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梁惠王问尉缭子曰：“黄帝刑德，可以百战百胜，有之乎？”

    尉缭子对曰：“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所谓天官时日阴阳向背也。黄帝者，人事而已矣。何者？今有城，东西攻不能取，南北攻不能取，四方岂无顺时乘之者邪？然不能取者，城高池深，兵器完具，财谷多积，豪士一谋者也。若城下、池浅、守弱，则取之矣。由是观之，天官时日，不若人事也。按《天官》曰：‘背水陈为绝地，向阪阵为废军。’武王伐纣，背济水向山阪而阵，以二万二千五百人，击纣之亿万而灭商，岂纣不得《天官》之阵哉！楚将公子心与齐人战，时有彗星出，柄在齐。柄在所胜，不可击。公子心曰：‘彗星何知！以彗斗，固倒而胜焉。’明日与齐战，大破之。黄帝曰：‘先神先鬼，先稽我智。’谓之天时，人事而已。”

    【注释】

    梁惠王：即魏惠王，战国时魏国的国君，公元前370~前319年在位。于公元前362年从邻近秦国的安邑（今山西夏县）境内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市）。故历史上又称梁惠王。

    刑德：刑，指刑罚杀戮、战争攻伐，即武力的一手；德，指施行恩惠、仁政，指治理国家、取得人心的一手。

    天官：天文星象等的总称。凡所谓望云气、望日、观星等都与天象有关，故称天官。时日阴阳向背，即指古代占星家所认为的天文星象、时日阴阳的变化，能导致和决定人间的吉凶。

    人事：人的活动。人有目的、有意的积极作用。

    下：低矮。

    陈：同阵。下文“地”，原作“纪”，从湖北崇文书局（简称鄂局本）改。

    阪：山坡。

    济水：亦氵允水，源出河南济源县王屋山，古时直入海，今流入黄河。

    亿：古时10万也叫亿。据《史记·殷本纪》载：纣王发兵70万拒周武王（一说17万）。

    公子心：春秋战国时人，事迹不详。

    稽：查考。

    【译文】

    梁惠王问尉缭子说：“黄帝依靠刑杀和德政，可以百战百胜，真有这回事吗？”

    尉缭子回答说：“刑是讲靠武力讨伐敌人的，德是讲行仁政治理国家的，并不是讲天象、时日、阴阳向背那些东西。黄帝所凭借的，就是人的作用罢了。何以见得呢？譬如现在有座城，从东西攻攻不下来，从南北攻也攻不下来，这四个方向难道都没有吉利的天象时日可利用的吗？之所以不能攻取，是由于城墙高，护城河深，守城的武器齐备，物资粮食贮积充足，将士们同心协力。如果城墙低，护城河浅，防守力量弱，就能攻下它了。由此看来，天象时日，不如人的作用。按《天官》书的说法：‘背水布阵就等于置之死地，向着山坡列阵等于白白断送军队。’但是，周武王讨伐商纣王，就背着济水向着山坡摆开阵势，以2.25万人攻击纣王的几十万大军，灭掉了商朝，按照《天官》书的说法，殷纣王岂不是应该取胜吗？楚国将领公子心和齐国人打仗，当时彗星里出现在天空，彗柄在齐国一方。（按照占星家的说法，）彗柄所在的一方得胜，攻打齐国一定不利。公子心说：‘彗星哪有知觉！拿彗帚与人相斗，要把彗柄倒过去打才能取胜。’第二天与齐军交战，大败齐军。所以黄帝说：‘先去求神求鬼，不如先考察自己的智能。’这就是讲天时不如人的活动起决定的作用。

    【心得】

    本篇主要论述了广泛施行德政以及充分发挥人主观能动性的重要性。在《孙子兵书·行军篇》中就指出：“令素行以教其民，则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则民不服。令素行者，与众相得也。”孙武是把“道”看作军事行动的依据、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他认为：“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并把“道”摆在“五事”之首。“与众相得”也是强调上下同心，“令素信”，即国家法令、政令使官民、上下一样遵守，这样教育士卒，他们就会服从。平素使士卒养成服从的习惯，政令、法令、纪律使人信服，将帅和士卒关系融洽，这样的军队，当然能无往而不胜。尉缭子提出了与之相同的观点。

    殷纣无道，暴虐淫侈，为臣民所愤恨。周武王伐纣，深得民心，同仇敌忾。武王左持黄钺，右秉白旌，亲自指挥战斗，使得兵力上下一心。所以，纣王虽有兵17万（一说70万），却不抵武王戎车300乘、虎贲3000人，甲士4.5万人，牧野一战，殷商灭亡。周武王“与众相得”，则胜；殷纣与众相离，牧野战中，前徒倒戈，大败。

    楚霸王力拔山，气盖世，而在垓下兵败逃跑时，被一老人故意指错方向，竟陷大泽之中，被汉军追赶上，只好刎颈自杀。也是因其不得众，不得人，以致走入绝境。

    《三略》提出“良将之统军也，怒己而治人“《百于金丹》要求“将贵取胜，尤贵得众心”。《管子》指出，“上下不和，虽安心危。”明朝张居正说过，“和，则一可当百；不和，虽有众，弗能用也。”都反映了“与众相得”的统御思想。

    西汉末年，王莽篡权后，骄奢淫逸，民不聊生，各路豪杰和农民起义军纷纷兴起，与王莽政权斗争。结果，王莽政权被推翻了。然而在王莽政权倾覆之后，各路豪杰为争皇位，又打得不可开交，这其中有一支由刘秀领导的队伍。

    刘秀采纳了部下邳彤的建议，用大司马的名义，召集人马，又招募到了4000精兵。他的部将任光向天下宣告说：“王郎冒充刘氏宗室，诱惑人民，大逆不道，大司马刘公从东方调百万大军前来征伐。一切军民人等，反正的，既往不咎；抗拒的，决不宽容！”

    任光派骑兵，把这个通告分发到巨鹿和附近各地。老百姓看到了通告，纷纷议论，把消息越传越远。王郎手下的兵将听了，都害怕起来，好像大祸临头似的。

    刘秀亲自率领4000精兵，又打下了邻近好几座县城，声势渐渐大起来。没过多少日子，又有不少地方首领，看到了通告，率兵前来投靠刘秀。刘秀十分慷慨，封了许多将军，还封了许多侯爵。就这么七拼八凑，他竟收罗了十几万人马，带着这不断壮大的军队，刘秀向巨鹿发起了攻击。

    不久，刘玄也派兵来征伐王郎。两路大军联合在一起，连续攻打了一个多月，仍然没有打破巨鹿城。有几位将领对刘秀说：“咱们何必在这儿多耗时日呢？不如直接去攻打邯郸。打下了邯郸，杀了王朗，还怕巨鹿城不投降吗？”

    刘秀采纳了他们的意见。留下了一部分人马继续围攻巨鹿，自己带领着大军去攻打邯郸，接连打了几个胜仗。王郎的军队支持不住了，就打开城门，献城投降。刘秀率领大军进入邯郸，杀了王郎。

    刘秀住进了王郎在邯郸修建的宫殿，命令他手下的人检点朝中的公文。这些公文大部分是各郡县的官吏和豪绅大户与王郎之间往来的文书，内容大多数是奉承王郎，说刘秀坏话，甚至帮助出主意剿杀刘秀的。

    对这样的文书，刘秀看也不看，全都堆在宫前的广场上，并召集全体官吏和将士，当着他们的面，把这些文书全都烧掉了。有人提醒刘秀说：“您怎么就这样烧掉了呢？反对咱们的人都在这里头呐，现在连他们的名字都查不着了。”刘秀对他们说：“我烧掉这些，就是要向所有的人说明，我不计较这些已经过去的恩恩怨怨，好让大家都安心，让更多的人拥护我们。”

    劝说的人这才明白过来，刘秀不追究那些曾反对过自己的人，那些人就会心安理得地服从刘秀，而不会因为害怕刘秀报复，投入反对刘秀的营垒。大伙都佩服刘秀的深谋远虑和开阔的胸怀，一些过去反对刘秀的人，见了刘秀的这种举动，反而愿意为刘秀效力了。

    刘秀赢得了人心，得到了更多人的支持，最后终于成为东汉的开国皇帝。

    尉缭的政治主张是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在剥削阶级统治人民的社会条件下，人民在本质上不可能有共同意志的。但他把仁德和上下协力作为军事上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原则提出来，是符合战争规律的。我们在理解和运用这一原则时，应该赋予它新的内容。我军是人民子弟兵，这就决定了我军上下在根本利益上是完全一致的，这也是我军所以能取得胜利的关键因素。

    宋朝范仲淹《奏上时务书》记载：“臣闻以德服人，天下欣戴，以力服人，天下怨望。”

    以德服人，天下归心。一个最高统治者要想使手下的大臣、将领及百姓拥戴和诚服，并乐于接受他的领导和统治，必须以德行服人；必须深明大义、品德高尚、以礼待人，并言而有信，只有这样才能众望所归，天下一心。如果心胸狭窄、任人唯亲、出尔反尔，并残暴用事，靠暴力来制服天下人民，将会适得其反，民怨沸腾。

    商朝末期，周文王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秩序，取得民心，曾“以德感人，以德服人，以恩惠人，广行仁政，厚恤下民”。“使耕者无劳其税，仕者世食其禄。画地为牢，刻木为吏，不动刑罚，而民自劝。百姓有男不能婚，女不能嫁者，则出公钱而嫁娶之。有老而无子，幼而丧父者，皆给钱帛而赈恤之。由是四方百姓，家给人足，歌颂太平。同时献出洛酉之地，请纣王去掉炮烙、熨斗之刑。”周文王这种以德感人、以礼待人的政策，使百姓大为感动，殷商的其他诸侯及百姓争先入西土归顺；相反整天纵欲极奢、残酷暴虐、杀戮忠臣、残害百姓的商纣王却日益孤立，成了天下人民咒骂的独夫民贼。过了几年后，周武王看到时机成熟，就率领军队去攻打商朝。由于纣王“失德”，使得众叛亲离，士兵阵前倒戈，这个靠残暴镇压来维持统治的家伙最后被迫登鹿台自焚而死。

    20世纪50年代，为了团结一批国民党爱国将领，我党领导人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广阔胸怀、高尚的道德情操、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催人泪下的行为来感动他们。使一部分人毅然从美国、台湾回到了祖国。

    1956年4月28日，和李宗仁有几十年深厚友谊的程思远回到了北京。我党领导人亲切、友好地接见了他，并建议他到全国各地看看，看看祖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完成后百业兴旺的情况，同时让他转达李宗仁也回来看看的建议。以后，程思远又多次回到祖国，每次周总理都要亲切友好地接见。祖国翻天覆地的变化，周总理和蔼可亲、关心下属的长者风度，以及不计个人恩怨的爱国主义胸怀，使他十分感动。

    他回去后，把这些情况汇报给了李宗仁，同时也转达了我党领导人对他的四可方针：“第一，李先生可以回来在祖国定居；第二，可以回来，也可以再去美国；第三，可以在欧州暂住一个时期再定行止；第四，回来以后可以再出去，如果还愿意回来，可以再回来。总之来去自由，不加拘束。”李宗仁听罢后，被感动得热泪盈眶，老泪纵横，最后慷慨表示：如今民族团结，边陲归心，国际地位与日俱增，这样一个祖国，是值得我们衷心拥护的。回到祖国，安度晚年。”

    1965年7月，李宗仁先生和郭德洁女士在我党领导人的品德、精神感召下，毅然从海外回到了祖国。当他们走出机仓，看到机场上热烈的场面时，感情的闸门顿时打开，泪如泉涌……以后，他再也没有要求返回美国。晚年，为祖国的统一大业做出了贡献。

    《论语·为政篇第二》中记载，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意思是说，用道德来治理国政，自己便会像北极星一般，在一定的位置上，别的星辰都环绕着它。政治上立于不败之地者，虽然有诸多因素，坚持以德为本这是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

    春秋时，韩起是晋国的正卿，叔向是晋国的大夫。一天，韩起对叔向抱怨说：“我空有正卿之名，却没有正卿的收入，穷得连和别的卿大夫交际往来的费用都没有。”说完这话，他本想会博得叔向的同情，想不到叔向却对他拱手相贺。韩起不解其意，就问叔向：“我如此窘迫，以至令我常常为此忧虑，你不但不予同情。反而恭贺我，这是什么道理？”

    叔向没有直接回答韩起的问题，而是先给他讲了两个晋国历史人物的故事：一个是贫而有德的栾书，一个是富而无道的郤至。栾书曾是晋国的上卿，按规定应享受500顷田的俸禄，可实际上他连100顷田都没有，穷得竟置不起宗庙中的祭器。但他并没有为此而烦恼，反而更加注意自己的品德修养。他以德行广布全国，严格按国家法度办事，赢得了全国百姓的普遍尊敬和爱戴。郤至恰恰相反，他曾是晋国的正卿，家中的财富达到了国家财富的半数，晋国三军中的将军，郤氏家族就占了一半。但是他骄奢淫逸，贪得无厌，一天到晚只恨自己的财富还不够多，权势还不够大，依仗自己的财富地位胡作非为，鱼肉百姓。结果不但他自己最后落得个死无葬身之地的下场，他的宗族也被满门抄斩。叔向讲完这两个故事，接着对韩起说：“现在，您像栾书那样贫穷，我想您也一定能行栾书之德，所以我恭贺您。如果您对自己的品德修养漠不关心，而总为自己的财富不多而忧虑，那么，我哭您还犹恐不及，哪还有什么心思恭贺您呀！”听了叔向的话，韩起恍然大悟，深受启发，明白了德行比财富更重要，自己不该为贫穷忧虑，而应该像栾书那样在贫穷的时候树立美好的德行，这才是长久之计，避免步入郤的后尘。他赶快给叔向跪下，叩头至地，感激地说：“我只考虑自己的财富多少，这是亡身灭族之道。您的一席话救了我，不单我自己感谢您，就是我的祖先和后代子孙也要感谢您啊！”

    以德为本，其实是政略对内职能的最有效的手段。高明的政略家对此高度重视，认真履行。“以正治国”，“以奇用兵”。这些是千古不衰的格言。所谓“以正治国”，就是依靠正确的道德观念教育人民，规范社会，治理国家。没有正确的道德观念为主导的社会和国家必定是混乱不堪，恶善不分。以德为本作为过去社会里的治国之正道，在今天仍有其现实的意义。

    “以德为本”看起来算不上商战谋略，但它却是商家立足于社会的基点，它要求商家诚实经营，尤其是要对消费者诚实，不搞坑蒙拐骗那一套把戏。

    诚实经营的例子很多，赵章光就是其中一个。

    赵章光是章光牌101头发再生精的发明者和生产者，产品功效甚佳，市场一度脱销，但是，他却十分诚实，他在产品广告中写道：“注一：对晚期溢脂性脱发（老年性，仅剩一圈发际，毛囊基本萎缩）效果不理想，特此说明，请君不必破费。”这样诚实经营，实在难得。

    美国亨利食品加工公司总经理霍金也是一位诚实经营的人。有一天，他突然发现自己厂里的食品保鲜剂含有轻微的毒素，虽然毒性并不大，但是长期使用必然影响人的健康。

    如果悄悄的从食品中减少保鲜剂，食品的新鲜度就会受到影响，如果将这一毒素公布于众，就有可能影响市场销售，还会引起同行的强烈反对。霍金此时陷入了两难境地之中。

    经过强烈的反复思考之后，本着诚实经营、向消费者负责的态度，霍金决定向广大消费者公开保鲜剂有毒的实情，提醒广大顾客注意受伤害或者中毒。

    结果，这一决定遭到了同行的抵制和打击，亨利食品公司几乎被他们挤到了崩溃的边沿，幸好美国政府出面调解，公司才度过了难关，从此之后，亨利食品公司诚实经营的名声传遍了全美国，生意也越做越红火了。

    企业道德是指在企业这一特定的社会经济组织中，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和内心信念来维持的，以善恶评价为标推的道德原则、道德规范和道德活动的综合。按照道德活动主体的不同，可分为企业的组织道德和员工个人的职业道德。企业道德既是社会道德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道德原则在企业中的具体体现。它是人格化了的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在自然求索、社会交往中，所应遵循的旨在调节企业与国家、企业与他企业、企业与他单位、企业与竞争对象、企业与服务对象以及企业内部各方面关系的行为规范总和。“道德”这两个字，“道”原是指人行走的道路，引申为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律和人们行为必须遵循的道理、规范。“道”与“德”的意思相近，是人们实行“道”的原则，内得于已、外绝于人，便称为“道”。我们现在所用的“道德”这个概念，主要是指一定社会或阶段用以调整人和人之间、个人和社会之间关系的道德规范的总和。它是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惯，特别是通过人们的内心信念而起作用的。

    企业道德是指企业在长期的生产经营实践中逐渐积淀升华形成的，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和内心信念来维持的，以善恶评价为标推的道德原则、道德规范和道德活动的综合。按照道德活动主体的不同，可分为企业的组织道德和员工个人的职业道德。

    企业道德既是社会道德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道德原则在企业中的具体体现。它是人格化了的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在自然求索、社会交往中，所应遵循的旨在调节企业与国家、企业与他企业、企业与他单位、企业与竞争对象、企业与服务对象以及企业内部各方面关系的行为规范总和。

    企业道德是企业及员工对共同道德标准统一的认可，它有功利性、群体性、实践性、继承性和时代性5个方面的特征。企业道德具有功利性，是由企业作为以盈利基本为目的基本性质所决定的。在企业与市场以及社会的各方面关系中，道德因素之所以成为必要和被看重，就是因为企业道德的完善能够直接或间接的给企业带来利益和发展，企业道德不仅是企业的责任更是企业增强竞争力的武器之一。

    群体性也是企业道德的一个重要特征。企业道德属于一种群体道德，群体的自我约束越健全，其道德形象就越完美。从职业道德方面来看，企业道德约束的对象是企业的全体员工，是一个群体，只有这个群体的总体道德水平提高了，我们才能说企业道德水平在改善。道德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本质地讲，是一种实践精神。道德的实践精神本性决定企业道德也必然具有实践性的特点。企业道德蕴藏在企业一切生产经营活动之中，而企业的任何生产经营活动都是具体的行为，具有讲求实践的特性。此外，企业道德也不是无本之木，它是在继承历史上有关经济活动方面的道德因素的基础上产生的，当然，企业道德产生之后也不是一成不变，是要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变化的，即企业道德具有的时代性的特征。企业道德是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在历史的发展和演变之下，当前的企业道德要求已经不完全同于最初的标准。

    企业作为市场的细胞，其直接目的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作为社会的一份子，企业在追求利益的同时，又必须使自身的获利过程同时也成为有益于社会进步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过程，即必须注重企业道德。

    企业道德，有三个基本问题是必须澄清的：企业为什么要遵守道德？企业道德是否有差异？企业道德建设的路径如何？

    第一，从制度经济学的观点看，企业是一种包含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契约关系和协作组织，它存在的原始目的是获取一种比个体劳动更大更稳定的收益。要达到此目的，企业必须借助资金、土地、厂房、设备、社会制度、环境等客体性资源和劳动力、管理、市场需求等主体性资源。这意味着企业必然享有来自系列资源供应者即利益相关者（股东、员工、客户、债权人、供应商、政府、社区、环境等）的权利。按照“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的判断公理，企业天生就是具有权利和义务关系的统一体。出于“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原则，企业以遵循一定的行为规范来实现对系列利益相关者的义务成为企业道德的一般由来。比如，企业按劳动合同规定支付员工的报酬、生产销售安全可靠的产品等行为就是天经地义的选择。进一步可以判断，不同规模和性质的企业都应有各自必须遵循的道德规范，只是按照“权利与义务对等”原则，各自道德行为的质和量有所不同。比如：一家造纸企业就应该比一家咨询策划公司在环境保护方面有更多的作为；大企业比小企业通常应有更全面、更规范的道德约束。

    第二，关于企业道德的差异性问题或层次性问题，笔者认为可区分为两大形态。前文所言，基于“权利与义务对等”原则，企业必须遵循的行为规范可划为第一形态的企业道德。对于这一形态的企业道德，企业必须遵守，不可逃避。“作为”，是企业的“题中应有之义”；“不为”，是企业的“缺德”，应予以惩治。此外，社会上也存有超越“权利与义务对等”原则，因企业（企业决策者）的良知和自我觉悟而认同并遵循的行为规范，我们称第二形态的企业道德。

    比如，2006年6月，世界第二富豪沃伦·巴菲特将个人财产的85%约370亿美元捐赠给了盖茨基金会，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笔慈善捐款。显然，如果认为巴菲特这样做是为其所掌控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捕获民心和树立品牌，恐怕很难让人认同，因为巴菲特及其公司在社会中早已声名显赫，不必要用如此之大的投入来实施市场推广；而从企业决策者——巴菲特先生不图回报的利他精神境界的角度去解读，可能更准确可信。这两种形态的企业道德的根本区别是前者以对利润的追逐为前提，后者以利他的精神追求为前提。在现实中，二者常常是交织在一起的，不容易、也不必要分辨。比如，一般企业向希望工程捐款，就很难区分哪些钱是属于遵守第一形态企业道德（对企业所享有的美誉度、知名度等权利的回报），哪些钱是属于遵守第二形态企业道德。但在理论上做这样的形态划分，能有利于在现阶段准确、有效地推进企业道德建设。

    第三，关于企业道德建设问题，首先应该把持历史的与进化的观点。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我们正处于物的稀缺性依然存在的商品经济社会，人们普遍的理性选择会追求物质利益最大化，而利他的精神追求一般意味着物质利益的损失，因而决定了多数企业决策者会以企业道德中的第一形态为选择取向，这是现阶段的历史局限性所决定的。当然，并不排除少数有利他的精神追求的企业决策者和一般企业决策者身上偶尔闪烁的“利他”火花，但这不是现阶段主流。

    从进化的观点看，正如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在《制度经济学与人类进化》一文中所阐述的：这个社会合约的建立，必定是许多代人，反反复复博弈的结果。若是把企业对第一形态企业道德的遵守看成是一种社会合约的形成，其必然也是企业与一系列利益相关者长期博弈的结果。

    综上可知，现阶段企业道德建设应该以第一形态为重点，而要使这样的行为规范内化为企业的自觉行动，必须使企业与利益相关者充分博弈。目前国内存在一些企业道德缺失的事例，正是因为利益相关者中最重要的一方——行政管理职能不到位，影响了博弈中的力量构成，以至于博弈不充分。所以，完善来自利益相关者的制度与非制度约束力体系是现阶段企业道德建设的基本路径所在。

    至于第二形态的企业道德，其遵守的动力来自人类潜在的“利他基因”和精神觉悟，我们应该倡导、颂扬这种高尚的利他精神追求，但在现有的社会发展阶段，不可能成为企业道德建设的主体，更不能凭借强制力来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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