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2月，陈诚率十一师，在河南确山东南与唐生智部的刘兴第八军激战，雪深及膝，战斗持续三昼夜，陈诚亲在第一线督战，终将第八军压垮。全部缴械前，胜利者陈诚却派其军需科长携亲笔信和现款5000元给刘兴，说：“自相残杀，实为痛心，请速逃走，来日国家当有用你之处。”
这一点，确实是陈诚与蒋介石大不相同之处。
接款逃走的刘兴，抗日战争初期出任长江江防总司令。
一面卖力为蒋作战，一面也知道是“自相残杀”。陈诚颇具几分政治家的清醒。
内心深处不以自相残杀为然的陈诚，对生擒敌方主将这类历来是战场指挥官的最高荣誉，竟然兴趣不大。
但为什么后来又以极大的兴趣投入了对江西苏区的第三、四、五次“围剿”？这就不仅是其性格之谜了。
特别是第四次“围剿”失败，受到降一级、记大过一次的处分后，蒋介石为振作“丧失革命精神”、“缺乏信仰”、“贪生怕死”的军队，开办庐山军官训练团，陈诚全身心都投入了为消灭红军而进行的严格训练。
第一期至第三期庐山军官训练团，全称是“中国国民党赣粤闽湘鄂北路‘围剿’军官训练团”，主要训练担任第五次“围剿”的主力军——北路军排以上军官。
陈诚任训练团团长。副团长二人：跟随陈诚有年的刘绍先和碉堡政策的规划者柳善。
他在庐山用了心血，把红军的战术主要归结为四种形式：诱伏、腰击、正面突破、抄后路。认为就是这些战术使国民党指挥官“束手无策”。
为了对付红军这些战术，陈诚领头搞出“一个要诀、两项要旨、三个口号、四大要素、六项原则”。
一个要诀是“服从命令”；
两项要旨是“战术上的分散与集合”；
三个口号是“受伤不退，被俘不屈，临难不苟”；
四大要素是“确实、迅速、静肃、秘密”；
六项原则是“搜索、联络、侦探、警戒、掩护、观测”。
陈诚认为深入研究、熟练运用这套方针，就能战胜红军。
实兵演练中，陈诚特别重视的两件事就是射击、爬山。
在射击上，陈诚还有一套奇妙的演算。
其一，假定用10发子弹打死一个红军，每个国民党士兵带200发子弹便可打死20人，每团以1000支枪计算，便可打死两万名红军。这样，中央苏区的红军还不够他三个团打，最高限度用十团人，也就可以全部消灭红军了。
其二，每5分钟放一枪打死一个红军，一小时放12枪，可打死12人，3000人用6小时便可打死216000人。因此消灭红军只要有千把个战斗兵就可以说绝对不成问题。
双方的作战行动被陈诚变成一场单方打靶。而且是固定目标、任随你怎么开枪的胸环靶。沙场宿将瞬间变成一个掰指头演算的劣等生。能够明白的倒是：当年放跑刘兴的陈诚所说的“自相残杀”，不包括“围剿”红军。
在爬山训练上，陈诚的理论就不那么离谱了。
汲取前四次“围剿”的教训，陈诚从红军山地游击战运动战的特长中总结出应对的四点：
一、练习爬山。国民党兵尤其是北方士兵不会爬山，见山就害怕，成为“围剿”军的致命弱点。所以，必须练就“超巅越绝”、“缒兵钻隙”的本领，不但不为“地形道路所支配限制”，而且要“利用一切的地形道路”。
二、娴熟地掌握“六项原则”、“四大要素”，练就过硬的、基本的战术技术。
三、为对付红军“出没无常、飘忽不定，以寡击众、以零击整”和“独来独往”的游击战术，要能“便装远探、轻装急进；秘密敏捷、夜行晓袭”。
四、使用炮兵。许多高山，人爬不上去，步枪打不到，把炮兵运用上去，就大为有利。
令陈诚翻身的，就是这个庐山军官训练团。
1933年10月，第五次“围剿”正式开始。陈诚被任命为第三路总指挥兼北路军前敌总指挥。记在蒋介石另一个金刚、北路军总指挥顾祝同名下的那些账，实则皆是陈诚所为：
抢占黎川，切断中央苏区与闽浙赣苏区的联系；在浒湾战斗使红三军团、红七军团严重受损；三在大雄关使红一军团、红九军团蒙受重大伤亡；四则强攻广昌、建宁、古龙冈；血战高虎脑、万年亭；最后再陷石城，迫使中央红军提前长征。
三、战场与战将（二）
对工农红军一次又一次的反复“围剿”中，打怕了蒋介石的八大金刚。
对蒋介石屠杀政策的武装反抗中，却走出来一大批威震华夏的红军战将。
第一枪1927年8月1日在南昌城头打响。
第一枪打得如此响亮。1955年授衔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位元帅和十位大将中，八位元帅和六位大将与南昌起义紧紧相连。八位元帅是：朱德、贺龙、刘伯承、聂荣臻、林彪、陈毅、叶剑英、徐向前；六位大将是：陈赓、粟裕、许光达、张云逸、谭政、罗瑞卿。
八一南昌起义的主力，是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部队。中国共产党人在大革命时期所能掌握或影响的武装力量，主要集中在这支部队里。该方面军下辖第四军、第十一军、第十二军、第十三军、暂编第二十军。共产党所能掌握和影响的，是叶挺兼任师长的第十一军二十四师，以原叶挺独立团为骨干扩编成的第四军二十五师以及贺龙任军长的暂编第二十军，共两万余人。
颇值得历史记载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位元帅中的五位、十位大将中的六位，1927年都集中在第二方面军内。
五位元帅是：第二方面军暂编第二十军军长贺龙；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上尉参谋徐向前；第二方面军第四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三营七连中尉连长林彪；第二方面军教导团特务连准尉文书陈毅。
六位大将是：第二方面军第四军二十五师参谋长张云逸；第二方面军第四军直属炮兵营见习排长许光达；第二方面军第十一军二十四师教导队学员班长粟裕；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十二师三十四团少尉排长徐海东；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特务营文书谭政；第二方面军教导团二连副班长罗瑞卿。
以上十一人，除贺龙于南昌起义南下途中入党、谭政在秋收起义中入党、罗瑞卿1928年年底在上海转为党员外，当时都已经是中共党员。除徐海东于大革命失败后脱离第四军，返回家乡搞农民自卫军外，南昌起义前都在第二方面军编制序列之内。
一支旧式军队内，竟然集中如此众多未来新型军队的高级将领，无论古今中外，都是一种罕见现象。它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虽然共产党人当时还未能直接掌握军队，但对武装斗争并非毫无准备。
8月1日起义当天，在南昌城头指挥战斗的有后来人民解放军的三位元帅：起义代总指挥、暂编第二十军军长贺龙；暂编十五军军长、协助贺龙实施指挥的刘伯承；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兼南昌市公安局局长朱德。
贺龙寻找共产党经过于长期过程。1923年，时任川军第九混成旅旅长的贺龙问他的参谋刘达五：“我走的路子对吗？”刘达五答：“你常讲要为受苦人打天下，谁能说这路子不对？不过打来打去，还没有打出天下来，你也还在摸夜路呀！”
贺龙说：“你说对了。清朝倒了，袁世凯死了，全国还是乱糟糟的。大小军阀各霸一方。我们在四川打了三年，真是神仙打仗，凡人遭殃，吃亏的还是四川老百姓。中国地方这么大，为什么这么穷，这么弱？就是给这帮军阀、官僚搞乱了。不打倒这些人，老百姓还能指望过好日子吗？可是困难哪，这么大一个烂摊子，哪个能够收拾？”
在共产党人身上，贺龙看见了能够收拾这个摊子的力量。
1927年7月是中国共产党最困难的时刻。继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变后，汪精卫又发动了“七一五”事变，共产党人到处被通缉、被屠杀、被囚禁。就在这样的时刻，贺龙作出了自己的选择。7月23日，贺龙率部到达九江。谭平山找贺龙谈话：“共产党人要在南昌举行武装暴动，希望率二十军一起行动。”贺龙当即表示：“感谢党中央对我的信任。我只有一句话，赞成！”
7月28日，贺龙见到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周恩来就起义基本计划询问他的意见。贺龙说：“我完全听共产党的命令，党要我怎么干就怎么干。”周恩来点点头，说：“共产党对你下达的第一个命令，就是党的前委委任你为起义军总指挥！”
在天空最为黑暗、共产党人最为困难的时候，共产党找到了贺龙，贺龙也找到了共产党。起义部队南下途中，由周逸群、谭平山介绍，贺龙在瑞金加入中国共产党。
刘伯承在南昌起义中协助贺龙实施指挥。这位老军人对共产党的寻找与认识，经历了与贺龙不同的过程。1923年秋，在吴玉章、杨闇公等人指引下，刘伯承的思想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但他素以“深思断行”为座右铭，凡事独立思考，不随波逐流。有人劝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回答了这样一句：“当今中国向何处去？哪一种主义最合乎中国国情？还应当深思熟虑才稳妥；如果一见旗帜就拜倒，我觉得太不对了。准备极力深研，将来才能确定自己的道路。”
对刘伯承这番话，杨闇公在当天的日记中赞叹道：“这是何等的直切，何等的真诚哟！比起那因情而动、随波而靡的人来，高出万万倍。”1926年5月，刘伯承完成了自己的选择。经杨闇公、吴玉章两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他已是有“军神”之称的川中著名战将。
南昌起义前，中国共产党人没有独立地领导过武装斗争。所以对起义的组织领导者、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来说，迫切需要一个政治上可靠、军事上可资的得力助手。此人既要有秘密组织大规模兵暴的经验，又要有丰富的作战指挥经验。
周恩来选中了刘伯承。
刘伯承不负众望。他首先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到二十军军部协助贺龙拟制起义计划，并协助指挥二十军攻占朱培德的第五方面军总指挥部。起义成功后，他又出任参谋团参谋长，直接指挥策划起义部队随后的行军作战行动。
南昌起义后成立的参谋团，成员有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在确定参谋团领导的问题上，周恩来回忆说：“参谋团当时没有人任主任。后来我就指定刘伯承同志来做参谋长，他起初谦虚，不肯答应；后来我说一定要你来做，他才担任参谋长职务。”
后来在起义部队南下、连日行军作战的情况下，参谋团实际成为起义军的指挥核心和领导中枢。刘伯承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8月2日拂晓，从马回岭又赶来了后来人民解放军的两位元帅：前委军委书记聂荣臻；第四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三营七连连长林彪。
聂荣臻、林彪两人没有赶上8月1日南昌城的起义。因为第四军第二十五师当时未驻南昌城，而驻在南昌以北靠近九江的马回岭。为使这部分力量加入南昌起义队伍，起义发动前，周恩来派聂荣臻去马回岭，任务是向第二十五师周士第等人传达前委武装起义的决定，并领导该部起义。聂荣臻当时在中共中央军事部工作，南昌起义前经周恩来指定任前敌军委书记。他到马回岭之后，立即开展紧张的起义发动工作。8月1日中午，马回岭地区第二十五师的两个团又一个连计3000人，在聂荣臻、七十三团团长周士第、七十五团副营长孙一中率领下，脱离张发奎的控制，向南昌开拔，参加起义。
这支队伍的行动坚决果断。当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二十五师师长李汉魂率领卫队营乘火车追赶上来、想把队伍拉回去的时候，担任殿后任务的七十三团立即猛烈射击，张发奎、李汉魂跳车狼狈逃走，火车被俘获，张发奎的卫队营也全部被缴械。
北伐作战中初露锋芒的林彪，当时就在担任殿后的队伍之内，任七十三团三营七连连长。
这支队伍于8月2日拂晓赶到南昌，当聂荣臻向周恩来汇报时，周恩来高兴地说：“行动很成功！我原来没想到这样顺利，把二十五师大部分都拉出来了。”
这部分力量的加入，使南昌起义部队力量得到大大加强。
陈毅加入南昌起义队伍，比聂荣臻、林彪费了更大周折。
8月1日南昌暴动当天，陈毅在武汉。他当时表面的职务是第二方面军教导团准尉文书，实际是该团内中共党团的负责人。教导团奉命“东征讨蒋”，正准备开拔。陈毅虽然不知南昌起义已经发生，却感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他在汉口向好友辞行时说：“以前清朝政府骂孙中山是土匪，现在国民党又骂我们是土匪。好，我偏要去当这个‘土匪’！”
乘船东进的教导团到九江后被张发奎包围缴械。全体徒手上岸，分别站队，清理共产党人。陈毅就在这天晚上决然脱离教导团，星夜追赶南昌起义军。8月10日，终于在抚州追上起义队伍。周恩来、刘伯承见到从九江追赶上来的陈毅，派他到二十五师七十三团任团指导员。周恩来说：“派你做的工作太小了。你不要嫌小！”陈毅只一句：“什么小不小！叫我当连指导员我也干。只要拿武装我就干！”
陈毅一句“只要拿武装我就干”，道出了大革命失败后多少共产党人的心声。过去无武装饱受摧残之苦、与用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之志，都包含于这句铿锵有力的话语之中了。
叶剑英在南昌起义中的重要作用，相当一段时间内不为人知。他当时任张发奎为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参谋长。在白色恐怖气氛越来越浓重的1927年7月上旬，被中共中央特批为正式党员。为了保密和特殊的工作需要，党组织让他保持秘密身份，只与少数党员保持联系。
起义发动前，叶剑英利用与张发奎等人的关系，探知贺龙、叶挺等第二方面军将领将要被扣留，解除兵权。他立即连夜找到叶挺告之此讯，并约叶、贺、廖乾吾、高语罕四人到甘棠湖划船，共商对策。他们在甘棠湖的小划子上迅速作出三项决定：
一、贺、叶不上庐山；二、不接受张发奎调贺、叶部队到德安集中的命令，部队立即开往南昌；三、叶挺部队先行，贺龙部队随后。
这次甘棠湖聚会，在党史上被称为“小划子”会议。它对保证起义领导人的安全和将起义的主力部队及时开往南昌，起了重要作用。同时，这个在关键时刻通报的重要情报，也促使叶、贺定下起义的最后决心。
起义发生后，张发奎的不少亲信将领主张派兵前后夹击起义军，一举将暴动扑灭。叶剑英又以第四军参谋长的身份站出来反对。他利用张发奎一直想重回广东的意图，对张发奎说：“我们原来商量好的，到广东重新做起，如果尾追贺、叶，徒耗兵力，我军仍无立足之地，又怎样实现总理遗训、重新北伐呢？”他向张发奎建议：跟随叶、贺部队进入广东，以“援师讨逆”旗号夺占广东地盘。
张发奎采纳了叶剑英的建议，使南昌起义军减少了尾追，得以迅速打开南下广东的通道。
国民党方面编辑的《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这样描写张发奎当年的追击行动：“叶、贺等遂东去抚州。张发奎率师追之。嗣忽分途，叶、贺等由闽粤边境趋潮汕，张发奎部则改由南雄入粤。”
一个“嗣忽分途”、“改由南雄入粤”，活脱脱再现了叶剑英当年的作用。
如果张发奎当时率部追击起义军，起义军必将面临前后夹击的危险，后果难以设想。
1927年3月入党的徐向前，未能赶上南昌起义。但共产党人在南昌城头打响的这第一枪，对他影响重大。他当时在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任上尉参谋，回忆说，入党时刻“印象最深的是共产党员要为共产主义流尽最后一滴血”。1927年7月底，徐向前随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一起移驻九江，在新地点没能和组织接上头。但正是南昌起义爆发的消息，使他于茫茫黑夜中看到了一线希望和光明。起义爆发后，张发奎集合方面军指挥部全体军官，宣布：“CP分子三天以内保护，三天以外不负责任！”徐向前当时虽然并未暴露身份，但决意离去。他当天晚上就悄悄离开九江去寻找党组织，从此脱离旧军队，结束了在国民革命军中的生涯。
南昌起义的发生成为徐向前革命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他后来参加了广州起义。
中国人民解放军与南昌起义紧紧相连的六位大将中，三位大将直接参加了南昌起义；一位大将以隐蔽的身份从旁协助起义；两位大将因南昌起义影响从此走上革命道路。
直接参加南昌起义的三位大将是陈赓、粟裕、许光达。
陈赓大将1926年9月被党派往苏联远东，学习群众武装暴动，1927年2月返回上海。上海发生“四一二”事变后去武汉，武汉又发生“七一五”事变，于是他随周恩来奔赴南昌，参加组织武装起义。在起义中陈赓负责政治保卫工作，南下途中出任贺龙第二十军三师六团一营营长。
粟裕大将当时是第十一军二十四师教导队学员班长，南昌起义中所在中队负责警卫设在江西大旅社的革命委员会。
许光达大将当时是第四军直属炮兵营见习排长。他在宁都加入南昌起义部队，任起义军第二十五师七十五团十一连排长、代理连长。
以隐蔽身份协助南昌起义的大将是张云逸。他当时任第四军李汉魂二十五师的参谋长，根据组织要求，未暴露身份公开参加起义，却做了两件极为重要的工作。一件是说服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让共产党人卢德铭出任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团长；该团未赶上参加南昌起义，遂转入湖南，成为了秋收起义的主力，卢德铭本人还担任了秋收起义部队的总指挥。第二件是8月1日当天，在马回岭二十五师师部掩护七十三团团长周士第不被师长李汉魂扣留，使二十五师两个多团部队顺利加入南昌起义队伍。
张云逸后来与邓小平一道，参加并领导了广西百色起义。
因南昌起义而走上革命道路的另外两位大将是谭政、罗瑞卿。
谭政当时在第二方面军警卫团特务营任文书。南昌起义第二天，警卫团根据党的指示，乘船离开武汉东下，准备与南昌起义大军会合。张发奎当时已经封锁了九江口。为防备张发奎在九江截击，警卫团于行驶途中在湖北阳新弃船上岸，改由陆路奔赴南昌，追赶起义部队。因起义部队已大踏步南撤，谭政所在的警卫团未能赶上，便根据党的指示留了下来，后来成为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中的主力。
谭政所在的方面军警卫团躲过了张发奎的堵截，罗瑞卿所在的方面军教导团却在九江被张发奎截获。罗瑞卿后来回忆说：“船到黄石港后，我们听到了南昌八一起义的消息。”“船到九江，部队一上岸即被第二次缴枪。先把枪架在马路上，等了很久，又命令大家把枪背到一个据说是总指挥部的地方。缴枪后，全部人员被关在一医院的草坪上，电灯都没有。”张发奎就在这个电灯也没有的地方，向他认为问题很大的教导团训话，要大家不要跟共产党走，跟他走。
罗瑞卿没有跟张发奎走。他断然离队，返回武汉寻找党。南昌起义的发生成为他脱离旧军队的起点。如此众多的未来高级将领会聚于南昌起义，决不仅仅是历史的巧合。
“文化大革命”中，造反的红卫兵提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不应该是8月1日，而应该是秋收起义的9月9日，或三湾改编的9月30日。
这不仅仅是要把八一军徽改成九九军徽或九三〇军徽的问题。这些初出茅庐便以为历史是自己写就的红卫兵，轻率在根本不清楚南昌暴动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不清楚中国人民解放军如此多的高级将领与这场暴动紧紧相连。
与国民党军队鏖战中打出来的红军将领，首推朱德。
1927年9月初，南昌起义军在三河坝兵分两路。主力由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率领直奔潮汕；朱德率领部分兵力留守当地，阻敌抄袭起义军主力后路。
这就是著名的“三河坝分兵”。
当时朱德率十一军二十五师和九军教育团，共计4000余人。三天三夜的阻击伤亡很大，撤出三河坝只剩下2000余人。
路遇溃败下来的二十军教导团参谋长周邦采带领的200多人（粟裕就在这支队伍内），才得知起义军主力已经在潮汕失败。
10月3日前敌委员会的流沙会议，是轰轰烈烈的南昌起义的最后一次会议。
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他当时正在发高烧，用担架抬到会场。郭沫若回忆说，周恩来“脸色显得碧青。他首先把打了败仗的原因，简单地检讨了一下。第一是我们的战术错误，我们的情报太疏忽，我们太把敌人轻视了。其次是在行军的途中，对于军队的政治工作懈怠了。再次是我们的民众工作犯了极大的错误”。
可以想到，当时周恩来是怎样一种心情。
别人的心情也是同样。周恩来报告后，被称为“叶、贺部队”的叶挺说：“到了今天，只好当流寇，还有什么好说！”党史专家们后来解释，叶的所谓“流寇”，是指打游击。贺龙则表示：“我心不甘，我要干到底。就让我回到湘西，我要卷土重来。”
这样的表态也没有搞完，村外山头上发现敌人尖兵，会议匆匆散了。
分头撤退途中，队伍被敌人冲散。连给周恩来抬担架的队员也在混乱中溜走，身边只剩下叶挺和聂荣臻。三个人仅叶挺有一支小手枪，连自卫的能力都没有。若不是遇到中共汕头市委书记、周恩来的老朋友杨石魂搭救，真是生死未卜。
聂荣臻回忆这段经历时说：“那条船，实在太小，真是一叶扁舟。我们四个人——恩来、叶挺、我和杨石魂，再加上船工，把小船挤得满满的。我们把恩来安排在舱里躺下，舱里再也挤不下第二个人。我们二人和那位船工只好挤在舱面上。船太小，舱面没多少地方，风浪又大，小船摇晃得厉害，站不稳，甚至也坐不稳。我就用绳子把身体拴到桅杆上，以免被晃到海里去。这段行程相当艰难，在茫茫大海中颠簸搏斗了两天一夜，好不容易才到了香港。”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在总结南昌起义的经验教训时，讲过几段话：“南昌起义后的主要错误是没有采取就地革命的方针，起义后不该把军队拉走，即使要走，也不应走得太远，但共产国际却指示起义军一定要南下广东，以占领一个出海口，致使起义军长途跋涉南下，终于因优势敌兵的围攻而遭到失败。”“它用国民革命左派政府名义，南下广东，想依赖外援，攻打大城市，而没有直接到农村中去发动和武装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这是基本政策的错误。”
这就不仅是当年所说的“战术错误”、“情报疏忽”、“政治工作懈怠”和“民众工作犯了极大的错误”了，而且还涉及方向和道路的选择问题。
1965年毛泽东会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主席艾地时，也谈到南昌起义。他对周恩来说：“你领导的那个南昌起义，失败以后，部队往海边撤退，想得到苏联的接济，那是‘上海’，不是‘上山’，那是错了。”周恩来马上接过来说，是错了，主席上了井冈山，是正确的。
应该再补充一句：幸亏南昌起义的部分部队也上了井冈山。
想得到苏联接济的起义部队主力，在“上海”过程中失败了。但“上山”的那部分力量，则成为了中国工农红军战斗力的核心。
当年四散撤退的南昌起义领导人，哪一个能想到留在三河坝担负殿后任务的朱德，最终组织起南昌起义部队的“上山”力量，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第一号军人！
从极端之处说：恰恰是起义部队南下广东的失败，使朱德面临历史的机遇。
八一南昌起义仅仅是朱德威望和地位起始的低点。起义部队对朱德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短的过程。
不论是起义之前还是起义进行中，组织指挥起义的核心领导成员中没有朱德。起义当天晚上，前敌委员会分派给朱德的任务，是用宴请、打牌和闲谈的方式，拖住滇军的两个团长，以保证起义顺利进行。陈毅说，朱德在南昌暴动的时候，地位并不重要。也没人听他的话，大家只不过尊重他是个老同志罢了。
朱德没有基本部队。起义军主力十一军辖8个团，由叶挺指挥。二十军辖6个团，是贺龙部队。朱德是九军副军长，九军当时就是个空架子，没有军长，参加起义的只有军官教育团3个连和南昌公安局2个保安队，500人不到，只能算1个营。
朱德说：“我从自南昌出发，就走在前头，做政治工作，宣传工作，找寻粮食……和我在一起的有彭湃、恽代英、郭沫若，我们只带了两连人，有一些学生，一路宣传一路走，又是政治队，又是先遣支队，又是粮秣队。”
他率领的不是战斗队。
在三河坝完成阻击任务时，真正是他从九军带出来的人员，已经没有几个了。基本力量是周士第的二十五师，还有周邦采带回来的部分二十四师人员。三河坝这个摊子，已经是个损兵过半、四面都是敌人、与上下左右皆失去联系的烂摊子，思想上和组织上都相当混乱。
到底怎么办，只能由临时负责的朱德作出决断。
朱德就是在这个非常时刻，面对这支并非十分信服自己的队伍，表现出了坚强的领导能力。
在商量下一步行动方针的会议上，一些同志觉得主力部队都在潮汕散掉了，起义领导人也都撤离了，三河坝这点儿力量难以保存，提出散伙。朱德坚决反对解散队伍。他提出隐蔽北上，穿山西进，去湘南。
这真是一个异常严峻的时刻。没有基本队伍、说话没有人听的朱德，接过了这个几乎没有人再对它抱任何希望的摊子，通过他异乎寻常的执著，为困境中和混乱中的队伍指明了出路。
茫然四顾的人们，听了他的话。
三河坝还不是谷底。谷底在天心圩。
部队虽然摆脱了追敌，但常受地主武装和土匪的袭击，不得不在山谷小道上穿行，在林中宿营。同上级党委仍无联系。时近冬天，官兵仍然穿着单衣，有的甚至穿着短裤，打着赤脚，连草鞋都没有；无处筹措粮食，官兵常常饿肚子；缺乏医疗设备和药品，伤病员得不到治疗；部队的枪支弹药无法补充，战斗力越来越弱；饥寒交迫，疾病流行，部队思想一片混乱。杨至诚上将后来回忆说：“每个人都考虑着同样的问题：现在部队失败了，到处都是敌人，我们这一支孤军，一无给养，二无援兵，应当怎样办？该走到哪里去？”
各级干部纷纷离队。一些高级领导干部，有的先辞后别，有的不辞而别。
七十五团团长张启图后来在上海写了一份《关于七十五团在南昌暴动中斗争经过报告》，向中央陈述当时情况：“师长、团长均皆逃走，各营、连长亦多离开。”
南昌起义在军、师两级设立了党代表；团、营、连三级设立政治指导员。这一体制到1927年10月底崩溃。所有师以上党的领导人均已离队。只剩一个团级政治指导员陈毅。
军事干部也是如此。在天心圩不仅师长周士第、党代表李硕勋离队，七十三团团长黄浩声、七十五团团长张启图也离开了部队。师团级军事干部只剩一个七十四团参谋长王尔琢。
领导干部如此，下面更难控制。营长、连长们结着伙走。还有的把自己部队拉走，带一个排、一个连公开离队。
剩下来的便要求分散活动。林彪带着几个黄埔四期毕业的连长找陈毅，说：“现在部队不行了，一碰就垮；与其等部队垮了当俘虏，不如现在穿便衣，到上海另外去搞。”
后来人们把这段话作为林彪在关键时刻对革命动摇、想当逃兵的证据，其实言之过重了。在当时那种局面下，地位比林彪高且不打招呼就脱离队伍的人比比皆是。很多走的人都如林彪所想，不是去上海，便是去香港“另搞”的。若说都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也许太重，起码对这支行将溃散的武装能有多大作为不抱信心。
部队面临顷刻瓦解、一哄而散之势。南昌起义留下的这点儿革命火种，有立即熄灭的可能。
关键时刻，站出来的还是朱德。
在天心圩军人大会上，朱德沉着镇定地说：“大家知道，大革命是失败了，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是我们还是要革命的。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他还说：“1927年的中国革命，好比1905年的俄国革命。俄国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到了1917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也是黑暗的。但黑暗也是暂时的。中国也会有个‘1917年’的。只要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你们应该相信这一点。”
队伍中没有几个人知道俄国1905年的革命。
不知道也没有关系。人们已经从朱德那铿锵有力、掷地出声的话语中，感受到了他心中对革命那股不可抑制的激情与信心。
朱德胸中的信心与激情像火焰一般迅速传播给了剩下来的官兵。
陈毅后来说：“朱总司令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在群众情绪低到零度、灰心丧气的时候，指出了光明的前途，增加群众的革命信念，这是总司令的伟大。”
什么叫力挽狂澜？这就叫力挽狂澜。
朱德的话语中已经包含两条政治纲领：共产主义必然胜利；革命必须自愿。这两条纲领后来成为人民军队政治宣传工作的基础。
西方领导科学认为领导力的形成依赖三大要素，一曰恐惧，二曰利益，三曰信仰。恐惧迫使人们服从，利益引导人们服从，信仰则产生发自内心的服从。1927年10月底，在中国江西省安远的天心圩，朱德这个最初“地位并不重要，也没有人听他的话”的指挥者，在关键时刻向即将崩溃的队伍树立起高山一样的信仰。通过信仰认识利益，再通过信仰和利益驱散恐惧，真正的领导力和领导威望，在严重的危机中凤凰涅槃一般诞生。
朱德讲话之后，陈毅也上去讲了话。他说：“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不仅经得起胜利的考验，能做胜利时的英雄，也经得起失败的考验，能做失败时的英雄！陈毅当时去上海、去北京、去四川都有很好的出路，但他哪都不去，坚决留在队伍里，实行自己‘只要拿武装我就干’的决心。”
黄埔一期毕业的王尔琢则蓄起胡须，向大家发誓：革命不成功，坚决不剃须！
火种保留了下来，再也没有熄灭。
为了反抗国民党的屠杀政策，从1927年4月中旬的海陆丰农民起义开始，中国共产党人先后发动了八十余次武装起义。历次起义——包括规模最大、影响最大的南昌起义都失败了。但因为保留下来了革命火种，它们又没有失败。
保留火种的工作，首推朱德。在最困难、最无望因而也最容易动摇的时刻表现出磐石一般的革命坚定性，使朱德成为这支部队无可争议的领袖。仅存的两位团职干部——团级政治指导员陈毅，团参谋长王尔琢成为他的主要助手。
部队被改编为一个纵队。朱德任纵队司令员，陈毅任纵队政治指导员，王尔琢任纵队参谋长。下编一个士兵支队，辖三个步兵大队；还有一个特务大队。剩下一门82追击炮，两挺手提机关枪，两挺重机关枪合编为一个机炮大队。多余下来的军官编成一个教导队，直属纵队部，共计800人。
这就是全部家底。
可以想象在当时的条件下，天心圩留下来的这800人的队伍中，没有几人能想到共产党人22年后夺取全国政权。但每一个自愿留下来的人，内心深处都从朱德、陈毅、王尔琢身上感受到了共产主义一定胜利的信念。
这支部队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的重要基础，战斗力的核心。蒋介石兵败大陆，其军事力量主要被歼于东北战场和华东战场。指挥东野的林彪，指挥华野的粟裕，1927年10月皆站在天心圩被朱德稳定下来的800人队伍中。
粟裕回忆说，当时队伍到达闽赣边界的石经岭附近隘口，受敌阻击。朱德亲率几个警卫员从长满灌木的悬崖陡壁攀登而上，出其不意地在敌侧后发起进攻；“当大家怀着胜利的喜悦，通过由朱德亲自杀开的这条血路时，只见他威武地站在一块断壁上，手里掂着驳壳枪，正指挥后续部队通过隘口。”
是朱德而不是别人，为这支失败的队伍杀出了一条血路。
对这支队伍的战略战术，朱德也作出了极大贡献。天心圩整顿后，他便开始向部队讲授新战术，讲授正规战如何向游击战发展。
朱德对游击战争的认识和实践都很早。辛亥革命后，率部在川、滇、黔同北洋军阀部队打仗时，他就摸索出一些游击战法。1925年7月，他从德国到苏联的东方劳动大学学习。几个月后去莫斯科郊外一个叫莫洛霍夫卡的村庄接受军事训练。受训的有40多名来自法国、德国的中国革命者，主要学习城市巷战、游击战的战术。教官大多是苏联人，也有来自罗马尼亚、奥地利等国的革命者。朱德当队长。教官问他回国后怎样打仗，他回答：“我的战法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拖队伍上山’。”
十六字诀游击战术的核心出现了。
南昌起义部队南下攻打会昌时，朱德奉命指挥二十军第三师进攻会昌东北高地。他首先命令三师教导团团长侯镜如，挑选几十人组成敢死队，追击正向会昌退却的钱大钧部。他向大家动员说：“你们都是不怕死的中华健儿。可是，今天我要求你们一反往常猛打猛冲的常规，只同敌人打心理战。你们要分作数股，分散活动，跟在敌人后面或插到敌人两翼，向敌人打冷枪。要搅得敌人吃不下，睡不着，这就是你们的任务。”五十多年后，侯镜如回忆这一段战斗经历时说：“会昌战斗中，朱总指挥我们和钱大钧作战，就采用了游击战法。敌人退，我们跟着进；敌人驻下了，我们就从四面八方打冷枪，扰乱敌人，不让敌人们休息。这就是‘敌退我追，敌驻我扰’。”
“在这一点上，我起了一点儿带头作用。”朱德自己后来只说了这么一句。
不说，也是无法否认的历史地位。
1955年人民解放军授衔，朱德名列十大元帅之首。天心圩离队的师长周士第授衔上将，他手下的七十三团三营七连连长林彪名列十大元帅之三，七十三团政治指导员陈毅名列十大元帅之六，七十四团班长粟裕名列十大将之首。《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评价说，这支队伍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能够保存下来，朱德、陈毅“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没有朱德，南昌起义的最后火种能够保留下来吗？没有三河坝分兵，朱德也跟着南下潮汕，又会是什么结局？
历史中确实有很多东西难以预测。南昌起义诸领导者1927年10月底纷纷分散撤退的时候，很难有人想到，留在三河坝的朱德与毛泽东一道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起义部队的主力都在潮汕溃散了，更难设想留在三河坝殿后的“部分兵力”，最后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的中流砥柱。
历史又正因为不可预测，所以才充满机会。
面对不可预测的历史，能够凭借的，只有自身的素质与信念。领导者的素质与信念，最终汇聚成历史的自觉。
历史是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河，给予个人的机会极其有限。朱德从南昌起义队伍的边缘走到了“朱毛红军”的核心，最后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没有义无反顾投身革命、舍生忘死追求真理的精神世界，无法获得这样深刻和敏锐的历史自觉。
一句名言说：“人的一生虽然漫长，但关键时刻只有几步。”个人如此，集团、国家同样如此。能够在关键时刻支持领导者做出关键判断、采取关键行动的那种发自内心召唤的历史自觉，不但是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的必备条件，更为见风使舵者、见利忘义者、投机取巧者所永远无法获得。
文化大革命中，朱德上***。休息室内的军队领导干部见朱老总进来，纷纷起立。一位红极一时的学生造反派首领稳坐不动，说：“什么总司令，给他起立？”
什么总司令？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人们有这个疑问。除了那根“朱德扁担”，对总司令便知之不多。更何况是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造反派。
当年的造反派，现在也白发苍苍了。那位见总司令不起立的人，白发苍苍了也许还不知道，1928年4月朱、毛井冈山会师时，心情兴奋的毛泽东特地换下穿惯的长布衫，找人连夜赶做灰布军装，只为能够穿戴整整齐齐，会见大名鼎鼎的朱德。
萧克上将回忆井冈山斗争时说，朱德在部队中有很高的威信，部队对朱德带点儿神秘式的信仰。
这种“很高的威信”和“带点神秘式的信仰”，印证着总司令的地位。它不仅来源于中央军委一纸简单的任命，也不仅来源于红军将士在军纪约束下的服从。共产党人在最为困难的时刻，在被追杀、被通缉、被“围剿”环境中锻造出来的坚定性，是那些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人能吃多少碗干饭的人永远感悟不出来的。
红军初创时期的杰出将领，还应提出这三人：王尔琢、黄公略、伍中豪。
三人都牺牲太早。
与朱德、陈毅一道，王尔琢对保留“八一”南昌起义火种所作的重大贡献，前面已有所述。建国初期，周恩来视察筹建中的革命历史博物馆，发现没有王尔琢的照片，便对工作人员说：“要千方百计征集王尔琢的照片。”现在革命历史博物馆内那张照片，就是在周恩来关怀下找到的。
王尔琢是红四军二十八团第一任团长。二十八团正是朱德从三河坝保存下来的南昌起义部队，全团一千九百多人，在红军中军事素质最高，战斗力最强，最能打仗。1928年5月和6月，在五斗江、草市坳和龙源口的战斗中，王尔琢率二十八团三战皆捷，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派何长工去二十八团担任党代表，何长工认为该部是正规部队，北伐中就战功赫赫，人又都是黄埔一、二、三、四期毕业的，思想上还颇有顾虑；萧克也在回忆录中说到，他初入二十八团工作时，心中充满进入正规主力部队的兴奋；可见这支部队在红军中的分量。
王尔琢1928年8月死于其麾下二营营长、叛徒袁崇全的子弹。牺牲时25岁。他是黄埔一期生，在黄埔学习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周恩来将他留下，连续担任第二期、第三期的学生分队长和党代表。北伐时，周恩来派遣他担任第三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二十六团团长。部队攻入上海，蒋介石叛变革命，王尔琢被迫转入地下，后来随周恩来参加南昌起义。三河坝部队天心圩整顿后，成为朱德在军事上的主要助手。
王尔琢牺牲后，陈毅说是“红军极大损失”；朱德不得不心痛地兼起了该团团长。一直到1928年年底，才把这副担子放到林彪身上。
第二个是黄公略。
蒋介石一直把红军看做两股：一股为“朱毛”，一股为“彭黄”。第一次“围剿”刚刚开始，他亲自悬赏5万元，缉拿朱德、毛泽东、彭德怀、黄公略四人。蒋介石有自己的一套判断共产党人价值的方法，他的直觉告诉他，谁对他的威胁最大。一年后在上海悬赏缉拿王明，价码便由5万元跌到了500元。
黄公略与彭德怀一样，湘军出身，毕业于湖南陆军讲武堂，但比彭德怀早一年加入共产党。与彭德怀、滕代远一起领导发动平江起义后，一直担任红军重要领导职务，战功卓著。第一次反“围剿”指挥红三军，在龙冈直捣张辉瓒的师部；第二次反“围剿”与林彪率领的红四军配合，歼灭敌二十八师和第四十七师一个旅大部；第三次反“围剿”又率领红三军独战老营盘，歼敌蒋鼎文第九师一个旅。红三军在黄公略率领下，与林彪的红四军、彭德怀的红五军并称为红军中的三大主力部队。1930年7月，毛泽东在《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词中，以“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一句，使他成为毛泽东在诗词中赞颂的第一位红军将领。
1931年9月15日，黄公略率部转移，途中遭敌机袭击，重伤牺牲。年仅33岁。
第三个是伍中豪。
黄公略与彭德怀关系很深，伍中豪却与林彪很像。
两人同是黄埔四期生。不同的是伍中豪编在步兵科第一团八连，林彪编在步兵科第二团三连。从第四期开始，黄埔军校按成绩将学生编入军官团与预备军官团。伍中豪所在的第一团是军官团，林彪所在的第二团为预备军官团。
可见伍中豪在黄埔的成绩优于林彪。
两人都是叶挺部队出身。林彪在第四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当排长、连长，七十三团的前身是叶挺独立团。伍中豪则在第十一军二十四师的新兵营当连长，二十四师师长就是叶挺。
林彪参加南昌起义，伍中豪参加秋收起义。南昌起义部队编为红四军二十八团，林彪为该团一营营长；秋收起义部队编为三十一团，伍中豪为该团三营营长。
两人又一起当团长——林彪为二十八团团长，伍中豪为三十一团团长。
两人又一同当纵队司令——林彪为第一纵队司令，伍中豪为第三纵队司令。
两人又一同当军长——林彪任红四军军长，伍中豪任红十二军军长。
伍中豪长林彪两岁，两人都是红军中年轻优秀的指挥员。
萧克将军回忆说：伍中豪没有林彪那种架子，他是北京大学文科三年级学生，是学文学的，有较好的文学功底，被誉为“第四军的文学家”。后来叛变的二十八团二营长袁崇全也爱好文学诗歌，与伍中豪唱和；伍中豪回信说，作诗要意境好，还要音调铿锵。伍中豪讲话从容，温文尔雅。他的军事水平也高，能把一支部队带好，训练好。任三十一团团长之后，该团战斗力有提高，能攻又能守，特别是在守的方面，比林彪的二十八团还要强些。二十八团能攻善战，但有时稳不住。当时，我们都认为他俩都是将才，可惜伍中豪“出师未捷身先死”。
1930年6月伍中豪任红十二军军长，因病在闽西长汀福音医院治疗。10月出院归队，途经安福县遭地主武装袭击，在战斗中牺牲。年仅25岁。
王尔琢、黄公略、伍中豪这三位杰出红军战将，皆牺牲过早。
就整个土地革命战争来说，红军中最重要的野战将领，还是彭德怀和林彪。
彭德怀是一团烈火。毛泽东一句“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把彭德怀烈火一般盖世无双的勇气，描写得淋漓尽致。
这是毛泽东用诗词赞颂的最后一位将领。
1928年9月，红五军取消团、连番号，编为五个大队和一个特务队。在三个多月的转战中，部队减员一千余人，张荣生、李力英等骨干牺牲，意志薄弱者或投机者也相继离队或叛变。四团团长陈鹏飞忍受不了艰苦，告辞还家。四大队长李玉华以打民团为由，拉着全队逃之夭夭。一大队长雷振辉在彭德怀集合部队讲话时，突然夺过警卫员薛洪全的手枪，瞄准彭德怀就要开枪。
在众人皆惊呆的千钧一发之际，新党员黄云桥一手扳倒雷振辉，一手拔枪，将雷击毙。
彭德怀面不改色，继续讲话。他说，我们起义是为了革命，干革命就不能怕苦，也不能怕流血牺牲，今天谁还想走，可以走。又说，就是剩我彭德怀一个人，爬山越岭也要走到底！
一声号令发出，无人离队。
彭德怀与毛泽东第一次会见，是在宁冈县茨坪一家中农的住房里。彭德怀走进屋内，看到一个身材颀长的人向他伸出手，用和自己一模一样的湘潭口音：“你也走到我们这条路上来了！今后我们要在一起战斗了！”
从这句话起，开始了他们31年共同战斗的历史。
一直到1959年。
井冈山斗争初期，毛泽东揣两本最宝贵的书：《共产党宣言》《三国演义》。彭德怀也揣两本最宝贵的书：《共产主义ABC》《水浒传》。
有人说大智才能产生大勇。彭德怀则是大勇产生大智。
1930年7月，彭德怀率红三军团猛攻长沙。国民党第四路军总指挥何键在城内出示布告：“市民住户不要惊慌，本人决与长沙共存亡”，并亲到城外督战。后来见红军攻势如排山倒海，湘军溃兵似洪水决堤，想逃跑时两腿软得连马背都爬不上去了。最后由马弁架着扶着，才逃到湘江西岸。彭德怀率兵8000人，何键率兵30000人。30000人败于8000人，被彭德怀俘去4000多人，枪3000多支，轻重机枪28挺，追击炮20多门，山炮2门，还丢掉了省会长沙。从未如此狼狈的何键几乎精神崩溃，猫在船舱里见到岸上有胸系红兜的进香人，也以为是彭德怀的部下，连连惊呼红军追来了，随从再三劝解也不能稍安。
此役彭德怀不仅创下红军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光辉战例，而且创造了十年土地革命战争中，红军攻下省会的唯一战例。毛泽东1936年在陕北对斯诺说，此役“对全国革命运动所产生的反响是非常大的”。
从此一提彭德怀，便令何键胆寒。
大革命中共产党人最恨的，除了蒋介石，便是何键。蒋介石反共最著名的，是“三二〇”中山舰事件和“四一二”反革命事变；何键反共最著名的，也有“五二一”马日事变和“六二九”通电“清党”；两湖革命青年和工农群众死于何键之手者，不计其数。对罗霄山脉的工农武装割据，何键比蒋介石早两年多就开始“清剿”。他向浏阳县长彭源瀚说，对共产党人“宁可错杀，不可错放”；向宁远清乡督察员欧冠说，“不要放走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如遇紧急情况，当杀就杀；若照法定手续办事，上面就不好批了，共产党的祸根就永远不能消灭。”
当时各省之中，唯何键在湖南设立“铲共法院”。
甚至还专门派人挖了毛泽东的祖坟。
如此一个反共的凶神恶煞，却被彭德怀弄得魂飞魄散。
对何键这个屠杀工农和共产党人的刽子手，彭德怀却未完全解恨。三十多年后彭德怀自己身陷囹圄，挨完造反派拳打脚踢的批斗回到囚室，仍然用笔写下当年未了之恨：“何键这只狼狗只身逃于湘江西岸。没有活捉这贼，此恨犹存！”
即使成了囚徒，仍令对手胆寒。
大将雄风，气贯长虹！
蒋介石也很快认识了彭德怀。
1931年5月，蒋介石委任黄公略的叔父黄汉湘为江西宣抚使，进驻南昌，想策反黄埔军校高级班毕业的黄公略；再通过黄公略动摇彭德怀。黄汉湘派黄公略的同父异母兄黄梅庄，携蒋介石写给黄公略的亲笔信进入根据地。彭德怀与黄公略在湘军即情同手足，对黄梅庄摆宴招待。席间套出口风，知道其为蒋招降而来，随即下令将黄梅庄处决。砍下的脑袋用石灰腌上，盛在篮子内封严，交其随从带回。随从还以为黄梅庄到苏区会其弟去了，不知道带回了他的人头。
蒋介石从此除了提高对红军高级将领的缉拿价码外，再不搞什么“宣抚”。
对敌斗争狠、毫不留情，是彭德怀一大特点。红三军团善攻坚，善打硬仗，在恶劣条件下也具有坚强的战斗力，无一不打上彭德怀的烙印。他与何键血战，与蔡廷锴血战，与陈诚血战，与蒋鼎文血战，与每一个深入苏区的敌军将领血战。哪一个国民党将领，也没有被他放在眼里。
对自己的战友却不然。
例如对林彪。
1929年年初，彭德怀率部坚守井冈山，部队损失很大。4月与红四军会合后，根据彭德怀的要求，红四军前委会议决定，调拨部分干部和枪支补充彭德怀部。
林彪调给了彭德怀一部分坏枪。
毛泽东严厉批评了林彪。
彭德怀却并不念念不忘这类事情。对红四军中的八一南昌起义骨干，特别是前身为“铁军”的叶挺独立团部队，他充满敬佩。1928年12月11日，在红四军与红五军新城胜利会师大会上，彭德怀就提出红四军是红五军的老大哥，号召自己率领的红五军向红四军学习。
一言九鼎。即使后来比自己小9岁的林彪出任红一军团总指挥，彭德怀对以红四军发展起来的一军团仍以大哥相称。
1933年年底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团村战斗，一军团执行其他任务未能参加，使战果不能扩大。带病参战的彭德怀万般遗憾，赋诗一首：
猛虎扑羊群，硝烟弥漫；人海翻腾，杀声冲霄汉。地动山摇天亦惊，疟疾立消遁。狼奔豕突，尘埃冲天，大哥未到，让尔逃生。
大哥，即指红一军团。
作为一位著名战将，彭德怀还有一大特点：终生不改其本色。
师哲在其自述中有一段精彩回忆，记述解放战争时期的彭德怀：“一个炎热的下午，押解一批俘虏军官的队伍在村边树下休息，从西边走来两个人：前者为青年，身背短枪，牵着马；数十步外为中年，50岁左右，光着头，帽子抓在手里，脚上的布鞋破烂不堪，用麻绳绑在脚面上，走路却非常稳健有力。一挑水农民正在树下歇息，中年人笑呵呵走近问：‘你给家里挑水啦，我想喝你几口水行吗？’农民说：‘你尽量喝吧。’中年人便倾下身去，从桶里狠喝了几口水，然后谢过农民，继续赶路。路边坐的俘虏中有认出中年人者，指背影说：‘那就是彭德怀，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其他国民党将校俘虏大惊失色，起来呆视半晌，直到背影不见，感慨万分地挤出一句话：‘他们怎能不胜利！我们怎能不失败！’”
对彭德怀来说，爱他的、恨他的、敬他的、毁他的都应记住这句话，本色最无敌。
彭德怀与林彪相较，说勇林不如彭，说谋彭不如林。彭德怀是一团火，一团从里烧到外、随时准备摧枯拉朽的烈火；林彪则是一潭水，一潭深不可测却含而不露的静水。“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前半句可形容彭，后半句可形容林。彭、林配合，相得益彰，成为毛泽东指挥中国革命战争十分得力的左膀右臂。
林彪比彭德怀资格浅。红四军与红五军新城会师大会上，朱、毛、彭都在主席台上讲话，林彪还只能坐台下听。听着听着，讲台塌了。台下人都说刚会师就坍台，不吉利。朱德站到台架上大声一句：“不要紧，台坍了搭起来再干嘛！”大家一起鼓掌，才把热烈的情绪又恢复过来。
林彪也在台下鼓掌。彭德怀坐在台上看不见他。他却把这个人未到威名先到的彭德怀看了个真切。
从此开始了红军中这两位名将不错的配合作战历程。
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广昌战斗，李德指挥红军与敌人正面硬拼，三军团伤亡两千七百余人，占军团总兵力的四分之一；彭德怀当面骂李德“崽卖爷田心不痛”。翻译伍修权考虑到领导之间的关系，没有全翻，彭德怀便把三军团政委杨尚昆拉过来一字一字重新翻译，硬是把李德气得暴跳如雷。
林彪则有另外一种方法。广昌战斗前夕，林彪个人署名写了《关于作战指挥和战略战术问题给军委的信》：
“对于敌人在五次‘围剿’中所用战略战术，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研究的问题。过去有许多同志曾研究了这个问题，有些文章上也曾发表过这个问题。但有些同志对这个问题的观察，还有些不充分不确实的地方。”林彪认为“敌人在战略上虽是进攻，而在战术上则属于攻势防御，或为固守防御”。他将敌人的推进方式归纳为“缓进形式”、“跃进形式”和“急进形式”；具体用何种形式，“主要根据他当时对我军主力行踪的了解如何而定”；而坪上圩、乾昌桥、下罗泊港战斗都说明“短促突击”使我们成了“守株待兔”、“没有一次收效”。
他直指军委在指挥上存在四大缺点：
一、“决心迟缓致失了不少可以取得胜利的机会”，“这是军委最大的”、“最严重的缺点”；
二、“决心下后在对时间的计算是极不精确的”，致各部队“动作不能协同”，“像这样的事实多得很”；
三、“军委对各部任务的规定及执行的手段过于琐细，使下级无机动的余地，军委凭极不可靠的地图去规定部队的位置……一直干涉到很小的战术布置，则是无论如何不适用的”；
四、“军委对于战术原则还未能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未充分去分析当时当地情况上的特点，而总是一套老办法到处一样的照搬”。
在信的最后，林彪写到：“有些重要的负责同志，因为他以为敌人五次‘围剿’中所用的堡垒政策是完全步步为营的，我们已失去了求得运动战的机会，已失掉一个战役中消灭（敌）几个师的机会。因此遂主张我军主力分开去分路阻敌，去打堡垒战，去天天与敌人保持接触，与敌对峙，去专门求小的战术胜利，以削弱敌人，想专凭在长期无数小的胜利中（每回消灭敌人一连或一营），就地把敌人的五次‘围剿’完全粉碎，这种意见我是不同意的。事实我们没有失去运动战的机会，并没有失去一回消灭敌人几师的机会。”
这是一封尖锐泼辣又不失于冷静分析的信，直指“军委最大的”、“最严重的缺点”。这样明确、大胆而具体地向军委提出批评意见和建议，在当时党和红军高级领导人中并不多见。
林彪以冷静剖析对李德的批判，不亚于怒火中烧的彭德怀。
林彪善思、善战。彭德怀由勇生智，林彪则由智生勇。从带兵伊始，他就与“主力”二字结下了不解之缘。
1928年2月，南昌起义部队到耒阳城下。朱德听取当地县委情况汇报后决定：大部队正面进攻桌子坳之敌，抽出一个主力连队配合农军攻城。
被抽出的，是林彪率领的连队。
耒阳被一举攻克。
朱德由此发现林彪的军事才能。这一发现此后反复被实战证明。
他当连长的连队，是全团战斗力最强的连；当营长的营，是全团最过硬的营；当团长的团，是红四军的头等主力团。如果一次、两次，还可说有那种不好排除的偶然性；几十年如一日，带出一批擅长野战的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便不能全部归诸偶然了。
1936年12月，林彪曾讲过一次怎样当好师长。可以说这是他对自己红军时期作战指挥的一个小结：
一、要勤快。不勤快的人办不好事情，不能当好军事指挥员。
二、要摸清上级的意图。对上级的意图要真正理解，真正融会贯通，真正认识自己所受领的任务在战役、战斗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
三、要调查研究。对于敌情、地形、部队的情况和社会情况，要经常做到心中有数。要天天摸，天天琢磨，不能间断。
四、要有个活地图。指挥员和参谋必须熟悉地图，要经常读地图。
（文！）五、要把各方面的问题想够想透。
（人！）六、要及时下达决心。
（书！）七、要有一个很好的、很团结的班子。
（屋！）八、要有一个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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