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毛泽东特别强调认识矛盾的特殊性,强调认识主要的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他指出,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毛泽东解释说,这是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告诉我们的方法。列宁和斯大林研究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时候,列宁和斯大林研究苏联经济的时候,也告诉了这种方法。千千万万的学问家和实践家,不懂得这种方法,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
中苏两党、两国友好关系的建立,是毛泽东和斯大林的共同愿望,所以,毛泽东一到莫斯科,斯大林就热烈欢迎。两位领袖的亲切会晤,成了苏联及世界的重要新闻。苏联的《真理报》、《消息报》等各大报纸,都在头版显著位置报道了毛泽东和斯大林亲切会晤的消息。一时间,毛泽东和斯大林的晤面、会谈,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成了人们街谈巷议的主题,也成了举世瞩目的大事。
然而,斯大林的多疑,柯瓦廖夫的“秘密报告”,英国报纸、电台的造谣中伤,西方帝国主义的挑拨离间,使两党两国间的矛盾更加复杂化了。毛泽东心里明白,这中间有中苏两党之间认识上的矛盾;有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间的矛盾;也有斯大林对他和他所坚持的革命道路的怀疑,亦即斯大林和他关系的矛盾;从更深的层次上看,甚至还牵联到历史上沙俄侵略中国遗留下的不平等条约,大国沙文主义和新中国之间的矛盾。那么,这么多的矛盾错综复杂地纠缠在一起该怎么处理呢?毛泽东毫不慌乱。他安然地住在斯大林的近郊别墅里,只是当着表面谦恭、背后告状的柯瓦廖夫毫不客气地发了一阵脾气,问了一句“我毛泽东来莫斯科就是为给你斯大林祝寿吗?”斯大林闻讯反躬自问,主动拜会毛泽东,送上了柯瓦廖夫的报告,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同意请周恩来到莫斯科来具体商谈订立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样,由于毛泽东抓住了他和斯大林关系的这个“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的主要矛盾,所以“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当然,这样处理,是出于毛泽东对斯大林的正确认识。他认为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他的缺点、错误,只要“顶一顶”,他还是知错能改的。这样,中苏两党两国的友好关系,在复杂的矛盾斗争中,又向前发展了一步,毛泽东说的那种“既好吃又好看的东西”正在逐步地形成。
为了戳穿西方资产阶级的造谣诬蔑,说明中苏关系形成的实际情况,1950年1月2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公开回答了塔斯社记者的提问。记者问:中国目前的情势如何?答:中国的军事正在顺利进行中。目前,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正在转入和平的经济建设。问:毛泽东先生,你在苏联将逗留多久?
答:我打算住几个星期。我逗留苏联时间的长短,部分地决定于解决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的各项问题所需的时间。
问,您所考虑的是哪些问题,可否见告。答:在这些问题当中,首先是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贷款问题,贵我两国贸易和贸易协定问题,以及其他问题。毛泽东的谈话使西方资产阶级的谣言不攻自破了。在此期间,有人曾建议毛泽东同斯大林谈谈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问题。毛泽东摇摇头说,这样不好。人家的问题让人家自己去讲,我们的手不要伸得太长了,更不能因为胜利而骄傲。是的,斯大林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有过错误,可是,人家承认了,不仅这次有过“内疚”的表示,上次和刘少奇会谈时,也曾表示由于不了解情况,曾经给我们(中国)出了些不好的主意,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困难,干扰了你们。斯大林实际上承认了错误,他的话是对我们的道歉。我们不能揪住不放,更不能以为“不要国际援助也可以胜利”。毛泽东强调说:“在帝国主义时代,任何国家的真正的人民革命,如果没有国际革命力量在各种不同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自己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请大家想一想,假如没有苏联的存在,假如没有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假如没有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出现,假如没有东方各被压迫民族正在起来斗争,假如没有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人民大众和统治他们的反动派之间的斗争,假如没有这一切的综合,那么,堆在我们头上的国际反动势力必定比现在不知要大多少倍。在这种情形下,我们能够胜利么?显然是不能的。胜利了,要巩固,也不可能。”
毛泽东的话使听众心悦诚服。在莫斯科会谈中,斯大林和毛泽东曾发生过意见分歧,特别是在关于是否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问题上,有一段时间,两个人意见分歧,互不相让,相持不下,报纸上长时间没有关于毛泽东活动的报道。西方通讯社趁机造谣,挑拨离间,说斯大林把毛泽东软禁起来了!不少同志曾为毛泽东和斯大林的关系担忧。
但是,毛泽东并不紧张。后来,曾有人问毛泽东:当时,你要周恩来到莫斯科去,斯大林不同意,说一不二,决不退让,你怎么知道他会同意呢?毛泽东说:斯大林虽然固执,但还是讲理的。他的错误,顶一顶,还是知错能改的。这个问题,只要了解一下中国农民运动史和斯大林的言行,就会明白了。历史是现实的镜子,了解了历史,再看看现实,就知道他将怎么办。
的确,这是个很有趣的问题。毛泽东和斯大林都重视农民问题和农民运动。他们虽远隔万里,不通音讯,但他们的观点、理论、意见,却往往一致或基本相似,真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就以农民问题来说吧。1925年春天,毛泽东回到湖南韶山,组织秘密农民协会、发动农民运动的时候,3月27日,斯大林在共产国际的一次讲话中,提出了著名的论断:“民族问题的基础,它的内在实质仍然是农民问题。这是毫无疑义的。这也就说明农民是民族运动的主力军,没有农民这支军队,就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声势浩大的民族运动。所谓民族问题实质上是农民问题,正是指这一点说的。”
这不是偶然的巧合,这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使他们两人相通的“灵犀”不是别的,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真理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正如毛泽东著《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的题解中说的,当时的中国革命急需找到广大的同盟军,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种倾向,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农民;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另一种倾向,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这两种机会主义,都感到自己力量不足,而不知道到何处去寻找力量,到何处去取得广大的同盟军。就在这个时候,斯大林在莫斯科作出了“所谓民族问题实质上是农民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的论断;而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不仅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指出了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从理论上解决了中国革命中最主要的同盟军问题;而且早已行动,在1924年12月底,就从上海回到湖南从事农民运动去了。
这是毛泽东深入农村从事农民运动的首次试点。在长沙,他和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李维汉详细地讨论了农民运动,然后偕杨开慧、毛岸英、毛岸青到长沙板仓过春节。农历正月十四日,毛泽东和毛泽民、毛福轩、谭熙春、柳季刚、杨开慧等共产党员一起到了韶山。他们利用春节人闲时间走亲串友、访贫问苦等多种方式了解情况,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据《湘潭县农民运动报告》记载:韶山于1925年“二三月间即组织起乡秘密农协”,不久就发展到20多个。在组织农民的过程中,培养和发展了韶山的第一批党员,6月中旬,建立了中共韶山支部。此后,党组织领导韶山农民开展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多方面的斗争,取得了初步的成绩,也引起了地主豪绅的恐惧和仇恨。他们诬蔑毛泽东在韶山组织“过激党”,煽动农民造反,并且串通反动当局派兵捕拿。幸得县议员郭麓宾通风报信,在党组织和农民的掩护下,毛泽东才摆脱敌人追捕,“问道入粤”。
1925年上半年韶山的农民运动,是毛泽东深入农村研究农民问题、从事农民运动的首次试点;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农民运动、坚持工农联盟、坚持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成功尝试;也为毛泽东撰写《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提供了宝贵史料,为他后来领导全国农民运动提供了具体经验。
1926年2月,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提请国民党中央第二次常务委员会批准,任命毛泽东、陈公博、萧楚女、林祖涵等9人为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农民部还决定开办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任命毛泽东为农讲所所长。
经过毛泽东等人的周密筹备,20个省的327名学员陆续抵粤。农讲所于5月15日正式开课。25门功课,总课时252小时,其中毛泽东讲的《中国农民问题》课时最多,达23个小时。毛泽东还兼讲《农村教育》、《地理》等课。讲习所以自学为主,教师指导为辅。发给学生的课外参考书31种,多是毛泽东和萧楚女搜集的。
毛泽东提倡学生从事实际问题的调查研究,曾多次组织学生到韶关、海丰等地调查、实习,研究有关农民的各种问题。他把学生提供的调查报告审查修改后,编入《农民问题丛刊》正式出版,供全国从事农运工作的同志参考。到1926年11月,《丛刊》已出版17种。
9月下旬,在第六届农讲所学员结业式上,毛泽东总结了农讲所的工作,指明了当前农民运动的迫切任务,并勉励学员“拜农民为老师,同农民做朋友,脱掉知识分子的皮服,放下臭架子;敢于同反动势力作斗争,不怕艰苦,不怕牺牲,为农民求解放,为农民谋利益,这才是我们的好学生”。农讲所成了“革命的摇篮”。正如周恩来所说,毛泽东“接办农民运动讲习所,进行农民土地问题的调查研究,出了二十几种小册子。历届讲习所的学生后来分散到湖南、湖北和其他各地,发动了广大的农民运动”。
毛泽东在1926年9月1日发表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全面地阐述了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他写道:“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的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
这一系列深刻的论断,是毛泽东从对中国社会的分析中得出来的。他说,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阶级压迫榨取的对象是农民。他们能实现压迫与榨取,全靠封建地主阶级,所以农村封建阶级乃是国内统治阶级国外帝国主义之唯一坚实的基础。不动摇这个基础,便万万不能动摇这个基础的上层建筑物。中国的军阀是这些乡村封建阶级的首领,说要打倒军阀而不要打倒乡村的封建阶级,是不知道轻重本末。因此,“中国革命的形势只能是这样:不是帝国主义军阀的基础——土豪劣绅、贪官污吏镇压住农民,便是革命势力的基础——农民起来镇压住上豪劣绅、贪官污吏。中国的革命,只有这一种形势,没有第二种形势”。文章强调指出,农民一起来便碰着几千年来压榨农民的地主政权,如不能推翻这个压榨农民的政权,便不能有农民的地位。这是现时农民运动最大的特点。文章还特别强调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明确指出进步的工人阶级“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号召广大党员立即下定决心到农村去,引导农民组织起来,向土豪劣绅斗争,参加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
毛泽东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是他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的《中国农民问题与中国革命》的提炼和概括,是他早期从事农民运动的经验总结,也是他在1926年大革命蓬勃发展的关头和斯大林的《论中国革命的前途》同一年发表的重要著作。分析这两篇文章,有助于了解这两位革命家的思想。
《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是毛泽东于1926年9月1日发表的,斯大林的《论中国革命的前途》是同年11月30日发表的,毛泽东的文章比斯大林的演说早发表三个月。过去,曾有人认为毛泽东的重要观点多是从斯大林那里继承来的。这一事实起码可以证明毛泽东关于农民运动的理论不是继承的发展,而是独特的创造。这是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是毛泽东的材料来自实践。斯大林在《论中国革命的前途》中说:“关于中国问题,我有彼得罗夫的提纲、米夫的提纲、谭平山的两个报告和拉费斯的意见书。我认为所有这些文件虽然各有长处,可是都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它们都忽略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的根本问题。”这就是说斯大林论中国革命的材料来源都是间接的,第二手或第三手的材料,缺乏第一手的材料;而这些材料“都忽略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的根本问题”,是质量不高的材料。毛泽东坚持“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他不仅长期生活在中国农村,了解中国农民,而且在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和写《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等著作之前,先在湖南农村调查研究、亲自试点搞了半年多农民运动,有了实践经验。他的材料不仅来源于生活,来源于实践,而且经过了一定的社会实践的检验。
第三个特点是毛泽东强调共产党要发动农民运动,开展土地革命;斯大林则强调要依靠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来发动农民,开展土地革命;焦点是领导权问题。农民问题是中国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也是革命领导权的中心问题。农民占中国人口的80%以上,它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力军,是无产阶级的坚强同盟者。农民的土地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毛泽东亲身参加过中国资产阶级的辛亥革命和无产阶级的五卅运动,他深深感到辛亥革命和五卅运动之所以失败,主要是因为没有得到三亿二千万农民的帮助和拥护。而要农民参加革命,就必须要加强无产阶级的坚强领导,因为国民党害怕农民革命。1925年五卅惨案后,农民运动在南方的一些省开展起来,引起了国民党的严重惊慌。国民党一些高级军政大员咒骂农会是“痞子会”、“过激党”,认为农民运动“过火”,要求镇压。因此,没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坚强领导,农民运动不可能继续发展。而斯大林不了解中国阶级斗争的复杂情况,听到一些咒骂农民运动的叫嚷,就发电报要中共“暂时不应加强土地运动”,后来,虽然否定了电报的内容,仍然要求中国的农民革命、土地革命要通过国民党的政权机关去进行,要“通过这个政权机关来帮助农民群众满足他们的迫切要求”,要自上而下地由国民党政府去实行农民革命。国民党早就要求镇压农民革命,怎么会去领导这种革命呢?斯大林的这种指导,只能使农民运动成为国民党将军们手中的玩物。而对共产党,斯大林又作了限制,说共产党人的任务是“加入新政权机关,使这个机关接近农民群众”,推动政府实行土地纲领。很明显,由于过分地信任国民党,过多地限制了共产党,使斯大林提的一些办法都是要共产党人推动国民党政府和军队去满足农民的要求,而不是要共产党人独立地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实际上,他把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的重任完全地或者主要地交给了国民党左派。而他所说的“左派”不是真正的左派,是蒋介石、汪精卫等这些善于伪装的假左派、真右派,因此,他说的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只能成为国民党将军们的玩物,只能半途而废。毛泽东和斯大林的这种差异和分歧,由于关系着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根本问题,所以避也避不开,剪又剪不断,“剪不断,理还乱”,时隐时现,一直纠葛了20多年,直至1949年冬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时,斯大林还怀疑毛泽东“所持的立场是农民立场”。
第四个特点是毛泽东的论述有真知灼见,因而更准确、更鲜明、更形象、更具体、更可行,更富有中国的气魄和特色。
1925年9月,中共中央在北平召开四届二次扩大执行委员会,决定中央执委之下应设职工运动、农民运动委员会及军事委员会,加强对农民运动的领导。次年1月22日,中共中央农委发出第一号通告,指出:中国农民已陷入水深火热穷困不堪的境地,不得不暴动起来,客观的事实已推动我们去组织农民;现各地为应付此项运动已专设委员会,领导农民进行斗争,“去参加国民革命战线”;有9个省的农民运动近来大有“一日千里之势”。
毛泽东积极从事农民运动的组织和领导工作。1926年5月1日至15日,广东全省农民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中共中央农委建议,这次大会吸收全国各省农协代表列席,代行全国农民代表大会的使命,所以特别隆重。毛泽东出席大会,并在开幕会上发表了演讲。中共中央给大会发了贺信,指出农民运动必须与全国的民族革命运动相结合,必须接受工人阶级领导并与工人运动相结合。
强调工农联盟的重要性,体现了毛泽东的无产阶级必须争取对农民运动的领导权的思想。大会通过了《农民运动在国民革命中之地位决议案》、《工农商学大联合决议案》等,并转发到其他各省。这时候,全国已有省农协4个,县农协37个,区农协294个,乡农协5023个,农协会员已达981442人。
1926年10月,北伐战争的军费问题十分迫切。在一次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与各省党部代表的联席会议上,讨论军费来源,有人提出按照军阀统治的老办法向农民预征钱粮,毛泽东坚决反对。他说:“我们自己决定而自己不能实行是很大的冲突。本党最重要之政策为农民政策,预征钱粮足使农民对本党发生怀疑,不如用公债一法取之于少数有钱的人较为可行”。他建议“发行三百万殷实公债,向殷实商人募集”。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关于“发行三百万殷实公债”的建议和“减轻佃农田租百分之二十五”的提案,都得到大会通过。
10月下旬,毛泽东接到中共中央通知,出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他即离开广州,偕杨开慧、毛岸英乘船赴上海,主持中央农委工作。毛泽东强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强调党的领导。方志敏在《我从事革命斗争述略》中回忆道:江西省农民协会召开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时,AB 团想夺权,擅自圈定省农协委员名单。于是“我电问中央农委——中央农委书记毛泽东同志,如何对付;得复电:须坚决反对,宁可使农协大会开不成功,不可屈服于圈定办法”。
1926年11月,当斯大林根据谭平山等人的报告正在考虑《中国的农民问题》时,毛泽东正在主持中共中央农委工作,草拟《目前农运计划》。这份计划,规定了大力发展农运的地方必须具备的条件,提出了“农运发展应取集中的原则”,并决定“在武昌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接着,他去到长江一带视察农运情形,联络湖南、湖北、江西三省的国民党省党部,在武昌合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
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以湖南为中心的中国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北伐军进入湖南后,湖南的农民运动迅速走向高潮。11月初,在全省的75个县中,有农民协会组织的达55个县,全省有区农民协会462个,乡农民协会6800多个,会员达136万余人。组织起来的农民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以及各种宗法思想和制度,把几千年的封建地主特权打得落花流水。农民协会成了农村至高无上的机关,使10月前和10月后成了两个不同的世界。
1926年12月1日,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长沙召开,毛泽东应邀回湘指导工作。12月20日,毛泽东在盛大的欢迎会上发表演说,指出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无论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土豪劣绅,或者是发展工商业和教育事业,都要靠农民问题的解决。28日,毛泽东在大会闭幕典礼上,作了加强革命联合战线的讲演,强调指出:反革命方面已经有国际、全国和全省的联合战线,革命方面也应该有同样的联合战线来抵抗他们。大会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制定了铲除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建立民主政权和农民武装等40个决议案,并发表了宣言。大会宣言指出:打倒土豪劣绅是铲除封建制度最有力的革命行动,是由封建秩序到民主秩序之必然的过程,是革命斗争必不可少的手段。“这时候,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怎能不严厉一点”。大会促使湖南的农民运动急剧发展,波澜壮阔。
在此前后,湖北、江西、福建、浙江等省的农民运动也迅速发展。农民协会成了农村大革命中唯一的权力机关,工人纠察队在城市也行使着一部分政权的职能。工农夺取政权的问题已经现实地摆在各阶层人的面前。于是,民族资产阶级恐慌了,动摇了,一些国民党上层人士和北伐军军官叫嚷工农运动“过火了”,“动摇了北伐军心”,“破坏了统一战线”,要求镇压工农运动。叫嚷声宣传到斯大林的耳朵里,斯大林说:“我知道在国民党人中间,甚至在中国共产党人中间,有些人认为不能在农村掀起革命,他们害怕把农民卷入革命以后会破坏反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
问题怎么解决呢?叫嚷怎么回答呢?
从斯大林前后的几篇论文中可以看出,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当时也被那种反革命的叫嚷迷糊住了。1926年10月,斯大林让共产国际给上海的中共中央发了一封电报。“电报中说,在占领上海以前,暂时不应加强土地运动”。据共产国际的代表罗易讲,这个电报反映了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观点,他认为为了保持同国民党的联合,不应该强调阶级斗争。1926年12月中旬,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召开的特别会议,集中地反映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思想——而陈独秀执行的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指示。陈独秀在会议上作的政治报告和会议根据这一报告所作的决议,对当时的形势作了完全错误的分析。会议决议认为,当前“各种危险倾向中最主要的、严重的倾向是:一方面民众运动勃起之日渐向左,一方面军事政权对于民众之勃起而恐怖而日渐向右”,“这种左、右倾距离日远,是破裂一般联合战线及国共两党关系之主要原因。”因此,会议提出的中心口号是:“防止我们过于向左”,“反对左稚病”。其主要办法是:限制工农运动,反对“耕地农有”。以换取国民党蒋介石由右向左,同时扶助汪精卫取得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和民众运动的领导地位,使他们“在中央、在地方都有结合、有理论、有群众、有力量、有政权、有党权”。
决议根据斯大林“暂时不应加强土地运动”的指示,对土地革命作了严厉的批判,强调指出:“若是马上拿农民群众还未能直接了解的土地问题作斗争口号,便是停止斗争”,“若是拿赞否解决土地问题做国民党左派标准”就是“想象未来更左的一派而否认现在的左派,便等于专候下礼拜吃鱼肉,把今天吃豆腐白菜维持生活看作不必要”。并明确规定“湖南、湖北两省国民党省党部农民部长均应改用国民党左派分子,以免CP(共产党)因包办而孤立”。
这样错误的决议,是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在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和苏联顾问鲍罗廷的直接指导下作出的,这就使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在中共中央占了统治地位。
毛泽东不同意这种右倾投降观点。他“在会上主张土地革命,并支持湖南区委关于实行土地革命的建议”。但“鲍罗廷说‘中国没有土地问题’”,陈独秀说“搞土地革命,缺乏干部”,不能搞。毛泽东“讲了他不同意陈独秀的看法,但讨论没有开展下去”。陈独秀在维金斯基和鲍罗廷的支持下,使会议作出了决议。毛泽东对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很不满意,但当时处于少数,无能为力,便打算到湖南去实地考察工农运动,“用事实说话”。恰逢当时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在长沙召开,专电特邀他回湘指导。于是,12月17日,毛泽东偕杨开慧等回到了长沙。
就在陈独秀积极贯彻执行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十月电报指示的时候,在莫斯科,在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内部,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等人对十月电报提出了批评。斯大林承认:“我绝不承认这封电报是正确的。我从来也没有认为并且现在也不认为共产国际是毫无过错的。个别的错误是会有的,而这封电报无疑是错误的。”
并且在11月30日发表《论中国革命的前途》的演说中,就对那种“害怕把农民卷入革命以后会破坏反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的观点进行了初步的批判。他说:“同志们,这是极端荒谬的”,“我认为现在应该打破某些国民党分子行动中所表现的对农民的冷淡和‘中立’了。我认为不论中国共产党或国民党(也就是广东政权)都应当从言论转到行动,提出立刻就满足农民最切身要求的问题”,“我认为归根到底应该引导到土地国有化。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誓死拒绝土地国有化这样的口号”。
从这里可以看出,斯大林承认错误、改正错误的态度是诚恳的、积极的,工作是负责任的。但是,由于他对中国情况了解不够,因而提出的措施还不是要共产党独立地领导农民运动,还只是限于促使广东政权来满足农民的切身要求,并企图把中国的农民运动引导到根本不适合当时中国国情、也不可能为广大农民接受的“土地国有化”上去。
毛泽东回到长沙,参加完湖南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后,就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的身份,由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监察委员戴述人陪同,视察湖南的农民运动。从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毛泽东身穿蓝布长衫,脚穿草鞋,手拿雨伞,考察了湘潭、湘乡、衡阳、醴陵、长沙的农民运动,行程700公里,历时32天。毛泽东下乡考察,深入细致。每到一地,他都认真地听取当地共产党组织、国民党党部和工会、农协、妇女会、青年团、商会等群众团体的汇报,邀集有代表性的农民及做农运工作的同志开调查会,还亲自去找懂得“三教九流”的下层平民、衙门职员、开明士绅等交谈。他不摆架子,事先准备好调查提纲,访问时口问手记,虚心求教,遇有重大问题,也进行同志式的讨论,因而调查得深入、具体、详细。
在考察中,毛泽东细心倾听群众的呼声,帮助解决农运中的问题。一次,在湘潭县银田寺的调查会上,听到高露乡的农民说他们乡的国民党区分部实行的是“二民主义”。
毛泽东立即插问:“什么‘二民主义’?”农民回答道:他们取消平粜米,还将领导我们争取平粜米的鞋匠欧二保关进了监狱,这是不要“民生主义”,三民主义不就剩下二民主义了吗?毛泽东连连点头,认真地说:“这个二民主义的区分部,不但把民生主义丢了,而且把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中的扶助农工也丢了。我赞成你们的意见,到县政府去示威,要求释放欧二保,实行平粜米。”
农民们见毛委员解决实际问题,情绪顿时高涨。毛泽东又对坐在旁边的戴述人说:“国民党宁乡县党部最近要开县代表大会,你去出席,揭露那个‘二民主义’的区分部破坏农民运动的错误。”戴述人是国民党省党部的监察委员,当场表示一定按毛委员吩咐的认真去办。农民们情绪更高。接着,银田寺乡农协的负责人汇报了原团防局长汤峻岩杀了两个叫花子开张的大冤案。他说汤峻岩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先后杀过五十多个人;眼下又组织“保产党”,破坏农运,农民们对他恨之入骨,一致要求法办!
农民们义愤填膺,纷纷要求枪毙汤峻岩。毛泽东表示赞同大家的意见,又说对那些残酷杀害农民的大土豪劣绅,枪毙一个,震动全县,对于肃清封建余孽,打击反革命气焰,极有效力;汤峻岩不诛,不足以平民愤!
毛泽东说到做到,迅速联系有关当局,支持农民斗争。不久,在毛泽东的帮助下,高露乡争取平粜米的斗争和银田寺农民镇压汤峻岩的斗争都取得了胜利。
毛泽东考察到湘中地区时,见这里的农民和土豪劣绅的斗争非常激烈。农民一起来,土豪劣绅就组织“保产党”、“富绅联合会”等反动组织,勾结北伐军中的反动军官、国民党的右派分子,煽动团防局残杀农民,并且到处造谣,诬蔑农运。湘乡县有一个劣绅逃到长沙,说“农民协会办得一团糟,我们那里的喜四伢子是个一字不识的黑脚杆,翻开脚板皮还有牛屎臭,也当了区农协委员长,晓得搞么子?非把这些人杀掉不可”!醴陵县三星里乡的“乡里王”易萃轩很狡猾,农会起来后,他见农会干部就作揖,把儿子送到何键部,还给乡农会送了个“革故鼎新”的金匾。毛泽东听后教育干部,一定要记住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权力的革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无论是公开对抗,还是伪装降服,作为一个阶级,他们是不会甘心失败的。所以,农民要坐稳江山,必须建立农民武装,建立乡村自治机关。湘乡县农协提出建立武装没军事人才的困难,毛泽东答应请省里派人来培养。不久,省农协就派了一位黄埔军校学生来,帮助湘乡培训了一批农民自卫军骨干。
毛泽东的实地考察和指导,使中共湖南区委、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湖南省农民协会和广大农运干部坚定了信心,明确了方向,增加了斗志,从而把湖南的农民运动推进到了建立农民自卫军、夺取县区政权、自动分地的新阶段。正如中共湖南区委1927年2月给中央的报告中写的:“在此社会群向农民进攻之包围中,我们亦自认现在农运的确是太左稚,于是通告禁止农协罚款、捕人等事,而且限制区乡农协执行委员,皆须现在耕种之农民担任,对于发动罚款、逮捕之人,皆须扫除。几乎不自觉地站到富农、地主方面而限制贫农。自润之同志自乡间视察归来,我们才感贫农猛然之打击土豪劣绅,实有必要。非如此不足以推翻现在乡村建立之政治。”2月12日,毛泽东由长沙到武汉。3月5日,中共湖南区委机关报《战士》周刊第35、36期首次刊载《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4月份,瞿秋白以《湖南农民革命》为书名出版单行本,并写了序言,说:“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是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该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
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机关刊物《共产国际》于1927年5月27日和6月12日,先后用俄文和英文转载了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是该杂志第一次反映中国人对于中国革命重大问题的观点。
斯大林关心中国革命,当时又在研究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应该并且可能读到《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然而,从斯大林在此前后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中可以看出,他并没有认真接受和重视毛泽东的观点,没有接受毛泽东的正确理论,没有采纳毛泽东的领导农民斗争,放手发动群众,争取中间派、孤立右派、打击封建地主和帝国主义势力的正确战略方针,因而导致他在指导中国革命上犯了错误,导致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恶性膨胀,一错再错,导致中国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
斯大林曾经让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发过“暂时不应加强土地运动”的电报,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则强调要加强土地运动。《报告》热烈地歌颂了农民革命的正义性,痛斥了党内外一切怀疑和指责农民革命的谬误,针锋相对地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通过党领导农民斗争,放手发动群众,解决了当时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
毛泽东特别指出,只要采取放手发动群众的政策,那么,“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毛泽东认为,革命的领导权不是天生的,也不是人封的,而是在革命斗争中形成的。而对于广大农民革命的态度如何,是区别真革命、假革命和反革命的分水岭,也是区分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农民运动起来了,真假革命者和真假马克思主义者就好区分了。他写道:
“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的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
在这里,毛泽东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明确地指出: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站在农民运动的前头领导农民。只有这样,无产阶级才能取得农民这一最广大最可靠的同盟军,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才不致于落空,中国革命也才能取得胜利。
斯大林接受了批评,虽然不大痛快,但还是遮遮掩掩地接受了批评。上述错误的电报发出去一个月之后,1926年11月,在共产国际第七次全会的决议中,就纠正了错误,提出了新的观点,决议中说:“目前形势独有的特点就在于它的过渡性,现时无产阶级在同资产阶级的广泛阶层结成的联盟的前途以及进一步巩固自己同农民结成的联盟的前途之间应当有所选择。如果无产阶级不提出激进的土地纲领,它就不能吸引农民参加革命斗争。并将失去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领导权。”“如果不把土地革命和民族解放事业同等看待,广州国民政府就不能在革命中保持政权,就不能完全战胜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派”。
斯大林确实改正了自己的观点,并且在论述的重要之处,亲自加上了着重号。但是,将斯大林的论述和毛泽东的《报告》加以比较,就可以明显地看出:毛泽东的《报告》更富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战斗性、彻底性、可行性。斯大林要共产党人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联盟和它同农民的联盟之间“选择”,要求把土地革命和民族解放事业“同等看待”;毛泽东则明确指出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受农民运动的检验而“决定弃取”,像大浪冲沙、沙里淘金,优胜劣汰,真假自明。
土地革命和民族解放并不矛盾,工农联盟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统一战线也并不全是对立的,只要能放手发动工农群众,团结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资产阶级右派,就能战胜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派,就能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
但是,毛泽东的正确理论和主张,当时并没有被陈独秀等人接受,没有得到党中央的支持。这正如周恩来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所指出的:“北伐的时候,我们应该争取群众,争取军队。可是,这边北伐,那边上海的《向导》反映陈独秀的主张,反对北伐,说现在是军阀战争,广东不应该北伐,应该防御,应该搞群众斗争。我们党放弃了对北伐战争的领导。土地革命轰轰烈烈起来了,毛泽东同志的文章出来了,但是党中央不支持。当时,陈独秀的确是有点怕革命,怕群众。当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也对中国问题作了一些不正确的分析,六、七、八三次会议对我国阶级力量的分析都有错误。”
第一章毛泽东坚持搞“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斯大林终于同意请周恩来赴苏会谈毛泽东按照他和斯大林商定的安排,准备到列宁格勒等地去参观。他有个习惯,参观一个地方之前,总是要先找点材料看看,要对那个地方作个概括的了解。因为他认为人的认识过程,分为两步:第一步是接触外界事物,属于感觉阶段;第二步是综合感觉材料加以整理和改造,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只有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并且符合实际,不是错觉,才能根据这样的材料造出正确的概念和理论来。参观、访问,时间较短,不可能全面地、深入地去接触那些事物,因而,先看点材料,了解个概况,借助于别人的认识进行参观、访问,可以举一反三,以点带面,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1950年1月2日下午,莫洛托夫、米高扬来到毛泽东的住处,具体商谈了周恩来的来苏日期及签订条约的时间。莫洛托夫问,新中国才成立,周恩来日理万机,能很快来吗?毛泽东笑着说,这没有问题,会如期到的。
在此之前,斯大林曾多次表示愿与毛泽东会谈并签订条约。毛泽东却坚持要周恩来赴苏出面与苏方谈判、签约。毛泽东这样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认为在外交谈判方面,周恩来比自己更合适,更在行,周恩来是卓越的外交家。
周恩来(1898—1976)字翔宇,曾用名有飞飞、伍豪、少山、冠生等,生于江苏淮安。1913年入天津南开中学学习,1917年留学日本,1919年回国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至1924年先后赴法国和德国勤工俭学。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书记,并参加中共旅欧支部的领导工作。1924年秋回国,先后任中共两广区委委员长、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两广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长。1926年冬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书记,1927年3月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8月领导八一南昌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1928年出席党的六大后,当选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军事委员会书记等职。1931年12月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政治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当选为中央三人指挥小组成员、书记处书记。
周恩来是出类拔萃的外交家,是谈判解决各种棘手问题的能手。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后,毛泽东委托周恩来任中共全权代表去西安,团结张学良、杨虎城,同蒋介石谈判,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条件。抗日战争期间,周恩来任中共中央代表和南方局书记,长期驻在国民党政府所在地武汉、重庆进行统一战线工作。1945年8月,周和毛一起参加重庆谈判。1946年1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后参加领导和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毛泽东多次对人夸赞过周恩来,他说:“周恩来在大的国际活动方面比我强,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矛盾”。
把强将高手用在新中国首次大型外交活动的第一线,是毛泽东再三坚持要周恩来出面对苏谈判的首要原因。毛泽东认为,一个领导者不可能样样精通,行行都行,必须善于使用干部。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地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一切计划、决议、命令、指示等等都属于“出主意”一类;使这一切主意见之于实行,必须团结干部,推动他们去做,属于“用干部”一类。现在,他不但出好了主意,而且和斯大林已口头约定了原则,下边“必须善于使用干部”,不能自己包办,应放手让周恩来这位“比我强”的外交家去谈判、签约。
其次,毛泽东强调做事要“留有余地”,不赞成一下子顶到头,搞“最高级”谈判。他知道斯大林对他和他所坚持的中国革命的道路有怀疑,有看法,而斯大林有时又比较“粗暴”、“武断”,自己直接出面和斯大林作具体条约的谈判,如果在某些问题上谈不拢或谈崩,别人就不好收拾,没有回旋的余地。而让周恩来和苏方的政府领导人谈判,即使发生某些分歧或争议,他和斯大林可以从更高的层次上进行协调、斡旋,妥善处理。
最后,“要对口”、要合法、“要好看”。毛泽东作为伟大的哲学家,好进行高度的概括,往往把十分复杂的事物概括得十分简明扼要、具体形象、一目了然。这次要搞个“既好吃,又好看的东西”就属于这种高度概括、具体形象的典型事例,难怪斯大林始终理解不了。其实,当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拟、签订之后,人们便会恍然大悟:哈,这不就是那个“既好吃、又好看的东西”吗。“既好吃”就是有实实在在的内容,有使新中国在世界上健康成长不受侵犯的作用;“又好看”就是形式上好看,让全世界的人都能看到中国和苏联这两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结成了同盟,互助友好,反对侵略,促进世界和平,扩大社会主义的影响。为此,条约的谈判和签订,都应该是对口的,合乎国际法律和国际惯例的。所以,当斯大林作了让步,同意签订个文件,并且建议说就由他和毛泽东签字时,毛泽东还不答应。毛泽东笑着摇摇头,说:“你是部长会议主席,我不是总理,我们两个对不上口径,如果签订文件,我要把我的总理找来”,斯大林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
就这样,一切都安排妥当了,毛泽东泰然自若地到列宁格勒等地去参观游览,调查研究,了解苏联革命和建设的情况。
列宁格勒,原名圣彼得堡,曾是沙皇俄国的首都。1917年10月,“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炮击冬官,宣告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也宣告了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新纪元的开始。时过32年,中国革命又宣告胜利,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在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大国里又夺得了政权。1950年1月15日,毛泽东以中国人民革命领袖的资格,乘火车来到列宁格勒,受到了当地领导和群众的隆重迎接。当地领导原计划安排毛到斯莫尔尼宫休息,但毛泽东神采飞扬,游兴正浓,要直接乘车去波罗的海参观。
当地领导十分尊重毛泽东,按照毛的愿望,汽车直奔波罗的海芬兰湾。天寒地冻,一片白银世界。大海和陆地都被白雪厚冰连在一起,白茫茫的,分不出水陆的界限了。毛泽东喜欢宽阔的海洋,更喜爱银白的雪原。他乘坐汽车在那一望无垠的海面冰层上奔驰了一个多小时,毫无倦意,不时地向当地的陪同人员询问各种景观。当远远地看见那雄伟的喀琅施达特要塞的时候,他走下汽车,在冰层上漫步,举目眺望,激情满怀地说:“革命使江山更雄伟!这里真是千里冰封啊!”
喀琅施达特要塞,是苏联十月革命时工人们和士兵们发起暴动的要地,在历史上立下了不朽的业绩!苏联同志介绍说:“此刻,我们正站在波罗的海海面的冰层上,冰下面就是海水,冰层的厚度约1米至1米半。”
毛泽东望着那广袤无垠的冰原,高兴地说:我的愿望是要从海参崴(太平洋的西岸)走到波罗的海(大西洋的东岸),然后再从黑海边走到北极圈。那时,才可以说我把苏联的东西南北都走遍了。
陪同的中苏两国人员,都为毛泽东的豪情诗意和宽广胸怀所感动,禁不住欢呼,鼓掌!
在列宁格勒,毛泽东参观了基洛夫机器制造厂,参观了冬宫展厅及沙皇的寝室、办公室、休息室、藏书室等。苏联同志说,本来还有一间中国厅,但因内部整修,不能参观。
毛泽东对帝国主义侵华很反感,一听此话,即对身边的师哲说:“其实是不便对我们开放,不好意思让我们看!因为沙俄盗窃中国的东西太多了!”
毛泽东特地参观了“阿芙乐尔”号巡洋舰,赞赏那十月革命时炮击冬宫的革命壮举。参观了苏德战争中苏军保卫列宁格勒的防御工事。晚上,又到基洛夫歌舞剧院观看列别杰娃主演的芭蕾舞《巴亚捷尔卡》,演出相当精彩。结束后,毛泽东派王稼祥、陈伯达等代表团成员登台给列别杰娃献了花篮。此时,台上台下的欢呼声和鼓掌声响成一片。列别杰娃谢幕达五六次,观众仍不散场。列别杰娃意识到这是观众对于中国人民的友谊,是苏联人民对中国革命的热爱,也是对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的敬慕,于是,她改变一般的敬礼谢幕为向毛泽东鼓掌,用手送吻好几次,得到了观众的欢呼!
后来,毛泽东感慨地说,1917年的十月革命,列宁和斯大林领导的苏俄人民,推翻了沙皇和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苏联;过了32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推翻了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可是,斯大林对蒋介石是怎么看的呢?
的确,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作者阅读了《斯大林全集》,查阅了大量有关的资料,发现斯大林第一次公开评论蒋介石,是在1927年4月19日至20日,斯大林写给宣传员的提纲《中国革命问题》中。这个提纲经联共(布)中央批准后,发表在1927年4月21日《真理报》第90号上。当时,蒋介石已经叛变革命,本质已经暴露;中国革命遭到严重挫折,反对派对斯大林攻得很凶。为了回答反对派的攻击,不久,斯大林又陆续发表了《和中山大学学生的谈话》、《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时事问题简评》等文章,其中都论到了蒋介石及国民党的问题。在此前后,毛泽东不仅正在与蒋介石集团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而且也发表了一些论及蒋介石国民党的文章。
那么,结合当时中国革命的实际,运用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将毛泽东和斯大林对蒋介石的论述、观点、意见加以比较,不仅有助于认识当时中国革命的形势、经验和问题,而且,也有助于了解毛泽东和斯大林的思想、理论。首先,应该肯定斯大林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主要立场和观点。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叛变革命,屠杀工农。只过了9天,4月21日,苏联《真理报》就发表了斯大林的《中国革命问题》的长篇文章。斯大林写道:“蒋介石屠杀工人群众并实行政变,就像是响应帝国主义者的号召,表明他决心同民族资产阶级一起勾结帝国主义者以反对中国工人和农民”,“蒋介石的政变表示民族资产阶级退出革命,国内反革命中心已经产生,国民党右派已同帝国主义勾结起来反对中国革命”。
斯大林的《中国革命问题》表明了他对蒋介石反革命罪行的义愤,表明了他对中国革命的同情、支持和帮助,也表明了他那鲜明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立场观点。其反应之迅速,爱憎之分明,文风之简练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但是,仔细研究起来,这篇文章以及他后来发表的几篇论中国革命的文章中,都表明他对当时中国革命的认识上还存在一些问题。
这些问题,正如周恩来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所指出的:“中国革命失败,反对派攻击斯大林更凶。斯大林在1927年,连写了几篇文章驳反对派,其中对中国革命的理论的分析,形势的估计,许多是不合实际的。”
毛泽东当时是如何同蒋介石以及党内的右倾投降倾向作斗争的呢?1927年初,陈独秀虽是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但是他的右倾投降倾向越来越受到一些共产党人的抵制和怀疑。而毛泽东的理论、主张,特别是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受到了热烈欢迎。1927年2月,毛泽东曾将该文送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但陈独秀等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者不予发表。3月5日起,中共湖南省委机关刊物《战士》陆续发表了该文。3月12日,《向导》发表了该文的一部分,陈独秀看到后不让再发;当时在党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瞿秋白主张全文刊完,但被陈独秀等人拒绝。瞿秋白不服,4月间,亲自将此文交中共在武汉开办的长江书局以《湖南农民革命》为书名出版单行本,并为其写了序言,要求“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该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实际上是对陈独秀等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强烈批评。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发表,对各种攻击农运的谰言是有力的批判,对各地正在高涨的农民运动又是极大的鼓舞。为了加强领导,1927年3月30日,湘、鄂、粤、赣四省农民协会代表和河南农民自卫军代表一起,在武汉举行联席会议,推选毛泽东、方志敏、彭湃等13人为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委员,毛泽东任常委兼组织部长,主持全国农协的工作。
毛泽东领导全国农协很快地制定出了《今后农运规划》,发往各地,对于发展各地农会组织,扩大农民武装,建立农村革命政权和解决土地问题都作了具体部署。
1927年3月10日至17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南洋大楼召开。毛泽东出席了会议,并和邓演达、陈克文联名向全会提交了《农民问题案》和《对农民宣言案》。16日,全会根据毛泽东等人的议案,通过了《对农民的宣言》和《关于农民问题决议案》。
《宣言》阐述了建立农民政权、农民武装、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迫切性和重要性。明确指出:“中国国民革命最大部分的目标在于使农民得到解放;农民如不得到解放,国民革命断不能抵于完成”。
《宣言》强调:农民问题的内容就是贫农问题。“贫农问题的中心,就是一个土地问题”。《宣言》明确指出:现在,“广东、湖南、湖北农民运动发展的地方,贫农对于土地的要求已甚迫切”,如果“不使农民得到土地,农民将不会拥护革命至于最后之成功”。
《宣言》还强调指出:农民应有自卫的武装组织,封建地主阶级的武装,如民团、保卫团及团防局等均须解除,交与农民。同时,应设法使农民廉价购得武器,使农民有足以保卫其自己利益的武器。这是农村民主势力推翻封建势力的确实保障。
《农民问题案》是《对农民的宣言》的原则说明和具体实施纲要。在讨论《农民问题案》时,国民党右派对农民运动横加指责,要求党和政府对农民运动“加以改善”。共产党人夏曦发言批驳,说农村的骚动不安,是农民革命过程中的正常现象,不能横加指责,更不能由党和政府去进行所谓的“改善”。毛泽东支持夏曦的观点,认为“夏同志理论甚确,应写到提案中去”,并特别指出: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农村的大变动,必须使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及一切反革命派的活动,在农民威力之下完全消灭,使农村政治从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及一切反革命手中,转移到农民的手中,在乡村建设农民领导的民主的乡村自治机关。这是完成民主政治的唯一道路。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将这些意见写进了《宣言》,并且在《关于农民问题决议案》中特别指出:“北伐胜利之结果,已有好几省在国民政府统治之下,加入农民协会之农民已有四百万,正在为自己之解放而努力奋斗。”同时指出:“农民的敌人也就以全力遏制农民运动之发达及阻碍本党决议之实现。这些农民的敌人,所谓乡村把持政权者,同时亦即国民革命之敌人”;国民党一定要竭力保护农民,铲除敌人;“如果本党不能这样做去,国民革命将发生很大的危险”。
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对农民的宣言》与《关于农民问题决议案》,采纳了毛泽东对于中国农民运动的一些理论、观点、方针、政策,形成了有利于农民革命的宣言和决议,对于正在高涨的农民运动起了鼓舞作用。
到1927年4月底,湖南省的农会会员由1月份的200万激增到518万。农民武装迅速扩大,各地农会纷纷夺取团防局枪支,建立农民自卫军。为了解决工农运动的武装干部问题,省农民协会和省工会在长沙创办了工农自卫军训练队,培训工人农民自卫军干部。在建立工农武装的同时,各县农民又开始自己动手,采取平均佃权、清丈田亩、插标占田、民主分田等多种方式解决土地问题。湖北的农会会员,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表后两个月内,由80万猛增到240万。组织起来的农民勇敢地向土豪劣绅和反革命分子进攻,夺取了地主民团和团防局的枪支,壮大了农民武装,建立了农民自卫军。部分县区也开始清丈田亩、登记土地、烧毁地主的地契债券,进行分地分粮了。
农民运动的迅猛发展,土地革命的步步深入,需要国民党政府尽快地拿出有关农民运动、土地革命方面的具体政策来。
1927年4月2日,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经过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议议决成立。这个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由邓演达、谭平山、毛泽东等5人组成,其任务是调查研究中国的土地分配状况,提出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4月12日,在土地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没收地主土地、解决土地问题的主张。他说:“所谓土地没收,就是不纳租,并无须别的办法。现在湘鄂农民运动已经到了一个高潮,他们已经自动地不纳租了,自动地夺取政权了。中国土地问题的解决,应先有事实,然后再用法律去承认它就得了。”4月19日,毛泽东在土地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上,提出了解决土地问题的纲领和意义。他把解决土地问题的意义概括为六点,即:解放农民、增强农业生产力、保护革命、废除封建制度、发展中国工业、提高文化等、斯大林曾多次强调,中国的农民问题“归根到底应该引导到土地国有化”,“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誓死拒绝土地国有化这样的口号”。毛泽东则始终坚持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而不赞成搞土地国有化。其原因,毛泽东在4月19日阐述解决土地问题的意义时,曾经说过:把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不仅可以解放农民,而且可以“保护革命”。他说:“革命势力目前虽见发展,但亦到了一个危机,此后非有一支生力军必归失败”,要获得生力军,“非解决土地问题不可”。因为将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农民要保护他们的土地,必勇敢作战”。后来的实践证明,毛泽东的方针和政策是完全正确的。但斯大林不了解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和中国农民要求土地的迫切心理,因此而长期对毛泽东猜疑、不满,甚至怀疑他是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是不客观的。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于毛泽东正确路线的指引,农民运动迅速地遍及十七个省区:粤、湘、鄂、赣、桂、闽、皖、川、浙、苏、豫、直、鲁、陕、热、察、绥的山川平原,有组织的农民达到800多万。农民纷纷组织起来,农民运动迅猛发展,形成了一股强大的革命力量。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
同时,工人运动也很快地出现了高潮。上海工人的三次武装起义,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工人运动高涨的重要标志。1927年3月下旬,上海工人举行了第三次武装起义,并于3月22日解放了上海。接着,召开了市民大会,通过市民代表会议,选举了上海市民政府。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伺机反扑。1927年3月26日,蒋介石率部到上海后,立刻和上海的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结合,勾结日本、美国、英国、法国等帝国主义者,准备反革命政变。4月3日至5日,汪精卫来到上海,蒋介石、张静江等十余人同汪精卫连续举行秘密会议,达成了一些反动协议。4月6日蒋介石的总司令部发布反革命布告:“一切武装纠察队与工会,一律在总司令部的管辖之下。否则以违法叛变论,绝不容许存在”。4月8日组织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行使市政府职权,从而篡夺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上海市政府的权力。当时,上海工人运动高涨。中共领导下的上海总工会,带领80万有组织的工人,万众拥护,实力雄厚。但是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者对蒋介石叛变的阴谋熟视无睹,一再退让,麻痹工人斗志,涣散工人组织,并为蒋介石的阴谋辩护。蒋介石也利用这一点,在政变前夕,还派音乐队给上海总工会纠察队送去他亲笔题词“共同奋斗”的锦旗一面,表示他对上海革命工人的“敬意”。
4月12日晨1时,由蒋介石指使的青洪帮流氓打手为先锋,冒充工人,到处袭击工人纠察队。工人纠察队仓促抵抗,蒋介石事先布置的反动军队,乘机出动,收缴了工人武装,打死、打伤300多工人,占领了上海总工会。蒋介石的反叛罪行,激起了上海工人的无比愤怒。4月12日,上海总工会发出了全市总同盟罢工的命令,数万徒手工人在闸北开罢工大会后,前赴后继夺回了上海总工会会址。南市开了50万人的市民大会,会后前往龙华北伐军总指挥部请愿。4月13日,总工会在闸北青云路广场召开工人群众大会,会后整队到宝山路天主教堂周凤岐26军2师司令部请愿。该师按照蒋介石屠杀的密令,用机关枪向徒手工人群众扫射,当场打死者百人以上,伤者无数,血流成河!同时,在南市游行的工人也被军队枪击,死伤数十人。
蒋介石的大屠杀,从4月12日至15日,连续4天。工人被屠杀者300余人,被捕者500余人,逃亡失踪者5000余人,失业者不计其数。这就是血腥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它表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右翼退出了革命的统一战线,投入了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大买办资产阶级的营垒。
毛泽东闻讯,义愤填膺。当时,他正在武汉负责领导全国农民运动的工作。全国农协临时执行委员会刚刚组成,就听到了蒋介石在上海大屠杀的枪声。毛泽东立刻联合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邓演达、宋庆龄、何香凝等,敦促武汉政府对蒋介石的叛变表示强烈的反对和声讨。4月17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发出命令,斥责“四·一二”大屠杀罪行,开除蒋介石的国民党党籍,撤消他的一切职务,并下令通缉;同时宣布蒋介石所率的第一集团军全部归军事委员会指挥。当时,武汉政府管辖下还有湖南、湖北、江西三省和北方的部分地区,这些省区的群众运动还在蓬勃发展,并且还有十几万正规军队和许多工农武装。革命虽然危急,但还是有希望的。
毛泽东认为首先要揭露蒋介石的反革命面目,教育群众。他领导全国农民协会发出《讨蒋通电》,声讨蒋介石的反革命罪行,严正指出:“此贼不除,革命群众无幸存之理,国民革命亦无成功之望”。这时全国农民协会的会员已达1000多万,成了一支不可忽视的革命力量。
团结国民党左派,争取中间势力,形成声讨蒋介石叛变、巩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是当时扭转时局的重要一环。毛泽东和董必武、林伯渠、恽代英、吴玉章等共产党人一起,联合国民党左派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和军事委员会委员40人,联名签发《讨蒋通电》,声讨蒋介石勾结帝国主义,纠集新老军阀,屠杀革命民众的罪行,号召全国人民,尤以武装部队,共同“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贼”。
然而,蒋介石是耍两面派手段的能手。他常常以他那伪善、“进步”、“革命”的假面具,欺骗那些好心的或者不大了解情况的人。斯大林由于相距遥远、脱离实际,多是从陈独秀和共产国际派人了解的情况中分析问题,所以一直对蒋介石国民党的革命性和力量估计过高。他把蒋介石看作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把汪精卫看作是小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并且在阶级分析上,采用公式化、定型化的方法,把人定死了,忘记了人是会变的。正如周恩来所指出的:“蒋介石代表过民族资产阶级讲话,但不能把蒋介石的叛变看成整个民族资产阶级的叛变。对汪精卫也一样。看不到中国的阶级关系的复杂与变化,这是错误的”,“蒋介石,他在大革命时主要是买办资产阶级的思想,但也不否认他有一点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在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蒋介石的民族资产阶级性多些,是中派,但与地主买办资产阶级有关系。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到‘四一二’这期间,群众起来,他便反共。1926年‘三二〇’事件时他的立场已转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方面,变为新右派,其灵魂便是戴季陶。‘四一二’后他便成了反革命,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表面上却仍以民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进行欺骗。”
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信任、迁就蒋介石、汪精卫之流,造成了重大损失。1927年3月,蒋介石准备发动反革命政变,挥起屠刀,接连制造了暗杀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解散国民党南昌市党部,捣毁安徽省总工会、省农协等等事件,引起了社会不满。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连续发了《赣州总工会横遭摧残的情形》、《赣州各工会代表团请愿书》和《南北妥协》等报道,揭露蒋介石的反共活动。苏联《真理报》却于3月15日发表了《蒋介石宣言》,副标题是《拥护党对军队的领导》,为蒋介石的反革命活动打掩护。《真理报》又发表社论《中国革命和国民党》,公开驳斥有关蒋介石实行反共反人民的报道,吹捧“蒋介石是忠于革命原则、服从党的领导的”。
然而,蒋介石并未因《真理报》的吹捧而转向革命。3月22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3月26日,蒋介石到了上海,立刻与帝国主义、大地主、大买办勾结,准备进行反革命政变。3月25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了特别委员会。陈独秀在会上说:“中国革命如不把代表资产阶级的武装打倒,中国就不要想革命,同时只要把此武装打倒,资产阶级就可以服从革命的力量,上海现在资产阶级与右派勾结党军也很右倾”。他强调说:“我意我们现在要准备一个抵抗,如果右派军队来缴械,我们就与之决斗”,并且“断绝蒋介石的政治生命”。但是,共产国际的机关刊物《国际通讯》在3月30日发表的《上海工人的胜利》一文中,却说:“现在说国民党分裂和上海无产阶级同革命军对立是绝对地不正确的”,“蒋介石本人已经宣布他们服从党的决定。像蒋介石这样的革命者不会像帝国主义所说的同反革命分子张作霖结成联盟去反对解放运动”。
第一,蒋介石准备解除工人纠察队的武装,3月31日,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发来指示,要求隐藏或埋藏所有的武器,以避免同蒋介石发生军事冲突。布哈林解释说:“隐藏起武器不更好吗?”右倾错误的指导,解除了革命的武装。
第二,形而上学地看问题,过分地强调外因,没有剖析清楚蒋介石的阶级本质和两面伎俩。直到1927年7月27日(早在7月15日),汪精卫已召集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作出了关于“分共”的决定,公开背叛了孙中山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的纲领)斯大林还认为武汉是革命运动的中心。他写道:“在革命的第二阶段上,蒋介石和民族资产阶级转到了反革命阵营,革命运动的中心由广州移到了武汉。”“民族资产阶级退到反革命阵营的原因是什么呢?第一是民族资产阶级对工人革命运动规模的恐惧,第二是帝国主义者在上海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压力。”
这两条都是强调外因,强调工人运动规模过大使资产阶级恐惧,强调帝国主义在上海对资产阶级的压力作用,而忽略了内因是变化的根据。毛泽东则不这样看。他认为任何运动形式,其内部都包含着本身特殊的矛盾。这种特殊的矛盾,就构成这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他指出,研究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特殊性,不但必须在其联结上、在其总体上去看,而且必须从各个阶段中矛盾的各个方面去看。他写道:“国民党方面,在第一次统一战线时期,因为它实行了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所以它是革命的、有朝气的,它是各阶级的民主革命的联盟。1927年以后,国民党变到了与此相反的方面,成了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反动集团。”
毛泽东进一步指出:要研究国共两党的特点,更根本的就必须研究这两党的阶级基础以及因此在各个时期所形成的它们和其他方面的矛盾的对立。他写道:“国民党在它第一次联合共产党的时期,一方面有和国外帝国主义的矛盾,因而它反对帝国主义;另一方面有和国内人民大众的矛盾,它在口头上虽然允许给予劳动人民以许多的利益,但在实际上只给予很少的利益,或者简直什么也不给。在它进行反共战争的时期,则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合作反对人民大众,一笔勾销了人民大众原来在革命中所争得的一切利益,激化了它和人民大众的矛盾。”
蒋介石在1927年前后是国民党右派的代表。毛泽东的分析从阶级基础、内部矛盾、对立统一的高度上,揭示了蒋介石国民党变化的本质,因而对蒋介石国民党的斗争做到了准确、有力,击中要害。而斯大林由于长期不能抓住蒋介石国民党的本质,所以往往存在幻想,他的这些错误认识给陈独秀等人的右倾机会主义提供了理论依据。
事实上,斯大林的上述认识,在实际斗争中也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并未真正从中吸取教训,却把团结依靠的对象很快地从蒋介石转向了汪精卫及其领导的武汉国民政府。当时,中国革命已经到了十分危急的关头,但斯大林不是要中共提高警惕与武汉政府的反动倾向作斗争,反而批评中共对武汉政府的“革命作用”估计不足。他不加分析地把武汉政府称为“革命中心”,要通过武汉政府去实现土地革命。为此,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曾电告国际:“国民党领导决定反对土地革命,不惜为此而同共产国际决裂”。斯大林复电说:需要“克制”,现在进行斗争,意味着真正的失败,而克制就能赢得时间,有增强力量的可能,为晚些时候进行斗争创造胜利的条件。斯大林多次在讲话中强调支持汪精卫和武汉政府。5月24日,就在斯大林发表演说的当天,武汉政府就发布了镇压农民运动的命令。斯大林的克制没有使革命力量增强,倒使汪精卫勾结蒋介石和帝国主义,宁汉合流,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遭到了惨败。
第三,在如何估计形势,如何对待蒋介石叛变的问题上,斯大林脱离了实际。他认为当时中国革命的失败,就其程度来说,可能类似布尔什维克1917年7月遭到的失败,那时候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的苏维埃背叛了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不得不转入地下,经过几个月,革命又重新走上街头,来扫除俄国的帝国主义政府了。斯大林写道:“我想这个前途的可能性较大。如果这个前途成为现实,如果在最近时期(不一定是经过两个月,也许经过半年,一年)新的革命高潮成为事实,那么,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的问题就会提到日程上来,成为当前口号,以与资产阶级政府相对立。”
毛泽东不是这种看法,他善于分析矛盾,处理矛盾,知道矛盾的主要和非主要的方面互相转化着,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但他认为变化要有条件,要有个过程,不可主观急躁,揠苗助长。毛泽东写道:“1927年,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受到了国民党反动势力的打击,变得很小了;但因肃清了自己内部的机会主义,就又逐步地壮大起来。”
在这里,毛泽东认为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已被蒋介石“打击”得“很小了”。要“壮大起来”,一要肃清内部的机会主义,二要“逐步地”来。
他还从哲学的高度,总结了这次失败的教训。毛泽东写道:“两军相争,一胜一败,所以胜败,皆决于内因。胜者或因其强,或因其指挥无误,败者或因其弱,或因其指挥失宜,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1927年中国大资产阶级战败了无产阶级,是通过中国无产阶级内部的(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机会主义而起作用的。当着我们清算了这种机会主义的时候,中国革命就重新发展了。”
斯大林那种不合实际的形势估计和理论分析,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正如周恩来所指出的:“在共产国际、斯大林的理论分析和形势估计的影响下,1927年11月党中央扩大会议就搞了盲动主义,号召到处暴动,认为革命形势还是高潮”。
斯大林的影响是巨大的。4月27日,中共在武汉举行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代表80人,代表党员57967人。大会开了半个月,主要是总结过去工作的经验,指出今后革命的前途,确定党在最近时期的任务。毛泽东出席了这次大会,并在大会前和大会上,进行过反对陈独秀等人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理论斗争。但是,由于陈独秀在党内实行家长制的领导,压制正确的批评,致使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未被重视,毛泽东提出的原则斗争没有充分进行。在小会上,毛泽东提出了支持农民开展土地革命、猛烈发展农民武装、建立农村民主自治政权的提案——这是当时挽救革命的正确方针,但却为陈独秀所拒绝,根本没有交大会讨论。毛泽东还被陈独秀等人排除在大会领导之外,剥夺了他在大会上的表决权。这次大会,虽然通过了一些正确的决议,批评了陈独秀忽视同资产阶级争取领导权的右倾错误,但由于党缺乏政治斗争经验,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实质及其危害,缺乏深刻的认识,仍然选举陈独秀为总书记。
面对蒋介石大屠杀的血雨腥风,眼看党的五大仍然不能改弦更张,力挽狂澜,预感到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将要遭到失败的危险,毛泽东“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他一个人漫步到长江岸边,登上黄鹤楼,远眺华夏大地,俯视滚滚长江,吟诗一首: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
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第一章斯大林再次拜会毛泽东,当场同意改称同志勿称“先生”“人贵有自知之明。”一个人,特别是领导人和领袖人物,身居高位,手握大权,要真正了解自己的优点缺点,恰当地发挥自己的特长而不过限,机智地用人之长补己之短,做到自强而不自大、自尊而不自专、自爱而不自私、坚定而不固执、勇敢而不鲁莽、沉着而不寡断、机警而不多疑是很不易的。
毛泽东在早期、中期颇有自知之明,多次批评、拒绝别人企图把他说成“全才”、“天才”、“超人”、“神人”的尝试,反对为他“祝寿”、“颂功”,并不许自己的妻子儿女以自己的名义外出活动。毛泽东信任周恩来,估计周恩来快到莫斯科了,他也返回莫斯科。次日,周恩来从辛比尔斯克打来电话,因传音不良,听不清楚,他约定周恩来到了乌拉尔山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再通话。
这一次,毛泽东和周恩来在电话上讲了一个多小时。毛泽东把自己的活动、愿望及将要签订的条约内容都讲了,也征求了周恩来的意见。这样,周恩来心中有了数,一到莫斯科即可开展工作。
1950年1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一行抵达莫斯科,苏联方面在莫斯科车站广场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周恩来面带微笑和苏联的领导人亲切握手,互致问候。他那从容大方的举止,巧妙含蓄的语言,气宇不凡的外交家风度,赢得了苏方人士的钦佩与赞扬。周恩来在车站发表演说:“我这次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来到莫斯科,参加关于巩固中苏两大国邦交的会商。”
这是10年后周恩来的再次赴苏。上一次是在1939年6月,周恩来因骑马摔伤,从延安到苏联来治病,在莫斯科住了8个多月。现在,他是以新中国政府首脑的身份出现在莫斯科车站的。同车到达的还有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李富春、国家外贸部部长叶季壮、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伍修权、东北工业部部长吕东、东北贸易部副部长张化东,以及赖亚力、何谦、沈鸿、苏农官、欧阳钦等。周恩来一到就来见毛泽东,商量如何开展工作等事。过了一天,周恩来从较远处的别墅搬来,住在毛泽东楼上的一间房子里,这样,便于及时与毛泽东商量问题。
周恩来不辜负毛泽东的厚望,一到莫斯科,即投入紧张的工作,一方面到克里姆林宫谈判条约,一方面指导李富春率领的那一批人进行工作,还及时向毛泽东请示汇报。
这时候,斯大林又打来电话,询问毛泽东对下一步会谈的意见。毛泽东回答说:“我没有意见,有意见都在周恩来那里,周恩来不是正在克里姆林宫谈吗?”生性多疑的斯大林,这时更加谨慎小心。他派人把师哲叫到他的办公室,要师哲同志把他的话重新翻译给毛泽东,再了解一下毛泽东的打算和愿望。毛泽东笑着说,他只是要周恩来出面谈判,别无他意。师哲把毛泽东的话翻译给了斯大林。斯大林哈哈大笑。是的,他对这位中国领袖的知人善任、放手用人表示赞赏。
对于毛泽东的性格、气派和作风,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按照毛泽东和斯大林商定的安排,1950年1月22日,毛泽东、周恩来同斯大林举行会谈,莫洛托夫、维辛斯基、李富春、王稼祥等也在座。师哲任翻译。
会谈开始前,照例由莫洛托夫代表斯大林向毛泽东祝酒,向周恩来祝酒,向大家祝酒。之后,斯大林又破例地举起酒杯,再一次向毛泽东、周恩来祝酒,表示欢迎毛泽东、周恩来到苏联来,希望大家同心协力为中苏友谊而努力,为中苏友谊而于杯!
斯大林喝了两杯他的特制酒,精神焕发,神采飞扬。他说他和毛泽东先生过去没有见过面,这次一见如故,谈得很好。又说他对中国革命问题很感兴趣,十分关心。现在,中国革命胜利了,这是继苏联十月革命胜利之后的又一个伟大胜利。这个胜利,是无产阶级在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国家的伟大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东方的伟大胜利。这个胜利改变了世界的格局,加重了世界天平上革命力量的砝码,不仅值得庆贺,而且有许多宝贵的经验值得总结,值得学习,希望毛泽东先生能够多谈谈。
毛泽东点燃了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侃侃而谈。他认为斯大林说得对,中国革命的胜利,的确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东方的伟大胜利,是苏联十月革命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又一伟大胜利。他说他过去曾经说过,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那是形象的概括,是指革命的开始。实际上,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是很不容易的,中国革命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曲折的探索过程。中国有中国的实际情况,有人曾不顾中国的实际,照搬苏联的模式,几乎使中国革命走入了绝境。所以中国革命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一定要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建立以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
斯大林对毛泽东的论述表示赞赏,但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斯大林在提到毛泽东时,又一次在毛泽东的名字后边,加了“先生”二字。
师哲忍不住了,翻译完斯大林的话之后,他紧接着提了个问题。他的态度虽很谦和,很诚恳,但却开门见山:
“斯大林同志,我有一个问题,想当面请教一下,可以吗?”
斯大林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泰然自若地笑着,点点头说:“可以,可以,当然可以。”
师哲谦和地笑着说:“斯大林同志,我们中国的同志非常尊重您和苏联领导人,一直称您和苏联领导人为‘同志’。可我不知道,您为什么称毛泽东同志为先生呢?”
斯大林一下子怔住了,问题提得这样尖锐,这样明确,这样直截了当而没有回旋的余地。而且,这是当着毛泽东的面,当场提出来的。沉着老练的斯大林,一时也显得有点窘迫。
在场的人都有点紧张,几十年了,谁敢向斯大林这样“将军”呀!苏联领导人都注视着毛泽东。毛泽东吸着烟,微笑着,泰然自若,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似的。聪明、机敏的斯大林向四周扫了一眼,看了看毛泽东,又看了看师哲,立刻笑了。
这次会见后的多次交谈,使双方都增进了了解,自己怎么能继续无端地怀疑同志呢。只见他眼睛一亮,很快扫去一刹那间那紧张的窘态,对毛泽东歉然一笑,认真地点点头说:“对,是同志,是同志!”
接着,斯大林转过身来,对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等苏共领导人说:“对,是同志,应该称同志。从现在开始,马上改称同志。”说着,斯大林又转过身来,率先垂范,对毛泽东笑着说:“毛泽东同志,我们继续谈吧……”会谈的气氛更活跃了,更融洽了。
会谈中这段小小的插曲,不仅证明了斯大林的“怀疑经实践证明不对,看法也可以改变”,“斯大林还是讲理的”,而且也证明了斯大林确实怀疑过毛泽东是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是“害怕工人”,是不是真正的“同志”。同时说明斯大林曾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
天下无难事,实事求是难。毛泽东说:“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是很不容易的。”的确,中国共产党为此进行了长期的、艰苦的探索,许多优秀的共产党人为此献出了青春和生命,毛泽东和斯大林围绕这个问题也曾进行过一系列复杂的斗争。
斯大林热情地帮助中国革命,也做过许多有益的工作,但由于他远隔万里,关山重重,对于复杂多变的中国情况不可能深入了解,对于中国革命的实际斗争不可能充分掌握,因而,他的主意、办法和意见,不仅往往脱离实际,而且由于他的固执和粗暴,曾使中国革命受到严重的损失。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斯大林连续发表了《中国革命问题》和《时事问题简评》等文章,没有经过充分调查研究就简单化地把中国革命划分为二个阶段,严重地脱离了当时中国革命的实际,导致了对革命性质的混淆和一系列政策、策略上的“左”倾。
发生这种错误的主要原因,首先是斯大林把蒋介石和汪精卫看错了。他把蒋介石当作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而把汪精卫看作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所以在蒋介石、汪精卫陆续叛变革命以后,他就不能正确地指出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基本格局,不能正确地指明革命应该依靠的力量和团结的力量。中共十一月扩大会议完全接受了这种观点,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认为中国革命是“无间断”的革命,因而,接连发生了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的“左”倾错误。
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中共在武汉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讨论时相当混乱,这不仅由于斯大林当时的政策是错误的、矛盾的,而且由于参加会议的两名苏联代表对莫斯科的路线作了截然不同的解释。一位代表是鲍罗廷,他的头衔是苏联驻中国的最高特使,又兼国民党政府的顾问;另一位是共产国际派来的正式代表,印度人罗易。鲍罗廷得到了陈独秀的支持,他与陈独秀提出了“西北理论”,主张中共支持武汉国民党夺取北京的计划,从而打开通向冯玉祥在北方势力范围的道路。罗易则反对这种意见,主张共产党应回到革命热情高涨的广东去,努力“深化”革命并进行土地革命。5月4日,罗易就共产国际第七次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向代表大会作报告,武汉政府主席汪精卫等高级官员专程莅会听讲。罗易说:“共产党正式参加这个政府,因为这是一个要革命的政府。在革命的现阶段,斗争的领导权属于无产阶级,参加这个国民革命政府是为了利用这个政权机构作为实现领导权的工具。”
这番话,就等于告诉汪精卫等一伙人说:“我们现在参加你们的政府,就是为了接管你们的政府。”狡猾的汪精卫听了罗易的话,装得非常高兴,站起身来,说他完全同意罗易的意见,小资产阶级的确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走向社会主义。可是不久,他就公开叛变了。
后来,毛泽东对斯诺系统地谈了他对当时事变的认识。斯诺写道:“我问毛泽东,在他看来,对于1927年共产党的失败,武汉联合政府的失败,南京独裁政权的整个胜利,谁应负最大的责任。毛泽东认为陈独秀应负最大的责任,陈独秀的动摇的机会主义,在继续妥协显然意味着灾难的时刻,使党失去了决定性的领导作用和自己的直接路线。”
毛泽东认为仅次于陈独秀,对于失败应负最大责任的是俄国首席顾问鲍罗廷。毛泽东说:“鲍罗廷站在陈独秀右边一点点”,“他随时准备尽力去讨好资产阶级,甚至于准备解除工人的武装,最后,他也下令这样做了”。毛泽东认为:共产国际的印度代表罗易,“站在陈独秀和鲍罗廷两人左边一点点,可是他只是站着而已”。他“能说,而且说得太多了,却提不出任何实现的方法”。
“毛泽东认为,客观地来说,罗易是个蠢货,鲍罗廷是个冒失鬼,陈独秀是个不自觉的叛徒。”“陈独秀实在害怕工人,特别害怕武装起来的农民。武装起义的现实终于摆在他面前的时候,他完全失掉了他的理智。他不能再看清当时的形势。他的小资产阶级的本性使他陷于惊惶和失败。”毛泽东说,在那个时候,陈独秀是中国党的彻头彻尾的独裁者,他甚至不同中央委员会商量就作出重大的决定。“他不把共产国际的命令给党的其他领导人看”,“甚至于不和我们讨论这些命令”。但是,到头来还是罗易促成了同国民党的分裂。“共产国际发给鲍罗廷一个电报,指示党开始没收地主的土地。罗易得到了一个抄件,马上拿给汪精卫看,汪精卫那时是国民党左派武汉政府的主席,这种轻率的做法的结果是众所周知的。武汉政权把共产党人从国民党中开除出去,它自己的力量就垮了,不久就被蒋介石所摧毁。”
毛泽东在这里没有点名批评斯大林,但他知道斯大林的“三阶段论”不切合中国实际,知道鲍罗廷和罗易都是按斯大林的理论、意图来办事的,也知道斯大林领导着第三国际。因而他说:“看来共产国际在1927年提供给中国共产党的不是什么‘意见’,而是干脆发的命令,中国共产党显然无权不接受。”实际上,说明了斯大林在这场灾难中的作用。
大革命失败后,1927年8月7日,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为了总结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教训,纠正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定以后革命斗争的方向,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由瞿秋白主持,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监察委员,共青团代表,上海、湖南、湖北代表和军委代表,共计21人。会议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坚决地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通过了《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最近农民斗争决议案》、《最近职工运动决议案》和《党的组织问题决议案》,并选举了党的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彻底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中心任务,决定在湖南、湖北、江西、广东这四个革命基础较好的省份,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
毛泽东参加了会议,并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他在会议上作了重要发言,批判了陈独秀在统一战线中自动放弃领导权,使大革命遭到失败的严重错误,阐明了革命统一战线必须由共产党领导、由工农大众做主人的道理。他幽默而形象地说:关于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当时大家的根本观念都以国民党是人家的,不知它是一架空房子等人去住。其后像新姑娘上花轿一样勉强挪到此空房子去了,但始终无当此房子主人的决心。我认为这是一大错误。其后有一部分人主张产业工人也加入,闻湖北亦有此决定,但仅是纸上空文,未能执行。过去群众中有偶然不听中央命令的抓住了国民党的下级党部,当了此房子的主人翁,但这是违反中央意思的。直到现在才改变了策略,使工农群众进国民党去当主人。”
关于农民问题,毛泽东发言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者反对农民革命的错误,主张没收地主的土地以满足农民的要求。他说:“农民要革命,接近农民的党也要革命,但上层的党部则不同了。当我未到长沙之先,对党完全站在地主方面的决议无由反对,及到长沙后仍无法答复此问题。直到在湖南住了三十多天,才完全改变了我的态度。我曾将我的意见在湖南作了一个报告,同时向中央也作了一个报告,但此报告在湖南生了影响,对中央则毫无影响。广大的党内党外群众要革命,党的指导却不革命,实在有点反革命的嫌疑。这个意见是农民指挥着我成立的。我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所以结果我未十分坚持我的意见。”
关于武装斗争问题,毛泽东深刻地总结了历史经验,明确指出:“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介石、唐生智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1927年8月9日,瞿秋白主持召开了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讨论了湘、鄂、赣、粤四省秋收起义问题和党的工作。毛泽东参加了会议并作了重要发言。会上,有人主张由湘南工农武装,编军一师与南昌起义部队配合共同夺取广东,毛泽东表示反对。他明确指出,“组织一师往广东是很错误的。大家不应只看到一个广东,湖南也是很重要的。”他进一步阐述说:“湖南民众组织比广东还要广大,所缺的是武装,现已适值暴动时期,更需要武装。前不久我起草经常委通过的一个计划,要在湘南形成一师的武装,占据五六县,形成一政治基础,发展全省的土地革命。纵然失败也不应去广东而应上山。”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的会议上第一次提出“上山”的主张。“马日事变”后,湖南省到处是白色恐怖,反动派到处残杀革命者。到1927年6月底,湖南的共产党员、工会农协干部及国民党左派被杀害者达500人以上。毛泽东曾在6月下旬,冒着生命危险到长沙、湘潭、衡山等地的农村奔走,了解工农武装情况,恢复党、团、工会、农协等革命组织,并领导湖南省委制订了《中共湖南省委目前工作计划》,明确地提出了“推翻唐生智统治”的目标。这样,在毛泽东和湖南省委的领导下,湖南各地通过“上山”,保存和隐藏了大量的工农武装,约有2000多支枪,后来成了秋收起义的重要力量。
毛泽东的“上山”思想,受到了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中央的重视。早在7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的《中央通告农字第9号——目前农民运动的总策略》中,就明确指出:我们党只有坚决地站在土地革命立场,才能领导这一革命潮流前进;政权斗争是土地革命的主要特点,农民争取政权和土地的斗争,必须有革命武装才能保障其胜利;农民要用种种方法夺取地主武装和一切反革命的武装,农民武装不能公开存在的地方,就暂以“挨户团”等名义取得合法地位,进行秘密训练。若此办法不行,则可以“上山”。
在临时中央政治局开会期间,瞿秋白提议毛泽东到上海党中央去工作。毛泽东回答说:“我要跟绿林交朋友,我定上山下湖。在山湖之中跟绿林交朋友。”
1927年8月12日,毛泽东离开武汉,星夜直奔长沙。他先后到长沙清泰乡进行土地问题调查,安排杨开慧母子坚持地下斗争。18日,他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在长沙市郊的沈家大屋,参加了改组后的湖南省委第一次会议,对秋收起义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会议首先讨论了如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与会者发言踊跃,各抒己见,争论也很激烈。毛泽东认真听了大家的发言,然后谈了自己的看法。他既反对只没收大地主土地、不没收小地主土地的意见,也反对没收全部土地,特别是把土地收为国有的要求,提出并且论证了没收整个地主阶级土地分给农民的主张。这个主张,集中了省委多数同志的意见,比他在“八七”会议上关于土地问题的意见更全面、更具体,比他前两天在清泰乡调查、草拟的土地纲领更周详、更可行。
会议讨论秋收起义中的军事问题时,毛泽东再一次阐述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他说:“秋收暴动的发展,是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但要发动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军事的帮助,有一两团兵力,否则终归于失败。暴动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没有兵力的护卫或去夺取,这是自欺的话。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子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
会议最后决定:“泽东到浏、平的农军中去当师长,并组织前敌委员会”,任命毛泽东为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
毛泽东很快地深入到株洲、安源、萍乡、浏阳等地,组织工农力量,准备举行暴动。一天,毛泽东一行三人走到浏阳和铜鼓边界的张家坊时,突然,树林里一声大喊:
“不许动!”
毛泽东抬头一看,只见两边的山林里跳出了七八个团防兵,一支支黑乌乌的枪口,瞄准了他们三个人。
毛泽东感到像当头挨了一棒,眼前发黑,几乎跌倒。大革命失败了,许多同志、战友被枪杀了,自己肩负着党的委托、工农的期望,奔赴乡村组织秋收起义,如今起义未起,自己却倒在敌人枪口之下,今后革命怎么办呢!
一个手提短枪的队长大声命令:“抓起来!”团防军一拥而上,把毛泽东他们逮捕起来。毛泽东向那位队长说好话,说他们是过路的客商,希望放了他们。民团队长很凶,眼睛一瞪,命令把他们押到民团总部去处死!这不是威胁,毛泽东知道。在湖南,已经有好几百人被这样押去处死了。路上,毛泽东悄悄地从一个同志手中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的人员把他们释放。他知道民团的普通士兵都是雇佣兵,当兵吃粮为了生活,给他些钱,会放人的。
走了一段路,拉开了距离,队长落在了后边。毛泽东趁机把钱送给了身边的两个士兵,低声劝他们放自己逃走。并说:“我遭到枪决,于你们并没有特别的好处,还是放我走吧!”
两个士兵都同意放走毛泽东。可是走在后边的民团队长一见毛泽东和两个士兵咕咕哝哝,心生猜疑,追了上来,命令士兵严加看管,决不允许一个人逃跑。刚升腾起的希望,刹那间又破灭了。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于是我决定逃跑。但是直到离民团总部大约二百码的地方,我才得到了机会。我在那地方挣脱出来”,“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我在那里躲到太阳落山。士兵们追捕我,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有好多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碰到他们。虽然有五六次我已经放弃希望,觉得我一定会再被抓到,可是我还是没有被发现。最后,天黑了,他们放弃了搜寻。我马上翻山越岭,连夜赶路。我没有鞋,我的脚损伤得很厉害。路上我遇到一个农民,他同我交了朋友,给我地方住,又领我到了下一乡,我身边有7块钱,买了一双鞋、一把伞和一些吃的。当我最后安全地走到农民赤卫队那里的时候,我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
抵达铜鼓后,毛泽东住在准备起义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团部驻地——铜鼓县城萧家祠。他不顾疲劳,没有歇息,就召开了三团干部会,并且在会上讲了秋收起义的意义、领导机构和行动计划,接着,他又和团部的几位负责人研究决定了进军的具体路线。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卢德铭率领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了。铁路工人破坏了长岳和长株铁路,切断了敌人的交通要道。第一团、第二团和第四团分别自修水、安源起义,向预定的目标进军。毛泽东率领第三团于11日从铜鼓出发,先后攻取白沙、浏阳东门市等地,14日转战到上坪。当晚,毛泽东在上坪主持召开三团干部会议,忽接一团通讯员报告:第一团和第四团行军到金坪时,第四团叛变,第一团遭受突然袭击而失利。
起义伊始,连续受挫。毛泽东根据情况,当机立断,决定放弃原定的攻取长沙的计划,以前委书记的名义通知各部队,速到浏阳文家市与三团会师,同时写信给中共湖南省委要求停止毫无胜利希望的省城暴动。
9月19日,毛泽东率三团转战到浏阳县文家市,与一团、二团的余部胜利会师。当晚,毛泽东主持在文家市里仁学校召开前敌委员会议,研究发展方向问题。毛泽东主张改变原来攻打长沙的计划,将部队转移到敌人力量薄弱的湘赣边界的大山上去,建立革命根据地,发动农民群众,开展土地革命。
师长余洒度反对毛泽东的主张,坚持要攻取长沙。毛泽东说:我们并不是不要长沙,而是现在不能要。因为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敌人对农村的控制薄弱,对湘赣边界大山上的控制更弱。我们到那里去,找个落脚点,深深扎下根来,有利于发展壮大我们的力量。
总指挥卢德铭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会议经过激烈争论,通过了毛泽东“向萍乡方向退却,沿罗霄山脉南下”的主张。
工农革命军在毛泽东的率领下,斗志昂扬,沿着湘赣两省的边界南下。望着那猎猎红旗舞东风,毛泽东壮志满怀,心潮激动,赋诗一首: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
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
毛泽东领导工农革命军,一举攻克了莲花县城,接着又进行了三湾改编。将原来的三个团缩编为一个团,在部队中建立了党的组织,对部队进行了民主改革。后来又实行了“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只红薯”和“打土豪要归公”的三大纪律。10月27日,部队进驻井冈山的中心——茨坪,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在十分艰苦的斗争中创建的。当时敌人严密封锁,根据地食盐、布匹、药品等十分缺乏,红军物质生活非常艰苦。红军官兵每人每天只有五分钱的油盐柴菜钱,经常吃的是粗米饭和没有油盐的南爪汤,有时甚至靠野菜充饥。冬天缺少棉衣棉被,只好盖着稻草睡觉。毛泽东带领根据地军民艰苦奋斗,自力更生,靠上山采药,因陋就简地办起了红军医院;熬硝制盐,办起了硝盐场;自己种棉花,纺纱织土布,开办红色圩场,繁荣了根据地的经济。毛泽东还领导红军开展游击战争,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政权,使根据地不断地巩固和扩大。
1928年4月底,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和湘南起义农军8000多人在宁冈砻市与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胜利会师。5月4日,召开了庆祝胜利会师大会,成立了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政治部主任,下辖三个师,人数约10000多。又成立了党的前敌委员会,作为边界党政军的最高领导机关,毛泽东任前委书记。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为中国革命开辟了创建农村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崭新的道路。它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的伟大创举,也是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从韶山到井冈山,毛泽东上下求索,经历了无数风险,终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领导了湘赣边秋收起义和井冈山的斗争,同时总结了其他各地革命斗争的经验,创造性地开辟了这条中国革命唯一正确的道路。
井冈山会师后,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取得了“四月至七月四个月的各次军事胜利和群众割据的发展”。尤其是6月23日龙源口大捷,歼敌一个团,打垮两个团,缴枪千余支,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井冈山根据地扩大到宁冈、永新、莲花三个全县,古安、安福、遂川、酃县各一部,达到边界的全盛时期。
6月的一天,红军第三次攻下永新后,毛泽东带领一部分战士来到永新西乡塘边村,住在一位贫农老婆婆的家里。当时,这家的另一间屋子里,还住着永新县妇女部长兼共青团县委副书记贺子珍,她正带领工作队在这一带打土豪分田地呢。这位1909年中秋节出生的小女孩,经过18年风风雨雨的洗礼,出脱得美丽动人。她,苗条的身材,白嫩的皮肤,爪籽型的脸盘,眉清目秀。特别是那一对大大的眼睛,乌黑而明亮,扑闪扑闪的,像是会说话一样,加上那爽朗的性格,她被人称作“永新一枝花”。她从小爱读书,特别是爱看武侠小说,钦佩劫富济贫的英雄好汉。早在大革命时期,贺子珍就参加了学生革命运动,并加入了青年团,由于她工作积极、斗争勇敢,在大革命高潮中转为共产党员。北伐军到永新后,成立了国民党永新县党部,贺子珍又加入国民党,以跨党分子的身份参加了县党部的领导工作,担任永新县第一任妇女部长,开始了以革命为职业的生涯。不久,永新县的右派夺了权,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等共产党员被捕入狱,贺子珍被调到吉安县任妇女部长。永新县的一些共产党员陆续来到吉安,成立办事处,联络袁文才、王佐等领导的宁冈农民自卫军,发动了永新暴动,攻破县城,救出了监狱里的贺敏学等人。在暴动前后的战斗中,贺子珍机智勇敢,带领赤卫队击退了敌人一个特务营的进攻,缴获了100多支枪,成为农民自卫军中有名的巾帼英雄。现在,她带领工作队在这一带组织群众,打土豪,分田地,也就近向毛泽东请教一些政策、策略问题。毛泽东那言简意赅的谈吐、深入浅出的分析、广博精深的学问,使贺子珍暗暗钦佩。
一天,毛泽东和贺子珍正在堂屋里研究调查材料,突然,村外枪声大作,战马嘶鸣,一支地主保安队向塘边村袭来了。有人大声狂叫:“活捉毛泽东,蒋总司令有重赏!”“冲啊!捉活的,有重赏!”
当时,塘边村的情势十分危急!驻在这里的红军连队和毛泽东的警卫班都到各庄做群众工作去了,一时无法集中;留在村子里的一些老弱群众,武器很少,难抗强敌。毛泽东的安全怎么办?贺子珍心急如焚,前后乱转,一时不知如何是好。相反,毛泽东却非常冷静,坐在那里,一声不响,吸一口烟,望着从自己口里吐出来的烟圈,渐渐扩大,散开,就像根本没听见那枪声、喊声、杂声。贺子珍提枪在手,大声地问:
“怎么办?”
毛泽东淡淡一笑,说别急!敌人来得突然,我们缺乏准备,不能冒险硬拼!现在决定:“通知群众,马上撤离!”毛泽东带领组织起来的群众,很快撤离了。敌人进了村,找不到人,又不知底细,在村子里抢掠了一阵子走了。对于久经沙场的毛泽东来说,这乃小事一桩,不足挂齿。但在贺子珍的生活中,这却是一次关键性的、有决定意义的事件。在那生死关头,她亲眼看见了毛泽东那临危不惧、举重若轻的伟大气魄,看到了他身上的那种魅力!年轻姑娘的心热了,热得滚烫;脸红了,红得发烧,胸口怦怦直跳,同志的感情之树,悄悄地开出了爱情之花。此后她往往身不由己地去照顾毛泽东的生活,有时见到毛泽东又禁不住脸红起来。
有一次贺子珍去帮毛泽东收拾房间,见毛泽东正在伏案写作,便一声不响地倚在门坎上,深情地注视着,也不知过了多久。毛泽东停笔沉思,一抬头,正遇着姑娘那双炽热的眼睛。贺子珍赶紧把目光移到自己脚尖上,羞怯地抚摸着自己的衣扣。
毛泽东也爱上了这位聪明活泼、勇敢机智的姑娘,也意识到了姑娘的心意,忙招呼她坐下,给她讲起了自己的身世和经历。他已经34岁了,结过婚,妻子和三个孩子都留在湖南老家了。讲到这里,他神色黯然地说,我同家人已经好久不通讯了,远隔千山,杳无音讯,不知道他们现在是死是活。湖南的反动派抓到共产党就杀,他听到妻子杨开慧的多种传言,有的说她被抓去了,有的说她被杀害了,真假难辨。那天,他俩谈了很久,很投机,志同道合,不同的经历,不同的身世,共同的斗争,在他们的心灵上引起了共鸣,产生了强烈的爱慕之情。不久,两人就幸福地结合了。
结婚后,贺子珍被调到毛泽东身边工作。她的任务是照顾好毛泽东的生活,当他的生活秘书和机要秘书,并为前委和边界特委管理机要文件。
贺子珍为人豪爽,个性很强,参加革命后,在枪林弹雨中过惯了,现在调来当秘书不大习惯,但她尽量搜集各种报纸、资料,供毛泽东阅读。毛泽东看报、看材料很仔细,在有价值的地方,画有圈圈、点点、杠杠,有的还有眉批、旁批。贺子珍等别人都传阅了,再按照毛泽东做的记号,剪下来,贴到本子上,分类收藏,以备查阅。
毛泽东有晚上工作的习惯,常常伏案写作到深夜,到天明。这时,贺子珍就坐在一旁,陪着他,或抄写、或看书、或讨论、或提供情况。
井冈山生活艰苦,吃蔬菜少。贺子珍见毛泽东累得身体消瘦,颧骨凸出,就和警卫员、通讯员们商量,自己动手采野果、摸田鸡、抓鱼虾,改善毛泽东的生活。
这年秋天,虽然敌人调遣重兵,反复围攻井冈山根据地,但毛泽东、朱德带领革命军民森严壁垒,众志成城,连连粉碎了敌人的进攻,取得了胜利。眼望那山下的旌旗,耳听那山头的鼓角,毛泽东诗情洋溢,挥笔写了一首《西江月·井冈山》词:
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就这样,毛泽东探索出了中国革命的独特道路。然而,斯大林不了解他,也不承认他,而是继续按照苏联模式,按照发动城市工人暴动夺取政权的路子指导中国革命,因而接连出现了下面三章所叙述的复杂而曲折的斗争。
第一章“三阶段论”处处碰壁,“红色政权”蓬勃发展斯大林是个意志坚强、性格倔犟、坚持真理的革命英雄。同志们给他起的名字“斯大林”——钢铁的人,形象而准确地概括了他的性格。他赞美坚强、勇敢、进取、奋斗,赞美革命、英雄、奉献,十分憎恨软弱、消极、悲观和失败主义。他常用这些灰色的词句来解释右倾机会主义的政策,并毫不留情地奚落他们。
1929年4月,在联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斯大林风趣地说:“你们看见过在叶尼塞那样的大河上遇到风暴的渔夫吗?我看见过不止一次。有一种渔夫在风暴来临时动员自己的一切力量,鼓舞自己的同伴,勇敢地划着船迎着风暴前进:‘弟兄们,把舵掌得更稳些,破浪前进,我们一定会胜利!’”“但是也有另一种渔夫,他们一感到风暴要来临就灰心丧气,叫苦连天,瓦解自己队伍的士气:‘真倒霉,风暴就要来了,弟兄们,躺在船底里,闭上眼睛,也许能侥幸冲到岸边。’”
的确,凭着那勇敢坚定、不怕牺牲、排除万难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斯大林带领苏联人民战胜了千难万险,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1924年8月,斯大林提出了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在俄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新思想。后来,他带领俄共(布)和革命人民,在实践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他关于“一国首先建成社会主义”的思想,提出了党和人民是自己命运的主人。他号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依靠英雄的业绩去创造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崭新的社会。他的呼吁在革命人民中,特别是在党员中激起了一种热情,激起了苦干和奋发向上的精神。人们为了在俄国尽快地实现社会主义而奋斗,并为全世界开创出一条新的道路。
为了鼓舞人民的斗志,斯大林解释了赶上和超过西方的迫切需要。1931年2月,他在全苏社会主义产业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说:“延缓速度就是落后,而落后者是要挨打的。但是,我们不愿意挨打。不,我们绝对不愿意!旧俄历史的特征之一就是它因为落后而不断挨打。蒙古的可汗打过它,土耳其的贵族打过它,瑞典的封建主打过它,波兰和立陶宛的地主打过它,英国和法国的资本家打过它,日本的贵族打过它。它所以挨打,就是因为它落后。因为它的军事落后,文化落后,国家制度落后,工业落后,农业落后……”过去我们没有而且不可能有祖国。但是现在,当我们已经推翻了资本主义,而政权掌握在我们手里、掌握在人民手里的时候,我们就有了祖国,而且我们要保卫它的独立。你们愿意让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被人打垮而丧失独立吗?如果你们不愿意,那么你们就应当在最短期间消灭它的落后状况,并且在它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展开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速度……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了50年至100年。
我们应当在10年内跑完这一段距离。或者我们做到这一点,或者我们被人打倒。斯大林的演说具有强烈的科学性和说服力,得到了亿万人民的热烈响应。就这样,在斯大林的发动下,在苏共中央的领导下,苏联通过两个五年计划,建设了社会主义,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工业国,为十年后打败德国法西斯奠定了物质基础。当时,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坚定不移地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取得了成功。但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却发生了不少失误。“三阶段论”便是其中之一。大革命失败后,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和《时事问题简评》等文章中,系统地提出了关于中国革命的“三阶段论”。他认为:广州时期为第一阶段,是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联合的全民族的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阶段;武汉时期为第二阶段,是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三个阶级联合的“土地革命阶段”;汪精卫叛变革命后为第三阶段,是无产阶级和农民联合的“苏维埃革命”阶段。斯大林脱离实际,甚至认为“在最近时期(不一定是经过两个月,也许经过半年、一年)新的革命高潮成为事实”,就要实现苏维埃,这就导致了瞿秋白“左”倾错误的发生。
斯大林的“三阶段论”通过共产国际,特别是通过罗米那兹等国际代表很快地传达到中共党内。罗米那兹(1898——1935)苏联人,1917年3月参加俄共(布),十月革命胜利后,先后在共青团、俄共(布)少共国际、共产国际工作。他支持斯大林向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展开斗争,深得斯大林信任。1926年4月,他作为少共国际代表晋升到共产国际主席团,1927年5月,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八次执委会,会后奉命来华,参加了南昌起义、“八七”会议。后来,他根据斯大林的“三阶段论”提出了“不断革命论”。
什么是“不断革命论”呢?周恩来写道:“罗米那兹认为中国是‘不断革命’,说中国是民主革命,但一直发展下去是社会主义革命。他说广州时期是四个阶级联合,武汉时期是三个阶级联合,南昌起义时只有工农,是两个阶级,中间不经任何停留,不经任何阶段,一直发展下去,就是社会主义革命。”这种理论和斯大林的“三阶段论”一样,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将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排除出联合阵线之外,甚至提出无产阶级必须在反帝、反封建的同时,开展“反对中国资产阶级的斗争”。
由于这种错误理论的指导,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发展起来了。瞿秋白(1899——1935)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曾名阿双,号雄魄,江苏常州人。1917年入北京俄文专修馆学习。1920年以《晨报》记者身份赴苏俄采访。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1月回国后任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前锋》、《向导》的编辑或主编。6月赴广州出席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参加起草了党纲草案。10月起担任苏联顾问鲍罗廷的翻译和助手,参加草拟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草案。1924年1月出席国民党一大,并当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在中共第四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为中央委员,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曾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以及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在第一次大革命期间,努力促成国共合作,发动北伐战争,坚决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戴季陶主义”及党内的右倾错误,积极支持党领导的群众运动。1927年8月7日,在革命危急关头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紧急会议,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党内的统治,被选为中共临时中央局负责人。但是,“八七”会议后,党内的“左”倾错误继续高涨,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中央的主要工作都是围绕实现全国总暴动来进行的。11月9日至10日,瞿秋白在上海主持召开了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并于当月制订了《中央工作计划》,形成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在革命性质问题上,强调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所谓“无间断的性质”,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实际上替帝国主义当走狗”、“当工具”,说“中国革命要推翻豪绅地主阶级,便不能不同时推翻资产阶级”。否认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形势已处于低潮,说当时的“革命潮流始终并不是低落的,而是高涨的”,“有汇合而成总暴动的趋势”。因而制定了一系列过“左”的计划和政策。中央先后布置了广州、上海、武汉、天津、长沙等大城市举行总罢工、总暴动的计划,布置了湖南、湖北和江苏、浙江等省的工农总暴动。由于敌我力量悬殊,缺乏群众基础、组织不善,这些暴动都失败了。广州起义虽然英勇地占领了广州市区,建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但由于以城市为中心,共产国际代表纽曼强调“进攻,进攻,再进攻”,反对把起义部队撤退到农村去,结果也招致失败。在革命斗争中,他们又片面强调领导干部工农化,过分追究个人责任,打击了一些干部。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不但保存了革命力量,而且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但在他们主持召开的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政治纪律决议案》中,却指责中共湖南省委对这次起义的指导“完全违背中央策略”,“变成了单纯的军事投机的失败”。他们不但给中共湖南省委全体成员以纪律处分,而且解除了毛泽东的党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同时,无理指责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执行的是“机会主义的旧政策”,“完全是一次软弱的军事投机的尝试”,并给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委全体成员以“警告”处分。
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在广州起义前后,一直表现出“左”的情绪。起义前,1927年9月底,苏联《真理报》宣传说,在中国,“苏维埃”已经从一个宣传口号变为一个行动口号了。1927年12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向全世界发布的《告全体工人、一切被压迫者、资本主义军队的全体士兵书》中说:“在广州,在这个革命战斗的光荣城市,工人和农民已经取得了政权。苏维埃旗帜,这面革命的红旗飘扬在华南都城的上空。广州工人史无前例的英雄业绩是极其伟大而真正是具有世界意义的行动。”起义后,正在举行的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中也谈到了广州起义。决议写道:“中国革命尽管遭到暂时的失败,特别是广州苏维埃起义遭到镇压,但它仍然存在着,并在积蓄力量,以便重新展开全线进攻”,“现在,中国革命是在苏维埃旗帜下和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工农和城市全民的革命,只有这种革命才能够而且必定不断得到发展。”
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三阶段论”的思想,在实践中行不通,处处碰壁,他想通过广州起义的胜利来说明中国革命不仅没有失败,而且“必将在新的基础上重新高涨起来”。然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轰轰烈烈的广州起义还是失败了。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敌我力量对比过于悬殊;但也应看到,共产国际代表纽曼的“左”倾错误,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周恩来写道:“当时在广州的共产国际代表是德国人纽曼,他主张起义后坚守广州,建立苏维埃,起义的总指挥叶挺是起义的前夜才请去的。叶剑英同志刚入党,搁在一旁没有被用。叶挺在起义的当夜主张把队伍拖出去,纽曼大骂叶挺动摇,说广州起义是进攻的,应该‘进攻进攻再进攻’。第二天太雷同志牺牲。第三天大败,仓皇退出。结果张发奎回到广州,来了个大屠杀。那时如果采取退却的方针,实行有计划地退却,或同海陆丰农民运动汇合,或同在曲江的朱德同志汇合,都不会如此仓皇,可以保持更大的革命力量,可以保存更多的干部。”蒋介石背叛革命并实行大屠杀,汪精卫和武汉政府不久又背叛革命,轰轰烈烈的广州起义又因敌我力量过于悬殊而失败。一连串的挫折和失败,在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党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1927年8月,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等人公开向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提出了责难。加米涅夫问,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犯孟什维克主义的错误,并回答说,就是因为共产国际的领导不正确才会犯这样的错误。尽管斯大林引经据典,驳斥责难,继续坚持他的“三阶段论”,并且断言:“谁不懂得中国革命在自己的发展中有三个阶段,谁就一点也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一点也不懂得中国问题。”然而,事实胜于雄辩,雄辩改变不了失败的事实。
1927年12月,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以罗米那兹为一方,以布哈林、米夫为一方,展开了对中国革命问题的争论。接连的挫折和失败,使斯大林对他们的争论保持慎重态度。当罗米那兹、瞿秋白的“武装暴动”造成危害时,斯大林才明确表态,同意布哈林的主张。两个月后,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扩大会议在莫斯科召开,中国代表向忠发、李震瀛出席了会议。
斯大林征求了向忠发、李震瀛的意见,总结了前一段关于中国革命性质问题的争论,由联共和中共代表团联合起草了《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决议案》。会议通过了由联共(布)代表团斯大林、布哈林和中共代表团向忠发、李震瀛联合起草的这个《决议案》。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现时的阶段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认为中国革命现时的阶段已经生长成了社会主义的革命之主张,是不对的。同样,认为中国革命是‘不断革命’(共产国际执委驻中国代表之主张)也是不对的”。同时指出:“现在还没有全国范围的新的群众革命运动之强有力的高潮”,“现时党的工作之中心,是在争取几千百万的工农群众,对于他们的政治教育,组织他们,使他们围绕着党及党的口号”,坚决反对盲动主义,“反对无准备无组织的城市与乡村中的发动暴动,反对玩弄暴动”。
这个决议案是斯大林认真分析了中国大革命失败后的形势,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后提出来的,因而对中国革命的主要问题作了基本正确的结论,成了中共六大的基本依据。中共中央政治局1928年4月30日发出了第44号《中央通告》,表示接受这个决议案,承认党内存在着“盲动主义”、“玩弄暴动”的错误。至此,瞿秋白推行的“左”倾盲动主义就基本结束了,但是,这个决议案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复杂性和特殊性认识不足,对农村革命根据地和红军游击战争的意义认识不足,批评正在兴起的农村游击战争是“对游击战争的溺爱”,并断言其“必致失败”。这对于正在坚持土地革命、发展农村游击战争的毛泽东,必然造成一定的压力。
师哲回忆说,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曾多次告诉他,六大前后他感到压力很大。因为当时毛泽东正在领导发展农村游击战争,开辟革命根据地,建立红色政权;而斯大林领衔起草的,作为共产国际决议案下达的文件却批评那是“对游击战争的溺爱”,甚至说是“游击主义”,闹得思想混乱,工作很不好做。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是在莫斯科开的,因为工作离不开,毛泽东没有去,但他十分关心六大的决议,注意斯大林的态度。
为了系统地研究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分析大革命失败后的形势,确定党在新时期的方针任务,统一全党思想,发展中国革命,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共产国际书记布哈林和东方部副部长米夫等国际代表直接指导了这次大会。他们参加了大会文件的起草修改和中央领导人选的酝酿等工作,并在大会上作了报告。布哈林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报告中,关于中共机会主义的错误指出三点:一、中共在与国民党合作中没有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二、对同盟者不敢作正面的批评;三、动员群众的力量不够。周恩来指出:“这三点是机会主义的错误,但大革命的失败,主要是没有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在国民党、政府、军队中争取领导权,搞土地革命,以武装斗争为中心。”
在讲到中国苏维埃、红军运动时,布哈林指出:只能分散存在,不能集中,如果集中,只会妨害老百姓的利益,会把他们最后一只老母鸡吃掉,老百姓是不会满意的。他要求高级干部离开红军,要调朱德、毛泽东去学习。在大会上,瞿秋白作了《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报告,周恩来作了《军事报告》、《组织问题报告和结论》。中共六大主要解决了四个问题:一、正确地肯定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中国社会的性质,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二、正确地指出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是处于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党的“任务不是进攻,不是普遍地组织起义,而是争取群众,准备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三、确定了党的各项政策,批评了“左”右倾机会主义,特别批评了“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四、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由于过分强调工人成份,向忠发被选为党的总书记,但他实际上没有起到总书记的作用,后又叛变革命。但总的来看,六大的路线与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
斯大林对中共六大十分重视。早在2月间,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扩大会议上,斯大林就认真研究中国问题,并和中国代表向忠发、李震瀛一起联合起草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为中共六大制定路线、政策提供了基本依据。六大前夕,斯大林又约见中共几个负责人谈话,更具体地解决了革命性质和革命形势这两个重大问题。当时,中共成立才8年,革命经验不足,理论根底不深,干部比较年轻,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瞿秋白、李立三等同志到莫斯科后,对于中国革命的动力、性质、形势等问题,争论不清。他们找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谈话,没有解决问题,他们又要求见斯大林。斯大林当时很忙,但觉得中国革命事关重大,便在6月17日以前会见了中共中央负责人瞿秋白、苏兆征、周恩来、邓中夏、李立三等,请他们介绍中国革命斗争的形势和任务,并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形势等问题发表了意见。
在中共六大大会进行中,斯大林还会见过大会主席团的同志,同他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
本来,斯大林对于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等问题,曾经发表过意见,这在本书第五章已作过介绍。但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苏联的托洛斯基等人对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问题,散布了一套错误的理论。否认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否认中国革命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企图取消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陈独秀坚持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又进一步接受了托洛斯基的观点,逐渐走向取消主义的泥沼。这就促使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必须重新研究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对象和革命路线等一系列根本问题,以适应新的历史时期革命实践的需要。斯大林花了14个小时,耐心地听取了中国同志的介绍,然后,循循善诱、分析情况、阐述观点,主要谈了当时争论较大的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一个是革命的形势问题。
当时,许多人对什么是革命的性质,革命性质由什么来决定等问题搞不清楚,认为革命性质是由革命动力决定的,而不是由革命任务决定的。斯大林指出,动力不能决定任务,不能把动力和任务混同起来。中国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是“不断革命”,也不是社会主义革命。斯大林以俄国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作比较,进行详细的分析,大家才听懂了。
关于当时中国革命的形势问题,是当时大家争论最激烈的问题之一,也是关系今后革命策略的重要问题。斯大林认为,当时中国革命处于两个高潮之间,处于低潮而不是高潮,但正在走向高潮。李立三等人提出还是高潮,并论证说,中国各地都不断发生工人、农民的斗争,革命形势还是好的。斯大林不赞成这种乐观的估计,用红铅笔在纸上画了几条曲线,然后又在曲线的最低处画了几点浪花,并解释说即使革命处于低潮,也会溅起几朵小小的浪花,切莫把这些浪花看成是高潮。
这个生动而贴切的比喻,使多数与会者心悦诚服,也给了瞿秋白、李立三等中共负责人很大的启发。
周恩来写道:“六大决议,对中国革命的性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任务(反帝反封建)等的分析是正确的,但是对于阶级关系等问题则作了不正确的分析,认为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都叛变革命了。在土地问题上,只提了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交农民代表会议处理;对军事问题没有强调指出。”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当时对中国革命的独特道路没认识,仍然搬用苏联革命的模式,强调把“争取群众的任务”,当成“就是武装起义的任务”,把“实行武装起义”看成是“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政权的唯一出路”。
毛泽东曾告诉师哲说,听了六大决议的传达,他当时是有喜有忧。喜的是六大对于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定准了,忧的是大会对于党的策略上所需要的退却,特别是对于需要将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移到农村这一关键问题认识不足,看不到中国革命只有通过艰苦的红军战争和根据地的发展,在农村长期地积聚革命力量才能取得胜利。
毛泽东没有出席六大,在大会上被选为党的中央委员,听了六大精神传达之后,他就开始了尽力从实践上和理论上正确地解决六大未曾解决或未曾正确解决的重要问题的工作。
首先是大力发展红军、游击队和农村革命根据地。1928年4月,朱德、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连续粉碎了湘赣军阀的三次围攻,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5月4日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随后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政治部主任,下辖3个师,人数约1万。12月,湘鄂赣边区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的红五军主力到达井冈山和红四军会合,声威大震。江西和湖南的军阀互相勾结,集中重兵,在井冈山周围修筑了许多据点,进行封锁和围攻。毛泽东召开会议,分析形势,决定由红五军和红四军三十二团留守井冈山,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开辟新的根据地。
1929年1月中旬,红四军主力在毛泽东、朱德领导下进军赣南,在大柏地利用地形,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击溃了尾追之敌两个团,俘敌800多人,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接着,分兵发动群众,集中打击敌人,开展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很快打开了赣南地区的局面。随后又挥师入闽,开辟新的地区。这年元旦,毛泽东还带领红军,高举红旗,跋山涉水、奋勇前进。富有革命激情的毛泽东,看见那革命红旗迎风招展,红军战士意气风发,当即写了一首《如梦令·元旦》:
宁化、清流、归化,路隘林深苔滑。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
毛泽东、朱德带领红军进入福建省后,在长汀附近消灭了土著军阀郭凤鸣旅,占领长汀,威震闽西,大大地鼓舞了当地党组织和人民的斗争情绪,然后又回师入赣,直奔广昌。路上,风雪迷漫,红旗漫卷,虽强敌尾追,军情急迫,但战士们斗志昂扬,歌声朗朗。毛泽东触景生情,又写了一首《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
漫天皆白,雪里行军情更迫。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此行何去?赣江风雪迷漫处。命令昨颁,十万工农下吉安。
后来,红四军三次入闽,先后消灭了土著军阀陈国辉旅、卢新铭旅,占领了长汀、上杭、武平、龙岩和永定等城,建立了广大的根据地和游击区。1930年6月,以红四军为基础,与红三军,红十二军在长汀合编为工农红军第一军团。8月,红一军团又和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的红三军团组成为红一方面军,共3万余人,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后来,又与方志敏领导创建的红十军及赣东北合并,组成为中央革命根据地。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在大力发展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同时,毛泽东大力阐发关于中国的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理论。
当时,以林彪为代表的一些人在强敌残酷进攻面前,怀疑革命根据地发展的前途,提出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而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李立三等,则根据斯大林的“三阶段论”,把苏俄的城市武装暴动绝对化,也怀疑农村的红色政权能否存在和发展。因此,这个问题就成了当时全党必须回答的关键问题。正如毛泽东后来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所说的:“不答复中国革命根据地和中国红军能否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我们就不能前进一步。”
这是一项创造性的工作,马列主义的经典作家没有论述过这个问题。而要对这个问题作出科学的圆满的答复,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和复杂的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创造性地、全面地、准确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从1928年到1930年间,毛泽东先后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重要著作。这些著作,阐明了当革命力量在城市中被强大的敌人击败以后,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条件下,依靠党的正确领导,红色政权和农村革命根据地不仅能够存在,而且能够经过长期的革命战争逐步发展和壮大,以农村包围城市并最后夺取城市,从而取得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
毛泽东指出,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有五个条件:第一,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国,反革命营垒里充满着矛盾,因而使许多农村小块革命根据地能够在反革命政权的包围下发生、坚持和波浪式地扩大。“我们只须知道中国白色政权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不断的,则红色政权的发生、存在并且日益发展,便是无疑的了。”毛泽东还指出,由于中国土地广大,“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革命力量有回旋余地,便于农村根据地的存在。
第二,大革命影响的存在。毛泽东指出,受过大革命影响的地方,如湖南、广东、湖北、江西等省的许多地方,曾经有工会、农会组织的地方,革命群众曾经参加过革命斗争,所以红色政权可能发生并长期存在。
第三,全国革命形势的继续向前发展。毛泽东指出,大革命失败了,引起中国革命的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而帝国主义支持的各派军阀之间的分裂和战争,进一步促进了中国社会新旧矛盾的扩大和加深;另一方面,革命的基础仍然是深厚的,是能向前发展的,这样,反帝反军阀反地主的斗争,就像干柴一样布满了全国,它将不可避免地会燃成熊熊的烈火。因此,红色政权能够跟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而长期存在和发展。
第四,有支持红色政权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毛泽东说:“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
第五,领导红色政权的共产党组织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毛泽东结合实际,深刻分析,批评了犯革命急性病的同志。指出他们“不切当地看大了革命的主观力量,而看小了反革命力量。这种估量,多半是从主观主义出发,其结果,无疑地是要走上盲动主义的道路”。
很显然,毛泽东批评坚持斯大林路线的同志犯了革命急性病。大革命刚刚失败,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大批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他们就要求“在最近时期(不一定是经过两个月,也许经过半年、一年)新的革命高潮成为事实”,要求把“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成为当前口号。以与资产阶级政府相对立”。是不是太性急了?是不是脱离实际?值得研究。
毛泽东关于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理论,指明了当中国革命在城市被强大的敌人所击败,暂时无法在城市中取得胜利时革命发展的正确道路。这条道路是承认革命在城市的暂时失败,采用迂回曲折的办法,组织力量深入农村,建立农村根据地,然后以武装革命的农村包围反革命占据的城市,最后夺取城市,从而取得全国革命的胜利。这是一条漫长的曲折的道路,然而革命的历史证明,这是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的、胜利的道路。
这条道路如何走?红色政权怎样发展?毛泽东指出,必须实行“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革命根据地建设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互相促进,共同发展。这是因为:
第一,从武装斗争来说,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正如毛泽东说的,“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中国的革命,以军事发展暴动,是一种特征”。没有革命的武装,土地革命便不能有效地进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土地革命的失败,主要是因为陈独秀右倾投降,放弃了对于武装斗争的领导权,土地革命遭到了反革命武装的镇压。同样,没有武装或武装不够,革命根据地也就不能存在。革命根据地是要用武装来开辟、创造和巩固的。正如毛泽东说的,“所谓割据,必须是武装的”。这就是说,在中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武装斗争十分重要。要进行土地革命,要建立农村根据地,必须依靠武装,放手发展红军战争。
第二,从土地革命来说,土地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如果没有土地革命,农民的积极性调动不起来,红军士兵没有来源,红军得不到广大群众的支援,武装斗争就会失败,革命根据地也会因缺乏群众基础而不能巩固。所以,毛泽东特别强调要进行武装斗争,要建立农村根据地,要“有很好的群众”,就不能离开土地革命。
第三,从建立革命根据地来看,根据地是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依靠,“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如果没有根据地,土地革命就不能巩固,不能坚持,武装也会没有根底,就会变成流寇式的武装,没有后方,缺乏给养,不容易和人民群众结合成一体。因此,毛泽东坚决反对不要根据地的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思想。
毛泽东关于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建立革命根据地三者必须紧密结合的思想,关于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理论,正确地回答和解决了关系着中国革命的成败、关系着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的最基本的问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毛泽东的这种理论,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原理,结合中国实际,采取一块块地打碎和一块块地建立的办法,用枪杆子和农民运动结合创造了一个个区域性的新民主主义政权,然后又把分散的红色政权连成一片,积小成大,积少成多,逐渐包围城市。同时在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组织军队,训练干部,建立政权,为全国革命的胜利积累经验,创造了夺取和领导全国政权的条件。毛泽东的这种理论,指明了在反动统治薄弱的广大农村积聚力量,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取得全国政权的道路。这是毛泽东思想开始形成的一个标志,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大事,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革命的理论,先进的思想要掌握群众,变成广大群众革命的运动,还需要进行艰苦的宣传、发动、组织、教育等工作。当时,在党的干部和红军队伍里反映出大量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
为了纠正红四军党内存在的错误思想,建设一个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及其领导下的新型的人民军队,1929年12月,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村召开了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报告,并为大会起草了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总结了中国工农红军建军两年多的经验教训,指出了党的建设、军队建设的方针政策,对于后来整个党和红军的建设起了重要的作用。
毛泽东认为,党的建设,必须首先着重在思想上、政治上进行。他对当时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进行了科学的分析,找出了它们产生的来源,指出其危害,提出了纠正之法,又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必须加强对党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从教育上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同时,他又强调必须进行党的组织建设,“要教育党员懂得党的组织的重要性”,增强党的观念。要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使党成为一个具有严格的无产阶级纪律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党,反对个人主义、小团体主义、自由主义等倾向。
毛泽东认为,人民军队必须置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必须执行党的纲领、路线和政策,必须为人民斗争和根据地建设服务。毛泽东写的决议,严厉地批评了当时红军中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和各种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偏向。他规定红军必须同时负起打仗、做群众工作和筹款(后来改为生产)的三项任务。毛泽东写道:“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
古田会议决议,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制定了正确的建党路线和建军路线,从根本上保证了党和红军的无产阶级革命性。即使处于农村环境,在工人成分不多的情况下,也保持了无产阶级思想的纯洁性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觉悟性,从而以新的经验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学说和建军学说。
正确的思想一旦和广大群众的斗争相结合,就会爆发出无穷的力量。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领导下,革命根据地和工农红军发展很快。从1928年到1930年,中共领导的武装起义的地区已遍及江西、湖南、湖北、福建、浙江、广东、广西、河南、陕西、安徽、甘肃以及四川、江苏等省的300多个县份,先后创建了大小不等的15个革命根据地,总人数约达10万。毛泽东亲自领导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已包括湘赣、赣南、闽西、湘鄂赣和闽浙赣(赣东北)等区,遍及江西全省和福建、湖南、湖北、广东、浙江等省之一部分地区,威震华夏,形成了一支令国民党反动派心惊胆战、坐卧不安的革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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