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学生会要各校学生上街游行搞宣传——拿一个板凳，站在上面，挥舞胳膊，大声向过路群众演讲，呼吁革命。
杨绛也被推选上，可她不想参加，怕街上那些欺负女孩子的“轻薄人”——就是地痞流氓。当时学校有个规定，只要学生不赞成去宣传，就可以推掉这个事情，也可以推掉开会、游行、当代表。
杨绛犹豫不决，周末回家去问父亲，父亲说：“你不肯，就别去，不用借爸爸来挡。”
杨绛说：“不行啊，少数得服从多数呀。”
杨荫杭说：“该服从的就服从，你有理，也可以说，去不去由你。”他还是说“名与器不可假人”，要杨绛学会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张。
不能自作主张，就要学会自作主张，杨荫杭只是想让女儿学会自作主张而已。
杨荫杭对杨绛说：“你知道林肯说的一句话吗？‘Dare to say no（敢于说不）’！你敢吗？”
“敢！”杨绛一本正经地回答道。
于是杨绛返校，对学生会说：“我不去。”
最初她的理由被当成“岂有此理”。但很快，她的“岂有此理”变成“很有道理”，因为真的有上街演讲的女同学遭到坏人非礼。
反正杨绛就是对政治不感兴趣，我也想象不出来高喊革命口号的杨绛是什么样子的。
林子大，百鸟生，有的鸟善鸣，有的鸟不善鸣。
杨荫杭的西式教育思想非常明显，凡事强调顺其自然，于是小孩子们很尊重他。
杨绛念高中，一直分不清平声和仄声，父亲也说顺其自然，果然到时候自然就会了。有时，晚上父亲还特意踱过廊前，敲窗考她，某某字念什么声。杨绛念对了他也笑，念错了他也笑。
他不大赞成女孩子过度用功，说是身体娇柔，怕伤了精神，要短寿。他又不赞成每门功课都考一百分却低能的人。封建时代考状元，寒窗苦读，胶柱鼓瑟，像孔乙己那样的，可不就是高分低能？
这一点杨绛不用担心，她功课一直不错，却很少考一百分，而且以后的事实证明，她很高能，至少比丈夫高能得多。她用了九十九分当了个书虫，用余下一分来应付生活，居然也应付得像模像样。
杨绛这个书虫也是杨荫杭培养出来的。
父亲时常给她买些书回来，或是辞章，或是小说，甚而会把她有兴趣的书亲手放她桌上，若她不读，那本书就又不见了——被父亲拿走了，但是他什么也不说。杨绛是聪明的，就难受了，这像是一种谴责。
杨绛好奇父亲和自己一般大时什么样，想了很久，终是问了，父亲说：“就是和普通的孩子一样。”
他不自大。杨绛长大以后，也不自大。活到后来，举国追捧，她也难得灵台清明。
灵泉一脉，花树皆得滋养，杨绛的品性端淑，离不开父亲的教诲。
杨家的孩子们没有坐过汽车，也甚少被父亲带着访朋问友。
一次父亲的朋友专程开车载他们到自己家，坐汽车已是新鲜，父亲的朋友家竟然比自己家阔气太多，有洋房花园，有穿着体面的仆人，她们姊妹回家后一个劲感叹。怪不得杨绛会谦称她家是“寒素人家”，是有比较的。
她们父亲一旁听了，淡淡地说：“生活程度不能太高的。”
平心而论，杨荫杭已经够了不起，这么多孩子，还有需要自己养活的两个妹妹，哪个不需要吃饭穿衣，读书上学？杨绛和钱锺书后来收入不菲，却仍旧保持清寒读书人的样子，除了夫妻风骨，也有杨绛从娘家带过来的清流之质。
杨绛读高中时，曾作《斋居书怀》诗：
世人皆为利，扰扰如逐鹿。
安得遨游此，翛然自脱俗。
被老师批阅：“仙童好静。”
“仙”字对了，出尘清洁，一袭素白衣，不施脂粉，不扭扭捏捏掐兰花指。“好静”更对，她就是一个轻言细语，手脚轻快，不大哭大笑，安安静静的小孩。
只不过不光是“仙”，她还有点“呆”。
大约是1926年，杨绛上高中一二年级的暑假期间，学校教务长王佩诤先生办了一个“平旦学社”。
学社每星期都会邀请名人讲学，这次邀请的是章太炎先生。王佩诤先生事先吩咐她说：“季康，你做记录啊。”她以为做记录就是做笔记。听大学者讲学，当然得做笔记，她一口答应。
讲学会场是苏州青年会大礼堂，杨绛到时已座无虚席，她寻觅着看见一处人头稍稀，正待挤过去，忽有办事人员招呼着叫她上台——原来她的座位在台上。
此时章太炎先生正站在台上谈他的掌故。她可没想到做记录要上台，有点胆怯，尤其是迟到了不好意思。她上台坐在记录席上，章太炎先生诧异地看了她一眼，又继续讲他的掌故。杨绛看见自己的小桌子上有砚台，一叠毛边纸，一支毛笔，这是为她准备的。
不过问题来了。
章太炎先生谈掌故，不知是什么时候，也不知谈的是何人何事。别说他那一口杭州官话她听不懂，即使他说的是她家乡话，她也一句不懂。掌故岂是人人能懂的？杨绛心想：
国文课上老师讲课文上的典故，我若能好好听，就够我学习的了。上课不好好听讲，倒赶来听章太炎先生谈掌故！真是典型的名人崇拜，也该说是无识学子的势利眼吧。
于是她拿起笔又放下。听不懂，怎么记？坐在记录席上不会记，怎么办？假装着乱写吧，交卷时怎么交代？况且乱写也得写得很快才像。冒充张天师画符吧，她又从没画过符。连连地画圈圈、竖杠杠，难免给台下人识破。罢了，还是老老实实吧。她放下笔，干脆不记，且悉心听讲。
她专心一意地听，还是一句不懂，只好光睁着眼睛看章太炎先生谈——使劲地看，恨不得一眼把他讲的话都看到眼里，这样就能把他的掌故记住。她离章太炎先生最近，看倒是看得仔细，全场唯有她看得最清楚：
他个子小小的，穿一件半旧的藕色绸长衫，狭长脸儿。脸色苍白，戴一副老式眼镜，据说一个人的全神注视会使对方发痒，大概我的全神注视使他脸上痒痒了。他一面讲，一面频频转脸看我。我当时十五六岁，少女打扮，梳一条又粗又短的辫子，穿件淡湖色纱衫，白夏布长裤，白鞋白袜。这么一个十足的中学生，高高地坐在记录席上，呆呆地一字不记，确是个怪东西。
她就那么傻坐着，假装听讲，只敢看章太炎先生，不敢向下看。她想：“台下的人当然能看见自己，想必正在看着自己呢。”她如坐针毡。
好不容易掌故谈完，办事人员来收了她的白卷，叫她别走，说还有个招待会。她不知道自己算是主人还是客人，趁主人们忙着斟茶待客，她“夹着尾巴逃跑了”。
第二天，苏州报上登载一则新闻，说章太炎先生谈掌故，有个女孩子上台记录，却一字没记。
杨绛出的洋相上了报，开学后，国文班上大家把她出丑的事当笑谈。她的国文老师马先生点着她说：“杨季康，你真笨！你不能装样写写吗？”她只好服笨，默不作声。
她心想：“装样写写自己又没演习过，敢在台上尝试吗？”好在报上只说她一字未记，没说她一句也听不懂。她原是去听讲的，没想到却是高高地坐在讲台上，看章太炎先生谈掌故。
她看章先生谈掌故，大家看她看章先生谈掌故。
她是真笨，为什么不能装样写写呢？可是她就是那么乖，胆小到不会写就是不会写，傻坐着就是傻坐着。她始终不曾八面玲珑，也始终不会滥竽充数。若非时事倒逼，她一生也不会大喊大叫起来，不会那样壮怀激烈，也不会淡淡薄酒，片片黄花，西风向晚，满腹愁肠；更不会标榜清高，戴个高帽，行走江边，说什么“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
就算世人皆浊，她也不想独清，她愿人人都活得像“人”，像个“真人”；就算众人皆醉，她也不想独醒，她愿人人都活得清醒，像“真人”一样清醒。
她这情态，像什么呢？不知道，不晓得，想不出来。
1928年夏。小阿季长大了，要读大学了。
娃娃们都是种在花室里的花，越长越大，就离开花室，生在、绽放在明晃晃的阳光下。可是转眼间，说不定就会泼下倾盆大雨或者掉下砸死人的冰雹，于是花梗零落，花不成花。
可是你不让她走出去成吗？各有命数啊。人是不能预知自己命运的，否则就算你知道自己将来会遇良人，但是也会遇战争，遇国难，遇到自己被剃阴阳头、被批斗、被下放，遇到良人死去，遇到白发人送黑发人，遇到数十年的孤寂，无人听到，无以言说，这样的一生，你还肯不肯过？
可是若把一生分解成一天又一天，好像“嗖”的一下，年的尾巴还抓不住就被甩到了年的这一边，长长的一生，也就这么过下来了。
杨绛正迎着她自己的光阴，以极静的姿态，慢慢开放。
杨绛心心念念要考清华大学，清华大学却不来南方招生，无奈她只好就近报考了苏州的东吴大学（江苏师范学院、苏州大学前身），成功被录取上了。
从此，她的传奇如华彩卷轴，在岁月里缓缓铺陈开来。
入学时，女生宿舍尚未建好，女生们被学校安置在一座小洋楼里。第一年，杨绛被分在四五个人同住的一个大房间里，到了第二年的下学期，她被分到和中学时同班同学的淑姐住在一间小屋里。
这座小洋楼原本是一个美国教授的家，她们住的小房间是男仆的卧室，窗外风景极好，窗下有花木，窗户上有常青藤缠绕。房间暗而静，一桌、二凳、二小床。房间的门要用力抬一下，才能合得起来，二人干脆睡觉时不锁门，只把门带上，防止被风吹开。居住上称心满意，大学里新鲜事物多，日子过得飞快。
而且，她还当上了运动员，加入了校排球队。
过了半个世纪，杨绛仍记得：
我们队第一次赛球是和邻校的球队，场地选用我母校的操场。大群男同学跟去助威。母校球场上看赛的都是我的老朋友。轮到我发球。我用尽力气，握着拳头击过一球，大为人意料。全场欢呼，又是“啦啦”，又是拍手，又是嬉笑叫喊，那个球乘着一股子狂喊乱叫的声势，竟威力无穷，“砰”一下落地不起，我得了一分（当然别想再有第二分）。
当时两队正打个平局，增一分，而且带着那么热烈的威势，对方气馁作罢，那场球赛竟是胜了。她可有资格骄傲了，后来每当看到电视屏幕上的排球赛，总会忍不住悄悄吹牛：“我也得过一分！”
一年以后，要分科了。
老师认为她该学理科，杨绛苦恼了，心里想：“我在融洽而优裕的环境里生长，全不知世事。可是我很严肃认真地考虑自己‘该’学什么。所谓‘该’，指最有益于人，而我自己就不是白活了一辈子。我知道这个‘该’是很夸大的，所以羞于解释。”
到底是年轻人，再安静也有一股子使命感，血是热的。
杨绛不知道自己到底“该”学什么，回家去问父亲，父亲却说：“没什么该不该，最喜欢什么，就学什么。”因为，“喜欢的就是性之所近，就是自己最相宜的。”
也就是说，不必考虑前途什么的，也不必考虑硬扭着自己的本性与喜爱去勉强随顺那个“该”字，自己喜欢文学，那就学文学好了；爱读小说，那就读小说好了。
那个年代的家长，少有杨荫杭这么开明的。
于是她选了文科。东吴大学的文科只有法预科和政治系，没有文学系。法预科离父亲的专业近，她想选读法预科，以后给父亲做帮手，还可以积累素材以后写小说，没想到杨荫杭极力反对。
他做律师，最知道浮世如海，表面也许一片蔚蓝平静，谁知道底下涌动着怎样的噬人暗流。他自己已经是险情不断，壮志难伸，内心的痛苦自己晓得。女儿要选这个专业，这个苦要让女儿也来吃，他舍不得。
最终杨绛选了政治系。
可她的兴趣不在此，她一生也不与政治亲，于是她便整天泡在图书馆，把课余时间都花费在这儿。东吴大学的图书馆藏书无数，一本本书是一朵朵花，她像是一只蜂蝶，恣意地采着花朵。
我既不能当医生治病救人，又不配当政治家治国安民，我只能就自己性情所近的途径，尽我的一份力。如今我看到自己幼而无知，老而无成，当年却也曾那么严肃认真地要求自己，不禁愧汗自笑。不过这也足以证明：一个人没有经验，没有学问，没有天才，也会有要好向上的心——尽管有志无成。
她自己说有志无成，可谁又敢说她有志无成呢。
东吴大学本来就是一所教会大学，十分注重外语，杨绛在这里阅读了大量原版政法书和文学书，外语水平突飞猛进。后来她又试着学翻译，在她翻译文学著作之前，早翻译过不少英文的政治学论文。
一次，杨荫杭问：“阿季，三天不让你看书，你怎么样？”
“不好过。”杨绛说。
“一星期不让你看书呢？”
“一星期都白过了。”
父亲笑道：“我也这样。”
父亲是不言的桃李树，阿季是树下那个赏花的人。
美剧《老友记》主题曲唱：“原本没有人会认识我，原本没有人会来看我，看来只有你知道我将会变成什么。有些朋友是用来共度日子的，共同经历苦难的，有些朋友和我永远是欢笑，即使在我最糟糕的日子里，我仍然是你最好的朋友。”
人不可无癖，亦不可无友。就算书再好，也不能真的平生只与笔墨结成骨肉亲。就是黛玉闺房里放着满满的书，而且还有宝玉对她好，她也是需要朋友的，所以宝钗对她好，她会感激得不知如何是好，说也有，笑也有。
就像自己的心房，里面装满雨雪风霜、苦辣酸甜，需要往外倒一倒。倒给谁听呢？给父母？有些话对父母亦是不能讲的；给爱人？有些话对爱人也不方便言说。
杨绛不是孤僻的小孩，她有一个密友，叫周芬，个子高挑，搭配着杨季康的个子小巧，像一棵芹菜和一棵豆苗。周芬的父亲是杨荫杭的下属，周芬跟着父亲去过杨绛的家，只不过她们两个没有见过。
世上的相遇，草蛇灰线，伏脉千里，光阴暌违，追溯起来，方教人目瞪口呆。
周芬就读医学系，两人趣味相投，后来杨绛搬到周芬所在的寝室，贪睡时便教周芬替自己带个馒头回来，直睡到不得不起来。
有时来不及了，她便鱼跃而下，用湿毛巾擦把脸就冲向教室去。
她吃个馒头也能吃出花样。有次，她把馒头瓤挖着吃了，把馒头皮搓成细长长的一条，放在周芬的本子上，然后自己假装害怕，“吓”得哇哇叫：“好可怕，好可怕！”周芬也觉得好可怕，不敢靠近。这时杨绛哈哈大笑，一把捉过虫子吃掉。周芬顿悟，追着她打。
两个人又喜音乐，经常在一起研究乐器。有时杨绛吹箫，周芬吹笙，二人笙箫合鸣，琴音绕梁。
在学校过得开心，回到家，杨绛还是那个乖巧听话的阿季，好像她的青春时代，看不见哪里有叛逆的痕迹。
父亲买了旧书，叫阿季给他用白丝双线重新装订起来，而且双线只许平行，不许交叉，线结也不许露出来，阿季就乖乖地替爸爸订书。父亲忙，状子多，阿季还化身书记替爸爸抄写。
三姑母还抓阿季的差，让她替自己批改大叠的卷子；又嫌理发店不干净，抓她给自己理发——以后杨绛不是给钱锺书理发吗？敢情手艺是这时候学的，她看着胆小，倒真胆大，敢下刀剪。
三妹一找阿季，杨荫杭就悄悄对杨绛说：“你的好买卖来了。”
这个越来越孤僻的三姑母知道哥哥袒护这个侄女，就越发不喜欢阿季，阿季也越发不喜欢她——三姑母大着小阿季二十几岁呢，跟一个小娃娃较什么劲。
读到大三，振华女中的校长为杨绛申请到了美国韦尔斯利女子学院的奖学金——这是美国最好的女子学院之一，冰心、宋美龄都从这里走出来。只是每年日常花销是学费的两倍，再加上路费，都需要家里负担。
杨荫杭夫妻对女儿不做要求，她如果愿意，可以去。
这一家人对于孩子求学、出门在外好像都看得很淡，既不会因女儿要出国而欣喜若狂——她爹就是经常出国的人；也不会因女儿未来花销巨大而愁眉不展——她爹舍得。而杨绛则既不想增添家庭负担，也不想到美国去读她本就不喜欢的政治学，她宁可在本国去一所好大学读文学。
她不出国也对，不久她的大弟弟病逝，这是父母失去的第二个孩子。
十指连心，失去哪一个都痛。
世间亲情，就是两难。杨荫杭和唐须嫈身边有阿季陪伴，痛楚也能稍减。
时间飞快，大四这年，学期将终，尚未大考。学生闹学潮，学校停课，秩序几乎陷入瘫痪。
唐须嫈得知情况，来学校接阿季回家，杨绛央求母亲将周芬一起带走。当时情况很严重，学校门口有人把守，于是，杨绛让母亲把她二人的简单行李放在车上，母亲一个人坐上去，校警见没有学生在车上，任由唐须嫈离开。
杨绛和周芬两人则在下午四点之后，利用学校允许学生出校门活动的一小段时间，拉着手慢慢走到望星桥，出了校门，在校外卖小吃的地方逗留片刻，看没有人追上来——若有人追，就说是来买小吃；所幸无人，就此脱身。后来别的同学也想用这样的巧法子，但走一半路就被抓了回去。
在家里待到开学在即，杨绛和周芬还有同班的徐君、沈君、孙君三位男生，一同结伴到燕京大学借读。
抵京考试完毕，杨绛同孙君一同结伴到了清华大学的古月堂前，与孙君的表兄钱锺书初见。
唐须嫈常笑说：“阿季脚上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所以心心念念只想考清华。”
这话不错。
杨荫杭当年大病一场，病愈后觉得房子不好，到别处看房。他带着阿季看的那一处房，即是钱锺书的祖家。二人当时并不曾见面，却是好姻缘，天注定。
前世今生，姻缘天定。我是相信人未投生前是一团庞大的灵魂，然后这团灵魂分剖成几片几片各自投生，来到尘世，会爱上一个人又一个人，爱上哪个人都觉得他是自己的另一半灵魂，又觉得不是那么尽情，心总有未足处，说不清道不明。亦有灵魂投生时一剖两半，于尘世间彼此找寻，然后一眼望处，一见钟情。
杨绛来了清华，就与钱锺书一见钟情。
尽管北平是个大城。
1932年，早春，古老城墙头上的积雪开始融化，雪水滴滴渗进城墙缝，墙根下生发了浅绿的小嫩草芽。白塔的金刹顶、故宫的黄琉璃瓦，都在春阳下闪闪发光，就像一张灰白的素色的画。随着春风一点一点地吹，渐渐着上了温暖与香色，就像老舍先生充满怀念地写：“地上与河里的冰很快地都化开，从河边与墙根都露出细的绿苗来。柳条上缀起鹅黄的碎点，大雁在空中排开队伍，长声地呼应着。”
这天，古月堂前，杨绛与钱锺书初遇，如山河遭逢，星月交辉，岁月惊动。他站在堂外门前，她从堂内一步步走出来，乍然相逢，第一眼，就是他（她）了。
杨绛不是林黛玉，未见宝玉之先，并没有自己的母亲和宝玉的母亲为宝玉做铺垫，说他衔玉而诞，又是什么混世魔王。直到见了，是个英俊清秀的公子，反差大了，再加上前世夙缘，心也就动了。
他们彼此一见如故，初次相遇便认定彼此，二人侃侃而谈，忘了时间，忘了他人。
随后，幼年时的苏州好友蒋恩钿为杨绛办好借读清华的手续，另外四人都留在了燕京大学，杨绛则在清华开始借读大学四年级第二学期，是年她21岁。
她是才女校花，自然有不少人追求。然而别人追她她不动心，但面对钱锺书，她的心彻彻底底地乱了。
还记得《倾城之恋》吗？世界为了成全白流苏与范柳原的情缘，直教山河倾泻。而现在，世界为了成全杨绛与钱锺书的旷世情缘，山河亦如满水之钵，摇摇晃晃，水珠泼溅。
春水初生，春林初盛，春风十里，终得见你。
诗中云，“青溪水木最清华”“香心淡染清华”“零露凝清华”……
“清华”两字含蓄而雅致，清华大学这个名字真的是好。
不光名字好，清华大学也好。
清华大学，初名清华学堂，是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余额创办的一所留美预备学校，因设立在清朝遗园——清华园而得名。辛亥革命后，清华学堂改名为清华学校；1925年增设大学部；1928年，正式改为国立大学；翌年，开办研究院。
当时清华大学人才济济，名教授云集。外文系的王文显和吴宓都与杨绛有颇深渊源。
先说王文显，祖籍江苏昆山。
这又是一个好地方，粉墙黛瓦，曲桥流水，吴侬软语，“春未老，风细柳斜斜。试上超然台上望，半壕春水一城花，烟雨暗千家。”
我曾去过这里，吃过这里的乌稔饭团，一种青色的糯米团子，江南水上人家趁春未老时吃的饭。这里出门即河，河两旁种着香樟树，红红的新叶生发，老叶安身不牢，一阵风起，木叶“哗哗”落。土菜馆里有老豆腐，既韧又嫩；鱼肉蒸蛋鲜香，滑爽；清炒嫩青蚕豆，一股清新的豆香扑鼻而来；还有韭菜炒螺丝，红烧昂刺鱼。十几元钱一斤的昂刺鱼烧出来，都比北地近百元一斤的鲈鱼鲜嫩，味美；还有炒米线，不是白白的米线，是青菜。青嫩幼细，加蒜瓣炒出来，口感柔软缠绵，就是嫩苋菜。
江南好比春风，此地的人和菜皆好比杨柳，风拂柳斜，令人遐想。
王文显是华侨家庭的小孩，1886年生于英国，长于英国，获伦敦大学学士学位。回国后到清华大学留美预备部任教，开设《外国戏剧》《戏剧专题研究》《戏剧概要》等课。听过他课的人都觉得愉悦，一位清华校友说：“他的英文讲得太好了，不但纯熟流利，而且出言文雅，音色也好……听他叙述英国威尔逊教授如何考证莎士比亚的版本，头头是道，乃深知其于英国文学的知识之渊博。”
杨绛受他影响，才开始接触西洋戏剧，并走上戏剧创作的路。
再说吴宓，陕西泾阳人，1894年出生，1911年——杨绛出生那一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的留美预备班。1917年赴美留学，1921年回国，1925年任清华国学研究院主任，教授《翻译术》课程。翌年，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
杨绛选修过吴宓的《中西诗文比较》《翻译术》等课，《翻译术》注重培养动手能力，这为杨绛后来的文学翻译工作打下好基础。
杨绛考入清华研究生院在清华当研究生的时候，钱锺书已离开清华。他们经常通信。钱锺书偶有问题要向吴宓先生请教，因杨绛选修吴先生的课，就央她转一封信或递个条子。她有时在课后传信，有时到他居住的西客厅去。
有一次杨绛到西客厅，看见吴先生的书房门开着，他正低头来来回回踱步。她在门外等了一会儿，他也不觉得。她轻轻地敲敲门。他猛抬头，怔一怔，两食指抵住两太阳穴对她说：“对不起，我这时候脑袋里全是古人的名字。”
这就是说，他叫不出她的名字了。当然，他是认识她的。杨绛有眼色，递上条子略谈钱锺书近况，赶忙就走了。
杨绛的同学们说他“傻得可爱”，杨绛只觉得他老实得可怜。
当时吴先生刚出版了他的《诗集》，同班同学借口研究典故，追问每一首诗的本事。有的他乐意说，有的不愿说。可是他像个不设防的城市，一攻就倒，问什么，说什么，连他意中人的小名都说出来。
杨绛后来回想起说：“吴宓先生有个滑稽的表情。他自觉失言，就像顽童自知干了坏事那样，惶恐地伸伸舌头。他意中人的小名并不雅驯，她本人一定是不愿意别人知道的。吴先生说了出来，立即惶恐地伸伸舌头。我代吴先生不安，也代同班同学感到惭愧。作弄一个痴情的老实人是不应该的，尤其他是一位可敬的老师。”
吴宓先生成了众口谈笑的话柄——他早已是众口谈笑的话柄。他老是受利用，被剥削，上当受骗。吴先生又不是糊涂人，当然能看到世道人心和他的理想并不一致。可是他安之若素，还是坚持自己一贯的为人。
做学问的人都有股子痴气，太过风流倜傥的人做不了大学问。
若能够穿越时空，后人能够自由地见到前人，我们见到吴先生必定不敢那样放肆。
杨绛先是有那样的好家庭，那样的好父亲、好母亲，如今又进了这样一所好学校，遇到这样的好老师，这就是起点。
起点高的人就是沾光。好家庭是她命好修来的，好学校却是她自己考取的，所以，严格说来，她又不算沾光，只能说她不浪费福分，也不浪掷聪明。她不叛逆，不虚度光阴，好读书，好静，这是她的命。
杨绛选修了中文系的写作课，老师是朱自清。
她的文学创作之路，是受了朱自清的启蒙。
杨绛在1933年创作了处女作《收脚印》，朱自清觉得好，送给《大公报·文艺副刊》的副刊编辑沈从文，刊发于12月30日，署名“杨季康”。
隔了一年，杨绛“第一次试作的短篇小说”又被朱自清推荐给《大公报》的文艺副刊，那篇小说原题《路路，不用愁！》，后改名《璐璐，不用愁！》。
杨绛的才情就像春草初生，不是一霎时便芳林远道，乱花滋生；而是一根一根地，轻轻缓缓地，绿起来、绿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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