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上海解放了。此时杨绛和钱锺书夫妻二人接到清华大学聘函，聘请二人担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据说这是时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吴晗的主意。
于是举家离沪，赴京定居，正式开始新生活。
但是清华大学有规矩，夫妻不能在同校一起当专任教授，所以后来钱锺书做了专任教授，主要是指导研究生，而杨绛则打起了“散工”——她做兼任教授，按钟点计工资。后来清华废了这条规矩，杨绛却不愿当专任教授了，她宁可仍旧领很少的工资，打“散工”。不是因为其他什么，就是怕开会而已。
“因为钱未经‘改造’，不能适应，借‘散工’之名可以‘逃会’：妇女会开学习会，我不参加，因为自己不是家庭妇女；教职员开学习会，我也不参加，因为我没有专职。”
若是十天半个月开一次会也好，实在是会有点太多，应付不来。她不想因为开一些可开可不开的会，说一些可说可不说的话，做一些可做可不做的事，浪费掉宝贵的时间和生命。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终于迎来自己真正的好日子，终于不用在自己的国土上寄人篱下，仰人鼻息，提心吊胆。
新地新天，日新月异。
一切都在变，清华大学也在变，从思想、课程到教育理念、校园建设，无一不变。不过杨绛夫妻的生活方式始终没有变。
钱锺书的友人、著名报人黄裳去北京采访，在清华园钱氏夫妻的寓所目睹这对教授夫妻竟夜攻读，他写道：“他（指钱锺书）和杨绛两位住着一所教授住宅，他俩也坐在客厅里，好像没有生火，也许是火炉不旺，只觉得冷得很，整个客厅没有任何家具，越发显得空落落的。中间放了一只挺讲究的西餐长台，另外就是两把椅子。此外，没有了。长台上，堆着两叠外文书和用蓝布硬套装着的线装书，都是从清华图书馆借来的。他们夫妻就静静地对坐在长台两端读书，是我这个不速之客打破了这个典型的夜读的环境。他们没有想到我会在这时来访，高兴极了，接下去，就是快谈。”
读书，是唯一一种看上去沉默安静，实则头脑中思绪不停改变、更新的生活方式了。不变中有万变，万变皆蕴于不变，这就是他们夫妻二人的精神生活。
时间迈进到20世纪50年代，钱锺书的地位越发显赫。《毛泽东选集》出版后，中共中央宣传部决定成立“《毛泽东选集》英文编译委员会”，经乔冠华、费孝通等人的推荐，钱锺书成了这个机构的成员。
钱锺书对夫人说：“这件事不是好做的，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钱锺书不痴。读书多的人，在生活上许是不精明，不灵便，但是，对于人生际遇、社会变迁还有世道人心的规律却看得明了，内心如同明月照大江。
进入《毛泽东选集》英文编译委员会后，钱锺书搬进城里工作，阿圆也大了，去城里读寄宿学校，平时清华园的家只有杨绛一个人。好在她不怕寂寞，而且又有一只名叫“花花”的猫陪伴。她还专为这只猫写文章，其中写道：
默存和我住在清华的时候养一只猫，皮毛不如大白（编者按：指她原在苏州养的一只猫），智力远在大白之上。那是我亲戚从城里抱来的一只小郎猫，才满月，刚断奶。它妈妈是白色长毛的纯波斯种，这儿子却是黑白杂色：背上三个黑圆，一条黑尾巴，四只黑爪子，脸上有匀匀的两个黑半圆，像时髦人戴的大黑眼镜，大得遮去半个脸，不过它连耳朵也是黑的。它是圆脸，灰蓝眼珠，眼神之美不输大白。它忽被人抱出城来，声声直叫唤。我不忍，把小猫抱在怀里一整天，所以它和我最亲……
钱锺书也爱花花，还给她赋诗：“音书人事本萧条，广论何心续孝标。应是有情无着处，春风蛱蝶忆儿猫。”
而且为了这只猫，他还跟邻居林徽因家的猫打架。
杨绛回忆道：“和我们家那猫儿争风打架的情敌之一是紧邻林徽因女士的宝贝猫，她称它为一家人的‘爱的焦点’。我常怕锺书为猫而伤了两家和气，引用他自己的话说：‘打狗要看主人的面，那么，打猫要看主妇面了！’（《猫》的第一句），他笑说 ：‘理论总是不实践的人制定的。’”
这段生活，波澜不惊，恬静闲适。工作、读书、养猫，岁月静好。
人初生世间，如同一颗耀眼的宝珠，后经尘世风沙磨砺，终塑成形。
从这个角度说，人无论生逢治世还是乱世，无论锦衣玉食还是短褐粗衣，都是来下凡历劫的。唯有历劫，心性才能在劫难中磨得通透，心里的疑惑、蒙昧才会被揭除，那么，行走尘世，才能优哉游哉。
所以，不要期盼岁月一直静好，岁月也不可能一直静好。这样不符合规律。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开展了一场“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被称为“三反运动”。从旧时代过来的知识分子们，要在这场运动里改造思想、更新观念、加强学习，即所谓“脱裤子、割尾巴”，也称“洗澡”。
这场运动的初衷是好的，但是在执行的过程中出现了“极端”情况：一些领着死工资，没有贪污浪费条件的人，也要“做检讨”，也要“被斗争”。
杨绛的长篇小说《洗澡》里的人物朱千里说：“这和我全不相干。我不是官，哪来官僚主义？我月月领工资，除了工资，他家的钱一个子儿也不沾边，贪污什么？我连自己的薪水都没法浪费呢！一个月五块钱的零用，烟卷儿都买不起，买了便宜烟叶子抽抽烟斗，还叫我怎么节约！”这大约是当时这些工薪阶层通常有的想法。
作为知识分子的钱锺书和杨绛，莫名其妙地成了“被批判”的对象。
杨绛一向小心，她还想着用在英国小说鉴赏课上学到的，狄更斯《大卫·科波菲尔》小说里面的技巧，来躲避控诉。
但是，开控诉大会的时候，事故发生了。一个杨绛从没见过的女生——她自称是杨绛先生的学生，上台大声嚷叫：
“杨季康先生上课不讲工人，专谈恋爱。”
“杨季康先生教导我们，恋爱应当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杨季康先生教导我们，见了情人，应当脸发白，腿发软。”
“杨季康先生甚至教导我们，结了婚的女人也应当谈恋爱。”
千夫所指，无病而死。
控诉结束，杨绛默默走出大礼堂，浑身无力，失落至极。一位女同志经过她身旁感叹说：“咳！还不如我们无才无能呢！”
外文系系主任吴达元走近她，悄悄问她：“你真的说了那种话吗？”
杨绛回答：“你想吧，我会吗？”
吴达元立即说：“我想你不会。”
回到家里，丈夫和女儿都不在家，想哭哭不出，也没有安慰，她自言自语道：“假如我是一个娇嫩的女人，我还有什么脸见人呢？我只好关门上吊啊！季布壮士，受辱而不羞，因为‘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我并没有这等大志。我只是火气旺盛，像个鼓鼓的皮球，没法按下凹处来承受这份侮辱，心上也感不到丝毫惭愧。”
幸亏她没有火气，幸亏她没有想太多，幸亏她没有受了羞辱就关门上吊，否则，她将只是一个冤死的苍白鬼魂。
第二天，她特意打扮好，拿着菜篮子往“人最多的地方去招摇”。她并没有那样教过学生，她受了不白之冤，她被人在背后“酝酿”了黑材料，她被人当面唾骂。可这又有什么呢，现在她要把自己这个肉身推出去，借着这个肉身，观看观看这分外新鲜的世道人情。
结果有人看见她早早地躲了，有人看见她就像没看见，有人一切照常，该打招呼还是打招呼，该说笑还是说笑。这一切，对她来说，都可做喜剧的素材。
杨绛是一个骨子里有着幽默和反讽能力的女人，所以她一边担当，一边自嘲。
但是，她的名字还是上了《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上报道了清华大学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控诉大会的消息，还点了杨绛的名，说“×××先生上课专谈恋爱”。
她只是庆幸自己不是名人，点了名也没多少人知道：
我的安慰是从此可以不再教课。可是下一学期我这门选修课没有取消，反增添了十多个学生。我刚经过轰轰烈烈的思想改造，诚心诚意地做了检讨，绝不能再消极退缩。我也认识到大运动里的个人是何等渺小。我总不能借这点委屈就掼纱帽呀！我难道和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结下了不解之缘吗？只好自我辩解：知道我的人反正知道；不知道的，随他们怎么想去吧。人生在世，冤屈总归是难免的。
虽然是一番屈辱，却是好一番锤炼。当时，我火气退去，就活像一头被车轮碾伤的小动物，血肉模糊的创口不是一下子就能愈合的。可是，往后我受批评甚至受斗争，总深幸这场控诉大大增强了我的韧劲。
杨绛能这样历劫而不败，得自于她的积极思维。每一件不好的事，她都能找出感激它的理由。
不是所有人都有杨绛那样的积极思维，和那股子不服输、不认命的韧劲。
杨绛曾写过一篇《忆高崇熙先生》，高先生是清华大学化工系教授，兼任化工厂厂长，业务好，但脾气不好。杨绛夫妻二人却和他很合得来。
1951年秋，他们一时兴起，去拜访高先生，家里只有他一人独坐，笑得也勉强，魂不守舍。钱锺书问他们厂里的情况怎么样，他勉强笑着说：“没事，快完了。”
杨绛夫妻出门，他一直送，送出客堂，送出走廊，送出院子，还直往外送，让他留步都不行，一直送到工厂的大门口，目送杨绛他们往远处去。
杨绛说：“他好像不欢迎我们。”
“不欢迎。”钱锺书回答。
“所以我不敢多坐了。”
“是该走了。”
“他大概有事呢，咱们打扰他了。”杨绛道。
“不，他没事，他就那么坐着。”
“不在看书？”
“我看见他就那么坐着，也不看书，也不做什么事。”
“噢，也许因为运动，他心绪不好。”
“我问起他们厂里的情况，他说没什么事，快完了。”
“我觉得他巴不得我们快走。”
“可是他送了又送。”
没承想，只过了一天，就传来高崇熙自杀的消息。他们去拜访的次日，他服了氰酸。
“冤案错案如今正一一落实。高先生自杀后，高太太相继去世，多少年过去了，谁还记得他们吗？”
如果不是杨绛落笔，还有谁会记得他们？时间早把这些人漂白成了淡白的模糊影子，如同微尘，散落在光阴深处，无处找寻。
还有一个果园园主虞先生，是早年留学美国的园林家。小孩子进园买果子，虞先生总把稍带伤残的果子大捧大捧塞给孩子。他还爬在梯子上修剪果树，和工人一起劳动，工人都称他“吾先生”——就是“我们先生”。
“三反”开始，果园归公，虞先生成了果园的雇员，拿同样的工资，却不能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他离果子摊远远的，为的是怕人怀疑他偷果子。他吃园里的果子得到市上去买，不能在这里买，人家会说他多拿了果子。
他闷了很久，病了很久，后来自己意外触电而死，死于非命。
不断地有人出生，有人死亡，有人在觥筹交错，有人在轻歌曼舞，有人在恋爱，有人在流浪，这一切都在不动声色地照常运转。
他们不是窦娥，老天爷不会为他们下一粒雪片。天青叶绿，一切都若无其事。
逝者已矣，活着的要继续一天天地过日子。
杨绛唯一的长篇小说《洗澡》，记录的内容就与此有关，被施蛰存誉为“半部《红楼梦》加上半部《儒林外史》”。
《洗澡》结尾说：“当时文学研究社不拘一格采集的人才，如今经过清洗，都安插到各个岗位上去了。”这里是指的“洗澡”过后，全国高校院系调整，照搬苏联“老大哥”的一套，清华大学成了一所纯工科性质的高校。
1953年初，杨绛、钱锺书被调整到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由教授变为研究员。他们把住所从清华园迁到了中关园，并给新家起名“容安室”。
容安，审容膝之易安。
陶渊明虽为小官，却深谙官场迎送。虽家贫饥冻，但不愿违背本性，于是干脆挂冠而去，后赋《归去来兮辞》：“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
虽然房屋狭窄，可陶渊明的心是安定的。
怎么能不安定呢？不用再前俯后仰，官场逢迎；不用再案牍劳心，焦虑耗心。
他终于又从社会人，做成了自然人。
若是讲段位，自然人是高的，社会人是低的；若是讲人位，自然人是清的，社会人是浊的；若是讲地位，自然人在天上，社会人在地下；若是讲价位，自然人是珠子，社会人是石子。
自然人好当，饿了吃，渴了喝，想睡多久睡多久，想说什么说什么，若是小孩子就叫天真，出家的人就叫大德。社会人不好当，一颗心眼分八瓣，两颗眼珠子要像苍蝇的复眼，上天入地都要看顾到，还要把自己的脾气棱角磨啊磨，磨得光溜溜。
陶渊明是宁做自然人，不做社会人。
杨绛和钱锺书，也是想在社会的洪流中当两个与世无争的自然人。
我至今仍旧记得一句话：“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据说这是老子理想中的“小国寡民”的生活状态，但是随着时代更迭，这基本上不可能成为现实。
人组成了这个社会，社会就不大容许人做回自然人，那种躬耕陇亩，不问世事的生活，越来越不会出现。
1955年4月底，杨绛收到一张观礼条，请她5月1日劳动节到北京天安门广场观礼。
那天好多人坐在观礼台上，除了四周的人，人手里的各色纸花，她什么也看不见。忽一阵惊涛骇浪般的欢呼，高举的纸花，汇聚成海，如浪起伏。游行队伍的脚步响起，天上放飞一群白鸽，又迸出千百气球，这时游行队伍开始喊口号，震天的口号与步伐声。她看不到前面人群，只看到头顶飘扬的一簇簇红旗，她缓缓地跟着队伍前进。
她回到家，家人问她看见什么，她回答不出，有点茫然。
好在目前还算是安静的，钱锺书《容安室休沐杂咏》组诗中的一首云：“渐起人声昏晓际，难追梦境有无间。饶渠日出还生事，领取当前倚枕闲。”
人声渐起，扰我清梦。宽恕那太阳每天升起惹来事端，如今我且倚枕消受片刻清闲。
这段时间，杨绛居然还翻译了47万字的法国小说《吉尔·布拉斯》，得到朱光潜的称赞。20世纪50年代初，朱光潜的学生问：“全中国翻译谁最好？”
朱光潜说这个问题可以分三个方面，散文（即小说）翻译、诗歌翻译和理论翻译。
学生又追问道：“那么散文翻译谁最好？”
朱光潜回答：“杨绛最好。”
朱光潜的一个学生董衡巽，后来被分配到文学所，得杨绛指导。他说：“为了提高翻译水平，我读了杨先生翻译的法国文学名著《吉尔·布拉斯》。读的时候能感觉到一种语言文体美。译文像行云，像流水，从容舒缓，有时夹杂一些上海话，虽是方言，却与自然流畅的译文浑然一体。”
然而，安静只是暂时的。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开始，大家都开始“大鸣大放”。杨绛对钱锺书说，饭少出去吃，话少讲，我们不愿随波逐流。紧接着，身边的人一个个被划成“右派”，有傅雷、储安平、钱基厚、周勃、陈涌……
一霎时雨骤风狂。
杨绛在《我们仨》里回忆：“锺书带了女儿到武昌探亲之前，1957年的5月间，在北京上大学的外甥女来我家玩，说北大的学生都贴出‘大字报’来了。我们晚上溜出去看‘大字报’，真的满墙都是。我们读了很惊讶。‘三反’之后，我们直以为人都变了，原来一点没变，我们俩的思想原来很一般，比‘大字报’上流露的还平和些。我们又惊又喜地一处处看大字报，心上大为舒畅。几年来的不自在，这回得到了安慰。人还是人。”
为什么不自在，因为人变得不像人。
为什么得了安慰，因为觉得人还是人。
人与人之间，要有互相的尊重，人要有自己的尊严。如果互相尊重没有了，剥夺了人的自尊，人就不是人。
杨绛一方面担忧自己和同好遭到非人的待遇，一方面，更大的忧心在于，担心人们丧失理智。
她是智者，心有大慈，唯愿人都是人，人还是人。
柴静刚进央视时，老师是陈虻。他把一盒烟拍到桌子上，问柴静：“这是什么？”
柴静回答：“烟。”
“我把它放医学家面前，说请您写三千字。他肯定会写尼古丁含量，吸烟的人肺癌发病率是不吸烟人的多少倍……我让经济学家写三千字，他肯定会写烟草是国家税收大户，烟草走私对经济的影响……我让搞美术设计的写三千字，那哥们肯定会写色彩、标识的个性创意……现在，请你写三千字，你会写什么？”
柴静一下蒙了。
陈虻说：“你有自己看待世界的坐标系吗？”
是啊，你有看待事物的坐标系吗？你有自己的标准吗？你能做到“他强任他强，清风拂山冈”吗？你能做到人家说“一”的时候，你不跟风也说“一”吗？你能做到尊重事实吗？你能做到尊重人性吗？你能做到不对的不做，不真的不谈吗？
如果不能，那么，请面对任何人和事的时候，不要轻易妄下结论，不要急着站队，不要随便评价别人，不要别人说好你也觉得好，别人说坏你也说坏得不可救药。
保持独立、自主和清醒，否则，从一个好好的“人”，一秒变“群氓”。
杨绛和钱锺书一生，都在守心。
禅宗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讲的是：“时有风吹幡动。一僧曰风动，一僧曰幡动。议论不已。惠能进曰：‘非风动，非幡动，仁者心动。’”
所以人心确实是易动的东西，风吹它也动，幡卷它也动，世情人事，一切皆可令它动。
现在，人心确实是动了。
在所里，钱锺书和杨绛双双成为众矢之的，因为中国古代文学和外国文学是充满毒素的“封、资、修”文学，他们不但不加以批判，反而大为赞赏，这是公开放毒，贻毒群众。
1958年10月下旬，文学所要分批派人到乡下去改造。按照规定，45岁以上的女同志可以免于下乡，杨绛在免于下乡之列。但是她担心不去会被人借题发挥——家里还有一老一小，影响到他们不好。再则，她又好奇，一是想知道土屋茅舍里是怎样生活的，二是听说能不能和农民打成一片，是“革命”和“不革命”的分界线，她很想瞧瞧自己究竟“革命不革命”。
她家阿圆小时候差点跟着道士走丢，就是犯了格物致知的“毛病”，如今，她也要格格物，致致知。
于是她分在第一批去了乡下。
一到山村，同去的一位老先生遥指一个农村姑娘说：“瞧，她像不像蒙娜丽莎？”
“像！真像！”
他们就称她“蒙娜丽莎”。
打麦场上，另一个老先生又指着一个高高瘦瘦，翘着一撮胡子仰头望天的老者，说： “瞧！堂吉诃德先生！”
“哈！可不是！”
他们就称他“堂吉诃德”。
黄天厚土，来了一群文化人。
下乡劳作，杨绛几个“老弱无能”的人被安排砸玉米棒——我们小时候是搓玉米棒，他们那时候则是用打的：各拿木棍，在打麦场上席地而坐，举棒啪啪啪，把玉米粒打得全脱落下来，然后扫在一起盖好。又或者运杂草，捆干草，切萝卜缨。
他们住的地方窄仄，或是睡窄木板，不能翻身；或是睡大炕，大炕在托儿所，时有小孩尿湿被褥的危险。
吃饭是在农民食堂搭伙，一日三餐，早晚稀粥窝头。初时吃着新鲜，吃久了就食之无味。难得吃到小活鱼、白米饭和油条。他们只好每晚在灯下空谈好吃的东西，犹如过屠门而大嚼，还美其名曰“精神会餐”。
钱锺书晚于杨绛一个月下乡，去的是河北昌黎，吃的是用发霉的白薯干磨成的粉掺了玉米面做的窝头，带苦味，伙食还不如杨绛。
吃饭是糙的，如厕是难的，乡村里沤“天然肥”的缸多半太满，上面搁的板子又薄又滑，登东如厕，大有跌进缸里的危险。
山村里地高井深，打了水还得往回挑，用水要节约。每天除了早晚是不大洗手脸的。饭后用舌头舔净嘴角，用手背来回一抹，这就算洗脸了。
杨绛下乡，钱锺书还在家里时，三天两天给她来一信，字小行密，写满两三张纸。
同伙唯我信多，都取笑我。我贴身衬衣上有两只口袋，丝绵背心上面又有两只，每袋至多能容纳四五封信……其实这些信谁都读得，既不肉麻，政治上也绝无见不得人的话。可是我经过几次运动，多少有点神经病，觉得文字往往像新中国成立前广告上的“百灵机”，“有意想不到之效力”，一旦发生这种效力，白纸黑字，百口莫辩。因此，我只敢揣在贴身的衣袋里。衣袋里实在装不下了，我只好抽出信藏在提包里。我身上是轻了，心上却重了，结果只好硬硬心肠，信攒多了，就付之一炬。我记得曾经在缝纫室的泥地上当着那女伴烧过两三次。这是默存一辈子写得最好的情书……
下乡两个月，杨绛得到的评语是能和老乡打成一片——她在哪儿都能和人打成一片，她天生高情商，只是她不肯做政界女强人，她要做锺书的灶下婢，做桌前的读书人。
杨绛总是把自己放得很低，心空喧静不争多。
事实上，论成就，她比丈夫又能低多少呢？下乡受锻炼，她是主动要求去，真心实意，锻炼完了，一点不平之意都没有，且得了一个可以和群众打成一片的考评，她十分高兴，顺利毕业回家。
生活的节奏就是这样，松一阵，紧一阵，紧一阵，再松一阵。没有永远的蓝天丽日，也没有一直的风雨如晦。
所以，杨绛觉得这道关已过，心松大半。她继续在研究所上班，夫妻二人几经磨难仍旧有余暇享受生活的乐趣。
1958年秋，当时文学所虽然已脱离北大归属中国科学院，而机关仍在西郊中关村。当年的中关村，真是名副其实的郊野风味。树木郁郁葱葱，田园绿荫，特别是夕阳余晖中，景色更是怡人。
钱锺书夫妻在田间道路上并肩散步的时候，偶然相遇他们在社科所的同事朱寨。朱先生对他们早有所闻，便主动迎向前去打招呼。未料，他们对他这个新来人似乎也有所闻，正因为是新来者的缘故，对他格外客气热情。
朱寨后来回忆此事：“钱先生并不像他的名气容易让人设想得居高临下，反倒谦逊得有些拘谨腼腆。当我表示久仰的时候，他羞赧地抱起双拳，‘呶呶呶’地摇着头后退。本来杨绛女士仰着甜美的笑脸，还要询问恳谈些什么，也只好后退，催他去赶车：‘不耽误你回家。’他们并立，一定让我先行，就这偶然一回便熟络了。”
他们就是这样谦逊，在任何人面前他们从没有觉得自己高人一等。
而且此时，她又有了新任务，一个新的学习机会。
1957年，国家计划翻译出版“三套丛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外国文艺理论丛书》《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并且成立了“三套丛书编委会”。
《堂吉诃德》被列为《外国文学名著丛书》选题之一，编委会领导、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读过杨绛翻译的法国文学名著《吉尔·布拉斯》，决定请她翻译《堂吉诃德》。于是她又一头扎进去，开始研究《堂吉诃德》。
杨绛精通英文和法文，林默涵也告诉她从哪种文字转译都可以，她也确实找了最有名望的五种英法文译本细细对比，但是，她最终还是决定，“要求对原作忠实，只能从原文翻译。”
就这样，1958年，年近五十的杨绛，开始自学西班牙文。
杨绛也打毛衣，也烧汤汤水水，也拎篮买菜，也下乡打玉米棒子，可她就是不是家庭妇女。“1960年3月，我读毕《西班牙文入门》后，便开始阅读拉美的西班牙文小说。由浅入深，渐渐能读懂比较艰深的文章了。”
1961年，杨绛开始动手翻译，至1966年，她已经完成工作的四分之三。但是，因为“文革”开始，差点弦断难再续，个中惊险滋味实在是不堪提。
此前两年，即1959年，杨绛又开始写研究文章——她是读书人，不让她读书不行；她是写作者，不让她写作也不行。“我一生与诗书做了闺中伴，与笔墨结成骨肉亲”，这是越剧《红楼梦》里林黛玉的唱词，用来形容杨绛很形象，但是她没有黛玉的脆烈敏感。黛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杨绛是蒲苇韧如丝。
她为小妹妹杨必翻译的英国古典名著《名利场》写作《萨克雷〈名利场〉序》，后改为《论萨克雷〈名利场〉》，结果写出来却遭批判，被扣上罪名：鼓吹写“真实论”“资产阶级人性论”。
没有安静，没有宁帖。山雨已经来了。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
8月9日，在外文所，大会前，群众传看一份文件，传到杨绛近旁时就跳过了她，好像没有她这个人。
再有一次大会上，忽然有人发问：“杨季康，她是什么人？”
会后就有人通知她：“以后开会，你不用参加了。”
杨绛就这样给“揪出来了”。一同“被揪出来”的李健吾、卞之琳、罗念生、邹荻帆等，坐在空落落的办公室里“待罪”。
然后，忽然有一天，他们被召去开大会，会上群众愤怒地控诉他们的种种罪行，并公布今后的待遇：
不发工资，存款全部冻结，每月发给生活费若干元；
每天上班后，身上挂牌，牌上要写明姓名、身份和自己招认并经群众审定的罪状；
组成劳动队，行动听指挥，并由“监管小组”监管；
此外还有，不许喝牛奶，不许吃鱼肉蛋禽，只许吃窝窝头、咸菜和土豆，不准戴草帽，不准撑遮阳伞，不准穿皮鞋……
人心不平，积阴如壑，风动处树叶哗哗地摇，摇出骤雨遮蔽天日。
三天后，钱锺书也“被揪出来”。
“揪”这个词，给人的感觉，好像他们隐身人群，心怀叵测，从眉毛底下看人，左顾右盼，想着要趁月黑风高之夜，大搞破坏，然后喈喈怪笑……事实上，却是两个读书人，各据一张书桌，与世无争，青灯对坐。
罢了。
至于钱锺书为什么会“被揪出来”，他自己也莫名其妙。
他们的劫难来了。
“揪”是一个不好的词。好好的花被揪了花片，花就秃了；好好的鸟被揪了鸟毛，就不像鸟了。好好的人从人群中“被揪出来”，就成了众矢之的了。
杨绛“被揪出来”，也就成了众矢之的。她不再是学者，她被派了新任务，打扫女厕所；钱锺书也不再是学者，他被委派的新任务是扫院子。
杨绛明白，她将会在很长时间内都干这份工作，所以置备了小铲子、小刀子，又用竹筷和布条做了一个小拖把，还带些去污粉、肥皂、毛巾之类和大小两个盆，放在厕所里。原本污秽不堪的厕所，不出十天，被她擦洗得新崭崭、亮堂堂。
翻译家潘家洵的太太对杨绛说：“人家说你收拾的厕所真干净，连水箱的拉链上都没一点灰尘。”
林斤澜说：“大约（沈从文）去世三年前，一位美国女记者问起沈从文先生‘文革’时的情形。沈从文先生说：‘我最大的功劳是扫厕所，特别是女厕所，我打扫得可干净了。’女记者很感动，就走过去拥着他的肩膀说了句：‘您真的受苦受委屈了！’不想先生突然抱着女记者的胳膊，号啕大哭起来，很久很久。”
沈从文的心态，或许不如杨绛豁达。
杨绛和钱锺书成了“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他们“被批斗”“被揪斗”，有时各自“挨斗”，有时一起“挨斗”。
杨绛终于忍不住爆发了。
有人联名声讨钱锺书轻蔑领导的著作，杨绛去看了后“不禁大怒”。她经历过国难，经历过动荡，经历过战乱，经历过小家庭多了小成员的忙碌，经历过缺食少衣的艰苦。母亲去世，她痛哭；父亲去世，她痛哭。她伤心，难过，但是，少有大怒。
印象中的一次大怒，是一个日本兵用手指抬她的下巴，她不管不顾，大怒曰：“岂有此理！”因她受了轻薄。
如今五十多岁，她再一次大怒，是因为捕风捉影也该有个风、有个影，不能这样无因无由地栽人。她爱锺书爱到甘为锺书做灶下婢，大家闺秀挎菜篮子上街买菜，自己烧火煮饭；她爱丈夫爱到纵容丈夫的痴气，包容和成全他的痴气。若被声讨的是她，她未必有这样的怒。
杨绛的同事叶廷芳在一篇文章中实录其事：“‘牛鬼蛇神’们一个个被勒令屈辱地低着头，出乎人们意料，偏偏杨绛拒绝服从，她满面怒容地昂着头！人们斥问她为什么如此顽固！她怒不可遏地跺着脚大喊：‘就是不符合事实！就是不符合事实！’……”
读得我想笑，又想大哭。父亲是律师，讲究符合事实，她是学问家，讲究符合事实，不符合事实即为冤，她被冤得怒气冲天。
时隔多年，杨绛自嘲道：
我想这有何难，就难倒了我？况且知识分子不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吗？叫又何妨？我暂时充当了《小癞子》里“叫喊消息的报子”，不同的是，我既是罪人，又自报消息。
当时虽然没人照相摄入镜头，我却能学孙悟空让“元神”跳在半空中，观看自己那副怪模样，背后还跟着七长八短一队戴高帽子的“牛鬼蛇神”。
那场闹剧实在是精彩极了，至今回忆，想象中还能见到那个滑稽的队伍，而我是那个队伍的首领！
我心想，你们能逼我“游街”，却不能叫我屈服。我忍不住要模仿桑丘·潘沙的腔吻说：
“我虽然游街出丑，但我仍然是个有体面的人！”
她坚持使自己在精神上做个堂堂正正的“人”，尽管时世不顺，但她不允许自己精神也饱受摧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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