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暴越刮越烈。

    杨绛每晚想到什么该毁掉的，就打着手电，悄悄地赤脚到各处去搜出来。可是“毁尸灭迹”大非易事。少量的纸灰可以浇湿了拌入炉灰，倾入垃圾，烧的时候也不致冒烟。大叠的纸却不便焚烧，怕冒烟。纸灰也不能倾入垃圾，因为准有人会检查，垃圾里有纸灰就露馅了。

    杨绛常把字纸撕碎，浸在水里揉烂，然后拌在炉灰里。这也只能少量。留着会生麻烦的字纸真不少。后来，她发现他们上下班随身带的手提袋从不检查，于是就大包大包带入厕所，塞在脏纸篓里，然后倒入焚化脏纸的炉里烧掉。只可惜她销毁的全是无辜的东西，包括好些值得保留的文字。

    但是她不肯烧了《堂吉诃德》的译稿。她被“学习”了又“学习”，批判了又批判，谁知道她是怎么在夹缝里把它译出来的，她舍不得。

    翻译工作是没有弹性的，好比小工铺路，一小时铺多少平方米，欠一小时就欠多少平方米——除非胡乱塞责，那是另一回事。我如果精神好，我就超额多干；如果工作顺利，就是说，原文不太艰难，我也超额多干。超额的成果我留作“私蓄”，有亏欠可以弥补。攒些“私蓄”很吃力，四五天攒下的，开一个无聊的会就耗尽了。所以我老是早作晚息攒“私蓄”，要求工作能按计划完成。就是在运动高潮，工作停顿的时候，我也偷工夫一点一滴地攒。《堂吉诃德》的译稿，大部分由涓涓滴滴积聚而成。我深悔一心为堂吉诃德攒“私蓄”，却没为自己积储些多余的精力，以致妖精乘虚而入。我做了“牛鬼蛇神”，每夜躺着想这想那，却懵懵懂懂，一点没想到有妖精钻入笔记。我把这点疏失归罪于堂吉诃德，我想他老先生也不会嗔怪的。

    《堂吉诃德》是这样译成的，且并没有译成呢，一共八卷，她只译到了第六卷尚且没有译完，这下子好了，被人连锅端了。

    1966年8月27日，早上杨绛翻译的“黑稿子”《堂吉诃德》刚被没收，晚上她就又被剃成了“阴阳头”。

    钱锺书急得直问怎么办，她说，不要紧，我有办法。

    当晚，她找出女儿钱瑗几年前剪下的两条大辫子，拿一只掉了耳朵的小锅做楦子，用锺书的压发帽做底，解开辫子，把头发一小股一小股缝上去。费了一夜工夫，做成一顶假发，还笑说：“小时候老羡慕弟弟剃光头，洗脸可以连带洗头，这回我至少也剃了半个光头。”

    她若无这点弹性和韧劲，可怎么活。过刚易折，过柔易曲。杨绛也刚，但是不刚得过头；也柔，也不柔得过头。她是能活的时候一定会活，但是，碰到底线的时候也会大怒大叫。

    回顾这段日子，杨绛说：“我虽然每天胸前挂着罪犯的牌子，甚至在群众愤怒而严厉的呵骂声中，认真相信自己是亏负了人民、亏负了党，但我觉得，即使那是事实，我还是问心无愧，因为——什么理由就不必细诉了，我也懒得表白，反正‘我自岿然不动’。打我骂我欺侮我都不足以辱我，何况我所遭受的实在微不足道。至于天天吃窝窝头咸菜的生活，又何足以折磨我呢？我只反复自慰：假如我短寿，我的一辈子早完了，也不能再指望自己做这样那样的事。”

    不怨恨的人不容易被自怜自怨打倒，有好奇心的人不容易被世情打倒，这很好。

    文学所的“牛鬼蛇神”们被集中在“三楼”，那里原本是堆放残破物件的大仓库，闷热脏乱，被利用起来给这些“牛鬼蛇神”们“更上一层楼”。

    如今杨绛从“三楼”（即“牛棚”）下楼了。但是，始终有一件事揪心，《堂吉诃德》在哪里呢？

    她的工作仍旧是每天收拾女厕所，厕所收拾完，就到群众的办公室外面扫扫窗台，抹抹玻璃。如今，又多项任务，寻找“堂吉诃德”的下落。

    好比英雄寻觅美人，墙里秋千墙外道，哪间屋子都扫到，可是秋千架上没有伊人笑。

    后来，很偶然的，在打扫后楼一间储藏室时，她从废纸堆里发现了它。

    她又惊又喜，趁着监督的老干部一转背，抱起大纸包就要往外偷。没来得及出门，便被一个同是“牛鬼蛇神”的指着大喝一声：“杨季康，你要干什么？”

    完了。

    干部转身看着她，她说：“这是我的稿子！”

    干部说：“是你的稿子。可是现在你不能拿走，将来到了时候，会还给你。”

    于是她先把稿子放在书柜里，又怕放的位置太好，被人扔出来；取出来放在柜顶，叹口气，如同撇下儿女，硬硬心肠便不再顾。

    幸得下放干校前夕，原先的组秘书当了学习组长。杨绛求他，他第二天问明情况立即找来交还。

    杨绛抱在怀里，赶忙藏回家去。“落难的堂吉诃德居然碰到这样一位扶危济困的骑士！我的感激，远远超过了我对许多人、许多事的恼怒和失望。”

    终究是她一贯积极坚持的思维帮了她，给了她亮光。

    于困苦之地，她仍能找到安慰；于污秽之境，她仍能看见莲花。

    事情总是一喜一悲，交替而来。

    1969年11月3日，钱锺书告诉杨绛：“这个月11号，我就要走了。我是先遣队。”

    此时杨绛觉得头顶上像炸了一个雷，因为她心里明白钱锺书这是要去“五七干校”了。

    “五七干校”是让干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将党政机关干部、科技人员和大专院校教师等下放到农村，进行劳动的场所。

    下放，不是放假，是不再回来。身后是家，走多远都不怕，“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这个默认共话的地方，就是家啊。没有家，到处都只能是天涯。

    再过几天是钱锺书虚岁60的寿辰，连本来打算吃一顿寿面的庆祝都做不到了。再等到70整寿？时世荒乱，二人已老，天知道能不能等得到。

    “为什么你要先遣呢？”

    “因为有你，别人得带着家眷，或者安顿了家再走；我可以把家撂给你。”

    “干校”的地点在河南罗山县，当时女儿钱瑗和女婿王德一，各在工厂劳动，他们休息日回家就帮着杨绛给爸爸收拾行李，他们把箱子用粗绳子密密缠捆，算是加了防护层，免得旅途摔破或压塌。杨绛感叹道：“可惜能用粗绳子缠捆保护的，只不过是木箱铁箱等粗重行李。这些木箱铁箱，也不如血肉之躯经得起折磨。”

    盘算下来，他们这些血肉之躯，遭过的折磨确乎比木箱铁箱只多不少，如今还能行走工作，确乎是比这些箱子耐磨。杨绛把耐脏的绸子用缝衣机胡乱做了个毛毯套子，准备经年不洗。她补了一条裤子，屁股处厚如龟壳，用线一圈圈走满，像个布满经线纬线的地球仪。钱锺书很欣赏，说好极了，穿上好比随身带着个座，随处都可以坐下。

    先遣队出发那天，杨绛、钱瑗、王德一到火车站送行。他们三人就在车下，痴痴站着，等火车开动，钱锺书催他们回去。

    杨绛心想：“让他看我们回去还有三人，可以放心释念，免得火车驰走时，他看到我们眼里，都在不放心他一人离去。我们遵照他的意思，不等车开，先自走了。几次回头望望，车还不动，车下还是挤满了人。”

    乱世凄离，满满的都是情。

    先遣队之后，文学所和另一所最先下放，部队里不称“所”，而称“连”。两个连动身的日子，学部敲锣打鼓，大家都放了学去欢送。杨绛回忆：

    下放人员整队而出，红旗开处，俞平老和俞师母领队当先。年逾七旬的老人了，还像学龄儿童那样排着队伍，远赴干校上学，我看着心中不忍，抽身先退。一路回去，发现许多人缺乏欢送的热情，也纷纷回去上班。大家脸上都漠无表情。

    七十多岁的老人，孟子时代都讲究“七十者衣帛而食肉”，尊老奉贤。如今他们却像小儿童一样排排站，拔宅而起，远赴他乡。

    钱锺书等先遣人员到达罗山县的干校，这原来是一个废弃的劳改营，远离县城，土积尘封。第二天一场大雪，天气骤寒。11月17日，大队人马来到，八十几个单身汉聚居一屋，分睡数炕。

    罗山无地可耕，干校人员又于一个多月后大包小裹搬到息县东岳。那里更加地僻人穷，冬天寒冷，不少人脸上生了冻疮。

    他们在那里拉大车，脱坯，造砖，盖房。钱锺书和俞平伯等几位“老弱病残”干些杂活、轻活。

    钱锺书和丁声树这两位一级研究员被分配烧开水，半天烧不开——他们哪有这种生活智慧，且又是大风大雪的露天里，怎么能烧得开一锅炉的水？结果被人们戏称为“钱半开”和“丁半开”。

    这时，杨绛他们在北京除了要“学习”“检讨”，还要挖防空洞，做砖头。挖完了防空洞，就把图书搬来搬去，搬完自己单位的，又搬别单位的。沉重的铁书架、沉重的大书橱、沉重的卡片柜，全都由年轻人狠命用肩膀扛，贴身的衣衫被磨破，露出肉来。

    杨绛体弱，干些轻活，得空就给锺书寄包裹；锺书则得空就写家信，三言两语，断断续续，白天黑夜，想起来什么就写什么——一个下放人员带的儿子年纪小，睡觉时常围着炕尿一遭，给他们“施肥”，也被他写进信里。

    只是这些信都没有保留下来，她深以为憾，转念一想：“更有价值的书信都毁掉了，又何惜那几封。”

    杨绛身边一个年轻同事想自杀，他把欠杨绛的钱塞进她的抽屉，留个条子给她，她一发现，马上赶到办公室，看见他正一人坐在办公桌前低头发呆。杨绛快步上前，把他还她的钱包在纸包里给他，里面还写了一个纸条：“来日方长，要保重身体；要耐心、冷静、坚强。这些钱我不需要，你自己买些生活必需品吧！”

    好一个“来日方长”。这个年轻人后来成为著名的莎士比亚研究专家，是中国最完备的《莎士比亚全集》的主编，他叫郑士生。每每回忆起此事，他心里满是感动。

    钱锺书患哮喘，她为丈夫求医问药，也不忘给另一个年轻人同样患哮喘的母亲抄秘方。

    北京筑地道，给每户人家摊派做砖，一人要做一百块。杨绛一家三口，要做三百块。钱锺书在干校劳动，女儿在厂里劳动，女婿本来可以指望，却再也指望不上——王德一在大学里亦不自由。

    他对杨绛说：“妈妈，我不能对群众态度不好，也不能顶撞宣传队。可是我绝不能捏造个名单害人，我也不会撒谎。”

    他回到学校就失去自由，终于在杨绛下放干校前夕，含冤自尽。

    她要下干校，所里的年轻人还为她捆扎行李，帮她托运。

    赠人玫瑰，手留余香。正因为杨绛待人和善，乐于助人，才会收获这样的感动与尊重。

    1970年7月12日，杨绛动身下干校。阿圆送她上了火车，她也促阿圆先归，别等车开。

    她不是一个脆弱的女孩子，我该可以放心撇下她。可是我看着她踽踽独归的背影，心上凄楚，忙闭上眼睛；闭上了眼睛，越发能看到她在我们那破残凌乱的家里，独自收拾整理，忙又睁开眼。车窗外已不见了她的背影。我又合上眼，让眼泪流进鼻子，流入肚里。火车慢慢开动，我离开了北京。

    想想当初被“揪”出来的光景，好多亲朋好友都和他们划清了界限。那时候人人自危，文人饱受折磨。

    外面雨骤风狂，小兔小狗都知道躲进窝里寻找温暖，可若是窝里也冷，世界上还有什么值得留恋。

    所幸钱锺书有杨绛，杨绛有钱锺书，钱锺书和杨绛还有女儿钱瑗。变成“牛鬼蛇神”后，阿圆急着要回家看爸爸妈妈，可她是“革命群众”，要回家，只得和他们“划清界限”。

    阿圆强忍住眼泪，杨绛看得出她是眼泪往肚里咽。看阿圆这样，她直心疼。

    生命娇脆，隔世容易，忘情却是为难。

    杨绛见到了锺书。丈夫又黑又瘦，脸上还长了脓疽。但此时钱锺书已经不烧锅炉了，他白天看管工具，晚上巡夜，兼当“信差”。

    杨绛属于外文所，钱锺书属于文学所，二人不在同一个“连”。相去路程虽一个小时不到，但是各自都要听指挥，服从纪律，不能随便走动。不过他们可以通信，休息日可以“探亲”。这里“休息日”不是七日一休，而是十日一休，称“大礼拜”。如有事，大礼拜可随时取消。但是知道爱人就在不远处，这比起在北京独自过活的女儿，已算是小团圆。

    当年未实行生产承包责任制时，老百姓们常干的活计就是下大田劳动，种豆种麦，饭有专人送到田里吃。住房要自己造屋，要脱坯。脱坯的活计老年人决计干不得，体弱的年轻人也干不得。

    烈日炎炎，平平的坯场被晒得冒烟，赤膊壮汉把黄泥一下下地摔，摔熟泛了，倒入木头做的坯模，晒干后脱出坯来。坯房早年间还有，如今到了不大富裕的村庄，也能看得见，晴天无事，怕落雨，雨下来泡得软塌。这些活计也是杨绛和钱锺书等人当时干的活计。

    杨绛老弱，分在了“菜园班”，白天在窝棚里独自看菜。每日见闻，所思所感，点点滴滴，汇聚成信，写给钱锺书。

    钱锺书做着信使，要送信、取信，窝棚与他的路线相距不过百步，这对夫妻可以田边相会。

    每天午后，杨绛就可以望见锺书一脚高、一脚低从砖窑北面跑来。有时风和日丽，两个人就在窝棚南面灌水渠岸上坐一会儿晒晒太阳。有时他来晚了，站着说几句话就走。他三言两语、断断续续、想到就写的信，可亲自撂给杨绛。杨绛常常锁上窝棚的木门，陪他走到溪边，再忙忙回来守在菜园里，目送他的背影渐远。他从邮电所回来就要回连分发信件和报纸，不再过溪看她，不过她老远就能看见他迎面而来；如果忘了什么话，等他回来可隔溪再说两句。

    杨绛调侃：“我们老夫妇就经常可在菜园相会，远胜于旧小说、戏剧里后花园私相约会的情人了。”

    这样做，也是真风雅，画风当是这样：“日日窝棚独坐，老夫溪边经过。满园菜苗青青，看我二人传情。”

    冬日岸边草木萧疏，夕阳映着冰面，无风无雪，一切不动声色。

    每天清早吃罢早点，杨绛要到菜地巡视，因为胡萝卜长得稍大就常给人拔去，白菜一旦捏来菜心已长瓷实，就给人斫去，留下一个个斫痕犹新的菜根。

    有一次杨绛发现三个女人正在拔他们的青菜，看见她来，站起身就跑。她追得快，她们就一面跑一面把青菜抛掷地下，去了贼赃，不怕被捉。

    杨绛心想：“其实，追只是我的职责。我倒但愿她们把青菜带回家去吃一顿，我拾了什么用也没有。”

    杨绛胆小，但是因为和同屋伙伴不在一处劳动，晚上不便和她们结队一起回村，也只好独往独来。她走黑路不喜打手电，因为打了手电，只能照见四周一小圈地，不知身在何处，走黑路倒能把四周都分辨清楚。她就顺着荒墩乱石间一条蜿蜒小径，独自回村，近村能看到树丛里闪出灯光。但是有灯光处，只有她一个床位，只有帐子里狭小的一席地。浓重的夜，一灯如豆。

    菜园班里还养过一条小狗，名叫“小趋”，钱锺书颇得它的青睐。它看见他来，准知道他会带一些带毛的硬肉皮或带筋的骨头来喂，蹦跳欢迎，拼命摇尾巴打滚，打完一滚，又起来摇尾蹦跳，然后又就地打个滚。

    “默存大概一辈子也没受到过这么热烈的欢迎。他简直无法向前迈步。”

    小趋也喜欢杨绛，因为经常分享她的晚餐。

    干校后期，迁往明港。动身前须拆除所有的建筑，于是一顿拔的拔，拆的拆，拖拉机又来耕地一遍，他们夫妻常相会的菜园窝棚没了，井台没了，灌水渠没了，菜畦没了，那个埋着一具无名尸的扁扁的土馒头也不知去向——据说那是一个自杀的33岁男子。

    这时干校的任务由劳动改为“学习”，看电影也是学习，不准逃学。

    一天晚上，杨绛他们晚饭后各提马扎，列队上广场，挨次入座。电影只那么几部，轮番地演。杨绛打着盹看完一场电影，随着队伍回宿舍，低头只看着前人的脚跟，却跟到了别人的宿舍。她急忙退回，却队伍四散，她找不见自己的宿舍何在，问人也不知道。

    人都各回各屋，她好比流落异乡，举目无亲，抬头只见满天星斗。

    杨绛凭天上星座知道已经离自己的宿舍很远，只顾抄近，一直往南，却走进了营地的菜圃。她一手提马扎，一手打手电，每一步都得踢开菜叶，缓缓落脚，战战兢兢，如临深渊，一步不敢草率。

    好容易走出这片菜地，过一道沟仍是菜地，走呀走呀，总也走不出。

    幸亏方向没错，好容易出得菜地，越过煤渣铺的小道，越过乱草石堆，终于走上大路，立即拔步飞跑，一口气跑回宿舍。

    宿舍里，大家各忙各的，她好像只是上了厕所回屋，谁也没有想到她会睁着眼睛跟错队伍。睡在硬邦邦、结结实实的床上，只觉得有享不尽的安稳。

    在明港，干校的条件已有改观，钱锺书和杨绛的宿舍只隔一排房子，来往方便。居处也宽敞，伙食也好，厕所也不复是苇墙浅坑。女儿在北京源源不断地给他们邮寄食物和各种外文报刊，同伙中又有书暗中流通，互相传阅。四周景物清幽，可资流连，二人每天黄昏一同散步，更胜于菜园相会。

    当时与杨绛一起下干校的张佩芬，后来在《文汇报》撰文回忆：

    我和杨先生进一步相熟，只有短暂时光——在河南息县一座农舍里，自夏至冬，有过半年的“联床之谊”……两年干校生涯中，我最厌烦天天要开会听人说假话。杨先生当然也不可能心情痛快，却总能克制自己，用一种特殊的方式让我们开朗起来。

    她赠给杨绛老母寄自上海的巧克力等零食，杨绛也不推辞，也不和她一起吃，她觉得奇怪。有一天张佩芬清早出工，刚取出一枚无花果要吃，迎头撞上了钱锺书，便递给了他。

    “他当即剥去包纸塞进嘴里，现出一脸灿烂的笑容。我顿时悟到杨先生不和我同享的原因。难道还可能有别一种不合乎她本性的做法吗？”

    只要夫妻两人能在一起，苦也甘愿。

    若得此情长相伴，何羡做神仙。

    梁园虽好，不是久恋之家。

    一次，一只猫叼了一只身体分离的死鼠放在杨绛床上，杨绛告诉钱锺书，说猫儿“以腐鼠‘饷’我”，钱锺书安慰妻子：“这是吉兆，也许你要离开此处了。死鼠内脏和身躯分成两堆，离也；鼠者，处也。”杨绛听了大笑。

    年底，钱锺书告诉杨绛一件传闻，说是北京打电报给学部干校，叫干校遣送一批“老弱病残”回京，“老弱病残”的名单上有他。

    杨绛喜出望外：“默存若能回家，和阿圆相依为命，我一人在干校就放心释虑。”

    过了几天，钱锺书告诉杨绛，批准的名单下来了，其中有他。再过几天，仍无动静，再问时，他说，名单已经公布，没有他了。

    杨绛的心直往下沉。

    钱锺书并不比别人少壮，却不能回京，想必是他档案里的黑材料作祟。她把这想法跟钱锺书说，到底是男人，钱锺书说，事情已成定局，还管它什么作祟。

    杨绛嘿然自笑。妄想已属可笑，还念念在心，洒脱不了。

    回京的人动身走了，留下的，想必要留一辈子，能洒脱吗？

    一天，夫妻二人路过菜园，杨绛指着窝棚说：“给咱们这样一个棚，咱们就住下，行吗？”

    钱锺书认真想了一下说：“没有书。”

    杨绛认同。真的，什么物质享受，全都舍得，没有书却不好过日子。

    是的，这里没有图书馆，没有盛满了书的书桌，没有笔和纸，只有无处安放的思想和头脑。若是身体健壮，能够通过体力劳动创造价值也好，可是两个人都已经年老，拿不动锄头了。

    杨绛对于“读书”一事有着独特的理解，甚至还把“读书”比作“串门儿”。

    我觉得读书好比串门儿——“隐身”的串门儿。要参见钦佩的老师或拜谒有名的学者，不必事前打招呼求见，也不怕搅扰主人。翻开书面就闯进大门，翻过几页就升堂入室；而且可以经常去，时刻去，如果不得要领，还可以不辞而别，或者另找高明，和他对质。不问我们要拜见的主人住在国内国外，不问他属于现代古代，不问他什么专业，不问他讲正经大道理或聊天说笑，却可以挨近前去听了足够。

    而世情越显得读书的珍贵，她对读书的作用也有着不一样的想法：

    世界再大也没有阻隔。佛说“三千大千世界”，可算大极了。书的境地呢，“现在界”还加上“过去界”，也带上“未来界”，实在是包罗万象，贯通三界。我们却可以足不出户，在这里随意阅历，随时拜师求教。谁说读书人目光短浅，不通人情，不关心世事呢！这里可得到丰富的经历，可以识各时各地、多种多样的人。经常在书里“串门儿”，至少也可以脱去几分愚昧，多长几个心眼儿吧？

    想想如今是这样，当初不回故国可好？所以杨绛问钱锺书：“你悔不悔当初留下不走？”

    钱锺书说：“时光倒流，我还是照老样。”

    杨绛一直认为，“默存向来抉择很爽快，好像未经思考的；但事后从不游移反复。我不免思前想后，可是我们的抉择总相同。”

    她难得用了很重的一个词——抉择。

    新中国成立后，许多人都走了，他们本来也可以走，但是没有走，心里不会没有挣扎。挣扎来去，仍旧选择相信，仍旧选择留下。

    可是两个人仍旧是不后悔的，再来一次，仍旧是一样的选择，赤子之心，只为家国。

    好在事情有了转机，据说周恩来是以参加毛泽东诗词的英译工作为名，调钱锺书回京。所以1972年3月，杨绛和钱锺书作为“老弱病残”人员，终于离开干校，回到北京。

    回京不代表着一切皆好，仍还有余绪未清，偏见未正。

    因为钱锺书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回京后，他们的房子让出一半，给一户“革命群众”居住。

    一天，那家的女主人因一件生活琐事，说阿圆“不是好人”，还打了阿圆一耳光。杨绛护女心切，当即还手，“这时两个革命男女抓住我的肩膀和衣领，把我按下地又提起来，又摔下，又提起，又摔下。”

    钱锺书听到声音跑出来，举起木架子侧面一块相当厚的木板，劈头就打。

    钱锺书这个书生，只会逞文字风流，生活中连鞋带都系不牢靠，筷子也使不灵便，向来只有杨绛照顾他的份。就算是“挨批挨斗”，剃“十字头”，他也没有反抗过。杨绛还有过一次爆发，愤怒地大叫“就是不符合事实，就是不符合事实”，他一次也没有。

    这辈子唯一一次动手，是为了保护她。

    两人都年逾六十，动了肝火，杨绛怕钱锺书身体不好，便赶紧拉了钱锺书回房，关门上锁。

    那家人事后扬言要报复他们一家人。为了不生事端，于是，在阿圆的建议下，他们于1973年12月9日雇了一辆三轮汽车，颠颠簸簸逃到北师大，住进钱瑗住了多年的宿舍。

    钱瑗的左邻右舍都出来招呼她，还热情地送来被子、褥子、枕头、锅碗瓢盆、菜刀、铲刀、油盐酱醋、味精、煤炉子、煤饼子等，钱锺书一家人充满感激。

    许是着急上火，杨绛忽然流起鼻血，独自跑到楼上盥洗室内用冷水冰鼻梁，冰脑门子，直到鼻血不流，才下楼回到阿圆的房间。

    阿圆突然想到自己屋里又脏又乱，大窘道：“啊呀！不好了！大暴露了！”

    杨绛一向爱整洁，阿圆常和爸爸结成一帮，暗暗反对妈妈的整洁。例如她搭毛巾，边对边，角对角，齐齐整整；他们两个认为费事，随便一搭更方便。不过三个人都很妥协，他们把毛巾随手一搭，她就重新搭搭整齐。她不严格要求，他们也不公然反抗。

    她看了女儿房间的“大暴露”，乐得直笑。

    三人同住一房，阿圆不用担心爸爸妈妈受欺负，他们也不用心疼女儿每天挤车往返。屋子是冷的，一家人的心却是暖的。

    你说人这辈子，活的是个什么？

    柴静采访周星驰时，提起《西游·降魔篇》电影中，他让唐僧对着舒淇说出当年孙悟空没有对着朱茵说出的那段台词：

    “第一次见到你，就爱上你了。”

    “爱多久？”

    “一千年。一万年。”

    因为他对这几句话有“情意结”。柴静笑着说：“我可不可以理解说，就是一个不由分说的想法，就是我就想在这个时候，说出我人生中想说的这句话。”

    周星驰说：“对。你也有这个感觉吗？”

    柴静点头：“对。”

    然后就听见周星驰说：“谢谢你啊。”若有所思，他点着头又说，“谢谢。”

    人，就算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也好，拥有高尚深邃的思想也好，总是要爱人，要被人爱的。杨绛和钱锺书，虽是被迫搬家，可真的是幸福呢。

    此生此夜即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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