咖淑夫人有好厨艺，她的老公买菜又不小气，有了鱼肉，又买鸡鸭。杨绛他们租的房间是有厨房的，不过最初也是在公寓主人这里吃“集体饭”。这里距巴黎市中心仅五分钟车程，实在是便宜又实惠。
巴黎大学创办的时间虽然比牛津大学还早一个世纪，学风却比牛津宽松自由。
钱锺书已经通过牛津的论文考试，觉得为一个学位赔掉许多时间，实在不值得，所以不再想读什么学位。
杨绛受他影响，也不执着于学位，所以在巴黎大学入学后，他们白天上上课，下课结伴出去坐坐咖啡馆——并不纯为消闲，社会是一部大书，他们两个则是海绵，在这里既可以吸取社会知识，也可以吸取语言知识。有时他们还会一起逛逛旧书肆。到了晚上，回公寓相伴读书，不亦乐乎。
圆圆渐大，要送去托儿所，夫妻两个又舍不得。
对门的邻居太太没有小孩，十分喜欢圆圆，她经常把圆圆抱去玩玩。有时若是杨绛夫妻出门，也便托她照看，送她一些报酬。
在巴黎的中国留学生多，杨绛出门总能碰见同学或者相识，有来勤工俭学的，有来访问的。这些人里有吕叔湘、王礼锡、向达、罗大冈、王辛笛、盛澄华等人——盛澄华代他们二人注册入学，替他们找下房子，又接他们回到公寓。
诗人王辛笛回忆说：“1936年我去英国爱丁堡大学进修，次年到巴黎短期度假，住在清华窗友盛澄华寓处。适巧锺书偕其夫人杨绛也由牛津来巴黎，同住在拉丁区，与盛处相去不远。澄华专攻纪德作品，并常就近向纪德本人请益（在抗战期间译出《伪币制造者》等问世），不同于一般留学生惟学位头衔是务，锺书对此颇有好感。大家在街头朝夕不期而遇，相视而笑，莫逆于心。”
钱锺书还饶有兴趣地把这段时间所遇的有趣人物描眉画眼、添枝加叶，给写进《围城》里。比如《围城》里的褚慎明：
自小负神童之誉，但有人说他是神经病。他小学，中学，大学都不肯毕业，因为他觉得没有先生配教他考他。他起先最恨女人……后来心里装满女人，研究数理逻辑的时候，看见aposteriori那个名词会联想到posterior，看见×记号会联想到kiss，亏得他没细读柏拉图的太米谒斯对话（Timaeus），否则他更要对住×记号出神……
杨绛揭底说，这个人物形象取材于这一时期在巴黎的相识，只是这个人物的真身比小说里写的还夸张：
有一次我和他同乘火车从巴黎郊外进城，他忽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上面开列了少女选择丈夫的种种条件，如相貌、年龄、学问、品性、家世等等共十七八项，逼我一一分数，并排列先后。我知道他的用意，也知道他的对象，所以小心翼翼地应付过去。他接着气呼呼地对我说：“她们说他（指锺书）‘年少翩翩’，你倒说说，他‘翩翩’不‘翩翩’。”
我应该厚道些，老实告诉他在初识锺书的时候，他穿一件青布大褂，一双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大眼镜，一点也不“翩翩”。可是我瞧他认为我该和他站在同一立场，就忍不住淘气说：“我当然最觉得他‘翩翩’。”
他听了怫然，半天不言语。后来我称赞他西装笔挺，他惊喜说：“真的吗？我总觉得自己的衣服不挺，每星期洗熨一次也不如别人的挺。”我肯定他衣服确实笔挺，他才高兴。
异国他乡遇故知，如同杨柳遇春风，杨柳是春风的杨柳，春风是杨柳的春风。
但你千万不要以为这对小夫妻不务正业。恰恰相反，他们越来越努力。
他们在巴黎的这一年，杨绛深入地了解欧洲各国的文化习俗、风土人情、语言特点等，这为她以后掌握多种欧洲语言打下了基础。在原生地体味本土语言，格外容易入境。
钱锺书则是继续读书，先是法文，从15世纪的诗人维容读起，直到18、19世纪，一家家读来。德文也是如此。
他的安排是这样的：每天读中文、英文，隔日读法文、德文，后来又加上意大利文。初到法国，二人同读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他的生词比杨绛多，一年以后，他的法文水平远远超过了杨绛——杨绛要养小娃娃，要料理这个家，时间不够用。
他们起初没有起伙，有时在大学城的餐厅吃饭，有时在中国餐馆吃饭。咖淑夫人家的伙食也真丰富，一道一道的菜上来，一餐午饭可消磨两个小时。他们时间不够消耗，正好他们的租屋有厨房，不久便又自己开伙。
阿圆一直乖乖的，大人读书，她也似模似样地坐在一只高凳上读，面前摊一本大书，手里拿一支铅笔，一边看一边画。
“锺书给他朋友司徒亚的信上形容女儿顽劣，地道是锺书夸张。其实女儿很乖。我们看书，她安安静静自己一人画书玩。有时对门太太来抱她过去玩。我们买了推车，每天推她出去。她最早能说的话是‘外外’，要求外边去。”杨绛说。
那时候，阿圆吃得胖嘟嘟的，小身体被杨绛喂养得十分结实，“很快地从一个小动物长成一个小人儿”，小手小脚粉嫩嫩，胖乎乎。头生女像爸爸，阿圆像钱锺书，连手脚的骨骼都很像。钱锺书对女儿总是爱不够的样子，这里亲亲那里亲亲。有时闻闻小脚丫，然后“呕”，装作要吐的样子，引得杨绛和小阿圆哈哈大笑。
杨绛仍旧在写东西。她的散文《阴》是这段时期的代表作，笔淡意远，如素白的纸上落着灰白的花影子：
一棵浓密的树，站在太阳里，像一个深沉的人，面上耀着光，像一脸的高兴，风一吹，叶子一浮动，真像个轻快的笑脸，可是叶子下面，一层暗层，绿沉沉地郁成一团幽静，像在沉思，带些忧郁，带些恬适。松柏的阴最深最密，不过没有梧桐树、胡桃树的阴广大，荫蔽得多少地亩。因为那干儿高，树枝奇怪地盘折着，针叶聚在一起，阴不宽，而且叫人觉得严肃。疏疏的杨柳，筛下个疏疏的影子，阴很浅，像闲适中的清愁。几茎小草，映着太阳，草上的光和漏下地的光闪耀着，地下是错杂的影子，光和阴之间，郁着一团绿意，像在低头凝思。
一根木头，一块石头，在太阳里也撒下个影子。影子和石头、木头之间，也有一片阴，可是太小，太简单了，只看见影子，觉不到那阴。墙阴大些，屋阴深些，不像树阴（荫）清幽灵动，却也有它的沉静，像一口废井，一潭死水般的静，只是没有层叠变化的意味，除非在夜色中，或者清晓黄昏，地还罩在夜的大阴里，那时候，墙阴屋角，若有若无地怀着些不透的秘密。可是那不单是墙阴了，那时墙阴屋阴又罩上了夜的阴……
夜，有人说是个黑影。可是地的圆影，在月亮上，或者在云上，或者远远地投射在别的星球上。夜，是跟着那影子的一团大黑阴。黑阴的四周，渗进了光，幻出透明的朝暮。在白天，光和影包裹着每件东西。靠那影子，都悄悄地怀着一团阴。在日夜交接的微光里，一切阴模糊了，渗入了夜的阴，加上一层神秘。渐渐儿，树阴（荫），墙阴，屋阴，山的阴，云的阴，都无从分辨了。夜消融了所有的阴，像树木都烂成了泥，像河流归入了大海。
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远道不可思，宿昔梦见之。
无奈山水迢遥，和家人的联系，除了信，只有梦。
杨绛夫妻和家人之间的联系，就是通过写信，阿圆躺在书桌抽屉里的照片，也是他们小夫妻放在信里寄回去的。
可是如今，有好长时间，杨绛没有再收到家信。
他们从报纸上已经得知，家乡已被日军占领。接着从上海三姐处知道爸爸带着苏州一家人逃难避居上海。她和锺书一家三口迁居法国后，大姐姐也来过几次信，但是阿季总觉得缺少了一个声音：妈妈怎么不说话了？
过了年，大姐姐才告诉她，妈妈已于去年11月间逃难时去世。
杨绛回忆此事写道：“这是我生平第一次遭遇的伤心事，悲苦得不知怎么好，只会恸哭，哭个没完。锺书百计劝慰，我就狠命忍住。我至今还记得当时的悲苦。但是我没有意识到，悲苦能任情啼哭，还有锺书百般劝慰，我那时候是多么幸福。我自己才做了半年妈妈，就失去了自己的妈妈。常言‘女儿做母亲，便是报娘恩’，我虽然尝到做母亲的艰辛，却没有报得娘恩。”
“搴帷拜母河梁去，白发愁看泪眼枯。惨惨柴门风雪夜，此时有子不如无。”当日一别，如今永诀，温柔的母亲，慈爱的母亲，你的头发甚至都来不及白，就已经离开我们。
离了母亲的人，于这茫茫人世，是失了根的浮萍。
可是，那时能任性恸哭，居然被后来的杨绛视作幸福，因为后来她们一家人备受摧残，她虽悲苦却已经不能任性啼哭。就连后来她痛失爱女，痛失丈夫，也已经没有人能再给予她安慰了。
身处旷野，野云低垂，苇岸孤舟，她能深味的，是无人陪伴的寒凉与孤独。
乱世里兵戈扰攘，烟焰张天，血流成川。
时间倒回前一年。
1937年，日本第一次突袭苏州，杨绛的父母和大姐、小妹在家。一架飞机在杨家大厅的上空盘旋——大约是觉得这些房屋比较高大，怀疑是什么机构，一家人慌忙从前院奔逃到后园，又从后园奔逃到前院。小妹杨必后来告诉杨绛：“真奇怪，害怕了会泻肚子”。
次日，杨荫杭和唐须嫈带着两个女儿和两个妹妹，逃到郊外的香山。
秋天，唐须嫈得了“恶性疟疾”。人的身病都从心病来，唐须嫈是受了惊怕颠连，又忧心丈夫儿女，方才得此恶疾，高烧不退，在香山失陷前夕去世。
那样良善坚强的一个女人，那样慈爱温柔的一个妈妈，那样柔婉坚定的一个妻子，现如今，却永远离开了。
杨荫杭用几担白米换了一具棺材，次日即带着两个女儿找人把妻子埋在借来的坟地。他央人在棺材上起盖厝基，又在砖瓦树木和地上的砖头石块上写遍自己的名字，匆匆逃难离去。
国难即是家难，一边流离一边失散。一对夫妻就这样劳燕分飞，一个泥里倦歇，一个掠动老翅，你身后的我担当，我留下的你背负。
父女一行东逃西藏，无处安身，又冒险逃回苏州老家。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的苏州，“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古宫闲地少，水巷小桥多”的苏州，“黄鹂巷口莺欲语，乌鹊河头冰欲销。绿浪东西南北水，红栏三百九十桥”的苏州，“一川烟雨，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的苏州，如今豺鬼横行，尸殍遍野。
杨宅家中被人乱翻乱掷地十分凌乱，不知道给拿走了多少东西。幸而还有一些存米，一家人不致饿死。
日本鬼子每日黄昏挨家挨户找“花姑娘”，家里的女儿们都剃光头，改了男装。一到晚饭时分，鬼子接二连三来敲门，杨荫杭会日语，单独到门口应付。女儿们藏起碗筷，躲入柴堆。
杨绛的三姑母杨荫榆日语流利，又在日本留过学，侵华日军要她出任伪职，她严词拒绝。日军烧杀抢掠，她自恃与日本人能够说得上话，也算有过“交情”，便数度到日军司令部抗议，用日语责备日本军官纵容部下，奸淫掳掠。日本军官为了讨好她，就斥责部下士兵，勒令他们退还财物。
一次，几个妇女被日军追得逃到盘门新桥巷的杨荫榆家，杨荫榆站出来用日语同日军交涉，救出了妇女。
1938年1月1日，两名日军以司令部传见她为借口，把杨荫榆诱出家门，行至盘门外吴门桥，冲她开枪射击，然后抛她入河。见她未死，还在河水中挣扎，便又连开几枪，河水瞬间泛起红来。
她死了，为了她心里认定的“义”。
真的，她不是坏人。
邻居捞她起来，装入薄棺，杨荫杭又给她的薄棺外钉了一层厚木板。后来她的棺木和嫂嫂唐须嫈的棺木一起移入灵岩山的绣谷公墓下葬时，杨绛看见她母亲的棺材后面跟着三姑母怪模怪样的棺材，顿觉心酸。
人活着时崎岖坎坷，人死后连棺木也未曾平顺，好像她一生的命运。
唐须嫈生前对怪僻的三小姑没有怨，说：“三小姑其实是贤妻良母。”杨荫杭对这个三妹也是爱怜，说：“申官如果嫁了一个好丈夫，她是个贤妻良母。”
可是她自己不愿意做贤妻良母。她若生在现代，也是一个脾气刻板、古怪倔强的女强人。
“她跳出家庭，就一心投身社会，指望有所作为。她留美回国，做了师大的校长，大约也自信能有所作为。可是她多年在国外埋头苦读，没有看见国内的革命潮流；她也不能理解当前的形势，她又没有看清自己所处的地位。”这是杨绛在《回忆我的姑母》一文中说的话。
这是个乱世。
乱世最先消灭的，永远是最柔弱和最善良的人，她们是征战杀伐的血祭。
杨绛夫妻在异国他乡苦苦惦念，不知亲人是否平安。他们中断学业，匆匆回程，奖学金还能延期一年，可是他们不能等。
他们不是不爱巴黎，不是不爱书桌，不是不爱学问，不是不爱静好光阴，他们是看不得亲人离散，国土沦陷，家园炮火硝烟。
“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如今玉树琼枝真的作了烟萝，家国山河真的动了干戈，凤阁龙楼真的被摧折，他们是文化人，明知道回去也未必有用，但是他们的心让他们不能藏、不能躲。
巴黎受战事影响，回国的船票难买，他们终于辗转由里昂大学买得船票，夫妻二人于1938年8月坐三等舱回国。
钱锺书赋诗《哀望》，以表心境：
白骨堆山满白城，败亡鬼哭亦吞声。
熟知重死胜轻死，纵卜他生惜此生。
身即化灰尚赍恨，天为积气本无情。
艾芝玉石归同尽，哀望江南赋不成。
杨绛夫妻出国坐的是二等舱，回国乘的是三等舱，路途遥远，加上邮轮上面伙食太差，几乎顿顿吃土豆泥，活活把阿圆从胖娃娃吃成了瘦娃娃。就这样杨绛抱着瘦娃娃，钱锺书发如乱窠，三人憔悴不已地回了国。
钱锺书要去西南联大任教——抗日战争爆发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南迁至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在给清华大学校长、西南联大常委梅贻琦的上书中指出，应该给钱锺书教授头衔，月薪三百元，其待遇不低于王竹溪、华罗庚——别人留学回国要从讲师做起，慢慢晋升教授。
船到岸后，钱锺书只身远去，杨绛抱着女儿看着他离去的背影，忧心忡忡。
她没有拉着丈夫的衣角，说你不要走，我害怕。时势不容许撒娇的时候，她就不撒娇。乱世需要她扛起重担的时候，她就扛起重担。她就是这么实实在在地“心无所恃，随遇而安”。
阿圆望着爸爸的身影发呆。心里说不出滋味的杨绛不得不抱着她继续前往上海。
满城烟雨暗千家，暗了杨家也暗了钱家。
此时，钱家也已经逃难到了上海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住下，他们二人抵达时，钱锺书的弟弟先把她们接回了钱家。
当时国民党撤出上海，日军大举入侵，只有英、美、法等国的公共租界相对安全，是大风浪中的“孤岛”。钱家住的几间小房子就是花大价钱在公共租界“顶”来的，房间里人很多，杨绛只好带着阿圆跟弟媳妇和她儿子挤在一个房间。
第二天杨绛抱着阿圆去找父亲，父亲在原本就生活在上海的三姐家安身，情形还好，只是神情疲惫，老了不少。自从妻子离世，他夜夜需吃安眠药才能入睡。
父女重逢，外祖外孙初见。阿圆得他偏宠，他教阿圆称自己为“公”，不许称“外公”。不久他花大价钱临时租了个房子，好让阿季和阿圆安稳安身。为了双方考虑，杨绛就带着阿圆在钱家住几天，又回来依着父亲住几天。
两家相距不远，三姐和七妹又常回来，一家人倒比往常更常见面。杨荫杭老了，贪恋尘世温暖，常常喜悦地说：“现在反倒挤在一处了！”
他剃须戒药，神色渐好，不久去了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教一门《诗经》。
所以说亲情是医尘世孤寂劳苦的药。
人都离不了亲爱的人的陪伴，人都贪恋尘世里的暖，杨绛也说：“我们不论有多少劳瘁辛苦，一回家都会从说笑中消散。”
杨家在一起高兴的时候，偶然会觉出唐须嫈的缺席，可是杨荫杭又会说：“幸亏她不在了，这样她就可以不必操心和劳累。在这样的乱世，死比生更愉快。”
这时，外界传说，杨荫杭眼瞎了。原来是他碰到一个新做了汉奸的熟人，就不搭理，那人就骂他眼里无人，以讹传讹，被人传成了“瞎子”。“疯骑士”的德行老而弥坚。
1939年秋，杨绛的弟弟回国，杨家在苏州灵岩山“绣谷公墓”购得墓地，杨荫杭带着儿女回苏州安葬妻子和妹妹。
到了苏州，一家人在杨绛的二姑母家过了一夜，天亮入自家后园。
记得以前后园里有果树，有荡木，春天，闭上眼只听见四周蜜蜂嗡嗡叫，睁眼能看到花草间蝴蝶乱飞。杏子熟过了，又等着吃樱桃、枇杷、桃子、石榴。橙子黄了，橘子正绿。钱锺书吃过丈母做的橙皮果酱，那时杨绛还得意地叫他等着吃熟透的脱核杏儿，等着吃树上现摘的桃儿呢。
如今二十棵桃树全没了，那片地曾选作邻近人家共用的防空洞，平了地却未来得及挖坑。秋千、荡木连架子都已不知去向。玉兰、紫薇、海棠等花树多年未经修剪，都变得不成模样。篱边的玫瑰、蔷薇都干死。紫藤架也歪斜，山石旁边的芭蕉也不见……杨家原有许多好品种的金鱼，幸亏已及早送人，干涸的金鱼缸里都是落叶和尘土。杨荫杭得意的一丛方竹已经枯瘁，一部分已变成圆竹。绿树已失却绿意，朱栏亦无复朱颜。“旱船”廊下的琴桌和细瓷鼓凳无一遗留，里面的摆设也全都没有。
从荒芜的后园穿过月洞门，穿过梧桐树大院，转入内室。每间屋里，满地都是凌乱的衣物，深可没膝。所有的抽屉都抽出原位，半埋在什物下，颠横倒竖。
杨绛把母亲房里的抽屉一一归纳原处，地下还捡出许多零星东西：小银匙、小宝石、小象牙梳子之类。唐须嫈整理的一小网篮古瓷器，因为放在旧网篮里，居然平平安安躲在床下。堆箱子的楼上，一大箱古钱居然也平平安安躲在箱子堆里，因为箱子是旧的，也没上锁，打开只看见一只只半旧的木盒。凡是上锁的箱子都由背后划开，里面全是空的。大件的家具还在，陈设无一留存。书房里的善本书丢了一部分，普通书多半还在。天黑之后，全宅漆黑，据说电线年久失修，供电局已切断电源。
看了这个劫后的家，杨荫杭舒一口气，幸亏你们母亲不在了，要不然她只怕还想不开，看到这个破败的家不免伤心。
他们在公墓的礼堂看到棺材，杨绛姐妹用小手绢把棺上每一点灰尘都拂拭干净。棺材放入水泥圹，倒下一筐筐的石灰，棺材全埋在石灰里，随后就用水泥封上。
杨荫杭对阿季说，水泥最好，因为打破了就没有用处了。别看石板结实，如逢乱世，会给人撬走以作他用。
杨绛猜测这话父亲只对她说过，没有对别人说过，因为父亲死后，就发生一起憾事：
胜利前夕我父亲突然在苏州中风去世，我们夫妇、我弟弟和小妹妹事后才从上海赶回苏州，葬事都是我大妹夫经管的。父亲的棺材放入母亲墓旁同样的水泥圹里，而上面盖的却是两块大石板。临时决不能改用水泥。我没说什么，只深深内疚，没有及早把父亲的话告诉别人。我也一再想到父母的戏言：“我死在你头里。”父亲周密地安葬了我母亲，我们儿女却是漫不经心。多谢红卫兵已经把墓碑都砸了。但愿我的父母隐藏在灵岩山谷里早日化土，从此和山岩树木一起，安静地随着地球运转。
久别家乡，物是人非。但好在乱世之中还有亲情温暖、家人陪伴。此时的杨绛，既是惊慌的，也是幸福的。
苏州沦陷后，杨绛的母校振华女校已经关闭。这次杨绛回到上海后不久，振华女校的校长王季玉找她商议要在租界开办振华女校上海分校的事情，并想邀请她担任校长一职。
杨绛见盛情难却，便勉为其难地答应下来，对此，她自谓好比“狗耕田”，当了这校长。
1939年初伏，钱锺书回上海探亲，来岳丈家过暑假。
一天，锺书收到父亲钱基博来信——钱基博早些时候已经应老友廖世承之请，到湖南蓝田帮他创建国立师范学院，他给儿子写信，称自己老病，要儿子去蓝田教书兼侍奉自己。廖世承恰好来上海，也反复劝说。
对于公公的动议，杨绛是不同意的。钱锺书虽然也不情愿，但是他的母亲、叔叔、弟弟、妹妹一家人全都主张他去。这次杨绛少有地坚执，认为他不应当去，且应当去向家人讲讲不去的道理。
在我们的印象中，这两个人是不吵架的。
其实他们也吵过一次，是在出国的轮船上，因为一个法文“bon”的读音。她说他的口音带乡音，他不服，二人互伤。后来请一个法国夫人公断，夫人说杨绛对、钱锺书错。可是杨绛赢了也觉得无趣，钱锺书也不开心。二人讲定以后若有意见相左，不妨各持异议，不必求同——这是会做事的人，知道尊重对方的边界。
中国夫妇、亲子之间总是少有这样明晰的边界，所以总会有棒打鸳鸯两分散的戏码上演，或者父母强硬地要求子女完成他们自己的心愿。
这是第二次有异议，杨绛本能地回娘家拉外援。她对父亲讲了钱父要锺书去蓝田的事，杨荫杭却一言不发。
杨绛从父亲的沉默里读出意味：一个人的出处去就当由自己抉择，旁人可以说道理，却不可硬性干预，尤其不可教他反抗父母。
于是她选择不再挽留，陪钱锺书去了钱家收拾去湖南的行李。钱家人一致沉默，也不知说什么。钱锺书也沉默着，不知道说些什么。杨绛虽心中不舍，却也没有说什么劝阻的话。
恋人夫妻相处，总有不和睦处，一方要这样，另一方不许这样，一方要控制，另一方要摆脱控制。若夫妻都像他们这样，会少生好多气，少吵好多架。
9月时，钱锺书就给清华外语系主任叶公超写了请辞信，但没有收到回信，10月初，他即和蓝田师院的新同事结伴上路。
结果钱锺书刚刚离开上海，杨绛就接到了清华大学的电报。
钱锺书还在去蓝田的路上，杨绛把清华的电报转寄蓝田师院，同时回复一个电报给清华，声明并未收到梅校长的电报。钱锺书无限抱愧，只是万不得已。
杨绛继续当校长，继续她的“狗耕田”工作。
她的事务主任先前告诉过她，凡是挂牌子的（包括学校），每逢过节，得向本区地痞流氓的头儿送节赏。恰逢中秋佳节，讨赏的来了一个又一个。
我自谓模样既不神气，也不时髦，大约像个低年级的教师或办公室的职员，反正绝不像校长，于是问事务主任：“我出去看看行不行？”他笑说：“你看看去吧。”
于是我冒充他手下的职员，跑到接待室去。
来人身材矮小，一张黑皱皱的狭长脸，并不凶恶或狡猾。
我说：“刚开发了某某人，怎么又来了？”
他说：“××啊？伊是‘瘪三’！”
“前天还有个××呢？”
他说：“伊是‘告化甲头’。”
我诧异地看着他问：“侬呢？”
他翘（跷）起大拇指说：“阿拉是白相人啦！”接着一口气列举上海最有名的“白相人”，表示自己是同伙。然后伸手从怀里掏出一张名片。这张名片纸质精良，比通常用的窄四分之一，名字印在上方右侧，四个浓黑的字：黑皮阿二。
我看着这枚别致的名片，乐得心上开花。只听他解释说：“阿拉专管抢帽子、抢皮包。”“专管”云云，可以解作专干这件事，也可以解作保管不出这种事。我当时恰似小儿得饼，把别的都忘了，没再多听听他的宏论，忙着进里间去向事务主任汇报，让他去对付。
我把这枚稀罕的名片藏在皮包里，心想：我这皮包一旦被抢，里面有这张名片，说不定会有人把皮包还我。他们得讲“哥儿们义气”呀！可惜我几番拿出来卖弄，不知怎么把名片丢了，我也未及认清那位黑皮阿二。
杨绛夫妻再次异地，虽各有乐趣，更多的却是思念、不易。
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
“圆圆头”越长越可爱。“圆圆头”是大家给阿圆起的昵称，因她头大而圆。
圆圆头好乖，刚回上海时出了疹子，后来又得了场病，导致肠胃虚弱，杨绛告诉过她什么东西不可以吃，她就不吃什么东西，她都能管得住自己。有时看着大家吃，自己就在旁边乖乖地玩。
那时杨绛表姐的女儿已经开始读书了，她比圆圆头大两岁。
有一次，她读上下两册的《看图识字》，圆圆头和她对坐，一个读，一个听，杨绛见了很高兴。于是也给她买了《看图识字》回来，结果一天晚上回家，大姐三姐和两个妹妹都笑着叫她：“快来看圆圆头念书。”
原来她们拿新书给圆圆念，圆圆立即把书倒过来，从头念到尾，一字不错。
原来圆圆每天是坐在小表姐对面旁听，认的字是倒着的。当时她才2岁半。
2岁半的圆圆已经可以很自在地行走，一个“小人”在房间里迈着小脚“啪嗒啪嗒”地走，倒显得房间很阔很大。她走路的姿态特像钱锺书，她的博闻强记也像他，外公杨荫杭不赞成这么小的娃娃学认字，可是她只要听大姨教一遍就记住了，杨绛的大姐对杨绛说：“她只看一眼就认识了，不用温习，全记得。”
杨荫杭是严父，未曾许儿女们和他同床睡，如今午睡总是圆圆和外公睡一床。他的亡妻生前为他做了一个用台湾席子包成的小耳枕，中间有个窟窿放耳朵，他一向珍藏，如今却把宝贝枕头给圆圆用。
1940年秋末，杨绛的弟弟从维也纳医科大学学成回国，而钱锺书若是暑假回来，家里人多房少，就住不下，所以杨绛就在辣斐德路弄堂里租得一间房，母女搬出外公家。
外公和挨在身边的圆圆说：“搬出去，没有外公疼了。”
圆圆听了大哭，大滴热泪湿了杨荫杭的麻纱裤，不易落泪的杨荫杭也落了泪。
结果钱锺书回家不成，母女俩又退了租，重回父亲家里过了一年。圆圆识字越来越多，她读得又快，小书忒不经读。于是，杨绛不得不为她买一些其他书。
有一次，杨绛给她买了一套三册的《苦儿流浪记》，圆圆才看了开头，就伤心地痛哭起来。杨绛解释说这是故事，而且苦儿最后也不流浪了，可她还是哭，看见那三本书就痛哭，热泪止不住往下掉。
那时候，杨绛除了在振华分校工作，还为广东富商家一位小姐做家教，教高中一年级的全部功课（包括中英文数理等，从一年级教到三年级毕业）。早出晚归，忙个不停。阿圆天天盼妈妈回来，好容易回来了又有大叠课卷要改，她就含着一滴小眼泪，伸出个嫩拳头，作势打课卷。杨绛见状，心痛不已。
杨绛算是个“冷人”，她自言看书到可笑处并不笑，到可悲处也不哭；钱锺书是个“痴人”，看书到可笑处就痴笑个不停，看见书里人物练武，他还会手舞足蹈比画一番，但是杨绛未曾见他哭过。圆圆看书痛哭，颇有父亲的痴劲。及她长大，做了大学教授，对于这个书里的苦儿，仍旧心头挂怀，还对杨绛说这个故事的原作者是谁，译者是谁，苦儿的流浪如何结束。她心地纯善，视假如真。
钱锺书远在昆明，思念妻女，每天都记日记，还常写信，只是杨绛顾不得回——好像她一向就疏于回信。当初钱锺书追求她，她也少回信。
钱锺书好失落，他写：“万念如虫竞蚀心，一身如影欲依形。”
1941年夏，他终于可以回上海探亲。
时隔好久，再见丈夫，他面目黧黑，头发又长，一件夏布长衫的式样又土，布也很粗。以前就不“翩翩”，如今更不“翩翩”。
阿圆早对爸爸没了印象，好奇地看着这个陌生人。钱锺书特意送给女儿一个他从船上带回来的外国橘子当作礼物，她接过橘子交给妈妈，继续警惕地看着他。这个陌生人居然还把行李放在妈妈床边了！
晚饭后，阿圆发话了：“这是我的妈妈，你的妈妈在那边。”
钱锺书很窝囊地笑说：“我倒问问你，是我先认识你妈妈，还是你先认识？”
“自然我先认识，我一生出来就认识，你是长大了认识的。”这是圆圆的原话。
钱锺书悄悄地在她耳边说了一句话，圆圆立即态度软化，和爸爸友好，连妈妈都退居第二。从此，圆圆和爸爸成了最好的“哥们”。
至于这是句什么话，杨绛始终没问。但愿相逢不离分，其他的，又有什么要紧？
圆圆一向乖得紧，像妈妈，自从爸爸回来，就被带得不乖了，现在，他们是一同淘气的“哥们”了。后来钱瑗去世前一两个月，躺在病床上，还写过一节《爸爸逗我玩》回忆此事：
一九四五年父亲由内地辗转回到上海，我当时大约五岁。他天天逗我玩，我非常高兴，撒娇、“人来疯”，变得相当讨厌。奶奶说他和我是“老鼠哥哥同年伴”，大的也要打一顿，小的也要打一顿。
爸爸不仅用墨笔在我脸上画胡子，还在肚子上画鬼脸。只不过他的拿手戏是编顺口溜，起绰号。有一天我午睡后在大床上跳来跳去，他马上形容我的样子是：“身是穿件火黄背心，面孔像只屁股猢狲。”我知道把我的脸比作猴子的红屁股不是好话，就噘嘴撞头表示抗议。他立即把我又比作猪噘嘴、牛撞头、蟹吐沫、蛙凸肚。我一下子得了那么多的绰号，其实心里还是很得意的。
直到她长大成人，爸爸也老了，父女还能玩得酣畅，杨绛在《我们仨》里写道：
已经是晚饭以后。他们父女两个玩得正酣锺书怪可怜地大声求救：“娘，娘，阿圆欺我！”
阿圆理直气壮地喊：“Mummy娘！爸爸做坏事！当场拿获！”（我们每个人都有许多称呼，随口叫。）
“做坏事”就是在屋里捣乱。
我走进阿圆的卧房一看究竟。只见她床头枕上垒着高高一叠大辞典，上面放着一只四脚朝天的小板凳，凳脚上端端正正站着一双沾满尘土的皮鞋——显然是阿圆回家后刚脱下的，一只鞋里塞一个笔筒，里面有阿圆的毛笔、画笔、铅笔、圆珠笔等，另一只鞋里塞一个扫床的笤帚把。沿着枕头是阿圆带回家的大书包。接下是横放着的一本一本大小各式的书，后面拖着我给阿圆的长把“鞋拔”，大概算是尾巴，阿圆站在床和书桌间的夹道里，把爸爸拦在书桌和钢琴之间。阿圆得意地说：“当场拿获！”
锺书把自己缩得不能再小，紧闭着眼睛说：“我不在这里！”他笑得都站不直了。我隔着他的肚皮，也能看到他肚子里翻滚的笑浪。
阿圆说：“有这种alibi吗？”（注：alibi，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
我忍不住也笑了。三个人都在笑。
我们仨——钱锺书、杨绛、钱媛，一家三口，相依相伴，在动乱的年代里享受片刻的安宁。
欢娱岁月短，愁怨更漏长。
我最大的功劳是保住了钱锺书的淘气和那一团痴气，这是钱锺书的最可贵处。他的痴气得到众多读者的喜爱，但是这个钱锺书成了他父亲一辈子担心的儿子，而我这种“洋盘媳妇”，在钱家是不合适的。
但是在日寇侵华，钱家整个大家庭挤居上海时，我们夫妇在钱家同甘苦、共患难的岁月，使我这“洋盘媳妇”赢得我公公称赞“安贫乐道”；而他问我婆婆，他身后她愿跟谁同住，答：“季康”。这是我婆婆给我的莫大荣誉，值得我吹个大牛啊！
讲起在婆家的光景，杨绛这样写道。这确实值得她“吹个大牛”，她做妻子、做母亲、做儿媳，处处都值得她“吹个大牛”。
但是生活越发艰难。
杨绛代课的那所小学课多、路远，但是这份工作不得不做。
学校每月发三斗米，虽然不是什么好米，却比当局配给的细沙混合的米强得多。她在《我们仨》中写：“……校址离家很远，我饭后赶去上课，困得在公交车上直打盹。我业余编写剧本。《称心如意》上演，我还在做小学教师呢。”
她上课的学校位于公共租界，与她一家挤居在法租界辣斐德路的钱家相距甚远。每天她都要乘车到法租界的边缘，再步行穿过不属租界的好长一段路，再改乘公共租界的有轨电车。
电车经过黄浦江上的大桥，只许过空车，乘客必须下车步行，排队过桥，走到把守的日本鬼子面前，还要向他们鞠躬。杨绛不愿行礼，只能低着头过去。后来又成了电车载着乘客停在桥下，日本兵上车，全体乘客起立听候检查。
有一次，杨绛站得稍迟，日本兵走到她面前，用食指在她颔下猛一抬——杨绛登时发怒，咬着牙吐字，大声说：“岂有此理！”
车上一片死寂。
二人僵持一会儿，日本兵转身蹬着笨重的军靴走出去，电车开动，乘客们半晌才缓过神，闹哄哄地议论道：“啊哟！啊哟！侬吓杀吾来！侬哪能格？侬发痴啦？”
发的什么痴，国难家仇，让一个一贯冷静自持的人也不能冷静。
第二天起，她再也不乘这一趟电车了，情愿步行去学校。
钱锺书供职的震旦女子文理学院为他增加了几个钟点的课程，他又收了两三个拜门的学生，一家人的生活总算能够维持下去。
他在心里发愿从今以后，一家人“只有死别，不再生离”。
但是，生活还是越来越艰苦，就连柴和米，都成了大事。
那时候日本人分配给市民吃的面粉是黑的，筛去杂质，还是麸皮居半；分配的米，只是粞，中间还夹杂有白的、黄的、黑的沙子。黑沙子还容易挑出来，黄白沙子，杂在粞里，只好用镊子挑拣。听到沿街有卖米的，不论多贵，也得赶紧买。
当时上海流行的歌：“粪车是我们的报晓鸡，多少的声音都从它起，前门叫卖菜，后门叫卖米。”
遂就接上一句叫卖声：“大米要吗？”（读若“杜米要”）大米不嫌多，因为吃粞不能过活。
但大米不能生吃，而煤厂总推没货。好容易有煤球了，要求送三百斤，只肯送二百斤。他们的竹篦子煤筐里也只能盛二百斤。有时煤球里掺和的泥太多，烧不着；有时煤球里掺和的煤灰多，太松，一着就过。如有卖木柴的，卖钢炭的，都不能错过。
有一次煤厂送了三百斤煤末子，被杨绛视为至宝。煤末子是纯煤，比煤球占地少，掺上煤灰，可以自制相当于四五百斤煤球的煤饼子。煤炉得搪得腰身细细的，省煤。烧木柴得自制“行灶”，还得把粗大的木柴劈细，敲断。烧炭另有炭炉。煤油和煤油炉也是必备的东西。各种燃料对付着使用。
我在小学代课，我写剧本，都是为了柴和米。锺书的二弟、三弟已先后离开上海，锺书留在上海没个可以维持生活的职业，还得依仗几个拜门学生的束修，他显然最没出息。有一个夏天，有人送来一担西瓜。我们认为绝不是送我们的，让堂弟们都搬上三楼。一会儿锺书的学生打来电话，问西瓜送到没有。堂弟们忙又把西瓜搬下来。圆圆大为惊奇。这么大的瓜！又这么多！她看爸爸把西瓜分送了楼上，自己还留下许多，佩服得不得了。晚上她一本正经对爸爸说：“爸爸，这许多西瓜，都是你的！我呢，是你的女儿。”显然她是觉得“与有荣焉”！她的自豪逗得我们大笑。可怜的锺书，居然还有女儿为他自豪……
这段话，让人想到老舍在《四世同堂》里，描写日寇封城后对北平百姓做的事，他们卖给老百姓的粮食也如出一辙：
盆中是各种颜色合成的一种又像茶叶末子，又像受了潮湿的药面子的东西，不是米糠，因为它比糠粗糙得多；也不是麸子，因为它比麸子稍细一点。它一定不是面粉，因为它不棉棉（绵绵）软软地合在一处，而是你干你的，我干我的，一些谁也不肯合作的散沙。老人抓起一把，放在手心上细看，有的东西像玉米棒子，一块一块的，虽然经过了磨碾，而拒绝成为粉末。有的虽然也是碎块块，可是颜色深绿，老人想了半天，才猜到一定是肥田用的豆饼渣滓。有的挺黑挺亮，老人断定那是高粱壳儿。有的……老人不愿再细看。够了，有豆饼渣滓这一项就够了；人已变成了猪！他闻了闻，这黑绿的东西不单连谷糠的香味也没有，而且又酸又霉，又涩又臭，像由老鼠洞挖出来的！
这不是粮食，这是猪食。
一个被侵略者统治的世界，阴暗、危险、粗粝，流离人不如太平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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