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这次只是度个暑假，因为他事先得知消息，说清华决定聘他回校，所以他已经在蓝田辞职，准备再回西南联大。只是这次他却等得落空，清华杳无音讯。
这年年底，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全部沦陷，钱锺书想走也走不成了——倒是一家团圆。只是无工作可做，后来岳丈把自己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授课的钟点让给女婿，这样他一家三口的生活才有些着落。
他在这所教会学校做教授，一直做到抗战胜利，还教过杨绛的小妹妹杨必。柳亚子之女柳无非的丈夫陈麟瑞是他最要好的同事。两对夫妻来往密切，成了好友。
在此之前杨绛从未写过剧本，她就是受了陈麟瑞的鼓励，由他启蒙，才开始创作戏剧。陈麟瑞曾在美国哈佛大学专攻戏剧，抗战期间创作《职业妇女》《晚宴》《燕来红》《尤三姐》《海葬》等多部话剧，杨绛经常向他讨教戏剧结构创作的技巧。
此人个性随和宽容，曾指着钱锺书，笑哈哈地对杨绛说：“他就是踢我，我也不会生他的气。”
若是无钱锺书与陈麟瑞的同事之谊，杨绛也不会走上创作戏剧的道路。不得不说，一切转折都暗含机缘。
李健吾也是杨绛夫妻的朋友。他写的《雨中登泰山》是我们的中学课文，那句“我不知道上了多少石级，一级又一级，是乐趣也是苦趣”，是多少人搏命生活的写照。
他和钱锺书是清华校友，不仅是剧作家，还是出色的导演，执导过杨绛的喜剧。
身处“孤岛”之中，任职的振华分校也已经解散，杨绛只得做家教，在小学代课，挣薪金补贴家用。
生活举步维艰，但幸运也随之降临。杨绛在陈麟瑞、李健吾的鼓励下写剧本并大获成功——再有才华的人，也要人引路。没有这些聚合的因缘，她走不进剧坛。
当时的戏剧，特别是话剧，非常喜闻乐见，文艺界、戏剧界著名人士黄佐临夫妇、柯灵、李健吾、陈麟瑞等人先后主持了“上海职业剧团”“苦干剧团”等工作。那时剧团多，剧本缺，这对杨绛来说，也是因缘际遇。
1942年冬，陈麟瑞请钱锺书夫妻上馆子吃烤羊肉，李健吾也在座。四个老友围一大盆柴火烤羊肉，羊肉烤好，要用两尺多长的大筷子才能把肉夹上来。席间，李健吾怂恿杨绛说：“何不也来一个剧本？”
杨绛一向谦虚兼不自信，但又心动，于是便创作了《称心如意》这部戏剧，完稿后拿去叫陈麟瑞审阅。陈麟瑞指出不足说：“你这个剧本，做独幕剧太长，做多幕剧呢，又太短，内容不足，得改写。”
杨绛听后虚心接受，回去调整了一下，这次她把剧本拆成了四幕剧，再交给陈麟瑞看时，陈麟瑞认可地说：“这回行了。”
随后陈麟瑞把剧本交给了李健吾。几天后，李健吾回复，《称心如意》立刻排演，黄佐临担任导演，李健吾扮演剧中人物徐朗斋。
1943年春，《称心如意》正式公演，轰动一时。复旦大学教授赵景琛在《文坛忆旧》中写道：“杨绛女士原名杨季康，她那第一个剧本《称心如意》在金都大戏院上演，李健吾也上台演老翁，林彬演小孤女，我曾去看过，觉得此剧刻画世故人情入微，非女性写不出，而又写得那样细腻周至，不禁大为称赞。”
而黄佐临的女儿黄蜀芹，则是电视剧《围城》的导演。天下事草蛇灰线，伏脉千里。
她的“杨绛”之名，也是从此起用。正式公演前，李健吾让她起个笔名印刷在宣传片上，她草草率率地用了“杨绛”，因为总有人将“季康”两字连读成“绛”。此后大家不识季康，唯识杨绛。
从此，她开始走向剧本创作这条路，写水牌走笔青苍，按捺一段铿锵。
杨绛又一鼓作气地接连创作了喜剧《弄真成假》《游戏人间》和悲剧《风絮》。
《弄真成假》公演期间，杨荫杭带着几个女儿一同去看，问杨绛说：“全是你编的？”
杨绛笑着点点头，回答道：“全是。”
做父亲的，好不骄傲。
剧中的男主人公周大璋一表人才却家境贫寒，家境贫寒却又吊儿郎当、好高骛远。他幻想能娶个好媳妇，以此少奋斗二十年。女主人公张燕华虽是地产商张祥甫的亲侄女，却寄住叔父家，没有地位，像女佣一样，她也幻想自己能嫁个好老公，也少奋斗二十年。结果她看上了吹嘘自己是官宦世家的周大璋，离开了把自己当女佣使的叔父家后，却住进了周大璋寄住的逼仄的小阁楼。
结尾，两个都想攀龙附凤的人，发现自己攀的是虫，附的是鸡，发生一段苦涩又讽刺的对话：
张燕华：大璋，这是怎么回事儿？
周大璋：我也不知道。
张燕华：这可不是做梦吗？
周大璋：简直像演戏呢！
张燕华：这—— 这就是你的家？
周大璋：咱们的家了！
张燕华：（回顾）好个“诗礼之家”！（指外）那一位就是你的知书达理、有才有德的妈妈？楼下就是你舅家的什么华洋百货公司，那位喜妈妈就是你妹妹？（苦笑）咳，大璋，真是环境由你改造啊！我佩服你改造环境的艺术！
周大璋：唉，燕华由你做主呀！我也佩服你掌握命运的手段！
如今这改造环境的艺术仍旧被人玩得精湛，掌握命运的手段仍旧被人使得虎虎生风。时至今日，要说意识形态前进不少，让人有些不信，不少人该拜金仍旧拜金。
多么强烈的讽刺，放在现在仍旧针针见血。
杨绛的语言向来温婉平静，写剧本却很跳脱。
就因为她熟悉教授这个群体，创作出来的人物——冯光祖教授，活灵活现。有一段冯光祖抱怨女佣把他的衬衫纽子弄丢了，对女佣说：
“唉，杨妈，我跟你说过——你得先研究这扣子为什么爱掉；在知道了原因，才能防止结果——千针万针没有用。纽扣怎么会丢掉，有三个原因！第一是烙铁烫坏了线；第二是你的线拉得太紧，应该纽扣底下长一个脖子；第三……”
女佣说：“从来没见过纽扣底下长脖子。”
而悲剧《风絮》则讲一个专注社会改革的知识分子带着妻子到乡下去，不料锒铛入狱。妻子与友人一起营救他出狱，谁知出狱后，他却发现妻子早移情别恋于友人。期间友人一直压抑自己的感情，一再婉拒。男主人公经受打击，留下遗书欲沉潭自尽。友人见了遗书，以为男主人公已死，便和他的妻子拥抱在一起，这时女人却满怀自责。谁知这时男主人公从潭边回头，追到两人面前，拿着手枪，说要和妻子同归于尽，不然就杀了友人，和妻子重归于好。妻子一把夺过手枪，饮弹身亡。见此，男主人公失声痛哭，友人呆若木鸡。随着帷幕徐徐落下，大戏就此收尾。
剧中人哀叹天意难测，一生太短，触动了杨绛心弦，可又不能起个稿子，重新修改一遍。
这种对于人生的思索，一直萦回在杨绛的头脑里，后来她在96岁高龄，还是思索着写出了长篇思辨式的《走到人生边上》，这才觉得放下心来。
喜剧《称心如意》和《弄真成假》当称杨绛的戏剧代表作，李健吾说：“假如中国有喜剧，真正的风俗喜剧，从现代中国生活提炼出来的地道喜剧，我不想夸张地说，但是我坚持地说，在现代中国文学里面，《弄真成假》将是第二道里程碑。有人一定嫌我过甚其词，我们不妨过些年回头了看，是否我的偏见具有正确的预感。第一道里程碑属丁西林，人所共识，第二道我将欢欢喜喜地指出，乃是杨绛女士。”
多年以后，柯灵评价抗战期间的戏剧创作：“杨绛的喜剧中的各式人等，无论上层下层，都是我们在旧中国随处可见的人物，只是作者挑精拣肥，经过选拔，把他们当作样品搬上舞台，公开展览。对那些名门望族的绅士淑女，是透过衣冠楚楚的外表，脱衣舞似的细细剥露他们又丑又脏的灵魂（但其中也很有些风趣盎然的形象）；对那些蓬门小户的男女老少，是带着深厚的同情，指出他们盲目地营营扰扰，可笑可悯，怜惜地抚摸他们的伤痛。解剖的锋芒含而不露，婉而多讽。这是作者深入生活，体察人生的结果，出发点是对人生的热爱，所以精神上站得高，看得透彻。”
杨绛则始终自持，自谦，她在《喜剧二种》的重版后记中说：“剧本缺乏斗争意义，不过是一个学徒的习作而已——虽然是认真的习作。”
她的悲剧写得好，但是她的心境不愤激，不郁怒，和整个世界不构成强硬、尖锐、激烈的对抗，所以“锋芒含而不露，婉而多讽”。
我身边的朋友一类是比较平和、圆融的，看到人性的阴暗面也觉得可以理解，说话做事都不激烈；一类则是和生活进行激烈拔河或者有一种对抗态势，最常用的词汇是“冲突”“悲剧”“疯狂”“可笑”“冲破重围”等。
若是做剧作家，前者适合写喜剧，后者适合写悲剧。
不安稳的日子什么样？就像在地上旋转的陀螺，不停地被鞭子抽打，以维持一种惶惶然的平衡。一旦平衡被打破，立时如水碗倾侧，哀民如蝼蚁，四散逃生。
1944年早春，民间谣传美军要对上海进行“地毯式”轰炸，杨荫杭只得带一家老小逃回苏州庙堂巷老家。那时，杨绛一家未一同前去。只是后来到了暑假，杨绛的七妹一家回苏州过暑假，杨绛因为太忙，便让他们带着圆圆一同去。
那时圆圆7周岁，外公家有两个表姐，四个表弟，也算是有了玩伴。只可惜“游乐园”——后园已经荒芜，无花无果，没什么乐趣。且电厂不供电，晚上点的是洋油灯。
那个年代他们已经用上电。
我记事起已是20世纪70年代，华北农村尚无电可用，点的就是煤油灯。念夜学，人手一个玻璃药瓶或者玻璃罐头瓶做的灯瓶，捻着灯捻，夜里一齐点起来，灯光闪闪烁烁，透过玻璃照出去，如梦似幻——当时不觉得，现在想想，真快乐。
圆圆的表姐表弟不敢出门，天黑怕鬼怪，可圆圆不怕，喊着要给他们做保镖。她并不知道自己勇敢，她只是不知道鬼是何物，这一点上，她的性格颇有父风——杨绛最怕鬼，钱锺书自小不懂怕鬼。
且圆圆好奇心强，一次走失，一家人焦急找寻，却发现她跟着一个道士往道观的大殿里走。人家道士未曾引诱她，是她看见道士的装扮觉得奇怪：要说是个男人，他头发绾在头顶，像个老太婆；要说是个老太婆，她又满面胡须。她一心跟着人家，要“格物致知”，看是个什么鬼怪。
岁月不饶人，谁料想暑假这段日子，是她和外公的最后一次团聚。
1945年3月底，杨荫杭突患中风，于苏州去世。他没有看到抗战胜利。
杨绛夫妻回苏州奔丧，这是杨绛最后一次回她的苏州旧宅。
全堂红木家具都已不知去向，空荡荡的大厅，放着父亲的棺材。前面搭着个白布幔，挂着父亲的遗像，幔前有一张小破桌。
杨绛像往常那样到厨下去泡一碗盖碗茶，放在桌上，自己坐在门槛上哭。姐妹弟弟一个个恓恓惶惶地跑来，都坐到门槛上哭。
我父亲去世以后，我们姐妹曾在霞飞路（现淮海路）一家珠宝店的橱窗里看见父亲书案上的一个竹根雕成的陈抟老祖像。那是工艺品，面貌特殊，父亲常用“棕老虎”（棕制圆形硬刷）给陈抟刷头皮。我们都看熟了，决不会看错。又一次，在这条路上另一家珠宝店里看到另一件父亲的玩物，隔着橱窗里陈设的珠钻看不真切，很有“是耶非耶”之感。
她的笔下仍旧没有怨，只是替父亲觉得有些惋惜。非经历离祸丧乱的人，体味不到这里的悲凉。
安葬了父亲，杨绛和钱锺书回了钱家，一大家子，拥挤吵闹。家里环境逼仄，杨绛的《流浪儿》里这样写：
我往往“魂不守舍”，嫌舍间昏暗逼仄，常悄悄溜出舍外游玩。
有时候，我凝敛成一颗石子，潜伏涧底。时光水一般在我身上淌泻而过，我只知身在水中，不觉水流。静止的自己，仿佛在时空之外、无涯无际的大自然里，仅由水面阳光闪烁，或明或暗地照见一个依附于无穷的我。
有时候，我放逸得像倾泻的流泉。数不清的时日是我冲洗下的石子。水沫蹴踏飞溅过颗颗石子，轻轻快快、滑滑溜溜地流。河岸束不住，淤泥拉不住，变云变雾，海阔天空，随着大气飘浮。
有时候，我来个“书遁”，一纳头钻入浩瀚无际的书籍世界，好比孙猴儿驾起跟斗云，转瞬间到了十万八千里外。我远远地抛开了家，竟忘了自己何在。
但我毕竟是凡胎俗骨，离不开时空，离不开自己。我只能像个流浪儿，倦游归来，还得回家吃饭睡觉。
杨绛在自己的国土上，做了一个流浪儿。
若是容许自己自由流浪也是好的，可是豺狼当道的年代，想要自由？
1945年4月，上午，钱锺书去学校上课，杨绛和锺书的母亲、叔叔、弟弟和女儿阿圆在家，突然敲门声响起，来了两个日本宪兵。杨绛请他们进门坐，借倒茶之机，藏好钱锺书的《谈艺录》手稿，又回来和他们周旋。
“这里姓什么？”
“姓钱。”
“姓钱？还有呢？”
“没有了。”
“没有别家？只你们一家？”
“只我们一家。”
然后，她瞅个机会，从后门溜走，去了朋友家。
后来弟弟来找，说是两个日本宪兵发了话，要她回家，否则就要把家里人带走。杨绛赶紧让人向钱锺书送信，让他不要回家，然后，她装着出去买鸡蛋，又回到家里，继续和日本宪兵周旋。他们走的时候，抄走了杨绛的一本通讯录和一本剪报。
第二天，杨绛又奉命到日本宪兵司令部接受审问，她早已经反复预习了可能询问的问题，幸得平安应对，没受皮肉之苦。不要以为日本人仁慈，他们是怎么对付中国人的，我们都知道。
在自己的国土，受外敌的欺负，这可真伤。
《红楼梦》里，贾政一向不喜宝玉，说他不好好用功念书，“倒念了些流言混语在肚子里，学了些精致的淘气。”宝玉这个人，在别人面前飞扬跳脱，才气聪明，到了他爹面前，就唯唯诺诺，全无一点精神气。这一点和钱锺书大略有些相似。
钱锺书的家教严，在严父面前，他不敢放肆，但是离开严父，就真的是有一些“精致的淘气”，比如用理学编成诗，比如用洋文中文在诗里一锅烩……
但是，这些“精致的淘气”，并不影响他做学问时的严谨、认真。
一次，夫妻二人去看杨绛编写的话剧演出，回家后，钱锺书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
长篇小说岂是人人都能写的，但是杨绛坚信，丈夫一定能写。信任的背后是最深的相知，好比精巧的绣花的底子，她知道是最好的绸缎。所以她大喜，催他快写：
那时他正偷空写短篇小说，怕没有时间写长篇。我说不要紧，他可以减少授课的时间，我们的生活很省俭，还可以更省俭。恰好我们的女佣因家乡生活好转要回去。我不勉强她，也不另觅女佣，只把她的工作自己兼任了。劈柴生火烧饭洗衣等等我是外行，经常给煤烟染成花脸，或熏得满眼是泪，或给滚油烫出泡来，或切破手指。可是我急切要看锺书写《围城》（他已把题目和主要内容和我讲过），做灶下婢也心甘情愿。
为什么钱锺书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巨著惊世，是因为他在这样的困境里，触目所见，国难家危，心头窒息，不吐不快。
钱锺书于1944年动笔写《围城》，1946年写完。正如他所说的“两年里忧世伤生”，才写出这本小说。
这是实实在在的忧和伤，暗黑艰窘，人命危浅。因为这些原因，屡想中止，但由于杨绛女士不断地督促，替钱锺书挡了许多事，给他省出时间来，他才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
每天晚上，钱锺书把写好的稿子给杨绛看，急切地瞧她怎样反应。她笑，他也笑；她大笑，他也大笑。有时她放下稿子，和他相对大笑，因为笑的不仅是书上的事，还有书外的事。她不用说明笑什么，反正彼此心照不宣。
然后他就告诉她下一段打算写什么，她就急切地等着他怎么写。钱锺书平均每天写五百字左右，给她看的也是定稿，不会再改动的。
钱锺书一心扑在写书上，于是生活上的事情都不得不交给了杨绛——虽然他原来也帮不上忙。
有时杨绛为了省钱，自己上街买菜——大家闺秀出身，面皮又薄，第一次挎菜篮子上街，钱锺书体谅她难为情，陪她一同上街。
又因为全家的家务如今都归她一人，他就常把自己关进卫生间里悄悄替她洗衣服，他哪里会洗！杨绛需全部重洗，可是重洗心也甜。她通常晚睡晚起，他就做早餐给她吃。
两夫妻你情我愿、琴瑟和鸣。
钱锺书每天写这五百字，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一个年轻人，那么“淘气”，阅历尚浅，天知道他能写出什么鬼东西。若让他参加古代科举，天知道他又是“魔”是“仙”？
看《儒林外史》里面的读书人，考不中在考场里打滚的，考中了发了疯的；没出名老老实实，出了名尾巴高举指天的；起诗社的不是混混就是穷酸，做幕僚的不是傻子就是骗子；有出了名的顾影自怜，有九曲回肠的坑蒙拐骗。少少的几个清正人士，却又不是儒林里的人。
算下来，《儒林外史》的那首开篇诗，确实有那么点意思：“人生南北多歧路，将相神仙，也要凡人做。百代兴亡朝复暮，江风吹倒前朝树。功名富贵无凭据，费尽心情，总把流光误。浊酒三杯沉醉去，水流花谢知何处？”
钱锺书的《围城》，当得“新儒林外史”的称号。
当初李健吾读了钱锺书的书稿，连连感叹：“这个做学问的书虫子，怎么写起了小说呢？而且是一个讽世之作，一部‘新儒林外史’！”
看书里那欺世盗名的教授，看书里那精致流荡的男盗女娼。它的诞生，要给杨绛记一大功——当真该记一大功。
钱锺书的母亲还夸她：“笔杆摇得，锅铲握得，在家什么粗活都干，真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锺书痴人痴福。”
20世纪40年代，杨绛还写过不少散文，其理趣、文笔十分见好，比如其中一篇《窗帘》写道：
人不怕挤。尽管摩肩接踵，大家也挤不到一处。像壳里的仁，各自各。像太阳光里飞舞的轻尘，各自各。凭你多热闹的地方，窗对着窗，各自人家，彼此不相干。只要挂上一个窗帘，只要拉过那薄薄一层，便把别人家隔离在千万里以外了。
……
人家挂着窗帘呢，别去窥望。宁可自己也挂上一个，华丽的也好，朴素的也好。如果你不屑挂，或懒得挂，不妨就敞着个赤裸裸的窗口。不过，你总得尊重别人家的窗帘。
在那个年代，杨绛讲尊重个人隐私，尊重别人家的生活，不去窥看别人，也不尖着嘴去评判别人，更不揎拳捋袖地去指挥别人，这已经很先进，很了不起。这也许就是他们夫妻二人能结交众多名人名士的原因之一吧。
杨绛夫妻在“孤岛”夹缝求生，结交了不少宾朋名士，好比好鸟相和鸣。好友们不可计数，个个赫赫有名。像傅雷、王辛笛、陈衡哲、曹禺、李拔可、顾一樵、李健吾、郑振铎、李玄伯、向达、乔大壮、郑朝宗、宋悌芬、许国璋……他们之间发生了许多趣事，回忆起来已满是感动。
一次，杨绛的好友、北京大学教授陈衡哲请杨绛和胡适一起喝茶，胡适对杨绛说：“我认识你的姑母，认识你的叔叔，你老娘家（苏沪土语‘令尊大人’的意思）是我的先生。”原来在1905年，杨荫杭在澄衷学校给胡适之上过课。
晚上回家，杨绛对钱锺书说：“胡适真是个交际家，一下子对我背出一大串叔叔姑母。他在乎人家称‘你的学生’，他就自称是我爸爸的学生。我可从没听见爸爸说过胡适是他的学生。”
钱锺书说，胡适曾向顾廷龙打听杨绛其人，顾廷龙告诉他说：“名父之女，老圃先生的女儿，钱锺书的夫人。”
也即是说，胡适并未乱认老师，只是杨荫杭先生绝不会说“我的学生胡适之”。
还有一件趣事。胜利前夕，杨绛夫妻在宋淇先生家初次会见傅雷和朱梅馥夫妇，此后因为两家住得很近，晚饭后他们经常到傅雷家去夜谈。大家都以为傅雷严肃，在杨绛印象里，他却是爱笑的：
他两手握着个烟斗，待要放到嘴里去抽，又拿出来，眼里是笑，嘴边是笑，满脸是笑。这也许因为我在他家客厅里、坐在他对面的缘故。他听着锺书说话，经常是这副笑容。傅雷只是不轻易笑；可是他笑的时候，好像在品尝自己的笑，觉得津津有味。
有人说傅雷“孤傲如云间鹤”；傅雷却不止一次在锺书和我面前自比为“墙洞里的小老鼠”——是否因为莫洛阿曾把服尔德比做“一头躲在窟中的野兔”呢？傅雷的自比，乍听未免滑稽。
傅雷确实严肃，也许钱锺书是唯一一个敢当众打趣他的人，而傅雷也带几分不好意思，便也随着大家笑。但是，在别人面前，尤其是在孩子面前，他就严厉起来，不留情面。他的孩子傅聪、傅敏最有发言权——傅雷曾因为两个小孩偷听大人谈话，好一通电闪雷鸣地训斥。
文星璀璨，这些星星就这样交相辉映着，在乱世之中，寻得一点乐趣。
文运连着国运，文运昌而国运昌。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通过广播发表《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
此时钱锺书辞去了震旦女子文理学院的几个小时课，任中央图书馆英文总纂，编《书林季刊》，后又兼任暨南大学教授和英国文化委员会顾问。
同年，《围城》出版，他们又结交了不少《围城》爱好者朋友。夫妻二人的交游面扩大了，社交活动也很频繁，经常接触到各种不同的人。每次宴会归来，他们总有许多讲究，种种探索，获益良多。他们还饶有兴趣地把所见所闻，剖析琢磨。
朱家骅曾是中英庚款会留英考试的考官，赏识钱锺书，常邀请钱锺书到他家吃便饭。一次朱家骅许他一个联合国教科文的什么职位，钱锺书立即辞谢。
杨绛问钱锺书：“联合国的职位为什么不要？”
他说：“那是胡萝卜！”
当时她不懂“胡萝卜”与“大棒”相连。压根不吃“胡萝卜”，就不受大棒驱使。
钱锺书大智慧也，崇尚自由自在，心境淡泊。
王小波《一只特立独行的猪》里的那头猪，像山羊一样敏捷，一米高的猪栏一跳就过；它还能跳上猪圈的房顶，这一点又像是猫——所以它总是到处游逛，根本就不在圈里待着，“它们会自由自在地闲逛，饥则食渴则饮，春天来时还要谈谈爱情。”
看，多自由。而我们已经习惯了群居，所以觉得凡是特立独行的人都有病，凡是热爱自由的人也不可置信。可是自由是人的天性，不害怕“大棒”，而拒绝“胡萝卜”的诱惑，我们做不到，钱锺书能。
杨绛是个贤妻，无论钱锺书做什么决定，她都尊重。
还记得一次，“锺书每月要到南京汇报工作，早上去，晚上老晚回家。一次他老早就回来了，我喜出望外。他说：‘今天晚宴，要和‘极峰’握手，我趁早溜回来了。’”
面对“胡萝卜”的诱惑，他们不惧“大棒”。在乱世之中，既是追求自我，也是大智如愚。
胜利的欢欣很短暂，接下来是谣言满天飞，人心惶惶。不过，杨绛夫妻并不惶惶，他们把用来惶惶的心思，都沉浸到书里：
锺书蛰居上海期间，买书是他的莫大享受。新书、旧书他买了不少。“文化大革命”中书籍流散，曾有人买到“借痴斋”的书，寄还给锺书。也许上海旧书摊上，还会发现“借痴斋藏书”。藏书中，也包括写苏联铁幕后面的书。我们的阅读面很广。所以“人心惶惶”时，我们并不惶惶然。
那时候，人心惶惶，大家都想往外走。钱锺书曾随教育部访问团访问台湾，台湾大学想聘请他做教授，他没有答应；香港大学请他赴任文学院院长，他认为香港“不是学人久居之地，以不涉足为宜”，也没有去；英国牛津大学则聘他为高级讲师，他又以“伦敦的恶劣气候”为辞，没有去。
杨绛在《干校六记》里说：“我想到新中国成立前夕，许多人惶惶然往国外跑，我们俩为什么有好多条路不肯走呢？思想觉悟高吗？默存常引柳永的词：‘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我们只是舍不得祖国，撇不下‘伊’——也就是‘咱们’或‘我们’。尽管亿万‘咱们’或‘我们’中素不相识，终归同属一体，痛痒相关，息息相连，都是甩不开的自己的一部分。”
几十年后，杨绛在接受访谈时，再次被问到这个问题：
“你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在1949年时完全可以离开内地的，为什么留下了呢？”
她回答说：“很奇怪，现在的人连这一点都不能理解。因为我们爱我们的祖国。当时离开有三个选择，一是去台湾，二是去香港，三是去国外。我们当然不肯和一个不争气的统治者去台湾；香港是个商业码头，我们是文化人，不愿去。”
“我们的国家当时是弱国，受尽强国的欺凌。你们这一代是不知道，当时我们一年就有多少个国耻日。让我们去外国做二等公民当然不愿意。”
“一个人在紧要关头，决定他何去何从的，也许总是他最基本的感情。我们从来不唱爱国调，但我们不逃跑，不愿离开父母之邦，撇不开自家人。我国是国耻重重的弱国，跑出去仰人鼻息，做二等公民，我们不愿意。我们是文化人，爱祖国的文化，爱祖国的文字，爱祖国的语言。一句话，我们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不愿做外国人。我们并不敢为自己乐观，可是我们安静地留在上海，等待解放。”
家国心头爱，为伊消得人憔悴。
世上多少事，也许有理由，也许没理由。有时理由也许很简单，有时理由却很深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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