的回音是：坚持，坚持，再坚持。袁世凯心想，我再这么坚持下去连小命都没有了。万般无奈之下，袁世凯只好求助于张佩纶，一把鼻涕一把泪地阐述自己处境之悲惨。张佩纶和李鸿章的关系不错，经过张佩纶这一转达，李鸿章才同意袁世凯回国。
终于捡回一条命，袁世凯不顾生病发烧，立刻打点行装回国。世事无常，袁世凯来朝鲜时何等风光，现在却只能偷偷摸摸乔装改扮地逃走。
袁世凯走后，唐绍仪代替他处理朝鲜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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