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进行了冷静的深思后觉得在中国革命这个事关世界格局的重大问题上，自己由于了解情况不够，偏听偏信，强加于人，造成了严重的损失。而毛泽东虽然未曾到过苏联，但他坚持学习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联系实际，解决问题，力挽狂澜，领导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斗争，取得了胜利。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的壮举，多么来之不易的胜利啊！
对柯瓦廖夫写的那份《关于中共中央若干政策与实际问题》的报告，看过之后，斯大林认为这是适应西方资产阶级的需要，离间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破坏国际共运团结的谤文。斯大林决定，要把这份绝密的内部《报告》，当面送给毛泽东，以便用行动表明斯大林和苏共领导对毛泽东和中共领导是诚挚的，信任的，是不容许挑拨离间的。
为了密切中苏两党、两国的友好关系，消除疑虑，加强团结，斯大林改变了自己原有的想法——这对固执、倔犟的斯大林来说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多年少有的。他表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同意周恩来到莫斯科来谈判。
1950年1月2日晚8时，斯大林派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到孔策沃别墅来，询问毛主席对签订中苏条约等事的意见。毛泽东见斯大林态度改变，十分尊重中国同志，自己也就采取灵活的办法，不是讲一种方式，而是提三种方案，请苏联同志选择。他讲的三种方案是：
（甲）签订新的中苏条约，“中苏关系在新的条约上固定下来，中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民族资产阶级左翼都将感到兴奋，可以孤立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在国际上我们可以有更大的政治资本去对付帝国主义国家，去审查过去中国和各帝国主义国家所订的条约”。
（乙）由两国通讯社发一简单公报，说明两国当局对旧的中苏友好条约交换了意见。
（丙）签订一个声明，内容是讲两国关系的要点。如果按乙、丙两个方案做，周恩来可以不来。
莫洛托夫马上说：“甲项办法好，周恩来可以来。”毛泽东当即追问：“是否以新条约代替旧条约？”莫洛托夫答：“是的。”但他又对周恩来能不能尽快赶到莫斯科表示怀疑。
毛泽东笑了。
他点起一支烟来，边抽烟边扳着指头算了一下说：“我电报1月3日到北京，恩来准备5天，1月9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11天，1月19日到莫斯科，1月20日至月底约10天时间谈判及签订各项条约，2月初我和周一道回国。”
莫洛托夫和米高扬都为毛泽东的周密安排所折服。接着，他们和毛泽东具体商定了毛主席晋谒列宁墓，赴列宁格勒、高尔基城等处游览、参观的日程安排。然后，就回去向斯大林汇报。
斯大林听了汇报十分高兴，他认为一切条件都准备好了，应该进一步消除误会，加深友谊。
一天夜晚，斯大林和马林科夫、莫洛托夫、贝利亚、米高扬等苏共主要领导人，同中国领袖毛泽东举行了一次会谈。
夜幕，悄悄地罩住了大地。飞舞的雪花，又织成了一张巨大无边的白纱，轻轻地罩住了山川，罩住了别墅，给毛泽东和斯大林的再次会晤商谈增加了不少神秘的色彩。
斯大林喜欢深夜长谈，毛泽东更有个特殊的生活习惯，喜欢夜间工作。每当更深夜静，人们都进入梦乡的时候，他们俩人的头脑却格外清醒，因此，他们约定这次夜间长谈。
客厅里，一排长桌。斯大林坐在长桌的顶头，马林科夫、莫洛托夫、贝利亚等苏共中央的领导成员坐在一侧；毛泽东坐在靠近斯大林的位子上，翻译坐在中间，中国同志自然坐在自己的领袖一边。桌面上摆着各种菜肴和食品。白兰地、矿泉水，格鲁吉亚葡萄酒和几色伏特加酒如花似地点缀其间。整个桌上，显得丰盛、高雅而美观。这是苏联方面特意布置的。
莫洛托夫首先代表斯大林向毛泽东祝酒，向大家祝酒。干过杯后，在友好的气氛中，双方进入会谈。斯大林首先问毛泽东身体怎么样，莫斯科气候寒冷，生活能不能过得惯，表示希望毛主席注意休息，多多保重，他说，我们都是东方民族，互相了解；中国一百多年来受外国欺侮，深受帝国主义压迫剥削之害；中国是个大国，对世界有很大的影响；中国人民勤劳、勇敢、聪明、智慧，有古老的文化；中国共产党是成熟的党，有大批成熟的干部，特别是有毛泽东这样伟大的领袖，领导革命取得了胜利。这个胜利确实来之不易！要保护自己国家的利益，保护自己民族的利益，还要保护自己的领袖。人民之间要团结。
毛泽东对斯大林和苏共中央、苏联政府的帮助、支持和理解表示感谢，并提出根据目前的国际形势，建议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还可以搞一些贷款、通商、民航等协定。
斯大林说：“过去，我们对中国革命提过一些不恰当的意见，我们感到内疚”，现在，签订个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很好，并具体建议：“就由我和毛泽东先生签字。”
毛泽东笑着说：“你是部长会议主席，我不是总理，我们两个对不上口径。如果签订文件，我要把我的总理找来。”
斯大林当即表示同意。他说，周恩来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家和外交家，很有才干，请他来一起商谈更好。苏方的领导成员都同意请周恩来总理来进行具体谈判。
毛泽东指出，新中国的成立，特别是中苏友好关系的建立，使西方帝国主义者十分不安。他们造谣中伤，挑拨离间，妄图破坏中苏两党、两国间的友好关系。对此，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粉碎帝国主义者的破坏阴谋。
斯大林说，列宁揭示了资本主义最后阶段——帝国主义的发展规律，论证了无产阶级革命能够在帝国主义阵线最薄弱环节的一个国家内取得胜利，并且能够建成社会主义。我们遵照列宁主义打破了帝国主义的封锁、围攻和武装侵略，在苏联建成了社会主义，帝国主义当然要破坏。现在，新中国成立了，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更大了，帝国主义的末日快到了。阶级斗争必然更加尖锐、复杂，敌对势力必然更加疯狂地顽抗、破坏。在革命势力和社会主义阵营内部进行挑拨离间，分化瓦解，正是敌对势力常用的手段。
说着，斯大林把柯瓦廖夫那份《关于中共中央若干政策与实际问题》的报告顺手递给毛泽东，说：“看看吧，你可能会对这些东西感兴趣的。”
“柯瓦廖夫是个铁路工程技术人员，不懂政治，在政治上完全是个门外汉，可是他削尖脑袋向政治里钻。你看看，他写了些什么东西！”
毛泽东接过文件，看也没看，顺手递给了坐在身边的翻译师哲同志，接着指出，“列宁主义学说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哪些地方发展了呢？一，在世界观，就是唯物论和辩证法方面发展了它；二，在革命的理论、革命的策略方面，特别是在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政党等问题上发展了它。列宁还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学说。从1917年十月革命开始，革命中间就有建设，他已经有了七年的实践，这是马克思所没有的。我们学的就是这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
斯大林对于毛泽东深刻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并紧密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灵活运用，领导中国革命胜利表示赞赏。他希望毛泽东认真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以促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
接着，毛泽东和斯大林就饶有兴趣地谈起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过程，探讨革命的成功经验，一直谈到深夜，谈得非常融洽。
1950年1月2日，毛泽东致电中共中央：“最近两日这里的工作有一个重要发展。斯大林同志已同意周恩来同志来莫斯科，并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贷款、通商、民航等项协定。”并请周恩来等尽快赶到莫斯科。
师哲将斯大林给的“绝密文件”翻译出来，送给毛泽东，说：“这是一份暗地告我们状的小报告”。
毛泽东看了看文件，笑着说，总的来说，斯大林对我们还是信任的，诚恳的，愿意友好合作的。
毛泽东尊重斯大林，重视斯大林的论著和意见。就在斯大林送给他“秘密文件”、表示歉意之后，他对师哲说，斯大林的不少意见是正确的，在当时起了重要作用。例如1928年的6、7月间，在莫斯科召开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我们党的有些领导人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等基本理论问题搞不大清，争论不休。斯大林指出，当时中国的社会性质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时的政治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党的总任务不是进攻，而是争取群众，准备暴动。这些，对指导当时的中国革命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毛泽东的见解是正确而深刻的。
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特点、动力、对象、前途等基本问题，早在1926年斯大林就有了明确的论断。当时，斯大林之所以特别重视中国革命，是因为革命发展迅速，并处在重要的转折关头。
1926年元旦，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278名，其中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计168名，中派65名，右派45名。共产党人吴玉章任大会秘书长，毛泽东作为国民党湖南省的代表出席大会，并在8日下午代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在大会上作了《宣传报告》。在报告的结语中，毛泽东说：“两年来在革命宣传与反革命宣传相对抗之中，革命宣传确是取一种攻势；这种攻势，在五卅运动中特别地表现出来。反革命宣传却始终是一种守势，为了招架不住，才抬出‘反共产’、‘赤色帝国主义’这两块挡箭牌来。这种对抗攻守的现象，乃中国革命势力日益团结进取，而反革命势力日益动摇崩溃的结果。”
1月16日，毛泽东参加起草的《关于宣传决议案》在大会上通过。《决议案》指出：“中国的解放和统一，是大多数人所要求的。所以大多数的民众就是国民革命的基础”，“我们如果想促成国民革命的成功，必须要拥护农民的利益。宣传部应当正式指示，凡是赞成中国农民的解放运动的，就是忠实的革命党员，不然就是反革命派”，《决议案》还强调说：“一个党的成功，须赖有党的重心。中国国民革命的重心，就隐伏在大多数受剥削的农民群众。宣传部应当时常指示各党员，并且命令他们趋重于这个重心。”
这次大会在中国共产党人和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的主持下，通过决议继续坚决执行孙中山的遗嘱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大会斥责了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活动，决定给西山会议派中的几个最反动分子以纪律制裁（有的开除，有的警告）。大会通过了由共产党人提出的联络各被压迫民族、开展工农运动等革命的决议案。
大会上，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占了很大优势。大会选举的36名中央执行委员中，有共产党员李大钊、林伯渠、吴玉章、恽代英等7人；候补执行委员24名中，有共产党员毛泽东、邓颖超等7人。毛泽东是宣传部代理部长，林伯渠为农民部长，吴玉章是大会的秘书长，谭平山为组织部长。但是，由于共产党内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领导，对右派妥协退让，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当时，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等曾主张坚决反对右派，并利用这次大会的有利条件，开除戴季陶、孙科等右派分子；在国民党中央的选举中多选左派，争取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使中共和国民党左派的力量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占压倒优势。但是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者却要以让步、妥协保持联合战线，并把已被革命势力驱逐出广州的戴季陶、孙科等右派分子找回广州参加大会，让他们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使其后来利用职位进行反革命活动。更严重的错误是把假左派、新右派蒋介石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为其阴谋篡夺革命领导权创造了条件。
1926年春，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联合向革命进攻，在北方发生了“三一八”惨案，在南方发生了“三二〇”事件。3月12日，冯玉祥率领的国民军与奉系军阀作战期间，日本的两艘军舰驶入大沽口，为奉军军舰开路，驻守大沽炮台的国民军以旗语制止，日舰不理；守军发空炮警告，日舰炮击国民军，打死打伤十余人，国民军忍无可忍，以炮还击，将日舰击退。国民军就日舰炮击大沽口事件向日使提出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不但不赔礼道歉，竟然联合英美等八国于16日向段祺瑞执政府提出最后通牒。
北京群众义愤填膺，3月17日，北京25万群众召开了国民反日大会，抗议日舰炮击大沽口事件。3月18日，北京群众5000人在李大钊等共产党人领导下，在天安门前集会抗议，会后游行至临时执政府请愿，要求拒绝八国最后通牒。段祺瑞竟令守卫开枪，打死打伤群众200多人。
与此同时，蒋介石在广州制造了中山舰事件。3月18日，蒋介石唆使其盟弟欧阳格（当时任海军学校教育长，孙文主义学会分子）用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名义，打电话给海军局代理局长兼中山舰舰长李之龙（共产党员），诡称接奉蒋校长电话，要李调中山舰到黄埔候用。19日李之龙向军校驻广州办事处索调兵舰公函备案，经蒋介石允许“电舰返省”。但是，当中山舰开到黄埔时，蒋介石一面指使其党徒散布“共产党阴谋暴动”、要推翻广东革命政府；一面又伪装“惊异”，说李之龙不服调遣，图谋不轨。20日，蒋介石宣布戒严，断绝交通；逮捕了李之龙，扣留了中山舰及其他舰只；包围了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其枪械；包围了广州东山的苏联顾问所；驱逐了黄埔军校及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以周恩来为首的全体共产党员。很显然，这是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向无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第一个阴谋政变，是他们叛变革命、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联盟的一个试探性的前哨战。他们要以此来试探共产党的虚实。毛泽东对于蒋介石的阴谋政变进行了坚决的斗争。3月16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召开第12次会议，毛泽东以中宣部代理部长的身份列席，并提出一项严加取缔孙文主义学会的提案。孙文主义学会是1925年12月黄埔军校内的右派分子贺衷寒、缪斌等在蒋介石、戴季陶的支持下成立的反动组织。他们出版《国民革命》、《孙文主义丛刊》等，打着宣传孙文主义的旗帜，进行反共活动。毛泽东历数孙文主义学会的恶迹，主张严加取缔。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了毛泽东的部分提案，决定在北京、上海等地不准发展孙文主义学会。这对于靠孙文主义学会进行阴谋政变活动的蒋介石，也是一次打击。
中山舰事件发生后，毛泽东感到来者不善，“山雨欲来风满楼”，是右派进攻的试探，主张坚决反击。他分析形势后指出，就广州一市的情况看，蒋介石的实力是大的；但就粤桂全局来说，蒋介石的实力是小的；只要我们党坚持原则，坚决反击，就能争取团结那些动摇的中间力量，粉碎蒋介石的反革命阴谋。他和陈延年一起，去苏联军事顾问代表团团长季山嘉处商量对策。毛泽东提出，动员所有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到叶挺独立团驻地肇庆开会，通电讨蒋，削其兵权，开除党籍；利用蒋介石和其他各军的矛盾，声讨蒋介石。当时在广东的国民革命军有六个军，除第一军外，其他各军的军政首脑都反对蒋介石；第一军的政治骨干又大都是共产党员。但是，毛泽东的建议遭到了以季山嘉为首的苏联军事代表团的反对。毛泽东不服，请示陈独秀，又遭到陈独秀、张国焘的压制，未能实现。
陈独秀等人被蒋介石的嚣张气焰吓倒了，认为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力量不可能压倒蒋介石。他们认为蒋介石不仅有他的武装力量，而且得到中国整个资产阶级的支持。为了使资产阶级留在统一战线之内，共产党必须采取退守和让步的策略。
他们认为在中国民主革命中，资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只能“协助”、“等待”，而不能“包办代替”：当前要“办而不包，退而不出”。他们认为中山舰事件是共产党的急进政策想包办国民党而逼出来的，因而主张以后只应“办而不包”；一定要向右派的进攻退让，但不要退出国民党，故名曰“退而不出”。陈独秀还在《向导》上发表了《中国革命势力统一政策与广州事变》一文，称赞蒋介石是“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个柱石”，表白说共产党是完全支持蒋介石的。
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使蒋介石阴谋得逞，变本加厉地向革命进攻。蒋下令撤消了第一军中许多共产党员的职务，并把他们和许多革命青年清除出了第一军；又采取威胁利诱、分化瓦解等手段分化国民党左派，逼迫和他有矛盾的国民政府主席、假左派分子汪精卫出了国；迫使原是左派的动摇分子甘乃光、陈公博等向他投降；又把戴季陶、邵元冲、孙科等右派分子召回广州，委以重任，支持其四出活动，制造事端，分裂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造谣惑众，诬蔑共产党，扩大孙文主义学会等反动组织。
不久，蒋介石又把新老右派分子组织起来，和他在黄埔军校中培植的一批军事法西斯帮徒——孙文主义学会分子结合，成了一个新的帮派。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之前，在广州到处散布“共产”谣言，唆使罢市，造成广州中央银行发生挤兑，广州市内满城风雨。用多种方式威胁分化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为他的《整理党务案》制造舆论和借口。
毛泽东虽受到压制，不能力挽狂澜，但仍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坚决的斗争。1926年4月23日，国民党中央党部第二十二次常务会议上，毛泽东又联合杨匏安等人提出了“训令全体党员不得认反动分子为党员，不准加入各地未经本会批准擅自设立孙文主义学会案”。会议决定，除广东外，未经本会批准，不得认为本会附属团体。
5月15日至22日，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二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出席了会议，并作了《宣传部工作报告》。为了限制共产党，篡夺国民党的党权，蒋介石在会上提出了《整理党务案》，其中规定“凡他党党员加入本党者，不得充当本党中央机关之部长”；国民党员不得加入共产党；共产党须将加入国民党之党员名单交国民党中央保存；第三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指示以及中国共产党对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的指示，都须先交国共两党联席会议通过等等条文。
中共中央派张国焘、彭述之指导出席这次全会的中共党团。张国焘按照他和陈独秀商定的让步妥协方针，要大家接受蒋介石的《整理党务案》，但是讨论中意见不一，毛泽东主张“坚决顶住”。讨论7天，毫无结果。张国焘再三强调他和陈独秀的让步方针，要大家签字接受。
毛泽东坚决不同意，拒绝签字。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表决《整理党务案》时，毛泽东坚持不举手。当时没有举手的还有国民党内的两个人，一个是何香凝，一个是柳亚子。但是，由于陈独秀、张国焘的退让方针，致使《整理党务案》被通过，使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领导职务的共产党员全部辞职。在蒋介石的策划下，一些国民党右派分子很快代替共产党人当了国民党的部长，蒋介石也乘机当上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组织部长和军人部长。不久，蒋介石又通过国民党中央任命自己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篡夺了党权、军权和政权。
1926年5月，中共直接领导的以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为骨干的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军的先遣队向湖南挺进。7月1日，广东国民政府发表《北伐宣言》，9日，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开始了国共合作的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北伐战争。北伐军共八个军，约10万人，除后方留守部队外，分三路向北进攻。而它面临的敌人，数量庞大，并且在帝国主义的指使下暂时结成了反革命联盟。当时主要军阀部队有三支：一支是直系军阀吴佩孚，总兵力约20万，盘踞在湖南、湖北、河南、河北等地，控制着京汉路；一支是奉系军阀张作霖，总兵力约30万，控制着东北各省及北京、天津及津浦路北段；一支是从直系军阀分化出来的孙传芳，总兵力约20万，据有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五省。这些军阀的兵力虽有近80万，但各自为政，内部矛盾很多，军无斗志。而北伐军由于战争的正义性质，全国广大工农群众积极支持；由于有斯大林领导的苏联的援助和世界人民的同情；由于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在北伐军中的骨干作用和英勇战斗，北伐战争进展迅速。到1926年底，北伐军就攻下了湖南、湖北、福建、江西、浙江、安徽、江苏等省的全部或大部，打垮了军阀吴佩孚，歼灭了孙传芳的主力，使革命势力发展到长江流域。
在中国革命迅猛发展，国内形势急剧变动的重要关头，1926年11月30日，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中国委员会会议上，发表了《论中国革命的前途》的演说。不久，又发表了好几篇有关中国革命问题的论述。毛泽东在此前后，也发表了许多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论著。这两位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当时虽然相距万里，但在关于中国革命的许多基本问题上的观点，却基本一致或大体相似。
为了便于了解毛泽东和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基本观点，特按斯大林提出的几个根本问题，将他们二人的观点，作些比较性的简述：
一、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对象问题。斯大林在1926年11月30日的演说中指出，中国革命是中国的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两大革命运动巨流的结合；“既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又是把自己的锋芒指向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的民族解放革命”。斯大林特别强调半殖民地的中国革命必然有强烈的反帝国主义性质，他说：“谁忽略或低估帝国主义干涉中国的事实，谁就是忽略或低估中国最主要和最基本的东西”。
毛泽东发表这种见解的时间比斯大林早三年半。1923年4月10日，毛泽东在湖南《新时代》月刊上发表的《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中，就论述了中国革命是中国的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观点，并且更加具体地指出：“把国内各派势力分析起来，不外三派：革命的民主派，非革命的民主派，反动派”，“反动派的范围最少，包括直奉皖三派”。
直奉皖三派，都是和外国帝国主义直接勾结的封建军阀，是当时中国的外国帝国主义势力和国内封建势力的主要代表，也是三年后国共两党联合北伐的主要对象。毛泽东的这种观点，在他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阐述得更加具体、深刻、全面。该文是1925年12月1日在《革命》半月刊上首次发表的，比斯大林《论中国革命的前途》一文发表的时间早1年零10天。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毛泽东开宗明义，首先指出，分清敌友，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而这个问题，在当时的中国革命中，是许多人都感到困惑难决的实际问题。如上所述，连苏联的军事顾问代表团也搞不清。所以，毛泽东写道：“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
首次在《革命》半月刊第4期发表时，毛泽东把这个意思讲得更具体些。其中还有一段话：“要分清敌人与朋友，却并不容易。中国革命亘三十年而成效甚少，并不是目的错，完全是策略错。所谓策略错，就是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在文章中，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根据人们在生产关系中的不同地位，把中国社会的阶级划分为“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五种。接着指出，由于这五种阶级的社会经济地位不同，所以对革命采取的态度也不同。他把资产阶级分为买办资产阶级（即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即中产阶级）两种，明确指出，大资产阶级完全成为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乃极端的反革命派。其人数大概不出一百万，即占全国四万万人的四百分之一，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
毛泽东特别深入地分析了民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指出它包括“华资银行工商阶级、小地主及附属于他们的高等知识分子”，共计四百万，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一。这个阶级对于革命具有两面性，即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着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这个阶级又分为左右两翼，其右翼，“只要国民运动的斗争加紧，这种人一定很快地跑入帝国主义军阀的队伍里，和着买办阶级做着很好的伙伴”；其左翼，“即与帝国主义军阀无缘者”，可能成为我们的朋友。
在详细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后，毛泽东结论道“综上所述，可知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
果然不出毛泽东所料。五卅运动后，大地主大买办阶级进一步与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勾结，向革命势力反扑；统一战线内部的斗争也日趋激化，国民党右派活动也更加猖狂。1925年11月23日，国民党的右派中央委员大地主大买办阶级代表林森、居正、邹鲁、谢持、张继、邵元冲等十余人，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召开所谓国民党第一届第四次中央执监委员会议，公开树起了反共反革命的旗帜，形成了西山会议派。他们在上海另立伪国民党中央党部，在北京等地设立机关，专门帮助帝国主义和军阀破坏国共合作，破坏革命运动。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右派集团，大肆鼓吹戴季陶主义，篡夺革命领导权，为反苏反共作舆论准备。
二、关于中国革命的特点、领导者和前途问题。斯大林在1926年11月底的演说中指出，中国革命有三个主要特点：第一，它是反对封建势力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又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革命；第二，“中国大民族资产阶级极端软弱”，“由此应该得出结论，中国革命的倡导者和领导者，中国农民的领袖，必不可免地要由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来担任”；第三，“就是在中国旁边有苏联存在着并且发展着”。这三个主要特点，决定着中国革命的性质和方向。斯大林指出，由于“中国大民族资产阶级是软弱的”，“这使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使无产阶级政党对中国农民的领导易于实现”。这就决定了中国未来的革命政权和革命前途，将是“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之类的政权”，“将是反帝国主义的政权”，将是“走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过渡政权”。“这就是中国革命应当走的方向”。
毛泽东在这方面的观点与斯大林相同，又比斯大林早发表近一年。1925年12月1日，毛泽东在《革命》半月刊第4期上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系统地阐述了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观点，明确指出：“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
他还强调指出，中产阶级企图“实现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是完全行不通的，因为现在世界上的局面，是革命和反革命两大势力作最后斗争的局面”。清楚地表明了中国革命前途的“非资本主义发展”，即社会主义道路。
三、中国的革命军队是中国工农争取自身解放的极重要的因素，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斯大林强调指出：“在中国，和旧政府的军队对抗的，不是没有武装的人民，而是以革命军队为代表的武装的人民。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这就是说，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有了人民的军队，有了武装斗争的胜利，才会有人民的地位。因此，中国共产党人要加强革命军队的工作；加强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对军队进行改造和监督，使军队成为革命思想的模范体现者；努力学好军事，研究军事，在军队中“担任某些领导职务”。“不这样做，军队中的动摇和犹豫就会不可避免”。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是正确的，但也有不符合中国实际、不甚恰当的地方。例如，他只是一般地提出了共产党人应当尽力加强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应当着手深入研究军事，“应当学好军事，以便逐渐前进并在革命军队中担任某些领导职务”。而没有根据中国社会“有枪则有权”的情况，具体地提出创建和发展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革命军队和警惕蒋介石等军事将领叛变革命等问题。
这些问题，由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斗争中很快提出，并且创造性地解决了。根据中国社会“有枪则有权”的实际，毛泽东明确地作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根据中国地域辽阔、军阀割据的特点，毛泽东提出了“上山”、“武装割据”、“星火燎原”等等一系列方针政策。
斯大林固执己见，不允许从中国实际出发，怀疑毛泽东“忽视工人阶级而孤立地建立红军”，于是，就出现了一系列矛盾冲突、纠葛事件来。
毛泽东多次肯定了斯大林的正确论断，多次把斯大林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相提并论，讲到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继承和发展的关系。1938年11月6日，毛泽东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专门引用了斯大林“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等话，并写道：“斯大林同志的这一论断是完全正确的；无论对于北伐战争说来，对于土地革命战争说来，对于今天的抗日战争说来，都是正确的。”
四、关于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问题，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有许多重要的论述。本书将在下一章专门叙述，这里不再详谈。
五、关于中国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斯大林指出，中国革命的显著特点之一是中国大民族资产阶级极端软弱，因此“中国革命的倡导者和领导者，中国农民的领袖，必不可免地要由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来担任”。同时，他指出中国共产党人要帮助工人（即通过罢工的方法）改善他们的物质生活状况和法权地位。这都是对的，正确的。但是，他又说：“在罢工时期，无产阶级的子女被帝国主义的走狗鞭笞和拷打，这样的无产阶级是不能成为领导力量的。无论如何必须消灭这种中世纪的祸害，使中国无产者感觉到自己的力量和尊严，使他们能够领导革命运动。没有这一点，中国革命就休想获得胜利。”
在这里，强调党要帮助工人改善物质生活状况和法权地位，是正确的，指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更十分重要。但是，由于“无产阶级的子女被帝国主义的走狗鞭笞和拷打”，就断定“这样的无产阶级是不能成为领导力量的”；甚至进而断定“没有这一点，中国革命就休想获得胜利”，显然不符合中国实际。因为中国的封建社会很长，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统治特别残酷、人民的民主权利极少，工人阶级受的压迫、剥削特别深重。帝国主义走狗鞭笞、拷打甚至打死工人的事情时有所闻。
这只能说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资产阶级压迫剥削的残酷，而不能成为“这样的无产阶级是不能成为领导力量的”依据。
斯大林有轻视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观点，认为“这样的无产阶级是不能成为领导力量的”并不是偶然的、暂时的，而是他长期坚持的，并给中国革命造成了重大失误。1922年7月11日，马林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写道：在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上海，他“对中国的运动及其发展的可能性获得一种十分悲观的观点”，因为这里并没有他“所熟悉的那种工人阶级”。他只是到了国民党领导的南方后，“才发现工作大有可为，而且能够成功”。因而他主张“把我们的全力去发展国民党”，说国民党的“本质就是领导国民运动”。共产国际和斯大林采纳了马林的看法，在《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中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尚未完全形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中国“独立的工人运动尚不强大”，而“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团体是国民党”，因此，把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希望完全寄托于国民党。这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在中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中发生一系列错误的重要根源，也是陈独秀、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重要根源之一。
毛泽东的观点则不同。他认为中国工人阶级正因为受着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资产阶级“极残酷的待遇”，不仅工人子女，而且不少工人都曾被“帝国主义的走狗鞭笞和拷打”，所以，“他们特别能战斗”，“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
对同一事物，观点不同，结论必然不同。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关于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写得不多，但言简意赅：“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
在列举了四年来罢工运动中工业无产阶级表现的力量和在革命中的作用后，毛泽东指出：“他们所以能如此，第一个原因是集中。无论哪种人都不如他们的集中。第二个原因是经济地位低下。他们失了生产手段，剩下两手，绝了发财的望，又受着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的极残酷的待遇，所以他们特别能战斗。”
毛泽东和斯大林的观点不全一致，但毛泽东的分析更切合中国的实际，更富有辩证法，更深刻具体。他没有因为中国工业无产阶级受着“极残酷的待遇”，就断言他们“是不能成为领导力量的”；而得出的结论是“他们特别能战斗”，“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
青萍之末，可以预见风向。毛泽东和斯大林关于中国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上的微小差异——在此时，在早期，差异微小，构不成分歧；但随着岁月的增加，矛盾的发展，中国革命中领导权的问题日益突出，在中共和斯大林的面前，就日益尖锐地提出了中国无产阶级能不能领导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如何看待蒋介石，如何看待毛泽东思想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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