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王明的活动，常常使毛泽东处境艰难，进退维谷，这对决心“剿共”的蒋介石却帮助极大。
王明（1904—1974），原名陈绍禹，字露清。1904年4月9日出生于安徽省六安县金家寨一个小商人家庭。1920年考入安徽省立第三甲种农业学校学习，1924年8月进入武昌商科大学预科学习，积极参加社会活动，爱写诗文，在五卅运动等反帝爱国斗争中积极、活跃，被推选担任武昌学生联合会干事和湖北青年团体联合会执行委员。1925年9月加入共青团，10月，由许凌青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这时，苏联为了帮助中国培养革命干部，在莫斯科创办了中山大学，在中国招收进步青年入校学习。许凌青给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写信，保送王明到中山大学去学习。
当时，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斗争很激烈。由于在中山大学“校长人选”和“江浙同乡会”等问题上，王明站在时任中山大学副校长的巴威尔·亚历山大罗维奇·米夫一边，很快得到了米夫的赏识。米夫在俄共党内的斗争中，站在斯大林一边，受到了斯大林的提拔重用，很快由一个研究员提拔为中山大学副校长。维金斯基、鲍罗廷、马林、罗易、罗米那兹等人都先后因中国问题受到批评或罢免，所以米夫一跃而兼任共产国际东方部下属的中国部部长。善于投机钻营的王明，见米夫青云直上，不仅对米夫唯命是从，而且阿谀奉承，和米夫搞起了宗派活动。1927年2月至7月，由米夫等人组成的共产国际代表团到中国考察，王明担任米夫的翻译，极力讨好米夫。
1928年米夫接替拉狄克担任中山大学校长，同年3月，又担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共产国际书记布哈林和东方部副部长米夫等共产国际代表直接指导了这次大会。他们参加了大会文件的起草修改和中央领导人选的酝酿等工作，并在大会上作了报告。米夫有意安排王明当翻译，不久，又提王明任中山大学支部局的负责人。1929年4月，王明奉命回国，先后在党的机关报《红旗》报工作，发表了三十多篇文章，这些文章全部照抄共产国际的指示。后来，在讨论《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案时，王明等人发表了一些不同意见。向忠发、李立三指责他们是反党路线和宗派活动，决定给王明留党察看六个月的处分，给秦邦宪、王稼祥、何子述等3人严重警告处分。1930年7月2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批判了李立三的错误。11月间，共产国际又派米夫为代表到达上海。11月22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不仅接受了共产国际的十月指示，而且通过决议，撤销了对王明、秦邦宪、王稼祥、何子述等人的处分。王明等人在米夫的支持下，打着“反对立三路线、拥护国际路线”的旗号，加紧宗派活动，煽动党员“根本改造党的领导”，迫使中央接受他们召开紧急会议的要求。
在米夫等人的操纵下，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会议通过了米夫等人起草的《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等文件，实现了共产国际扶持王明等人上台的目标。会议选举时，许多同志反对选举王明。1931年1月13日，米夫以国际代表的身份，把反对王明当选的一部分同志召到上海英租界沪西花园洋房内开会，进行动员。他极力美化王明，说王明是中共党内水平很高的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是百分之百的执行国际路线的代表，并威胁说，国际是绝对正确的，四中全会是体现国际路线的。信任王明，就是信任国际。米夫还当场宣布：谁反对四中全会就是反对国际，就要受到处分。就这样，用尽威胁利诱的手段，在米夫这个国际“保姆”的扶持下，原来连中央委员也不是的王明，一步登天，成了中央政治局委员。会议选举向忠发任总书记，但实际工作由王明负责，实权掌在王明等人手里。
四中全会后，又改组了团中央领导机关。秦邦宪（博古）任团中央宣传部长，不久，又被提拔担任团中央书记。从此以后，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和团中央都占了统治地位。1931年6月，向忠发被捕、被杀，王明代理党的总书记。
当时，白色恐怖笼罩全国，代理总书记工作艰苦，随时都有掉脑袋的危险。王明盘算再三，要求辞去代理总书记的职务，去到苏联，改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
米夫和王明打得火热，帮王明上下周旋，任命王明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9月，王明去到莫斯科，秦邦宪担任临时中央总书记。王明路线很快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批准。8月，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关于中国共产党任务的决议案》说：“四中全会，使中共在继续布尔什维克化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它纠正了政治路线和刷新了党的领导，同时开始了党全部工作中的转变，去实际地和彻底地解决摆在党面前的那些刻不容缓的任务。中国共产党在四中全会时以及在四中全会刚完以后，为保证实现党的路线和团结党的队伍起见，采取了几个组织办法（改组政治局，因为罗章龙及其两个信徒发表反党小册子和进行分裂活动而将他们开除党籍），国际主席团完全批准这些办法，认为这些办法是必要的。”
王明到苏联后，很快地被任命为中共代表团团长、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和政治书记处书记，直接参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问题的研究与决策，成了斯大林在殖民地附属国问题上的主要专家，形成了斯大林、王明通过共产国际给中共发决议和指示，秦邦宪（博古）在国内照令办事的局面。
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为什么选中王明并把他扶上高位呢？因为王明不仅是一个能言善辩而又完全照搬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指示的教条主义者，同时又是一个不考虑中国实际和中华民族的利益而对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十分忠顺的奴隶主义者；在联共党内的斗争中，他一直站在斯大林、米夫一边，成为斯大林、米夫的忠实信徒。1929年4月，共产国际将王明等人陆续派回中国，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们在党的《红旗》报和《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先后发表了30多篇文章，把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言论奉若神明，大加称颂、宣扬和发挥，逐步形成了一条比立三路线更“左”、更完备、更带“理论”色彩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王明的《两条路线斗争》小册子，不仅是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继续和发展，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代表作和总纲领，也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左”倾观点的翻版。
例如，“保卫苏联”是1927年8月1日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提出来的。在题为《国际形势和保卫苏联》的演说中，斯大林专门谈了关于战争威胁和保卫苏联问题。他说：“同志们！检验某个集团、某个派别、某个政党的革命性，不是根据它们发表什么样的声明或宣言，检验某个集团、某个派别、某个政党的革命性，是根据它们的行动、实践和实际计划。如果人们的声明和宣言不以行动来证实，如果它们不付诸实施，那么无论它们多么有声有色，都是不能相信的。”有一个问题可以作为各种各样的集团、派别和政党之间的分水岭，可以检验出它们的革命性和反革命性。目前这个问题就是保卫苏联问题，即无条件地、绝对地捍卫苏联免受帝国主义侵犯的问题。
在这里，斯大林把苏联一个国家、民族的利益，凌驾于全世界各个国家、民族之上，并和各个国家、民族的利益对立起来，作为检验各种各样的集团、派别和政党革命与反革命的分水岭，要它们“无条件地、绝对地捍卫苏联”。不仅如此，斯大林还进一步说：“谁决心不开秘密军事会议而绝对地、无条件地、公开地和忠实地捍卫苏联，保卫苏联，谁就是革命者，因为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国家。谁决心绝对地、毫不动摇地、无条件地捍卫苏联，谁就是国际主义者，因为苏联是世界革命运动的基地，不捍卫苏联，就不能捍卫并推进世界革命运动。要知道，谁想撇开苏联、反对苏联而捍卫世界革命运动，谁就是反对革命，谁就必然要滚到革命敌人的阵营里去……在这个问题上保持中立，犹豫动摇，提出附带条件，寻求第三种立场，就是企图逃避责任，逃避无条件地捍卫苏联的斗争，在保卫苏联的紧要关头开小差。而逃避责任是什么意思呢？这就等于不知不觉地滚到苏联敌人的阵营里去。”
1928年7月13日，斯大林在《关于联共（布）中央七月全会的总结》报告中，论述共产国际的问题时，分析世界的各种矛盾中，有三种基本矛盾：一个是在资本家阵营中，“美国资本主义和英国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主要矛盾了”——英美争夺世界霸权；第二个矛盾“是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之间的矛盾”；第三个矛盾“是资本主义世界和苏联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不是在减弱而是在加深”。因此，斯大林提出，各国共产党的任务是：“要建立先进国家工人和殖民地劳动群众的统一战线，以便防止战争危险……组织全力保卫世界上第一个苏维埃共和国”。
教条主义者王明，把斯大林的语言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当作圣经，不看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不管人民群众的要求呼声，死搬硬套、强制执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全党达四年之久，危害极大。
第一，“武装保卫苏联”、打击爱国的中间势力。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占我东北的“九·一八”事变，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奴化整个中国的一个极为严重的步骤。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应当分析各种复杂的矛盾，及时地向人民提出“收复失地”、“保卫祖国”、“联合一切民族民主阶层，一致抗日”等口号，积极推动当时已经兴起的抗日民族革命运动。但是，共产国际和王明等人，却认为“九·一八”事变不是日本帝国主义灭亡和独霸中国的严重步骤，而是“进攻苏联战争的序幕”，是要把中国“变为将来对苏联作战的许多根据地之一”，因而提出“武装工人”、“武装保卫苏联”、“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等口号。共产国际通过王明把国际指示传达到国内，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坚决执行。他们把“反对进攻苏联”、“武装保卫苏联”作为“九·一八”事变后党的“中心任务”，大声疾呼要以实际行动去援助苏联和红军。他们置日本侵略中国的现实于不顾，却隔靴搔痒，组织举行“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与扩大民族革命战争运动周”（1932年8月1日～8月7日）。
这些宣传和做法把中国人民抗日御侮的斗争与“保卫苏联”的斗争对立起来，看不到日本侵略中国、妄图灭亡中国的特定条件，看不到中国人民革命的爱国主义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一致性，引起了人民的误解和不满，使党和人民之间的关系隔膜起来。
事实上，“九·一八”事变激起了全国民族民主运动的新高涨。当时毛泽东、朱德率领红一方面军已于8月间粉碎了蒋介石国民党的第三次“围剿”，鄂豫皖的红军也将陈调元所属的反动军队打得片甲不留；全国人民的抗日声势浩大，国民党内的反对派、中间派都活动起来，十九路军违命开到南京、上海，上海《大公报》、《申报》公开要求“改弦更张”，停止剿共，一致对外。12月21日，蒋介石被迫下野，国民党广东派孙科等上台，声言要和共产党红军妥协。1932年1月底，南京政府因上海发生抗战而迁都洛阳，许多在野的派别和军队（如东北军、西北军、粤军）有的同情抗日反蒋，有的中立动摇，并且有人提出关于组织国防政府的问题。这些情况说明：“九·一八”事变使中日民族矛盾迅速上升，国内阶级矛盾开始降为次要地位。但是，王明“左”倾盲动主义没有强调中日民族矛盾，没有采取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的策略，拒绝了各方面人士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的要求和提议，反而把中间派别的抗日民主要求看作是欺骗，是“中国革命的最危险的敌人”。对当时正在东北抗日的马占山部和在上海抗日的蔡廷锴部十九路军都采取了“要兵不要官”的关门主义策略。他们拒绝“国防政府”、“抗日联军”的口号，仍旧强调国内阶级斗争，认为“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因而继续主张“打倒一切”。
1932年1月9日，临时中央又作出了《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强调革命的任务是争取在湘鄂赣一省与几省的首先胜利，要红军进攻这几个省的中心城市，不承认有全国性的抗日形势。这样就不自觉地把组织全国性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的时机放过去了。1月间，蒋介石在日本帮助下联合汪精卫改组派复辟了，全国的抗日运动、上海的“一·二八”抗战受到镇压和破坏。6月，蒋介石又组织对各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反革命“围剿”，全国抗日民主运动又暂时低落下去。
1933年11月20日，蔡廷锴、蒋光鼐和李济深等率领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成立“人民政府”反蒋抗日，王明一伙“左”倾机会主义者对他们仍不信任。身居莫斯科的王明谈到蔡廷锴时说，“只有在我可以向他的脸上吐唾液时，我才跟他握手”。他们认为福建“人民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在纲领上、政策上、口号上是完全一致的，都是一样反革命的，说“它的一切行动，只不过是一些过去反革命的国民党领袖与政客们企图利用新的方法来欺骗民众的把戏”。不久，福建人民政府失败，中共上海中央局机关被敌人破坏，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系也中断了。
第二，集中火力反右倾，排斥毛泽东等同志对中央苏区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当时，“左”倾是党内的主要危险，可是，王明一伙却强调集中火力去“反对主要的危险——右倾机会主义倾向和对于不正确倾向采取调和态度的调和倾向”。他们把反右倾、反调和作为一根大棒，到处打人，以实现其所谓“根本改造党的领导”，篡夺党的领导权的目的。他们不承认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的社会，只说“中国是半殖民地地位的国家”；他们把反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列起来，说“现阶段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有在坚决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才能得到彻底胜利”。他们根本无视敌强我弱的基本事实，强调全国形势是“新的革命运动高潮日益增长”，“直接革命形势，最近可以首先包括一个或几个主要省份”。他们提出了一条全国范围的“进攻路线”，要求红军“依照军事政治的环境，进而能够占领一个或几个工业的行政的中心城市”。
王明一伙在“左”倾是主要危险的时候，用“反右倾”、“反调和”的大棒打人整人、排除异己的做法，也是从斯大林那里搬来的。
斯大林的历史功绩在于当苏联经济恢复时期结束后，1925年，斯大林高瞻远瞩，及时地向苏共和苏联人民提出了新的历史性的任务，要把苏联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强调“这就是我们总路线的实质和基础”。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斯大林和联共中央分析了国内外各种复杂的情况和经验，采取了与各资本主义国家根本不同的、史无前例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提出了“技术决定一切”的口号，兴办了许多高等和中等技术学校，培养了数以百万计的技术干部和工人；广泛地开展了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和突击运动，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到1933年1月斯大林向联共中央报告说，苏联已由从前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世界上发展较快的工业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仅仅用了4年零3个月的时间就于1932年完成了。产业工人的数目增加了一倍，从1100万增加到2200万人，生产量也增加了一倍。据不完全统计：1930年至1933年间，苏联工业增长了一倍以上，而美国工业在1933年底却降到1929年的65％，英国工业降到86％，德国工业降到66％，法国工业降到77％。由于发生世界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国家有2400万失业工人陷于饥饿贫困境地，数千万农民感受到农业危机痛苦。当时，斯大林领导的社会主义的苏联是世界上唯一不受经济危机影响的国家，显示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然而，伟大的成绩和多方的颂扬，使斯大林居功骄傲起来。他越来越听不进去不同意见，越来越不注意集体领导，而且作风粗暴，往往把反对他的意见的人打成“反对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集团”、“反革命”，开除出领导机关，对人从精神上和肉体上进行折磨，直至处死。布哈林、李可夫等人都是由于和斯大林意见不同而遭“无情打击”的。1932年1月18日夜，斯大林的妻子娜佳因对他的粗暴行为不满，也用一支左轮手枪自杀了。
斯大林的思想、言论，往往以共产国际的决议、指示出现。1931年3月25日至4月13日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一次全会在莫斯科举行，“主要是讨论了由于国际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全面爆发、某些国家革命高潮和革命危机的前提不断增长而出现的问题”。全会把“联共（布）党彻底打垮右派分子”、“资本主义各国的共产党粉碎了右派集团和调和派集团”誉为国际执委十次全会以来“最重要的成绩”。全会继续强调反右。
中共中央于1931年9月10日通过了《中共中央接受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一次全会总结决议》，要求全党“集中火力反对右倾”，无理指责毛泽东“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狭隘的经验论”和“富农路线”，开始排斥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对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
其实，王明早在他的“左”倾纲领《两条路线斗争》的小册中，就反对毛泽东等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道路。他认为农村革命根据地已经建立起来的苏维埃政权，不是“真正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政府”，说“有些地方党部及苏维埃政权的领导成分中，富农占十分之五六”。对于在革命斗争中创建起来的红军，王明认为差不多“都是由个别同志及地方党部凭着党的阶级意识及英勇的创造行动发展的”，而不是“真正的红军”。对于土地问题，它反对所谓“富农路线”，主张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使富农得到较坏的土地”。
1931年4月中旬，王明掌权的中央派出中央代表团到达苏区，召开中央局扩大会议，作出了《接受国际来信及四中全会决议的决议》，指责“苏区中央局是在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之下成立的，他的路线，当然是对立三路线的调和路线”，“中央局对目前形势的估计是错误的，根本没有指出反革命进攻革命，尤其是进攻红军与苏区，是中国目前政治生活中的中心问题”。会议讨论了土地问题，决定对于地主家属等在原则上不分土地，只允许租借土地给他们耕种，这是地主不分田的“左”倾政策在中央苏区贯彻的开始。会议虽然传达了王明“左”倾主义，但由于毛泽东、朱德和总前委的正确领导和广大干部群众坚决拥护，王明那一套未能全面贯彻。
王明掌权的中央了解到上述情况后，于8月30日发出《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前委的指示信》，严厉指责中央苏区犯了“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的“最严重的错误”。根据这个信的精神，在中央代表团的主持下，于11月1日到5日在瑞金叶坪召开了苏区党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会议抹煞毛泽东、朱德直接领导的红一方面军和中央苏区所取得的伟大成绩，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说成是“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会议不顾敌强我弱、红军作战战线不能固定的实际情况，指责红军是“游击主义”。把毛泽东在长期反“围剿”斗争中总结的红军作战原则，说成是“农民的落后思想”的产物，提出“要坚决反对落后的阻止红军技术进步的狭隘的经验论”。会议还错误地提出把红军中出身于地主、富农、商人家庭的人当作阶级异己分子肃清，提出了“干部应当是工人的、贫农的”。这样，既打击了那些有实战经验、有指挥才能的非无产阶级出身的红军骨干，又在唯成分论的思想指导下，提拔了一些没文化、水平低、力不胜任的工人到领导岗位。会议还全盘否定毛泽东的土地革命路线，指责“‘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分配土地给一切人’是模糊土地革命中的阶级斗争”，是“犯了富农路线的错误”。会议强调，“要基于国际的四中全会的精神，来坚决执行全部工作的彻底转变”，“要尽量揭破一切口头上承认国际路线正确，实际上不执行的阳奉阴违的两面派”。这次会议，排挤了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正确领导，使王明“左”倾路线在中央苏区的各项工作中逐步得到了贯彻。
1932年10月上旬，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会议，再次攻击毛泽东，攻击毛泽东的正确理论和实践是右倾“保守主义”、“单纯防御路线”等等。会后，调毛泽东去做政府工作，由项英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后来，又撤销了毛泽东的红军总政治委员和前委书记的职务，迫使他离开红军。1933年1月，中共中央被迫由上海迁往苏区。2月，中共苏区中央局为贯彻共产国际反右倾的指示，推行“左”倾政策，在福建开展了反“罗明路线”的斗争。他们把罗明拥护毛泽东正确路线的主张，错误地说成是“对革命悲观失望的、机会主义的取消主义的逃跑退却路线”，给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3月，他们又批判了江西的所谓“罗明路线”，打击了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给他们扣上了“右倾机会主义”、“单纯防御路线”、“罗明路线在江西的执行者”等帽子，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第三，肃反扩大化，伤了党的元气，大大地削弱了党的战斗力。中共党内开展的肃反运动同苏联的肃反一脉相承。苏联的肃反工作从20年代末就开始了。1928年在莫斯科进行了“沙赫特事件”的公开审讯；30年代初在托洛斯基分子中间和“民族主义倾向派”内也进行了相当规模的逮捕。1934年底基洛夫被暗杀后，苏联掀起了一个大规模的“镇反肃托”运动。这一运动，无疑打击和镇压了一些真正的敌人，但也确实冤枉了不少好人，犯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王明、康生一伙，照搬苏联肃反经验，在中共党内大搞“左”的肃反运动，并利用肃反排斥异己，陷害无辜，让肃反机构自成系统，不受党委领导，以“叛徒”、“特务”、“托派”、“AB 团”、“改组派”之名，大搞逼供信，诬陷和捕杀了不少群众领袖和重要干部，结果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大伤了党和红军的元气，大大地削弱了党和军队的战斗力。
王明“左”倾冒险主义，使白区革命力量损失了100%，红区的力量损失90%，丧失了除陕甘宁边区以外的一切革命根据地，使红军由30万人降到25000人，使中国共产党由30万党员降到几万党员，而在国民党区域的党组织几乎全部丧失，使中国革命陷入了极端危险的境地，有力地帮助了蒋介石。
1933年2月，蒋介石纠集50万兵力，以顾祝同为总司令，陈诚为前敌总指挥，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术，分三路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围剿”。此时，毛泽东虽然被排斥出中央红军的领导，但周恩来、朱德等仍坚持毛泽东的战略战术，集中优势兵力，先后在黄陂、东陂等地，歼敌三个师，俘敌师长李明、陈时骥，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大胜利。
1933年10月，蒋介石又调集100万大军，200架飞机，向各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大“围剿”。其中以50万兵力，采取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方法，重点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王明、博古、李德拒绝用毛泽东集中优势兵力和诱敌深入的方针，采取“御敌于国门之外”、“两个拳头打人”、“全线出击”的方法，使红军陷入被动地位。这时，福建事变爆发，红军与十九路军达成抗日反蒋协定，蒋介石不得不抽出兵力去镇压十九路军。
毛泽东认为，红军应该利用这个机会，突破敌人堡垒线，到外线进入江浙地区，将防御转入进攻敌人的后方重地，迫使蒋介石军队回援江浙，红军既可粉碎“围剿”，又可援助福建人民政府。但是博古、李德不这样做。正如毛泽东说的，“此计不用，第五次‘围剿’就不能打破，福建人民政府也只好倒台”。
蒋介石打垮十九路军后，又调回部队加紧围攻红军。毛泽东认为应把红军主力调出，向湖南中部挺进，跳到外线，调虎离山，把江西敌人调到湖南消灭之。博古、李德不用此计，采取全线防御，和敌人拼消耗的战法。毛泽东说：“此计不用，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最后断绝，剩下长征一条路了。”
1934年10月，红军被迫大转移，进行长征，但是政治上没动员，行动上无计划，突围时又采取大搬家式的做法，带着大量辎重，行动迟缓，使大量战斗队变成了掩护队，无法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尽管红军英勇顽强，接连突破敌人四道防线，但损失十分惨重。出发时红军8万多人，到遵义时只剩下3万多人了。
当时，红军在军事上的主要指挥官是李德。博古（秦邦宪）虽是党的总书记，但他不太懂军事，在军事上主要听李德的。正如周恩来说的：“当时在军事上有个李德，他虽然是个顾问，却成了太上皇，他说了算。他和博古的军事路线相合，一直搞到遵义会议。”造成了十分惨重的损失，这是清楚的，毋庸赘述。但是，李德究竟是个什么人？他是不是共产国际派来的？他怎么篡夺了中央红军的指挥权？师哲再三叮咛，要作者在这里多写几笔，还李德以本来面目，避免各种以讹传讹。师哲说：李德的情况我了解。他1932年到中国，1939年随周恩来到莫斯科的经过我都了解。而且回到莫斯科后他就和我住在一起。共产国际监委会审查他，批评他，我都了解。作者将《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10页上有关李德的注释给师哲看，并把解放军出版社出的《中国革命史简明词典》上有关李德的条目给师哲看。师哲看了两遍，认真地说：“这两本书上的注释和条目，对李德的介绍，都有错误，而且是重要错误。据我了解，李德，又名华夫，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人。1932年春，他从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后，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是个一般的工作人员，和王明关系较好，互有勾结。但是，李德到中国去，不是共产国际派去的，也不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去的，而是苏联情报机关派往中国东北去做情报工作的，给他的主要任务是对付日本间谍。因为当时日本人在东北很残酷，见到可疑的人就杀，但因德国和日本是协约国，不杀德国人，所以苏联情报机关就选派李德到东北去。可是，李德在东北待不住，到上海去玩。在那里，他见到了中国回国的留苏学生，谈笑之间，李德表示想在中共中央工作。博古也是留苏学生，同学们就把李德介绍给博古。博古当时是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负责人，听李德说他是从共产国际来的，便请为顾问，大加吹捧，逐渐地把红军的最高指挥权交给了他，并和他一起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战略战术，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惨重失败。”
师哲说：1939年李德随同周恩来到莫斯科，和我一起住在共产国际的一幢大楼里。共产国际监委会审查他，批评他，说他由东北去上海是怕死逃跑，说他冒充共产国际的代表对红军实行瞎指挥，造成了惨重的失败，还说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在德国军队中服过役，当过骑兵连长，后被苏军俘虏，教育，才加入共产党。
为了弄清李德来华的真实情况，作者曾查阅了王稼祥夫人朱仲丽著的《黎明与晚霞》和周国全、郭德宏、李明三著的《王明评传》，查阅王明对此事的回忆文章。上述两本书的说法是一致的：当王稼祥质问王明，共产国际怎么决定派李德到中国作军事顾问的时候，“王明说李德根本不是他派去的，甚至都不是共产国际派去的，而是由苏军总参谋部派去的，他个人以至共产国际都未给过李德任何指示”。由此可见，李德的确不是共产国际派到中国去的。
看到革命危机日益严重，红军将士不断伤亡，毛泽东的心情十分沉重。他日夜操劳，想要力挽狂澜，使革命少受损失。然而王明当权，李德横行，条条妙计均被拒绝，他甚至被剥夺了发言权。他心急火燎，病累交加，几天卧床不起。他勉力支持，跟队长征，然而身体虚弱，步行艰难。组织上决定要他坐着担架赶路。那副担架是由两根坚韧的长竹竿和绳网组成的，有弹性，又轻便，两个人抬着，走起路来上下晃荡。在那艰苦的岁月里，党的有些高级领导人体弱有病，无法行路，就坐在担架上长征。毛泽东和王稼祥、张闻天就是在长征中，在担架上，在篝火旁，交换意见，讨论政治问题，研究如何挽救中国革命的。毛泽东和王稼祥等的探讨，对召开遵义会议起了重要作用。
王稼祥（1906—1974），安徽泾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赴苏联莫斯科学习。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征前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长征初期，他体弱多病，步行困难，坐着担架，和毛泽东一起赶路，形影不离。晚上宿营，他和毛泽东促膝谈心，交换意见，共同分析江西所发生的事情，讨论长征途中的大事，研究如何才能使红军摆脱目前的困境。
通过交谈，王稼祥感到毛泽东不仅了解中国的实际，而且具有雄才大略和远见卓识。他感到毛泽东出的一些主意是非常好的，可是，党和红军的领导人为什么不采纳呢？他几次找李德交换意见，也坦率地批评李德的错误做法。无奈，李德一意孤行，拒不接受，并且引用马列主义词句，夸夸其谈，反而对毛泽东还提出很多意见。怎么办？面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革命危机，目睹红军指战员在转移前后的惨重牺牲，耳听广大干部战士对错误领导的日益不满，想着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一个强烈的信念在王稼祥的心里逐渐成熟：下决心撤换李德等人的军事领导职务。王稼祥把自己的看法、设想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点了点头，沉思地说：“形势是很严峻！可你这么设想，能行吗？”“行！能行！”王稼祥爽朗的回答。这位平常多思少言、有谋善断的人，一旦拿出了主意，便显得干脆、利索。毛泽东想了想说：“好哇！前边快到遵义了，在遵义开个总结性的会议吧！”
王稼祥知道毛泽东被王明、李德等人剥夺了军事领导权以后，处境很难，看见许多决策错误，却没有发言权。于是，王稼祥找张闻天、彭德怀等领导同志交换意见，研究措施。
红军到达遵义后，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系统地批判了王明、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的严重错误，肯定了毛泽东为代表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会议还根据中国革命斗争的实际，研究解决了红军的组成形式、战略方针和战争形式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朱德、周恩来为最高军事指挥者。会后不久，常委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在行军途中，又组成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指挥小组。从此以后，毛泽东成了党和红军的主要领导人。
遵义会议是在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之间失去了电讯联系，没有共产国际的干涉的情况下，由中共中央独立自主地解决了当时必须解决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成熟。尽管王明攻击说遵义会议“其目的是为了反对共产国际的正确路线，这次会议的政治、军事和组织路线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共产国际并没有这样看。1935年8月20日，陈云和陈潭秋、杨之华等7人去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了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等情况。共产国际称赞中国共产党灵活地正确地领导了国内战争，成长出了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如毛泽东、朱德这样一些身经百战、智勇双全的将领和党的领袖。从此以后，共产国际更加支持毛泽东了。中国共产党既尊重共产国际的组织领导，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又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坚持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对共产国际的指示采取分析的态度，保证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扶持王明上台误党祸国的国际“保姆”米夫到哪儿去了呢？据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在《黎明与晚霞》一书中说，1937年秋在莫斯科，王明曾对王稼祥说：“你还记得那个米夫吗？那老兄不行了。他搞来搞去，反而成了我手下的工作人员了！他的工作得由我来负责领导，现在轮到他向我毕恭毕敬的了，哈哈，你说有意思吧！”
王明得意忘形，开始挖苦嘲笑他的上司，岂不知历史的审判官正在注视着他的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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