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问题、怀疑、忧虑，不便直言。因此，在莫斯科会谈中，斯大林拐弯抹角地提了许多类似的问题。有一次，两个人正谈到兴头上，斯大林突然问：
“毛泽东同志，我真不明白，在蒋介石的军队已经失去了对上海的防守能力时，你们为什么不马上夺取上海呢？”
被问了几次后，毛泽东深深感到，必须系统地向斯大林说明，各国有各国的情况，各党有各党的实际。在中国，有人照搬过苏联的模式，大搞“城市中心”论，“大干”工人暴动，结果，因为脱离中国实际，造成了惨重的损失。只有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于是，在一次会谈中，毛泽东理顺了思路，准备从和蒋介石的斗争谈起，阐明这个道理，以便进一步和斯大林统一认识。
当时，毛泽东的秘书陈伯达也参加会谈。他坐在毛泽东的身边，边听边记，态度谦恭。可是，当毛泽东谈到蒋介石时，斯大林忽然眼睛一亮，朝陈伯达说话了：“哦，我读过陈伯达同志的《人民公敌蒋介石》。”
一直坐在一旁静听的陈伯达，听到斯大林提及他的著作，受宠若惊，非常高兴，马上活跃起来。他曾在苏联学习过，懂俄语，因而，未等师哲把斯大林的话译成汉语，他先高兴得大笑起来，并向斯大林连连点头。真是喧宾夺主！斯大林立刻把注意力从毛泽东转向陈伯达，他笑着说：“你的书里头所讲的宋美龄和小罗斯福的故事，很有趣，很有趣！”其实，那不是陈伯达自己的创作，而是他引述了美国总统罗斯福之子——小罗斯福的一段回忆：“我……代父亲出席蒋氏夫妇的鸡尾酒会。他们的别墅离我们的住所约一二里远。当我走进门的时候，我发现丘吉尔的女儿撒拉正和我扮演着同样的角色。可是我没有机会和她谈话；蒋夫人走到我的身旁，毫不停留地把我带到两张并排放着的椅子上坐下。我觉得她像一位颇为老练的演员。差不多有半小时之久，她生动地、风趣地、热心地谈着……她把身子靠向前来，闪耀着光彩的眼睛凝视着我，同意我说的每一句话，她的手轻轻地放在我的膝盖上……我相信蒋夫人多少年来始终是以一种征服人的魅力与假装对她的谈话对方发生兴趣的方式来应付人们——尤其是男人。”
斯大林的记忆力特别强。由于他对小罗斯福的这段故事感兴趣，读过很久之后，在和毛泽东会谈中，居然能对大家重述一遍。然而，这么一来，作为政治秘书的陈伯达，一时间竟成了谈论的中心——把主席毛泽东撂在了一边。毛泽东不悦地瞪了陈伯达一眼。斯大林谈兴正浓，眉飞色舞，越说越高兴，居然拿起酒杯，站起身来，走到陈伯达面前，举杯祝酒：“为中国的历史学家、哲学家陈伯达同志干杯！”陈伯达受宠若惊，得意忘形，高兴得连他平日说话的那种结巴劲儿也没有了，急忙举起酒杯，向斯大林点点头，说：“为全世界最杰出的历史学家、哲学家斯大林同志干杯！”
陈伯达为人乖巧，善于伪装，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装得十分谦恭、老实、不争名利，连他给毛泽东起草的文稿，也是用后销毁，从不保存，并且遇人问及，都说那些思想、文章，全是毛泽东的，以此邀宠。然而今天，在斯大林面前，他受宠若惊，忘乎所以，根本把坐在身边的毛泽东忘了，自己和斯大林谈史论哲，举杯对饮起来。
面对会谈中的这种反常现象，毛泽东心急如焚，但在斯大林面前又不好发作，只好坐在一边，不动声色，看着自己的秘书陈伯达在这关系重大的最高级会谈中大出风头，喧宾夺主。
深夜，会谈结束了。毛泽东设想的会谈计划，由于陈伯达的干扰、耽误，没有全部完成。毛泽东对此感到惋惜和愤怒。
大出风头的陈伯达，回到卧室，仍然兴高采烈，取来了酒，自斟自饮，回味着和斯大林祝酒时的幸福。然而，随着敲门声，进来个人，给他送来了毛泽东的通知：“下次会谈，你不要参加了！”
陈伯达像当头挨了一闷棍，当时头昏眼花，跌倒在了床上。过了几天，毛泽东要起草文件，叫陈伯达，却不见人。机要秘书叶子龙报告毛泽东，说：“他搬走了！”
“搬到哪里去了？”“搬到大使馆去了。”
“他为什么搬走？他到大使馆去干什么？”毛泽东余怒未息，问了两句，又克制住感情，平静地说：“他是我的秘书，他的工作在这边呀！他搬走，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
毛泽东说罢，停了停，又叮咛叶子龙，通知大使馆：陈伯达必须立即搬回来。无可奈何，陈伯达只得灰溜溜地搬了回来。他向毛泽东解释说，他的儿子陈晓达在苏联学习，16岁了，多年不见，想在大使馆跟儿子一起住几天……毛泽东仍不买账，继续追问：“你为什么不得到我的同意就搬走？你的工作岗位究竟在哪里？你还有没有组织观念！”面对毛泽东那愠怒的表情，耳听毛泽东那严厉的批评，陈伯达知道事态严重，再不回头，后果不堪设想，慌忙低头认错，当场向毛泽东赔不是，作检查，表示永不再犯。
毛泽东有个特点：允许人犯错误，允许人改正错误。无论什么人犯了错误，只要承认错误，决心改正，他就要设法“给出路”，给机会。现在，他见陈伯达认真地作了检查，就仍把他留在身边工作。谁知过了不久，又发生了《红罂粟》风波。
据苏方翻译费德林写的《历史的篇章——夜间会谈》一文介绍，毛泽东到莫斯科后，苏联的文化主管部门热情地为中国友人安排了一些文艺节目演出，其中的首场演出，就是大剧院上演的苏联芭蕾舞的骄傲——舞剧《红罂粟》。剧情与中国的生活有关，至少该剧的作者和导演是这么认为的。为了加深印象，《红罂粟》的乐曲作者格里爱尔应邀亲自参加演出。
尽管大家都希望毛泽东能来观看演出，但他没能到大剧院来。前来观看演出的几位中国朋友，“由著名思想家陈伯达率领”，坐在贵宾席上。演出开始前，陈伯达对演出表现了极大的兴趣；演出中，不断向费德林提出各种问题，有时是相当微妙的问题；随着剧情的进展，他的态度越来越冷漠，最后，竟然不欢而散。
费德林对此作了具体的叙述，他写道：演出中间，陈伯达突然发问：“请问，这个怪物是干什么的？”他所问的剧中角色是上海夜总会里的一个妓女的情夫。
我尽量作了解释，但他一直不说话。
“难道这个怪物是中国人吗？其余这些也是中国人吗？你们是这样认识中国人，这样描绘中国人吗？似乎你们感到开心，是吗？”陈说。
我不得不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看法。外国人很难扮演中国人，所以不得不化妆。
“难道仅仅在于化妆吗？请看，他是个什么样子，是如何表演的。简直是面目狰狞而可怕……”陈伯达激动地说。
剧情越发展，陈伯达的问题和疑团越多。他在演到中场时，提出想离开大剧院。我不想详细地描述，为了使中国客人不退场，正如外交官们所说的避免丑闻，我们作了多么大的努力。演出结束后，我们应邀来到大剧院经理办公室，在那里为招待中国贵宾已摆好了酒菜。
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只是加深了本来就令人尴尬的局面。富丽堂皇的家具——镀金桌子和丝绒安乐椅、周到的服务、主人的殷勤，这一切看来都没有使陈伯达及其陪同人员产生丝毫兴趣。
不言而喻，主人期待着中国客人说几句恭维话和赞扬的话，因为他们专门为中国人安排了《红罂粟》的演出。但是，中国人却令人不可捉摸地沉默着。于是，我以陪同人员的身份请陈伯达谈谈观感。
“请原谅，”陈伯达说，“《红罂粟》这个芭蕾剧的名称本身就使我们有些不快。原因在于，我们中国人认为罂粟这种植物就是鸦片。也许你们不知道，鸦片是我们最凶恶的敌人，因为它曾毒害了我们好几代人……请原谅，我并不是想责怪你们……”
中国朋友自此以后再也不愿去欣赏莫斯科那些戏剧艺术的杰作了。作为当事人，陈伯达的回忆和费德林的叙述大体相同。陈伯达说，他去看芭蕾舞剧《红罂粟》，是经毛泽东同意后才去的。他过去在苏联读过书，可是从来没有看过芭蕾舞。进剧场后，看到女演员足尖，以为仿中国女人的小足，心里已觉不快。
看下来，中国革命完全是由苏联一些船员领导而发展，而胜利。剧本写的是关于中国革命的事，剧情却不像中国革命中所发生过的。因此，在剧场中，他一直纳闷，没有鼓掌。剧场指挥者在剧终后询问意见，他坦率地说，以一个亲身参加中国革命的人来看，他觉得剧情不真实。这次看戏，就这样不欢而散。
陈伯达说，实际上，那回要他去看这个剧，不过是先试一试中国人的态度，是请毛泽东去看戏之前做的一种准备，随后，苏联人还是要请毛泽东去看《红罂粟》。毛泽东听了陈伯达、师哲的汇报，知道了剧情，同意他们的态度，就没去看戏。
“《红罂粟》事件”当时曾在莫斯科掀起了一阵风波，有着各种各样的说法和猜测。但毛泽东不管这些，“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严格地按照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办事。
蒋介石在中国革命斗争史上是个具有决定性因素的人物。在莫斯科会谈中，毛泽东和斯大林不可能不多次谈到蒋介石。
蒋介石是中国的大独裁者。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了法西斯独裁的国民政府，历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行政院长、主席等职，控制党政军大权，对内实行独裁专制，对外投靠帝国主义，造成内战连绵，外敌入侵，政治黑暗，经济萎缩，中华民族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而无数事实说明，在中国这个巨大的历史舞台上，在一系列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毛泽东，只有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才能够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国民政府相抗衡，才能够打败蒋介石，制止蒋介石卖国害民的罪恶勾当，才能够维护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
毛泽东认为，蒋介石要坚持独裁和内战的反动方针，必然要向人民进攻，镇压和屠杀人民。我们必须唤起人民，使他们有充分的精神准备。这一点很重要，有这一点和没有这一点是大不相同的。
毛泽东说：“一九二七年的时候，我党还是幼年的党，对于蒋介石的反革命的突然袭击毫无精神准备，以致人民已经取得的胜利果实跟着就失掉了，人民遭受了长期的灾难，光明的中国变成了黑暗的中国。”
毛泽东说：“蒋介石总是要强迫人民接受战争，他左手拿着刀，右手也拿着刀。我们就按照他的办法，也拿起刀来。”
毛泽东特别指出，这是经过调查研究以后才找到的办法，是许多烈士鲜血换来的经验。这个调查研究很重要，没有这个调查研究，烈士的鲜血就白流了。看见蒋介石手里拿的刀，要杀人民。再调查一下，中国人民也有手，也可以拿刀，没有刀可以打一把。这就有办法了。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调查研究，发现了这个真理。军阀、地主、土豪劣绅、帝国主义，手里都拿着刀，要杀人。人民懂得了，就照样办理。我们有些人，对于这个调查研究常不注意。例如陈独秀，他就不知道拿着刀可以杀人。有人说，这是普遍的日常真理，共产党的领导人还会不知道？这很难说。他没有调查就不懂得这件事，所以我们给他起个名字，叫做机会主义者。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们取消了他的发言权。我们采取了和陈独秀不同的办法，使被压迫、被屠杀的人民拿起刀来，蒋介石再来屠杀人民，人民就拿起刀枪和他斗，结果，气势汹汹的蒋介石，连续纠集了10万、20万、30万大军，发动了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围剿”，都被人民打败了。
毛泽东讲得深入浅出，言简意赅，实事求是，令人深思。的确，只要人民拿起刀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蒋介石国民党就无可奈何。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大搞白色恐怖，残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毛泽东武装起工农，带领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上了井冈山，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和湘南农军，到井冈山与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会师，组成工农革命军第四军，随后改称为工农红军第四军。毛泽东带领红四军，南征北战，不断发展。1930年6月，以红四军为基础，与红六军（七月改称红三军）、红十二军在长汀合编为红军第一路军，不久改称工农红军第一军团，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8月，红一军团和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的红三军团组成为红一方面军，共3万余人，由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的带领下，粉碎了敌人的进攻，创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同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于有毛泽东正确路线和典型示范的指引，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广西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等红色政权和工农红军不断发展，到这时红色武装起义的地区，包括江西、湖北、湖南、福建、浙江、广东、广西、河南、安徽、甘肃、陕西以及四川、江苏等省的300多个县份，创建了大小15块革命根据地，建立了13个军的正式红军，人数已接近10万。蒋介石国民党对人民军队和红色政权的发展十分恐慌。1930年10月，蒋介石任命江西省主席、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为总司令，师长张辉瓒为前敌总指挥，调集10万兵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大“围剿”。他们采用“分进合击”的战术，从江西吉安到福建建宁一线，分成八个纵队，由南向北，形成了一个半圆形的包围圈，企图把红军歼灭在东固地区。
当时，红军不到2万人，强敌压境，形势十分危急。许多人惊慌失措，不知该如何应敌，有些人甚至消极悲观，怀疑红旗究竟能打多久？毛泽东临危不惧，提出“撒开两手，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主张把敌人的主力诱至地形和群众基础对我们有利的地方，集中优势兵力歼灭它。这一方针得到了广大指战员的拥护。
1930年11月，毛泽东又主持召开了红一方面军反第一次“围剿”大会。毛泽东亲笔撰写了一副对联，贴在主席台的两边，阐述了游击战、运动战的战略战术。对联写道：“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券；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红军指战员们看了，欢欣鼓舞，信心倍增。在毛泽东、朱德的指挥下，红军神出鬼没，处处主动，先在龙冈伏击张辉瓒部，歼敌9千余人，活捉了张辉瓒；接着又星夜追击，消灭谭道源师大半，其余敌人闻风溃逃。就这样，毛泽东用不到2万人的兵力，前后不过15天，就打败了蒋介石苦心经营大半年、集中10万精兵的大“围剿”，歼敌一个半师，缴枪13000余支，活捉了敌人的前敌总指挥，胜利地粉碎了蒋介石的第一次“围剿”。毛泽东当时写了一首词：《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十分生动地描述了这次反“围剿”的情景。词曰：
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
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蒋介石气急败坏，卷土重来，1931年2月，纠集20万兵力，以何应钦为总司令，指挥从江西吉安到福建建宁700里战线的敌军，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分四路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大“围剿”。
当时，红军不足3万人，武器装备都很差。但是，毛泽东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先打弱敌，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的战略方针，选择不善于山地作战、不熟悉地形的王金钰部为首战对象，出其不意，连续分歼敌人。在半个月内，红军由东固、富田向东转战，横扫700里，歼敌3万余人，缴枪2万多支，粉碎了蒋介石的第二次“围剿”。在节节胜利的喜悦中，毛泽东诗兴大发，又写了一首反映当时作战情况的词：
《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他写道：
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
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
在和毛泽东为首的中央红军的大搏斗中，蒋介石虽然兵多将广，装备精良，然而一败再败，屡战屡输。他像个输红了眼的大赌徒，纠集了30万兵力，于1931年7月，亲自担任总司令，并聘请德、日、英等国的军事顾问，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向中央根据地发动了第三次大“围剿”。
面对比自己强大十倍的敌人，毛泽东毫不胆怯，率领远在闽西的红军主力，日夜兼程，回师赣南，采取“诱敌深入”、“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战略方针，从8月至9月，先后在莲塘、良村、黄陂、老盘营和方石岭等地歼敌43000多人，缴枪2万多支，粉碎了蒋介石的第三次“围剿”。
战争是政治斗争白热化的继续。蒋介石国民党对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三次大“围剿”是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国民党反动派和中国共产党及革命人民的大搏斗，也是蒋介石率领的反动军队和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的大搏斗。在这三次你死我活的大搏斗中，尽管双方兵力相差悬殊，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还是打胜了，而且是再一、再二、再三地打胜了。毛泽东以弱胜强，连破顽敌，名震华夏。
但是，正当毛泽东大败蒋介石、扩大红军、发展革命势力的时候，王明在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打着“执行国际路线”、“反对调和主义”的旗号，已经在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机关内取得了统治地位。在此前后，中共党内连续发生了三次“左”倾错误，使革命损失惨重，令毛泽东雄才难展。
毛泽东十分重视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他把这叫作“解剖麻雀”。他说麻雀虽小，肝胆俱全，只要认真地解剖一个或几个，就能知道底细，摸清规律，提出切合实际的办法；否则，“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象”，难免不犯错误。
为了正确地领导土地革命，1930年5月，毛泽东以甘当小学生的精神，又在寻乌召集中下级干部、手工业工人、贫苦农民和社会有关人士，开了十多天的调查会，这是一次规模很大的社会调查。
然而，就在这年6月，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李立三指责毛泽东按人口平分土地是“农民意识”，援引斯大林“土地国有化”的理论，主张搞大规模的集体农场。毛泽东同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6月中旬，毛泽东在长汀县南阳主持召开的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联席会议所通过的《富农问题决议案》既批判了“社会主义共同生产”，全部土地归苏维埃经营的“左”倾错误主张，也批判了拖延土地分配的右倾错误观点，提出了“抽肥补瘦”的土地分配原则。7月，毛泽东领导红一军团到赣南一带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9月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布了苏维埃土地法，明确纠正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在土地问题上的错误，坚持“抽多补少、抽肥补瘦、按人口平均分配”的正确原则。10月，毛泽东在峡江主持召开总前委和江西行委联席会议，通过了《土地问题决议案》，再次批判了李立三“左”倾盲动主义超越民主革命阶级要求建立社会主义农场，指责按人口平分土地是“农民意识”的错误，指出了土地革命对于争取中国革命胜利的巨大意义。1930年，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对农村各阶级进行了周密的调查研究，并总结了历年土地革命的经验，制定了一条完整的土地革命路线。这就是：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但给地主以生活出路。
毛泽东的土地革命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切实可行的。但是，它却遭到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蛮横指责和干扰。严重的是，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不仅统治了党中央领导机关——居高临下；而且，它是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那里来的——来头很大，因而，一场关系中国革命前途和命运的激烈斗争，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为了说明这场斗争，首先必须把李立三和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介绍一下。
李立三（1899—1967）原名李隆郅，湖南醴陵人。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1921年回国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任安源工人俱乐部主任，同刘少奇一起领导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1925年任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参加领导了五卅运动。同年冬去苏联参加赤色职工国际大会，次年回国在武汉领导工人运动。1927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同年12月任广东省委书记。1928年6月率领人数最多的广东省代表团到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是大会主席团的成员，还参加了政治委员会、职工运动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农民土地委员会、南昌暴动委员会、出席国际六大代表选举委员会、六届中央选举委员会等七个委员会的工作，并向大会作了农民和土地问题的报告，负责起草了有关决议。大会前后，他和瞿秋白等人一起曾三次见到斯大林，详谈了有关中国革命的性质、形势等问题，其中有一次谈话长达14个小时。
斯大林曾经批评中国共产党还是张国焘、瞿秋白等几个大知识分子起领导作用，说应当更多地选拔工人到党中央来。因此，中共六大和六届一中全会的选举，仍然是过分强调工人成分的意义。大会所选的36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工人出身的有21人，大会选举工人出身的向忠发为党的总书记，实际上起不了总书记的作用；选举瞿秋白、张国焘为政治局委员，但被共产国际留在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没有回国参加工作。李立三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候补委员，后来又兼任党中央秘书长、宣传部长。工人出身的总书记向忠发水平较低，过去曾是李立三领导下的一个地方工会的负责人，对李立三十分钦佩，认为他有能力，有魄力，在工人中有巨大威信，于是逐渐扶植李立三在党中央起了主要领导者的作用。
1930年5月，爆发了蒋、冯、阎中原大战。蒋介石和冯玉祥、阎锡山等军阀，把100多万军队集中于河南信阳、商丘一带火并，死伤兵员近40万。军阀混战，红色区域周围反革命力量空虚，给红军和红色区域造成了发展的有利时机。但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内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者对当时正在发展的革命形势作了过分夸张的估计，并于1930年6月11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一个错误的决议案——《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使“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他们把俄国城市武装起义的经验绝对化、模式化，不顾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死搬硬套，强令执行，使革命受到了严重的损失。他们低估了工人阶级领导农民反封建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决定作用，把革命胜利的主要希望寄托于城市工人的斗争，认为“没有工人阶级罢工的高潮，没有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决不能有一省或几省的胜利”，认为只要勇敢地在全国“大干”（武装起义）一下，就可以取得胜利。因此，他们反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在长时期内用主要力量去创造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以根据地来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正确路线，竟然错误地认为：“不特别注意城市工作，想‘以乡村包围城市’，‘单凭红军来夺取城市’，是一种极错误的观点。”他们不承认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长期性，认为“资产阶级已经是反动联盟的一部分，因此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与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不可分离”。革命政府“要没收中国资产阶级的工厂、企业、银行”，同时在政治上“必然需要从工农专政进到无产阶级专政”。并因此制定了一系列不合时宜的“左”倾政策。
根据这些错误的认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者，制定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及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一整套冒险计划。其具体部署是：以湘赣、湘鄂赣区的红五军、红八军组成红三军团进攻长沙，并调广西左、右江区的红七军、红八军北上配合进攻长沙（未到达）；以红四军为主体，加上赣南、闽西的红三军、红十二军组成红一军团，进攻南昌；以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红六军、红二军组成红二军团，以鄂豫皖的红一军、红十五军组成红四军团，联合进攻武汉；以闽浙赣区的红十军进攻九江。同时，计划在上海、南京、广州、天津、青岛、哈尔滨等中心城市，首先举行总罢工、总起义，以形成全国革命高潮。在组织上，他们将党组织、青年团、工会等机构都合并起来，组成为各级准备武装起义的“行动委员会”，使各个组织的经常工作陷于停顿。
这是一个主观主义的“左”倾盲动计划，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严重的损失。然而，这个计划的主旨——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却主要是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那里搬来的。特别是“第三时期”理论和苏联中心论，把俄国城市武装起义经验绝对化、模式化，机械地要求中国共产党照样模仿，一再指令中共以城市为中心组织武装暴动，以及一再强调反右倾、保卫苏联等等，是形成立三“左”倾错误的重要因素和直接来源。
李立三等制定了“左”倾冒险主义的进攻计划，强令全党执行。以毛泽东、何孟雄为代表的一批党员干部提出意见，反复劝阻，李立三主持的中央便以反右倾斗争强制推行。逆我者“右”，反右倾成为李立三冒险主义的组成部分——这也是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那里搬来的。
蒋介石叛变后大肆残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中国革命一时低落，确是事实。然而斯大林却写道：“反对派常常把蒋介石的政变估计为中国革命的低落，那是错误的。把蒋介石的政变估计为中国革命的低落的人，事实上是拥护蒋介石，事实上是拥护蒋介石回到武汉的国民党里去……这是愚蠢而又不革命的想法。”“事实上整个革命已随着蒋介石的政变而进入其发展的更高阶段即土地运动阶段。”不承认低落，不允许退却，不考虑迂回曲折的前进，在共产国际六大只能反右不能反“左”的强烈气氛下，事实上否定了中共六大对于“左”倾盲动的批判，一再强调中共党内“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不止一次地指令中共开展反右倾斗争，给革命斗争造成了严重损失。
1957年4月11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中国革命开始时很困难，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张国焘等人跟着别人跑，使中国革命遭受一个又一个的失败。
毛泽东对王明、李立三、瞿秋白主持的中央的“左”倾错误——实际上也包括斯大林的“左”倾错误进行了坚决持久而卓有成效的斗争。这种斗争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在思想理论上。毛泽东认为无论是“左”倾冒险主义，还是右倾投降主义，都是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而当时盛行的把苏联十月革命的经验绝对化、模式化、把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著作、决议、指示神圣化，不顾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不深入地调查研究，不实事求是地工作的“本本主义”，是“左”右倾机会主义，特别是当时“左”倾盲动主义的思想根源。为了用辩证唯物论的反映论教育干部和党员，提倡密切联系群众，深入调查研究，发扬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防止一切“左”的和右的错误的发生，为了使古田会议决议能够顺利地贯彻执行，1930年5月毛泽东写了《反对本本主义》这篇光辉著作。
这篇著作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科学论断，深刻地批判了“本本主义”的错误和危害，从理论上阐述了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进行调查研究的极端重要性，以及调查研究对制定和执行正确政策的绝对必要性。毛泽东写道：“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绝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
本本主义者不了解革命的任务随着历史过程中每个阶段的具体经济和政治环境的变化必然会有所改变，需要随时作实际调查，分析研究。“解剖麻雀”，不懂得“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它的先头”。毛泽东指出：“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
针对当时盛行的照搬苏联革命经验和把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倾向，毛泽东特别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毛泽东的这篇著作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指明了一切从实际出发，搞好调查研究，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正确的思想路线，它是克服“左”倾盲动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的有力武器。
其次，在方针政策上。毛泽东坚持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方针、政策，多次批判了李立三的“社会主义共同生产”和全部土地归苏维埃经营的“左”倾错误主张，也批判了拖延土地分配的右的错误。尽管李立三主持的中央反对毛泽东提出的创造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以根据地来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正确路线，指责这是“不特别注意城市工作，想‘以乡村包围城市’，‘单凭红军来夺取城市’，是一种极错误的观点”，毛泽东仍锲而不舍，不犹豫、不动摇，继续坚持正确路线，带领红军开创新的局面。
最后，在实际行动上。由于毛泽东的正确领导，红一方面军不仅纠正了军队中的“左”倾错误，而且利用蒋、冯、阎战争的有利形势，使红军和根据地都得到了发展。1930年6月，李立三“左”倾盲动主义统治中央领导机关时，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在长汀进行了休整，扩编为红一军团，辖四军、六军（后改称三军）、十二军3个军。
7月，毛泽东率领红一军团到赣南一带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扩大红军。这时，“立三中央”强令红一军团去攻打力难攻克的中心城市南昌。
7月11日，毛泽东在兴国召开了主力红军与地方武装万人誓师大会，号召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发展游击战争；同时发出了“进略樟树，窥袭南昌”的命令。7月24日，胜利地占领了樟树。樟树镇离南昌只有百十公里，南昌的敌人闻风警戒。毛泽东不盲目决战，在樟树召集各军负责干部开会，分析形势，作出了西渡赣江的决定。他们决定不去攻打形势对我不利的大城市南昌，渡江后只以一部分兵力进迫南昌对岸的牛行车站。并于8月1日向牛行车站打枪示威，而以主要兵力向西推进。红一军团指挥机关进驻万载时，从报纸上知道红三军团于7月27日打进长沙，震动中外，敌军在帝国主义帮助下大举反攻，红三军团激战9天退了出来。当时，敌何健部正尾追红三军团。为了配合红三军团在运动中歼灭敌军，红一军团决定向湖南西进。西进路上，8月20日，以突然强袭，包围歼灭了文家市的敌一个旅，为红三军团解了围。当天，毛泽东率前委机关赶到永和市，红三军团即赶来集中。红一、三军团在永和会师后，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同时，成立了党的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
这时，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统治的中央要红一方面军再打长沙。红三军团又围长沙，久攻不克。毛泽东说服了红一方面军的干部，撤退围攻长沙的部队，回到江西宜春。不久，中央长江局军委负责人周以栗来到宜春，企图说服毛泽东把部队开回去再打长沙。毛泽东分析形势，陈述利弊，用几天时间进行说服工作，使原来坚决拥护立三路线的周以栗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并转过来帮助毛泽东说服红三军团转而攻打吉安。随后，毛泽东率领红军一举攻下吉安，成立了江西省工农民主政府。这时，赣南、闽西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拥有21个县城、250万人口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这样，毛泽东因势利导，坚持正确路线，不仅避免了“左”倾冒险主义可能给革命造成的严重损失，而且发展了革命的力量。但是，在全国许多地方，李立三“左”倾盲动主义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如党中央正式部署的南京兵暴和武汉暴动，不仅迅速失败，而且造成了严重的损失。据不完全统计，1930年6月到10月，南京市委机关两度被搜查，市委书记和市委委员6人被捕，3个区委的干部遭受损失，全市被杀害的党员近百名，被捕者100多人，15个支部全被破坏。当时武汉仅有党员200多人，赤色工会会员150多人，而被国民党反动派捕获的党员达60人，被杀害者37人，被判刑者12人，自首者8人，党组织被破坏了，损失十分惨重。李立三“左”倾盲动错误，受到了中共党内毛泽东、恽代英、何孟雄、方志敏、贺龙、周逸群等许多同志的抵制和批评。1930年8月8日，李立三主持写的、由向忠发签发的《中央关于目前的政治形势给斯大林的信》，再次呈报暴动计划，请斯大林批准。12日和13日，共产国际远东局领导人两次向莫斯科报告，说李立三执行“冒险方针”，说武汉驻扎着大量国民党军队，共产党只有200人，赤色工会会员只有150人，却硬叫搞暴动。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接到报告后，决定派瞿秋白、周恩来回国召开三中全会，纠正李立三的冒险主义。
后来，周恩来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写道：“我1930年3月动身去共产国际。7月，我见了斯大林，斯大林对在中国进行的军事斗争很重视，当时产生了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秘书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共产国际的决议还附了东方部的6个决议。斯大林说，这么多决议拿到中国太多了，作为草案拿去吧。国内，6月11日产生了立三路线。立三路线持续时间只有三四个月，但使很多地方的党团组织受到很大损失，所以，9月就开了三中全会。三中全会还有‘左’的东西，因为三中全会是传达共产国际上述决议案的。”“会上对立三的批评很尖锐，不过后来在会议决议上写的并不那么尖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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