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家忙乱，钱锺书劳动态度好，别的忙帮不上，拙手笨脚地去扫那堆陈年积土，杨绛阻止不及，他已吃下大量灰尘。本来已经着凉感冒，这一来引发哮喘，不能躺下睡觉，得用许多枕头被子支起半身，有时甚至不能卧床，只能满地走动。
那时候他们的医疗关系已经被降到了街道上的小医院，医生给开点药吃，也不管事。钱锺书呼吸如呼啸，杨绛不知轻重，戏称他为“呼啸山庄”。
一夜，钱锺书穿了又重又不暖和的厚呢大衣在屋里走动，杨绛已经几夜和衣而卧陪着他，没有睡觉了。此时盹着了，忽然听不见他呼啸，只见他趴在桌上声息全无，吓得她立即跳起来摸他的手，他随即捏捏杨绛的手。
原来他是乏极了，打了个盹，这一来，立刻继续呼啸。
1974年1月18日下午，钱锺书呼啸和平时不同，急促得快连续不上。
阿圆恰好下班回来，急忙到医院去找大夫，又找到了校内的司机，几个邻居架扶着锺书，把他推上汽车。杨绛和阿圆坐在他两旁，听着钱锺书急促的呼啸随时都会停止似的，杨绛急得左眼渗血。
到了北医三院，大夫给他打针又输氧，将近四小时，钱锺书才缓过来。
校医室也肯照顾他们，护士到家里来为钱锺书打针。
钱锺书渐渐好起来，能起床卧在躺椅里，也能由杨绛扶着，自己到医院去请护士打针了。但是，邻居又发现锺书上厕所走过他家时东倒西歪。杨绛也发现他躺在椅里看书，写笔记，却手不应心，字都歪歪斜斜地飞出格子。渐渐地，钱锺书舌头也大了，话也说不清。
杨绛托亲友走后门，在北京两个大医院看了病，做了脑电图，诊断结果相同：哮喘导致大脑皮层缺氧硬化，无法医治，只能看休息一年后能否恢复。
寒冬已过，天气回暖，占用的小红楼总不能老不归还，于是杨绛到学部向文学所的小战士求得一间办公室来住。
为怕那里的强邻扰乱，杨绛请人保驾，和她一同回家取了东西，终于把那间办公室布置停当。
1974年5月20日，老夫妻迁入学部七号楼西尽头的办公室。
此处有文学所、外文所的许多年轻人照顾，虽是陋室，亦颇可安居。钱锺书病情逐渐减轻，继续写他的《管锥编》，杨绛继续翻译《堂吉诃德》。
“我们不论在多么艰苦的境地，从不停顿的是读书和工作，因为这也是我们的乐趣。”杨绛说道。
所以说敬业不如乐业好，“要我读书”不如“我要读书”好，因为兴趣和乐趣而做事，多难也甘愿。
钱锺书的这部被称为“国学大典”的《管锥编》，需要查证大量资料才能完成创作，幸得住在这里，文学院的图书资料室就在离他们很近的六号楼。
钱锺书借书不疲，非常得意地说：“书非借不能读也！”他也赠书不疲，若觉得别人得了哪本书有益，或是他自己的，或是他家里的藏书，都毫不犹豫取而赠之。
一次，二人睡觉，中了煤气。杨绛睡前吃了安眠药，竟然在梦中闻到味道，突然一声闷响，钱锺书摔在地上，她心上一急醒了过来，急忙扶起丈夫，火速开窗通风。
原来锺书梦中也闻到味道，想起床开窗，头昏摔倒。两人胆战心惊地围着棉衣坐到天亮。
那时，北京已经用煤气罐做饭，取代了烧蜂窝煤的炉子。杨绛家里是用着双套家当，但是睡觉前，杨绛把煤炉熄了。早上，钱锺书照例端来早餐，还拎着她喜吃的猪油年糕。吃着吃着，杨绛突然想到，钱锺书不会用煤气罐，因为他不会划火柴。
她问：“谁给你点的火呀？”
这时，钱锺书才得意地献宝：“我会划火柴了！”
在这期间，钱瑗与杨伟成注册结婚。女儿有了一个美好的家，将来他们走了之后，女儿不至于被撇下来孤零零一个人，杨绛夫妻心里安适了。
将来有一天，如果死亡可以商量，死神让杨绛选择她和钱锺书谁先死，我估计她也要选择让钱锺书先死。因为她始终是钱锺书的三重支撑：生活支撑、心理支撑和精神支撑。她死了，钱锺书不能活。
但是，在她和女儿之间，她一定会选择自己先死，她要让女儿好好享用生命。这是母心。
天下父母想的都是要黑发人送自己这白发人，但是天底下哪有那么多顺理成章的事情。
杨绛命好吗？她活了一百多岁，照理说长寿是好命人，可是，独自凄凉无人问，这样的命，算不算好？
严格评价的话，杨绛算是个苦命人，虽然她的命运已经超越了我们通常所说的苦命好命。她一生经历动乱，老来丧女，老来丧夫，孑然一身。
但是，杨绛并不知道自己的命运走向，她现在的日子，倒是越来越好过了。
夫妻二人虽经历动乱，但还是好好地活了下来，且著述不断。
两个人，彼此照顾，彼此成全，相依相伴，始终乐观，保有希望。
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了。
尘嚣正缓缓散去，遮蔽的天日慢慢地出现阳光。
1977年1月，忽然有人找杨绛到学部办公处去，一个办事人员交给她一串钥匙，叫她去看房子，还备有汽车，让钱瑗陪她一起去，还叮嘱她：“如有人问，你就说‘因为你住办公室’。”
杨绛和女儿同去看了房子，2月4日，立春，在办公室住了两年半后，他们搬至三里河南沙沟寓所。
这次搬家，因为钱锺书身体原因，他们绝不允许钱锺书动任何手，还将他当成一件“行李”保护起来，用专车直接拉到新家。
到底是谁让他们住进这高级宿舍的？杨绛和钱锺书摸不着头脑。
10月，胡乔木造访夜谈，后来问钱锺书他们：“房子是否够住？”
原来是他。
杨绛道谢说：“始愿不及此。”
人老了，都喜欢怀旧。杨绛眼见亲历的事情太多，喜乐惆怅怨怒，多少滋味。好似沧海里的每一滴水，似乎都是入了口，咂了个遍。
1980年，她开始写《干校六记》。
血衣的底子上绣出来折枝花样，表面的宁静背后是巨大的伤痛。女婿自杀，女儿孤身在北京，老两口在荒寒之地飘零，不得团圆，不能返京。
笔触的淡，仿似“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却是白头宫女真把世情经历都抛远了，唐玄宗也不在了；而杨绛写的，却是硬要把残酷现实给拉开拽开，好腾出一只眼睛，看看现实外的天空。
可是现实岂是能拽得开的？就像她在《干校六记》里写围猎野兔：
村里十五六岁的大小子，不知怎么回事，好像成天都闲来无事的，背着个大筐，见什么，拾什么。有时七八成群，把道旁不及胳膊粗的树拔下，大伙儿用树干在地上拍打，“哈！哈！哈！”粗声訇喝着围猎野兔。有一次，三四个小伙子闯到菜地里来大吵大叫，我连忙赶去，他们说莱畦里有“猫”。“猫”就是兔子。我说：“这里没有猫。”躲在菜叶底下的那头兔子自知藏身不住，一道光似的直窜出去。兔子跑得快，狗追不上。可是几条狗在猎人指使下分头追赶，兔子几回转折，给三四条狗团团围住。只见它纵身一跃有六七尺高，掉下地就给狗咬住。在它纵身一跃的时候，我代它心胆俱碎。
其间杨绛写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记钱锺书与〈围城〉》，是她的代表作之一，钱锺书在她的笔下被写活了：“《管锥编》《谈艺录》的作者是个好学深思的锺书，《槐聚诗存》的作者是个‘忧世伤生’的锺书，《围城》的作者呢，就是个‘痴气’旺盛的锺书。”
概括精当，空前无两。恐怕没有人比她更了解他了。
她还写了一篇《孟婆茶（胡思乱想）》，颇有趣味：
我悄悄向近旁一个穿灰色制服的请教：“我们是在什么地方？”他笑说：“老太太翻了一个大跟头，还没醒呢！这是西方路上。”他向后指点说，“那边是红尘世界，咱们正往西去。”说罢也喊，“往前看！往前看！”因为好些乘客频频回头，频频拭泪。
我又问：“咱们是往哪里去呀？”他不理睬，只用扩音器向乘客广播：“乘客们做好准备，前一站是孟婆站，孟婆店快到了。请做好准备！”前前后后传来纷纷议论。“噢，上孟婆店喝茶去！”“孟婆茶可喝不得呀！喝一杯，什么可都忘得一干二净了。”
可她不想立刻就去西方的极乐世界，因为“我夹带着好些私货呢，得及早清理”。
有一次，一个记者问舞蹈家杨丽萍：“你是为了舞蹈才不要孩子的吗？”
她回答说：“有些人的生命是为了传宗接代，有些是享受，有些是体验，而我是生命的旁观者，我来世上，就是看一棵树怎么生长，河水怎么流，白云怎么飘，甘露怎么凝结。”
而杨绛对于生命的定义，大约就是两个字：体验。这个世界完全不属于我，我对这个世界的感受完完全全属于我。我来世界上，就为的体验生活。
若这样论，杨绛的生活，比起我们太多太多的人，实在丰富得太多太多，她对于生活的体验，也着实夹带了太多太多的“私货”。
而这体验，是她自己要求多多益善的。“（夫妇）都要一件隐身衣，各披一件，同出遨游。我们只求摆脱羁束，到处阅历，并不想为非作歹。”“消失于众人之中，如水珠包孕于海水之内，如细小的野花隐藏在草丛里，不求‘勿忘我’，不求‘赛牡丹’，安闲舒适，得其所哉。”
万人如海一身藏，然后把这整个人间，都当作供她体验的阅历场，她可真是兴致盎然。
原来的学部更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从干校回来后，杨绛夫妻仍在此工作。1978年钱锺书的《管锥编》正式出版，1982年他出任社科院副院长。
杨绛因对《堂吉诃德》原来的翻译不满意，又在原来的基础上从头译起，提高了“翻译度”，经过“点繁”（一点就点去了几万字），“文革”结束前后将七十多万字的小说告竣。1978年，汉译本《堂吉诃德》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她回顾说：“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11月20日，《堂吉诃德》第一、第二部全部定稿。次年搬入新居后，我又将全书通校一遍，于5月初送交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4月底，《堂吉诃德》出版。6月，适逢西班牙国王、王后来中国访问。我参加国宴，小平同志为我介绍西班牙国王、王后。小平同志问《堂吉诃德》是什么时候翻译的，我在握手间无暇细谈，只回答说‘今年出版的’。”
这部作品填补了我国西班牙语文学翻译的一个空白，译文问世以来，多次重版，每次她都悉心校订，作品日臻完善。
围绕《堂吉诃德》，杨绛还撰写了一组九篇论文，围绕作品的时代背景、思想内容、艺术特色以及作者介绍和有关史实考订等展开。
西班牙政府多次邀请她访问西班牙，她均以自己“口语不佳”谢绝，后来终于在1983年11月前往西班牙访问。
1986年10月，西班牙国王颁给杨绛“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十字勋章”。
1982年，杨绛被推举为中国翻译家协会理事。
除了翻译文学作品，杨绛还写了不少文学评论的文章和小说，都先后发表并结集出版。
杨绛的短篇小说集《倒影集》，分别由香港文学研究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1年、1982年出版。
她的长篇小说《洗澡》，通篇采用了幽默和讽刺的笔法，描摹了知识分子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众生相。“小说里的机构和地名纯属虚构，人物和情节却据实捏塑。我掇拾了惯见的嘴脸、皮毛、爪牙、须发，以及尾巴，但绝不擅用‘只此一家，严防顶替’的货色。”
杨绛仍旧秉持她以往风格，平淡自然，行云流水，意在言外，从容温文，读来令人掩卷长太息，感触万千。
1979年春天，杨绛与钱锺书同机赴法，然后钱锺书赴美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派出的第一个访美代表团；杨绛留在巴黎，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访法代表团。
杨绛因翻译《堂吉诃德》，获西班牙政府颁发的大奖，西班牙政府通过西班牙驻华大使馆邀请她出访，第一任大使邀请，她谢绝；第二任大使送来正式的书面邀请，杨绛以正式的书面谢绝；第三任大使通过中国社科院领导马洪去请，杨绛“赖不掉了”，才答应下来。
钱锺书得意地说：“三个大使才请动她！”
1983年11月，杨绛随中国社科院代表团一道到西班牙和英国去做学术访问。
除了出海访问，她也经常在寓所接受来自英、法、美、德、日、俄、新加坡等地的海外学者的采访。
杨绛在三里河南沙沟的寓所是四室一厅，光光的黄木地板，客厅与书房合二为一，五个书柜，满室书香。
屋里放着一横一竖两张旧书桌，大的面西，是钱锺书的；小的临窗向南，是杨绛的。
陈子谦先生写到一件小事，1984年5月，他去拜访钱锺书先生，那天是杨绛先生开的门，“她是那样温文尔雅，娇小文弱。”
当钱先生让陈子谦坐下以后，杨先生从里屋用旧式茶盘端出两杯茶来，递一杯给他，递一杯给钱先生，然后双手托着茶盘一直背朝里屋退下，直到他告别时她才从里屋出来，满脸微笑送他到门口。他连忙请杨先生留步，只有钱先生送他下楼。
杨先生端茶的动作，特别是她的“却行”显然是一种旧式礼节，这在当时我真还觉得不好理解，特别是对一位后生晚学，何必如此“讲礼”，这般客气？联系着钱先生当时穿的那件对襟布褂，我真是谜一般地猜不透他们的心蕴。现在看来，这就叫文化，这就是我们的传统，不管你如何飘（漂）洋过海，懂得多少门外语，受多少西洋风气的影响，到头来骨子里还是本民族的东西，根子还得牢牢地扎在民族文化的传统中。
杨绛尽管留学过巴黎，翻译过《堂吉诃德》，写过现代剧本和小说以及理论著作，但到底还是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出来的女性，所以才是那样“文质彬彬”“温柔敦厚”，写《干校六记》那样的作品也是“怨而不怒”……
生活上，杨绛是钱锺书先生的理发员，钱锺书是杨绛先生的书法老师。
年逾七旬的杨绛先生拿起毛笔练字，她请钱锺书先生当教员，钱先生慨然答应。但提出严格要求：学生必须每天交作业，由他评分，认真改正。
钱先生审批杨先生写的大字，一丝不苟地或画圈或打杠子。杨先生嫌钱先生画的圈不够圆，找到一支笔管，让他蘸印泥在笔画写得好的地方打个标记。杨先生想多挣几个红圈。钱先生了解杨先生的心理，故意调侃她，就找更多运笔差些的地方打上杠子。
据高莽回忆：“我见过杨绛先生的大楷‘作业’，她很重视钱先生的批示。两位老人童心不泯，感情纯真如初。”
苦日子过了，好日子来了，但是，彩云总是易散的，琉璃总是脆的。鸳鸯能长伴一生吗？最终总会有一个失偶孤啼。
他们都老了，杨绛开始做别离的梦。
她梦见和丈夫一同散步，说说笑笑，走到了不知什么地方。太阳已经下山，黄昏薄幕，苍苍茫茫中，忽然钱锺书不见了。四顾寻找，不见他的影踪。喊他，没人应。
只她一人，站在荒郊野地里，钱锺书不知到哪里去了。
“我大声呼喊，连名带姓地喊。喊声落在旷野里，好像给吞吃了似的，没留下一点依稀仿佛的音响。彻底的寂静，给沉沉夜色增添了分量，也加深了我的孤凄。”
往前看去，是一层深似一层的昏暗。向后看去，是连片的屋宇房舍，他去哪儿了？丈夫去哪儿了？
这么急着急着就醒了，醒了发现钱锺书睡得正酣。
她在床上转侧半夜，等钱锺书醒来，她把梦告诉钱锺书，还埋怨他怎么一声不响地撇下自己自顾自走了——撒娇是要看对象的，你是作家，是翻译家，是文化交流的使者，你是三个大使才请得动的人，这些都不是你撒娇的理由；但在丈夫身边，你是娇妻，你有这个撒娇的权利，你才可以说：“你怎么不管我，自己走了？”
钱锺书也并不较真地说那是梦中的我，他安慰她说，自己也常做这样的梦。
是不是人老了，会忧心离别，所以都会做这样的老人梦？
此后这样的梦杨绛又做过多次，“往往是我们两人从一个地方出来，他一晃眼不见了。我到处问询，无人理我。我或是来回寻找，走入一连串的死胡同，或独在昏暗的车站等车，等那末一班车，车也总不来。梦中恓恓惶惶，好像只要能找到他，就能一同回家。”
来来去去的梦，好像都是要叫她做好准备。
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
该来的还是来了，钱锺书病倒了。
从1994年开始，他的身体一直不好，先是发烧，然后查出膀胱有癌变，做手术时又发现右肾萎缩坏死。住院治疗五十多天，杨绛衣不解带，日夜服侍。
病愈不久，又因病情反复住院，这一住四年有余，终于不治。
杨绛劳瘁，焦苦，一程一程地把钱锺书送远，送到再也找不见的地方。好比是一条长长的驿道，她要送别一个远行的旅人，从春送到夏，从秋送到冬。
我疑疑惑惑地在古驿道上一脚一脚走。柳树一年四季变化最勤。秋风刚一吹，柳叶就开始黄落，随着一阵一阵风，落下一批又一批叶子，冬天都变成光秃秃的寒柳。春风还没吹，柳条上已经发芽，远看着已有绿意；柳树在春风里，就飘荡着嫩绿的长条。然后蒙蒙飞絮，要飞上一两个月。飞絮还没飞完，柳树都已绿树成荫。然后又一片片黄落，又变成光秃秃的寒柳。我在古驿道上，一脚一脚的，走了一年多。
这期间，女儿又病倒了！
钱瑗作为博士生导师，除了研究生的课，还代着本科生的课。因为住在城里，怕高峰时堵车，她每天只好早起早走。
有人问她近况如何，她回答道：“心力交瘁。”
人家劝她赶紧“勒马”，她说：“我是骑在虎背上……”
她是中英合作项目负责人、英国《语言与文学》编委、全国高校外语专业指导委员会和北师大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的各种委员……她工作认真负责，但长期超负荷工作，身体终于垮掉，先是不停咳嗽，继而感冒、腰疼。
1996年春，钱瑗腰疼得无法坐起，这才被“押送”到医院，检查发现是骨结核，且脊椎有三节病变，专家会诊后又确诊为晚期肺癌，此刻已病入膏肓。
这对杨绛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那时候钱瑗住的医院和钱锺书住的医院相隔大半个北京城，八十多岁的杨绛来回奔波。她亲自做各种鸡鱼蔬菜泥，炖鸡汤，鸡胸肉剔得一根筋没有，鱼肉一根小刺也没有，悉心照顾钱锺书吃下。
她说：“锺书病中，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顾人，男不如女，我尽力保养自己，争求‘夫在先，妻在后’，错了次序就糟糕了。”
可是次序还是错了，错得离谱，白发人先送黑发人。
1997年3月4日，被杨绛称为“我平生唯一杰作”的爱女钱瑗去世。
1998年11月20日，钱锺书生日，第二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社科院院长李铁映和医院副院长王忍之送上两只花篮，祝贺钱锺书88岁华诞，花篮上分别写着：“祝钱锺书先生八十八华诞。李铁映贺。”“祝钱老八十八华诞。中国社会科学院敬贺。”
此后十多天，钱锺书病情平稳。但在12月初，病情又突然凶险，高烧不退。
12月9日，钱锺书给妻子留下遗言：“绛，好好里（即‘好生过’）。”
杨绛在他额头上轻轻一吻，附他耳边说：“你放心，有我哪！”
这一吻，“我们仨”又少了一个人，家不成家，家似客栈。
我但愿我能变成一块石头，屹立山头，守望着那个小点。我自己问自己：山上的石头，是不是一个个女人变成的“望夫石”？我实在不想动了，但愿变成一块石头，守望着我已经看不见的小船。
但是我只变成了一片黄叶，风一吹，就从乱石间飘落下去。我好劳累地爬上山头，却给风一下子扫落到古驿道上，一路上拍打着驿道往回扫去。我抚摸着一步步走过的驿道，一路上都是离情。
还没到客栈，一阵旋风把我卷入半空。我在空中打转，晕眩得闭上眼睛。我睁开眼睛，我正落在往常变了梦歇宿的三里河卧房的床头。不过三里河的家，已经不复是家，只是我的客栈了。
客栈，你可以住一天、一年、十年……可是客栈始终是客栈。你住着客栈，永远都渴望着一家人在自己家里生一炉好火，煮一锅好饭。若是命运判你从此住在客栈，意味着从此再也没有人和你血脉相连，你没有亲人了，你的话说出去，没人会听，听了也没人能懂；你的手伸出去无人来握，握住了你也感受不到暖。
从此你独自一人，好若野渡无人舟自横，凄切流离。
很大程度上，人对死的态度，能说明他对生的态度；相反，人对生的态度，更能说明他对死的态度。
钱锺书自知不治，生前留下遗嘱：“遗体只要两三个亲友送送，不举行任何悼念仪式，恳辞花篮花圈，不保留骨灰。”
十几年后的2012年，杨绛向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请求，自己去世后丧事从简，不开追悼会，不受赙仪，至多七八亲友送送。
2013年，她亲笔作遗嘱：“我去世后，不设灵堂，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留骨灰。”
做夫妻做到这个份上，心意不言自明。生时不摆架子，死后不要哀荣，自是活得透脱，走得洒脱。
1998年12月21日，北京医院告别室内，没有挽联挽幛，没有鲜花哀乐，钱锺书身着黑色呢子大衣，戴深蓝色贝雷帽，系灰色围巾，安卧在一具简易棺椁中。杨绛把亲手扎的花篮摆放在丈夫身旁。
要火化了，她把白布掀开，仔细凝视钱锺书。火化间的门关上，旁人劝她离开，她说：“我要再站两分钟。”她没有哭，她说锺书不喜欢人家哭他。
钱锺书离世后，舒展的老伴去看望杨绛，一进门就哭了。
杨绛拉着她的手说：“傻孩子，我都挺过来了，你还这样哀伤？你不懂呀，如果我走在女儿和锺书前面，你想想，钱瑗、锺书受得了吗？所以，这并不是坏事，你往深处想想，痛苦的担子由我来挑，这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
爱到深处就是你先死，我断后。活着本就不易，死却可得解脱。留在最后的人，是要“打扫战场”的，这个担子，她自己一个人挑起来。
杨绛选择于乱世生，于治世死，中间长长的路程，用来体验生命，思考活着和死去的意义。
她自愿选择死在夫、女之后，不是贪生怕死，不是爱生恶死，她是把容易的留给了他们，把最难的留给了自己。
《赵氏孤儿》里，为救赵氏孤儿，程婴找公孙杵臼商议：“屠岸贾不会甘心，必定会再来查找，你说怎么办？”公孙杵臼问：“复立孤儿与死哪件事更难？”程婴答曰：“死很容易，立孤难。”公孙杵臼便说：“赵氏先君对你不薄，还是你做难事，我做容易的事，让我先行一步吧。”
生于世，是承受日日夜夜的孤寂容易，还是死去容易？自然是死去容易。
我一向不羡慕永生，反而觉得永生的人最悲哀，风云飞卷，人们面目模糊地来来去去，哪一个和自己都无法绾结深而久的联系，这样的永生，是上刑。
杨绛与尘世联结的两条线断了，她从此一个人在世上漂流，成了孤舟片叶。
逝者已矣，生者如斯。杨绛以年近九旬之躯，留在人世开始“打扫战场”。
2001年9月7日，清华大学“好读书”奖学金捐赠仪式上，杨绛宣布将夫妻当年上半年所获稿酬七十二万元以及以后出版作品获得报酬的权利，捐赠给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用于帮助贫困学生。
杨绛说：“这次是我一个人代表三个人说话，代表我自己、已经去世的钱锺书和女儿钱瑗。我只说三句话。在1995年钱锺书病重时，我们一家三口共同商定用全部稿费及版税在清华设立一个奖学金，名字就叫‘好读书’，而不用个人名字。奖学金的宗旨是扶助贫困学生，让那些好读书且能好好读书的贫寒子弟，能够顺利完成学业；期望得奖学金的学生，永记‘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清华校训，起于自强不息，止于厚德载物，一生努力实践之。”
她整理丈夫留下来的零散、残破的手稿，一张张精心拼贴，整理，陆续付梓印行，她还给自己封了个官：钱办主任。
钱锺书的手稿，有些已经破损模糊，有的是他的勾勾画画，尽管琐碎，她每天还是乐此不疲地把手稿摊一桌子，一点点地粘贴。
时日紧迫，“战场”繁忙，她说：“我来日无多，总怕来不及做完这件事，常常失眠，睡不着觉。”
一天，《钱锺书手稿集》的责任编辑到杨绛家取资料，看见桌上摊满了钱锺书残破的手稿，旁边摆着剪刀和胶水。杨绛眼睛红肿，正在全神贯注地拼对。
尽管繁忙，她仍不忘做自己的事情。此时，她开始翻译柏拉图的《斐多篇》。93岁时出版散文随笔《我们仨》，96岁时出版“对长长的人生好一番格物致知”的《走到人生边上》，102岁时出版250万字的《杨绛文集》八卷。
她的90岁生日，“逃到”了清华校园招待所里庆祝。只与极少数亲友在一起吃了顿面条和一个小蛋糕——自己花钱。
2010年10月2日，杨绛写下《忆锺书》：
与君结发为夫妻，坎坷劳生相提携。
何意忽忽暂相聚，岂已缘尽永别离。
为问何时再相见，有谁能识此天机。
家中独我一人矣，形影相吊心悲凄。
人活到一百岁是什么感觉？
不耐烦的人，急性子的人，不沉稳踏实的人活不到一百岁。忧生忧死，活活地就把自己累死了。脾气暴躁，活活地就把自己气死了。哭哭啼啼，活活地就把自己耗死了。
杨绛是够耐烦的一个人，她经历了多少坎坷。出国，回国，逃亡，流离，被诬，被捧，丧夫，丧女……这日子过得，一会儿上天，一会儿入地。若是没有绣女绣花的耐心劲，怎么活得下来。
偏偏她能活得下来，国仇家难，她都扛下来了。
转眼到了一百岁。
普通的年老人黎明即起，天黑即睡，她照旧凌晨一点睡觉，早晨六点多起床。如今都讲养生，都要人夜里十一点睡觉，说是睡得晚身体受伤。我自己倒是觉得，困了不要熬夜，睡不着不要硬睡，顺其自然才好。杨绛一辈子晚睡晚起，她也活得那么大年岁。
起来后，杨绛上午下楼在小区遛个小弯，吃完午饭再补个午觉，然后写写东西，练练字。她说：
我今年一百岁，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边缘，我无法确知自己还能往前走多远，寿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我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细想至此，我心静如水，我该平和地迎接每一天，过好每一天，准备回家。
她的话里有三个关键词：小天地、平静、回家。
能有一个自己的小天地，难得；能够在这方小天地里平静过活，难得；能够视死如归，也难得。
元才子赵孟頫，年近五十，慕恋年轻女子，意图纳妾，其妻写了一首《我侬词》：“你侬我侬，忒煞多情，情多处，热似火。把一块泥，捏一个你，塑一个我。将咱们两个一起打破，用水调和，再捏一个你，再塑一个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与你生同一个衾，死同一个椁。”
这样的情分在，这死，也便真的成欢了。
“视死如归”，“归”，是游子归家，是柴门草庐迎候疲惫的脚步，游子长出一口气：终于回来了啊。从今以后，挣脱世间牵绊，任你独自抚孤松而盘桓吧。
“视死如欢”，“欢”，是望见对面的爱人张开怀抱，展开笑颜，纵使你脚下万水千山，荆途重重，却满心欢喜，跋涉前行，经过漫长岁月，终于来到爱人身旁。欢，是“人间有味是清欢”的欢，是“闻欢下扬州，相送楚山头”的欢，是“平生相思概已酬”的欢。
杨绛视死如欢。
有人问：“杨先生，您一生是一个自由思想者。可是，在您生命中如此被看重的‘自由’，与‘忍生活之苦，保其天真’却始终是一物两面，从做钱家媳妇的诸事含忍，到国难中的忍生活之苦，以及在名利面前深自敛抑、‘穿隐身衣’‘甘当一个零’。这与一个世纪以来更广为人知、影响深广的‘追求自由，张扬个性’的‘自由’相比，好像是两个气质完全不同的东西。这是怎么回事？”
她说：“我这也忍，那也忍，无非为了保持内心的自由，内心的平静。你骂我，我一笑置之。你打我，我绝不还手。若你拿了刀子要杀我，我会说：‘你我有什么深仇大恨，要为我当杀人犯呢？我哪里碍了你的道呢？’所以含忍是保自己的盔甲，抵御侵犯的盾牌。我穿了‘隐身衣’，别人看不见我，我却看得见别人，我甘心当个‘零’，人家不把我当个东西，我正好可以把看不起我的人看个透。这样，我就可以追求自由，张扬个性。所以我说，含忍和自由是辩证的统一。含忍是为了自由，要求自由得要学会含忍。”
对于这个“忍”字，杨绛实在是实践到了骨头里。她把肉身、名利等一切交付出去，忍耐刀风箭雨，无非是要一个心的自由和平静而已。
钱锺书在世时，几乎不见媒体记者。钱锺书去世后，杨绛先生也几乎不见媒体记者。她自己倒情愿做《焦点访谈》那样的跟踪记者，或者战地记者，有一定危险性和挑战性。但是，她自己也不愿做追逐名人的记者。
一次，江苏省无锡市的领导看望杨绛，想修复钱锺书故居、杨绛家的老宅，杨绛先生表示：“我们不赞成搞纪念馆。”
她是一百岁的特立独行者。
凡尘俗世，为名忙为利忙，越老来，越害怕不能在世间留下些什么，越愿意为一个“名”字活着。
《围城》里的方老爷子，在方鸿渐临行之际，吩咐了儿子许多临别赠言，什么“咬紧牙关，站定脚跟”“可长日思家，而不可一刻恋家”等。
“鸿渐知道这些虽然对自己说，而主要是记载在日记和回忆录里给天下后世看方遯翁怎样教子以义方的……他现在一言一动，同时就想日记里、言行录里如何记法。记载并不完全凿空，譬如水泡碰破了总剩下一小滴水。研究语言心理学的人一望而知是‘语文狂’；有领袖欲的人，不论是文武官商，全流露这种病态。”
杨绛没有这样的欲望，她始终是一滴清水，不肯做肥皂水，不能吹泡泡。
上海《青年报》记者于杨绛百岁生辰的前一个月拨通了老人北京家中的电话，接电话的是家中保姆。她说：“杨绛先生说过了，她百岁生日不接受采访。先生向来为人低调，这是你们知道的。”
2011年7月17日，杨绛迎来了她的100周岁生日，闭门谢客多年的杨绛先生的这个百岁生日，和往年一样平静。
“你们在家替我吃一碗寿面。”她对身边的亲友说。
诗人邵燕祥在杨绛生日当天发表《勇者寿》，称颂杨绛“真正意义上的达人在您这里”，文章说：
多年来，我从您做人和为文中，读到您生命力的坚韧，并为您感到骄傲，您不忌讳这两个字吧，您是百炼钢化为绕指柔，柔能克刚的那一类型。……说您“世事洞明”，自然当之无愧，而您更达到了超越世俗的人生（不仅是人生边上的）智慧。这是难得的通达和透彻（不是机巧和小聪明）。现在媒体经常炒作所谓“达人”，真正意义上的达人在您这里！
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和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李冰如约前去祝寿，李冰追述当时情形：“在杨绛先生百岁寿辰时，我和铁凝去祝寿。杨绛先生听力不太好，视力却奇好，看书不用戴眼镜，特别是思维仍很清楚。”
“老人见了铁凝相谈甚欢。她谈起五四运动爆发时，她才8岁，跟随游行的学生去东交民巷，走到天安门广场附近，遇到军警，队伍被冲乱，她躲到了水沟边的土坎后面。讲起当时的细节，杨绛先生记忆犹新，脸上泛出兴奋的红晕，被铁凝称为‘婴儿红’。”
“还是铁凝细心，她发现天花板上有几个手印，就问了一句。杨绛先生的回答让我们着实吓了一跳。老人说那是她换灯管时按下的。杨绛先生家里用的是半个世纪前普遍使用的棒状日光灯。有一次灯管坏了，老人家便挪来一张桌子，高度不够，又叠加一把椅子，然后爬上去换灯管。无处可扶，只有用手撑住天花板以求平衡。老人登那么高，还要一只手把坏灯管用力抽下来，其惊险和难度不亚于杂技里的高空椅子顶。”
“我猜想，老人身边当时可能再无旁人，否则谁肯让老人冒险呢？身边无人保护，万一失手摔下来怎么办！等别人来更换不行吗？也许老人急需光亮，特别是晚上要读书写字。可家里其他房间灯也坏了吗？”
“想来想去，一个个假设的理由都不成立，唯一的解释是，老人刚强，内心里不服老，一些事要自己动手做。”
过了100岁的杨绛，依然有着自己的生活目标。她不服老，不认输。
钱锺书的侄女钱静汝感慨地说：“一个人活到100岁，女儿走了，丈夫也先走了，她一个人能这么挺下来，不容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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