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长的会谈桌上，摆放着各种鲜美的菜肴和食品，格鲁吉亚葡萄酒、白兰地酒和各种名贵的伏特加酒点缀其间。每个座位后都贴有姓名，每个座位前都备有各类餐具和酒杯，显得丰盛、高雅而美观。毛泽东的座位后写着“毛泽东先生”。
会谈桌的一边，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维辛斯基等苏联人坐了一长串。另一边坐着毛泽东和师哲。斯大林坐在中间，首先举杯向毛泽东祝贺。他说：“你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祝贺你们前进。”
大家干过杯，很自然地进入会谈。会谈几乎只是毛泽东和斯大林两个人之间的对谈，其他人很少插言，只作陪客。两位领袖的谈话海阔天空，从前线的军事情况谈到经济建设、粮食收获、土地改革、群众工作，但涉猎最多的还是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斗争经历。
毛泽东知识渊博，谈吐幽默，叙事论理，深入浅出，富有魅力。斯大林喜欢理论，逻辑性强，语言考究，十分注意毛泽东的观点和论述。两个人都关心的中国革命自然成了他们谈论的中心。由于斯大林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犯过错误，碰过钉子，所以很喜欢探讨中国革命胜利的原因，成功的经验。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能够取得伟大的胜利，关键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了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坚持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路线。
斯大林认真地听着，时而点点头或插句话。这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尊重事实，他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取得胜利，是十月革命后人类历史上的又一个最伟大的胜利，有许多宝贵的经验值得总结、学习。但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是不是在真正地坚持马克思主义，他内心深处有一些怀疑，所以他时不时巧妙地提一些问题。毛泽东认为，是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口头上，而在行动上；不是看他能背诵多少马克思主义的词句，而是看他能用马克思主义解决多少实际问题。他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就是从学习、宣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开始的。
斯大林抽着烟听着，有时轻轻地点点头，有时又眯缝起他那锐利的眼睛，仔细地打量着毛泽东，似乎是在审视：这是一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吗？他坚持的道路真符合马克思主义吗？
毛泽东知道，斯大林对他和中国共产党有怀疑，但他既不争辩，也不解释。他相信事实胜于雄辩，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会尊重事实的。因此，他心底坦然，谈古论今、挥洒自如、没有丝毫的疑惧。
毛泽东谈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结合的过程。他说：“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十月革命后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为了便于读者了解历史的真相，我们不妨把视野从克里姆林宫的客厅里暂时移向30年前的中国湖南。
1920年7月7日，毛泽东回到长沙，即以湖南一师附小主事（校长）的身份作掩护，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他不仅利用新民学会、湖南学联进行传播，而且创办文化书社，掀起了一个以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他还成立俄罗斯研究会，组织发表了不少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文章，影响颇大。特别是他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培养了不少革命的骨干。因为参加这个研究会的有新民学会的会员，湖南学联的干部和个别进步的教员，学习的是《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书，并结合中国的、湖南的实际进行讨论，这使他们的马克思主义觉悟不断提高。
当时和毛泽东在一起从事过革命活动的萧三曾回忆说：“毛泽东组织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参加这个会的有新民学会的会员，湖南学联的干部，个别进步的教员。会员都读《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书，研究俄国革命、第三国际状况等等，并结合中国的湖南的革命实际，经常开会讨论。这样，毛泽东同志使得团结在他周围的人认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无产阶级和其政党——共产党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
毛泽东不仅在学校宣传马克思主义，而且在社会上，甚至在自己家里相机进行宣传。他利用回家探亲的机会教育大弟毛泽民、小弟毛泽覃、堂妹毛泽建等学习革命理论。他说，在国家民族危亡的关头，要勇于舍“小家”为“大家”，英勇奋斗，不怕牺牲。1921年春节期间毛泽东回家探亲时教育弟妹，春节过后，毛泽民、毛泽覃、毛泽建三人就先后离开韶山，去长沙参加了革命。后来，这三人都为革命光荣牺牲了。毛泽东的家里，先后有六位亲人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除上述三位烈士外，还有夫人杨开慧，长子毛岸英和侄儿毛楚雄）。
在这里，应该特别介绍一下毛泽东的夫人杨开慧。1901年，她出生在长沙东乡板仓冲下杨家屋场。其父杨昌济是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上学时“印象最深的老师”。“他是一位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道德高尚”，学问渊博。他从小教育杨开慧努力学习，要保持俭朴的作风，同情劳动人民。毛泽东到“板仓杨寓”请教和讨论各种问题时，杨开慧常坐在旁边静听默记，时间长了，她就爱上了毛泽东。后来，杨昌济到北京大学当教授，带杨开慧在北京学习，毛泽东两次到北京，和杨开慧一起游北海，看故宫，读进步书刊，共同进行革命活动，进一步加深了感情。关于他们的恋爱经过，杨开慧在1929年6月20日写的《六岁到二十八岁》一文中说：“听到他许多的事，看见了他许多的文章和日记”，“我就爱上了他”。经过“差不多二年的恋爱生活”，他们于1920年冬天结婚。婚后，杨开慧跟随毛泽东到长沙、上海、广州、武汉等地从事革命活动，她负责整理文稿，机要，交通，生活安排等，并协助丈夫开展发展党团组织的工作。她不仅是毛泽东的得力助手，而且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批团员和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优秀党员之一。
1923年，毛泽东要离开杨开慧到远处去工作，写了一首《贺新郎·别友》词，体现了这对青年夫妻之间的真挚爱情：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与汝。人有病，天知否？
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凭割断愁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环宇。重比翼，和云翥。
杨开慧对毛泽东的爱更纯、更深、更执着。她在《六岁到二十八岁》一文中曾写道：“我觉得为母亲而生之外，是为他（毛泽东）而生的”，“假如他被人捉着去杀，我一定同他去共一个命运”。1927年秋收起义后，毛泽东率领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杨开慧留在家乡一带搞地下工作。她日夜怀念“远行人”，1928年10月，她在一首《偶感》诗中写道：
天阴起朔风，浓寒入肌骨。念兹远行人，平波突起伏。足疾已否痊，寒衣是否备？孤眠谁爱护，是否亦凄苦？书信不可通，欲问无人语。恨无双飞翮，飞去见兹人。兹人不得见，惆怅无已时。
杨开慧知道凶恶的敌人随时都可能对她下毒手，便着手安排后事。1929年3月，她在《给一弟的信》中写道：“我好像已经看到了死神——唉！它那冷酷的面孔！说到死，本来，我并不惧怕，而且可以说是我喜欢的事。只有我的母亲和我的小孩呵，我有点可怜他们！而且这个情绪缠绕得我非常厉害——前晚竟使我半睡半醒的闹了一晚。我决定把他们——小孩们托付你们。”“倘若真个失掉一个母亲，或者更加一个父亲，那不是一个叔父的爱可以抵得住的。必须你们各方面的爱护，方能在温暖的春天里自然地生长，而不致受那狂风骤雨的侵袭！”
1930年10月的一天，杨开慧在长沙“板仓杨寓”被捕。她带着大儿子毛岸英在狱中坚持斗争，铁骨铮铮，严刑不屈。11月14日她在长沙英勇就义，时年29岁。毛泽东对杨开慧的壮烈牺牲评价很高，说她“是有小孩在身边英勇牺牲的，很难得。”
1957年5月11日，在复柳直荀烈士的夫人李淑一的信时，毛泽东又写了《蝶恋花·答李淑一》词，表达了对杨开慧烈士的深切怀念。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在长期探索的过程中，毛泽东逐渐意识到，要改造国家和社会，绝不是一件能在短期内轻易完成的事，更不是靠自己一个人或少数几个人能办到的事；要完成这个伟大的事业，必须要有许多志同道合的人，结成一个坚强有力的团体，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同心协力、艰苦奋斗，经过长时间的努力，才可能取得成功。为了这个目的他经过多年的努力，组织了一批“真心求学，实意做事”，有理想、有朝气的朋友结成了新民学会，开展多种革命活动。到1920年夏，新民学会的会员发展到七八十人，其中有蔡和森、何叔衡、李维汉、陈昌、张昆弟、罗学瓒、向警予等，他们大都是立志“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勇猛精进”的无畏战士。后来，许多人都成了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骨干，成了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人物。
1920年夏，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已经成立并领导革命斗争，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被批得体无完肤，但仍负隅顽抗。中国国内也在进行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
7月5日至10日，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蔡和森、萧子升、罗学瓒、李维汉、张昆弟、蔡畅、向警予等十余人，在法国的蒙达尔尼开会，讨论新民学会的方针和方法问题。会上，大家一致同意，将“改造中国与世界”确定为新民学会的方针。
但是，在讨论如何实现这一方针时，却发生了严重的分歧。蔡和森等人主张中国要走俄国人的路，要像俄国那样，组织共产党，采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激烈方式，根本改造中国社会。而萧子升等人则持相反的意见，认为“世界进化是无穷期的，革命也是无穷期的，我们不可以一部分人的牺牲，换多数人的福利，主张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为人民谋全体福利的革命——以工会、合作社为实行改革之方法，其意颇不认俄式——马克思——革命为正当，而倾向于无政府——无强权——蒲鲁东式之新式革命，比较和而缓，虽缓然和”。
当时，李维汉也赞同萧子升的主张，认为“一个社会的病，自有它的特别的背景，一剂单方可医天下的病，我很怀疑。俄国式的革命，我根本上有未敢赞同之处，但也不反对人家赞成它，或竟取法它，说来很长，且待研究”。不久，李维汉经过深思熟虑，放弃了这个观点，转向赞成蔡和森的观点。
两种观点相持不下，争论不休。1920年8月13日和9月16日，蔡和森两次写信给毛泽东，阐述自己的观点。他的信写得很长，观点明确，措辞有力，很得毛泽东的赏识。
蔡和森在信中，首先强调了建党问题的重要性。他认为：党、工团（工会）、合作社和苏维埃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四种利器”，而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革命运动的神经中枢，所以，现在的中国，要先组织共产党。蔡和森写道：“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它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它，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但是宜缓宜急呢？我以为现在就要准备。”
在信中，蔡和森一再强调：“须成立一主义明确，方法得当和俄一致的党”，“注重于组织共产党”。他还特别介绍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入党条件、组织原则和铁的纪律，并提出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步骤和方法。他强调说：“中国民众运动幼稚如此，将怎样呢？我以为非组织与俄一致的（原理方法都一致）共产党，则民众运动，劳动运动，改造运动皆不会有力，不会彻底。”
蔡和森在信中，还强调了学习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重要性，说“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社会主义必要之方法：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
毛泽东对这场讨论非常重视，认真研究。1920年12月1日，他给蔡和森、萧子升及留法的全体新民学会会员复了一封长信，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关于“学会方针”问题，毛泽东写道：“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正与我平日的主张相合，并且我料到是与多数会友的主张相合的。”
关于“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问题，毛泽东明确表示，不同意萧子升和李和笙（李维汉）的主张，而“深切的赞同”蔡和森的主张——“走俄国人的路”。毛泽东在信上写道：“我们到底用什么方法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呢？我对于子升、和笙两人的意见（用和平的手段，谋全体的幸福），在真理上是赞成的，但在事实上认为做不到。罗素在长沙演说，意与子升及和笙同，主张共产主义，但反对劳农专政，谓宜用教育的方法使有产阶级觉悟，可不至要妨碍自由，兴起战争，革命流血。我对于罗素的主张，有两句评语：就是‘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
接着，毛泽东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的方法，具体地分析了罗素的主张事实上行不通的三条理由，实际上也是指出了萧子升主张的错误之处，然后写道：“因以上各层理由，所以我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德谟克拉西主义，依我现在的看法，都认为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因此，我于子升、和笙二兄的主张，不表同意。而于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
关于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问题。由于蔡和森在1920年9月16日给毛泽东的第二封信，直到年底才转到毛泽东手里，所以1921年1月21日，毛泽东在复信中说：“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像唯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动摇”，“党一层陈仲甫（即陈独秀——编者注）先生等已在组织，出版物一层上海出的《共产党》，你处谅可得到，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宣言即仲甫所为）。”
从这封信来看，毛泽东这时不仅已经认识到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重要性，而且已在积极创建“吾党”的工作了。
1921年元旦那天，湖南长沙，风雪漫天。毛泽东召集留在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19人，在潮宗街文化书社召开新年大会。会议由何叔衡主持，由毛泽东报告开会理由，并介绍了在法国的会员对新民学会的共同目的、方法等三个问题讨论的情况，要求每个与会者以严肃认真的态度，积极发言，明确表态，不能含糊其辞。
会议上发言踊跃，讨论热烈。何叔衡首先明确宣布主张过激主义。他说：“一次的扰乱，抵得二十年的教育，我深信这些话。”
毛泽东说：“我的意见与何君大体相同。社会政策，是补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的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会议经过三天的热烈讨论，统一了思想，提高了认识，得出了共同的结论：要实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必须走俄国人的道路。
斯大林长期怀疑毛泽东的立场，怀疑毛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说他“连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道理都不懂”。应该怎样来检验一个人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呢？列宁曾经提出一个鲜明而易于掌握的标准。列宁说：“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庸俗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大区别就在这里。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测验是否真正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
从本章叙述的事实，从毛泽东和蔡和森通讯的内容，从毛泽东在这次新民学会年会上的言行中，不难看出，这时的毛泽东，已经不仅是承认或懂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而且是已经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学说的基础”，即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了。
道路选定了，毛泽东在继续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自觉地集中精力投入工人运动。当时，湖南的工业比较落后，全省只有两个较大的矿区和长沙的纺织厂、造币厂、黑铅炼厂、电灯公司等几家现代化企业，连铁路、矿山在内，全省的近代产业工人约两三万人。
为了和工人接近，毛泽东下决心脱去学生装，赤脚草鞋，粗布短褂，上铁路，下矿井，和工人们一起劳动，一起吃饭，一同聊天、谈心，了解工人的疾苦，帮助他们分析受苦受难的原因，组织他们同资本家斗争。他不仅深入湖南的工矿访贫问苦，而且多次去到江西的安源，做安源路矿工人的工作。后来，他又派李立三、刘少奇、蒋先云、黄静源、毛泽民到安源工作。所以，安源路矿的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十分活跃，对全国工人运动的开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1921年5月1日，毛泽东等人发动组织长沙各厂工人和各校学生，举行了庆祝国际劳动节游行示威大会。那天虽下着雨，但游行的人手举着“劳工神圣”、“劳动者应当管理世界”的彩旗，高呼着口号，坚持游行示威，并散发《告工人书》和《社会革命》等传单，显示了工人阶级的力量。
工运开始时，由于干部少，毛泽东曾同时担任八个工会的秘书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的主任。他亲自领导工人的罢工斗争，并作为工人代表同军阀赵恒惕当面作说理斗争，驳得赵恒惕张口结舌，无言以对。后来，毛泽东在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1920年冬天，我第一次从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了起来，在这项工作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史的影响开始对我起指导作用”，“到1922年5月，湖南省委——我当时是书记——已经在矿工、铁路工人、市政职工、印刷工人和政府造币厂工人中组织了二十多个工会。那年冬天，开展了蓬蓬勃勃的工人运动。”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密切联系群众，坚持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是毛泽东在探索中成长的又一个特点。农民的儿子毛泽东，经过长期的、艰苦的、理论结合实际的学习之后，成了知识分子，但他毫不轻视工农，仍然坚持向工农群众学习，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地为工农大众服务。早在湖南一师读书时，他就利用假日，经常到农村、工厂去访问；1917年冬，他主办工人夜校，同工人阶级建立了最初的感情；五四运动前后，他两次到长辛店机车车辆厂，考察近代产业工人的生产、生活情况；在湖南，他又主动到长沙、醴陵、萍乡、安源等工矿区发动工人组织工会，领导工人运动，把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开辟出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结合的道路。后来，在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时，毛泽东曾总结经验，深刻指出：“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然而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他们的最后分界仅仅在这一点，而不在乎空口讲什么三民主义或马克思主义。”
这种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地为工农大众服务的精神，经过毛泽东长期的实践、宣传和倡导，经过延安整风，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
1920年8月，陈独秀、李达、李汉俊等人在上海建立了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即筹建共产党的发起组，并决定由陈独秀邀约各地的共产主义者组织共产主义小组。毛泽东是被邀约者之一。他收到上海发起组的邀约函后，与何叔衡等共产主义者积极协商，抓紧准备，在长沙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10月间，毛泽东收到了从上海和北京寄来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章程，又立即着手创建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他建团的主导思想是“注意找真同志”，“不可急进”。由于他注意党员、团员的质量，注意找真正经过革命斗争锻炼、信仰马克思主义、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人自愿参加，个别吸收，所以湖南党和团的组织都比较纯洁、巩固。
1921年6月，毛泽东接到了上海党的发起组关于召开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通知。27岁的毛泽东和何叔衡一起去到上海，代表湖南的共产主义小组，参加中共的成立大会。
1921年7月23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和尼尔科斯基出席了会议。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李汉俊、刘仁静、邓恩铭、李达、张国焘、陈公博、周佛海12名中国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推举的代表，济济一堂，讨论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大事。马林在会上致词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世界上有很重大的意义。第三国际添了一个东方支部，俄共添了一个东方朋友，世界上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了。大会选举陈独秀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书记之职。因为租界巡捕搜查，最后一天大会是移到浙江嘉兴南湖一艘游船上举行的。
这次大会讨论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政治纲领，确定了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它的最终目标是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必须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大会认为：中共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大力发展工会组织，开展工人运动，积极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这些都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大会对中国社会的状况和中国革命的性质还缺乏明确的认识，所以没有提出现阶段的革命纲领和必要的政策、策略。
当时，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是中华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人民大众同封建主义的矛盾。因此，中国革命的第一步，应当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而中共一大通过的党纲规定党要“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消灭资本家私有制”，“直到消灭阶级区别”。这实际上是要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搞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造成了党的纲领和实际情况的脱节，造成了“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相互关系”的孤立主义倾向。
这些都反映了刚刚诞生的党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实际都了解不够。毛泽东说：“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儿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
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革命热情很高，但缺乏斗争经验，理论上也在探索。当时，列宁、斯大林的指导和帮助，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对中国共产党的巩固和发展都起了重要的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列宁和共产国际派马林来华，作用显著。
马林，原名亨德里克斯·斯尼费莱特，1883年生于荷兰鹿特丹。1920年7月，他作为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印尼共产党前身）和泛伊斯兰教联盟的代表，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参加了民族和殖民地委员会，任秘书。1920年8月，列宁委派马林作为共产国际代表来到中国。他以“孙铎”为笔名，在《向导》和《前锋》上发表过不少文章。他为中国共产党的筹建做了大量工作。他先到北京同李大钊、张国焘交换意见，建议召开全国性的建党会议；后又到上海与李汉俊等商讨筹备中共一大的工作。马林按照列宁的建党原则和布尔什维克的榜样，指导了中国共产党的筹建工作。
1921年12月间，马林在张太雷的陪同下离开上海，到达桂林，在孙中山先生的桂林总部度过了两周时间。马林向孙中山领导下的军官作了有关俄国革命的报告，曾三次同孙中山长谈“关于苏俄承认他以及与之结成联盟的可能性问题”。经过长谈，马林认为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国民党有明显的社会主义倾向，因而建议孙中山：改组国民党，联合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工农大众；创办军官学校，为建立革命武装之基础；与中国共产党合作。
孙中山当时表示：“今仅能与苏俄作道义上之联络，一俟义师北指，直捣幽燕，再谋具体合作，未为晚也。若英知我联俄，必怀忌恨，力图竭我以助直系。北伐之师，从此殆矣！为安全计，今仅能与苏俄作道义上之联络”。
马林将此情报告了列宁和共产国际。列宁对此十分重视，首先提出了国共合作。1922年1月间，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东方各国代表有131名，中国代表就有30多名。张国焘、瞿秋白、任弼时、俞秀松、王尽美、邓恩铭、柯庆施、林育南、肖劲光等共产党员和张秋白等国民党代表都出席了大会。
代表大会根据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的精神，讨论了共产党人在民族、殖民地问题上的立场，同时讨论了共产党和民族革命政党的合作等问题，提出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中国和远东各被压迫民族的主要敌人，号召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
列宁因为有病，当时未能出席大会，但他始终关心大会情况和中国革命。会议期间，列宁抱病接见了中共代表团团长张国焘、王尽美和国民党代表张秋白、邓培。谈话中，列宁对国共合作表示十分关心，指出这是关系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并且先后问中共代表张国焘和国民党代表张秋白：“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是否可以合作？”接着明确指出：“你们应当合作”。张国焘和张秋白表示同意列宁的意见，并说一定要把列宁的指示带回国内。
列宁听了，握着张国焘和张秋白的手，哈哈大笑，十分高兴。
1922年7月，马林回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作了关于中国形势的详细报告，阐述了国民党的进步作用和国共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接受了马林的建议，认为在中国建立一个包括各种革命势力在内的以国共合作为主体的反帝统一战线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于是，很快地作出决定，通过各种方式真诚地帮助孙中山，积极地促进国共合作，使这些对中国大革命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1918年8月30日列宁被枪击负伤后，健康状况一直不佳。到1921年底，因体力不支，列宁不得不经常间断工作，把领导俄共（布）和国家的重任交给斯大林。1922年4月3日，俄共（布）中央全体会议根据列宁的提议，选举斯大林为党中央总书记，处理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斯大林根据列宁积极促进中国国共合作的意图，根据共产国际的决议和马林的建议，很快地派遣副外长越飞为苏联政府的特使，带了一些助手来到中国，和孙中山等人联系商谈。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在广州突然发动武装叛乱，炮击总统府。孙中山逃离广州，处境十分艰险。后虽辗转到军舰上，领导海军反击叛军，但收效甚微。又得知北伐军回师失利，夺回广州无望，不得不乘英国军舰“摩轩”号离广州，经香港，于8月14日到达上海。
这时候，孙中山面临着政治危机，军事失利，经济拮据，连人身安全也缺乏保障的艰难境地，心情十分苦闷、彷徨。这是他从事革命以来最为痛苦熬煎的时刻。正如孙中山在上海发表的《告国民党同志书》中所写的：“文率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垂三十年。中间出死入生，失败之数，不可屡指。顾失败之惨酷，未有甚于此役者。”
8月12日，越飞以苏俄政府全权大使的身份抵达北京，一面和吴佩孚的北京政府商谈外交、商务关系，一面派代表携函到上海与孙中山接洽，向处境十分困难的孙中山伸出了友谊之手。
8月25日，孙中山在上海会见了越飞的代表，并接受了越飞8月22日的“一封十分令人感兴趣的”来函。接着，他在27日的回信中表示：“贵国政府派阁下这样一位享有盛誉的政治家来我国，我表示非常高兴。”
在信中，孙中山主要谈了他和苏俄、吴佩孚、张作霖的关系问题。当时，共产国际和苏俄政府认为，资产阶级在中国“将不可避免地获得政权”。正如苏俄政府外交代表威连斯基在《新东方》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中所说的：“中国资产阶级知道，明天的中国将属于它。历史的行程已经发展到中国资产阶级将不可避免地获得政权。”那么，谁是中国资产阶级的代表呢？苏俄政府和共产国际一度认为：在南方是孙中山，在北方是吴佩孚。苏联《消息报》1922年7月6日曾明确指出：“吴佩孚希望建立一个统一的和独立的中国，他反对外部的约束。”越飞来华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推动孙中山和吴佩孚合作——这大概也是斯大林当时的意图。
越飞还推动以李大钊为首的中共北方党组织与孙中山和吴佩孚联系。受其影响，李大钊曾派人到河南洛阳与吴佩孚会晤，并亲自到上海和孙中山进行了多次交谈，讨论“振兴国民党以便进而振兴中国”的各种问题。
经过痛苦的探索和实践，孙中山把中国革命的希望寄托在中共和苏俄身上，因而和李大钊“畅谈不厌，几乎忘食”，并当即邀请李大钊加入国民党。
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字守常，河北乐亭人。早年曾在河北水平府中学、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求学。1913年起留学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1916年回国，曾任《晨钟报》总编辑，《甲寅日刊》编辑。1918年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参与编辑《新青年》和《每周评论》，倡导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相继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著名论文。1919年参与领导了五四运动，并同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进行了坚决斗争。1920年起兼任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同年10月创建北京共产党小组，积极进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
党成立后，李大钊组织和领导北方党的组织开展各方面的革命工作。现在，李大钊根据共产国际和苏俄特使越飞的建议，来帮助孙中山工作。孙中山邀请他加入国民党，他只好以诚相见，表示自己是隶属于第三国际的中共党员。
孙中山对李大钊十分敬重，当即回答说：“这不打紧，你尽管一面做第三国际的党员，尽管加入本党助我。”
孙中山认真地分析了国内外的形势，认为他与苏俄的合作能使中国摆脱列强的经济和政治控制，所以热切地希望苏俄能与他本人进行合作，以有效地进行中国革命。因此，孙中山在信中写道：“在过去几个月间，我已在着手创造一种能使我请您的政府用一种实际方式进行合作的局势”，现在，“总的形势已经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使我现在可以提出一项建设性的政策，即我本人作为我国受压迫同胞的代表同你们的政府实行合作。”
孙中山认为，苏俄派越飞与吴佩孚控制下的北京政府加强联系是一个失误。他在信中指出：“北京政府完全没有骨气，十分软弱无力。因此说现在的政府是某些列强的代理人，也并不过分”。苏俄加强与北京政府的关系，客观上的效果必然是“同资本主义列强一起，通过国际承认等等为它树立威信”。而在中国“除了采取革命措施去扫除现存的整个腐朽制度以外，决不会发生真正的变化”。
在与越飞通讯的同时，12月16日，孙中山又致信列宁，重申了他的基本观点，指出在曹锟、吴佩孚控制下的北京政府是帝国主义列强的“奴仆和工具”。
“同中国现政府谈判，不仅旷废时日，而且恐怕是冒风险的”，“北京和帝国主义列强随时都可能设计使你在中国人民面前处于难堪的境地”，所以“此举乃凶多吉少”。列宁、斯大林领导下的苏俄和共产国际对孙中山信中提出的主张十分重视，改变了对中国革命的政策措施。1923年1月17日越飞便奉命亲赴上海与孙中山会谈，1月26日双方签署了《孙越宣言》，共四条。
《宣言》声明：“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关于此项大事业，越飞君并确告孙博士，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挚热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也。”越飞重申1920年9月27日苏俄对华宣言所列举的原则“俄国政府准备且愿意根据俄国抛弃帝政时代中俄条约（连同中东铁路等合同在内）之基础，另行开始中俄交涉。”
这个《宣言》是在斯大林任俄共（布）总书记期间签署的，是苏俄对华政策的重要标志，也是孙中山联俄政策确立的标志。
在交谈中，斯大林愉快地回忆了他们派越飞来华和《孙越宣言》的发表，高兴地自己把红葡萄酒和白葡萄酒掺和了一大杯，一饮而尽。
毛泽东对此发生了兴趣，低声询问苏方翻译费德林：“斯大林同志为什么要把红白葡萄酒掺着喝呢？”
费德林说不清楚，要去问斯大林。
毛泽东坚持不让问。
斯大林坐在一边，敏感地责问翻译：“你们秘密地小声交谈什么？要背着谁？”费德林慌忙站立起来，小声地给斯大林解释：“是这样，斯大林同志。刚才，毛泽东同志问，您为什么总把各类酒掺和起来饮，而其他人为什么都不这样做？”毛泽东平静地坐在一边，点燃了一支烟，抽了起来。他对斯大林这种多疑，冷酷和对部下毫不客气的作风有点看不惯。但作为客人又不便多言，只好悄悄地抽烟。斯大林那怀疑的目光从夹鼻镜片后面透了过来，直逼费德林：“那您为什么不问问我呢？”
面对斯大林那带有火气的目光，费德林已经有点慌乱，又见到贝利亚那笑里藏刀的脸上眼睛也直勾勾地盯着自己，便急忙解释说：“请原谅，是毛泽东同志坚持不让我这么做，他认为，这样问您，有一点不大礼貌。”
“唔——”斯大林摊开双手，点了点头，表示明白了，但又狡黠地问费德林：“而你这位译员觉得在这儿应该听谁的呢？”
费德林急忙立正：“当然是听斯大林同志的话了！”斯大林这才高兴地笑了起来，转身向毛泽东解释说：“您知道吗？这是我早年形成的一个习惯。我常饮白葡萄酒，但我相信红葡萄酒，在流放中我得了伤寒，一个狱中善良的医生悄悄地给我饮用了少量红葡萄酒，从死亡边缘救了我。从那时候起，我就深信，红葡萄酒可作药用，有益于健康！”
“哈！您这是经验之谈，也是从实践中总结的知识啊！”毛泽东说着，哈哈大笑起来。
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然而，师哲没有笑。他本来想要问斯大林，为什么称毛泽东“先生”而不称“同志”，但见斯大林对翻译是那样的严厉、冷酷，毫不客气，便怕自己贸然提问，引起斯大林的反感、怀疑，话到口边，又咽了下去。
“等等吧，下次再说！”
第一章斯大林怀疑毛泽东的立场，湖南的工运史廓清疑云斯大林为了弥补自己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失误，隆重接待毛泽东，忙活了好几天。他和毛泽东的会谈也不像对其他国家的领袖那样随便，几乎是精心安排，全神贯注。但谈话中他再三询问，仍摸不透毛泽东的底细。毛泽东说要搞个“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斯大林琢磨再三，仍搞不清这个东西是什么。斯大林感到困惑而疲倦。
是啊，已到古稀之年的老人了，他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送走毛泽东，他就躺在沙发上休息。
然而，剪不断，理还乱，思绪翻滚，很难入睡。刚才，毛泽东的形象、思想和语言，给斯大林的印象又特别深刻，使他几乎无法遗忘，无法平静，无法入睡。他闭上双目，努力使自己冷静下来，想在冷静中渐渐入睡；但是，不行。刚才的场面禁不住一个接一个地浮现在他的眼前，使他不得不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是的，毛泽东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不仅是一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且是一位伟大的、具有创造精神的马克思主义者！
这时，另一种中国人的声音，一种用大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他斯大林的语言、词句装饰起来的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中文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那声音引经据典，振振有词：“毛泽东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出身农民，只相信农民。和工人没有联系，不相信工人，害怕工人，忽视工人运动”，“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革命的学说。可毛泽东害怕工人，农民意识，喜欢钻山沟。山沟里能出马列主义吗？”“苏联十月革命是工人阶级在城市起义夺取政权，可毛泽东忽视工人阶级的力量，孤立地在农村建立红军，这难道不是抗拒国际指示，轻视苏联经验吗？”斯大林又觉得，王明是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王明的话不无道理。而毛泽东是个什么样的人？是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所坚持的主要依靠农民革命的道路是不是符合马克思主义？他又陷入了深深怀疑之中。
师哲在苏联学习工作过15年，了解王明和斯大林的关系，他回忆说，斯大林怀疑毛泽东“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王明为了争权夺利，为了争得中共领袖地位，长期在斯大林身边说毛泽东的坏话。30年代和40年代初，王明先通过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等人给斯大林耳边吹风，后来又以自己是中共代表团团长、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书记处书记的身份，常向斯大林进谗言。耳濡目染，造成印象，从而使他成了斯大林在殖民地、附属国问题上的主要专家。王明利用一切机会，攻击毛泽东，说毛泽东的坏话，造谣诬蔑，无以复加。而斯大林对毛泽东的看法，多来自王明。”
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由于斯大林长期听信王明的谗言，对毛泽东产生了偏见，所以当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时候，斯大林在理论上承认，行动上支持，及时地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答应给予援助。但在他思想深处这样那样的不理解不满意，甚至怀疑并没有消除。这种情绪和怀疑在公开的、外交的场合不便流露，而在背后、在私下里、或者像赫鲁晓夫说的“在吃晚饭的时候同他的心腹小圈子谈论中国局势”时，往往流露出来。
赫鲁晓夫毕竟曾是当年苏共的领导人之一，毕竟曾是当年斯大林“心腹小圈子”里的重要人物。他在《回忆录》中对毛泽东和斯大林进行诬蔑和诋毁，但他谈到的一些事实却为我们认识这段历史提供了新的资料和新的角度。赫鲁晓夫写道：“我记得斯大林常在吃晚饭的时候，同他的心腹小圈子谈论中国局势。他总是翻来覆去地问：‘这个毛泽东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对他一无所知，他从未来过苏联。’斯大林已经怀疑毛所持的立场是狭隘的农民立场，怀疑他害怕工人，忽视工人阶级而孤立地建立红军。”
赫鲁晓夫还说：“斯大林对毛泽东始终是很不满的。他给毛泽东加了一个头衔，根据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恰如其分地形容了他。斯大林常称毛泽东是‘麦淇淋式的马克思主义者’”。
要搞清这个问题，必须作一些历史的回顾，因为血写的历史是廓清疑云的秋风，回答质疑的铁证。
师哲告诉作者，毛泽东不但搞过工人运动，而且曾是湖南工人运动的领袖。在访苏期间，在莫斯科近郊的孔策沃别墅里，毛泽东曾对他讲过当年学十月革命经验、搞工人运动的情景。据此作者翻阅资料，调查研究，发现毛泽东当年搞工人运动，有五个鲜明的特点：第一，马列主义做先导，努力用先进的思想武装工人的头脑。毛泽东认为，要发展工人运动，必须要有正确的理论指导，才能使运动健康有力。为了加强党、团干部的马列主义理论学习，掩护党的活动，为工人运动制造舆论，1921年8月，毛泽东、何叔衡等利用长沙船山学社社址和每月四百银元的经费，开办了湖南自修大学。毛泽东在《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中，对自修大学的性质和宗旨作了具体的说明。他指出：“自修大学为一种平民主义的大学”是“取古代书院的形式，纳入现代学校的内容，而为适合人性便利研究的一种特别组织”。在《入学通知》中他写道，我们求学的“目的在改造现社会。我们的求学是求实现这个目的的学问。我们不愿意我们同学中有一个‘少爷’或‘小姐’，也不愿有一个麻木或糊涂的人”。
自修大学的课程设置和研究中心，完全是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开设了文、法两科，有十多个专业，重点是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文献和俄国革命经验，还有哲学、政治、经济、心理学等课程。学习方法以自学为主，“自己看书、自己思索”，“共同讨论，共同研究”，辅以教师指导。
毛泽东是自修大学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先任教务长，后任校长，又是一名积极苦学的学员。他和夏明翰、陈佑魁等同学一起结合中国实际，学习马克思主义，并组织同学们讨论研究。后来，又开办了自修大学附设的补习学校，报名者达120余人。毛泽东任指导主任，要求同学们用马列主义分析湖南实际。有一篇《告中国农民》的国文教材，详细地分析了湖南农村各阶级的状况和土地日渐集中的原因，明确指出湖南农村有“大财主”、“中等农民”、“下级农民”、“穷光蛋”等四个阶级，号召贫苦农民起来，进行反封建的斗争。自修大学和补习学校都把《向导》、《中国青年》等党、团刊物列为学生课外必读的书刊，引导学生学习马列，研究社会，逐步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观。200多进步青年通过学习提高了觉悟，许多人入党、入团，成了湖南党、团组织和工人运动中的骨干。
为了宣传马克思主义，指导革命斗争，毛泽东还领导湖南自修大学创办了《新时代》月刊。它的发刊词写道：“只因痛感社会制度的不良和教育机关的不备，（同人）才集合起来，组织这个学问上的‘亡命之邦’，努力研究致用的学术，实行社会改造的准备。”创刊号的第一篇文章是毛泽东写的《外力、军阀与革命》。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深刻地分析了中国国内各种势力的动向、分化和组合，阐明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必须建立以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为核心的革命民主统一战线。他写道：“把国内各派势力分析起来，不外三派：革命的民主派，非革命的民主派，反动派。革命的民主派主体当然是国民党，新兴的共产派是和国民党合作的”，“反动派的范围最广，包括直奉皖三派”，“所以以后中国政治的形势将成为下式：一方最急进的共产派和缓进的研究系知识派、商人派都为了推翻共同敌人和国民党合作，成为一个大的民主派；一方就是反动的军阀派。”
分析形势之后，毛泽东指出，按照历史的辩证法，“政治愈反动愈混乱的结果，是必然要激起全国国民的革命观念，国民组织的能力也会一天进步一天”。“民主派分子是一天一天增加，组织一天一天强固，结果是民主派战胜军阀派”。
1922年5月5日，毛泽东和中共湖南党组织决定，以“长沙马克思学说研究社”的名义发起，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礼堂召开纪念马克思诞辰一百零四周年大会。到会者达千余人。毛泽东意气风发，神采飞扬，在大会上先“讲演共产主义”，受到热烈欢迎；接着又讲了“共产主义与中国”，使听众受到了很大鼓舞。
第二，深入工厂、矿山，和工人们同吃、同住，了解工人疾苦，启发工人觉悟，组织工人斗争，在斗争中建党。中共湖南党组织建立后，毛泽东任书记。他多次深入到产业工人集中的安源煤矿和株萍铁路去考察。为了能够和工人群众打成一片，真心诚意地为工人阶级服务，毛泽东决心在改造社会的同时刻苦改造自己。他不嫌脏，不怕苦，不怕累，脱去学生装，换上矿工服，带着雨伞，脚穿草鞋，深入工棚、坑道、矿井，和矿工们同吃、同住。“先以朋友的关系与各工友接洽，渐谈及工人受痛苦受压迫及有组织团体之必要等情，于是大得工友欢迎”。毛泽东的话形象生动、引人入胜。他说：“劳工是社会的台柱子”、“工人力大于天”，你看，“工人”二字联合起来就是“天”字，其实，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力量大于天。毛泽东号召工人团结起来，共同斗争，才能取得胜利。他曾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路上有一块石子，大老板看到了，随便用脚踢一下，就踢开了。但要是把许多小石子掺入石灰、沙石，凝结成团，就会坚如磐石，大老板想搬就搬不动了。
工人们听了，豁然开朗，劲气来了，要求毛泽东帮助他们。毛泽东满口答应，说行，现在，先请李先生来辅导你们吧！
跟随毛泽东一起到安源的李立三，帮助工人学习革命道理，组织工人团体。后来，毛泽东又派李立三、蒋先云等到安源去办工人补习学校，办工人俱乐部。他对李立三等人说：“安源工人众多，受到种种残酷剥削，生活特别痛苦，是工人运动可能很快开展的地方。但是，应当看到，反动势力的强大和社会环境的黑暗，要开展革命工作并不是很容易的。首先应当利用一切合法的可能，争取公开活动，以便和工人群众接近，发现他们当中的优秀分子，逐渐把他们训练和组织起来，建立党的支部，作为团结广大群众的核心。”由于毛泽东、李立三、蒋先云等人的宣传组织，1922年1月，安源办起了一个工人补习学校。2月，成立了湘区最早的产业工人党支部——中共安源支部。当时只有六人，但却团结工友，很能战斗，通过他们的宣传鼓动，多方联络，团结了一大批工人骨干。5月1日，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正式成立。毛泽东又到安源，召开中共安源路矿支部会，总结经验，部署工作。针对有些工人党员有急躁情绪、不注意斗争策略和要把党的旗子打出去“大干”的倾向，毛泽东告诫说：不要急着把共产党的旗子打出去，斗争才开始，像走路一样，步子要稳当，盖房子要把基础砌好，否则，基础不稳，房子会塌，闹不好还会砸伤人；要注意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相结合，防止过早地暴露党组织。毛泽东的帮助和教导，使安源的党组织和工人运动健康发展，到大罢工前，党员已发展到三十多名，党组织成了工人俱乐部坚强的领导核心。
第三，“旧瓶装新酒”，改造劳工会。无政府工团主义比马克思主义传入湖南还早，还广泛。湖南劳工会就是受这种思想影响较深的团体之一。毛泽东领导湖南工人运动时，劳工会已有七千多名会员，是当时长沙最大的工人组织，也是由著名的工运骨干黄爱、庞人铨在长沙组织的劳工团体。它的宗旨是“改造‘物质的生活’，增进‘劳工的智识’”；它的组织原则“系合议制，铲除领袖的”。要求绝对打破领袖观念和男女界限，显然是受了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影响，劳工会里边确实也混进了几个无政府主义者。但黄爱和庞人铨思想进步，富有正义感，热心为工人办事，在工人群众中有相当的威信。在五四运动和湖南驱逐军阀张敬尧的斗争中，黄爱、庞人铨都是激进分子，对毛泽东十分崇敬。黄爱还受过李大钊、陈独秀的思想影响，在创办湖南劳工会的过程中，曾得到过陈独秀的帮助和支持。毛泽东在了解情况后，决定对劳工会采取团结、帮助、教育、扶持的办法，争取他们共同斗争。他多次找黄爱、庞人铨、张理等人谈心，帮助他们分析形势，解决矛盾，支持他们反抗资本家和封建军阀的斗争，同时有理有节地帮助他们克服缺乏严密的组织、只作经济斗争、没有远大政治目标的缺陷。
当时，湖南劳工会领导的湖南第一纱厂工人，反对省政府把纱厂租给华实公司的斗争遭到失败，黄爱、庞人铨怒火中烧，义愤填膺，要带领一些激进的工人去和军阀和资本家硬拼，要拼个鱼死网破。毛泽东亲切地和他们谈心，给他们出主意，想办法，帮他们分析矛盾，指明出路，并强调斗争要讲究策略，注意方法。从而“防止了他们许多轻率和无益的行动”。
毛泽东还写了一篇《所希望于劳工会的》文章，1921年11月21日在《湖南劳工会周年纪念特刊号》上发表。文章指出：“劳工会这一年来的艰难缔造，在湖南劳动运动史上已写完了头一页，现在要开始写第二页了。愿这第二页上写的要大不同于第一页：材料更丰富，意义更新鲜，章法组织更美备。”
针对劳工会存在的问题，毛泽东提出了三点意见：“（一）劳动组合的目的，不仅在团结劳动者以罢工的手段取得优益的工资和缩短工作时间，尤在养成阶级的自觉，以全阶级的大同团结，谋全阶级的根本利益”；“（二）组织上宜一依西洋工会组织，由代表会议产生相当名额之委员付与全权组织委员会执行会务。旧的行会式的组织固然要不得，职员太多，分部太繁，权力太分也要不得”；“（三）工会是工人组织的，所以工人应该自己养活工会。更进则准备罢工基金和选举基金。现在不能遽言及此，我以为无论如何第一步要办到凡入会的工人，每人必出至低限度的月捐，少至一个铜元都可；第二步办到自己养活工会。”
毛泽东态度诚恳，意见中肯，措施具体，受到了黄爱、庞人铨的热烈欢迎。他们说，毛先生是咱们工人的知心人，按他说的办。于是，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对劳工会进行了改组，将过去的八部改组为三部，并请毛泽东助理会务。毛泽东又建议他们实行“小组织大联合”，他们即改组了基层组织，成立了土木、印刷、机械等十多个专业工会，互相协作，会员也交会费了，劳工会更活跃了。1921年冬，中共中央局通知，派人去莫斯科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毛泽东给湖南劳工会分配了一个代表名额。
1921年12月中旬，第三国际代表马林去桂林会晤孙中山，路过长沙，毛泽东接待了马林，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毛泽东向马林介绍了湖南劳工会的情况，并介绍马林和黄爱、庞人铨及部分工人晤谈。他们谈了一个晚上，谈得很热烈。马林给黄、庞等人“讲阶级斗争”，介绍了“俄国革命”的情况和经验。
经过毛泽东和党组织的说服教育和帮助，黄爱、庞人铨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申请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工作。
12月25日，毛泽东通过湖南劳工会和湖南学联发动长沙一万多工人、学生和市民，上街游行示威，反对日、美、英、法等帝国主义损害中国主权的太平洋会议。工人、学生，高呼口号，义愤填膺，表达了对帝国主义的无比愤慨。后来，陈独秀在总结这次抗议活动时说，除上海外，全国以“湖南工人最猛烈”。
工人阶级的觉醒，使反动军阀坐卧不安。1922年1月16日，湖南军阀赵恒惕派人将黄爱、庞人铨逮捕入狱，翌晨即绑赴浏阳门外秘密杀害。
毛泽东闻讯，悲愤异常，立即召开会议，部署稳定工人情绪、组织工人队伍、进一步和赵恒惕斗争的措施。他还主持召开了两次追悼黄、庞的工人大会，要大家化悲痛为力量，和军阀斗争，并发行了纪念特刊。以后，他又经武汉到上海，参加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召开的追悼黄、庞会议。在会上，毛泽东报告了黄、庞的生平事迹和牺牲经过，号召大家向黄、庞学习。后来，陈独秀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写道：“因反对太平洋会议，鼓吹承认苏维埃俄罗斯的示威游行及参加纱厂罢工，青年团团员黄爱、庞人铨二人被督军所杀。”
第四，倡议劳动立法，利用军阀矛盾，开展多种斗争。反动统治阶级常常打着“合法”、“民主”的旗号，欺骗、愚弄人民。湖南军阀赵恒惕于1921年4月在长沙各报公布了《湖南省宪法草案》，征求民意；又雇用了一批文痞政客喝彩叫好，强奸民意，欺世盗名。湖南《大公报》上又开了个《省宪草案讨论》专栏。
善于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毛泽东，很快写了一篇《省宪法草案的最大缺点》，在《大公报》4月25日至27日的专栏上连载。毛泽东指出，宪法草案“第一个最大缺点，是人民的权利规定得不够”。他写道：“现在无业及失业的人如此之多，这样重大的社会问题，宪法上不规定解决办法，真是岂有此理！”他认为求得正常职业之权，即是工人、农民、商人、知识分子的劳动权。“这是人生最起码的权利，没有劳动权也就失去了生存权”。所以，他主张把劳动权、生存权写入省宪法，主张对省宪法草案要作根本性的修改；否则，将来“事实上仍然是有钱的人当选，无钱的人落空，仍然是一种不利于平民的政治”。
毛泽东对《草案》提了许多修改意见，特别强调地提出了劳动立法问题。他建议省宪法至少要在“行政”章的“实业”款里“明白加入两条：（一）无论公私营业，对于劳动之时间、工值、红利、娱乐、卫生、教育及年龄、性别等项，以省法律定之；（二）省政府与刑事法典不相抵触之各种劳动组合，须保护之。只有这样，各种同业公会乃能有组织发展之余地”。这些批评和建议，从根本上戳穿了赵恒惕玩弄假民主欺骗人民的伎俩，教育工人群众争取劳动立法，保护自己的利益。
1922年元旦，赵恒惕不顾民意颁布了具有浓厚军阀割据色彩的《湖南省宪法》。
3月，又改选省议会，表演了“民选省长”的丑剧。毛泽东因势利导，发动攻势，利用赵恒惕玩弄假民主之机，再一次发动了劳动立法运动。1922年5月1日，毛泽东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了《更宜注意的问题》一文，讥讽他说：“自治省的湖南，以全民政治相号召的湖南，若全然撇开劳工，岂非笑话！”
讥讽嘲笑之后，转入正论。毛泽东指出，如果说劳工不能撇开，则应注意到劳工的三件事：一、劳工的生存权；二、劳工的劳动权；三、劳工的劳动全收权。
毛泽东解释说：所谓生存权，即是有劳动能力的人和没有劳动能力的老年人、小孩都应获得能维持生命的最低限度的食物的权利。所谓劳动权，即是有劳动能力的人，应该把工作给他做；社会无事可做时，社会应该本着罪不在工人的理由而给予他们平常的工资。所谓劳动全收权，即是工人所生产的东西的全部价值，除去成本、固定资产折扣外，应完全归工人。这些解释和分析，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撕破了“资本家养活工人”的画皮，使人们看到了资本剥削劳工的本质。接着，毛泽东大声质问：“湖南现在有多少人饿死？有多少人失业？这是湖南大多数人面临的现实问题。省宪法虽则冠冕堂皇，可惜全没有涉及到这几点！美其名曰全民政治，实际上抛弃了至少百分之九十九的劳工！”
接着，毛泽东简要地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明确指出：“‘殷鉴不远’，俄罗斯的资本阶级、贵族阶级就是个榜样，他们现在已经是悔之不及了！”
毛泽东倡议的劳动立法运动，得到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重视和推广。1922年8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利用曹锟、吴佩孚召开国会、进行制宪之机，向北京参众两院提交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请愿书》和《劳动法案大纲》。毛泽东代表湖南分部参加了联合署名。9月6日，毛泽东领导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新河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等团体在长沙举行劳动立法运动大会。会上，协商成立了湖南劳动立法大同盟和湖南各公团联合会，并致电北京参众两院，要求尽快通过《劳动法案大纲》，务使劳动者“获得政治自由”、“改良经济生活”、“参预产业管理”、“得受补习教育”等四项基本权利。电文理直气壮地指出，如果劳动法案未能通过，则“诸君不啻自绝于民众，我全国劳动者不得不奋其神圣之威权，起为一致之团结，为自由而战，为生存而战，为取得应有之权利而战！”
北洋军阀政府的国会否决了《劳动法大纲》，暴露了他们反劳工、反人民的本质。但是，毛泽东倡议的劳动立法运动，唤起了成千上万的工人群众，为争取生存权、劳动权、劳动组合权而英勇斗争，很快地掀起了中共领导的第一次工运高潮。到1923年下半年，湖南的产业、行业工会达30多个，有组织的工人达7万多人。这支浩浩荡荡的劳动大军的迅猛觉醒，为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的革命创造了重要条件。
第五，多谋善断，讲究策略；冲锋在前，英勇善战，领导工人罢工斗争。在建立了中共湘区委员会之后，为了加强共产党的阶级基础，进一步提高工人阶级的觉悟性和组织性，毛泽东便集中精力、全心全意地领导工人运动。
由于他和湖南党的组织先后从理论上、思想上、组织上和劳动立法上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1922年至1923年初，随着全国工人运动的高涨，湖南的工人阶级也掀起了一个罢工斗争的高潮。各地大小罢工斗争十多次，参加罢工人数达数万人，斗得统治者心惊胆战，赵恒惕张口结舌，步步败退。这些罢工斗争的胜利，大大地鼓舞了全国的工人阶级。尤其是粤汉铁路、安源路矿和水口山铅锌矿等三处罢工的影响更大。
铁路是现代化的交通工具，是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吸血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控制中国的大命脉，也是中国产业工人集中的地方。因此，毛泽东便派得力干将、中共党员郭亮领导粤汉铁路工人的斗争。1921年秋至1922年秋，党领导工人在武昌的徐家棚和长沙的新河等地办起了工人夜校和工人俱乐部，并于1921年10月举行了一次胜利的罢工。
粤汉铁路武昌段局长王世堉千方百计地破坏工人团结，阻挠工人运动。他利用同乡关系，培植爪牙，结帮拉派，声言“俱乐部是不法团体，工人加入的要送官厅重办”。他还收买流氓，敲诈工人，开除工人，闹得众怨沸腾，要求罢工。
毛泽东得到了郭亮的报告，立即与武汉党组织联系，统一了粤汉铁路工人的组织，于9月5日拍电报给交通部，限三日内撤办元凶，否则，要实行全路总罢工。交通部和铁路局置之不理，9日，全路车辆停驶，工厂停工，粤汉铁路大罢工开始了。
盘踞在湖北的北洋军阀萧耀南，企图勾结湖南军阀赵恒惕联合镇压。为了分化瓦解敌人，毛泽东指示新河工人俱乐部呈文赵恒惕“说明罢工原委”，声明湖南境内，除客车、煤车停驶外，“军事专车，仍照常开驶，请其勿来干涉”。赵恒惕欲动又止，在这次罢工中保持了一定程度的中立。
10日晚，王世堉唆使部分工人开车，并用武装押运。郭亮针锋相对，率领罢工工人在岳阳作卧轨斗争，军阀令军警开枪镇压：工人被枪杀，郭亮被逮捕。
毛泽东闻讯，当即拟出新的斗争计划，派何叔衡到武汉去找湖北党的组织，开展新的斗争；自己则迅速赶到新河车站，召开工人大会，请岳阳工人代表报告卧轨截车的英雄事迹，控诉军阀残杀工人的罪行，工人们听得义愤填膺，决心斗争到底。毛泽东又派人到湖南、湖北各地组织工人声援、抗议，坚持斗争二十天，终于获得了“解除压迫、维持团体、改良生活、提高人格”的大胜利，11月，在毛泽东的主持下，粤汉铁路总工会正式成立了。这是全国铁路工会中成立最早的统一工人组织。安源路矿大罢工，推动了全国工人运动的高涨。安源路矿是帝国主义控制的官僚买办资本主义企业。毛泽东曾先后三次到安源，深入矿井、工棚，了解工人疾苦，启发工人觉悟，组织工人团体，建立党的组织；又派李立三、蒋先云等去安源，以办工人夜校、工人俱乐部等合法形式，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工人队伍，到1922年9月，俱乐部会员已发展到700多人，在工人中威信很高。
9月初，毛泽东第四次来到安源，与蒋先云、朱少莲等安源党支部的同志分析了当时的情况，决定积极进行罢工的准备工作。毛泽东指出：罢工的时机已经成熟，路矿两局内部职员分有派系，可以利用矛盾；工人罢工也不能孤军奋战，要争取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的同情，争取社会舆论的支持；最根本的一条，是要将绝大多数工人充分发动，严密组织，防止敌人分裂工人队伍。只有坚决罢工到底，敌人才会退让。共产党员必须站在斗争的最前面，决不动摇，进行义无反顾的斗争，群众自然会跟着领头人走。
毛泽东离开安源时，还给在外地的李立三写信，要他立刻回安源，加强领导；同时指出要“非常注意罢工战术问题”，“必须运用‘哀兵必胜’的道理，提出哀而动人的口号”。为了加强领导，毛泽东又派刘少奇到安源工作。
9月14日，安源路矿一万七千名工人举行声势浩大的大罢工。工人们发布了罢工宣言，高呼“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哀而动人”的口号，向路矿两局提出了十六项政治、经济要求。
由于领导正确，策略对头，工人们齐心协力地和当局进行了五天激烈的斗争，工人俱乐部“未伤一人，未败一事，而得到完全胜利”。消息传开，大大地推动了湖南和全国工人运动的高潮。
毛泽东及时地帮助安源工人总结经验，指示安源党组织将一批在斗争中涌现出来的优秀工人吸收入党，成立了党的地方委员会。安源的工人运动在毛泽东的指导下蓬勃发展，成为全国工人运动的一面红旗。
1922年10月，毛泽东又发动和领导了长沙六千多泥木工人的罢工斗争，取得了增加工资和营业自由的胜利。11月25日至12月12日，毛泽东又领导长沙铅印工人的罢工斗争，先后坚持17天，最后获得了胜利。
12月5日，毛泽东和湖南党组织派蒋先云、谢怀德等领导了水口山铅锌矿三千多工人举行罢工，经过21天的激烈斗争，最后获得了增加工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工人有集会、结社、言论的自由；承认工人俱乐部的合法地位等重大胜利。
1922年5月到次年4月，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湖南的工人运动高潮迭起，捷报频传，全省已经有数十个单位或行业正式成立了工会，并先后组织工人进行了十次罢工斗争，九次取得了胜利，有组织的工人达4、5万。11月1日正式宣告成立了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毛泽东被选为总干事。
工人运动的高涨，使赵恒惕政府惶恐不安。他们制造谣言，诬蔑工人运动是“过激派”，是得了外面的钱，说政府要采取严厉镇压手段；同时又派警察摘下人力车工会的牌子，威胁工运骨干和群众。
为了争取工人集会、结社、罢工的权利，毛泽东领导湖南工团联合会各工团代表20多人于12月11日至13日同赵恒惕军阀政府及赵恒惕本人进行了三天尖锐复杂的、面对面的说理斗争。
毛泽东等代表拿出赵恒惕的《湖南省宪法》，质问赵恒惕，说：“省宪法规定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关于结社，官厅常有不允许之事，总说先要立案，才可结社。不知‘省宪法’第十二条‘人民在不抵触刑事法典之范围内有自由结社，及不携带武器和平集会之权，不受何种特别法令之限制’，并无规定要经官厅准许才可结社。”“集会亦然，近来集会常有暗探到场，多方阻挠，或竟用武装警察，勒令解散。不知人民有不携带武器之和平集会，‘省宪法’规定有‘完全自由’，断不宜随意干涉。”
赵恒惕等被问得左右为难，忐忑不安，只好当众承认“宪法当然完全有效”，但又强调人民要“守法”，不要有意侵犯“刑事法典”。
毛泽东等代表又当众驳斥道：“法律只管行为，不管意思。从前政府常有干涉集会结社及言论出版之理由，常有以某种集会结社或言论出版之意思将会要侵犯刑事法典为词，疑与法律本意不合。若政府在人民未有行为以前，只根据其用意（并且是揣测的）就去干涉，那就凡事不可不指为‘将会’侵犯刑事法典，无事不可不干涉了。”
赵恒惕张口结舌，无言以对。政务厅长吴景鸿接上来答：“现在法律确是采行为主义。但如某种动机确会有某种犯法行为发现时，亦不得不干涉。”毛泽东等代表立刻反驳道：“如无直接违犯法律之行为，实不应干涉”。并举出英法等国不禁人民佩带手枪，必须在有放枪杀人之事发现时才去干涉为证，问得吴景鸿也张口结舌，无话可答。
赵恒惕急转话题，用伪善的态度收买人心，说：“政府对工人全采保护主义，并无压迫之意。近来各处罢工时起，政府并未干涉，即是明证。”
毛泽东等代表当即予以驳斥，并以黄爱、庞人铨惨遭杀害的事实，质问赵恒惕。赵恒惕强行辩解，说黄、庞“收买枪支，勾结土匪”，还狡猾地说，“此系对黄、庞个人，并非对工界”。毛泽东等代表当场指出，政府对黄、庞所加之罪，纯属捏造，“实不是事实”。并严正声明：“工人方面杀一两个人，封闭一两个工会，固然是损失，但并不因此停止他们必要的活动。”“工人所希望的是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确于工人有利，但中国目前尚难做到。目前政治，自然以民治主义为原则。至官厅文告，常有‘工人盛倡无政府主义’之语，全违事实；工人并不信仰无政府主义，因无政府主义于工人殊不利益也。”
当时，赵恒惕对“不要政府”的无政府主义十分畏惧，深恶痛绝，但对社会主义为何物却茫然无知。毛泽东等针对此情，对症下药，既当众宣布工人希望社会主义，目前求民治；又公开驳斥了官厅诬蔑，批判了无政府主义。听得赵恒惕等频频点头，“均以工人采这种态度极为得当”。
在这三天面对面的说理斗争中，毛泽东率领工人代表公开揭露了赵恒惕政府“省宪法”的“民主”伪装，又运用“省宪法”的条文，进行合法斗争，为工人阶级争取了一些合法权益。逼使赵恒惕及其政府承认了工人集会、结社、罢工的自由权利，承认了工会有代表工人向政府交涉的权利，并就势解决了一些具体的劳资纠纷问题，大大地鼓舞了工人们斗争的勇气和信心，推动了工人运动的发展。到1923年5月，参加湖南工团联合会的工会已达30多个，有组织的工人已达5万多人。所以，在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独秀在总结党在二大以来中央和各地区工作时指出：“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
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沿线的十六个工会分会在河南郑州举行统一组织的总工会成立大会，直系军阀吴佩孚指使军警破坏大会。工人们情绪激昂，高呼“为自由而战，为人权而战”等口号，坚持斗争，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成立。反动军阀恼羞成怒，派军警包围了大会代表和来宾的住所，总工会被迫搬到汉口的江岸。
2月4日，京汉铁路总工会决定京汉铁路全线的客车、货车、军车一律停开，全路总罢工。2月7日，武汉工会代表和江岸工人10000多人举行了盛大的集会和游行，并冲进了租界示威。吴佩孚在帝国主义的唆使支持下，派军警包围了江岸分会，并向工人纠察队开枪射击，当场打死了7人，打伤200多人。
江岸分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林祥谦带领工人英勇斗争。敌人将他绑在电线杆上，强迫他下令复工。林祥谦大义凛然，坚决拒绝，说：“我的头可断，工是不复的！”
穷凶极恶的敌人将他活活砍死。武汉工团联合会律师、共产党员施洋为工人斗争仗义执言，壮烈牺牲。工人们英勇斗争，前赴后继，先后被杀者40余人，受伤者数百人，被捕入狱者40多人，被开除者达1000多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二七大罢工”或称“二七惨案”。二七大罢工是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的最高峰。二七惨案后，全国工人运动迅速转入低潮，只有毛泽东领导的湖南工人运动继续发展。2月8日，粤汉铁路全体工人举行同情罢工，发表宣言，决心与京汉铁路工人共同战斗到底！毛泽东为首的湖南工团联合会组织了“援助京汉铁路委员会”，派讲演团到各地介绍京汉铁路工人斗争的英雄事迹，揭露军阀残杀工人的罪行；发动各工团募捐，救济烈士家属和受伤工人；并在长沙举行2万多人参加的游行示威，先后发出四次通电，指出吴佩孚、萧耀南等军阀是“万世之罪人”、“人类之公敌”；强烈表示省工团联合会“当率潇湘数万劳动之群众，以与违法惨杀京汉路工友之军阀周旋，势必复此万世之仇雠，肃此人种之公敌”。电文还呼吁全国各工团和各群众团体联合起来众志成城，伸张民权，打倒军阀！
身在欧洲北部的斯大林，当然不了解在中国江南革命的毛泽东的上述活动，并且往往用自己熟悉的苏联模式来判断中国革命的是非，因而难免发生一些失误和怀疑。但是，斯大林也及时地总结了经验教训，耐下心来倾听毛泽东的话。那天下午在小餐厅里，斯大林和他周围的几个心腹人物，尽管议论了对毛泽东是否依靠工人的怀疑，但他也知道，这只能是怀疑，不是事实，不能在领袖的会谈中正式提出，只能在接触中观察了解。于是，他决定派莫洛托夫到毛泽东的住处去看望他，摸一摸毛泽东的底细。
第一章莫洛托夫奉命探察底细，毛泽东谈历史借史论今那是个多雪的冬天。纷纷扬扬的雪花漫天飞舞，铺天盖地。皑皑的白雪，罩住了大地，覆盖着屋顶，压弯了树枝。
毛泽东喜欢赏雪。饭后，他常要走出暖融融的屋子，迎着凛冽的寒风，踏着厚厚的积雪，在孔策沃别墅的林子里散步。鹅毛似的雪花，落在他的身上、脸上，他不抖也不擦，舒心地微笑着。有时他抬起头来，举目远眺，欣赏那寥廓壮美的北国风光；有时又低头凝思，触景生情，审视那雪压冰坠的条条嫩枝……几辆小轿车来到了别墅的厅前。莫洛托夫来了。他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又是斯大林十分器重的苏联著名外交家，受斯大林的委托前来看望毛主席。毛泽东迎上前去，热情地和莫洛托夫握手问好。莫洛托夫说，他是受斯大林的委托专程前来拜访毛主席，看望毛主席的。他说莫斯科气候寒冷，希望毛主席多多保重，注意休息。毛泽东对斯大林的关心照顾，表示感谢，陪同莫洛托夫进入客厅，亲切交谈。
寒暄之后，莫洛托夫委婉地表示，毛主席这次远道而来，不辞劳苦，加深了苏中两党、两国的了解和友谊，斯大林和他本人都十分感激。毛主席如果要办什么事，请提出来，不仅他本人愿意尽心尽力，斯大林同志也表示愿意出面出力，加深苏中两国人民的友谊。
毛泽东笑着表示，这里招待周到、热情、友好，没有什么困难。要办的事情，那天和斯大林同志当面谈过了，最好让周恩来到莫斯科来办。至于什么事情？毛泽东不肯明说，他认为苏联方面有经验，既然想帮助中国，就应该主动提出，以示友好；如果不提，没有诚意，我们提也无济于事，反而落个乞求的口实。他说，十月革命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这是对中国最大的帮助；现在，中国革命胜利了，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总结。接着，谈起了中国革命的历史、中共党内斗争的情况等等。
莫洛托夫只是点头聆听，既不表态，也不提任何问题。这也难怪，莫洛托夫是斯大林在外交方面的主要助手，他忙于外交方面的具体事务，很少研究中国革命，更缺乏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研究和哲学思考，因而对毛泽东的话不能充分地理解，他的任务是探听毛泽东的底细。听着听着，他突然问：“你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吗？”毛泽东坦然地答：“没有。”莫洛托夫的脸上露出了惊异的神色。
后来，莫洛托夫在他的《忆旧》中说：“毛泽东在莫斯科时请我喝过茶，谈到要会见斯大林，不知何时更方便。斯大林一连好几天都没有接见他，当时，毛泽东住在斯大林的近郊别墅。斯大林对我说：‘你上他那儿去一趟，看看他是个什么人。’”莫洛托夫回忆说：我同毛泽东谈完后对斯大林说，此人值得一见，是个聪明人，农民领袖，中国的普加乔夫；毛泽东向我承认，他没有读过《资本论》。莫洛托夫的《忆旧》；证实了斯大林当时的怀疑和冷淡态度。
毛泽东对莫洛托夫强调，马列主义的革命理论，必须同各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并说自己在湖南搞过工人运动，对中国工人比较了解。中国的工人阶级是有自己的鲜明特点的。他们1923年曾经发动二七大罢工，震惊中外。那次大罢工，虽然在帝国主义和中国军阀的血腥镇压下遭到了失败，但是，它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确是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的，具有坚强的组织性和纪律性；身受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资产阶级的三重压迫，革命性特别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革命斗争，觉悟程度较高；人数虽不大多，但集中在少数大城市和铁路沿线，容易组织和发动革命斗争，所以，一举震惊中外。二七大罢工，使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和革命品质。
事实上，二七惨案后，毛泽东壮怀激烈，心情沉重。他在组织慰勉烈士家属的同时，也看清了中国严酷的现实，记取了血的教训——帝国主义和中国军阀是讲暴力不讲道理的；没有强有力的同盟军，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就无法在毫无民主权利的条件下战胜武装的反动派。
1923年4月初，毛泽东被调到中共中央工作。当时，党中央决定在广州召开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绕道上海，随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人由沪赴粤，参加中共三大的筹备工作。
6月12日至20日，毛泽东在广州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讨论的中心议题是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到会代表有毛泽东、李大钊、陈潭秋、张太雷、蔡和森、向警予、瞿秋白、谭平山、陈独秀、张国焘等30多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出席了大会。
关于与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早在1922年1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列宁在接见中共代表张国焘和国民党代表张秋白时，热情地问：“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是否可以合作？”接着又明确指出：“你们应当合作”。（详见本书第三章的叙述）8月，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张国焘传达了列宁的指示，马林传达了共产国际要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进一步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提议。会议尊重列宁和共产国际的指示，通过了相应的决议，但多数人只同意和国民党建立民主革命的联合战线，对加入国民党的组织却疑虑很大，不太赞成。
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又作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的决议，明确指出：“在目前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只要国民党客观上实行正确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就应当在民族革命战线的一切运动中支持它，但是，中国共产党绝对不能与它合并，也绝对不能在这些运动中卷起自己原来的旗帜。”
大会在讨论党和国民党合作的原则时，意见一致，都表赞成，但在具体合作的政策上，发生了争论，出现了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观点，认为既然以民主革命作为党的现阶段工作，就应该集中全力于国民党，“一切工作归国民党”，不必进行共产党的工作。他们认为资产阶级应该来领导这场革命，“无产阶级不过得着一些自由与权利”，得不到别的什么，所以只能消极帮助，不能站在领导地位。只有等到资产阶级共和国成立，资本主义经济大发展后，无产阶级再来领导第二次革命，推翻资产阶级共和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实现社会主义。在大会发言中，陈独秀以二七罢工的失败来证明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太薄弱，甚至抱怨说：“中国共产党早生了五年”，“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另一种是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倾关门主义倾向，认为国民党不能成为革命统一战线的组织，反对共产党员和工人农民加入国民党。强烈表示“反对在劳动群众中发展国民党的组织，主张工人应该在自己的政党旗帜之下，参加民族革命，若加入资产阶级性的国民党组织，便不免有混乱无产阶级思想的危险”。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多次发言，运用自己在湖南领导工人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批判了陈独秀和张国焘等人的错误观点。
大会讨论二七大罢工问题时，毛泽东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悲观论点，指出二七运动显示了工人阶级的组织力量和革命积极性空前高涨，总工会成为指挥成千上万工人行动的司令部，工会的决议、命令成为工人自己的法律，这充分表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觉悟和坚强的组织性、纪律性。斗争中牺牲的许多烈士，像林祥谦、施洋等人面对屠刀，宁死不屈，慷慨就义，表现了工人阶级特别能战斗的精神和自我牺牲的革命品质。二七大罢工，使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在全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中的政治威信大大提高了，怎么能以此来证明“工人阶级的力量薄弱”呢？毛泽东建议党要尽快组织营救被捕工人，救济失业工人和烈士家属。
多数代表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大会通过了《劳工运动决议案》，决定选举全国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组织工人救济委员会，设法迫使军阀吴佩孚释放被捕工人。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湖南工农运动的报告，说明了工农结合的重要性。在报告中，毛泽东针对张国焘的发言，依据粤汉铁路、安源煤矿、长沙泥木工人大罢工中注意团结各方人士取得胜利的经验，论证了中国共产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一些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利用统一战线组织发展革命的力量，发展工农运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赢得了多数代表的支持。大会接受了共产国际执委会1月12日关于在中国实行国共合作的决议，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的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革命统一战线。
在这次大会上，陈独秀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这个“秘书”职务，根据三大制定的《组织法》规定：“秘书负本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及开会纪录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执行委员会之一切会议，须由委员长与秘书召集之”。
毛泽东按照《组织法》规定，协助委员长处理党中央日常事务，起草、签发文件，掌管全党的组织工作。大会后，陈独秀、毛泽东联合签署了《中国共产党致莫斯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函，向共产国际报告了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情况及经费开支情况。毛泽东常抽空到孙中山元帅府建设部长谭延的住所去联系。当时，谭延已被孙中山任命为湘军总司令兼湖南省长。毛泽东通过谭加强和国民党的联系，同时为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联谭倒赵的决策做准备工作。
9月，毛泽东随中共中央机关迁到上海；不久又回湖南长沙，贯彻中共三大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指导中共湘区委员会筹组国民党的湖南地方党组织，并以国民党中央党部派往湖南的筹备委员名义指导筹建国民党湖南总支部。在毛泽东的指导下，10月初，国民党长沙支部成立；1924年4月，组织了国民党湖南临时省党部；1925年10月，正式建立了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并且真正实现了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合作。
国共合作，是指共产党和国民党两党的合作。上述是共产党方面的情况，现在，再来谈谈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的情况。
20世纪初，孙中山先生以民主主义政纲开始他的革命活动，虽英勇奋斗，但屡遭失败。正如他在《国民党的旨趣》中说的：“大抵我们革命，起初的时候，奋斗均极猛烈，到后结果，无一次不是妥协。即举‘排满’、‘倒袁’、‘护法’三役而言，我们做革命都是有头无尾，都是有始无终，所以终归失败。”
自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领导的斗争接二连三地夭折，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炮轰总统府，孙中山逃出广州、避居上海，感到自己“没有一点实力”，似乎到“山穷水尽疑无路”的境地了。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孙中山重新振奋起来。正如毛泽东说的：“孙中山在绝望里，遇到了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孙中山欢迎十月革命，欢迎俄国人对中国人的帮助，欢迎中国共产党同他合作。”
中国共产党积极帮助孙中山，派李大钊、林伯渠等人多方面给他做工作，交朋友，帮助他克服困难，出谋划策。苏联代表越飞、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也积极地帮助孙中山。1922年9月孙中山在上海召集了有中国共产党人参加的研究国民党改组计划的会议，成立了专门机构起草国民党宣言、党纲及党章。次年元旦，发表了《中国国民党宣言》，提出了修改不平等条约等纲领。
1923年1月26日，孙中山和苏联代表越飞联合发表宣言，正式确定了在联俄政策基础上的平等的中苏关系。2、3月间，孙中山回到广州，成立了海陆军大元帅大本营的政府。苏联又派鲍罗廷和一些军事顾问来到广州，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共产党人李大钊等也应孙中山的邀请参加国民党的改组工作，孙中山当时组织的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委员会中也有共产党员参加并任中央委员，聘请鲍罗廷为顾问。11月，发表了国民党改组宣言、党纲草案，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准备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毛泽东积极促进国共合作。早在1923年4月，他发表的《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中，就论述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必须建立以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为主体的革命民主统一战线。他写道：“革命的民主派主体当然是国民党，新兴的共产派是和国民党合作的。非革命的民主派，以前是进步党，进步党散了，目前的嫡派只有研究系。”“前二派在稍后的一个时期内是会要合作的，因为反动势力来得太大了，研究系知识派和商人派都会暂放弃他们非革命的主张去和革命的国民党合作，如同共产党暂放弃他们最急进的主张，和较急进的国民党合作一样。”
在这时，在国共合作的大半年前，毛泽东就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个政治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高瞻远瞩，预见到了国民党和共产党“在稍后的一个时期内是会要合作的”，而且深刻地分析了其必然合作的根源和动向。
1923年12月初，毛泽东再次到达上海，准备到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
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帮助下，1924年1月20至30日，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的会议，共产党人毛泽东、李大钊、林伯渠、瞿秋白等出席了大会，并参加了大会的领导工作。
毛泽东在大会上多次发言，有些发言是很重要的。如1月20日下午，大会讨论组织国民政府的必要性时，毛泽东作说明。他说：“此案为《组织国民政府之必要》，还不是说明怎样组织政府及何时组织政府。怎样组织政府及何时组织政府，是待议问题。因此，表决也仅限于《组织国民政府之必要》”。
大会同意毛泽东等人的意见，顺利地通过了这项决议案。
大会围绕国共合作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22日上午，毛泽东等19人由大会主席指定为《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审查委员会委员。在讨论国民党章程时，国民党广州特别区代表方瑞麟攻击共产党，反对国共合作，说党中不能有党，要求将国民党党员不能加入其他政党的规定写进章程。国民党右派分子冯自由起来叫嚷反对国共合作。气氛顿时紧张，李大钊在大会上阐述了共产党对国共合作的主张，驳斥了方瑞麟的观点；国民党左派廖仲恺等也发言反驳方的主张。坐在39号席位上的毛泽东，审时度势，看见当时赞成国共合作的呼声高涨，方瑞麟一时孤立，立刻抓住时机，提议停止讨论，“请付表决”。结果，大会否决了方瑞麟的提案。正式通过了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资格参加国民党，从而保证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国民党内外的领导作用。
这样，就便利于把改组前的政治方向不明确、内部非常复杂、组织不够统一的国民党，改组成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联盟，改造成有核心领导的革命的统一战线组织。
公开反对共产党、破坏国共合作的议案破产后，一些实力派人物又企图通过“比例选举制”的办法孤立共产党，破坏国共合作。比例选举制，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选举制度之一，比利时、德国、法国都曾用过。这种制度根据各政党在选区所得选票，按其在总数中的比例来分配各政党的议员席位名额，有叫它为“比例代表制”的，也有称它为“哈尔投票法”的。在国民党“一大”选举前，有人提出“请采比例选举制为大会政纲之一”的议案，并在大会上说：“比例选举制，可以打破现在选举的流弊，因为现代选举制总是以多数压服少数，而比例选举制则各能如其势力以发展，毫无冲突之处。”
知识渊博、多谋善断的毛泽东听完发言，当即反驳，说：“现时比例选举制系少数党所运动出来的结果。本党为革命党，凡利于革命的可采用，有害于革命的即应摈弃。比例制有害于革命党，因少数人当选即有力量可以破坏革命事业，是予少数派以机会也。本席根本反对本案，以为不能讨论，不能表决。”
赞成比例制的实力派人物说，比例制通行于资本主义的先进国家，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在野时都曾赞成这个制度。
毛泽东接着辩论，说：“比例选举制虽为社会党所赞成，但当其未成功时固是如此，若成功后即不尽然。此制很有害于革命之本身，盖以自由给予反对党，革命事业便十分危险。”
这样，由于毛泽东等代表的坚决反对，这一提案未能被大会通过。
毛泽东的远见卓识，博得了许多代表的尊重。1月25日上午，讨论《出版及宣传问题》案，毛泽东受代表们的委托，就审查结果作了说明，并“请主席以审查结果全文付表决”，“众谓无异议”。
大会经过讨论，通过了新的国民党党章和改组国民党使其革命化的各项具体办法。其中的重要一项就是在组织上克服国民党过去组织松散、没有中央组织的状态。规定在保留孙中山为总理的情况下，把国民党的个人领导制度改为基本上的民主集中制，设立中央机构。毛泽东等代表坚持民主集中制，反对比例选举制，在这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大会通过了有共产党人参加起草的著名宣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分析了“中国之现状”，批评了国内反动的、改良的各个政派（包括立宪派、联省自治派、和平会议派、商人政府派等）的错误主张，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唤起民众反帝反封建的主张，规定了民主革命的新纲领，把旧三民主义重新解释为革命的新三民主义，并且把它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结合起来。这样，就使三民主义有了崭新的内容、革命的灵魂和革命的方法。
大会开会期间，收到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列宁逝世的消息。大会决定：
（1）电唁苏联志哀；（2）广泛宣传列宁生平之事业；（3）休会三日，以示哀悼。大会选举了有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伯渠、瞿秋白等10个共产党员参加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毛泽东是孙中山亲手书列的人名之一，会上当选为候补执行委员。
接着又改组了国民党中央党部，共产党人谭平山、林伯渠、毛泽东等先后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农民部、宣传部、工人部的领导。
这样，经过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改组后的国民党，开始转变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四个阶级的革命联盟，成为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
这样的组织形式、革命活动，和斯大林关于国共合作的主张是大体吻合的。
1925年5月18日，斯大林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生大会上的演说《论东方民族大学的政治任务》中，讲到了像中国和埃及这样的国家“工业不大发达，有人数较少的无产阶级”。
斯大林指出，在埃及或中国这类国家中，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分裂成革命派和妥协派，但是资产阶级的妥协部分，还不会和帝国主义联合一起；在这类国家中，共产党人已经不能以建立反帝国主义的民族统一战线为目的。
斯大林还特别指出：“在这类国家中，共产党人应当从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施行工人和小资产阶级革命联盟的政策。在这类国家中，这一联盟可以采取统一政党的形式即工农政党的形式，但是要使这个独特的政党实际上成为两种力量的联盟即共产党和革命小资产阶级政党的联盟。这个联盟的任务是：揭穿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和不彻底性，同帝国主义作坚决斗争。”
斯大林关于国共合作的主张，基本上符合当时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也有部分不完全符合实际，后边另谈），因而被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逐渐接受，从而对当时的中国革命起了积极的作用。
毛泽东谈历史比较全面，既注意中国的特点，又看到十月革命的影响和列宁、斯大林的帮助。
斯大林关心中国革命，力促国共合作。1922年4月3日，俄共（布）党中央全体会议根据列宁的提议，选举斯大林为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从此以后，斯大林一直热情地关心、帮助中国革命，力促中国共产党与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合作。1922年8月，马林肩负着共产国际的重大使命再次来华，苏俄政府的新任驻华代表越飞，也同马林一起到达北京。
马林在北京停了几天，就到上海做国共合作建立统一战线的工作。当时，中共派去莫斯科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和各革命团体代表大会的代表已经归来，传达了大会的精神。这次会议向中共指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首先要把革命的性质弄清。当前中国革命的性质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必须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联合战线。中国共产党人立即接受了这个思想，并在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纲领，仔细分析了中国的各种力量，认为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是“中国开明的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运动”，只有同民主主义的革命势力“合同动作”，才能使民主革命迅速成功。因此，中共二大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和《加入第三国际的决议案》。
马林根据这些情况和共产国际的方针，同孙中山谈了建立统一战线的问题，并转交了苏俄代表越飞给孙中山的信件。当时，孙中山因受陈炯明叛乱的沉重打击和军事失败，正陷入窘迫和危难之中，欢迎与中共合作，但不同意实行党与党之间的合作形式，要求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作为两党合作的条件和方式。
8月，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举行特别会议，马林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要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进一步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提议。会议经过两天激烈的辩论，虽然尊重共产国际的意见，通过了相应的决议，但大多数人只同意同国民党建立民主革命的联合战线，而对于加入国民党的组织十分怀疑。所以会后，只有很少的几个共产党人参加了国民党。
马林带着中共中央的决定，再次与孙中山会晤。孙中山说，他现在极其需要同苏俄建立亲密的联系。马林劝告孙先生不要用单纯的军事方法去夺回广州，而要以上海为基地开展群众性的宣传鼓动，争取群众，并说共产国际已决定要中国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同孙中山合作。经过国际代表的多次晤谈，孙中山终于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决定，并马上决定吸收中共中央的领导人加入国民党，帮助国民党进行改组工作。这样，国共合作的工作实际上已经开始了。
苏俄特使越飞在此期间，也同孙中山多次接触，并与廖仲恺等国民党的高级代表进行会谈，商讨孙中山与苏俄结盟的事宜。1923年1月16日，越飞亲到上海与孙中山直接谈判，1月26日，孙中山和越飞发表了著名的《孙文越飞联合宣言》，确定了平等友好的中苏关系。《宣言》指出，“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关于此项大业，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挚热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也。”
1月27日，孙中山又派廖仲恺与越飞在日本热海对中苏关系中的一些具体问题继续会谈。双方就国民党与苏联合作问题，学习苏联革命经验，改组国民党，建立革命军队等一系列问题进一步达成了共识，使《孙文越飞联合宣言》更加具体化。《宣言》的发表与具体化，表明列宁斯大林为首的共产国际、苏联政府对孙中山的极大支持，也标志着孙中山联俄政策的最后确立。
孙越宣言发表后，国民党的声威大震。2月15日，孙中山离沪赴粤，21日在广州就任大元帅职，设立大元帅府。不久，马林也到广州，同孙中山就苏联和国民党结盟、改组国民党等问题进行了多次会谈，商定派蒋介石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去苏联考察“俄国革命后的党务与政治军事组织”。孙中山介绍蒋介石与马林具体商谈后，8月16日，以蒋介石为团长，沈定一、王登云、张太雷为团员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从上海启程，9月2日抵达莫斯科。从9月到11月，代表团对苏联的政治、军事和党务进行了三个月的考察，受到了苏联党、政、军各界领导人的热情接待。代表团还应邀出席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蒋介石在会上作了关于中国革命运动状况和国民党内部情况的报告，希望共产国际援助中国革命。通过实地考察学习，蒋介石认识到俄国革命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革命得到工人、农民和苏联各族人民的拥护。特别是参观了陆海军训练机关之后，蒋介石对苏联红军的政治委员制、编制、训练、作战指挥、官兵一致等深为赞许，并提出要以苏联红军为榜样，在中国建立真正的革命军队。后来，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考察的成就，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明确指出：“代表团在苏俄经过一番切实考察，知道红军组织和共产党的森严纪律，遂为日后回国改组本党和开建党军之一大动机。总理从此便决定与俄携手，共同奋斗，程度又进一步。苏联也决定，想帮助东方民族革命，非帮助本党不可，非帮助总理不可。”
1923年6月，斯大林派鲍罗廷到达广州，孙中山信任鲍罗廷，国民党的组织法、党纲，党章等重要文件都由鲍罗廷参加起草，孙中山审定。不久又正式聘请鲍罗廷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顾问，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筹备召开国民党“一大”。
1924年春，苏联帮助孙中山开办黄埔军校，并派捷列沙托夫、捷尔曼·泼良克和切列潘诺夫等组成的苏联军事顾问组到黄埔军校工作，苏联政府还先后给军校运送枪支8000支，拨款10万卢布，作为军校的经费、军械。总政治顾问鲍罗廷和总军事顾问加伦都曾到军校讲课，参加演习。
苏联还在莫斯科设立了东方大学、中山大学，为中国培养革命干部。任课老师大部分是从苏联抽调的有声望的老党员教授，联共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人也常到校作重要报告。1927年5月13日，斯大林到中山大学作了《和中山大学学生谈话》的报告，三个小时，回答了十个问题，受到了学生们的欢迎。
1924年冬，加伦奉命到广州，接替前不久遇难的巴甫洛夫，任广州革命政府总军事顾问。孙中山决心“按照苏联式样建立一支军队，准备北伐”。后来，加伦以军事委员会顾问的名义，帮助拟就《军事委员会组织纲要》和《军事委员会条例》，经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审查批准。此外，在改组后的国民革命军的八个军中都设有苏联顾问，设有党代表和政治部，负责进行政治领导和政治训练。
在军火和装备方面，苏联政府对国民革命军也给了不少援助。1926年为了北伐，苏联运往广州的武器有枪18000支，子弹700万发，机枪90挺，大炮24门，还有其他的各种军火弹药。
五卅惨案后，苏联政府致电中国政府：“悼慰上海被惨杀华人”。莫斯科50万人游行示威，并进行了群众性的募捐援助活动。
苏联的援助，在北方也发挥了重要作用。1924年10月，在第二次直奉战争的激战之际，直系爱国将领冯玉祥联合孙岳、胡景翼发动北京政变，推翻曹锟、吴佩孚的北京政府，同情广东革命政府，把部队改编为国民军。根据共产党人李大钊的建议，国民军向苏联政府提出派遣专家和援助武器的请求。“李大钊亲自疏通国际关系，介绍鲍罗廷、加拉罕同冯王祥认识和谈判后，这些要求全部得到满足”。不久，苏联派来了顾问团，还给了大批武器装备的援助。1925年冬至次年春，冯玉样受挫下野，出访苏联。回国后，在苏联顾问和共产党人刘伯坚等的帮助下，五原誓师，重振旗鼓，带领国民联军解围西安，策应北伐。
斯大林特别注意国共合作，强调共产党人在国共合作中要注意策略，搞好团结。孙中山十分重视“联俄、联共”。在他重病缠身、生命垂危、临近逝世的前一天，还专门给苏联写了一份遗书，情真意切，感人肺腑。《遗书》写道：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大联合中央执行委员会亲爱的同志：
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时转向于你们，转向于我党及我国的将来。你们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遗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遗产。帝国主义下的难民将藉此以保卫其自由，从以古代奴役战争偏私为基础之国际制度中谋解放。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
命运使我必须放下我未竟之业，移交与彼谨守国民党主义与教训而组织我真正同志之人。故我已嘱咐国民党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之工作，俾中国可免帝国主义加诸中国的半殖民状况之羁缚。为达到此项目的起见，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我深信你们政府亦必继续前此予我国之援助。
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谨以兄弟之谊祝你们平安！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一日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灵柩停在北京西山碧云寺，现在，碧云寺内有孙中山纪念堂，堂内有孙中山的遗像，苏联赠的玻璃盖钢棺，墙上大书《孙中山致苏联遗书》。
1925年3月13日，斯大林听到了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逝世的消息，非常悲痛，当即提笔写出了俄共（布）中央为哀悼孙中山逝世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唁电。唁电在次日《真理报》第60号上发表。斯大林写道：
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你们一起哀悼国民党的领袖的逝世，哀悼争取中国人民的自由和自主，争取中国的统一和独立的中国工农民族解放斗争的组织者的逝世。
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毫不怀疑，孙中山的伟大事业是不会和孙中山一同死去的，孙中山的事业将活在中国的工人和农民的心里，而使中国人民的敌人发抖。
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相信，国民党一定会在争取摆脱帝国主义桎梏的伟大斗争中高举起孙中山的旗帜，国民党一定会光荣地举着这面旗帜，直到彻底战胜帝国主义和它在中国的代理人。孙中山逝世了——孙中山的事业万岁！孙中山的遗训永垂不朽！
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
约·斯大林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三日
毛泽东谈得很精彩，谈的时间也很长。本书上边叙述的，只是他讲话的一部分。但从这里已可以看出，在中国革命的早期，毛泽东和斯大林虽然远隔万里，互不认识，但马克思列宁主义使他们不约而同，为共同的目标而工作。毛泽东力促国共合作，斯大林帮助中国革命，都取得了显著成绩。
莫洛托夫对这些表示淡漠，不感兴趣，听完了毛泽东谈中国革命之后，他未置可否，只是淡淡地表示，他将很快向斯大林汇报。
毛泽东对此并不生气，也不失望。他知道斯大林统观全局，重视理论，对中国革命问题十分关心。他今天谈的这些问题，只要莫洛托夫向斯大林及时转告，斯大林是会感兴趣的。至于斯大林现在不同意让周恩来到莫斯科来、协商搞个“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也许是他心有猜疑，缺乏诚意；也许是一时疏忽，没有意识到搞那样一个东西的重要意义。不过，他相信斯大林是会意识到的。他记得在上次会谈时，斯大林不仅几次请他谈中国革命的经验，而且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每当他谈到中国革命时，斯大林都凝神静听，全神贯注，从来不打断毛泽东的话。
的确，斯大林对中国革命是十分关心的。有一次当毛泽东谈到自己的军队，被国民党的军队包围，处境十分危险，指挥员号召战士们“不畏艰险，视死如归”的时候，苏方翻译费德林觉得很难翻，就请毛泽东写下了这八个字，仔细体会，准备解释。斯大林不懂汉语，见自己的翻译和毛泽东说说写写，心生疑忌，立刻用命令的口吻对费德林说：“怎么？您打算长时间地在这儿搞秘密活动吗？”
费德林顿时吓得脸色苍白，语无伦次了：“不……不……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我对这句话的理解发生了困难。”
“可您的困难拖得太久了些吧！”斯大林用他那老鹰似的锐利目光直射费德林，语气又冷冰冰的，令人发凉，使费德林一时不知该怎么办。停了停，斯大林才命令道：“请按字面意思翻译吧！”
费德林再次请毛泽东把这句宋代岳飞常用的成语讲明白，他向斯大林讲了成语的出处和含义，斯大林的语气才缓和下来，点了点头。
斯大林对毛泽东说：“这真是一位天才的军事家，表现出了大无畏的精神和雄才大略！”
毛泽东是哲学家和诗人。斯大林是语言学家，在交谈过程中，往往谈论到思维和语言的问题。
斯大林喝了一口那红白葡萄酒合成的酒汁，停了一刹那，详细地向毛泽东阐述了他那本著名的语言学著作的精华，然后，又反复地比划着对毛泽东说：“我认为，语言作为一种表达思想的工具，是不带有阶级性的。您认为对吗，毛泽东先生？”
“是的，语言是表达思想的工具。”毛泽东说着，长长地吸了一口香烟，慢慢地抖着烟灰，不紧不慢地说：“各民族的文化和各民族的语言有共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汉字和汉语尽管不太容易掌握，但实际上是所有人都能学会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学。只要愿意学和不断地提高，就可以掌握它，这也是不分社会地位和阶级的。”毛泽东那联系实际的论述，使费德林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禁不住停住了笔，抬起头来，凝视着和蔼可亲的毛泽东。斯大林不满地盯着自己的译员，突然叫了一声：“费德林同志！”
费德林突然一怔，忙转过身来，只见斯大林眼露凶光，直盯着他，用冰冷的语调命令说：“请拿着你的盘子到我这儿来！”费德林莫名其妙，但又不敢违背斯大林的意志，只好拿起自己面前那只盘子，小心翼翼地走到斯大林跟前，听候发落。
斯大林像是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看也不看费德林，不屑一顾地说道：“请把这儿的这一道菜拿去吧！”
费德林不知斯大林要干什么，呆呆地站着，没有动手。斯大林这才傲慢地说：“这是一道非常难得的菜肴，你可能是第一次品尝它吧！”费德林哭笑不得，手足无措。“请拿去！”斯大林的口气虽然是平静的，但却是命令式的，斩钉截铁，不容置疑，“常言说，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斯大林的话，特别是“最后一次”的话，使费德林的额头上顿时冒出了冷汗。
他知道，这位大元帅掌握生杀予夺的一切大权，“最后一次”往往预示着极大的灾难。他记得刚才上菜时，女服务员曾经轻轻地对斯大林耳语了几句什么，然后，她没有把这盘菜放在斯大林面前，而是放在了他的旁边。现在，斯大林要他费德林当众品尝这盘菜，是何用意？是何居心？他猜不着。但是，在中国客人面前，他又不敢违背斯大林的意志，只好硬着头皮把这盘菜吃了下去。
毛泽东看着这个场面，一句话不说，只是抽自己的烟。费德林吃完了那道菜。斯大林这才转过脸来，问道：“怎么样，费德林同志，你喜欢这道菜吗？”
费德林满脸通红，却又强装欢笑，结结巴巴地说：“不错……不错！斯大林同志，这道菜嘛……哈哈，味道……好极了。”
斯大林这才高兴地笑了：“哈，那你怎么不早说呢？”毛泽东跟着笑了。中苏两国的同志也都跟着笑了。费德林也跟着笑了，但眼眶里却噙着晶莹的泪花。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