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不说的康、梁要谈变法，光绪是必提的一个人物，因为他是拍板的人啊！康有为、梁启超这两个人也不得不说，这两人因为百日维新而名声大噪。
康有为和孙中山都是广东佬，这两个广东佬是袁世凯一生中比较头疼的两个人，尤其是孙中山。这里主要说说康有为。康有为这人特别会说话，用现在的话说，挺能忽悠的。
康有为跟袁世凯一样，也是高干子弟出身。更巧的是，康有为的祖辈也是因为镇压太平天国发家的。我们都知道，康有为是个典型的文人。可是这个人却怀才不遇，跟袁世凯一样，在科场上输得一败涂地，36岁还是个秀才，考举人时六考六落榜，这种打击是相当大的。试想一个高中生复读五次都考不上大学，其心里的受挫折想必非常严重。
康有为典型属于那种越挫越勇的“猛士”，不像袁世凯两次没考中就放弃。1893年，康有为终于时来运转，考中了举人，所谓功夫不负有心人，康有为对这话想必感受更深。
康有为这人虽然屡试不第，但是学问还是有的，聪明也是不缺少的，自幼就被看成是神童。没考取的那段日子，他就教书为生，康有为虽然出生于官宦之家，但大家族中有混得好的，也有混得不好的，小康恰恰就生在混得不好的那一房里。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这里不发光，换个地方也会发光。科场上，康有为暗淡无光，但教书却逐渐教出了名气，慕名向他请教学问的人越来越多。讽刺的是，有个年轻的举人，名叫梁启超，居然认这个秀才为老师。
在许多粉丝和学生的支持下，康有为创办了“万木草堂”。光听这草堂的名字就知道，这里讲的学问包罗万象，既有中国的传统学问，又有西方的科学文化，从政治到军事无所不包。在这个草堂里，康有为充分发挥自己的口才，将一帮热血沸腾的年轻人忽悠得团团转。
其实，康有为夸夸其谈还行，要说真学问估计还不到家。
康有为真正的才能在经学方面，其他的就是装点门面的。由于康有为的超强忽悠能力，他的粉丝越来越多，就像现在的很多名人一样。在这么多人的追捧下，康有为那原本不大的脑袋开始膨胀，他觉得自己太牛了，比孔圣人还牛。既然这么牛，就应该娶一个更牛的名字，他为自己取名为“长素”，这名字乍一看好像不牛啊！其实不仅牛，简直就是疯狂，“长素”就是“长于素王”的意思，“素王”是孔子的别称。如果康有为生活在现代，他可能懒得掉书袋，直接称自己为“孔老大”。
康有为就是这么一个人，头不大，脑袋大。
不过，康有为这个人还是很有能力的，那就是自我炒作的能力。写文章也好，说话也好，他都是一把好手。当时康有为目的很明确，我就是要走红，让朝野上下都知道我，虽然老子考不上举人，但嘴皮子厉害啊，只要皇帝听说我，召我对答，我一定能用三寸不烂之舌征服他。
康有为牛皮还真不是吹的，朝中还真有人把他当成山村诸葛亮。尤其是翁同龢，对康有为佩服得五体投地，觉得这人什么都懂，没考上举人真是时运不济。
甲午战争后，康有为搞了一场“公车上书”事件，这次事件更多的是康有为的一次自我圣化，已有历史学家对此进行辩诬，这里不赘述。
“公车上书”没有达到康有为想要的效果，接着，他又和自己的得力学生梁启超成立了一个强学会，用现在的话说，强学会是一个爱国社团。这个社团得到一些出身显贵的青年支持，其中有曾国藩的孙子曾广钧、张之洞的儿子张权、陈宝箴的儿子陈三立、翁同龢的侄孙翁斌孙、沈葆桢的儿子沈瑜庆、左宗棠的儿子左孝同，其中在历史上最有名的是湖北巡抚谭继洵的儿子谭嗣同。
这都是些有背景的热血青年，正好弥补康有为无权无势的缺点，这些青年同样需要康有为，康有为虽然无权无势，但是有名气啊！那时社会不发达，名气无法直接转换为生产力。两种势力结合，犹如干柴烈火。
官路不好走，政坛太坎坷。头脑灵活的康有为想起了一种新鲜的玩意儿，办报！1895年8月17日，强学会办了一份叫《万国公报》的报纸。这是报纸虽然是“民营企业”，但是却不以经济为目的，而是以政治为目的。报纸的内容无非是主张变法，学习西方。
维新变法在甲午战争后是很有市场的，康有为闹得满城风雨之时，袁世凯正兢兢业业地干着维新的事情。名人效应在任何时代都是存在的，袁世凯练兵之时对康有为也有所耳闻，说实话，他很渴望拜会这个明星级别的人物。
终于，这个机会来了。1895年7月，袁世凯在老家省亲后，来到京城和康有为梁启超师徒会面。双方在一种友好而愉快的气氛中展开了交流，据说彼此对对方的印象都非常不错，甚至有些相见恨晚的感觉。
此后，袁世凯还参加了康有为的强学会运动，不光捐助了五百两银子，还亲自为康有为做广告，帮忙建立报馆、图书馆，简直变成了康有为的一匹好马。
实实在在的维新派
说袁世凯是个脚踏实地的维新派，可能很多人不相信，不相信只好拿事实来作证。
袁世凯在练兵期间，通过翁同龢给光绪帝递了两封奏章，主张新政，倡导变法。在给光绪帝的奏章中，袁世凯恳切地建议：现在中国面临列强的包围，唯一的出路就是效法西方，变法求存。从这里可以看出，袁世凯存在着浓重的救亡图存的思想，他认为强国的唯一道路就是学习西方，这与通常人们印象中的恢复帝制的“封建余孽”有很大的不同。
在奏章中，袁世凯很有远见地指出：中国的落后根本原因是制度的落后。袁世凯所建议的改革是政治、经济、军事的全方位改革，他并不是空谈，对政治提出了一些实实在在的措施，比如：
第一，设立馆院，所谓馆院就是类似于一种既像学校又像议事机构的组织，聘用学问精神的洋人、旅外华人，采纳他们有益的建议。其实，这个机构有点类似于智囊团。
第二，改革八股考试，注重实学，所谓实学就是一些实实在在于国有利的学问，而不是只会之乎者也的那种。
第三，开设学堂，培养政治、经济、军事、建设各方面的人才。
第四，重视外交，在外交使节的选择上要非常慎重，用袁世凯的原话来说就是“必须能胜其任，素知彼国情形者，始可派以前往”。同时，袁世凯还建议要慎重选择边疆大员，办理边疆各地交涉事宜。
第五，裁汰冗员，精简吏治。这条建议对于当时臃肿的清政府是非常有针对性的建议，即使放在现在也不过时。
在经济方面，袁世凯也提出了一些切实有效的建议，比如：他主张学习西方现代经济，铸银钱、设银行、造纸币；开发商业，设立商会；他甚至还建议借债修筑铁路，实行官督商办，发展铁路沿线的商务和矿务，用现在的话说，用铁路带动其他产业；他还提议开发矿产，鼓励商办，保护矿主的利益；此外，鼓励、扶持开设工厂，对于资金不足的，政府可以给予贷款支持；发展邮政事业；完善海关管理制度。
袁世凯所提出的这些措施在当时确实是非常超前的，同时也是非常孤独的。
康有为、梁启超也是主张改革的，我们可以拿他们和袁世凯作一个比较：袁世凯的主张更实际一些，而且是从经济和实业开始改革，康有为、梁启超的设想有点空，想一口吃个胖子，他们幻想从光绪那里开始改革，打倒慈禧，这样必然引起社会动乱；袁世凯的步子明显要稳很多，他主张一点一滴地改革，以一种不那么咄咄逼人的方式将中国带向现代化，他并不主张激化社会矛盾。
这是空想家和实干家的区别。很可惜，袁世凯的这些意见并没有得到朝廷的重视。可见这时袁世凯对维新是热情洋溢的，少年时他就有报国大志，一旦朝廷采纳他的建议，他的报国之志就可以实现了。难怪他如此积极热情，可惜在中国这样一个被动的国家里，太积极的人往往让人怀疑，太热心的人往往让人退却。
他的积极甚至引起了恩人李鸿章的不快。某一天，袁世凯来到李鸿章的府上，拜会这个曾经红透半边天的大人物，不过这时李鸿章已是个过气人物，心里很不痛快。说袁世凯这人不会做人是有道理的，他居然好心安慰李鸿章：李大人啊，人生百年，你也风光过了，现在告老还乡颐养天年不也可以过得很好吗？
袁世凯本来是好心开导这位前辈，但是失意的人都是敏感的，李鸿章听了气不打一处来，以为袁世凯是翁同龢的说客，劝自己让出文华殿大学士的位置，这是清廷最高的职位，相当于宰相。
李鸿章于是大骂袁世凯：慰廷，你这小子莫不是来做翁叔平的说客吧！你告诉他，他想赶走我自己上位，那是万万不可的事，我李鸿章一生为国鞠躬尽瘁，绝不会无缘无故自动引退。
袁世凯无语了，只得唯唯诺诺地离开。但李鸿章认为自己受伤害了，还对朋友和幕僚大骂袁世凯，说：这袁世凯啊，真是个小人啊！他为翁叔平做说客，想抢我的位子。我偏不告退，看这些混蛋能怎么办！
李鸿章是个有脾气有性格的人，官场失势，草根骂他是卖国贼，心情自然很糟，发发脾气也是非常正常的事，他说袁世凯是小人也不过是气话。其实，李鸿章从来没有改变对袁世凯的看法，他一直把袁世凯当自己门生看待，始终认为小袁是个精明能干不可多得的人才。
这次走运的是康有为
1897年，爆发了一场大危机，袁世凯是一个危机公关的高手，这得感谢他在朝鲜的12年经历。
这场危机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曹州教案”。
11月1日，山东省曹州府巨野县张家庄的天主教堂被当地的大刀会抢劫，两个德国神甫丢了脑袋。如果神甫是中国人，这事也许根本就是小事一桩，甚至不会引起小报的关注。但这是德国人，德国政府也许并不在乎这两个神甫的死活，不过他们在乎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德国政府迅速出兵胶州湾，理由当然很充足，就是保护自己的侨民。德国的饿狼本色很快就显现出来，他们向清政府提出，要在山东筑铁路，开矿山。有人看到这里不禁要说，好事啊，外资主动来投资，这不是支持中国建设吗？德国人可没这么好心，铁路网既方便他们发展实业，又方便运输兵力。
这可不是小事，德国在中国可以为所欲为，其他列强怎么甘心落后。这不，俄国佬要租借旅顺和大连，英国佬想要威海卫和香港附近的九龙，法国佬看上了广东湾，小日本要把厦门当作自己的港口……这些人不是强盗是什么？照着这种势头下去，中国很快就要沦为这些狼群的盘中餐。
当时有识之士意识到，再不改革，民族就可能灭亡。清政府也对改革持支持态度，皮之不存毛将安附焉，如果国家灭亡，清政府也就不存在了。
袁世凯也是主张改革的，在国家危难的时候，他上书翁同龢，说现在啊，中国处境很艰难，只有变法才能摆脱困境，但是变法呢，也不能盲目地全面改变，应当从最重要的事情做起，当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用人、练兵、理财”这三件大事。练兵是从军事上来说，理财目的是搞好经济，用人主要是改革政府机制，应该说他的建议是好的。但翁同龢认为他的话很空，可能袁世凯的建议还没有落实到具体的项目上面。
其实大家都知道要改革，都知道要学习西方。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改、怎么学？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先找到一个改革家。有没有这样一个改革家呢？有，袁世凯就是。但是大家的目光都盯在康有为身上，因为这个人是明星，闪耀着光环，他总是给人无所不知的感觉。
就这样，康有为众星捧月般地登上了变法的舞台。康有为原本因为行事嚣张，被逼离开京城，这次“圣人”又归来了，还带了几本自己写的小册子：《俄国彼得大帝变法考》、《日本明治变政考》、《法国革命记》、《波兰分灭记》等。
这些东西虽然很肤浅，但在当时可是新东西啊！朝廷一干人等读了他的册子佩服得五体投地，据说光绪读了《波兰分灭记》还流泪了，连慈禧这个老辣的女人看了他的文章都深受感触。
不过，康有为官职太低，连给皇上直接上书的资格都没有，只好托翁同龢代为转递。这个翁同龢以前是袁世凯的恩人，但这时显然更欣赏康有为。
光绪看了康有为的文章，很激动，想直接召见他，但大臣们都说这于理不合，因为根据清朝的律法，非四品以上官员不能召见，康有为才六品，不够格。
光绪便询问翁同龢康有为到底有没有才干？翁同龢激动地回答：这个康有为，他的才能胜过臣十倍，恐怕还不止。
光绪自然欣喜，便让总理衙门先接见康有为，日后自己再想办法召见他。光绪是一个求才若渴的皇帝。
康有为这人是非常狂妄的，在总理衙门里也是夸夸其谈，一般大臣没有谁说得过他。一番长篇大论后，他将给皇帝的文书交给总理衙门。光绪帝接过康有为的上书，看着这么激烈的文字居然感动非常，康有为在上书中说如果不变法的话，皇帝和大臣们将来就算想做平民都不可能，还说自己非常不愿意看到崇祯吊死煤山的事发生在今天。这种话若是在以前的某些时代，绝对是可以抄家灭门的，这康有为胆子真大。
但是他的运气也确实好，光绪帝不但不觉得他言辞冒犯，反而认为此人是忠肝义胆不顾生死的人，确实啊，这种接近于杀头的话都敢说，不能不说有些胆识。康有为是个胆大妄为的人，跟洪秀全的性格有些像，当时那些朝中大臣，他几乎是不放在眼里的。
康有为就这么发了，从一个落魄书生成为皇帝身边的红人。由光绪坐镇，康有为为主持人的一场变法开始了。
道不同，志同
就在康有为如火如荼地忙着变法之事，袁世凯带着阮中枢从天津来到北京，这次进京倒不是有什么公务，只是庆贺顶头上司荣禄过生日。
袁世凯和荣禄寒暄了一阵，扯到康有为变法的事。荣禄是个老式军人，但思想上也主张变法，只是很看不惯康有为那副唯我独尊的模样。
荣禄说：“这个康有为一向不安分，每次上京，总要给皇上上书，大谈什么变法的大道理。听他的口气，好像如果不照着他说的做，大清就要灭亡。其实，这种人沽名钓誉，就是想借变法上位，平步青云。”
袁世凯是支持变法的，虽然他的套路跟康有为不同，但总体上还是认可康有为那一套的。听到荣禄这么说，久经官场的袁世凯更加小心谨慎，问道：“听说总理衙门的大臣召见了他。”
荣禄语中带怒地说：“要不是皇上看好他，我才懒得去见这种狂夫呢！你不知道他那副目中无人的样子，现在想起我还想吐，好像我们这些朝中大臣全是吃干饭的，就他康有为一个人有本事。当时，李中堂听了他的话嘿嘿冷笑，我气得拂袖而去。”
袁世凯问：“他怎么说的？”
荣禄骂道：“他说只要按他说的做，不出三年，国家就会改观。只要坚持下去，国家一定富强。倘若不改，国家就要灭亡。”
袁世凯低声说：“他可能夸张了点，但现在国家问题确实很多，这么下去，肯定不是办法的。”
荣禄拍桌说道：“难道我们现在不是在变法？练新军就是在强军嘛！变法变法也得有个过程啊，一下子全部改变，这不全乱套了吗？什么事都要慢慢来。”
袁世凯心想：康有为也许激进了点，但照着你慢慢来的做法，估计还没来，国家就被列强瓜分了。
这个康有为做事确实太高调，高调在政治上是很少有好下场的。康有为得宠后，又成立了保国会，保国会的宗旨是“保国”、“保种”和“保教”。保国会就像后来的同盟会一样，发展得十分迅速，对于这个雷声大雨点小的保国会，很多守旧人物看不惯。有人在老佛爷面前打小报告：“康有为这个保国会啊，只保中国，不保大清的。”
慈禧听到谗言后，查出康有为背后的老大是光绪，怒不可遏，她感到自己的权力受到威胁。她怕变法成功，自己就变成了一个看门的老太婆了。从此，她对光绪的看法发生改变，她觉得光绪是个不懂感恩的人，正是自己把他扶上宝座，他居然毫无一颗感恩的心，她哪里知道光绪这皇帝做得太纠结。
袁世凯这时是个坚定的变法者，只是他不希望变法引发内部冲突，因为当时中国的贫弱根本承受不起内部的剧烈动乱。如果变法要以分裂为代价，只会适得其反。
拜会翁同龢的时候，袁世凯感到欣慰，因为这人是支持康有为的。当时，对变法最给力的人是光绪，最大的阻碍是慈禧，因为变法必然会触动她的权力和利益。悲剧的地方在于，权力是掌握在慈禧手中的。
皇帝也属于弱势群体
2010年，网上流传一些当官的说自己是弱势群体，网友们大跌眼镜。其实，这个一点都不奇怪的，别说一个小官，就是皇帝也有属于弱势群体的啊！别不信，光绪帝就是这么个皇帝。
光绪是一个非常让人同情的人，他不是一个昏君，严格说来，他是一个非常渴望为国为民做些好事的皇帝。可惜他没这个幸运，论起出身，光绪帝也是非常高贵的，他是慈禧亲妹妹和醇亲王奕譞的儿子，他很小的时候就被慈禧抢走，被迫当慈禧的儿子，因为那时慈禧的儿子同治皇帝已死。
慈禧可不是好母亲，光绪的童年是压抑而惨淡的，长大以后也是这样。不过由于受到良好的教育，他头脑里是有些自己的想法的，他很想成为一个好皇帝，而不是被后人鄙视的傀儡皇帝。但长久以来，朝政完全是慈禧说了算，光绪的理想根本无法实现。
不过，1898年的时候，好运似乎开始眷顾光绪了。
四月的一天，颐和园风景宜人，慈禧召见光绪。光绪问安之后，慈禧照例说些问寒问暖的话。忽然，慈禧问道：“听人说皇上对人说，如果再不给皇上权力，皇上宁可退位，也不甘做亡国之君。这话可是皇上说的？”
光绪苍白的脸变得更白了，多年来，光绪最怕的人就是慈禧。但是这一关总得要过啊，如果不对慈禧坦白，维新变法从何谈起。光绪谦恭地回答，说儿臣的确说过这话，但没有别的意思，只是现在列强欺负到家门前，再不变法图强，国家就要亡了；如果祖宗的江山断送在儿臣的手里，儿臣将来会遗臭万年，希望亲爸爸（慈禧）能够体谅儿臣的一番苦心啊！
这亲爸爸也不是蛮不讲理的人，笑着对光绪说，亲爸爸也不是个完全墨守成规的人，你要强国也是可以理解的，只要你有这个心，亲爸爸肯定会支持你的，说说吧，你打算怎么强国？
光绪将自己的想法和计划详细地告诉慈禧，慈禧眼睛半睁半合，沉吟片刻，给光绪三条建议：第一，变法是好事，但不可以操之过急，凡是要深思熟虑之后才能行动；第二，变可以，但万变不离其宗，不要变到最后，改了正朔，换了衣服，剪了辫子，变归变，这江山一定要姓爱新觉罗；第三，不要相信那些哗众取宠的小臣，要依靠那些老成持重的大臣。
光绪帝口头上答应了，实际他内心里对那些守旧大臣十分反感，也许正因为这份反感，他对康有为寄予的热望就更高。光绪的做法是提拔新人，架空老臣，历史上很多刚开始掌权的新君都是这么做的。光绪不仅提拔康有为，也提拔了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这四个小伙子。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正式昭告天下，宣布变法。这次变法持续了103天，又称为百日维新，史称戊戌变法。
发布诏书的当天，光绪去颐和园向慈禧报告喜讯，随身还携带着康有为介绍世界强国变法的奏折。慈禧躺在床榻上养身，光绪在床榻边读着康有为的折子，慈禧听完，说内容讲得很好，也很详细，可以试试。光绪看慈禧同意，建议把康有为的折子复印多份，大臣们人手一册。慈禧说：就这么办吧！
这次改革说成是全方位改革一点也不错，改革的内容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等各个方面，其中光是经济改革就有七十多项，改革的内容大体是好的，比如鼓励民间投资农工商业——发展民营企业，加大力度发展铁路和矿业，发展银行，减免税收，设立农工商总局，矿务铁路总局，邮政总局，兴办商会、农会，鼓励私人创办新式工业，奖励发明创造，创办国家银行，编制预算。
文化教育方面的改革内容更多，如改革过去选拔人才的方法，废除八股文，考试的内容也发生很大改变，有三科必考：一为历史政治，二为时务策略，三才是四书五经；同时创办京师大学堂，改各省书院为学校，选学西学，派遣留学等。
政治变革令最多，有九十多项，包括精简机构，裁减官员，立即撤销通政司、光禄司、太仆寺、大理寺等。在变革令中，还大力倡导鼓励“官民论政”。在军事方面：裁汰绿营，改革武科考试制度，编制陆军，增办兵工厂和武备学堂。
看这些改革的内容，确实不错，但心急吃不了热胖子。这么多的新政同时出台，不仅让整个社会眼花缭乱，连光绪自己也感到头晕目眩。这么多新政引起了社会的动荡，慈禧感到很不放心，她觉得有必要遏制维新派的莽劲了。新政颁布没几天，她就免去翁同龢军机大臣和内阁大臣的职务，这是维新派最大的损失，因为翁同龢作为朝中元老，掌握大权，而且很支持光绪，失去了这个靠山，维新派变成了没有牙齿的老虎。更糟的是慈禧任用对新政缺乏好感的荣禄取代翁同龢的位置。
这样一来，这个弱势皇帝更加弱势了，眼看变法运动就要流产，光绪心绪非常烦躁，经常大发雷霆。
当时有一个外国人曾这样描述光绪：“大清国皇帝陛下的容貌看上去要比他的实际年龄衰老得多。他额部凹陷，脸色发黄。他的嘴角流露出的是悲伤的、疲惫的和带有孩子气的笑容。当他咧开双唇时，嘴里露出的是参差不齐的长长的黄牙齿，两侧脸颊上都出现了深深的凹坑。他的表情并非缺乏同情心，不过更多表现出的是麻木不仁。从他的容貌上看，我们看不到一点生趣。事实上，光绪皇帝给我的印象是：克制、冷漠、无趣、缺乏精力、疲惫不堪，整个人就像是半死不活的样子……好像生活对他来说已成为一种负担，这样的人必定在走下坡路。”
袁世凯虽然支持变法，但是看到变法这么激进也感到担心。这么多的政令出台，可以想象执行起来有多难。地方的政府官员多是一些老式的官僚，在他们眼里新政就像是个怪胎，他们无法理解，自然更不会支持。湖南巡抚陈宝箴接受过新思想，所以和上面积极配合，但像这样的地方官毕竟是少数。
两江总督刘坤一说了一段很有代表性的话：现在的时事变幻莫测，一些思想离奇古怪，给人感觉好像做梦一样，到底是怎么回事？也许是我年老昏聩，不明白其中的奥秘……这还是一个总督的感受，至于平民百姓听到这些新政，更是觉得离谱。
写到这里，真替光绪帝悲剧。
一次流产的政变
变法没有什么效果，究竟是阻力太大，还是变法本身就有问题？抑或只是操之过急？这个问题留给读者自己思考，因为一不小心就容易得出片面的结论。
这年的八月份，北京城流传着一个谣言，说是慈禧太后准备十月份带着光绪去天津阅兵，然后趁机发动政变，废掉皇帝。原本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光绪帝听到这个谣言压力更大了。
光绪这时已经乱了套，行为举止有些反常，幕僚们甚至都不知道他到底要干嘛，有时他暴跳如雷，有时又一个人偷偷哭泣。在变法最紧要的关头，他突然下旨，让康有为离开北京。随后，袁世凯接到荣禄的命令，说是光绪召他进京，一同接待来京的日本下野首相伊藤博文。
接到这个消息，袁世凯百思不得其解，光绪帝让自己一道去见伊藤博文到底是什么意思。外界有传言，光绪帝打算聘请伊藤博文为维新顾问。袁世凯感到吃惊，伊藤博文是中国的仇人，光绪聘请他，慈禧太后心里肯定不高兴的。他这么做到底是什么意思？
9月14日，袁世凯和伊藤博文都抵达了北京。两天后，光绪在颐和园召见了袁世凯。袁世凯胆战心惊地参见了光绪。
光绪问袁世凯：“你练的兵如何？”
袁世凯恭敬地回答：“各营操练得都很熟练，如果有战事，一定可以为国效力。”
光绪笑了笑，又询问他平日里是怎么练兵的。接着又提到变法的事，袁世凯也是举双手同意变法。
说到这里，光绪突然问道：“假如我把统领军队的重任交给你，你能绝对效忠于我吗？”
袁世凯心里一惊，皇上这么说肯定有深意，忙答道：“微臣自当竭力效忠皇上，只要一息尚存，一定誓死为皇上出力。”
光绪召见袁世凯的用意非常明显，随后又擢升他为侍郎，并赋予他专折奏事权。久于政事和战场的袁世凯心里多少有些预感，眼看太后和皇帝之间的矛盾一触即发，自己夹在中间一个不小心就会人头落地。
其实，之前光绪就对自己的心腹们透露了“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的忧患意识，身为首席智囊的康有为决定一不做二不休，来个宫廷政变，彻底拿掉慈禧。
9月17日，升职后的袁世凯照例去颐和园向老佛爷谢恩。谢完恩后，他又去见光绪帝。这光绪办事能力确实不太行，颐和园是老佛爷的地方，耳目肯定很多。这天，有个叫杨崇伊的御史给慈禧送了一封奏折，杨崇伊在奏折中痛斥康有为一行人祸乱朝政，蛊惑皇帝胡闹，还说康有为这些人想对太后不利，杨御史请求太后为了天下百姓的利益，出来训政，保住大清江山。
慈禧太后巴不得有人弹劾维新派。光绪听到有人弹劾康有为等人，知道自己这套维新变法快玩完了。光绪是个好人，而且还心存幻想，心想只要康有为逃脱了，以后变法还有机会。他赶紧给康有为下一道旨令，让他立刻去上海督办官报，意思就是先逃吧！
康有为接到圣旨，知道情况很不妙，和热血青年们抱头痛哭。康有为决定不走了，和大家商议如何解救光绪，在这群人物当中，有一个很特别的人，这个人就是徐世昌。徐世昌可是袁世凯的心腹，他来了就代表袁世凯到了，由此可以看出，袁世凯对于维新强国有着浓重的情结。
当时维新派中有人对袁世凯不信任，康有为拿出袁世凯写给自己的信，上面写着：“赴汤蹈火，亦所不辞。”这样一来，大家都相信了。
康有为一干人等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时，袁世凯住在法华寺里。维新派商议好计策后，需要一个人去找袁世凯，因为只有袁世凯手中握有兵权。
任侠豪迈的谭嗣同自告奋勇去见袁世凯。见到袁世凯，谭嗣同没说一句废话，讲明情况后，就问：“你干不干？”
袁世凯听到这个计划很吃惊，他是想维新，但不想铤而走险，所以提出一个方案：等慈禧和皇帝到天津阅兵的时候，他派兵保护皇上，然后软禁慈禧，诛杀荣禄，清除旧党。公正地说，袁世凯这个方案确实稳妥很多，也具备可行性。康有为那一招有点自寻死路的感觉。
谭嗣同觉得袁世凯说的有道理，两人密议一番，商定后，袁世凯打算尽快回到天津筹备，准备好枪支弹药等等。
有许多传言说袁世凯在谭嗣同走后，跑到荣禄那儿告密去了，荣禄又去北京向慈禧太后告发，结果就导致了戊戌政变。
真实情况不是这样的，袁世凯没有告密，他正准备积极配合维新派大干一场，在走之前他还和光绪会过面。之后便快马加鞭地赶回天津，到了天津，他才发现他的对手们远远比想象中的厉害。
慈禧对光绪和康有为等人早有提防，给荣禄下了四道命令：一是派直隶提督聂士成的武毅军17000人进驻天津陈家沟，切断袁世凯新军的入京之路；二是调集甘督提督董福祥12000人，进驻宛平、长辛店一带，其中一部直入北京，保护颐和园；三是致电总理衙门及袁世凯，谎称军情，说英俄开战，英舰多艘游弋大沽口，要袁世凯立即返回天津听候调遣；四是授意御史杨崇伊等到庆王奕劻府，奏请太后出山，维护大清稳定。部署完成之后，不仅北京卫戌军总数超过了48000人，而且，从山海关至北京沿途驻军达到13万人，总兵力是袁世凯的新军的20倍。
20日，光绪帝又召见了袁世凯，给予他直接杀荣禄的权力，然后自代荣禄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其实，光绪帝贸然提拔袁世凯之时就引起了慈禧和荣禄一干人等的怀疑，这光绪做事太急躁了。
可以想象，袁世凯当时心里有多矛盾，论关系，光绪虽然提拔他重用他，但他跟荣禄的关系更好一些。不过，荣禄是守旧派，光绪是渴望变法强国的好皇帝。从内心的信仰和民族的大义来说，袁世凯选择了光绪，因为他觉得这么做是对的。
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当面斥责光绪，随后将他软禁在中南海的瀛台。这次慈禧发动政变并不是针对整个维新派，主要矛头是康有为、康广仁兄弟。慈禧并不反对变法，只是她觉得维新派太胡闹了，做得太过分了，而煽风点火的人就是康有为。
政变发生之时，袁世凯还呆在天津，并不知道北京那边的事。他很彷徨，也很兴奋。他知道自己要做的这件事会影响未来整个中国的走向，办得好，中国会向一个光明强盛的方向发展，办不好，说不定自己会人头落地，中国会日益僵化。距离皇帝来阅兵还有一个月的时间，这一个月的时间真难熬啊！
慈禧政变的消息很快就传到天津，把这个消息带给荣禄的人正是杨崇伊，荣禄想了想，决定晚上召袁世凯过来议事。
被动告密
在微微有些凉意的秋夜里，袁世凯赶往荣禄的大营。
到达大营前，他吃惊地发现侍卫罗列，顿时，他感觉到一股杀气。他的第一念头就是：莫非发生了不好的事情！
进门后，他发现杨崇伊也在里面，袁世凯心里更加确信发生了不好的事情。几杯暖酒入肚，杨崇伊便将北京的局势告诉了袁世凯：太后训政，光绪被囚，康有为、梁启超流亡。
听到这个消息，袁世凯感觉一个响雷在头顶炸开，完了，维新完了，改革完了，自己的小命也快完了。想到这里，袁世凯眼珠大睁，是啊，先保住自己的小命要紧。想到这里，袁世凯当场跪倒在荣禄面前，痛哭流涕，长跪不起。
荣禄和杨崇伊都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虽然他们知道袁世凯跟维新派走得比较近，但也不至于这样啊！
荣禄：慰廷，你这是干嘛，快起来！
袁世凯抹着眼泪哭道：中堂大人，我有罪啊！你还是把我杀了吧！
荣禄：你有什么罪呢！快起来说。
袁世凯：康有为让我杀了你，还让我带兵围攻颐和园。
荣禄怒道：康有为好大的胆子，慰廷，到底是怎么回事？
袁世凯将康有为政变的谋划一五一十都招了。
荣禄听了，脑袋摇得像拨浪鼓：没想到，没想到，我荣某人一心为国，没想到康有为这卑鄙小人居然一心想害死我。我招谁惹谁了，皇上啊，原本是个英明的人，听到康有为奸贼的话，居然还相信了，真让我这个老臣寒心啊！
袁世凯这时就像变成了个女人，哭哭啼啼地说：是啊，康有为太疯狂了，小人真是有眼无珠，跟他认识，他仗着皇上宠信，小人岂敢公然和他作对。荣大人，你替小人做主啊！
荣禄叹息一声：慰廷，你是个人才啊，我怎么忍心杀国家栋梁呢！连皇上和翁同龢都被康有为蒙蔽，你也是一时糊涂！现在迷途知返，也是好事一桩啊！
听到荣禄这么说，袁世凯一颗悬着的心才慢慢落下来。荣禄回京前，袁世凯到车站为他送行，恳求说：现在皇上处境危险，中堂大人务必要保全皇上啊，如果皇上有什么三长两短，慰廷我也觉得活着没什么意思。
荣禄是一个守旧派，忠君为国的思想非常浓重，爽快地答应了袁世凯。不过，他表示皇上可以保住，其他人就未必了。袁世凯无奈地点头，这是袁世凯到目前为止做的最“缺德”的一件事，毫无疑问，如果没有他的告密，就不会有后来谭嗣同的“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慷慨就义诗。
慈禧听到这个消息，一张老脸变得更皱。老佛爷不高兴，后果不堪设想。
于是，戊戌政变扩大化了。慈禧最恨的是康有为，不过康有为有奇门遁甲之术，这时候早已不见踪影。梁启超呢，跟日本人关系比较好，躲进日本使馆，然后在日本人的协助下，一叶扁舟，漂向东瀛岛。
谭嗣同头脑始终被一股崇高的感情冲撞着，他没跑。不仅没跑，还联合当时的江湖侠客大刀王五，准备进宫营救光绪，结果当然是失败了，王五的刀再大，也只有一柄。有些日本人要帮助谭嗣同逃亡，谭嗣同果决地拒绝了，他说：其他国家变法都会死人，社会的进步总得有人流血，现在中国搞什么变法，结果没一个人流血，这样怎么能行呢？这就是国家贫弱的原因，希望以我一个人的鲜血，唤起千百万人的觉醒！
1898年9月28日，谭嗣同、林旭、康广仁、杨锐、刘光第、杨深秀六人在北京菜市口刑场就义，史称“戊戌六君子”。
这事就这么平定了，社会又复归太平。袁世凯总算惊险逃过一劫，但是慈禧对他很不满，她老早就知道袁世凯跟维新派眉来眼去，所以也想收拾收拾他。慈禧准备将袁世凯“法办”，但荣禄认为袁世凯是一个可用之才，谋反作乱的责任完全在维新派，袁世凯是清白的，荣禄甚至以身家性命为袁世凯担保。
看在荣禄的面子上，慈禧太后虽然没有“法办”袁世凯，但对这个昔日的维新派还是很不信任。
后人在总结袁世凯在政治斗争中能左右逢源、逢凶化吉，往往归结为袁世凯这人两面三刀，行事机敏。还原历史真实后，我们发现，袁世凯所以能在风起云涌的时势中崛起，跟他做事谨慎有很大的关系。就说戊戌政变这事，如果没有荣禄的力挺，袁世凯就算告密还是会栽大跟头。他所以能得到荣禄的赏识，还是因为他做事认真负责，兢兢业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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