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战斗作风。

    九、要重视政治，亲自做政治工作。

    当然，若以为以上9个“要”便是林彪指挥特点的全部，就大错了。数到第九个“要”的林彪偏偏漏掉了一个极其关键的“要”：要面对失败。

    他也有过“兵败如山倒”的时候。

    1929年1月红四军前委柏露会议，决定红五军及四军三十二团守井冈山，内线作战；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林彪刚刚担任团长，初战顺利，下山后便首先歼敌一营，突破封锁线，不费一枪一弹占领大余。

    很快便在小胜中露出破绽。

    红四军前委在城内天主堂召开的连以上干部会，确定二十八团担任警戒，军部、三十一团、特务营和独立营在城内及近郊开展群众工作。林彪领受了任务，带领二十八团进入警戒位置后，便分片包干，各负责一段。既没有组织营连以上干部看地形，也没有研究出现复杂情况下的协同配合，更忽略了这是一个没有党组织、没有群众斗争基础的地方，敌人来的时候，是没有人向红军报信的。

    如同他在第一个“要”中所说，一个军事指挥员，“他对住的村子有多大，在什么位置，附近有几个山头周围有几条道路，敌情怎么样，群众条件怎么样，可能发生什么情况，部队到齐了没有，哨位在什么地方，发生紧急情况时的处置预案如何，都不过问，都不知道。这样，如果半夜三更发生了情况，敌人来个突然袭击，就没有办法了。”但偏偏没有做到这第一个“要”。

    赣敌李文彬旅悄悄逼近了大余城。攻势是突然发起的。因为突然，所以猛烈。二十八团在城东的警戒阵地被突破。“到那种时候，即使平时很勇敢的指挥员，也会束手无策，只好三十六计，跑为上计，结果，变成一个机会主义者”。林彪就成了这样的“机会主义者”，活脱脱在总结自己惨痛的经验。部队急速后撤，城内一片混乱。后来曾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江华说，他当时第一次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兵败如山倒”。

    那是一种失去控制的混乱。红四军士兵委员会秘书长陈毅正在街上向群众分发财物，城北街区已经出现了敌军；他连忙后撤，在城边才追上后退的军部。所谓军部，也只剩下毛泽东和少数机关人员。毛泽东要林彪反击，林彪犹豫不决。部队已经退下来、不好掌握了。毛泽东大声说：“撤下来也要拉回去！”陈毅也说：“主力要坚决顶住敌人！”林彪带着身边的少数人冲杀回去，把敌人的攻势挡住了一阵，才勉强收拢起分散开来的部队。

    这一仗牺牲了三十一团营长周舫，独立营营长张威。二十八团党代表何挺颖负重伤，用担架抬着行军，在敌军追击、部队仓促奔走的混乱中不幸牺牲。本来就缺干部的红四军真是雪上加霜。

    部队日夜行军想摆脱追兵，但祸不单行。平顶坳、崇仙圩、圳下、瑞金，红四军四地四战，结果四战四败。

    在平顶坳，向导把路带错，与追兵发生接触，造成损失。

    在圳下，军部险遭覆灭。

    当夜军部驻圳下，前卫三十一团驻圳下以东，后卫二十八团驻圳下以西。次日拂晓，林彪未通知就带二十八团先开拔，军部失去了后卫还不知道。警卫军部的特务营也未及时发现敌情。敌人进入圳下时，陈毅、毛泽覃还没有吃完早饭，谭震林、江华正在喝糯米酒酿，晚睡晚起的毛泽东则还未起床。

    枪声一响，毛泽东醒来，敌人的先头分队已越过了他的住房。

    那真是中国革命史上一个惊心动魄的时刻。后来消灭八百万蒋介石军队建立新中国的共产党领袖们，差一点儿就被国民党的地方武装包了饺子。

    毛泽东是利用拂晓昏暗，随警卫员转移到村外的。

    朱德差一点儿让敌人堵在房子里。警卫员中弹牺牲，妻子被敌人冲散后也被俘牺牲，他抓起警卫员的冲锋枪，才杀出重围。

    陈毅披着大衣疾走，被突然冲上来的敌人一把抓住了大衣。他急中生智，把大衣向后一抛，正好罩住敌人的脑袋，方才脱身。

    毛泽覃腿部中弹。

    林彪率二十八团、伍中豪率三十一团急速返回支援，才用火力压住敌人。

    因未能履行好护卫军部的任务，林彪挨了个记过处分。

    1959年陈毅对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人员回忆说：“当时红军人生地不熟，常常找不到向导……一走错路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毛泽东在1929年3月20日写给中央的报告中说：“沿途都是无党无群众的地方，追兵五团紧蹑其后，反动民团助长声威，是为我军最困苦的时候。”

    就是这些最危险、最困苦、不是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而是一个失败接着一个失败的环境中，摔打出了一个林彪。

    1928年，在井冈山斗争非常困难的“八月失败”中，二十八团二营长袁崇全拉走队伍叛变，朱德、陈毅派红四军参谋长兼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率林彪的一营追击。一营长林彪先前已经感觉出二营长袁崇全的动摇，提出追上去武力解决；团长王尔琢相信他与袁崇全的私人感情，没有采用林彪的意见。

    结果王尔琢在追回袁崇全过程中，被袁开枪打死。

    当年19岁的湖南省委巡视员杜修经83岁时回忆那一幕时，感慨万千：

    “王尔琢去叫袁崇全时，我在场。他和袁有较深的关系，同学，还是老乡，一个是石门人，一个是桃源人。当有人提出要去打袁崇全时，王尔琢很气愤，说：‘岂有此理！’他不认为袁会死心塌地反革命。他认为，他去叫，袁一定会回来。

    “听跟他去的人讲，进村后，他大声喊：‘我是王团长，是来接你们的！’战士们听出他的声音，不打枪。找到袁崇全的房子时，袁拿着枪出来。王让他回去，他不回；俩人吵起来。吵着吵着，袁崇全揪住王尔琢的脖子就开了枪……”

    杜修经说有人提出要去打袁崇全的“有人”，便是林彪。

    王尔琢牺牲后，林彪很快出任二十八团团长。

    四、外国的月亮圆（一）

    1933年10月17日，蒋介石发布《战守第二一三号训令》：

    匪区纵横不过五百方里，如我军每日能进展二里，则不到一年，可以完全占领匪区。故今日剿匪，不在时间之缓急，亦不必忧匪之难觅；而在吾将士忍性坚心，以完成此革命最后之任务。如能效愚公移山之法，只要自强不息，则天下事无不成功之理也。

    蒋介石也提出愚公移山。

    毛泽东1945年6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致闭幕词提出愚公移山，是号召共产党人奋发努力，挖掉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两座大山。

    蒋介石1933年10月提出的愚公移山，则是号召蒋军将士疆场效命，挖掉蒋家王朝面前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这两座大山。

    愚公移山，每天挖山不止。蒋介石要部下学愚公，不求几口吞下苏区，只求三里一进，五里一推，构筑碉堡与军队齐头并进，进一步守一步，逐日蚕食掉苏区。

    据说《战守第二一三号训令》里面，每日进二里，一年吃掉苏区的算盘，就出自蒋介石的德国顾问。作为这一盘算基础的碉堡政策，也是德国顾问的主意，甚至说得十分具体——主意都出自德国顾问团首领赛克特。

    这使人想起在苏区红军中也有一个德国人李德。

    于是有人便说：第五次“围剿”与反“围剿”是一场德国人之间的战争。

    这些人喜欢用白描去图解历史。以为历史脉络尽在几根简单的线条之间。他们把中国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武装的反革命“围剿”武装的革命看得过于简单了。

    中国近代史上，自在战争中使用了洋枪洋炮以后，便多见德国顾问的身影。惊天动地的甲午战争黄海大海战，旗舰“定远”号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旁边，就立着个德国顾问汉纳根。

    比这更早，明末清初就有耶稣会传教士德国人夏尔，先帮助明末朝廷制造火炮防卫满人进攻，后帮助清初朝廷制造火炮镇压汉人反抗。

    德国人以其精于兵器制造、精于军事学术著称于世。

    当然，也精于顾问之道。

    所以便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凡尔赛和约》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禁止德国国民在外国军队及其学校担任顾问与教官之职。

    只是这条规定很快就名存实亡。

    孙中山很早就请过德国顾问。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同年10月特意访问当时仍属于德国租借地的胶州，在对大学生的演讲中特别称赞了青岛的建设和管理，并提出应将德国作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榜样。1917年3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战火正旺，孙中山明确表示中国不会参加协约国，与德国为敌。一战结束后，1921年孙中山派代表赴德国，表示愿借重德国的技术与人才协助中国发展。德国政府当时基于现实考虑，未同意与南方的广州政府建立正式关系；但此后孙中山以私人名义秘密聘请了多位德国顾问，逐渐开始在广东提供服务。一直到1923年1月签署《孙文越飞宣言》，孙中山才彻底将其目光由德国转向苏俄。

    孙中山用苏俄顾问取代德国顾问，蒋介石却反过来，用德国顾问取代了苏俄顾问。

    1927年蒋介石“清党”、驱逐苏俄顾问并终止联俄政策，使德国获得对中国施加影响的最好时机。从1928年直至1938年十年间，共有135名德国军事顾问在南京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任职。

    蒋介石很早就对德国颇感兴趣。1923年他率团访问苏联时，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发表演说，提出在德国和中国革命胜利之后，签署俄、德、中三国联盟：“靠德国人民的科学实力，中国的革命成功，俄国同志的革命精神和俄国的农产品，我们就不难完成世界革命，我们就能消灭世界上的资本主义制度。”其实，比蒋介石的“俄、德、中联盟”建议更早，1907年德国议会就提议建立“美—德—中”三角关系，以便补偿德国在欧洲大陆所处的孤立地位。正是这种地位，迫使德国政府以“和平”的经济政策取代原先的扩张政策，德国国内媒体上甚至出现了将胶州湾归还中国的言论。

    就蒋介石而言，当时他不是执政者，所以是个革命者。那时的蒋介石，还主要是从世界革命的角度，看待中国与德国结盟。

    后来成了执政者、扼杀革命者、江浙财团利益保护者，不再想与苏俄结盟了，对德国的兴趣却有增无减。这除了对领袖的狂热崇拜和独裁统治与德国相类似外，主要还是为德国军事化、中央化和工业化所吸引。他要依靠德国顾问的作用，扩大南京中央政府的军事和政治权威。

    蒋介石聘请的第一个德国顾问是马克斯?鲍尔。

    鲍尔是德国军队总参谋部的上校军官，重炮专家，军事独裁者鲁登道夫的得力助手，曾参与1920年3月鲁登道夫策划企图推翻魏玛共和国的卡帕暴动。暴动失败后流亡国外，在西欧、南美各国出任军事顾问。到中国见蒋介石以前，此人甚至在苏联红军炮兵中干过一段时间。

    鲍尔也精于顾问之道。1928年来中国，正逢蒋介石下野，他便帮助张作霖设计军事计划。但其本人后来一直否认此事。蒋介石北伐成功，东北易帜进入倒数计时，他便堂堂正正地做起了蒋介石的总顾问。

    蒋介石与鲍尔关系不错。鲍尔主张将军政大权集中于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以大刀阔斧手段铲除一切离心力量，进行一切加强中央权威的必要改革，深得蒋之赞许。鲍尔此人也很怪。他并不把自己限制在军事事务上，更多地把自己看成一名工业和经济顾问，而不是军事顾问。他说：“除非先建立一个国有化的工业体系，否则根本谈不上建立一支国有化的军队。”但他没有更多的时间展现头脑中那些主意了。与蒋介石合作仅仅半年，他便病死于上海。

    鲍尔死后形势发生了变化，希特勒啤酒馆暴动的共同参与者和共同入狱者，赫尔曼?柯瑞伯上校继任总顾问之职。纳粹党的活动大量渗透进顾问团。柯瑞伯青年时代参加过八国联军，以中尉军衔在德国元帅、八国联军总司令瓦德西麾下入侵北京。所以民族意志强烈的蒋介石对他没有太好的印象。柯瑞伯又是一个非常政治化的军人，连顾问团的军事性质都因他出现一些改变。他一直同自己的部下及国民党官方关系紧张。部下们说他的行为“像瓷器店里的大象”。他对蒋介石的影响远远小于鲍尔。

    尽管如此，蒋介石还是先派他到武汉地区筹划布防，后又把他带上铁甲列车，上前线筹划对冯玉祥和阎锡山的大战。为此，汪精卫1929年年底公开发表声明，谴责德国政府指派军事顾问助蒋作战。德国政府慌忙出来声明：

    德国为遵守《凡尔赛条约》，一向禁止输出为战争使用之军火与毒气，且中国军队编用德国军事顾问，系违反德国政府之愿望。

    表示汪精卫所指的顾问皆系中国政府私下招聘，不能代表德国政府。

    从总体看，蒋介石对柯瑞伯是不满意的。1930年元旦蒋与柯瑞伯等德国顾问一同观看第一次世界大战电影，完后蒋说：

    中国政府为了进行各种必要之改革，不惜以大量金钱聘用德国顾问。但在过去一年来，若干顾问，未曾给予中国政府任何具体建议，且有对于所呈之问题，无法作肯定之答复。现十八年过，十九年将开始，余谨望顾问先生不要再辜负自己所负之责任。

    蒋介石这番当面指责的话颇不客气，主要还是对柯瑞伯而发。

    1930年5月，乔治?魏采尔接替了柯瑞伯。魏采尔中将是德国国防军总参谋部前作战处长，拟订作战计划、实施作战指挥的能力很强。在“剿共”方面，他是对蒋介石帮助最大的一个德国顾问，不但参加了中原大战，而且参与制订对苏区的第一、二、三、四、五次“围剿”计划。他感到极胜任这种任务，扬扬得意地说过：“在我们德国由诺斯克领导的反共战争中，采取了残酷手段并严格执行，只有这样才能成功。而我在中国也做了同样的工作。”

    尽管帮了蒋的大忙，但他与蒋的关系却很一般。魏采尔对蒋介石手下的军队批评太多，而且往往很不客气，激动起来指手画脚，为蒋所厌。当时德国方面解释说他是因为“头脑不够灵活，对经济事务缺乏兴趣”，所以同蒋的关系恶化。20世纪90年代，德方又出现新的解释。德国弗莱堡大学的马丁教授认为，当年的魏采尔等德国军事顾问，罔顾中国国情，罔顾中国军人思想深处的儒家传统思想，在与中方交往中表现出太多的普鲁士风格，企图按照普鲁士精神改造中国军队，不但树敌过多，还未获成功，影响了顾问团的效率。

    德国军事顾问也并非个个都不成功。在华期间待遇最高、蒋介石最喜欢、最钦佩的德国顾问，是汉斯?冯?塞克特上将。

    塞克特为前德国国防军总司令，是来华的军事顾问中地位最高之人，沉默寡言的天性和谦虚和蔼的外表为其赢得了“斯芬克斯”（狮身人面像）的绰号。英国驻德大使曾这样评价这位“德国国防军之父”：“他的头脑比其拘谨的军人外表广阔，他的见识比其严谨整洁的外貌广博”。德国人则评论说，在塞克特领导期间，德国顾问对中国统治集团和蒋介石本人的影响达到了异乎寻常、令人惊奇的地步。

    塞克特1933年5月访华，6月拟一份《陆军改革意见书》送蒋介石。意见书中说：

    任何建军之先决条件，首在国境之安定；此即谓数年外在之和平与内部政治情势之稳定。在此条件未达成前，有效之军事组织，将无从谈起，连续不断之战争，将影响最终目标之完成。

    此建议与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不谋而合。此时恰逢第四次“围剿”失败，国民党将领意志动摇，4月7日蒋在临川向各将领训话：“我们的敌人不是倭寇而是土匪”，“我们要以专心一志剿匪，要为国家定长治久安的大计，为革命立根深蒂固的基础，皆不能不消灭这个心腹之患。”“无论外面怎样批评谤毁，我们总是以先清内匪为唯一要务。”4月10日蒋又在南昌纪念周上宣称，“抗日必先剿匪，征诸历代兴亡，安内始能攘外。在匪未肃清前绝对不能言抗日，违者即予最严厉处罚”。

    塞克特与蒋介石不同。蒋用惯了权威。塞克特却能把他充满威吓的讲话，包上一层理论的面纱。

    在给塞克特的回信中，蒋写下了“拜读之下，感佩无已，吾人于此相别之后，惜相见已晚，而又不能常住一处为怅也”等语句，求教之切，溢于言表。

    蒋介石下决心用塞克特。

    但塞克特目标太大。德国政府怕出现麻烦，最初不同意塞克特来华。蒋软硬兼施，威胁说塞氏不来，将聘请法国顾问。当时德、法正是死对头。德国政府出于在华权益的考虑，只有同意。塞克特来华不仅担任总顾问之职，还被委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职务，委员长委托人——即蒋介石的代理人。

    在这方面，蒋介石身边的塞克特与博古身边的李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塞克特1934年4月到上海，李德1933年9月到瑞金。塞氏晚一些，但两人“下马伊始”便获得了极大权力。

    塞克特以“委员长委托人”的身份出面，可以代表蒋与国民政府各机关首脑谈话，地位仅次于蒋。南京政府的军政部长、陆军训练总监等高级官员，也须亲自到蒋的官邸向塞氏请教；而且规定每星期二、五上午10时至12时，还须事前登记，过时不候。

    李德所处的条件当然比塞克特差得多。但瑞金的中共中央首脑人物也须一批批鱼贯进入李德住的“独立房子”开会，决定大政方针。

    瑞金有个“太上皇”，南京也有个“太上皇”。皆是国共双方迎菩萨一般自己请进来、供起来的。

    蒋最初不想让魏采尔走。魏氏在“剿共”方面的能力是突出的。其娴熟的规划技巧和作战经验还颇有可用之处。蒋的原意是想具体事务让魏采尔继续负责，全面的军事、政治、外交筹划交塞克特。但魏采尔表现为一山不容二虎之势，塞克特刚到上海，他便立即到南昌向蒋辞行，多一天也不待，也许也是一种东方人不甚理解的普鲁士精神。蒋无法，也只好让他走掉。

    魏采尔与塞克特的交接在1934年4月11日。这以前诸事皆归魏采尔，这以后，便都归塞克特了。

    两人交接前一天，陈诚指挥十一个师发起了广昌战斗。

    所以，认为碉堡政策是塞克特出的主意的人们，完全没有根据。塞克特上任时，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已经发起了七个半月，碉堡政策早已执行，苏区周围的碉堡已经成千上万了。塞克特对蒋介石的帮助主要不在“围剿”红军，而在德国的军国主义建军方针和思想。

    他在给蒋介石的第一封信中，就提出所谓“中国建军的三项中心思想”：

    一、军队为统治权之基础；

    二、军队之威力，在于素质之优良；

    三、军队之作战潜能，基于军官团教育之培养。

    这三条皆来自典型的普鲁士军国主义：以军官团为国家核心。

    这三条影响了蒋介石一生。

    人们说，在普鲁士军队拥有一个国家，而不是国家拥有一支军队。俾斯麦以“铁血政策”统一德国后，普鲁士的军阀制度和军国主义精神影响和渗透到整个德国。对德国人来说，军事力量是人类生存的最高形式。近代以来没有哪个欧洲国家像德国那样崇尚武力、崇尚“铁与血”。

    当时在德国流行一种明信片，上面印着德王弗里德里希、首相俾斯麦、总统兴登堡和元首希特勒的肖像，文字说明是：“国王所征服的，由亲王建成，元帅保卫、士兵拯救和统一。”再清楚不过地显露出德国由普鲁士军国主义演变到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全过程。

    塞克特专门使蒋介石认识军事强权在国家政治中的巨大作用。他提倡“坚强的、一心一德的领导”，声称只有这种一元化的领导才能够“对涉及经济、财政，首先是民众教育与宣传等每一项国家措施加以通盘考虑”。

    这些理论，使崇尚铁腕与独裁的蒋介石有茅塞顿开之感。

    蒋介石很早就想留学德国。1912年，26岁的蒋介石主使人刺杀陈其美的政敌、光复会重要领导人陶成章。孙中山通缉杀人凶手，蒋介石只得避往日本。可叹陶成章在义和团运动时期曾两次潜入北京，图伺机刺杀慈禧太后而未成，最后竟死在蒋介石派的刺客王竹卿手里。蒋在日避居期间专习德文，为留学德国作准备。第二年春本拟留学德国，因孙中山命其留沪听命，留德未成。

    塞克特这个老师，为他补上了当年遗憾不已的一课。

    除这些之外，塞克特便把很大一部分精力投入优先照顾德国的经济利益——推销德国军火、购进急需的原料等等。他与南京政府做成一笔大交易，用德国军火换取中国的钨矿和锰矿。1935年和1936年，中国出产的几乎全部钨矿都被拿去与德国交换武器。在塞克特任上，德国很快成为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美国；中国则成为德国最大的军火买家，超过四分之一的德国军火输往中国。

    塞克特没有就军事行动的细节为蒋提供咨询。蒋也不对他作这方面的要求。虽然他没有为蒋介石提供碉堡政策，但其提供的独裁理论和支撑这一理论的力量建设对蒋介石来说，比那些砖石结构的碉堡重要得多得多。

    在庐山军官训练团演讲时，塞克特一上台便开门见山：“在一切权威荡然无存的时候，只有一个来自人民的人才能确立权威，这个人就是来自人民却又不同于一般人民的人，他必须是个独裁者。”这一理论揭示确实令蒋兴奋不已。然后是塞克特指导下的建军实践。到1937年7月抗战爆发前，国民党军队基本完成以德国体制为楷模的整军计划。其中，中央军的30个师完全或部分接受过德制装备与训练，而第三十六、八十七和八十八师为德制化师，中央军校教导总队则完全按照德国步兵标准编装。此外，军火工业的规划、兵役制度的改进、军政军令权责的明确、整体国防体系的建立等，都出现重大改进。

    抛开这些后事不谈，剩下的那个老问题还悬在这里：谁提出了碉堡政策？不是塞克特，那么就是其前任魏采尔了？

    为开办庐山军官训练团，魏采尔也上了庐山，与陈诚等人一道住在海会寺，其他德国顾问住在附近的龙云寺和华严寺。在此前后，为规划第五次“围剿”的作战计划，魏采尔出了不少主意，包括赞成采纳碉堡政策，但他却不是这一政策的提出人。

    碉堡作为一种无法抵御强大炮火的防守工具，在火炮密集的欧洲战场已普遍弃之不用了。来自欧洲的德国顾问们，不可能对这项业务有多么精深的造诣。只有对中国战场非常了解，对基本无重武器的红军非常了解，知道自己的对手既没有如此口径的火炮，也搞不到这样口径的炮弹，不能摧毁面前仓促建筑起来的砖石结构物，才能把如此大的希望寄托在这些乌龟壳之上。

    外国的月亮再圆，外国人念的经再好听，就这一点来说，能够提出碉堡政策的，也非金发碧眼的日耳曼人，必定是把握透了中国式战场和中国式战斗的人。

    他的确是个典型的中国人——朱德的同学金汉鼎。

    五、碉堡——典型的中国特色

    文化大革命中有一段特别流行的毛主席语录：

    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

    那是一个根本不考虑毛泽东讲话的时间、地点的时代，翻开就念，念完就用，而且主要是对别人而念而用。只顾“拿起笔，做刀枪”了，出处在哪里，针对什么问题说的，将语录倒背如流的人并不知晓。

    直到毛泽东逝去了近20个年头，才在“毛选”中明白，这段话是针对蒋介石“围剿”中央苏区的碉堡政策而说的。

    毛泽东说：“国民党现在实行他们的堡垒政策，大筑其乌龟壳，以为这是他们的铜墙铁壁。同志们，这果然是铜墙铁壁吗？一点儿也不是！你们看，几千年来，那些封建皇帝的城池宫殿还不坚固吗？群众一起来，一个个都倒了。俄国皇帝是世界上最凶恶的一个统治者；当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起来的时候，那个皇帝还有没有呢？没有了。铜墙铁壁呢？倒掉了。”

    接下去，就讲出了那段著名的“真正的铜墙铁壁”。

    毛泽东讲这番话的时间是1934年1月27日，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已全面展开。据国民党编年史《中华民国史事日志》记载，该年1月1日，仅在江西完成的碉堡就达2900座。

    蒋介石的碉堡政策来自于这三个人：

    最早提出建议的，是滇军将领金汉鼎。

    最早实践此法的，是赣军十八师五十二旅旅长戴岳。

    最终将其全面化、系统化、完善化的，是蒋介石南昌行营第一厅第六课课长柳维垣。这三个人可被称为“碉堡三剑客”。

    1929年冬，鲁涤平在南昌召开全省“清剿”会议，商讨消灭江西朱、毛红军的办法。会上，三省会剿副总指挥、第十二师师长金汉鼎提出，当年云南少数民族曾用建碉守卡的办法，给前来镇压的清军以重大打击；后来清军也学会采用此法，最后征服了少数民族的顽强抵抗。他建议江西的进剿也可仿效此法，巩固进剿部队阵地，进而逐步压缩苏区，最后消灭朱、毛红军和红色根据地。

    金汉鼎可谓一言九鼎。5年后，至1934年10月红军战略转移退出中央苏区之前，密布于苏区周围的碉楼、堡垒、桥头堡、护路堡等达到14294座。但谁知晓，提出这条消灭朱毛红军计策的金汉鼎，当初在云南陆军讲武堂丙班二队内，竟然与朱德是同班同队的同学，且交情颇深。

    朱、金二人当年一同参加同盟会，一同参加辛亥革命后蔡锷领导的云南起义；后来两人同入滇军第二军，同任旅长：朱德任第十三旅旅长，金汉鼎任第十四旅旅长；朱德为第三混成旅旅长，金汉鼎为第四混成旅旅长。

    两人在实战中多次默契配合。

    1916年川滇内争，滇军主力在眉山陷入重围，朱德率部做前锋突围开路，金汉鼎在后卫掩护撤离，部队安全撤到三江镇。

    1917年秋金汉鼎部与朱德部同守泸州，抵抗川军刘存厚部进攻，激战昼夜，金、朱两旅将川军困于五峰顶，迫其出示白旗投降。

    同学之情，沙场之义，使两人愈加亲近。川滇一带有民谣说：“黄柜盖，叶毛瑟，朱金支队惹不得。”由于骁勇善战，在滇军中有“金（汉鼎）、朱（德）、耿（金锡）、项（铣）”四大金刚之称。

    由肩并肩的战友到面对面的对手，朱、金二人走过了一段历史路程。

    上海是这两位滇军名将的第一座分水岭。

    1922年唐继尧率军进袭云南，金汉鼎与朱德同时出走。先入川，后赴沪，与孙中山晤谈于上海。当时正逢陈炯明叛变，孙中山答应付十万元军费，要朱、金去广西整编滇军旧部，攻打陈炯明。金汉鼎接受了这个要求。朱德则感于社会黑暗、军阀逞横，他的亲身经历，使他对孙中山借助一部分军阀的力量打击另一部分军阀的做法已不再相信。孙中山又向他建议，如果要出国学习，不如到美国去。朱德诚恳地回答他：“我们愿意到欧洲是因为听说社会主义在欧洲最强大。”

    孙中山最后同意了他的意见。

    朱、金两人从此分手。

    朱德出国前，金汉鼎以款赠助。

    他们两人的第二座分水岭，在南昌。

    1927年，两人在南昌相遇。时金汉鼎为国民革命军第九军上将军长兼赣北警备区司令，朱德则在第二十军当党代表。地位拉开了，但同是北伐军，且情谊依旧。忆及以往，两人皆不胜感慨。在金汉鼎力荐下，第三军军长朱培德任命朱德出任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后来还兼了南昌公安局局长。金汉鼎决没有想到，正是他的力荐，使共产党人的南昌起义更容易举行，朱德在其中也处于更有利的地位。

    朱德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

    南昌成为他们第二次分手的地点。

    为了争取驻赣的滇军，朱德在南昌起义期间，被任命为第九军副军长。

    但争取第九军的计划未能实现。蒋介石已经觉察。金汉鼎让起义部队由其驻地顺利通过，被蒋介石撤销了第九军番号，降任为第十二师师长。

    后来朱德上了井冈山。降了职的金汉鼎则提出了那条围困朱、毛红军的建议。这是国民党后来用碉堡政策围困江西苏区的最先声。

    当金汉鼎向鲁涤平提出这条建议之时，不知是否想到了云南陆军讲武堂丙班二队内，他的同班同队同学朱德？

    金汉鼎的意见在会上引起很多人的重视。但出了会场，倡议者自己反而十分消极。身为三省“剿匪”副总指挥，只要与朱德指挥的红军对阵，金汉鼎定要避免主力决战，屡屡如此。蒋介石见他剿共不力，便降他为第三十五旅旅长；后来干脆解除其军中职务，让他去了全国禁烟委员会。

    云南盛产烟草，这位滇军“金刚”最终被蒋介石弄成了禁烟将军。

    鲁涤平在全省“清剿”会议结束后，便将金汉鼎的建议告诉了蒋介石。

    这条建议没有引起蒋的重视。蒋认为朱、毛红军那点儿力量可以一扫而光，不需碉堡政策那样费时费力。

    将这个建议立即付诸实践的，是张辉瓒手下的十八师五十二旅旅长戴岳。他也参加了鲁涤平的“清剿”会议。金汉鼎的建议一下子就打动了他。出了会场戴岳便在赣东实践开来。当时红军没有重武器，此法果然很有点儿效果。

    敏感且大胆的戴岳却命运不佳，摊上了一个轻狂的上司张辉瓒，在第一次“围剿”中就把队伍装进红军的口袋里，令十八师全师覆灭。师长张辉瓒被割掉了脑袋，旅长戴岳也好不容易才仓皇逃回。部队没有了，他不甘心，用两天时间写了份《对于剿匪清乡的一点贡献》呈何应钦，内中特别强调了碉堡政策的重要。

    戴岳建议：“凡重要的地点，不能不驻兵，而又无多兵可分派，就选择一个良好的地势，用石砌成碉堡，使少数兵守之；并督率附近各村组织联村自卫，使良民或反共的民众得到相当的保障，坚决地反共。”“使红军不能击破，并能以少数的部队击溃多数的红军，同时可以阻绝红军的交通和活动，逐渐把苏区缩小。”

    何应钦正在筹划第二次“围剿”，看完后大加赏识，亲写序言，将戴岳的意见书印成小册子，大量发给“围剿”部队。何应钦在序言中说：“此书乃戴旅长岳本其平日剿匪清乡之经验汇集而成，知己知彼，洞中窍要，可作剿匪部队之参考。我党政军各界同志，允宜人手一册，细心研究，应时运用，于剿匪前途，当映有裨益。”

    戴岳的意见书加上何应钦的批示，使金汉鼎的建议开始被广泛推广。

    在对中央苏区久攻不下，国民党军队内不少人开始实行碉堡政策的基础上，1933年6月8日至12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召集“剿匪”会议，专门讨论第五次“围剿”的战略战术。柳维垣等人在会上提出普遍推行“堡垒政策”的建议，终于为蒋介石所采纳，并由会议“决定其原则”。会后南昌行营第一厅专设第六课，由柳维垣负责，专门担任碉堡设计指导事宜。

    国民党蒋介石“围剿”苏区的碉堡政策演化到此，便基本成熟了。

    由于当时红军没有采取正确的应对之策，这些乌龟壳的确变成了围困中央苏区的铜墙铁壁。

    毛泽东是怎么知道对手的碉堡政策的？

    在何应钦主持的第二次“围剿”中，戴岳的小册子落到了红军手里，共产党人开始知道国民党有了碉堡政策。红军长征后，被红军高级将领逐条批驳过的那本小册子又落到戴岳手里。批驳的文字是红色的，不知出于谁的手笔。滇军将领金汉鼎、赣军将领戴岳、中央军将领柳维垣组成的“碉堡三剑客”，无疑金汉鼎为首。

    风风雨雨过去，提出碉堡政策22年后，金汉鼎与从碉堡中冲杀出来的朱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相会。

    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听到金汉鼎参加云南卢汉起义的消息后，朱德立即指派人滇部队第四兵团司令员陈赓、政委宋任穷前去看望。1951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两周年之际，金汉鼎赴京参加观礼，与朱德相会于北京。

    他们二人当年在上海、南昌两度分手，这回终于在北京紧紧握手。当年滇军的这两位“金刚”，一个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一个是起义将领。当两双大手握在一起的时候，不知是否还能唱出那段悠远的川滇民谣：“黄柜盖，叶毛瑟，朱金支队惹不得。”

    不知是否还能记得赣粤闽湘那些漫山遍野的碉堡。

    还有毛泽东那发问久远的问题：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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