寿诞那天，苏共中央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盛大的庆祝仪式。富丽堂皇的大剧院，被装饰得雄伟壮观，灯火通明，充满了喜庆的色彩。前来参加庆典的有苏联的高级干部，有各加盟共和国的代表，有各方面的英雄模范，还有来自世界各国党的代表团。苏维埃人把能参加这一庆典看成很高的荣誉，因此，苏联国内的代表都是经过精心组织的。
斯大林和毛泽东是全场注意的中心。当斯大林和毛泽东以及各兄弟党的代表团一同走上主席台时，全场起立，掌声雷动，欢呼声四起。容光焕发的斯大林热情地向大家招手致意，并把毛泽东和各国共产党代表团介绍给了大家。毛泽东热情地向众人招手致意。人们都注视着毛泽东。当他们发现站在斯大林身边的中国领袖竟然如此高大魁梧、英姿勃发、气度不凡，禁不住发出了一阵阵的议论声和赞叹声。
就座后，毛泽东挨着斯大林，师哲则在毛泽东身边翻译。在会上，毛泽东发表了书面祝词，祝词是由费德林代读的。祝词热情洋溢，十分精彩，高度评价了斯大林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贡献，紧紧地抓住了全体与会者的注意力。当费德林读到“斯大林同志是世界人民的导师和朋友，也是中国人民的导师和朋友。他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并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作了极其杰出和极其宽广的贡献。中国人民在反抗压迫者的艰苦斗争中，深切地感觉到斯大林同志的友谊的重要性”的时候，全场爆发了一阵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台下有人挥舞起帽子，场面十分热烈，十分壮观。
斯大林友好地侧过脸来，对毛泽东感谢地点点头，深情地一笑，也和大家一起轻轻地鼓起掌来。
费德林等会场上平静下来，接着读道：“在这个盛会上，我谨以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名义庆祝斯大林同志的七十寿辰，祝福他的健康与长寿，祝福我们伟大友邦苏联在斯大林同志领导下的幸福与强盛，并欢呼世界工人阶级在斯大林同志领导下的空前大团结。”
这时，全场又一次爆发了雷鸣般的掌声与欢呼声。毛泽东的祝词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在宣读过程中，全场三次起立，长时间地鼓掌、欢呼。
斯大林十分重视与毛泽东的友谊。在大会进行中，斯大林多次转过身来，同毛泽东亲切交谈，说说笑笑，非常亲热。
大会以后，宴请宾客并观看文艺演出。斯大林特地请毛泽东和他坐在一起，依依不舍。看文艺演出时，他也特意叫人安排毛泽东同自己坐在一个包厢内，边看演出边交谈，显得亲密友好。他们坐的包厢是旧时代沙皇专用的包厢，豪华而舒适。
精彩的演出结束了，剧场内所有的灯光齐明，照得全场金碧辉煌，四处雪亮，观众全都回过头来，望着中间包厢里的斯大林和毛泽东热烈鼓掌，并有节奏地欢呼：
“斯大林！毛泽东！”“毛泽东！斯大林！”
看到这个场面，毛泽东也非常激动。他站立起来，挥手向观众致意，并高呼口号：“斯大林万岁！”“光荣归于斯大林！”
这时候，全场的口号声、欢呼声、鼓掌声响成了一片，经久不息，震荡得大厅轰鸣，更加烘托出热烈的气氛。当时，人们的确都情绪热烈，感情真挚，没有任何勉强的痕迹。
斯大林为什么能博得亿万人民如此的厚爱与敬重呢？毛泽东为什么对斯大林评价这么高呢？历史的道路是曲折的，不能因一时的成败论英雄。太阳虽有时被乌云遮挡，但它终究要大放光芒。
历史对巨人的评价往往带有时代的特点。
斯大林逝世至今已近40年了，世界的局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人们对斯大林的评价，有褒有贬，说法不一。然而，正如著名的美国作家斯特朗写的：“我们至少知道，他从1928年起，在一个国家，在一个为敌人的世界所包围的落后的农民国家里，开始建设社会主义。当他开始的时候，俄国是一个农业的和文盲的国家；当他结束的时候，俄国已成为世界上第二个工业强国。他两度这样建设了俄国：一次是在希特勒入侵之前，再一次是在战争的废墟上。这要永远归功于他。他是这项工程的工程师。”
斯特朗也分析过斯大林的错误及其根源。她指出：“他进行工作时是残酷无情的。因为他出生在一个残酷无情的国家里，并且从小就经历了残酷无情的生活。他是抱着猜疑的心情进行工作的，因为他曾经5次被放逐，并且一定多次被人出卖过。他默许了，甚至批准了政治警察对无辜的人的暴行，但迄今为止，还提不出证据来说明他是有意制造这些暴行的。”
在这里，我们不妨沿着斯大林的人生足迹，作一次有益的探寻。“斯大林”，这个响亮的名字，并非他本人起的，也不是他的父母取的，而是同志们根据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在革命斗争中的表现，给他送的绰号。“斯大林”是俄文译音，其意思是钢铁的人。
“斯大林”——钢铁的人，这既表现了他革命意志坚强、性格倔犟、百折不挠、坚韧不拔、敢于斗争、不怕牺牲，有为共产主义英勇奋斗的决心，有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魄力，又有克敌制胜、办事成功的谋略；但另一方面，这个词中是否又有冷若钢铁，缺乏人情，少点温柔的含义呢？以前多年的解释，只说前者；近几年的指责，多在后者。其实，钢铁的人，坚与冷，钢与冰，敢斗与缺情，都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一种性格的不同表现；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不足为奇。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1879年12月21日诞生于格鲁吉亚西哥里城一户贫苦的小手工业者家庭。父亲维萨里昂诺维奇是个皮鞋匠，母亲叶卡捷琳娜·格奥尔吉耶夫娜·格拉泽，是个农奴的女儿。夫妇俩都是格鲁吉亚少数民族的下层劳动人民，因家贫失学，目不识丁。叶卡捷琳娜此前生了三个孩子，都不幸夭亡。1879年12月21日生下的第4个孩子就是斯大林。父母给这个小生命起的名字是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朱加施维里。后来参加革命，坚持斗争，根据同伴们起的雅号改名为约瑟夫·斯大林。
斯大林的母亲想让儿子长大当神父，父亲要让儿子长大当鞋匠。1888年秋，斯大林进了哥里镇的小学读书，母亲就在这所学校里当清洁工，供养儿子上学。但爱酗酒的父亲硬要儿子到制鞋厂去学手艺，夫妻俩因此常闹纠纷。直到1890年父亲在一次酗酒打架中被人用刀子捅死后，斯大林才又按母亲的意愿回到了学校。父亲的惨死，给斯大林那幼小的心灵留下了痛苦记忆。
贫穷和灾难，磨砺了斯大林坚强的性格。他回小学后，按母亲的嘱咐，刻苦读书，争强好胜，加上他天赋聪颖，记忆力强，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1894年6月他以优等成绩从该校毕业，被保送到第比利斯神学院学习。
格鲁吉亚首府第比利斯是座古城，气候炎热，风沙弥漫，当时人口约15万，主要是亚美尼亚人、格鲁吉亚人和俄罗斯人。人们操着各种民族语言，熙熙攘攘，忙于生计。沙皇派来的总督和外高加索政府就驻在第比利斯。年仅14岁的斯大林在神学院里学习了不久，因反封建的民主运动不断发展，神学院改为正教中学。院长和学监为了得到俄国当局的提拔，对学生管制很严，几乎把学校变成了一座大监狱，学生一有过失就被关进地下室的一间小黑屋子里。修道士的迫害、低劣的饭食，引起了斯大林和许多学生的愤恨和反抗。
为了探讨救国救民的道理，斯大林刻苦地读书。他不仅读格鲁吉亚诗歌、俄罗斯和西方的经典著作，也读巴尔扎克、雨果、萨克雷作品的译本。萨克雷的《名利场》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也爱看历史、经济和生物方面的书籍，达尔文的《人类起源》、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巴克尔的《英格兰文明史》、斯宾诺莎的《伦理学》、勒徙努的《民族文学发展史》和门捷列夫的《化学》等书对他的思想都有一定的影响，使他渐渐地由一名虔诚的神学院学生，变成了一个无神论者。当一位同学谈到上帝时，斯大林打断他的话说：“根本没有上帝，我借一本书给你读一读，它会告诉你，这个世界和一切生物与你想象的有很大不同，关于上帝的话，全是胡说八道。”
当时，俄国正处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年代。列宁已在彼得堡开展革命活动，并于1894年发表了《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名著，对俄国的政治、经济情况和阶级力量作了深刻的分析，指明了无产阶级解放的道路。斯大林读后，深受鼓舞。1931年他与德国作家埃米尔·路德维希的谈话中说：“我参加革命运动是从15岁起，当时我和居住在南高加索的俄罗斯马克思主义者成立的一些秘密小组发生了联系。这些小组对我有很大的影响，引起了我读马克思主义秘密刊物的兴趣。”
1896年至1898年间，斯大林成了神学院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的领导骨干。他向同学们讲解达尔文的学说，还根据手抄本研究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和列宁的一些著作。1898年8月他参加了格鲁吉亚的第一个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麦撒墨达西社”，学习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工人群众中进行革命活动。后来，斯大林回忆道：“我记得，在1898年，那时我第一次指导了一个铁路工厂的工人小组。当时，在这里，在这些同志中间，我受到了第一次革命战斗的洗礼。”
由于斯大林经常在工人和学生中进行革命活动，1899年5月29日，神学院把斯大林开除了。这个沉重的打击不但没有使他灰心丧气，反而使他更加坚定地以革命为职业，更勇敢地去摧毁沙皇政权。
1900年12月，列宁筹办的《火星报》在莱比锡出版了。斯大林对《火星报》特别感兴趣，对列宁特别尊重。斯大林说：
“当我知道列宁从19世纪90年代末，特别是1901年以后，在《火星报》出版以后的革命活动的时候，我就深信列宁是一个非凡的人物。当时在我看来，他不是我们党的一个普通的领导者，而是我们党的实际创造者，因为只有他一个人才了解我们党的内部实质和迫切需要。当我拿列宁和我们党的其他领导者比较的时候，我总觉得……列宁和他们比较起来不单是一个领导者。而且是一个最高典型的领导者，是一只山鹰，他在斗争中不知恐惧为何物，大胆地引导我们党沿着前人未曾走过的俄国革命运动的道路前进。”
斯大林遵循列宁的路线建党并领导工人运动。1901年9月，格鲁吉亚社会民主党人第一张秘密报纸《斗争报》创刊了。列宁的《火星报》热烈祝贺，并指出该报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在揭露机会主义者和团结工人革命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
《斗争报》坚持列宁的思想，报上的主要文章多是斯大林撰写的。他指出：“在俄国和一切地方，只有革命的无产阶级才负有解放人类并为全世界谋幸福的历史使命。”
斯大林坚决捍卫列宁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主义革命中牢牢掌握领导权的思想。他写道：“为了这种领导作用，工人阶级必须组成独立的政党”。他认为，必须建立强大的、团结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个党必须把革命的大旗掌握在自己手里，引导工人阶级和革命农民走向胜利。在斯大林的积极推动下，第比利斯成立了拥护列宁《火星报》路线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个第比利斯委员会，并广泛地开展活动，建立了反对专制制度和资本主义的革命统一战线。
1901年11月，斯大林奉党组织之命，去到黑海之滨的重工业城市巴士姆，组织工人斗争。他通过联系先进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在10个大企业中建立了11个社会民主党小组，还办起了一个秘密印刷所，印刷和散发传单，领导工人斗争。12月31日，举行了巴士姆社会民主党各小组的代表会议，成立了以斯大林为首的拥护列宁《火星报》路线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士姆委员会。委员会领导巴士姆工人举行罢工斗争和政治示威，沉重地打击了当局的剥削、压迫和专制统治。警察当局逮捕了32名罢工工人。1902年3月8日，斯大林组织了工人大示威，要求释放被捕人员。当局残酷镇压，又逮捕300多名工人，关进监狱。次日，斯大林领导社会民主党巴士姆委员会组织了有6000多名工人参加的政治大示威，到监狱前游行。
沙皇军队开枪射击，打死15人，打伤54人。斯大林不屈不挠，率领示威队伍，坚持斗争。他写传单、作讲演、鼓舞斗志。3月12日，又主持为被杀烈士举行了盛大隆重的安葬仪式，声讨沙皇政府，对高加索乃至全国的革命运动都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沙皇政府下令逮捕斯大林。1902年4月5日，斯大林在巴士姆委员会会议上被捕，囚禁于巴士姆监狱。在狱中，他继续斗争，通过写信与党组织联系，写传单、写作品指导工人运动。1903年3月，高加索社会民主党组织举行了第一次代表大会，斯大林被缺席选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联盟委员会。
1903年秋，斯大林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东部，刑期3年。12月间，在流放地他收到了列宁的一封信。后来，斯大林回忆说：“我最初和列宁认识，是在1903年。固然，这次认识并不是经过亲自会面，而是经过互相通讯。但是这次认识给我留下了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象，我在党内工作的整个时期中，这个印象始终没有消失过。那时我正被流放在西伯利亚……列宁的这封信虽然比较短，但是他对我们党的实际工作做了大胆无畏的批评，并对我们党在最近时期的全部工作计划做了非常明确扼要的说明。只有列宁才善于把最复杂的事情描写得这样简单和明确，这样扼要和大胆——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一颗打中目标的子弹。这封简单而大胆的短信使我更加确信列宁是我们党的山鹰。”
1904年1月5日，斯大林从流放地逃回高加索，为执行列宁的战略和策略，为实行列宁的无产阶级在革命中掌握领导权的思想而斗争。当时，由于日俄战争的爆发和革命的发展，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斗争尖锐起来。列宁认为，解决党内危机的办法便是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斯大林坚决站在列宁一边，在巡视南高加索和格鲁吉亚期间，他为巩固原有党组织，创立新的党组织，同孟什维克进行了不可调和的斗争。6月间，斯大林奉命来到巴库，解散了孟什维克的巴库委员会，组织了布尔什维克委员会，领导石油城的工人举行了有名的“十二月大罢工”。这次罢工由12月13日一直坚持到31日，获得了辉煌的胜利，工人与石油业主签订了俄国工人运动史上第一个集体合同。巴库罢工“是全俄一、二两月光荣发动的信号”，是俄国大革命风暴前夜的春雷。
以斯大林为首的南高加索布尔什维克带领南高加索的工人农民，进行了大规模的革命斗争，并很快地将此斗争与武装斗争结合起来。他们购置军火武器，训练红色部队，组织农民革命委员会，废除苛捐杂税，夺取地主的土地。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对这些斗争全面支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听取了南高加索代表团的报告之后，根据列宁的提议，通过了特别决议，向高加索的无产阶级和农民致敬，并号召各地党委采取最积极的办法，广泛传播高加索的革命经验，支援他们的斗争。
在领导南高加索革命运动的同时，斯大林还从事艰巨的理论工作，他发动和组织了大批的出版物，宣传马克思主义。他自己也发表了《论党内意见分歧》、《答<；社会民主党人报>；》等光辉论著，批判了反布尔什维克派别的虚伪思想和叛卖立场，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基础。他维护和发展了列宁关于将社会主义意识灌输到自发的工人运动中去的思想，维护并发展了列宁关于革命理论必须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思想，以及列宁关于党的建设和党的领导作用的思想。斯大林的论著得到了列宁很高的评价。
斯大林坚决维护列宁关于武装起义是推翻专制制度和成立共和国的手段的理论。他在《告公民书》中写道：“全民武装起义，这就是近年来我国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全盘事件在历史上必然走向的那种必然结局。全民武装起义这就是现时摆在俄国无产阶级面前亟待解决的伟大任务！”
沙皇政府迫于人民起义的压力，于1905年10月18日颁布了所谓给予人民“自由宣言”。斯大林在第比利斯工人群众大会上讲话，公开揭露了高喊解除工人阶级武装口号的孟什维克的叛卖策略。斯大林说：“为了真正获得胜利，我们需要什么呢？为着这件事，就需要三件东西：第一是武装，第二是武装，第三还是武装。”
南高加索的布尔什维克在斯大林的领导下，积极开展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12月上半月，在第比利斯、齐亚士雷、克里维尔、萨姆特烈加等许多城市和地区都先后爆发了武装起义，南俄大地出现了一派轰轰烈烈的革命形势。就在这一月，斯大林会见了列宁，这在俄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后来斯大林回忆说：“我第一次会见列宁，是1905年12月在芬兰塔默尔福斯举行的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上。我本来希望看见我们党的山鹰，看见一个伟大的人物，这个人物不仅在政治上是伟大的，而且可以说在体格上也是伟大的，因为当时列宁在我的想象中是一个魁梧奇伟的巨人。当我看见他原来是一个和凡人毫无区别，简直是毫无区别的、最平常的、身材比较矮小的人的时候，我是多么失望呵……”
“通常，‘伟大人物’照例是开会迟到，使会场上的人望眼欲穿地等他出现的；而且在‘伟大人物’就要出现之前，会场上的人彼此警告说：‘嘘……静一点……他来了。’我当时觉得这一套并不是多余的，因为他能令人肃然起敬。当我知道列宁比代表们到得更早，躲在一个角落里朴实地同那些参加代表会议的最平常的代表们进行最平常的谈话的时候，我是多么失望呵。老实说，我当时觉得这未免有点违背某些必要的常规。”
“后来我才明白，列宁这样朴质谦逊、这样不愿表现自己、至少是不想惹人注目、不摆架子的特点，正是他的伟大长处，正是他这种新群众的新式领袖，即人类最‘下层’普通群众的新式领袖所具有的最大长处。”
在塔默尔福斯代表会议上，斯大林做了南高加索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工作报告，并且发表了维护列宁的积极抵制第一届国家杜马（即议会）策略的演说。他被选入负责编审代表会议决议的政治委员会，与列宁一起工作。他那敏锐的观察力和干练的工作作风，给列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此以后，这两位工人阶级的领袖便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和亲密的合作。
会后，斯大林回到高加索领导革命。“莫斯科十二月武装起义”被镇压之后，沙皇政府对布尔什维克党及其领袖列宁和斯大林进行了残酷的迫害。列宁不得不侨居国外，在那里继续领导俄国工人阶级的斗争。斯大林则在俄国坚持奋斗，常常被逮捕和流放。从1902年至1913年的11年间，斯大林先后被捕7次，被流放6次，从流放地逃走过5次。
1906年至1907年间，斯大林在领导革命斗争的同时，发表了一系列卓越的论文，总标题是《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在这些论文里，斯大林维护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的理论基础——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深刻地指出社会主义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性和迫切性，以及新式的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绝对必要性。斯大林依据这些理论，成功地领导了巴库工人的斗争。后来，列宁写道：“1908年内，在有大量罢工者的省份里，居于首位的是巴库省，参加罢工的有4.7万名。他们是群众性的政治罢工的代表！”
1912年2月间，斯大林在沃洛格达流放地得到了布拉格代表会议的消息。在这次代表会上，孟什维克被驱逐出党，布尔什维克由一个政治集团发展为独立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这是一个新型的党，列宁主义的党，它对俄国革命的发展具有决定的意义。列宁和斯大林为建立这个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进行了巨大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列宁所著《做什么？》一书，为建党做了思想上的准备；《进一步，退两步》一书，为建党作了组织上的准备；《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是党在政治上的准备；《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则是党在理论上的准备。
1912年1月的布拉格代表会议，选出了党的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列宁、斯大林、奥尔忠尼奇则、斯维尔德洛夫等人当选为中央委员。为了加强党对俄国革命实际工作的领导，会议决定成立以斯大林为首的俄国中央局。尽管当时斯大林未到会，并被流放着。
1912年2月29日，斯大林在党组织的帮助下，再次从沃洛格达流放地逃了出来。他负责领导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俄国局的工作，为实现布拉格代表会议的决议而斗争。他视察了俄国各个重要地区。在南高加索，他冒着被沙皇走狗逮捕的危险，击败了孟什维克的破坏，取得了维护党性、反对取消派的胜利。
1912年5月，斯大林受党中央和列宁的委托，具体组织了《真理报》的创刊工作。他领导制订了《真理报》的编辑方针，亲自编辑创刊号，实际上是这家报纸的第一任总编辑。在两年半内，《真理报》曾被沙皇政府封闭过8次，但它以新的名称继续出版，成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有力武器。后在纪念《真理报》十周年时，斯大林写道：“1912年的《真理报》，奠定了布尔什维克1917年胜利的基础。”斯大林所著《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于1913年春发表。它是布尔什维克党在战前国际舞台上对民族问题发表的重要论著，被称为“布尔什维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和纲领宣言”。
1913年2月23日，斯大林在为《真理报》募捐时被捕。列宁闻讯，立刻写信给《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我们的被捕情况是很严重的。柯巴被抓走了……柯巴幸而写完了一篇关于民族问题的长文章。很好！要为真理而战，反对崩得和取消派的分裂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
斯大林被监禁五个月之后，于1913年7月2日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北部的图鲁汉斯克地区，期限4年，受尽了罕见的磨难。但是坚强如钢的斯大林，不屈不挠，巧妙地与列宁和党取得了联系，坚持斗争，顽强工作，并写了许多重要文章。
在斯大林流放期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战争给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俄国40％的男子被征当兵，大片土地荒芜，许多工厂停工，人民饥寒交迫。俄军在战争中又屡遭失败，德军占领了波兰、波罗的海沿岸和白俄罗斯的大片地区，广大群众对沙皇政府日益不满。
此时，斯大林根据同志们送的雅号，自称“柯巴·斯大林”。
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工人首先起来斗争。1914年后半年，发生过70次罢工，参加人约3.5万；1915年，罢工超过千次，参加者达50万；1916年罢工达1500起，参加者超100万。在工人运动的影响下，士兵们也展开了反战斗争。1916年10月，当法庭审判反战水兵时，在彼得格勒党委会的领导下，13万工人举行罢工抗议，迫使政府不敢判处水兵死刑。
列宁的革命理论，动员了千百万人民群众。1917年2月中旬，彼得格勒的普梯洛夫工厂开始罢工，其他工厂纷纷响应。到24日，罢工工人已达20万，他们上街游行，高呼“打倒沙皇！打倒战争！面包！”2月26日，布尔什维克号召举行总起义，成立临时政府，工人们积极响应，士兵也转向起义。到27日晚，已有6万多士兵转到起义方面来。起义工人和士兵很快就取得了胜利，逮捕了沙皇的大臣和将军，释放了政治犯，并在当晚举行了彼得格勒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布推翻沙皇统治。胜利消息，不翼而飞，其他城市和前线士兵相继起义。统治俄国达300年之久的罗曼诺夫王朝终于被革命推翻，史称“二月革命”。
然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苏维埃中窃取了领导权。他们同国家杜马（议会）中的资产阶级代表达成协议，决定成立以李沃夫大公为首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克伦斯基等小资产阶级社会革命党人也加入了临时政府。列宁在国外揭露了这个临时政府的性质。他说：“这个新政府并不是偶然凑合起来的一群人。这是已经上升到执掌俄国政权地位的新阶级，即资本主义化的地主和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
二月革命后，俄国出现了两个政权，即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和苏维埃并存的局面。1917年3月12日，斯大林从西伯利亚流放地回到彼得格勒，参加和领导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和彼得格勒委员会的工作，并受党中央委托领导党中央机关报《真理报》。
为了指导革命斗争，斯大林在《真理报》上发表了许多文章，宣传党的决议和理论。在第一篇文章《论工兵代表苏维埃》中，斯大林提出了一项重要任务：巩固苏维埃并普遍成立苏维埃，以作为人民革命政权机关的工兵代表中央苏维埃为首，把它们互相联系起来，进行统一的斗争。斯大林在《论战争》一文中，拥护列宁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号召俄国劳动人民“撕下帝国主义的假面具”，“使现在这次战争不可能再打下去”。
1917年4月3日，列宁经长期流放生活后回到了彼得堡，斯大林率工人代表团热烈欢迎。4月4日，列宁在布尔什维克大会上作了战争和革命的报告，阐明了《四月提纲》，这是党争取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天才计划。斯大林在解释、宣传列宁《四月提纲》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发表了《论临时政府》、《土地归还农民》等许多文章。
1917年4月24日至29日，布尔什维克党举行了第七次（4月）全俄代表会议，讨论了关于战争与革命的一切基本问题，并且定出了党对时局、战争、临时政府、苏维埃、土地、民族等等问题的路线、方针。列宁在报告中提出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作为党的最近任务。会后，斯大林协助列宁在工人和士兵中进行了大量的组织工作。6月18日，组织了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群众大示威。斯大林以中央的名义，写了《告彼得格勒全体劳动者、全体工人和士兵书》，真实而深刻地表明了工人和士兵的意愿，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有50万人举行大示威，要求苏维埃掌管政权，要求苏维埃同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决裂而实行积极的和平政策。
临时政府调来哥萨克队伍和士官生队伍镇压革命群众，捣毁了《真理报》编辑部，发出了逮捕列宁的命令。斯大林力排众议，千方百计地保护列宁，使列宁安全地离开了彼得堡，并且写了《把队伍团结起来》、《反革命的胜利》等文章，科学地分析了当时的局势，提出了具体的斗争计划，鼓起了广大劳动者和士兵争取胜利的信心。
1917年7月26日至8月3日，在彼得格勒召开了第六次布尔什维克党代表大会。列宁因受临时政府通缉而未出席大会。会议由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等人主持。斯大林代表党中央作了政治报告，提出了对生产和产品分配实行工人监督、土地转归农民、政权从资产阶级手中转归工人阶级和穷苦农民等问题，号召用暴力推翻临时政府而夺取政权。代表大会批准了斯大林提出的决议草案，强调了列宁认定的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联盟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保证的原理。
在代表大会上，有人对俄国能不能开辟社会主义道路表示怀疑，主张以西方无产阶级革命为转移，斯大林对此作了坚决的反击。他说：“很有可能，俄国正是开辟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必须抛弃那种认为只有欧洲才能给我们指示道路的陈腐观念。有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也有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我是主张后一种马克思主义的。”
与会代表热烈支持斯大林的发言，支持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可能在一国或几国首先取得胜利的学说，确定了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1917年10月7日，列宁秘密地来到彼得格勒。斯大林向列宁报告了武装起义的准备情况。
在10月10日至16日的俄共党中央委员会上，通过了列宁和斯大林制定的武装起义的计划，批驳了季诺维巴夫和加米涅夫反对武装起义的建议。会议决定斯大林为中央政治局领导武装起义的总指挥。
为了加强对这次武装起义的领导，列宁、斯大林决定派伏罗希洛夫、基洛夫、卡岗诺维奇、日丹诺夫等作为党中央的代表分赴各地组织起义。10月24日早晨，克伦斯基下令封闭布尔什维克党的《工人之路报》，并派装甲车包围该报编辑部和印刷所，临时政府对革命展开了攻势。斯大林闻讯，毫不畏缩，指示赤卫队员与革命士兵针锋相对，英勇反击，很快地击退了反革命军队，并在编辑部和印刷所周围加岗防卫。到上午11时，《工人之路报》又出版了，上面刊有斯大林写的号召推翻临时政府的社论：《我们需要什么？》。斯大林写道：“已经到了这样的时刻：再拖延下去就会使整个革命事业遭到毁灭，必须以新的工农政府来代替目前的地主资本家政府。”
号角吹响了，起义开始了。起义总指挥斯大林和领导成员斯维尔德洛夫、捷尔任斯基在革命军事委员会里指挥起义。他们制订了详细的起义计划，布置部队占领了电报局和电话局，打乱了敌人的指挥系统；接着，分派部队把守桥梁，加强了革命军事委员会与各区的联系。10月24日夜，列宁来到斯莫尔尼宫，亲自领导起义，指挥部队冲向首都中心，包围临时政府盘踞的冬宫。
10月25日（公历11月7日），赤卫队和革命军队占领了各火车站、邮政局、电报局、政府各部和国家银行，预备国会被解散了，喀琅施塔得海军基地成了布尔什维克党的战斗堡垒。“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以其向冬宫轰击的炮声，报道了10月25日是新纪元，是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新纪元的开始。这天夜里，革命工人、士兵攻下了冬宫，逮捕了临时政府人员。起义胜利了！当夜10时，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在斯莫尔尼宫宣布开幕，宣告起义胜利，“代表大会已经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次日，代表大会通过了《和平法令》、《土地法令》，规定“立刻废除地主土地私有制，不付任何赎金”。代表大会上成立了第一届苏维埃政府，即人民委员会。列宁当选为第一届人民委员会主席，斯大林为民族事务人民委员。大会发表的《告俄国公民书》庄严宣告：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大地上诞生了。
当时，帝国主义列强勾结俄国国内的反革命势力，要用大规模的武装干涉扼死刚诞生的社会主义共和国。1918年2月，斯大林在中央委员会上，拥护列宁关于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主张。3月间，俄共中央在面临外国武装干涉的情况下，把首都从彼得格勒迁到莫斯科。
1918年5月至1920年8月，斯大林先后指挥南方战线，保卫察里津，指挥东方战线、西方战线、西南战线作战，取得了胜利。
1922年4月斯大林就任党中央总书记。7月间，他派苏俄政府全权代表越飞来华，与孙中山会谈。1923年1月26日，发表了《孙文越飞联合宣言》。苏联政府重申放弃在华特权，“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挚热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也”。
斯大林和苏联政府的同情和援助，对于正在苦难中奋斗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鼓舞甚大。正如毛泽东祝词中说的：“中国人民在反抗压迫者的艰苦斗争中，深切地感觉到斯大林同志的友谊的重要性”。
这种友谊不仅鼓舞了中国共产党人，而且也鼓舞了中国国民党人，并且使中国人民清楚地看到，世界上真有伟大的友谊、无私的援助，真有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精神。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继续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入住克里姆林宫。他决心克服千难万险，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度里建设社会主义。当时，俄国并没有多少现代化的生产机器，也没有充裕的财富，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洗劫，工业品不多，粮食也缺乏。1920年和1921年两个饥荒的年头，百万人死亡，加上7年战争，俄国有上千万人被夺去了生命。到1924年1月列宁逝世时，人民的生活水平仍然没有摆脱战前沙皇统治时的那种贫困状况。而党内外、国内外还面临着强大的反对势力，帝国主义列强不仅对新生的共和国实行经济封锁，而且随时有武装侵犯的威胁。要在这样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没有高度的马克思主义觉悟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是不敢设想的。大多数布尔什维克理论家都认为那是不可能的。
斯大林，这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在1924年8月提出了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在俄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新思想——这种新思想使革命取得了一个继续前进的目标，鼓舞人们把革命的热情发挥在爱国建国的事业上，用在实际行动中。
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开始了。阻力是很大的，但坚强如钢的斯大林决心去探索、去实践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并运用他的谋略在后几年的实践中，在一系列社会主义改造的关键决策中，一个一个地击败了党内的反对派，如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人。每一个反对派都斥责斯大林“专制”，可是每一次斯大林都掌握了政治局中的多数，运用种种手法，得到了广泛的群众支持，取得了胜利。在每一次胜利之后，斯大林都微笑着向被击败的反对者伸出手去，只要他们承认错误就把他们接纳回来，重新分配工作。当托洛茨基表示决不退让时，斯大林就建议把他赶出了俄国。
斯大林关于“一国首先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中，十分强调党的领导和人民的主人翁精神。他认为党和人民是自己命运的主人，国家的主人。他号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依靠人民群众的努力、英雄们的业绩去创造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崭新的社会。他的理论和号召受到了广大党员、干部、工人、农民，特别是青年一代的响应，激起了一股苦干和奋发向上的热情。人们为了在俄国尽快地建成社会主义，并为全世界开创出一条崭新的道路，掀起了一个又一个火热的运动，完成了一个又一个五年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是斯大林对落后的俄国工农业生产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尝试。它为工业确定了雄心勃勃的目标，设想农业的大规模社会主义集体化。这个计划被当时西方世界看作“莫斯科的一个狂妄荒诞的计划”，由于全国人民的苦干巧干，仅仅用了四年零三个月的时间，就于1932年提前完成了。
第二个五年计划，提出了5倍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建设的新工业以及对整个经济的技术改造，也提前完成了。
关于工业化方法，斯大林排除了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老路。在资本主义各国中，工业化通常都是从轻工业开始，经过一个较长的时期积累资本，然后把积累的资本转到重工业上，这需要数十年或者更长的时期。斯大林分析了当时国内外的情况，明确指出，布尔什维克党绝不能走这一条路。斯大林说：“党知道战争日益逼近，没有重工业就无法保卫国家，所以必须赶快着手发展重工业，假如这件事稍迟一着，那就等于失败。党记住了列宁的指示：没有重工业，便无法保持国家的独立；没有重工业，苏维埃制度就会灭亡。因此我国共产党也就排除了‘通常的’工业化道路，而从发展重工业来开始实行国家工业化。”
后来的历史证明，斯大林关于一国首先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在此期间，斯大林先后发表了《论列宁主义基础》、《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等重要著作，继承和捍卫了列宁主义的事业。
1941年5月开始的苏联卫国战争时期，斯大林先后担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部长会议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武装力量最高统帅，领导苏联人民和苏联军队进行了艰苦卓绝、英勇顽强的战斗，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对于中国革命，斯大林热情地支持，积极地帮助。虽然由于情况了解不够等历史的局限，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斯大林也有过不少缺点、错误，但和他的成绩比较起来，错误毕竟是次要的。正如毛泽东所说：“总而言之，斯大林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次要的。”
第一章斯大林听谗言态度改变，毛泽东顶逆风破浪向前斯大林的祝寿活动结束后，欧洲各国共产党的代表团都回去了。毛泽东则按他原订的计划，继续留在莫斯科访问、参观、休息、游览。
毛泽东注重调查研究，对于考察、了解苏联这样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兴趣更浓。早在1920年的2、3月间，他就曾和李大钊等商量，要组织一个“游俄队”，到俄国这个“世界第一个文明国”访问、参观，并写信告诉同学说：“我为这件事脑子里装满了愉快和希望”。30年过去了，斗转星移，沧海桑田，历史的发展使毛泽东不是以一个“游俄队”的成员，而是以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身份来到莫斯科，他怎能不抓紧考察参观呢！因此，当他和斯大林初次会晤，斯大林问他有何愿望和要求时，毛泽东就直率地表示这次来，一是为祝贺斯大林同志七十寿辰；二是看一看苏联，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想看一看。
现在，祝寿结束了。毛泽东便抓紧考察、访问，了解苏联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情况。他参观了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制造厂，受到了热烈欢迎。为了调剂毛泽东的生活，师哲找了几十部苏联和欧洲的历史人物传记片，给毛泽东放映。其中有《彼得大帝》、《拿破仑》、《库图佐夫》、《涅夫斯基》等等。
斯大林闻讯后十分赞赏。他对师哲说：“毛泽东真聪明，有空就看人物传记片，这是了解历史的最简捷的办法。”
12月22日，毛泽东电告中共中央：“在准备对苏贸易条约时应从统筹全局的观点出发，苏联当然是第一位的，但同时要准备和波捷德英日美等国做生意。”并告：“已与斯大林约好二十三或二十四日谈一次。”
这时候，一件令人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了。1949年12月24日，陪同毛泽东赴苏的柯瓦廖夫向斯大林作了《关于中共中央若干政策与实际问题》的书面报告。报告中说：在中共党内，在中央委员会中，有些人过去是亲美的、反苏的，中央的领导现在支持他们；刘少奇组织和领导了对高岗无根据的批评；中央人民政府的组成，民主人士占的比例很大，实际上变成了各党派的联合会等等。据说，这个报告是根据高岗提供的材料在东北起草的。这说明高岗从那时候起就在制造党内纠纷，并且“里通外国”，企图依靠苏联的支持篡党夺权。这份报告，对中共中央高层的政治生活作了不真实的反映，甚至可以说是对中共中央、中苏关系进行挑拨离间，起了很坏的作用。
柯瓦廖夫是一位铁路专家、技术人员，斯大林说他“削尖脑袋向政治里钻”。抗日战争胜利后，斯大林曾派他去指导满洲铁路的重建工作，兼任苏联驻满洲中东铁路的全权代表。1949年春米高扬访华走后，柯瓦廖夫成了当时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人中职务最高的政府官员。3月下旬，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和中央机关进驻香山后，柯瓦廖夫从东北来到北平，也住在香山附近的一个小山沟里。他曾使用阿洛夫使用过的苏联军部的电台，陆续向苏联报告一些有关中国的情况。
几天后，柯瓦廖夫又把苏联领事齐赫文斯基带到香山，要求拜会毛泽东。一天傍晚，毛泽东在双清别墅接见了他们，并向他们简要地介绍了解放军的战略部署、进军计划，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方针、政策。
针对斯大林害怕中国的人民解放战争引起美军大批入侵、美苏交火，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顾虑，毛泽东特别强调指出：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毛泽东说，不用多久，你们就可以看到淮海战役的胜利战果。下一步，就是渡江南下，解放江南。只要没有意外的变化，我们有胜利的把握。有人担心美军直接参战，至今为止，尚看不出发生这种情况的迹象。例如，我们不允许美军在秦皇岛登陆，也不许他们的舰队靠岸，结果，他们溜走了。在天津郊区，美军出城试探了一下，与我们的武装力量发生了一点冲突，打了几下，他们就缩回城里去了。在青岛郊外，美军也出来过几次，虚张声势，叫得很凶，但一受冲击，就龟缩到城里去了，而且，很快地把他们的军舰撤离了青岛。在其他港口，如烟台、威海等地，就没有遇见美舰。所以，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看出美军真正要同我们交锋的意图，也没有看出他们有阻挡我军前进的征候或试探。因此，我们比较有把握地进行着人民解放战争，推行着我们的政策。可以断言，胜利终归是属于我们的。
交谈中，毛泽东神采奕奕，谈笑风生，而柯瓦廖夫总是提出一些具体问题，请求解释。为此，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领导同志，还多次和他见面谈话，介绍、解释当时中国的情况和问题，帮助他对中国革命的性质、特点和重大政策能有比较正确的认识。毛泽东如此不厌其烦，其用意虽没明说，实际上是希望柯瓦廖夫能向斯大林及苏共领导正确地反映情况，如实地介绍中国革命。
不久，毛泽东委托刘少奇率团访苏，会见斯大林，由柯瓦廖夫陪同前往。出发前，毛泽东、刘少奇在中南海特意约见柯瓦廖夫，同他进行了较长时间的谈话。毛泽东特别向他谈了当前解放战争的发展变化及前景；中国革命现阶段的基本特点和任务；解放战争一定要进行到底，不得到彻底胜利，决不收兵。他强调指出，尽管发展的道路总是曲折的，我们的革命也要分阶段进行，但胜利是有把握的。中国革命是一条较长、较远的路程，由人民民主阶段的各项革命走入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得相当长的时间，同时，这是要有条件的，即人力与物力，这两者缺一不可。我们目前所要准备的和要争取的，就是这么两条。
毛泽东还关心地对柯瓦廖夫说，这次你陪同代表团回国，虽辛苦些，但可以同家人团聚，这也是一次好机会。谁料，这一次，柯瓦廖夫陪同毛泽东访苏，却无端造谣，上交给斯大林一份挑拨离间的书面报告。当时，斯大林“一连几天都不去看”毛泽东，“别人谁也不敢去看他”。因此，毛泽东闭门不出，不大高兴。
有一次，柯瓦廖夫和苏方的中文翻译费德林到代表团驻地来看望毛泽东，询问毛泽东身体怎样，生活习惯否，还有什么要办的事。
毛泽东正在火头上，当即对柯瓦廖夫发了一通脾气。他说：“你们把我叫到莫斯科来，什么事也不办，干什么？我是来干什么的？难道我来这里就是为了天天吃饭、拉屎、睡觉吗？”
柯瓦廖夫十分紧张，站得笔直，低着脑袋，头也不敢抬！只是嗫嚅地说：“斯大林同志要我来看看你，看你有什么事要办……”不等柯瓦廖夫把话说完，毛泽东又接过话茬，说：“我有什么事？我一天就是三件事，吃饭，拉屎、睡觉”，“我毛泽东来莫斯科，就是为给你斯大林祝寿吗？”柯瓦廖夫等战战兢兢地走了。毛泽东对师哲说：“对这种人，就得狠狠教训一番！这样，他才会向斯大林去反映情况，去汇报！”
师哲解释说：“柯瓦廖夫只是个副部长，不会见到斯大林的。他不会反映他受到的训斥，也不敢去说。如果他这样说了，他会受到指斥或处分的！”毛泽东淡淡一笑，未置可否。西方的资产阶级乘机造谣，挑拨离间。他们对新中国的成立本来疑惧，毛泽东和斯大林握手会见，更使他们坐立不安，惶惶不可终日。见这一段时间，报刊上对毛泽东的行止报道较少，他们便大造谣言，挑拨离间。
英国的一家报纸竟说：“毛泽东被斯大林软禁起来了”。消息不胫而走，谣言到处流传。苏联的领导人都有些着慌。斯大林问毛泽东要不要去外地走一走，看一看，毛泽东理解这是他们为了发表消息，通过报道他的活动来辟谣。毛泽东当即表示，愿到列宁格勒去看看，并对斯大林说，我想叫周恩来总理来一趟。
斯大林对此表示惊讶，问为什么要周恩来到莫斯科来，他来干什么。毛泽东听了不大高兴，认为斯大林对他不够诚恳。由于斯大林不了解毛泽东的意图，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他们找新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询问，希望他了解一下毛泽东的意见和要求。王稼祥过去曾和斯大林接触过几次，有良好的个人关系，见此情景，安慰了斯大林几句，又去向毛泽东汇报请示。这时候，毛泽东的脾气发过了，火气也消了。他心平气和地说，把我弄来就为祝寿，未免太简单了嘛，应该搞个政治文件。
王稼祥心中有了底，就以新中国驻苏大使的身份去苏联外交部点破了这个问题。他提出毛主席到莫斯科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根据当前的国际形势，是不是考虑中苏之间签个文件。
苏联方面反应很快，次日即作出答复，同意签个文件。斯大林并主动地约请毛泽东再次举行会谈。
毛泽东当即表示赞成。后来，他对师哲说，斯大林是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有时候耳根子软，误听谗言，上了人家的当。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他曾多次上过国民党的当，先上了蒋介石的当，吃了大亏；后来又上了王明的当，吃了大亏；再后来又上蒋介石的当。看起来，阶级分析不能忘啊！
的确，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斯大林关注着并决意帮助中国革命。然而，在20世纪上半叶，要帮助中国革命，必然地、不可避免地要碰到一个根本性的大问题——如何看待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
这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斗争中产生的两个性质不同、成分各异、长期斗争、互相联系、既有合作又相排斥的两个大政党。对他们的认识如果有偏差，往往会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1925年5月18日，斯大林在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学生大会上，发表了《论东方民族大学的政治任务》的演说。在演说中，斯大林把殖民地东方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像摩洛哥这样的国家，工业不发达，没有或者几乎没有自己的无产阶级；第二类是像中国和埃及这样的国家，工业不大发达，有人数较少的无产阶级；第三类是像印度这样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
斯大林指出：“在埃及或中国这类国家中，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分裂成革命派和妥协派，但是资产阶级的妥协部分还不会和帝国主义联合一起；在这类国家中，共产党人已经不能以建立反帝国主义的民族统一战线为目的。在这类国家中，共产党人应当从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改行工人和小资产阶级革命联盟的政策。在这类国家中，这一联盟可以采取统一政党的形式即工农政党的形式，但是要使这个独特的政党实际上成为两种力量的联盟即共产党和革命小资产阶级政党的联盟。这个联盟的任务是：揭穿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和不彻底性，同帝国主义作坚决斗争。”
斯大林的分析和论述，过高地估计了国民党和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力量。其实，即就改组后的国民党来看，无论是在纲领上还是在实际上，它都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仍然是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根本不是什么“工农党”或“人民政党”，它是由代表各种不同阶级利益的集团组成的。
斯大林发表这篇演说，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和指导性。因为列宁逝世后，1924年5月23日至31日，斯大林领导俄共（布）召开了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在会上，他作了中央组织工作的总结报告，得到了大会的批准；他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和组织局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组织上的领导地位得到了巩固。1922年，斯大林就任俄共（布）总书记职务时，他只是俄共（布）制定政策的5个人之一，这5个人是列宁、斯大林、加米涅夫、托洛茨基和布哈林。不久，斯大林被指派草拟宪法，通过这部宪法俄国成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斯大林的声望更高了。
尽管列宁认为斯大林“粗暴”，“不可容忍”，曾写信“建议同志们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位置上调开，另外指定一个人担任总书记”。但是，1923年4月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召开时，列宁因病未能出席大会向斯大林提出非难。而在那次代表大会上，发生了两件引人注目的事情。一件是斯大林在代表党中央作报告时，说明党在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都获得控制地位。共产党员在地方工会干部中的比例已从27％增加到57％，在军官中的比例已从16％增加到24％。一切组织都逐渐处于党的控制和绝对领导之下。另一件事是斯大林对于一个要求在党内有更多讨论自由的批评者的回答。他说：“党不是辩论会，俄国正处在帝国主义豺狼的包围之中，而在两万个基层组织中讨论一切重要问题，就会把我们手中的牌都摊在敌人面前”。大会上，在每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上，斯大林都取得了胜利。大会后，持不同政见者聚众闹事，遭到了政治警察的逮捕。每当“民主自由”与国家安全发生冲突时，斯大林总是强调国家安全，强调将国家安全列于“民主自由”之先。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主持葬礼，发表演说，显示出他是列宁的最忠实的学生和当然的继承者。在以后的几年中，在一系列社会主义改造的关键性决策中，斯大林一个又一个地击败了党内的反对派，如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等人。每一个反对者都斥责斯大林“专制”，然而每一次斯大林都设法掌握了政治局中的多数，并且利用多种手法，得到了群众的广泛支持。随着托洛茨基、加米涅夫等人政见的失败，他们的政治权力不断地受到削弱和排斥，斯大林的政治权力和政治诚信则不断地得到提高和加强。到1925年5月，斯大林第一次发表有关中国革命的指导性的演说时，俄共（布）原5个决策人之一的斯大林因列宁逝世，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和布哈林在政治上多次受挫，已成了公认的列宁主义的理论家、政治家，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权威人士。因而，在东方大学的演说中，斯大林才能以世界革命领袖和权威人士的口吻，把中国、印度、埃及和摩洛哥这样的各不相同的国家，归纳为“殖民地东方”的国家，并分为三种类型，然后提出了分类指导性的意见。这是斯大林这篇演说的历史背景和重要特点之一。
有趣的是，就在斯大林发表《演说》论述共产党和国民党关系的时候，毛泽东正在以中共党员的身份作国民党的工作。他还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身份兼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委员，“协调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行动”，实际从事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工作。
1925年9月，毛泽东从湖南到广州，就住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内，不久，即代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职务。10月15日至27日，中国国民党广东全省第一次代表大会隆重举行，毛泽东出席了会议，并在会议上发表了演说，参与了大会宣言的起草工作，并为《广东省党部代表大会会场日刊》写了《发刊词》。
1925年，斯大林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学生大会上，发表了有关中国革命的演说；不久，毛泽东在中国国民党广东全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了演说，并为《会场日刊》写了《发刊词》。把这两位伟人的演说、文章中的思想观点加以比较，对于了解毛泽东和斯大林，对于了解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当时的状况，乃至对于了解苏共和中共对待国民党不同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都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比较要有基础，要有同一性。毛泽东和斯大林的演说，是两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发表的，是认识主体的同一性；两人的演说都发表在1925年，是时间上的同一性；两人在演说中都论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国民党，是认识对象的同一性。两人的演说中，都谈到了“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分裂”的问题。斯大林说，“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分裂成了革命派和妥协派”；毛泽东则说，“显然分为两大派：反革命势力和革命势力，中间派没有立足的余地”。观点中有同一性，看法大部分是相同的。
然而，仔细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出，这两位伟人在这两篇演说中表述的观点，也有差异、不同甚至分歧。这些差异和分歧主要是：
第一，关于国民党是不是“革命小资产阶级政党”或“工农政党”的问题。斯大林在演说中，明确指出：“共产党人应当从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改行工人和小资产阶级革命联盟的政策”，“这一联盟可以采取统一政党的形式即工农政党的形式，但是要使这个独特的政党实际上成为两种力量的联盟即共产党和革命小资产阶级政党的联盟”。显然，在这里，斯大林把中国国民党看成了“工农政党”、“革命小资产阶级政党”，过高地估计了国民党和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力量。
中国国民党是孙中山创立的政党。1894年孙中山组织兴中会，1905年8月兴中会与华兴会、光复会合并组成中国同盟会，孙中山为总理，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革命纲领，制定了《军政府宣言》、《中国同盟会总章》和《革命方略》等文件。本部设在日本东京，下设执行、评议、司法三部，在国内外建立有9个支部。同年10月创办《民报》，孙中山在发刊词中把纲领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同盟会会员以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居多。该会一方面以《民报》为阵地，传播革命思想，与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改良派进行论战；另一方面积极组织反清武装斗争，先后发动了萍浏醴起义、潮州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钦廉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钦廉上思起义、云南河口起义、广州新军起义、黄花岗起义和武昌起义，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党部先移至上海，后再移至南京，旋被北洋军阀袁世凯阴谋篡权，革命遭到失败。1912年8月，宋教仁在北京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与袁世凯实行妥协，基本上成了官僚政客集团。孙中山等人为了继续革命，发动了二次革命，讨伐袁世凯。失败后，于1914年7月在日本东京另组建中华革命党，1919年10月改组为中国国民党。1923年11月，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具体帮助下，发表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1924年1月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党纲，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政治主张，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建立了国共合作，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和北伐战争，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这时的国民党尽管成分复杂，矛盾重重，但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党。
毛泽东深刻地分析了国民党的形成、发展和现状，力促国共合作。早在1923年4月，在《新时代》月刊创刊号上发表的《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中，毛泽东就写道：“革命的民主派主体当然是国民党，新兴的共产派是和国民党合作的”。
1925年冬，毛泽东关于国民党的论述，又有新的发展。他明确指出，国民党的改组，广东省党部代表大会的召开，广东省反帝国主义反军阀革命斗争的高涨，是同盟会成立以来历史发展的必然，是正确地审察环境的结果。在观察客观环境中，以孙中山最有远见。文章说：“孙中山先生看清楚我们主要的敌人是帝国主义，于是定下了革命的民族主义。又看清楚帝国主义借以剥削中国人民的重要工具，是军阀大商买办阶级和地主阶级，又定下了革命的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在对中国社会进行阶级分析时，毛泽东写道：“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他们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着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其政治主张为实现民族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有一个自称为戴季陶‘真实信徒’的，在北京《晨报》上发表议论说：‘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这两句话，画出了这个阶级的矛盾惶遽状态。他们反对以阶级斗争学说解释国民党的民生主义，他们反对国民党联俄和容纳共产党及左派分子。”
显然，毛泽东和斯大林对国民党的看法差距很大：斯大林认为中国国民党是“革命小资产阶级政党”或“工农政党”；而毛泽东则认为国民党是中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并明确指出，他们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其政治主张为实现民族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他们反对以阶级斗争学说解释国民党的民生主义，他们反对国民党联俄和容纳共产党及左派分子，因而，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第二，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分裂的状况，关于民族资产阶级有无中间派的问题。
毛泽东和斯大林都承认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分裂。但是，斯大林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分裂成了革命派和妥协派”。毛泽东作了大量研究分析后，明确写道，民族资产阶级“显然分为两大派：反革命势力和革命势力，中间派没有立足的余地”。
国民党成分复杂，派系林立。只有孙中山德高望重，能驾驭全局。1924年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代表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老右派和新右派勾结军阀、官僚、政客，公开进行反革命的分裂活动，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国共合作，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反对广东革命的中心——国民政府。1925年10月27日在国民党广东省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闭幕会上，毛泽东发表演说，着重讲了“中间派的问题”。这是当时革命遇到的重大问题，也是许多人迷惑难解的问题。所以毛泽东不仅重点讲解，而且第一次使用了“中间派”的概念。这里所说的“中间派”，指的是戴季陶、蒋介石等两面派，戴季陶是其理论上的代表，蒋介石则是行动上的首脑。
由于中国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显示的强大威力，特别是1925年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显示的威力，使民族资产阶级的右翼十分害怕。他们既想反帝反军阀，又极力限制和削弱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于是，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右派集团便登台表演，日益暴露其反革命面目。而戴季陶主义正为蒋介石新右派集团篡夺革命领导权的阴谋活动提供了理论根据。戴季陶先在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建立纯正的三民主义”谬论，反对国共合作。6、7月间，又接连发表了《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几本小册子，把三民主义曲解为“完全渊源于中国正统思想的中庸之道”，阉割了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以虚伪的“仁爱”作为“宗旨”，反对工农群众的阶级斗争，说什么“中国的革命与反革命的对立，是觉悟者与不觉悟者的对立，不是阶级的对立”，只能以“仁爱”之心“诱发资本家的仁爱的性能”，而不能搞阶级斗争；在组织上反对国共合作，说什么“共信不立，互信不生；互信不生，团体不固；团体不固，不能生存”；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企图把共产党赶出统一战线。戴季陶还公开叫嚣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诬蔑中共“争得一个唯物史观，打破了一个国民革命”，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进行猖狂的进攻。
因此，毛泽东突出地讲“中间派”问题。他说自广东农民组织起来开展减租运动后，国民党内一部分同志“以为现在是一致对外的时期，我们要一致去反抗帝国主义，地主阶级也是中国的同胞，不可提倡自己打自己。这一派的同志，似乎要在党内造一个中间派的样子”。但是，毛泽东明确地断言：“依我的观察，这中间派是不能存在的”。
接着，毛泽东讲了中间派不能存在的三点理由：
1.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上分成两个大本营，一个是大资产阶级领袖的反革命大本营，一个是无产阶级领袖的革命大本营，两派短兵相接起来，中间派的基础就动摇了”。
2.从中国近代历史看，确曾出现颇强大的中间派。如辛亥革命以后，各阶级各阶层的政派为争夺国会里的席位，结成了不同的政党，有孙中山、宋教仁的国民党，有袁世凯操纵的统一党，还有立于中间，实际拥护袁世凯的共和党，后来共和党又与统一党、民主党合并为进步党，最后演变为研究系。这几个自命为中派的头目有黎元洪、梁启超、汤化龙、章炳麟等人，还有一批退化了的国民党员组成的政学系也自命为中间派，如张群、黄郛等。这些中间派究竟变成了什么东西呢？他们“做了帝国主义军阀的走狗，完全成了民众的公敌，完全成了反革命派了”。
3.从现实的广东情况看，显然分为两大派，反革命势力“以香港英国帝国主义为领袖”，革命势力“以左派国民党为领袖”，“中间派没有立足的余地”。任何中间派或者要被反革命派拉拢，倒向反革命；或者接受革命派的影响而倒向革命。“因之现在的广东是完全没有敢站在中间的”。毛泽东强调指出，在革命高潮中，在革命与反革命决斗的紧要关头，“中间派必然向两极分化”。
戴季陶主义是国民党新右派的思想基础，也是蒋介石右派集团进行反动阴谋活动的理论武器。在这种反动理论出笼之初，在蒋介石集团为后来的中山舰阴谋事件制造舆论之前，毛泽东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它的实质是“要做修正孙先生的革命理论与策略的尝试”。
第三，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妥协部分（即右翼）和国民党右派会不会和帝国主义联合一起的问题。
斯大林在东方大学的演说中说：“在埃及或中国这类国家中，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分裂成革命派和妥协派，但是资产阶级的妥协部分还不会和帝国主义联合一起”。毛泽东在国民党广东全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中，对这个问题的观点，却与斯大林完全相反。毛泽东指出，在革命高潮中，在革命与反革命的殊死决斗中，中间派必然向两极分化。像戴季陶那种“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的所谓“中间派”没有立足的余地。他们的实质是“要做修改孙先生的革命理论与策略的尝试。他是违反了党，他是一定站在反革命那边，违反了全国大多数民众的利益，违反了孙先生。他现在即无诚心要做反革命，无诚心要站在帝国主义一边。他将来定要变成反革命，一定要跑入帝国主义那边去的”。毛泽东的观点鲜明、准确。他认为资产阶级右翼和国民党右派，一定要站在反革命那边，一定要跑入帝国主义那边去的；即使现在无诚心那样干，将来也一定要变成反革命，一定要跑入帝国主义那边去的。这和斯大林认为资产阶级的妥协派“不会和帝国主义联合一起”的论断，是完全相反的。毛泽东的这种论断不是偶然的、随意的，而是经过大量调查研究、深入分析后作出的。过了不到40天，1925年12月1日，毛泽东在《革命》半月刊第4期上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又一次深入地分析了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他明确指出，这个阶级对于革命具有两面性，即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赞成革命，当革命迅猛发展，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感觉着威胁时，又怀疑革命。这个阶级又分为左右两翼，其右翼“只要国民运动的斗争加紧，这种人一定很快地跑入帝国主义军阀的队伍里，和着买办资产阶级做着很好的伙伴”；其左翼，“即与帝国主义军阀无缘者”可能成为我们的朋友。但这一派“对于所谓赤化时时怀着恐惧，故其对于革命极易妥协，不能持久”，所以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不能担负民主革命的领导责任。毛泽东在分析了当时世界上是革命和反革命两大势力作最后斗争的局面后，强调指出：“那些中间阶级，必定很快地分化，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没有他们‘独立’的余地。”
在这里，毛泽东同样强调了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必定很快地分化，“只要国民运动的斗争加紧，这种人一定很快地跑入帝国主义军阀的队伍里”。斯大林和毛泽东对于国民党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论断莫衷一是，究竟孰是孰非呢？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写道：“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
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后来的社会实践，西山会议派的公开反动，戴季陶主义的出笼，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的《整理党务案》，直至蒋介石、汪精卫的相继叛变革命，都说明了毛泽东上述论断的正确性、科学性，说明毛泽东的论断是符合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实际的，也是符合中国国民党的实际的。
然而，在这个问题上，斯大林长期固执己见，自以为是，一直过高地估计中国资产阶级和国民党的革命作用，而对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作用却估计不足，支持不力，有时甚至做了一些不必要的干涉和限制。
这是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一个根本性的错误，然而，斯大林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没有认识到。甚至在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共产国际和苏共党内的同志对他的错误提出批评后，他也没有承认错误，改正错误，并且继续按照自己的错误认识去指导中国革命。因而，斯大林和毛泽东之间的思想冲突，便成为不可避免的了。尽管毛泽东在公开场合谈话、发表文章都十分尊重斯大林，尽量维护斯大林的威信，然而他们的分歧和矛盾却在不断地发展、激化。
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国民党蒋介石在中国失败已成定局，在和中共代表团刘少奇等人的会谈中，斯大林才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承认自己妨害了中国革命。他问刘少奇道：“我们妨害过你们没有？”刘少奇客气地说：“没有”。斯大林摇摇头说：“不，妨害了，妨害了。我们对中国不大了解，有时好心也办错事。”
斯大林作自我批评的态度是严肃、诚挚的。他还说：“现在看来，还是毛泽东同志对了。毛泽东对中国革命作了正确的估计，并且实施了正确的指挥，将革命引向了胜利。”
另外，据南共书记铁托的主要助手卡德尔的回忆说，1948年2月10日，斯大林召集保共季米特洛夫和南共卡德尔等人在莫斯科举行三党会议，讨论巴尔干联盟和希腊革命问题。在会谈中，斯大林严厉地批评了保共和南共支持希腊起义之后坦率地承认他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犯了错误。斯大林说：“战后，我不相信中国共产党人能取胜，我那时认为美国人将会全力以赴地扑灭中国的起义。我曾劝说毛泽东，最好是与蒋介石和解，与蒋介石建立某种联合政府……但以后毛泽东开始发动了一场大攻势，最后取得了胜利。你们看，我也会犯错误。”
大革命时期，中共的主要领导人是陈独秀。
毛泽东当时虽不是党的主要领导人，但他对国民党和中国资产阶级的情势和作用看得清分得明，并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了必要的斗争。在此前后，他正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任秘书，集中精力筹备并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
这次会议肯定了国共合作的成绩；同时指出那种对国民党右派“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和“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方针有右的偏向。会议通过了《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工作》等决议案，批判了忽视共产党组织的独立性等错误，强调要以国民党“一大”政纲为标准正确区分对待国民党左派和右派；强调要在产业工人中大力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发展工会组织和劳工运动，坚持党对工人运动的绝对领导权。会议决定：中共中央分设组织、宣传、工农、妇女部；毛泽东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
这是一次由毛泽东着力准备的以国共合作为中心议题的重要会议。会后，为了贯彻会议精神，毛泽东起草了一系列文件，由陈独秀和毛泽东联合签发。在这些《通告》、《通知》中，强调要通过“五一”、“五四”、“五五”、“五七”之纪念与宣传“努力联合工商学生做大规模的示威运动”，“不但要否认二十一条及收回旅大，并要按照中俄协定，取消各国的租界、租借地、兵营、领事裁判权、庚子赔款，及废除不平等条约改订平等的条约”；号召全党反对军阀吴佩孚、张作霖、萧耀南镇压国民党左派的运动；反对江浙军阀战争，指出“人民对任何军阀战争不能存丝毫希望，可希望解救中国的唯有国民革命”。
1924年7月，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通告》第15号，专讲与国民党右派斗争的问题。《通告》中，毛泽东第一次用了“国民党右派”一词。因为这些国民党右派分子千方百计地排斥共产党，分裂国共合作。1924年6月1日，孙科等人提出了《制裁共产党分子案》，18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张继、邓泽如等人又提出了《弹劾共产党案》。毛泽东起草的这份《通告》，针对上述情况，指示全党同志一方面要“注意革命势力的联合，不要使分离的言论与事实出于我方”；另一方面“为国民党革命的使命计”，对于国民党右派的分裂政策“不可隐忍不加以纠正”。
毛泽东起草的15号《通告》号召全党揭露右派摧残工运、农运，反对联俄联共的罪行，“努力获得或维持指挥工人农民学生市民各团体的实权”，“尽力排除右派势力侵入这些团体”。《通告》还强调：“各地急宜组织‘国民对外协会’，形成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的中坚力量，以利形成国民党左翼或未来的新国民党组织”。这个协会吸收成员应严格注意质量，以不满意国民党右派的主张为重要标准。
毛泽东任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不到一年，但做了大量的工作。1925年10月，直系军阀孙传芳率部反奉系军阀张作霖，北京等地群众团体举行反对奉系军阀扶植的段祺瑞临时执政府的大示威。毛泽东起草了《中国国民党之反奉战争宣传大纲》，经中国国民党召开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各部部长第123次联席会议通过发布。
毛泽东又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代部长”的名义，向各地宣传部发出了《中央宣传部对反奉宣传之通告》。要求“全国各地高级党部亟宜指挥所属全体同志为广大之宣传，引起民众之革命的热潮”，夺取“中国国民革命”的“部分成功进而至于全部成功”。
毛泽东还主持了中国国民党选派学生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事宜，选派出147名革命青年去苏联学习，“以养成国民革命之领导人才”。
毛泽东还组织各项纪念活动，进行革命宣传，并且常到各地讲课、讲演。例如，1926年3月18日，毛泽东指示中国国民党政治讲习所举行纪念巴黎公社55周年大会，并在大会上发表讲演《纪念巴黎公社应注意的几点》。他说：“今天是中国民众纪念巴黎公社的第一次。巴黎公社事件的发生，距今已55年了，为什么到今日我们才知道纪念？因为中国从前的革命是少数人包办的，及到革命潮流渐渐增长，革命运动才跟着由少数人扩张到多数人，到现在已有多数的工农民众参加，并且有左派的国民党党员作指导，有工农阶级专政的国家苏维埃俄罗斯作模范，所以中国民众才知道有今天的纪念。”
关于纪念巴黎公社的意义，毛泽东概括了四点：一、巴黎公社是工人阶级的第一次的革命运动；二、巴黎公社是开的光明的花，俄国革命是结的幸福的果，俄国革命是巴黎公社的继承者；三、现时国内颇有些人怀疑或反对阶级斗争，这是不了解人类进化史的缘故；四、巴黎公社失败有两个主要原因：①没有一个统一的集中的有纪律的党作指导，以致内部意见分歧，势力分散，而予敌人以可乘之机；②对敌人太妥协太仁慈。我们对敌人仁慈，便是对同志残忍。各同志要鉴往知来，惩前毖后，千万不要忘记“我们不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敌人便给我们以致命的打击”这两句话。
当时，国民党掌握着相当大的权力并将执政掌权。不少“革命者”为了升官发财，投机钻营，把革命抛于脑后。共产党里也不乏其人。然而进入国民党高级领导层的毛泽东，不求名利、不计得失，矢志革命，坚定不移地坚持无产阶级立场，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且坚持在国共合作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和一切错误的倾向作斗争。这也充分说明毛泽东丝毫没有“忽视工人阶级”，没有放弃工人阶级立场，而是在特殊的情况下坚持工人阶级立场，坚持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具体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革命中的具体问题，说明他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然而，斯大林的理论、思想、主张、措施却通过各种渠道，特别是通过共产国际陆续地传入中国，对中国革命，对国共合作，不时产生着积极或消极的影响。
自1922年7月，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出了《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的决议案》之后，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完全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履行共产国际章程和历次大会决议规定的各种义务。当时，中共中央的主要负责人是陈独秀。陈独秀本人有右倾投降主义思想，而斯大林在1925年5月所说的国民党是“工农党”，1926年12月所说的要“使国民党成为真正的人民政党”等过高估计国民党革命性的论断，必然对陈独秀的思想倾向产生重要的影响。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1923年1月12日作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决议》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尚未完全形成独立的社会力量”，中国“独立的工人运动尚不强大”，“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团体是国民党”。这就把斯大林的理论观点变成了共产国际的《决议》，变成了中共必须执行的东西；这是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主要根源之一。
陈独秀（1879—1942）字仲甫，安徽怀宁（今安庆）人，早年曾留学日本。辛亥革命时期，他已经是一个爱国、反清的革命民主派。辛亥革命失败后，他激流勇进，奋发图强，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旗帜。他1915年起主编《青年杂志》（一年后改名《新青年》）。1916年任北京大学教授，1918年和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倡导新文化。他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发表的《敬告青年》一文中，首先提出“科学”和“民主”的口号，适应了历史前进的要求，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因而，毛泽东曾给予他高度的评价，称赞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把马列主义送到了中国。陈独秀和李大钊、毛泽东等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同时，为创建中国共产党而积极奋斗。1920年陈独秀在上海发起组织共产主义小组，并积极和毛泽东、李大钊等人联系筹建党的组织。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时，他被选为中央局书记。党的名称，开始曾叫社会党，经他写信与李大钊商讨，确定叫共产党。因而，毛泽东曾称赞他“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创造了党。”从1921年党的一大到1927年4月党五大，陈独秀历任中共中央局书记、委员长和中央总书记，是大革命时期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在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重大事件的处理都和陈独秀关系密切；中国革命事业的兴衰、进退、成败，都和陈独秀息息相关。而陈独秀执行的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决议，因而，陈独秀的成败兴衰和斯大林有很大的关系。这是陈独秀、毛泽东和斯大林有联系性的一面。
另一方面，陈独秀有其独立性。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陈独秀和毛泽东当时都是中共的创始人和领导成员，两人都倾听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决议、指示、方针、路线，而两人的见解、主张、意见、方案却往往不同，有时甚至完全相反。毛泽东曾多次劝导、帮助过陈独秀，但是陈独秀孤傲自负，固执己见，反而利用手中的权力，独断专行，步步威逼毛泽东。致使毛泽东十分苦恼，身患重病，回家“养疴”。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在政治上消极动摇，后来又进行分裂党的活动，背叛了马克思主义，1929年11月被开除出党。1932年10月被国民党逮捕，1937年8月出狱，1942年5月在四川江津鹤山坪病逝，终年63岁。
陈独秀曾是毛泽东和斯大林关系的“中介人”，是毛泽东“政治革命之先驱”。他那坎坷的一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革命胜利来之不易，也反映了毛泽东思想的宝贵、伟大、来之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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