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起先没有想到要签订一个条约，经过和毛泽东的几次会谈，他不但同意签订条约，而且建议“就由我和毛泽东同志签字”。毛泽东不肯自己出面，坚持要周恩来赴苏谈判，苏方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
周恩来于1950年1月20日到莫斯科后，很快就同苏方举行了实质性会谈。第一次会谈中苏条约那天，克里姆林宫内气氛融洽，双方领导人平等友好地商谈了条约的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会谈中，毛泽东首先发言，他分析了国际形势，认为在新情况下，中苏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应以条约的形式固定下来，并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给东方，给亚洲，特别是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严重地威胁着苏联东方的安全。所以，条约的内容，应是加强两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方面的合作，共同制止日本帝国主义再起及与日本勾结的其他国家的重新侵略。斯大林抽着烟，认真地听着。毛泽东刚讲完，他当即表示同意，并具体地谈了友好同盟条约、中长铁路、旅顺大连、贸易及贸易协定、借款、民航合作等问题。
毛泽东提议将中长铁路、旅顺及大连三个问题写在一个协定中。斯大林表示赞同，他说：“中苏条约应是一个新的条约，对雅尔塔协定问题可以不管它。旅顺口问题的解决办法，一个是限期归还，在对日和约缔结后苏联撤兵；一个是现在撤兵，但过去的条约形式暂不变更。”毛泽东同意前一种办法，同意对日和约缔结后苏联撤兵。
谈到大连问题时，斯大林表示，大连是中国内政，“可由中国自己处理”。关于中长铁路，因为中方缺乏管理经验，事先又无改变中苏共同经营的意思，所以只提出缩短年限，改变资本比例由现在的中苏各占一半，改为中方略多一点，即51∶49和由中国同志担任局长等三项意见。苏方同意缩短年限，但不同意改变资本比例，仍然主张资本各占一半，即50∶50，并提出双方人员改为按期轮换，轮流担任正副局长。谈到这里，斯大林提出不允许第三国公民进入中国东北和在中国东北、新疆地区居留。这是因为，二战后，美苏均注视中国，斯大林对美国人进入中国东北特别敏感。在1945年，斯大林和国民党政府代表宋子文、蒋经国谈判时，就曾提出过不许一个美国人进入东北，并将此作为援助国民党政府的重要条件。现在，在中苏商谈新的友好同盟条约时，斯大林又将此事提了出来。但是，中共从未“亲美”过，也从未允许美国人进入东北，所以问题显得唐突，毛泽东有点反感，场面顿时冷落。
足智多谋的周恩来当即反问道：“第三国公民的涵义是什么？东北住有很多朝鲜族的居民，他们算不算第三国公民？更不用说外来的蒙古人了。”
斯大林被问得张口结舌，一时无言回答，忙取出他那特制的烟斗，点火抽烟，以掩饰短暂的尴尬，可是，一根火柴连划了三次也没有划着……坐在一边的毛泽东笑了，他取出火柴，划燃了火，递给斯大林，才幽默地说：“斯大林同志，新中国和旧中国根本不同了！美帝国主义在东北，早被我们打跑了！那些靠侵略中国吃饭的所谓‘公民’，不用说，早溜走了，不存在什么居留问题。”
斯大林接过毛泽东递来的火，点燃烟，深深吸了一口，解除了一时的尴尬，笑着说：“我不想干涉中国的内政。我们提出这个问题的本意，是希望禁止美、日、英等帝国主义国家的人进入东北活动，现在，中国的同志解决了这个问题，当然好了。”接着，双方谈起聘请苏联专家问题。刚刚成立的新中国要开展各项建设，需要聘请大批苏联专家，但在这个问题上，斯大林提出了一些苛刻的条件，如给予苏联专家高待遇，苏联专家在中国犯了错误时，中方不能处理，而应交由苏方审理。
当然，斯大林的这些主张不是毫无根据的。但是，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沿袭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对外援助的惯例，不仅违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也表现出一种大国沙文主义倾向，这正如列宁在批评斯大林时说的，那些“俄罗斯化了的异族人总是在表现真正俄罗斯人的情绪方面做得过火”。斯大林这样做，是为了使俄罗斯人看到他在为他们的利益着想。但是，适得其反，包括俄罗斯族在内的苏联人说：斯大林的大俄罗斯精神表现得比俄罗斯族人还要强烈。斯大林的这种错误倾向，还表现在《关于新疆创办中苏石油股份公司协定》、《关于在新疆创办中苏有色及稀有金属股份公司协定》和两国互设领事馆的问题上。所以，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在1954年第一次访华时，就主动提出取消所有的四个中苏合股公司。在会谈中，还谈到了苏联在我国新疆边境贮存的大量武器移交中国的问题，在东北设苏联领事馆，在海参崴、赤塔、伯力等地设中国领事馆问题，及苏联侨民问题。十月革命后，许多俄罗斯人逃到中国东北，在那里办了许多企业，这时苏联决定将这些企业收归国有并统归秋林公司。会谈中，对上述问题都作了原则性的讨论，事后，交由李富春带领的中方工作人员同苏联方面具体研究拟订各项协定。关于新疆方面的问题，毛泽东调赛福鼎随后去莫斯科，就是为了签订这些协定。
在谈判过程中，周恩来是中方的主要发言人。毛泽东则在关键的地方插上几句有分量的活，使会谈在友好和谐的气氛中顺利进行，毛泽东特别强调中苏两国人民的团结友好和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重要性。他说，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人民造成了长期而深重的灾难。第一次世界大战曾给日本帝国主义以独霸中国的机会，但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和列强的干涉，使得袁世凯签了字的二十一条不得不宣告无效，1931年9月18日的事变，又开始了日本企图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阶段。以蒋介石为总头子的大土豪、大军阀、大官僚、大买办们组成了一个卖国贼营垒。他们撤去了民族的界限，勾结帝国主义，说什么革命总比帝国主义坏，因而命令东北军不许抵抗，把东北军从抗日前线调到西北“剿共”，派兵镇压冯玉祥、蔡廷锴、马占山等将领的抗日斗争。“假如没有这一群卖国贼，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可能放肆到这步田地的。”斯大林特别注意毛泽东的观点和论述。毛泽东观点明确，毫不含糊，边叙边论，有理有据，语言形象生动，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斯大林听着，禁不住微笑点头，低声称赞。然而。当毛泽东讲到抗日战争中蒋介石卖国求荣，残酷镇压人民抗日运动的时候，斯大林的脸色一沉，似乎不悦。
毛泽东可不是那种看别人脸色说话的人，他点燃了一支香烟，吸了一口，继续按照自己的思路侃侃而谈，镇静自若，引经据典，摆事实，讲道理，谈得更生动、更具体、更服人了。
斯大林听着，取出他那特制的烟斗，装上烟丝，点着火，抽了几口。在不知不觉之中，他又被毛泽东的谈吐吸引住了，征服了，忽然，他也“扑哧”一声，笑了起来。
会谈的气氛更活跃更亲切了。
这次会谈就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原则性问题很快地达成了协议。条约的具体内容和文字表述，主要由周恩来和莫洛托夫、米高扬谈判。会后，一位苏方人士感慨地说：“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配合默契，相得益彰，真是少有的领袖人物呀！”
当时，有人对斯大林在这次谈判中态度的微妙变化感到迷惑，不知为什么谈到蒋介石卖国求荣时，斯大林显得不悦？后来，读了《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最后的遗言》，才了解了其中的奥秘。赫鲁晓夫写道：“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们同蒋介石有过一些接触。尽管他和中国共产党有冲突，但他正在同日本帝国主义打仗，因此，斯大林——因而也是苏联政府——认为蒋是进步力量。日本是我们在东方的头号敌人，所以支持蒋符合苏联利益。”
在二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是中苏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战后，要防止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防止帝国主义的侵略——这是当时中苏两党、两国的共识，毛泽东和斯大林的认识是统一的、一致的。但是，在对待蒋介石的看法上并不一致，如上所述，斯大林和苏共的一些领导人认为蒋介石一直是抗日的，是“进步力量”。而毛泽东和中共则认为以蒋介石为总头子的大土豪、大军阀、大官僚、大买办们组成了一个卖国贼营垒，镇压人民的抗日斗争，“假如没有这一群卖国贼，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可能放肆到这步田地的”。
事实是怎样的呢？历史是公正的评判员。
毛泽东说的那“1931年9月18日的事变”是在中国东北发生的一场空前未有过的十分特殊的战争。
那天晚上，一队驻在中国的日本关东军，把烈性炸药埋在了沈阳郊区柳条沟附近的铁路下边，引信爆破，把一段铁路炸毁。然后，他们又贼喊捉贼，诬蔑那是中国人干的，是中国人破坏“中日亲善”，并以此为借口，炮轰中国东北军的驻地北大营。东北军首领张学良忍无可忍，想要抵抗。蒋介石却命令张学良东北军要“避免冲突”，“绝对不抵抗”。于是，“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日军就侵占了辽宁省会沈阳。
少帅张学良和东北军官兵，恶气难咽，摩拳擦掌……蒋介石为了“避免冲突”，怕惹恼日本侵略军，严令张学良带领数十万东北军撤至山海关内。日本侵略军乘虚而入，很快分兵侵占了辽宁、吉林、黑龙江。到1932年1月，东北三省全部沦陷。日军又向热河进逼。
这就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九·一八”事变。可以说这个国耻事变的中方导演就是蒋介石。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前，蒋介石就曾对东北军下令说：“遇有日军寻衅，务须慎重，避免冲突”。“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国民党政府训诫士兵们“不抵抗，即使勒令缴械，占入营房，均可听其自便”。辽宁、吉林两省沦陷后的第二天，国民党政府又发表了《告全国军民书》，声明东北事件已“诉诸国联行政院，以待公理之解决，故希望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告诫，务须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就这样，总共不过三个月，整个东北的大好河山，很快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国联当时的态度是什么呢？把持国联的英、美、法等国由于“九·一八”事变而产生了一种希望，以为可以唆使日本去进攻苏联，并企图牺牲苏联来摆脱它们面临的危机。因此，他们不但默许日本侵占东北，而且袒护日本的侵略行径。英国在国联会议上认为，东北恢复“九·一八”事变以前的状态，“决不是正当的解决办法”。美国是“九·一八”事变的帮凶。事变前一天，美国国务卿和日本驻美大使进行秘密谈判，在“希望日本不要推进得太远”的条件下，同意日本的侵略行动。当日本在东北展开大规模军事侵略时，美国国务院声明：“日本在满洲的行动，与非战公约并无抵触。”11月14日，美国驻国联特派代表竟公开宣称“日本为保护日侨生命财产的安全起见，对满洲的进兵是不可避免的，是无可奈何的”。并且主张日本侵略军长期占领东北，说“国联对日本自东北撤兵作了期限的规定，这是十分不明智的事”。
斯大林领导的社会主义苏联，给予中国人民以正义的支持和帮助。“九·一八”事变伊始，苏联政府就指出，日本占据东北是一种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举动，号召全世界劳动者反对这种无耻的掠夺中国的行为，同时，又揭穿了国际联盟出卖中国的阴谋，郑重表示：“苏联劳动人民对于中国的斗争极为注视，他们对中国人民寄予同情”，“苏联人民爱好和平，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者对弱国的暴行”。
当时，由于苏联远东红军在边境上的防卫，牵制了日本在东北北部和中东铁路沿线相当大的兵力，使日军不能侵略中国更多的领土。同时，苏联人民对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斗争也给予了帮助，义勇军的伤病员和失败后退入苏联境内的兵员，苏联人民都给予热情的医治和收容。
斯大林不了解蒋介石，主张联蒋抗日。他把蒋介石看成了唯一的能够统率中国人民抵制日本侵略的政治领袖，看成了能够联合抗日抵御日本入侵苏联的首领，结果，使他在政治、军事等一系列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错误。
当然蒋介石也是可变的，后来，确实也表示愿意抗日救国。但是这个变化，正如毛泽东说的，蒋介石的抗战像陕北的毛驴上山，是有条件的：前边要有人牵，后边要有人推，不走时还得在屁股上打两下。“逼蒋抗日”，就是这方面的口号。
提出这个口号并促其实现的正是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央工农民主政府。逼蒋抗日的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反蒋抗日。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毛泽东义愤填膺，当即组织人向群众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他明确指出，蒋介石国民党所干的最坏的事情就是卖国求荣，勾结洋人，出卖国家民族利益。因此必须反蒋抗日。
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发布了大会宣言，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以及劳动法、土地法、经济政策等重要决议，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27日，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
《宪法大纲》宣布：“中华苏维埃所建设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苏维埃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苦民众的……所有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苦民众都有权选派代表掌握政权的管理。”这一专政的目的，“是在消灭一切封建残余，赶走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势力，统一中国”。
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同时发表了对外宣言，声明工农民主政府的目的，“是联合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的民众起来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它反对帝国主义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任何侵略，而主张彻底的民族自决”。
毛泽东主持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和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抵抗政策发表了《为国民党反动政府出卖中华民族利益告全国民众书》，号召全国人民自己武装起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否认国民党和帝国主义的一切谈判和密约。
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又在上海发动进攻。中国驻军十九路军奋起抗战，在中共领导的广大人民支持下，打死打伤日军一万多，使日军四度换司令，无法取胜。但是，蒋介石国民党却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极力破坏淞沪抗战，不许十九路军抵抗，不给十九路军援助，后来，竟将十九路军调离上海。使淞沪抗战失败。5月5日，国民党政府和日本侵略者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
毛泽东怒火中烧，心急如焚。1932年4月26日，签发了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对日宣战通电，严正指出：国民党政府及其各派军阀，本其投降帝国主义的惯伎，接连地将东北及淞沪各地奉送给日本帝国主义，而对于全国人民的反日革命运动，则进行血腥的镇压，甚至于强迫自动对日作战的中国士兵撤退，以表示其对帝国主义的忠诚。通电指出：国民党反动政府已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帮凶，它不能指挥全国人民的抗日运动。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特此正式宣布对日战争，领导工农红军和全中国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实行瓜分中国，以求得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
这是毛泽东主持的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对日本的正式宣战！尽管当时的红军只有30万，苏区大约只有900万人，占中国军队和人口的一小部分。但是，新生的力量是迅速发展的，是不可战胜的。毛泽东的英明决策，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形势的发展，越来越显示出了它的远见卓识和伟大力量！
宣战之后，中央工农民主政府随即发出了《关于动员对日宣战的训令》，指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与红军各级总政治部、各红色区域军事委员会、各地军区指挥部、各县赤卫队部，应对全体红色战士进行对日宣战的动员；同时指示各红色区域各级工农民主政府立即对广大群众进行对日宣战的扩大宣传和动员，积极地扩大红军力量，准备直接对日作战。
1933年1月，日军占领山海关后，又向热河进犯。后来由于国民党反动政府自动放弃热河，到3月4日，日本侵略军100多人不费一枪一弹，仅用七天时间，就占领了热河省会承德。接着，日军又继续发动了向长城各口的攻击，企图一举拿下华北。这时，驻守长城线的士兵和长城内外的义勇军自动奋起抵抗。
蒋介石仍然采取卖国的不抵抗政策，下令禁止超过敌人兵力十倍的驻防长城各口和平津一带的军队起来抵抗，公开宣称：“要以专心一志剿匪，侈言抗日，那就是投机取巧。”3月6日，蒋介石发出“侈言抗日者杀勿赦”的命令，并布置其嫡系部队监视和牵制长城各口的抗战部队，派其党羽解散关外义勇军，大量捕杀北平的共产党员和爱国青年，使长城各口作战部队孤立无援，终于在4月间失败。5月12日，日军占领通州，包围北平，天津，华北告急。5月31日，国民党反动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由日方事先拟定的《塘沽协定》，丧权辱国，事实上承认了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热河，承认冀东为日本侵略军可以“自由行动”的非武装区，使华北置于日军的控制之下。
《塘沽协定》，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毛泽东主持的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干6月1日发布了《为反对国民党出卖平津华北宣言》。《宣言》反对《塘沽协定》，指出国民党反动政府对人民的猖狂进攻和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投降出卖的罪行，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所谓工农红军“阻碍抗日战争”、“中国没力量抗日”、故“不得不忍痛停战”的无耻谎言，号召全国人民一致团结起来，进行民族革命战争。
1934年4月，中国共产党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再度发表告民众书，号召一切真正愿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不甘心做亡国奴的人，不分政治信仰，不分职业、性别，联合在抗日统一战线内，并提出了有名的抗日救国六大纲领，5月间，经由宋庆龄、何香凝等3000多人共同签名发表，名为《中华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
1935年5月，日本侵略者又在华北制造事端，向蒋介石国民党提出对华北统治区的要求。6月，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与国民党华北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达成协议，攫取了中国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这就是蒋介石主持的臭名昭著的“何梅协定”。
斯大林对于中国的情况不够了解，盲目地听信王明这个所谓“中国问题专家”的谗言，过分地相信蒋介石国民党的“革命性”，特别是听任王明等人照搬苏联经验，打击、排斥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使中国革命陷入了严重的危机。到1934年10月，中共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和白区革命力量都受到了极大的损失，中央红军不得不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长征。
二、北上抗日。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在万般危急中保存下来，向新的目标长征。会后，在一座天主教堂里举行的群众大会上，毛泽东提出了未来几个月的行动口号：“北上抗日”。当时，毛泽东认为，为了北上抗日，红军必须集中力量打好几个关键性的战役；没有获胜的把握时，应避免与敌人发生冲突；战略撤退并没有错，它使红军能自己选择机会进行反击；红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宣传队；对待叛徒应采取教育的方法而不能秘密处罚，应当让每位战士都知道下一个行动的目的和危险。
毛泽东提出的“北上抗日”，其中也有“可能与苏联接上联系”的因素。但是当时，毛泽东心目中的革命道路已经从苏联模式中摆脱出来，他的军事、政治的韬略，以及对党和军队的组织方法，都是对斯大林错误的抵制。他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都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点。
遵义休整后，毛泽东穿上了一身大小合体、干净利落的灰军装，显得整洁潇洒，精神抖擞。他有一匹马，但他不常骑，只是在十分疲劳时才骑上去。有两次他染了病，浑身无力，甚至连马也不能骑，不得不躺在担架上，由两个战士抬着行军。
当时，贺子珍是中央批准的30名随队长征的女同志之一。她虽已不担任毛泽东的秘书，但为了照顾毛泽东，她总是默默地去做她所能做的一切工作。队伍一宿营，她就抽空来到毛泽东的驻地，帮他抄写电报，整理文件。没有桌子，她经常坐在石头上或小板凳上，用膝盖当桌子来工作。
在贵州盘县，贺子珍所在的总卫生部休养连遭到敌机空袭，为了掩护一位在攻打遵义时受伤的师政委，贺子珍头部、背部14处受伤。长征路上无法动手术，医生只能把比较表面的弹片夹出，洗净伤口，敷上白药，包扎起来。可是，伤口仍然不断流血，连里没法，准备把贺子珍留在一家老乡家里养伤，并将消息和意见报告给了毛泽东。
那时正是红军抢渡赤水河，与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军队大规模迂回周旋的关键时刻，毛泽东身系全军安危，一刻也不能离开指挥岗位，也无分身法去看望贺子珍。他马上回电话说：“不能把贺子珍留在老百姓家，一是无医无药，无法治疗；二是安全没有保证。就是要死，也要把她抬着走。”他立即派自己的医生傅连暲到休养连去，协助连队医生进行抢救；同时，又把自己的担架调了来，帮助抬贺子珍。
第三天，毛泽东安排好工作，抽暇飞马来到休养连探望贺子珍。他快步走到担架前，弯着腰，见贺子珍的头部、脖子上和身上缠满了绷带，脸色苍白。毛泽东心里难受，拉着贺子珍的手，半天说不出话来。
贺子珍说：“我不能工作了，还要让别人抬着，心里很不安。我跟连里说了，不要抬我了，把我放到老乡家，等伤养好了，我会找你们的。”毛泽东替贺子珍拉好被子，劝慰说：“你不要想那么多，会治好的。我们绝不会把你留下，抬，也要把你抬到目的地。你安心休养吧！”后来，贺子珍在回忆这段往事时说：“是毛泽东救了我的命！”当时，毛泽东常常通宵达旦地工作，但他不知疲倦，有时骑在马上赶路。
他还触景生情，吟诗赋词。1935年2月，红军在娄山关战役中，取得了对该省军阀省长王家烈的重大胜利。当地雄伟的风光，新获得的权力和肩头的重任，使毛泽东写下了长征途中的第一首词《忆秦娥·娄山关》：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1934至1935年间，在长征途中，毛泽东策马上山，翻山越岭，触景生情，陆续写下了《十六字令三首》：
其一
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
其二
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
其三
山，刺破青山锷未残。天欲堕，
敕以拄其间。
毛泽东带领红军，战胜了蒋介石国民党数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又战胜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向大西北转移。1935年8月1日，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在长征路上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蒋介石不顾民族危亡，全力围剿红军。危难中，毛泽东对谢觉哉、徐特立等几位年事高的老同志说：“看来，咱们的部队是要长期无后方地打游击了。你们年纪大了，在部队上长期拖下去，会把你们拖死的。到了甘肃以后，你们可以自找掩护关系，到白区去做党的地下工作，请要预作考虑。”
红军闯过腊子口，过了大草滩，行军一天到了哈达铺镇宿营。有位干部买东西，见那包裹的纸是一张《晋阳日报》，上载“陕北刘志丹赤匪部已占领六座县城，拥有正规红军五万余人，游击队、赤卫军和少先队二十余万人，窥视晋西北，随时有东渡黄河的危险性。”
走投无路的红军干部看到这条消息，欣喜若狂，立刻把那张旧报纸送给毛泽东，毛泽东看了十分高兴。他过去只知道刘志丹、谢子长在西北闹革命，但是发展成什么样子？现在还存在不存在？都不知道。他估计阎锡山为了对付蒋介石的调虎离山计，不想离开山西，去当架空的行政院长，可能有意把刘志丹率领的红军力量夸大了。但是，陕北有革命根据地、有红军却是事实。去到陕北，疲惫不堪的长征红军，就可以有个歇脚的地方了。
红军过了哈达铺，继续前进。谢觉哉就是否离队去做白区工作的问题请示毛泽东。毛泽东笑着，把《晋阳日报》的消息告诉了谢觉哉，并说：“看来，刘志丹在陕北至少开辟了一块革命根据地，你是否离队去做地下工作，等到了陕北再说吧！”
获得这个令人振奋的消息后，毛泽东喜出望外。看着身边衣衫褴褛、面黄肌瘦而又斗志昂扬的红军战士，他接连写了两首诗词，那是在1935年的10月。一首词是《七律·长征》：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另一首词，是《念奴娇·昆仑》。既描写了莽莽昆仑的“横空出世”、“飞起玉龙三百万”的壮丽、雄伟，又抒发了“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的大同思想和博大胸怀。堪称词苑奇葩。
当时陕北刘志丹的红军，情况如何呢？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人谢子长、刘志丹等坚持武装斗争，领导了著名的“清涧起义”、“渭华起义”、“耀县起义”，组织、发展红军游击队，成立了红26军、红27军，成立了工农民主政府，把土地革命搞得轰轰烈烈。但是，王明的“左”倾路线传到陕北，诬蔑刘志丹、习仲勋等领导人为“富农路线”、“游击主义”，并把他们和一大批革命领导干部打成“反革命”，逮捕入狱，准备活埋。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到达后，了解了情况，当机立断，决定撤销执行错误路线的西北代表团和西北军事委员会，成立以周恩来为主席、刘志丹为副主席的西北办事处；并派王首道等3人去到瓦窑堡接管西北保卫局。毛泽东说：杀头不能像割韭菜那样，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人头落地就合不拢了。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同志，那就是犯罪行为。大家要切记这一点，要慎重，要做好调查研究。
毛泽东和党中央纠正了错误路线，挽救了处于危机中的陕北革命根据地。接着，率领中央红军南下，与原在陕北的红十五军团会合，在直罗镇打了个漂亮的歼灭战，歼敌一个师又一个团，俘敌5300余人，彻底粉碎了敌人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毛泽东高兴地说：“中央红军与红十五军团真不错！”“直罗镇战役，为中共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设在陕北，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1935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在鄜县东村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吞并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11月2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联名发表《抗日救国宣言》。12月13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一到瓦窑堡，就接见了刘志丹等受迫害的同志。毛泽东安慰刘志丹，说：“你和陕北的同志受委屈了！”刘志丹说：“中央来了，今后的一切事情都好办了。”
毛泽东拉着刘志丹的手，一起坐在火炉旁，进行了长时间的亲切交谈。毛泽东说，看起来，你受了不少折磨，不过，对革命者来说，坐牢也是一种休息。刘志丹也笑着说，前些年我已经坐了一回国民党的牢，坐牢对我来说，不算什么。
周恩来看了看刘志丹脚脖上因戴镣而磨破的伤痕，沉重地说：“看看，还是吃了点亏！‘左’字号的牢狱也厉害得很呐！”
毛泽东告诉刘志丹，他到陕北一看，觉得这是个好地方。此地虽穷，穷则思变，要革命。李自成、张献忠就是从这儿闹起来的。这里的群众条件好，地理条件好，搞革命可是个好地方哟！你们在这里，三几年就发展起来了，搞得很不错嘛！
毛泽东、周恩来严肃地批评搞肃反的戴季英等人得了“疯狂病”。戴季英不服，周恩来说：“像刘志丹这样的‘反革命’越多越好，像你这样的‘真革命’，倒是一个没有才好！”不久，中共中央撤销了戴季英的职务，并作出了纠正错误“肃反”的决定，给受冤的同志平了反。
在此前后，斯大林在苏联正搞错误的“肃反”。他运用革命的政权打击、迫害有不同意见的革命同志，把他们作为“反革命”、“托洛斯基分子”加以逮捕或枪杀。据赫鲁晓夫揭露：1934年2月间苏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1966名代表中，被指控有“反革命”罪而被捕者达1108名。大会选出的139名正式和候补中央委员中，被逮捕和枪决者达98人，占70％。苏联党政军的著名活动家，如埃赫、布哈林、李可夫、卢祖塔克、杜哈切夫斯基等，也先后因“反革命”罪而死在错误的“肃反”之中。
坚持执行教条主义的王明，照搬苏联的经验，也在中国大抓“托洛斯基分子”。“AB 团”、“反革命”，闹得革命队伍人人自危，互相猜疑，互相残杀，起到了武装的敌人所起不到的破坏作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成功地解决了中央苏区“AB 团”和陕北苏区的错误“肃反”问题，顶住了从斯大林那里刮来的歪风邪气，团结了一大批干部群众，为中国的抗日战争保留了一支坚强的骨干力量，找到了落脚点和出发点。
这时候，毛泽东对于抗日和反蒋的关系，还是认为二者并重，“势无偏废”。关于这种关系，1935年12月5日，毛泽东、彭德怀在《致杨虎城信》中，讲得很明确：“盖日本帝国主义实我民族国家之世仇，而蒋介石则通国人民之公敌。日本无蒋介石，则吞并华北灭亡中国之诡计不得售，蒋介石无日本，则其卖国家戮民众祸军队排异己之好谋不得逞。是以抗日反蒋，势无偏废。”
因此，毛泽东和彭德怀提出：“鄙人等更愿联合一切反蒋抗日之人，不问其党派及过去之行为如何，只问今日在民族危机关头是否有抗日讨蒋诚意，凡愿加入抗日讨蒋之联合战线者，鄙人等无不乐与提携”，并组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召开会议。会上，张浩同志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强调“共产党员的最重要的任务在于建立反帝的人民阵线”，强调要充分认识“统一战线是革命的积极政策”，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确立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纠正了长期危害革命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会后，12月27日，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在报告中，毛泽东批评了党内那种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和中国工人农民联合抗日的错误观点，充分说明了在抗日的条件下，工农革命力量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重要性，从理论上阐述了人民共和国“从现在起，应当改变为除了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外，还要加上一切其他阶级中愿意参加民族革命的分子”。
此后，在中共的推动下，“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呼声日益高涨。国民党也不得不改用“谈判”的方法“收编”红军，以期“溶共”。
三、逼蒋抗日。1936年7月3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进驻保安。根据形势，毛泽东明确调整策略口号，加强统一战线工作。1936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呼吁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建议重建国共两党的合作关系，各派代表谈判，组成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9月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向全党发出《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将过去“反蒋抗日”的口号改变为“逼蒋抗日”，并且正式提出：“我们的总方针是逼蒋抗日。”9月22日，毛泽东代表中国工农红军，张学良代表东北军，分别签署了《抗日救国协定》。10月5日，毛泽东、周恩来给张学良写信表示：为了执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只要国民党军队不向红军进攻，不阻拦红军抗日的去路与侵犯红军的抗日后方，我们首先停止向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同时，信中要求张学良当机立断，立即停止西北各军向红军的进攻。同一天，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发出《致蒋介石书》，敦促他立即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但是，蒋介石对毛泽东和中共的呼吁不仅置之不理，反而变本加厉，于10月下旬，亲赴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加紧“剿共”。张、杨要求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不听，乘飞机到太原、济南、洛阳进行军事部署，将260个团约30多万兵力调集到汉口至郑州、郑州至灵宝一线，任命蒋鼎文为“西北剿总”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陕甘绥宁边区总指挥，率领重兵，威逼张、杨。
12月4日，蒋介石又杀气腾腾地飞抵西安，向张、杨摊牌：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全部开赴陕北前线“进剿”红军，“不成功便成仁”；否则，便要将东北军调往福建、将十七路军调往安徽，接受改编。
张、杨以各种方式，恳求蒋介石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联合各阶层各党派共同抗日。蒋介石根本听不进去，反而拍案顿足，大发脾气，说：“现在，你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计划也不能改变！”“要抗日，等我死了，你们再去抗吧！”“善说”、“哭谏”均告失败。为了国家民族，张、杨决心“兵谏”，活捉蒋介石，逼迫他抗日。
1936年12月12日凌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张学良、杨虎城指挥部队活捉了蒋介石和他调来的蒋鼎文等十多名军政要员，押在了西安，发表了抗日救国的“八项主张”。消息传到苏联，斯大林十分震惊，认为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实行的分裂政策，并可能危及到苏联的安全。
在斯大林看来，蒋介石是唯一可能成为中国民族领袖的重要人物。他认为在中国，只有在蒋介石的领导下，才可能保持某种形式的政治团结，才可能实现抗日，才可能防止日本侵略者入侵苏联。因此，西安事变一爆发，苏联报刊就指责这是日本帝国主义策动的阴谋。1936年12月14日，《真理报》社论《中国事变》中写道：西安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分子所支持的煽动蓄谋的汪精卫”分子搞的，“张学良是一个心甘情愿的同谋”。西安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系统地实行分裂政策”的表现。12月15日，《消息报》社论指出：这次事变“不仅是南京政府的危险，而是一个对于全中国都极为明显的危险”。
1936年12月13日，苏共总书记斯大林打电报给中共中央，建议中共应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为避免中国出现长期内战，而使日本坐享其利，在蒋介石能回心转意、赞成抗日的情况下，尽快释放蒋介石。
1936年12月1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向中共中央发出了由季米特洛夫签署的电报，称，针对你们的来电，建议你们采取如下立场：一、张学良的行动，无论其动机如何，客观上只能有损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力量的团结，并鼓励日本的侵略。二、既然事变已经发生，中国共产党应考虑到以上情况，并坚决主张在以下基础上和平解决事变：①通过吸收抗日运动的若干代表及拥护中国完整、独立的人士参加政府的方式改组政府；②保证中国人民的权利；③停止围剿红军的政策，并在反对日本侵略的斗争中与红军合作；④同那些同情中国人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的国家合作。
其实，西安事变一爆发，中共中央在收到西安刘鼎发来的密电和张学良的来电后，就召开了紧急会议，商讨对策。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周恩来、朱德、博古和张国焘出席。毛泽东首先对西安事变的性质进行了分析，指出西安事变是中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是国民党实力派的一部分人不满意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立即停止“剿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是接受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开始的。但是，因为事变采取了武装要求的方式，扣留了南京最高负责人蒋介石和其主要将领，使南京和西安已处于公开的敌对地位；而蒋介石的实力并未受到打击，如果处理不当，有可能造成新的大规模的内战，妨碍全国抗日力量的团结。
关于西安事变的发展前途，毛泽东分析有两种可能性：一是由于事变的发动，引起新的更大规模的内战，削弱全国抗日力量，推迟全国抗战的发动，造成日本侵略的有利条件。这是日、德、意侵略阵线，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亲日派所欢迎的。一是如果事变能够和平解决，结束“剿共”内战，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早日形成，使全民族的抗日战争早日实现。这是全国人民和国际和平阵线所希望的。所以，正确解决西安事变，成为时局转换的关键。
毛泽东明确指出，为了争取第二种前途，党的方针是：坚决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和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用一切方法联合国民党左派，争取中间派，反对亲日派，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的立场；对张、杨给予同情和积极的实际援助，使之彻底实现其抗日主张。
会议一致赞同毛泽东的分析和提出的方针。中共中央根据这个方针，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主要有三：一是委派周恩来、叶剑英等组成中共代表团，前往西安参加谈判，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二是通电全国，表明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立场；三是应张、杨的请求，派红军主力集中于西安附近的三原、泾阳等县，准备迎击国民党亲日派的进攻。12月15日，毛泽东、朱德等发出《红军将领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指出西安事变的发生，是蒋介石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三大错误政策之结果；肯定张、杨之举是不满蒋氏降日卖国之所为，是蹶然揭出正义之旗的爱国行为；责斥亲日派对张、杨的武力讨伐是亲者痛仇者快之愚举。
12月16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到西安，做了大量艰苦细微的工作，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六项主张，经过多次谈判，最后达成了以中共代表团提出的基本条件为基础的六项协议。蒋介石以“领袖人格担保”，回南京后逐步实现。这六项协议是：①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②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③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④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⑤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⑥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
12月24日，周恩来会见蒋介石。蒋介石表示同意停止“剿共”，同意联红（联合红军）及抗战谈判议定的六项条件，并邀请周恩来在他回到南京后，去南京直接谈判。25日，张学良“护送”蒋介石离开西安。
就这样，举世瞩目的西安事变，获得了和平解决。毛泽东和斯大林，虽然都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都主张释放蒋介石，但他俩的看法有重大的区别。这些区别是：一、毛泽东认为，西安事变是中国时局转换的枢纽，“是蒋介石氏转变其十年错误政策的开始”，是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实现全面抗战的“一个必要前提”，而不是日本帝国主义特务的阴谋。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看法则与此相反。这一点周恩来在谈到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时说得很清楚：“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把蒋介石抓起来，共产国际公开说张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抓蒋介石是适应日本的要求。这个判断是完全错误的。”二、毛泽东认为，张学良、杨虎城是民族英雄，他们发动的西安事变是革命的、进步的重大行动，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救国壮举，是“推动全国一致抗日，有功于国家民族”的伟大事业，而不能是非混淆，功过颠倒，不能说他们的行动“客观上只能有损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力量的团结，并鼓励日本的侵略”。斯大林、共产国际和苏联的错误认识，导致了他们对民族英雄、“千古功臣”的错误政策。蒋介石回南京后，置“六项诺言”、“领袖人格”于不顾，扣留张学良，逼迫杨虎城出国考察。1937年杨虎城在美、英、法考察时，曾派人与苏联联系，希望去苏联，遭到了苏联的拒绝。
三、毛泽东认为，蒋介石顽固坚持的“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顽固坚持的“传统的对外妥协、对内用兵、对民压迫的错误政策”，只有在西安事变“兵谏”的威逼之下，经过尖锐的斗争才可能改变，才可能“获得深刻的教训”，才可能“结束”。他认为对蒋不能一味地妥协退让，只有逼蒋，才可能实现全面抗日。
四、斯大林的联蒋抗日主要是从苏联的东方安全考虑的，毛泽东的逼蒋抗日主要是从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考虑的。两人的考虑都有国际主义的因素，但在那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他们都不得不主要考虑自己国家、民族的利益。
经过西安事变的“兵谏”威逼，蒋介石立下了联共抗日的六项诺言。但是，蒋介石说话是不算数的。正如杨虎城说的，“蒋介石出身流氓，阴险狠毒，狡猾奸诈，说话不算数，翻脸不认人，放蒋后必遭残酷的打击报复”。果然不出所料。1936年12月25日，蒋介石刚一飞离西安就背信弃义，飞抵洛阳后，胁迫张学良立即释放陈诚等国民党高级将领及被扣飞机。26日软禁了张学良，并公开以蒋介石名义发布由陈布雷炮制的《对张杨的训词》，欺世盗名，一派胡言。
12月28日，毛泽东发表了《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把蒋介石在西安答应的六项条件公诸于世，敦促其全部兑现。毛泽东指出：“蒋氏如欲在抗日问题上徘徊，推迟其诺言的实践，则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势将席卷蒋氏以去。”
1937年1月1日，亲日派何应钦下令国民党中央军进攻西安，妄图挑起内战。
周恩来与杨虎城及东北军将领协商后，由杨虎城领衔于1月5日通电南京政府，严肃指出：“国危至此，总不应再萁豆相煎之争”，否则，若再打内战，“则虎城等欲求国内和平而不得，欲求对外抗日而不能，亦唯有起而周旋，至死不悔”。态度十分强硬。
1月8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苏维埃中央政府为号召和平停止内战通电》，揭露亲日派以“拥蒋”为名挑动内战，准备投降日本、灭亡中国的阴谋，并调动红军主力向关中集结，与张、杨部队结成联军，准备迎头痛击亲日派的进攻。在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蒋介石见硬的不行，才同意谈判和解。总之，西安事变使蒋介石得到了深刻的教训，使他看到了革命人民的力量，才接受了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和西北人民的联共抗日的要求，结束了传统的对外妥协、对内用兵、对民镇压的错误政策。国内逐渐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斯大林那种过高的估计蒋介石的革命性，要求中共对蒋介石一直采取妥协、退让、姑息迁就，不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做法，却带来了严重的后果。1937年王明从苏联回国后执行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实际上是斯大林对华政策的体现。
1937年1月13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进驻延安。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寇大举入侵。7月8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国人民总动员，迅速开展全民族抗战。《通电》疾呼：平津危急！华北龟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生路！
7月15日，中共中央公开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17日，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博古、林伯渠等为代表去到庐山，就抗战问题与蒋介石谈判。经过艰苦的谈判，蒋介石虽然承认了陕甘宁边区的合法地位，但对抗日问题仍然犹豫不决。
但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却是毫不犹豫、变本加厉的。8月13日，“上海事变”爆发。15日，中共中央又公布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在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尽快灭亡中国的威胁下，由于中国共产党“联蒋抗日”政策的感召，由于全国人民抗日舆论的推动，8月22日，蒋介石才不得不宣布将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22日，国民党中央社公布了蒋介石关于承认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和团结救国的谈话。直到这时，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第二次合作，中国人民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完全形成。
就这样，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经过整整六年的艰苦斗争，才战胜了蒋介石国民党对外妥协、对内用兵、对民压迫的错误政策，形成了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了全面抗战。
第一章日本帝国主义猖狂进攻，毛泽东、斯大林对策不同1929年，爆发了震撼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危机。它从美国开始，发展到资本主义各国，形成了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空前严重、历时最长的一次危机。它一直持续到1933年，席卷了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工业危机、农业危机和金融危机互相交织，彼此影响，使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陷于一片混乱。危机期间，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生产下降了44％，倒退到1908～1909年的生产水平。许多银行宣告破产，企业成批倒闭，农业生产也陷入了严重的危机，商品市场变得更加狭小，国际贸易大幅度下降，从而引起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空前恶化，帝国主义列强准备用战争来重新爪分世界和势力范围，因而，产生了时髦的法西斯主义。
斯大林的政治敏感性和政治观察力很强，每当世界政治风云变幻的时候，虽处青萍之末，他往往能看出风的趋向、风的性质，甚至预测出风云变幻的后果，提出相应的措施。
这一次，当世界法西斯势力正在形成的时候，1934年1月26日，斯大林在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中指出：
“在经济方面，这几年是世界经济危机延续的年份。危机不仅笼罩了工业，而且也笼罩了整个农业。危机不仅在生产和商业范围内闹得很凶，而且也扩展到信用和货币流通范围，完全打乱了各国之间原有的信用关系和外汇关系。从前在某些地方还有人争论有没有世界经济危机的问题，现在这一点已经没有人争论了，因为危机的存在和它的破坏作用已经十分明显了……”
“在政治方面，这几年是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和这些国家内部的关系更加尖锐化的年份。日本对中国发动战争并侵占东北，使远东的关系尖锐化了；法西斯主义在德国取得胜利，复仇思想占了上风，使欧洲的关系尖锐化了；日本和德国退出国际联盟，更加推动了军备的扩充和帝国主义战争的准备；法西斯在西班牙遭到失败，又一次证明了革命危机正在成熟；法西斯主义决不能长久存在——这就是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最重要的事实……”
“在这种经济震荡和军事政治灾祸的汹涌浪潮中，苏联却似中流砥柱，巍然屹立，继续进行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维护和平的斗争。在资本主义国家那里，经济危机仍然闹得很凶，而在苏联，无论工业或农业都在继续高涨。在资本主义国家那里，正在疯狂地准备重分世界和势力范围的新战争，而苏联却继续进行反对战争威胁和保卫和平的一贯而坚决的斗争……”
在报告中，斯大林详细地分析了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的变动和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状况的尖锐化后，强调指出：
“日本对中国发动战争并侵占了东北，日本退出国际联盟和向华北推进使形势更加尖锐化。”
“德国退出国际联盟和复仇的魔影使欧洲形势更加尖锐化……”“新的战争显然逼近了。”“无怪乎法西斯主义在好战的资产阶级政治家中间现在成了最时髦的商品。我指的不仅是一般的法西斯主义，而首先是德国式的法西斯主义。”上述事实，使斯大林看到了新的战争显然逼近了，看到了苏联面临着德日法西斯联合进攻的现实危险，看到了国际共运面临着被法西斯摧残的现实危险，看到了全人类被法西斯奴役的严重威胁，从而提出了在世界范围内反法西斯斗争的伟大任务。但是，由于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斯大林当时还没有完全摆脱“第三时期”理论的影响，把法西斯在西班牙遭到的失败，看作了“革命危机正在成熟”的“证明”；只说苏联“准备以打击回答战争挑拨者的打击”，而没有提出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战略。从斯大林提出反法西斯斗争任务开始，到1935年7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才抛弃了受“第三时期”理论影响的“左”倾政策，开始转向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战略。
斯大林报告之后，1934年9月16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中，就传递了共产国际战略转变的信息。这封信批评了以前在反蒋斗争中的关门主义错误，对宋庆龄等3000人签名的抗日共同纲领也表示了兴趣。信中还谈到共产国际已把毛泽东在第二次中华苏维埃大会的报告和另外三篇文章汇集成册，这说明共产国际开始重视了毛泽东的领导作用。
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全世界65个共产党的510名代表参加了大会。其中有中国代表王明、康生、吴玉章、林育英（张浩）、周和森、滕代远、孔原等。这次大会正式通过了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新战略，根本纠正了共产国际以前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号召全世界进步人们为建立最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而斗争。
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在大会上的报告和大会形成的决议，清晰地勾画出共产国际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轮廓：在欧洲，联合包括社会民主党在内的一切反法西斯力量，集中反对法西斯德国的侵略扩张；在中国，联合一切抗日的民族力量，建立全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国际希望：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将能遏制德国和日本的侵略扩张，解除法西斯对苏联、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对全人类的严重威胁，并为彻底消灭法西斯主义创造必要的条件。
大会选举季米特洛夫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王明、毛泽东、张国焘、周恩来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康生、秦邦宪为候补委员。
在大会进行期间，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出席共产国际七大的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的新的战略方针，经过集体讨论，由王明执笔，由吴玉章、林育英等参加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宣言写成后，译成俄文，送交当时正坐在七大主席台上的斯大林等人审阅。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同意后，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委员会名义正式发表。《八一宣言》首次提出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组织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政治主张，首次提出了在中国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对此，季米特洛夫曾在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上作过明确的表态。他说：因为日本帝国主义施行强盗的进攻，中国伟大民族的生存，已到了千钧一发的地步，因此，我们的英勇的兄弟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提议建立极广大的反帝统一战线，以便与中国领土上的一切真正愿意救国救民的团体，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中国的走狗，我们完全赞同中国共产党这种提议。
《八一宣言》在形成的过程中，曾得到斯大林的指导和帮助。据王明说，在共产国际七大主席台上，他和斯大林讲到“抗日政策问题”。他告诉斯大林，中共中央准备发表抗日救国的宣言，在宣言中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并组织全国统一的抗日联军和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的口号。斯大林说，中共这个路线是正确的，但主要的问题在于统一战线的具体条件。当王明讲到中国人民要武装抗日时，斯大林指出：“日本军阀有一个特点就是怕打，就是软欺硬怕”，“你们中国这么多的人民，只要团结合作，只要抗战到底，一定能得到胜利。”斯大林这次谈话，对于王明个人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对统一战线新政策的了解和发展上有很大的帮助”。
毛泽东对于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和《八一宣言》都是赞成的。所以，1936年1月至8月间，中共中央北方局代表周小舟、吕振羽到南京与国民党代表曾养甫、湛小岑谈判过程中，周小舟带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等给宋子文、孙科、冯玉祥、程潜等人的信件，每信都附有《八一宣言》。收入《毛泽东选集》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成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都是正确的。毛泽东在许多著作中，也是把《八一宣言》同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的决议、1936年12月对西安事变通电相提并列的。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于1935年10月长征到达陕北。11月，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一起粉碎了蒋介石对陕甘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巩固和扩大了陕甘根据地，为中共领导人民直接参加抗日战争创造了立脚点和出发点。11月13日，中共中央根据时局的发展，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吞并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28日，毛泽东、朱德分别代表中华苏维埃和红军军委发表了《抗日救国宣言》，动员全国人民抗日反蒋。
中共中央到陕北后，与共产国际恢复了联系。共产国际派中共代表团成员林育英（张浩）回国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内容。林育英于11月下旬辗转到达陕北。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精神，中共中央于1935年12月25日，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批评了“左”倾关门主义，决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会后，毛泽东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阐述了决议的精神，分析了政治形势的基本特点和阶级关系的新变化，规定了党在新形势下的策略路线：“发动、团结与组织全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规定了党的若干政策，改变苏维埃工农共和国的名称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强调了在新形势下党的建设，指出了共产党和红军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既要反对“左”倾，又要反对右倾，牢牢把握革命的领导权。
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和斯大林及共产国际在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的认识是一致的，但在抗日战争的策略上却有着许多分歧，其中主要者有三：一、毛泽东与中共的“抗日反蒋”和斯大林的“联蒋抗日”。本来，经过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同意的《八一宣言）中，就有“抗日反蒋”的表述；在共产国际七大精神的指引下，中共中央的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反蒋”的策略。共产国际七大后，王明在《救国时报》上也宣传反蒋抗日的主张，说蒋介石是现代“中国的秦桧、张邦昌、曾国藩”，他“杀同胞以媚外，出卖祖国而求荣”，“蒋介石毫无疑问的是中国人民和红军的主要敌人”。
当时，德意日法西斯发动侵苏战争的危险日益加剧。苏联为了避免东西两面作战的被动局面，急需在东方寻找一个力量阻止日本帝国主义对苏联的入侵。斯大林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还比较弱小，不足以完成这一任务，只有蒋介石国民党掌握数百万军队，才可能完成这一使命。因而，苏联不仅于1935年春同南京政府恢复了外交关系；1935年底，国民党政府派陈果夫去莫斯科，寻求苏联援助，苏联也表示友好。陈果夫回国后，就与苏联驻南京大使鲍格莫洛夫秘密谈判，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1937年正式公布。这时候，斯大林的指导思想，正如他后来在接见苏联驻华武官、军事使团团长兼蒋介石总军事顾问崔可夫时所说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太孱弱。要把群众争取过来需要时间，到底需要多长时间，很难说。欧洲的局势，希特勒的节节胜利预示着英国和美国可能会逐渐增加对蒋介石的援助。这就可望，由于有我国的援助和英美盟国的援助，蒋介石即使不能打退日本的侵略，也能长期拖住它。”“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因此，共产国际1936年7月召开的执委会议，主张巩固蒋介石国民党的领导地位，以统率全国军队，结成苏联和南京政府的反日联盟。苏联政府与蒋介石政府关系的改善，促使共产国际提出了“联蒋抗日”的方针，并强烈要求中共中央改“反蒋”为“联蒋”方针。这时候，毛泽东还主张“反蒋抗日”，不仅在1935年11月28日，以毛泽东、朱德名义发表的《抗日救国宣言》中，提出“反蒋抗日”，而且在瓦窑堡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又把蒋介石与日本帝国主义并提，继续主张“反蒋抗日”。因为，《八一宣言》发表时，中共正率领红军在长征路上苦斗，蒋介石调集几百万军队前堵后追，企图歼灭这支人民的武装。红军到陕北后，蒋介石仍然集中数十万军队对红军和根据地进行“围剿”。面对这种严酷的现实，怎么能“联蒋”呢？那时如果机械地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停止抵抗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同蒋介石搞统一，就是向国民党缴械投降，就可能犯第一次大革命时右的错误。因此，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主张“反蒋抗日”是符合当时中国革命斗争实际的，而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主张的“联蒋抗日”则更多的是从苏联的安全考虑的，是不符合当时中国革命的实际的。
二、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逼蒋抗日”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无条件的“联蒋抗日”。从1936年5月红军东征回师到西安事变，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策略口号由“反蒋抗日”转变为“逼蒋抗日”。这是根据当时的形势决定的。当时的形势有三个显著变化：一个是英美和日本的矛盾尖锐化表面化了。在“华北事变”后，英美为了自己在华北华南等地的利益，对日本采取了公开谴责的态度。美国国务卿赫尔在关于“华北自治”的声明中说：“在这个地区有着，而我们的权利与义务也关联着，相当多美国国民，若干美国财产和大量的美国商业和文化活动，美国政府因此正密切地注视着该地区内发生的事情。”二是蒋介石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也尖锐化了。日本对华北的军事侵略和对华东、华南的经济掠夺，同蒋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的矛盾迅速激化，加之，全国人民抗日情绪高涨，迫使蒋介石不得不改变对日本的态度。1936年7月，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声称：“中央对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三是以前一段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情况看，“反蒋抗日”不如“逼蒋抗日”更有利于争取国民党中主张抗日的势力。蒋介石是国民党首领，反蒋会使国民党内部很多想抗日的人为难，如张学良只同意抗日，不同意反蒋，他提出他在里面劝，中共在外面逼。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放弃了“反蒋”口号，并于1936年8月25日，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中，发出呼吁：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9月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布了《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宣布了改变“抗日反蒋”的口号为“逼蒋抗日”的方针。并且强调指出：“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
毛泽东和中共“逼蒋抗日”方针的基本精神，是以中共领导的广大人民为主，团结各种抗日救国力量逼着蒋介石集团抗日，“一方面继续揭破他们的每一退让、妥协、丧权辱国的言论与行动，另一方面要向他们提议与要求建立抗日的统一战线，订立抗日的协定。”就是坚持党的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在全国人民面前，我们应表现出我们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坚决主张者，是全国各党各派（蒋介石国民党也在内）抗日统一战线的组织者与领导者。”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无条件的“联蒋抗日”，则是把一直对日妥协退让的蒋介石当作联合的主体，只要他答应同苏联结成反日联盟，就维护其统治，以阻止日本侵略苏联的野心。斯大林的希望主要是：“蒋介石应当使他的军队全力以赴地进行对日战争，而不是用很大一部分军队去进攻共产党的根据地”，“阻止蒋介石打内战，使他动员全国一切力量去反击侵略者”，“给总军事顾问的任务是协调中国红军和蒋介石军队的抗日行动，而不管他们之间的分歧”。从斯大林和崔可夫的谈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斯大林相信国民党蒋介石胜过相信共产党毛泽东，他主张以蒋介石为主体的“联蒋抗日”，而不主张以中国共产党为主体的“逼蒋抗日”。实际上，在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时，不逼不斗不“兵谏”，“联蒋抗日”是很难办到的。
1936年6月间，两广军阀陈济堂、李宗仁、白崇禧等提出抗日反蒋口号，组织“抗日救国军”，与南京国民党政府对峙。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对此举抱赞赏支持的态度。1936年5月18日，中共中央给红二、四方面军的指示中说：“两广事件的发动是进步的，革命的”，此举为“中国人民武装北上抗日讨逆的广泛统一战线的开始”。说它“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民族革命意义”。[6]而共产国际和苏联对此却持否定和反对的态度，并批评中共中央“抗日反蒋”的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含蓄地批评中共，说“中国共产党人很有勇气，但不能说他们在政治上是很成熟的”。苏联《消息报》发表文章说：“事变打起抗日的旗号，仅仅是控制国民党政府的假面具”[7]，“事变是日本人试图煽动中国内战，以便掩盖对华北的新进攻”。《真理报》也发表文章说：“不管发生事变的将军们的个人倾向如何，运动的发展已远远超出他们的头脑，并且已经阻碍了中国的中部发展起来的抗日运动。”这些都不符合当时中国的实际。
三、在建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政策上的分歧。毛泽东、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都主张把建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作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具体形式，但在如何处理红军与苏维埃区域存在与发展问题上有分歧。1935年的《八一宣言》、《抗日救国宣言》和瓦窑堡会议决议中，都提出了建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问题。“反日反卖国贼的民族统一战线之最广泛与最高的形式，就是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组织。”并指出“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建立之时，苏维埃区域即可成为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一个组成部分”。红军与抗日联军的关系是：“红军愿意服从抗日联军总司令部的指挥，担任一定的战线，并保证每一个作战任务的完成。”同时，党中央又强调指出：这个国防政府应该是一个“真正救国救民的政府”，是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实现民主共和国的斗争过程中，绝对不应削弱苏维埃红军的力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是苏维埃红军在一定纲领上同其他政权力量武装力量所成立的政治军事协定，但并不与其他政权及武装力量相混合。可以在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统一指挥之下，但并不取消苏维埃红军组织上与领导上的独立性。”很显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以建立“民主共和国”代替蒋介石国民党的“集中与统一”作为联合的基础，是十分高明的斗争策略。一方面，它反映了全国人民普遍要求联合抗日的愿望，揭露了蒋介石国民党反人民反民主的要害；另一方面，它又巧妙地避开了蒋介石国民党对苏维埃区域和红军统治权、领导权的无理要求，反过来又给蒋介石一种压力。这的确是一种既坚定又灵活的反守为攻的高超策略。
但是，斯大林与共产国际不同意。斯大林把中国抗日的希望寄托在蒋介石身上，认为他是中国唯一的能够团结各种力量抗日的政治领袖。共产国际则批评中共扩大苏区和红军的活动是“不现实地扩大苏维埃运动的计划”。
由于认识上的分歧，1937年8月，共产国际讨论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问题时，也没有直接听取中共中央的意见，而仅仅是召开共产国际书记处会议，听取中国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王明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日寇侵略的新阶段与中国人民斗争的新时期》，接受了王明关于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谈判，建立反帝反日统一战线的立场。此后，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共产国际》、联共（布）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报纸《救国时报》同时刊登王明的文章，进行宣传。
与此同时，1936年8月，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在洛川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会议强调：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是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全面抗战路线，反对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会议决定必须坚持抗日战争中的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敌后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在国民党统治区放手发动群众抗日，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战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11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提出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在党内，反对阶级对阶级的投降主义；在全国，反对民族对民族的投降主义。毛泽东的意图很明确，要争取抗战胜利，关键是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全面抗战。
斯大林和苏联政府积极帮助中国抗日，但是，他们认为中国抗战的领导权不应该归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而应该归于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因此，1937年8月21日，斯大林领导的苏联政府与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在南京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
为了支援中国抗战，苏联政府多次向国民党政府提供贷款。1938年3月1日，中苏两国政府在莫斯科签订协定，苏联给中国贷款5000万美元，作为中国向苏联购买武器及设备的贷款，中国用输出农产品的方式偿还。1938年7月1日，苏联又向中国贷款5000万美元。1939年6月13日，苏联又向中国贷款15000万美元。苏联向中国国民党政府派来数批军事顾问和专家，有米哈伊尔、切列潘夫、奇诺夫、伊里亚绍夫、特霍尔、石洛夫、卡里亚金、鲁斯基赫、康斯坦丁诺夫、别洛夫、布尔科夫等人。1940年12月，斯大林派崔可夫来华担任苏联驻华武官和蒋介石军事总顾问，带领15名军事顾问到达重庆。同时，苏联政府向蒋介石提供了150架战斗机，100架快速轰炸机，将近300门火炮、500辆汽车的援助。1938年9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声明》提出了援华抗日的六项措施，特别强调，在中国政府的同意下，从各国派遣有声望的代表团到中国去，经过他们来加强国际援华运动。崔可夫承认，在国民党的“所有战区都有我国的军事顾问，但在共产党领导的军队里没有苏联顾问”，“从国外购买的或从国外援助中得到的所有武器都归蒋介石支配”，“共产党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从日本军队那里缴获来的武器装备起来的”。苏联顾问李德把苏联的这种援助说得更生动具体。他说：“苏联的物资和技术援助，主要对南京政府有利，而开始分送到延安来的，主要是药物和医疗设备，以及政治读物——报纸、杂志、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特别是列宁的、当然也有斯大林的讲话和著作”，“武器给了资产阶级，书籍给了无产阶级”。
苏联驻华武官和蒋介石的军事总顾问崔可夫在他写的回忆录《在华使命——一个军事顾问的笔记》中，记述了他出发前，斯大林给他的叮咛。斯大林说，给总军事顾问的任务是协调中国红军和蒋介石军队的抗日行动，而不管他们之间的分歧。斯大林说：“照理，中国共产党人要比蒋介石对我们来说更亲近些。照理，主要援助应该给予他们……但是，这种援助看起来像是向一个我们与之保持外交关系的国家输出革命……我们同蒋介石政府订有相应的条约。你熟悉所有这些文件，请严格按照这些文件行事。主要的就是联合中国的一切力量反击侵略者……”斯大林强调说：“崔可夫同志，您的任务不仅是帮助蒋介石及其将领们学会使用我们提供的武器，而且要使蒋介石树立战胜日本侵略者的信心。有了必胜的信心，蒋介石就不会同侵略者妥协，因为他害怕失去美国和英国的支持，害怕丢掉存入英美银行里的资本……”从这些言论和行动中，不难看出，斯大林相信国民党蒋介石，胜过相信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他主张依靠国民党蒋介石拖住日本的后腿，从而达到“武装保卫苏联”的目的。1940年底，斯大林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要成为反侵略斗争的领导者，还显得太孱弱。要把群众争取过来需要时间，到底需要多长时间，很难说。”1944年9月，美国赫尔利继任驻华大使，他来华时取道莫斯科，就中国共产党事问过斯大林。斯大林说：“中国哪有共产党，不过是些土地改革者罢了。”
斯大林怀疑毛泽东和中共的立场是狭隘的农民立场，怀疑毛害怕工人，忽视工人阶级而孤立地建立红军，怀疑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斯大林对驻在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团长王明又过于信任，把他当成了自己在殖民地、附属国问题上的主要专家，言听计从，使斯大林很快地陷入了偏听偏信、“偏听则暗”的境地。
1937年11月，王明回国前，斯大林会见他。同时参加会见的还有康生、王稼祥、邓发、季米特洛夫。关于这次会见的情况，王稼祥在1968年5月写的《我的履历》中说：“当我进入斯大林办公室时，我被介绍说，这是不久才从陕北来到莫斯科的。斯大林就问红军有多少人？我说，在陕北约3万人，王明就插上来说是30万。因为俄文中没有‘万’字，而是说30千或30O 千。斯大林就说，重要的是红军每个战士都是真正的战斗员，而不是吃粮的。后来谈话就涉及到对国民党的统一战线。斯大林曾说，不要害怕共产党会淹没在民族解放斗争中，共产党人应该积极地参加到民族解放斗争中去。”
“当王明问中国革命战略阶段时，斯答复现在主要的是打日本，过去这些东西现在不要谈。当谈到军事工业问题时，斯说没有大炮是很困难的，苏联愿给以帮助。谈到政权问题时，斯说打日本不要先打头，这实际上便是要打游击战争。”王明、康生回国前，还同王稼祥一起会见了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1941年10月8日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王稼祥谈到了这次会见情况。王稼祥说：“季对王明说，你回中国去要与中国同志关系弄好，你与国内同志不熟悉，就是他们要推你当总书记，你也不要担任”，“对于中国党的路线，我的印象没有听过国际说过路线不正确的话。”
师哲回忆说，有一次季米特洛夫同任弼时谈话，说王明回国前，他们就提醒过王明：虽然你在国际工作了多年，而且是执委成员和书记处书记之一，但你回国去并不代表国际，而且你长期离开中国，脱离中国革命实际，所以回去以后，要以谦逊的态度，尊重党的领导同志，中国党的领袖是毛泽东，不是你，你不要自封领袖。
1937年11月14日，王明、康生等乘飞机离开莫斯科到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29日回到延安。当时，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张闻天、朱德等前往机场热烈欢迎。张国焘《我的回忆》中说：毛泽东曾以“饮水思源”为题致欢迎词说，欢迎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你们回到延安来是一件大喜事，这就叫“喜从天降”。
然而，王明毫无自知之明，常以钦差大臣自居，当时俨然是捧着尚方宝剑的莫斯科“天使”，说话的态度，仿佛是传达“圣旨”似的，可是他仍然是一个无经验的小伙子，显得志大才疏……他最初几天的表演就造成了首脑部一些不安的情绪。
中共中央为了听取共产国际的指示，总结党的工作，于1937年12月9日至14日在延安召开了政治局会议。王明在会上作了《如何继续全面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系统地提出了右倾投降主义的理论、方针、政策，反对中共中央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放手发动群众的正确原则，强调“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完全放弃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王明批评洛川会议“忽略了‘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的言行准则”；过分地强调独立自主和无产阶级领导权。王明批评毛泽东的《上海太原失陷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一文。他对毛泽东提出的谁领导谁的问题十分不满，认为不能空喊无产阶级领导权，历史上没有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的事情，只能“共同领导”，从而撇弃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由于王明打着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旗号，曾经迷惑了一些同志。
毛泽东在会上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但由于当时缺乏实践，许多人还在等着看。中国的抗战才开始，人们缺乏实践经验。王明又打着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旗号，迷惑了许多人，自己若出面反驳，岂不是自己孤立自己，自讨没趣吗？王明曾长期担任党的领袖，虽说“左”得出奇，败得很惨，使中国革命的势力几乎完蛋，可如今他在苏联镀了金，成了“钦差大臣”，带着“尚方宝剑”，这次又使出右的花招，大有取而代之的气势，自己怎么去劝阻呢？
想来想去，毛泽东走出杨家岭来到延河边。延河，此时的延河，早已冰封雪盖，白茫茫的一片。凛冽的西北风，顺川刮来，如刀似剑，穿透了毛泽东那单薄的破棉衣，直刺肌肤。毛泽东并不觉得冷，他踏着冰雪，信步过河，在延河滩里转了转，又不知不觉地上了坡。街道上，一群人围在一起，听一个人大喊大叫。毛泽东也凑过去看，只见人群中间，一位赤露着膀子的中年汉子，把胸部拍得叭叭响，叫卖自己的“大力丸”。他说他的“大力丸”能抵风，能防冻，健身强骨，包治百病。
好几个人掏出钱来，准备买药。忽然，一位老大娘哭叫着扑了过来，双手拉住卖药人，要他给她的儿子抵命，说她的儿子吃了他的大力丸，不仅病没好，昨天晚上却死了，人命关天。卖药人听说死了人，不再吹牛皮、卖假药，慌忙收拾摊子逃跑。
周围准备买药的人，这才恍然大悟。
毛泽东也恍然大悟，喃喃地说：“是啊！要治牛皮大王，只有拿出事实！”暗暗跟来的警卫员，以为毛泽东要拿什么东西，忙过来问。毛泽东摇摇头，说：“不，不，这种东西，现在还很少，只好等一下，等一下，等等看吧！”政治局会议决定让王明到斗争中去实践，让他带了些人去武汉。王明有点像红楼梦中描写的“中山狼，得势便猖狂”。他得意忘形，趾高气扬，不仅到处夸夸其谈，而且有意和毛泽东的主张、路线闹对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王明到了武汉后，急欲求成，擅自发表了《挽救时局的关键》、《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含有大量错误意见的宣言、决议和文章，抹杀土地革命战争中革命与反革命斗争的性质，把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说成是由于国共两党分裂，造成十年来内忧外患纷至沓来的局面；把中国共产党以争取民主来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说成是一种恶劣的倾向；鼓吹由国民党政府建立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供给和统一作战计划的真正全中国统一的国家军队，要求各方面的军队在一个统帅蒋先生的统率之下作战；提出为了保卫武汉，应集中军队及一切武力，如北方的人民武力，进行庞大的运动战等等。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妨害了长江局等地的工作。
毛泽东耐心地批评教育，王明不服气，并秘密地在党内搞宗派活动，拉拢一些中央委员支持他的主张。
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例会，讨论抗战形势和军事战略问题，毛泽东、洛甫、王明、周恩来、康生、任弼时、凯丰等8人参加。会上，王明又跳了出来，借题发挥，继续鼓吹他那右倾投降主义的主张。
王明认为在军事上，应当普遍地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他无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迅速增长的力量，把抗战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国民党蒋介石身上。王明说：“国民党现在在政府和军队中属于领导地位，为我国第一大党，因此，凡是真诚抗日救国的人，都希望国民党本身工作有更大的改进和加强。”为了使蒋介石国民党指挥所有军队，王明还提出八路军及各种兵种力量应在“五统一”的基础上“统一编制，统一作战行动”。这实际上是要把人民军队的领导权完全交给蒋介石。
毛泽东、洛甫、任弼时等人，批判了王明的错误主张。他们重申抗日战争是长期的、艰苦的，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必须争取革命的领导权。中共与国民党合作的问题，不要忘记，但也必须保持高度警惕，保持独立自主。毛泽东特别指出，在指挥关系上，应是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八路军主要是采取游击战。要在战争中组织游击队，创造新的军队，主要方向是从游击队创造成为大兵团；要在游击战争中创造许多根据地，晋察冀便是好的例子；要使各根据地成为抗日战争的根据地。争论多时，会议没有形成正式文件。
会议决定，王明、凯丰去武汉，一个月后王明回中央，凯丰留在长江局工作。野心勃勃的王明又错误地估计形势，不仅肆无忌惮地进行宗派主义的活动，而且会议之后，便公开地发表了《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盗用中央名义，把他那右倾投降主义的黑货，冒充中共中央的路线，大肆宣传，其错误严重影响到抗日的方向。
当时，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践踏中国的大片领土。亲日派汪精卫等叫嚷：“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再战必亡”。以蒋介石为代表的英美派被迫抗战后，曾幻想依靠外援迅速取胜，当英美援助不到、国民党军队败退时也叫嚷“亡国论”。
台儿庄战役胜利后，又喊“速胜论”，徐州失陷后，又唱起了“亡国论”。
在这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毛泽东高瞻远瞩，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分析了中日两国的特点及敌我力量的当前对比和发展趋势，集中全党智慧，精心写作，对持久抗战的基本问题作了系统的阐述。
写作是高度集中的脑力劳动。毛泽东撰写《论持久战》时，精神高度集中，日以继夜，废寝忘食，一写就是六七个小时。有一次，他写得情绪激动，文如泉涌，两天两夜没有休息，眼睛都熬红了。
警卫员把饭端来，请毛泽东吃。
“就来，就来！”毛泽东说罢，伏案写作，全神贯注，精神又深入到文章中去了……警卫员等了一阵，见毛泽东正在挥毫如飞地写作，把吃饭的事早已丢到了脑后，又见饭菜早已冰凉，便悄悄地把饭菜端去灶房烧热，然后端进毛泽东的窑里，说：
“主席，饭菜热了，请快吃吧！”“好，你放下！”毛泽东挥笔疾书，头也没回，继续写作。警卫员急了，大声说：
“主席，快吃吧，不能让饭再凉了！”毛泽东礼貌地答应说：“好，好，等这一句写完了，马上就吃！”话是这么说，可他的好句子太多了。这句没写完，那句又涌出，急得那疾飞的毛笔，龙飞凤舞，停不住脚。毛泽东又随着那飞舞的笔墨，神采飞扬地进入了另一种境界，将吃饭又忘记了……就这样，警卫员一连热了三次，毛泽东才吃了一餐饭。
延安的早春，气候尚冷。一到深夜，寒气袭人。警卫员见毛泽东写作时常冷得跺脚，给他生了一盆木炭火，放在脚下取暖。
脚不冷了，毛泽东更加聚精会神地写作。写着，写着，感到脚下烧乎乎的，他心想写完一段再看。谁料，一段未写完，脚烧疼起来，他低头一看，糟糕，棉鞋燃着了……就这样，毛泽东废寝忘食地写了十多天，《论持久战》完成了。1938年5月，毛泽东连续发表了《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揭示了抗日战争发展的基本规律。
《论持久战》写了一百二十个问题，大处着眼，小处入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深入分析，处处闪耀着真理的光辉。毛泽东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日本之间在20世纪30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他分析了中日双方存在着相互矛盾的四个基本特点，即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我大，敌寡助我多助，明确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亡国论”者夸大了敌强我弱的矛盾，把它看作考察中日战争的唯一依据。“速胜论”者夸大了其他矛盾，忽视了敌强我弱的矛盾。他们都是战争问题上的唯心论和机械论，都是错误的。
毛泽东科学地论述了抗日战争发展的三个阶段；论述了抗日战争必须实行人民战争；阐明了抗日战争的战略地位；规定了八路军、新四军的作战方针是：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有力地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为争取抗战胜利指明了方向。毛泽东关于持久战和游击战的思想，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解决中国抗日战争问题的光辉典范，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和军事科学。这是中共关于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和策略战术的重要文献。中共中央曾两次致电长江局，要求他们在《新华日报》上刊登这一文献，但王明等人借词推脱，不予刊登。1938年夏，王明还写过一首《论持久战（评毛泽东这篇论文的中心错误）》的诗，诗中说：
四亿弗凭斗志衰，空谈持久力何来。一心坐待日苏战，阶段三分只遁牌。
第三句下还注明说：“此处指毛泽东假抗日，真反苏，坐待日苏战争。”这不仅是对毛泽东及其光辉著作《论持久战》的污蔑，而且透露出他的“亡国论”思想，认为中国的抗日战争是无力持久的。后来，王明在《中共五十年》一书中，继续散布上述错误观点，承认他们决定不在《新华日报》上发表《论持久战》。1938年9月，中央政治局要在延安开会，王明却要会议到武汉去开，并且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发了一封电报、摆出共产国际执委的架势，把自己凌驾于党中央之上，要毛泽东和党中央到他所领导的长江局所在地——武汉，召开六中全会。
毛泽东看了电报，十分气愤，厉声责问：“党中央在延安，还是在武汉？”“我们党中央的会议，为什么要到国民党地区去开？”并且明确表示：“我就是不去！”
王明见此计不行，又生一计，想通过刚从苏联回来的中央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探听共产国际指示的内容，他给王稼祥发了一封电报，要他速去武汉与自己单独会谈。
王稼祥一眼就看穿了王明的诡计，立刻骑马到毛泽东的住处，把王明的电报送给毛泽东看。毛泽东不动声色，边看电文，边问王稼祥的看法。王稼祥说：“我看王明这样搞是不对的，我当然不会去，我想回个电报，催他立即来延安！”
“对！”毛泽东点点头，“这样做很对！”王稼祥在电报中，对王明措辞强硬：请按时来延安参加六中全会，听取共产国际重要指示的传达。你应该服从中央的意见，否则，一切后果由你自己负责。王明又设法拉拢中央委员。大多数中央委员支持毛泽东，于是，王明不得不来到延安。1938年9月的一天，延安风和日暖，秋高气爽。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开始了。毛泽东走到讲台前，宣布“现在开会，先由刚从苏联回来的王稼祥同志，传达共产国际的文件”。
会场上鸦雀无声，人们都在屏息静听。当王稼祥读到共产国际的指示的最后一段：“中共抗战一年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尤其是毛泽东、朱德领导的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在复杂的环境和困难的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要告诉全党，你们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王明等人不要再争吵了……”会场上响起了长时间的掌声。
王明听着，脸色灰白，满头虚汗。原来，他以为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未得到共产国际的确认，是非法的；他自己才是得到共产国际“加冕”的“合法领袖”。谁知，在这当口，共产国际翻脸不认人，他难受得低下了头。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后，又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批判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批准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强调了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共产国际经验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反对教条主义。会议决定撤销以王明为首的长江局，设立中原局和南方局，由刘少奇同志领导中原地区的工作。
就这样，王明又一次失败了。王明不是孤立的一个人，他自称是在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导下工作的，常以“钦差大臣”自居。当然，王明能否代表斯大林？不一定。但是，斯大林确实指导过王明，而且，后来的一些事实证明，在当时的中国革命领导权的问题上，斯大林和王明的看法几乎一致。这也难怪。因为斯大林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只是根据马列主义的一般原理来指导；而在复杂多变的中国，要使革命的航船绕过暗礁险滩，取得一个个胜利，只有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使马列主义中国化。而这一点，只有毛泽东才有能力、有魄力去实现。
当时，王明不懂得也不承认这一点，还有许多怨言。师哲就此问毛泽东。毛泽东说王明这人夸夸其谈，背了很多马克思主义的词句，自以为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一解决问题，离中国实际差十万八千里，怎么能不碰壁呢？
一次，在庆贺吴玉章六十寿辰的小会上，办公厅安排由王明主持会议并讲话。会后毛泽东很不高兴地问：
“这是谁安排的？不能让他到处胡吹！”但是，在后来的延安整风中，康生一伙要以“叛徒”、“特务”的罪名整王明，毛泽东却坚决不同意。他说，思想问题、路线问题，认识了就好，王明是有代表性的，不能胡整。
第一章艾奇逊造谣言挑拨离间，毛泽东当面拒请斯大林毛泽东和斯大林的亲切会谈，中苏两党、两国友好关系的迅速发展，引起了西方帝国主义者的严重不安。特别是1950年1月2日，毛泽东在莫斯科答记者问中透露的中苏正在商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更使一些帝国主义政治家惶惶不可终日，坐立不安。他们知道，伟大的社会主义的苏联蓬勃发展，日趋强大；如今又和5亿人口的新中国携手结盟，将改变世界的格局，不仅使一向横行霸道的帝国主义不能为所欲为，推行强权政治，而且会使亚、非、拉美等各地的被压迫、被奴役的民族和人民迅速觉醒，群起抗争，这将敲响帝国主义者的丧钟。因此，他们迫不及待地采用种种手段，破坏中苏友好关系的发展。
1950年1月12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的长篇演讲《美国的亚洲政策》中，造了一连串的谣言。他企图以谣言作武器，在中苏正在商谈缔结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关键时刻，挑拨离间，破坏关于中苏同盟条约的谈判。
艾奇逊的讲演很长，谎言很多。为了骗人，他首先用谎言掩盖历史，用谎言掩盖美国侵略政策的事实，把自己打扮成亚洲人民、中国人民利益的“保护者”、“朋友”，然后大造谣言，挑拨离间。艾奇逊说：“苏联正在将中国北部地区实行合并，这种在外蒙所实行了的办法，在满洲亦几乎实行了。我相信苏联的代理人会从内蒙和新疆向莫斯科作很好的报告。这就是现在的情形，即整个中国居民的广大地区和中国脱离与苏联合并。苏联占据中国北部的四个区域，对与亚洲有关的强国来说是重要的事实，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艾奇逊的挑拨离间，首先引起了斯大林的不安和警惕。他派莫洛托夫等人与毛泽东商议对策。1月17日，莫洛托夫和维辛斯基到孔策沃别墅来看望毛泽东，谈起了新中国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方面的情况。
毛泽东点上一支烟，边抽边说，我们这个国家，过去被帝国主义分子的铁蹄践踏过，解放后，我们必须打扫一番，加以整顿。等屋里打扫干净，有了秩序，陈设好了，再请客人进来。我们真正的朋友可以早点进来，也可以帮助我们做点清理工作，像苏联和各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和我们建立了外交关系；但别的客人还得等等。我们知道，有些探头探脑、想把他们的脚踏进我们屋子里的人是有的，我们暂时还不能理睬他们。至于帝国主义分子，抱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不仅想进来抓几把，甚至想把水搅浑，浑水摸鱼。我们就得警惕，不忙于同他们建立外交关系。
莫洛托夫认为中国的做法十分正确。他说，这样，帝国主义就不敢轻视中国，对新中国就不得不刮目相看。说罢，他取出一份美国国务卿艾奇逊1月12日的讲话材料，交给毛泽东，并建议中、蒙、苏三国各发表一份官方声明，驳斥艾奇逊的无耻谰言。毛泽东看了看艾奇逊的演说稿，表示义愤，当场同意了莫洛托夫的建议。送走客人之后，他就考虑如何驳斥艾奇逊的谰言，撰写文章。
1月19日，毛泽东以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的名义起草了向新华社记者的谈话。文章写得简明扼要，犀利泼辣，有理有据，直劈要害，严厉驳斥了艾奇逊的谣言和离间阴谋。为了在约定的21日见报，文章连夜发回国内，叫有关部门按时发表。在战争年代，毛泽东常以某一方面负责人向记者发表谈话的形式、评论员发表文章的形式对某一事件表示态度，并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1月21日，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分别以外交部长的名义发表了声明。苏联外长维辛斯基在声明中指出：“艾奇逊冒充为中国的保护人，关于苏联及苏联与中国的关系说了许多荒谬的言论，他显然忘记了还有完全驳倒他的事实存在。最重要的是这样的事实：中国现在有它自己的人民政府，这个政府知道如何保卫它的国家的利益，它的领土，它的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的关系，有着友好及两国互相尊重独立与领土完整的坚实基础。”
声明针对艾奇逊所说“苏联正在夺取中国北部的四个地区”的谣言，特别指出：“所谓‘外蒙古’，它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蒙古人民共和国，已经一直存在三十多年了（这件事实在美、英、苏三国的雅尔塔协定中，曾特别指出过）。这是常识。远在1945年，蒙古人民共和国就为当时的中国政府所承认，而现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已经建立了正常的外交关系。”
中国政府新闻总署署长的《谈话》，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的《声明》，再加上中国新疆省人民政府主席鲍尔汉的《声明》，中国《人民日报》发表的中国著名漫画家华君武的漫画《互打嘴巴》，犹如一排排炮弹，一把把利剑，飞向华盛顿，驳得艾奇逊原形毕露，谎言揭穿，狼狈不堪。世界各国的许多报纸、电台，都纷纷发表电讯、评论，斥责艾奇逊大白天说梦话，无端造谣。有的还转载、摘发了中国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的《谈话》，说它“尖锐、泼辣”，“用事实驳斥谎言，入木三分”。
斯大林十分重视这件事。过了几天，斯大林邀集毛泽东、周恩来到克里姆林宫晤谈，并特别说明：主人方面只有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参加；客人只邀请毛主席和周总理，无须再邀请别人参加。翻译也只要师哲一人去。毛泽东不知什么事，届时应邀前往。到达斯大林的客厅后，见只有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两个人，态度友好，但却没有往日那种热烈的气氛。斯大林请客人入座之后，首先说：“今天请你们来，是想在这个小范围内交换点意见。莫洛托夫有些话要说，我们先听听他的吧。”莫洛托夫说：“上次我们谈定，关于艾奇逊的谈话，我们应分别发表一项正式声明，驳斥艾奇逊的胡说八道。而且我们谈定，用官方名义发表驳斥声明，请问中国政府是否已经发表了这项声明？”
毛泽东当即回答：“发表了，是用胡乔木的名义发表的。”斯大林接着问：“胡乔木是什么人？”毛泽东答：“是新闻署长，也是以这个身份发表声明的。”斯大林说：“按照国际上的习惯，任何新闻记者都可以对任何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谈话或评论；但他们的一切言论并不代表官方的立场和观点。所以，以个人身份（即新闻记者）发表声明，怎么说都可以，但那是一文不值的。”
莫洛托夫接着说：“我们原来商谈的是希望中国发表一项官方的正式声明，也就是说具有代表性的、权威性的声明。但是，新闻总署并不是权威机关，它代表不了政府；新闻总署署长对记者的谈话也代替不了官方的观点和意见。中国方面没有按照商定的那样去做，这就违背了我们的协议。这个做法没有获得我们所预期的效果，中国方面是怎么考虑的，我们不清楚。但既然是我们双方一致达成的协议，那就必须遵守。信守诺言是我们之间合作的重要一条。这是我们的一些想法，今天也愿意听听中国同志的意见和解释。”民族自尊心很强的毛泽东，听着莫洛托夫那虽然态度谦和却语气越来越重的谈话，心中不快。他的表情，由微笑而冷漠，由冷漠而轻蔑，到后来，几乎显得有些愠怒了。
斯大林又接着说：“这么一来，我们的步调就乱了。各行其是，减弱了我们的力量。我认为，我们都应该信守诺言，紧密配合，步调一致，这样才会更有力量。”说到这里，斯大林抬起头来，见毛泽东脸上露出愠怒的表情，正在气呼呼地抽烟，大口大口地抽烟，也怕惹恼了这位中国人民的革命领袖。斯大林笑了笑，用更亲切、更友好的态度说：“毛泽东同志，来日方长，今后我们相互配合、相互合作的机会和场合是很多的，把这次作为前车之鉴，吸取经验教训，加强今后的合作，正是我们应该做到的事情。这次的事情虽然没有什么大的了不起，但我们没有按照原定计划做，乱了步伐，给敌人留了可钻的空子。”
毛泽东只是大口大口地吸烟，一言不发。他的态度严肃而矜持。尽管斯大林在笑着，谈着，劝说，希望今后加强合作，但毛泽东的脸上一丝笑容也没有，一点情面也不给，一个字也不吐。周恩来作了一些解释，说中国这样做，是由于历史形成的。过去，对于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对于日本帝国主义，乃至对于美国国务院的《白皮书》，我党都用过类似的方式进行评论、批驳，效果也是很好的。1949年美国国务院发表了白皮书，毛泽东同志写的评论《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也只用了“新华社编辑部”的名义，为什么批驳艾奇逊的谣言，就不能用这个方式呢？
斯大林听着摇了摇头。周恩来见解释无效，又见毛泽东态度依旧，毫不退让；他也表现得严肃认真，十分矜持。
毛泽东坐在一边，不反驳，也不解释。抽完了一支烟，又取出一支来，划火点燃，吸着沉思。他知道，莫洛托夫的发言，肯定是斯大林授意的，是他们事先商量好的，不管怎么样都得讲出来，要中国共产党从此就范，当面认错，一切按斯大林的意思办事，“不再超越雷池一步”，这怎么能行呢！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独立的主权国家。我们有权按照自己的方式办事，有权采取具有自己特点的斗争方式。我们采纳苏联的建议，答应发表一项官方声明，驳斥艾奇逊的谰言，我们不是已经按时发表了吗？并且还让新疆省人民政府主席鲍尔汉发表了声明。至于是用新闻总署署长的名义，还是用别的什么名义，难道都得按你苏联的模式来办不能有任何变通吗？联系到1946年共产国际解散以后，各国共产党和各社会主义国家本来都是平等的，独立的，应该自主的，可是，斯大林和苏共乃至苏联政府，往往以“老子党”、“老大哥”自居，不虚心听取兄弟党、兄弟国家的意见，唯我独尊，唯我独是，要兄弟党、兄弟国家按照自己的意志办事。这怎么能行呢？
毛泽东深知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美帝国主义是反共的，艾奇逊造谣诬蔑，挑拨离间，不足为奇。奇怪的是，他们抓住了苏共、苏联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或失误，大做文章，造谣诬蔑，挑拨离间。对此，作为苏共、苏联的领导人斯大林同志，应该一方面组织力量，批驳帝国主义的无耻谰言，分清敌我；一方面检查、改正自己的缺点、错误，分清是非，团结同志，继续前进。可是，现在不但不是这样，在我们积极协同苏共批驳艾奇逊的无耻谰言之后，你们不但没有认真克服自己的老大自居、大国自居、甚至有时有大国沙文主义的缺点、错误，反而因为我们没有按照苏联的模式办事，就这样无理指责，无端责难，这是平等地对待兄弟党、兄弟国家的态度吗？这是尊重兄弟党、兄弟国家的主权吗？毛泽东越想越深入，越想越生气。在这个事关国家主权、民族尊严的问题上，他绝不让步，绝不妥协。因而，不管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怎么说，他都硬着头皮顶着，毫不退让。
斯大林见谈话得不到任何积极的效果，只好宣布谈话结束，并请毛泽东一行到他的别墅去赴宴。
这次谈话的时间很短，不欢而散。聪明过人的斯大林，察觉到自己的这一行动惹恼了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很强的毛泽东，特地离开克里姆林宫，陪毛主席前往孔策沃斯大林的别墅。毛泽东离开克里姆林宫，还是面色严峻，一言不发。斯大林特地把毛泽东、周恩来都请到自己的专车上，让他们坐在平时只有斯大林才能落座的后排主位上，而斯大林和中方翻译师哲则坐在加座上。斯大林屈尊俯就，殷勤招呼，试图使中国客人高兴。然而，“话不投机半句多”。在车上，尽管大家身挨身、肩靠肩，离得很近，但是，谁也不说话，只有汽车马达的声音，轻轻地传了进来。车里的气氛像铅块一样沉闷、凝重。
为了打破那沉闷的局面，师哲先同斯大林闲聊了几句，然后问斯大林：“斯大林同志，你不是答应过要到我们代表团的住处去做客吗？”斯大林当即回答：“我是说过这话，现在也没有放弃这个愿望！”师哲的话，也不是随便问的。因为毛泽东曾经表示要请斯大林到中国代表团来作客、赴宴，并且让有关人员准备好了厨师、用具、佐料，甚至连具有中国风味的烤鸭、火锅、茅台酒等等，都准备好了。在这一时僵持、双方沉默、气氛紧张的行车途中，师哲把这个可能缓和气氛，从而导致关系融洽的话题提出来，希望从此打开僵局。
机智的政治家斯大林，立刻抓住良机，表示出更加积极的态度，说他不但说过这个话，而且，现在也有这样做的愿望。就是说，现在虽然有点小摩擦，我斯大林并不介意，还愿意到中国代表团住处来做客赴宴。
然而，火气未消的毛泽东仍不买账！斯大林的话还没有说完，聪明过人的毛泽东，虽不大懂得俄文，但他从斯大林和师哲对话的神态、语气中，已经猜出了意思。于是，他绷着脸，立刻问师哲：“你和他谈的什么？不要请他再到我们那里去做客。”师哲当即承认：他和斯大林谈的正是这个问题，斯大林还想到我们的代表团住处去做客。毛泽东断然地说：“把话收回来，不请他了。”不懂中文的斯大林，好像也听懂了毛泽东和师哲谈话的意思，急问师哲：“他说什么？”富有经验的翻译家师哲，当时不好回答。他如果把毛泽东的话翻译给斯大林，必然会加深矛盾，引起冲突；不说吧，两个人都在当面，耳濡目染，不好掩饰。急中生智，师哲告诉斯大林：“是我们私人之间的话，没有什么。”斯大林不知底里，不便再问。沉默，沉默，还是沉默。无声的沉默，有时比争吵还强烈。沉默的汽车在前进。沉默的车里，气氛沉重，马达轰鸣，沉重得像灌上了铅。一分钟，两分钟……汽车奔驰了30分钟，似乎长过了3小时。汽车离别墅只有几里路了。斯大林亲自从车上给守卫人员发出信号，让他们打开大门，迎接客人。
斯大林的专车跑得很快，莫洛托夫的车落得很远，进入别墅客厅时，后边的服务人员还未来。斯大林微笑着，以主人的身份，热情招呼毛泽东、周恩来就座。过了半个小时后，马林科夫、布尔加宁、贝利亚、卡冈诺维奇和维辛斯基、罗申等人都赶来了。他们是应邀前来参加聚餐、联欢、助兴的，个个神采奕奕，兴高采烈，并不知道前边那一幕不大愉快的事。
晚宴开始了。餐桌上酒菜丰盛，杯盏交替，主人十分热情。毛泽东余怒未息，情绪不悦。他坐在餐桌旁，仍然沉默，一言不发。“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毛泽东的情绪，很快地感染了宴会上的人们。晚宴上笼罩着冷清、无聊的气氛。尽管斯大林和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人设法使气氛欢快，然而，均未成功。马林科夫、布尔加宁等人都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也不敢去问举行宴会的目的和毛泽东不悦的原因，只是跟着斯大林张罗。
为了打破沉闷的僵局，饮宴间，斯大林离开座位去放留声机，先让大家听音乐，然后，又动员大家跳舞。音乐是优美动听的。马林科夫、布尔加宁、莫洛托夫等苏联领导人，全都响应斯大林的号召，离座起舞，并热情地邀请中国客人跳交谊舞。
但毛泽东和周恩来及中国客人，都只坐在一旁观看，不肯起舞。后来，热情的主人硬把周恩来和师哲拖进舞场。
毛泽东还是沉默地坐在一边。尽管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等三四个人轮番地拉毛泽东跳舞，毛泽东都摇摇头，不肯跳舞。这期间，为了礼貌待人，他的脸上虽然有时也露出一丝谦和的微笑，但整个来说，神态严肃，不苟言笑。毛泽东的不悦情绪和宴会、舞会的气氛格格不入，并且不断扩大，渐渐地感染了人们，使宴会和舞会笼罩上不快之感，最后竟不欢而散。
周恩来不愧为机智、灵活、颇有气魄的外交大师。在毛泽东和斯大林意见不合、一时僵持的宴会上，周恩来虽然有说有笑，也吃也喝，甚至当主人邀请他唱歌跳舞时，他也歌也舞，但他的每一个举动，每一个步骤总是紧跟着毛泽东的步法和情绪；并且总是和毛泽东的行动相得益彰，配合默契，形成合力。
在那气氛紧张的宴会上，周恩来表现出高度的原则精神和机智、灵活的外交才能。他见一时气氛紧张，就想方设法调节气氛，引开话题，转移视线，使人们在自然的谈笑中，造成一种比较宽松、活泼的环境，比较融洽、和谐的氛围。他的言行自然而得体，理智而高雅，既尊重自己的领袖、维护民族的尊严，又表现出个人的立场、意志、见解、风格，显得高雅大方，机智多谋，令人信服。他的举止，既符合他的身份及礼节，又没有丧失尊严和原则，容易使争执的双方接受。当然，毛泽东和斯大林是两位性格倔犟、意志坚强、从不轻易妥协的人。在这两位伟大领袖的矛盾纠葛、性格冲突中，调节、缓和是不容易的。周恩来的努力有时是成功的，有时也不如人愿，收效不大。苏联的有些领导人曾说：“周恩来真是伟大的外交家、政治家，处事有方，机智灵活，把最复杂难办的事情，往往举重若轻，在谈笑中轻而易举地办成了。”
夜深了。毛泽东一行才回到住地。劳累了一天的毛泽东，感到有些疲倦。可是，他躺在床上，闭上双眼，怎么也不能入睡。斯大林的神态，莫洛托夫的声音，时不时映入他的眼帘，响在他的耳边，引起他的深思。是我们错了吗？1949年，美国国务院为中国问题而发表的白皮书，我们仅仅以新华社编辑部的名义发表文章，加以驳斥，效果不是很好吗？那不但引起了国内人民的重视，在国际上也得到了良好的反响。现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快要签订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吃不开了，日子混不下去了，派出艾奇逊这个“最低能的政治骗子”出来发表什么演讲，进行无耻造谣，挑拨离间，我们以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对记者发表谈话的方式，进行严厉的驳斥，这有什么错误呢？何况，我们不仅以新闻总署署长的名义驳斥，还让新疆省人民政府主席鲍尔汉代表新疆530万人民发表声明，对艾奇逊的谣言进行严厉驳斥。这是我们对帝国主义斗争不力吗？不，不是，决不是。可他们为什么要小题大做，借题发挥，在这样一件小事上大做文章呢？是不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企图通过这件事使我们就范，听从苏联的指挥、摆布呢？不，决不，这是不可能的，也是决不允许的。
毛泽东心似平原奔马，任意驰骋。他从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的谈话，想到苏联外长维辛斯基声明，又想到蒙古外长拉姆苏伦的声明，考虑《谈话》中有没有什么问题。想到这里，他禁不住又从床上爬起来，走到桌前，拿起那几份《声明》、《谈话》细看，深思其中的内涵和问题。
这几份《谈话》和《声明》都是驳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无耻造谣、谴责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维护世界和平和国家主权的，各有各的特点。就胡乔木的《谈话》来看，其特点主要有三：
第一，对美国的侵略政策揭得深，批得透。《谈话》一开始就说，艾奇逊在长篇演讲中“造了一连串的谣言”，“这件事实表示了美国帝国主义制度在精神方面堕落到了什么样的程度，艾奇逊的通篇讲演都是以谣言掩盖美国侵略政策的实际。”
《谈话》引用艾奇逊的一些话后指出：这里没有一个字不是撒谎。用一切办法钻进中国来，将中国变为美国殖民地，这就是美国的基本政策。用六十万万美元在最近数年中帮助蒋介石杀害了几百万中国人，这就是所谓“美国的利益和中国人民的利益‘是并行不背的’”。
第二，用事实驳斥谎言，一针见血。对于艾奇逊造谣说“苏联占据中国北部的四个区域”的谎言，《谈话》从历史和现实的两个角度，进行了有力的批驳。《谈话》指出：“美国国务院对于中苏关系上的说话有它自己的历史。苏联帮助了中国共产党这一点是没有任何根据的——这是1948年以前美国国务院的老爷们常说的话，这是因为那时候在国务院老爷们看来，美国在中国的战争赌博还有希望的原故。苏联企图控制中国——这是1949年国务院为中国问题而发表白皮书中所说的话，这是因为这时候国务院老爷们已经感觉自己的赌博快要输光了的原故，苏联占据中国北部的四个区域——这是1950年1月12日的话，这是因为美国在中国大陆上的赌博已经彻底输光，剩下一个台湾，似乎还想在那里打点什么主意的原故。”《谈话》接着入木三分地挖苦说：“谢谢上帝，美国帝国主义者们在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扫荡之下，除了造作这样的谣言之外，已经没有什么别的更好办法了。”在现实方面，《谈话》只举了一件有趣的事实：“在艾奇逊低能演说后的第二天，即1950年1月14日，被中国人民政府逮捕审判并驱逐出境的前美国驻沈阳总领事瓦尔德赏了艾奇逊一个清脆的耳光。”瓦尔德返美后，曾与国务院官员谈话，后在回答记者的问题时说除掉行使共管铁路的权利以外，并未看见苏联有监督满洲的任何迹象。瓦尔德同时指出：“并未看见苏联有吞并满洲的任何迹象”，“满洲乃系共产党中国之一部分”。《谈话》辛辣而幽默地指出：“人们可以看见，在西半球的土地上发生了有趣的故事。一个说：满洲与苏联合并。一个说：并未看见。这两个人不是别人，都是美国国务院的有名官员。”
第三，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既无官样文章的空话、套话、“外交辞令”，又无脱离实际的阿谀奉承，无端吹捧。《谈话》没有专门谈中苏关系，没有称颂“无私的友人苏联”，没有批驳艾奇逊下述论断：“俄国人在中国北部以及其他那些地区的利益，远在共产主义之前就存在了，这绝不是从共产主义发生的东西。它的存在远在共产主义之前。”苏联外长维辛斯基的声明中，引用并且驳斥了这段言论，说“艾奇逊的这段言论是这样的荒谬透顶”，“乍一听来，我们还怀疑它的可靠性，以为必定是报纸把国务卿艾奇逊错认为某一个不负责任的新闻记者了。然而，加以审查之后，原来国务卿艾奇逊竟然的确作了这样虚妄的粗制滥造的诽谤言论。”
维辛斯基在《声明》中专门批驳了“所谓‘外蒙古’”问题。他说：“所谓‘外蒙古’，它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蒙古人民共和国，已经一直存在三十多年了（这件事实在美、英、苏三国的雅尔塔协定中，曾特别指出过），这是常识。远在1945年，蒙古人民共和国就为当时的中国政府所承认，而现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已经建立了正常的外交关系。”而以胡乔木名义发表的《谈话》中，对此事只字未提。既未批驳艾奇逊的这些言论“并无丝毫真实性”，也没有说“所有这些荒谬言论都是由艾奇逊堆砌起来，在竞赛失败了的时候保持面子的，企图用来诽谤苏联的外交政策，并从而把他们自己政策失败的责任推诿给苏联”。这些问题，并不是毛泽东的疏忽或遗忘，而是严峻的历史、客观的事实，以及他自己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养成的实事求是、刚正不阿的科学态度和革命精神，使他不肯完全按照斯大林和苏联的调子说话。毛泽东的思想是实事求是的思想，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按照实际情况办事的思想，而绝不屈从于某种权势或政策。现在，经过一段深入、具体的分析，毛泽东更加明白了，斯大林和苏共领导之所以抓住胡乔木《谈话》大做文章，其实质仍然是要中共按照斯大林的意思办事，按照苏联的模式办事，按照苏联的调子发声明，那将偏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不，不行！绝不能这样干！毛泽东断然拒绝了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这种主张和建议，并且用严峻的态度、无声的抗争，顶住了他们各种各样的批评、规劝、宴会、舞会，表现了对这种做法的强烈不满和毫不妥协的态度，这正是毛泽东的性格，毛泽东的魄力。
毛泽东出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但他不喜欢那种安于奴隶地位的奴颜媚骨，不喜欢那种逆来顺受的奴才性格，提倡敢想、敢说、敢干、敢于反潮流的大无畏精神，提倡人们做鲁迅那种“硬骨头汉子”，作“独立支撑的大树”，而不要学那“左右摇摆的小草”。斯大林当时是世界人民公认的革命导师和领袖，威望很高，才华出众，性格坚强，有点骄傲，对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大都有些看不起，而对毛泽东则很尊敬。在这件事情上，尽管他并不想惹毛泽东，尽管他十分谨慎地只在很小的范围内向毛泽东委婉地谈了些意见，然而，民族自尊心和革命自豪感很强的毛泽东还是被激怒了，发火了，以至他斯大林急忙亲自请他上车、让座，急忙设宴请客，组织舞会，缓和气氛，毛泽东还是怒气难消，不给面子，不露笑容。
其实，毛泽东的发火、抗争，不仅仅是因为斯大林对《谈话》的指责，也不仅仅是因为这种指责牵涉到中国党和政府的主权和尊严，而且因为这种指责触发了他对大国沙文主义的憎恶和深思。
毛泽东深知多灾多难的中国人民，近百年来受尽了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凌辱、剥削、压迫。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日俄战争、八国联军、日本入侵……多少英雄的中国人民，死在了帝国主义者屠刀之下！多少美丽的山河，被帝国主义者的铁蹄践踏，幸喜得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浴血奋战，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革命的胜利。列宁、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对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给予过热情的支持和帮助，并且宣布废除了帝俄侵略中国时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这对在苦难中奋斗的中国人民是多么大的教育和鼓舞啊！“以俄为师！”“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中国人民在斗争中得出的结论！然而十分遗憾！在抗日战争快要胜利的时候，在苏联和国民党蒋介石政府代表团在莫斯科谈判期间，斯大林同志，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面对艰苦抗战八年的中国人民，居然搞起了大国沙文主义，软硬兼施，利用多种手段，强迫当时当权的国民党蒋介石政府接受屈辱的条件，签订了所谓《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据《中国雅尔塔文件》记载，在与国民党代表团宋子文、蒋经国等人在莫斯科会谈中，斯大林曾保证，“苏联将帮助国民党政府统一中国”。在谈判中，斯大林拿出了四个关于中苏关系的文件草案：一份所谓“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一份有关中国东满和南满铁路的协议，一份关于旅顺港和大连的协议，还有一份关于所谓“外蒙独立”的宣言。这些文件，经过一段讨价还价、修改、补充，终于公布了。这些条约的性质是什么呢？作为共产党人应该怎么看待它？
毛泽东记得很清楚，1949年7月刘少奇率团访苏，和斯大林会谈时，曾就这个问题交换过意见。斯大林当时态度很明朗，他说：“新中国政府一成立，苏联立即就承认。1945年签订的中苏条约是不平等的，因为那时是与国民党打交道，不能不如此。”那么现在，怎么能要求中共和中国政府来说这些条约是平等的、公正的呢？不行，这绝对不行。“我们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
当然，中国党和政府是通情达理的，是尊重事实而顾全大局的。例如关于所谓“外蒙古”问题，的确，远在1945年，蒙古人民共和国就为当时的中国政府所承认，而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和睦相处，不存在什么问题。但是，历史上的不平等条约和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做法，还要加以肯定和赞扬吗？
不，毛泽东绝不干这样的事。于是，他硬着头皮顶着，在《谈话》中没有谈这些事。斯大林见毛泽东如此认真，态度严肃，毫不含糊，只好不了了之，不再重提。
革命的友谊，需要互相尊重，互相谅解，取长补短，互相支持。从这件事情上，斯大林不仅意识到自己对毛泽东不够了解，而且对于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那博大精深的文化不够了解。有一次，在闲谈中，斯大林细心询问了中国日常生活中的许多物品、用具、阴阳五行、自然现象的称谓、含义等等。他仔细地品味着中文中的桌、椅、板凳，日、月、星辰，阴历、阳历，和一些科学、哲学的概念、判断，感到深刻、准确、形象、有趣。他说：汉语、中文，都具有自己民族的、独特的风格，而且丝毫听不出与欧美语言相同的语音。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而毛泽东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儿子！谈到这里，他对他的同僚们说：“听见了吧，要尊重中国文化，尊重毛泽东！”
斯大林在和毛泽东晤谈了几次之后，对毛泽东的思想、性格、魄力、作风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喜欢和毛泽东交谈，特别喜欢倾听毛泽东用那生动、形象而富有哲理的语言，谈论中国革命的风风雨雨。在双方商谈中苏条约期间，时间紧，任务重，工作很紧张。然而，在那紧张的会谈期间，有一次，会谈正在进行，斯大林却将毛泽东、周恩来和王稼祥单独请到另外一个房间里，亲切地请毛泽东说说心里话。
毛泽东又一次向斯大林谈起了自己在中国土地革命期间，受过错误路线的打击、排挤。“他们剥夺了我的发言权，不许我工作……”斯大林认真地听着，脸上露出了同情而又愧疚的神色。毛泽东越讲越生气，突然，他站起身来，指着王稼祥，说：“他，他们，就是他们打击我，排挤我！他就是在苏区犯错误的一个！”
周恩来和王稼祥顿时紧张起来，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斯大林接着毛泽东的话茬，惊讶地说：“啊，王大使！你还这么厉害，你也是犯错误的一员！”王稼祥坦然地点头说：“对，是的。”毛泽东意识到自己说话走了火，立即接着说：“他早改正了，而且现在还是得力的干部。延安整风以后，我们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犯了错误，改了就好，既往不咎。我自己也是犯过错误的，只是知错就改，偷偷地改嘛！”说得大家又笑了起来。斯大林没有笑。他点起他那特制的烟斗，边抽烟边陷入严肃的深思。通过和毛泽东的会面晤谈，通过刘少奇、周恩来、王稼祥、师哲等同志的介绍，他真正意识到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自己把许多事情办错了，而这些错误的实质，就是“揠苗助长”、“越俎代庖”。中国这个有五千年文化的古老大国，博大精深，变幻无穷。而自己对中国的事理，中国的社会，以至中国的文化、阶级状况、意识形态、人情风俗、生活习惯、民族特点等等，都缺乏深入的了解，深入的调查。毛泽东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自己没有调查，就凭着革命热情出主意，想办法，指导革命，结果，往往事与愿违，造成损失！
这个经验教训，不能不认真总结啊！斯大林想到这，又和毛泽东进入了更深的交谈。
第一章新的“友好同盟”条约，显出斯大林在知错改错1950年2月14日，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隆重的中苏条约签字仪式。毛泽东和斯大林亲自出席。他们两人见面后亲切握手，互致问候，然后仪式开始。代表中国签字的是中国政府总理兼外长周恩来，代表苏联签字的是苏联政府外长维辛斯基。周恩来和维辛斯基都发表了讲话。
这天签订的有《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同时，还签订了由苏联帮助中国建设与改造50个企业的协定。这些条约和协定的签订，标志着毛泽东访苏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斯大林原打算在这天同时签订中苏贸易协定，但由于苏方工作人员粗心，出了差错，修改、纠正耽误了时间。直到签字仪式开始时，苏方仍然未能将贸易协定拿出来。斯大林严肃地查问此事，他的下属竟说：“中方没有准备好。”
毛泽东听了，很不高兴，反讥地说：“总而言之，一切错误都在中国人身上！”
敏感多疑的斯大林，看出了毛泽东的不满情绪，再三追问师哲：“毛主席说了什么？”师哲不便直译，只好搪塞：“是我们私下的话。”斯大林不懂中文，但仍质疑地摇摇头，不便再问了。毛泽东的个头比斯大林稍高些，但在签字仪式上照相时，斯大林轻轻向前移动了一下，所以在照片上，他就显得和毛泽东一样高了。至于斯大林当时为什么要向前移动，谁也说不清楚。
签字仪式后，斯大林举行招待宴会，热情地宴请毛泽东和中国代表团。宴会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杯盏交替，气氛热烈，关系融洽。斯大林热情地举起酒杯，向毛泽东祝酒：
“毛泽东同志，祝贺您访苏圆满成功！”毛泽东干过杯，又热情地举杯祝酒，感谢斯大林同志的盛情款待和热情帮助，祝愿斯大林同志健康长寿！
莫洛托夫、米高扬、维辛斯基等人在给毛泽东敬酒后，特别去给周恩来敬酒。他们曾受斯大林的委托，和周恩来、李富春、王稼祥一起谈判中苏条约和协定。在谈判中，他们对周恩来深刻的政治见解、杰出的外交才能和严密的工作作风十分钦佩。所以，米高扬在给周恩来敬酒时，十分幽默地说：“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中国共产党能够夺取政权的原因了。”周恩来爽朗地笑着，风趣地说：“米高扬同志，不久，你还将会看到中国共产党有能力领导人民，建设起一个繁荣昌盛的新中国。”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草拟，是按毛泽东、周恩来和斯大林商定的原则进行的。起先，苏方根据周恩来讲的基本思想和大体内容，写了一个草案给中国代表团看。周恩来看后，说：“不对，我讲的很多内容没有全包括进去，要修改。”周恩来把王稼祥、李富春、陈伯达叫来商量，同时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泽东看了苏方起草的文稿，摇摇头说：“这不行，我们自己重搞一个吧！”于是，周恩来整整花了两天多时间草拟了条约文本。师哲很快把它译成俄文交给苏方修改。苏联方面看了表示满意，他们没有料到中国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提出内容这么好、表述这么精确的条约，没有改动多少，就表示同意。
中苏条约的名称，原先叫《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与1945年苏联同蒋介石国民党签订的条约名称相同。后来，周恩来建议加上“互助”二字。毛泽东说：“加‘互助’两个字好，平等互利，互相帮助嘛！”这样，条约的名称就变成了后来正式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这个条约是在毛泽东和中方的积极争取下签订的，有效期为30年。应该说，它对于防止日本军国主义的再起、维护新中国的独立都起过积极作用。条约签订后，有一次，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一个小型宴会，宴请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客人，越南的胡志明主席也应邀参加。席间，胡志明主席很羡慕中苏签订的条约，他向斯大林说：“斯大林同志，我也要向您请示。”斯大林笑道：“你怎么能向我请示，我是部长会议主席，你是国家主席，官比我大，我应向你请示。”胡志明半开玩笑地说：“你同中国同志订了个条约，趁我在这里，咱们也订个条约吧！”斯大林说：“你是秘密来的，怎么同你订约？否则，人家要问你是从哪儿突然冒出来的呢？”胡志明幽默地说：“这很简单，你派架飞机把我送到天上去转一圈，然后再派些人到机场迎接我，再在报上发个消息不就公开化了，然后我们两国就签订条约嘛！”斯大林不好回答，用他那特制的烟斗抽了一口烟，笑了笑，幽默而风趣地说：“哈，你们东方人的想象力太丰富了。”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宗旨，是显示中国和苏联牢不可破的团结，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条约的第一条写道：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尽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间接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袭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
毛泽东回国后，4月11日，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关于中苏条约的报告》。会议经过讨论，批准了这个条约。毛泽东在会上发表讲话，指出：“我们是处在一种什么情况之下来订这个条约的呢？就是说，我们打胜了一个敌人，就是国内的反动派，把国外反动派所扶助的蒋介石反动派打倒了。国外反动派，在我们中国境内，也赶出去了，基本上赶出去了。但是世界上还有反动派，就是我们国外的帝国主义。国内呢，还很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有朋友。我们同苏联的关系，我们同苏联的友谊，应该在一种法律上，就是说在条约上，把它固定下来，用条约把中苏两国友谊固定下来，建立同盟关系。帝国主义者如果准备打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请好了一个帮手。”在谈到条约和协定的重大意义时，毛泽东指出：“这次缔结的中苏条约和协定，使中苏两大国家的友谊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使得我们有了一个可靠的同盟军，这样就便利我们放手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和共同对付可能的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世界的和平。”总之，“这一行动将使人民共和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使资本主义各国不能不就我范围，有利于迫使各国无条件承认中国，使各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妄动。”
当然，事物都是矛盾统一的。在西方，这一条约被视为中国和苏联把日本及其保护者美国当作假想敌的证据。1950年3月15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华盛顿对此条约进行评论，对北京终于走上与苏联结盟的道路表示遗憾和不满。西方以此为口实，1951年，日本与西方同盟国缔结和约，不久，又缔结了《美日安全条约》。斯大林曾经怀疑毛泽东和他所坚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但在莫斯科谈判期间，他对毛泽东及其代表的新中国表现得十分尊重，不仅同意了毛泽东的建议，缔结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而且在中苏之间的某些问题上作出了明显的让步。苏联人同意在1952年底把中国长春铁路无偿地移交给中国；在对日和约缔结后，不迟于1952年底从旅顺港撤走苏联军队，并把该地设施移交中国（条件是在战争情况下这些设施应由两国共同使用）；并无偿地移交苏联在北京的经济机构所获的财产；苏联同意在5年之内给中国提供3亿美元的有息贷款。这与1945年苏联和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时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945年6月27日，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偕外交部次长胡世锋及沈鸿烈、蒋经国等人乘飞机赴莫斯科，商订中苏条约问题。根据《中国雅尔塔文件》记载，关于签订中苏条约问题，国民党政府和苏联先后举行了十次会谈从1945年6月30日至8月14日历时45天。
斯大林与宋子文的首次会谈于6月30日举行。当时，尽管抗日战争到了最后阶段，斗争十分激烈，国民党政府代表团最关心的问题却是苏联是不是真正支持蒋介石。他到莫斯科后，多方探听斯大林的真实态度，收集苏联在战后是否会无条件地支持蒋介石的秘密情报。在探听中，宋子文发现，斯大林的实际意思是：“只支持一个统一的中国”。但是，苏联对蒋介石的支持必须以取得一部分中国的领土主权作为报酬。关于大连的主权问题，斯大林要求苏联和中国共同占有，要在双方组成的委员会的监督下进行管理。由一名中国人任委员会主席，一名苏联人为行政负责人。关于旅顺的主权问题，苏联要求由苏联海军和中国人一起使用港口设备。关于中东铁路的主权问题，苏联再次提出中苏共管，苏联管理的年限为40或50年。
7月2日晚，斯大林同宋子文讨论了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问题。这次会谈表明，斯大林同意取消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独立自主的抗日力量。据《中国雅尔塔文件》记载，在这次讨论中，宋子文说：去年三月，我们想与中共妥协，那时我们计划组织一个包括共产党员在内的战时内阁，同时，我还从美国大使赫尔利处了解到，阁下认为中国共产党不过是一些农业改良主义者。
斯大林回答道：中国共产党只是爱国主义者，至于他们是不是真正的共产党，那还是相当成问题的。
宋子文见有机可乘，进一步说：作为行政院长，我曾计划去延安讨论中国统一问题，但中共不欢迎我。我们的希望是中国只有一个军队和一个中央政府，我们不同意另有军队的政党存在而使中国分裂。斯大林说：中国只能有一个国民党领导下的政府。宋子文高兴地说：你说得真对，我们也希望国民党保持领导地位。所以我们不希望组成联合政府，因为如果成立这样的政府，只要一个党退出，这个政府就站不住了。斯大林表示赞同，说这是国民党的正当要求。
上述事实说明，在1945年的中苏谈判中，斯大林曾不惜牺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去讨好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但是，使谈判几乎濒于破裂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关于外蒙古问题。在那次会谈中，苏联坚持外蒙古“独立”，实际上是要把外蒙古置于苏联的控制之下。
斯大林说：由于一些国家利用外蒙古作为基地，试图破坏苏联在远东的地位，苏联如果不把外蒙古作为“缓冲地带”，它将会丧失整个远东部分，因而坚持外蒙古必须“独立”。他还说关于外蒙古的协议可以秘密签订，待日本投降后再公开。
国民党代表认为：当时雅尔塔秘密协定提出的是外蒙古“维持现状”，并没有提到要使外蒙古脱离中国。7月4日，美国新任总统杜鲁门在给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的通告中也重申：“就美国方面来说，雅尔塔协定中关于外蒙古所用字句的解释，没有任何讨论。既无讨论，那么按照大家对这些写下了的字句公认的意思，就是外蒙古目前事实上和法律上的地位应当保持下去。”当时，由于外蒙古在事实上和法律上均属于中国，所以这是没有什么疑问的。可是在谈判中，中国对外蒙古的主权问题却成了一个主要问题。斯大林强调：要苏联出兵参加对日作战，中国就必须放弃一部分领土主权作为报酬。在会谈期间，斯大林在同蒋经国的一次私人谈话中表示：“今天并不是我要求你来帮忙，而是你要我来帮忙；倘使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们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
在7月7日的第三次会谈中，宋子文指出：雅尔塔协定只规定“必须维持外蒙的现状”，并没有提出要使它“独立”。斯大林竟然回答道：今日的外蒙“实际上是一个人民共和国”，所谓维持现状，意思就是“独立”。斯大林说：《雅尔塔协定》原文中所说的外蒙古“现状应予维持”六个字是摆在括弧里面的“蒙古人民共和国”这个名词的后面的，它的意义是说明外蒙古的现状，就是维持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的“现状”，就是中国必须承认外蒙古脱离中国而独立。谈到这里，斯大林更以粗暴、蛮横的态度，加重语气地向宋子文指出：雅尔塔协定“是苏联的方案，也就是由莫洛托夫起草的，他们（指罗斯福和丘吉尔）仅仅是形式签字而已，这句话我可以在丘吉尔面前重行声明（因为这时罗斯福已死）”。
关于这个问题，经过长时间的争论后，国民党政府代表团作了让步。宋子文提出中国政府愿意在保留对外蒙拥有主权的前提下，给外蒙以相当程度的自治权，允许它处理自己的军事和外交事务，甚至与苏联签订条约，允许苏联军队驻在它的领土上以保卫西伯利亚。斯大林对国民党政府的这样一种保留也不允许。最后，斯大林在会议上拿出了自己准备好了的四个关于中苏关系的文件草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国东满和南满铁路的协议》、《关于旅顺港和大连的协议》、《“外蒙独立”的宣言》。宋子文表示不经中国政府同意，就不能讨论外蒙独立问题。斯大林却坚持说不宣布外蒙独立，那就不能讨论中苏同盟条约。双方争执不下，讨论陷于僵局。这样，会谈一度停顿。宋子文知道，中国对外蒙古的主权问题，是“深深嵌在中国人民心中的一个原则问题”，他曾告诉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说：“假若某个政府永远放弃中国在这个区域的权利，那么人民是不会拥护它的。”为了逃避中国人民对自己的谴责，宋子文不久就辞去了他兼任的外交部长职务，在同年八月中苏条约上签字的是新任外交部长王世杰。蒋介石对外蒙主权问题的分量也是清楚的。他在同从莫斯科回国的宋子文商讨后，于7月20日写给美国总统杜鲁门的信中说：“中国在雅尔塔会议上虽没有代表参加，但您，总统先生，应当体会到我们已最大限度地履行雅尔塔协定。在外蒙古问题上我们甚至超过了这个限度，我们做了中国舆论所许可的最大让步。我们的让步可能已经超出了中国人民所能支持的范围。”
但是，蒋介石最怕共产党，更害怕苏联支持中国共产党。他认为：只要苏联切实保证只支持国民党而不支持共产党，那么，国民党政府即使放弃了外蒙古的领土主权，也是合算的。蒋介石满心要独霸中国，他以为只要苏联保证不支持中国共产党，那么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在美国的大力支持下，凭自己占绝对优势的军事力量，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消灭在军事上处于劣势而在国际上处于孤立无援状态的中国共产党，使除了外蒙古之外的全国广大地区，仍然能够在他和国民党的掌握之中。因此，蒋介石在接到宋子文关于中苏第二次会议（7月3日）报告之后，当天晚上就把新的指示电告宋子文。新指示基本上接受了苏联的要求，但蒋介石要求苏联政府对如下一条做出承诺：“中国共产党，有其军事及行政组织，因之军令政令未能全归统一，深盼苏俄只对中央政府予以所有精神上与物质上之援助，苏俄政府对中国之一切援助，应以中央政府为限。”
但是，当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将这些要点通知苏联后，竟然发现即使中国让出领土主权，还是不能满足苏联的要求。如：①关于旅顺和大连，苏联又加了“陆地和临近海区”这样一些字样。②虽然旅顺港将由中国和苏联共同使用，但苏联还想进一步获得行政管辖权。③虽然大连港口名义上由国际共管，但苏联坚持要使它成为只由中国和苏联专用的海军基地。④大连的城市虽然将由中苏共管，但大连的港口必须只归苏联。⑤旅顺、大连周围的地区，虽有中国的民政部门管理，但管理人员的挑选却要由苏联政府批准。⑥虽然恢复了中国对东满和南满铁路的所有权，但中国必须同意建立一个为期40年的中苏联合委员会来管理所有企业，委员会的负责人、经理以及董事会的大多数人都必须是苏联人。国民党代表团对这种越来越苛刻的条件感到为难，没有当即接受。苏联一些领导人立刻对国民党代表团采取了威胁和利诱的种种手段。他们对国民党代表团的一个成员在非正式接触中强调：“苏联坚持的外蒙独立的要求绝不让步。但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有任何成功的话，苏联将帮助国民党政府统一中国。”
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得到了苏联的这种承诺，如获至宝，当即要求斯大林举行第四次会议。7月9日在会谈中，国民党方面表示同意旅顺的海军基地将作为中苏共同使用的港口，大连将成为国际自由港。这些措施有效期为二十年。同意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的干线由中苏共管。关于外蒙问题，国民党代表建议通过蒙古人民的投票表决，承认外蒙独立。
当时，蒋介石给国民党代表团的指示是：“外蒙允许‘独立’，但一定要注明，必须要经过公民投票，并且要根据三民主义的原则来投票。”在这里，蒋介石公然运用“民主”欺世。他已答应允许外蒙古“独立”，但还要玩弄“公民投票”的“民主”把戏，推卸责任；并且把“三民主义的原则”拉来作为自己丧权辱国行为的遮羞布。
斯大林立即同意了蒋介石国民党的建议，同意采用民主投票的方式，并且约定，只有在打败日本以后才能进行。
上述问题解决后，国民党代表还着重指出：“只要中共保留独立的军事和政府组织，要统一中国是不可能的，因此希望苏联政府在道义上和物质上都只支援中国的中央政府。”
斯大林向国民党政府代表团说，他“从未向中共支援过武器，并保证，所有苏联对中国的支援，无论是道义上的还是物质上的，都只给中央政府。而且，他还表示，希望中国只有一个政府，一支军队，他说把共产党的军队合并到国民党军队中去是必要的”。在谈判过程中，斯大林对国民党代表团一再表示：“一切问题解决后，中国可以派一个代表团随苏联军队进入东北，以便接收一切。”这样，由于双方对一些重要问题在原则上已经达成了协议，所以第五次、第六次会谈进行得非常顺利。会谈中，为了使国民党代表团放心，斯大林还答应在结束了议事日程上所有问题的讨论后，苏联将写出一个关于只支持中国国民党政府的书面保证，而苏联则拥有对中东铁路运输武器装备的权利。在7月12日的第六次会议上，双方都同意关于外蒙宣告“独立”的草案，以及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草案。这时，由于苏联领导人要去参加苏英美三国首脑波茨坦会议，中苏会谈暂停。
斯大林参加波茨坦会议去了。据《离奇的美苏同盟》一书记载：“波茨坦会议第一次军事会议于7月26日举行时，李海上将被选为主席，首请俄方说明对日作战与企图。俄人简单说：预备8月下旬开始进攻，不过确实日期要等与中国的谈判结束后再行决定，意思中间似乎很露骨地要美国敦促蒋主席赶快答应斯大林的建议。”但是，7月下旬以后，远东战争的形势急剧变化。7月26日，美英中三国首脑联名发表的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事先并未同斯大林商量。8月6日上午，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同一天，斯大林同莫洛托夫于波茨坦会议结束后返回莫斯科，决定提前对日宣战，8月9日，苏联宣布了对日宣战书。8月10日，日本政府向美英苏中等国发出乞降照会。
这时，日本已经宣布无条件投降，而苏中条约尚未签订，苏联领导人感到焦急。因为在前边的中苏条约谈判中，苏联之所以要取得中国一部分领土主权，是因为中国有求于苏联，是因为中国需要苏联参战抗日，否则，中国就不能战胜日本。可是现在日本已经正式向同盟国宣布无条件投降，战争行将结束，苏联的说法站不住了，中国可以不承担由于苏联参加对日作战而引起的必须向苏联让出自己的领土主权的义务。
但是，蒋介石国民党最害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得到发展，更害怕斯大林支持中国共产党。他们再三乞求苏联，只要苏联同意限制共产党，支持国民党，他们就宁愿让出中国的一些领土主权。这就使苏联领导人在谈判的最后阶段仍然掌握着主动权。通过前一段谈判，苏联领导人明白，对于蒋介石国民党来说，领土主权是次要的，首要的关键是如何对付中国共产党。如果要同国民党迅速达成协议，就必须向国民党指明：签订中苏条约应该越快越好，因为赶快签订条约对国民党有利，否则中国共产党就要大发展了。根据这种判断，斯大林在波茨坦会议结束后返吴相湘：《俄帝侵略中国史》，第489～490页。
回莫斯科的第二天（8月7日），就立即与国民党代表团举行谈判。“在8月10日，斯大林告诉宋子文，中国政府最好同意达成一项协议。否则，中国共产党就要进入满洲了。因此，宋子文做了让步。”于是，双方在8月8日、10日、13日、14日短短几天中，连续举行了四次会议；很快达成了协议并签订了条约。条约刚签字，莫洛托夫就迫不及待地提议让条约立即生效，苏联并以附于条约之后的“照会”形式，向国民党政府提供了书面保证。该照会宣布：“苏联政府同意给予中国以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他物资之援助，此项援助当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党政府。”这里应该指出：中苏条约签字的8月14日，日本正式无条件投降的《日本帝国停战诏书》已经向全世界广播，中日战争已经结束。那么，苏联保证给予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的“军需品及其他物资之援助”留作何用？
蒋介石对这个条约表示满意。因为从中华民国政府的观点看，这并不是一笔赔钱的买卖。俄国人明确答应不支持中国共产党，看来如果他们说话算数，蒋介石的军队很可能就会迅速在整个中国本土行使权力，即使蒋实际上失去了满洲，他却似乎赢得了中国。8月16日，蒋介石高兴地将条约内容通知了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并说他“总的说来对这个条约是满意的”。美国驻苏联大使馆在9月10日致国务院的电报中也高兴地表示：“由于俄国保证，中共讨价还价的地位和企图获得军事支持的基础无疑地大受削弱。”
上述事实和1945年中苏条约的谈判经过，清楚地表明：斯大林当时的对华政策，有两个重大问题。
第一，斯大林和苏联共产党当时的对华政策是根据苏联本身利益的需要，是从苏联的战略要求出发，而不惜牺牲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采取了只援助国民党蒋介石而拒绝援助中国共产党的方针。1944年11月，在纪念十月革命27周年的讲话中，斯大林阐明了苏联对外政策的基础。他说：“苏英美联盟的基础不是一些偶然的和暂时的动机，而是非常重大的和长远的利益。”
在战后，苏联迫切需要美国的经济援助。1945年以后，斯大林先后提出向美国借款60亿美元，来恢复自己的经济，因而需要在政治上同美国合作，以保持苏美各自在远东和中国的势力范围，巩固与发展各自的利益。为此，尽管看到蒋介石国民党在准备发动内战，在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开刀，斯大林还保证“尽全力促进由蒋主席领导的中国统一”，甚至诬蔑中国共产党“是不是真正的共产党，那还是相当成问题的”。为了把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纳入苏联对外政策的轨道，尽管蒋介石正在发动内战，斯大林还于1945年11月和1946年5月两次邀请蒋介石访问苏联；蒋介石害怕引起美国不满，两次都没有接受邀请。同时，他还建议中国共产党交出军队，服从蒋介石的统一领导。因此，毛泽东说：“中国是违反斯大林的意志取得中国革命胜利的。”
第二，在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最艰苦的年代，斯大林和苏共中央却违反列宁主义的原则，进行侵犯中国领土主权的活动，甚至发展到伙同帝国主义——先是同德国和日本，尔后是同美国和英国——进行瓜分中国势力范围的活动。在1945年2月召开的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提出了俄方使用中东铁路问题、外蒙古“之现状应予维持”等等侵犯中国领土主权的要求。在1945年6月30日至8月14日和国民党政府的谈判中，斯大林更是处心积虑地运用种种手段，软硬兼施，要把中国新疆和东北这一广大地区的领土主权置于苏联的控制之下。果然，在懦弱无能的蒋介石国民党代表的面前，斯大林的意图实现了。斯大林对此欢欣鼓舞。1945年9月3日，斯大林在公开发表的演说中讲：“俄国军队1904年在俄日战争中的失败在我国人民的意识中留下了沉痛的回忆。这是我国的奇耻大辱。我国人民相信并期待着有朝一日粉碎日本，洗刷掉这一奇耻大辱。我们老一代等这一天等了四十年，而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斯大林的上述言行，是与列宁主义背道而驰的。列宁认为1904年的俄日战争是两个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是一场“罪恶而可耻的战争”。列宁曾经严厉地谴责过俄国沙皇的帝国主义掠夺与并吞中国领土——其中包括“侵占了旅顺口”、“侵占满洲”的罪恶行径。同时也违反了他自己1937年前后指导编纂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中对1904年日俄战争所采取的原则立场。该书写道：
“1900年，沙皇军队伙同日德英法等国军队用空前残暴的手段镇压了中国人民反对外国帝国主义者的起义。在此以前，沙皇政府已强迫中国把远东半岛连同旅顺口要塞割让给俄国，俄国取得了在中国领土上修筑铁路的权利。俄国在北满修筑了中东铁路，并调兵守卫该路。北满被沙俄用武力占领了。沙皇政府的势力已伸展到朝鲜。俄国资产阶级拟定了在满洲成立‘黄俄罗斯’的计划。”“沙皇政府在远东方面进行侵略的时候，碰到了另一个强盗日本；日本当时已迅速地变成为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也企图侵略亚洲大陆，首先是从中国下手。日本也如沙俄一样力图把朝鲜和满洲据为己有。日俄战争逼近了。日本不待沙皇政府宣战先开始了战争。”
“人民群众不要这场战争，并认识到这场战争对俄国的害处。”列宁和布尔什维克认为，“沙皇政府在这场掠夺战争中失败有好处，因为它会削弱沙皇制度，加强革命力量。”
同时还应指出：斯大林1945年夏秋的对华言行，也违反了苏联政府1919年和1920年先后两次宣布的对华声明的原则精神。1919年7月25日，《苏俄致中国国民及南北政府宣言》中宣布：“劳农政府且已向中国政府建议开始谈判，进行废止1896年之条约，1901年之北京条约及1905年至1916年间与日本所订之一切和约，将俄皇政府自行掠取或与日本及联盟共同侵夺者，概行交还中国国民。”1920年9月27日，《苏俄第二次对华宣言》中又重申：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宣言所有俄国各前政府与中国所缔结之条约皆属无效，放弃侵占所得之中国领土及中国境内之俄国租界，并将俄皇政府及俄国资产阶级掠自中国者皆无报酬地永久归还中国。列宁坚决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和领土扩张政策。列宁说：没有什么比对待民族不公平更能阻挠无产阶级团结的发展和巩固的了。他明确指出，对被压迫民族采取帝国主义的态度，都会完全违背自己的原则，完全违背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立场。列宁特别指出：如果在东方人民登上历史舞台的前夜，在他们开始觉悟的时候，由于苏联对各民族关系的问题“采取即使是微小的粗暴态度和不公平态度”而损害了自己在东方的威信，“那就是不可饶恕的机会主义”。
斯大林当时的对华政策有问题，但也不能全盘否定。因为，斯大林领导的苏联虽然只援助国民党，但总归是援助了中国的抗日战争。当时国民党是中国的执政党，援助国民党抗日，增加了中国抗战的力量，也鼓舞了中国人民抗战必胜的意志。其次，它虽然有大国沙文主义的要求，但出兵中国东北，迅速消灭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侵略势力，促使日本很快投降，促使中国的抗日战争尽快取得了胜利。还有，它虽然对中国共产党有过怀疑、限制，但同时也对中共和中国人民给予了一些援助。
更重要的是，过了四年多之后，当新中国成立，毛泽东到莫斯科和斯大林会谈的时候，面对这位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斯大林不得不步步退让，知错改错。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本书前边已经作了具体的介绍，这里不再详述，概括地说：
第一，毛泽东和斯大林主持签订的1950年2月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中苏之间平等的、友好的、互助的条约。斯大林考虑到过去同美国及蒋介石国民党的关系及条约，起先不大愿意签订这个新的“同盟互助条约”，但因毛泽东坚持谈判，斯大林同意了毛泽东的建议，签订了条约。这是斯大林的重大让步，也是重大进步，从法律上改变了过去的错误。
第二，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明确规定：“亟愿依据联合国组织的目标和原则，巩固远东和世界的持久和平与普遍安全。”《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规定：“苏联政府将共同管理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以及属于该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此项移交一俟对日和约缔结后立即实现，但不迟于1952年末。”并且规定不迟于1952年末，苏联军队即自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并将该地区的设备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而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偿付苏联自1945年起对上述设备之恢复与建设的费用。另外，还发表了《公告》。公告宣布：1945年8月14日中苏签订的条约、协定均失去效力；双方政府确认蒙古人民共和国之独立地位，已因其1945年的公民投票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业已与其建立外交关系而获得了充分保证；苏联经济机关在东北自日本所有者手中所获得之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告》之所以提到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地位问题，是因为1944年8月国民党政府和苏联政府互换了《关于外蒙古问题的照会》，同意外蒙古独立。上述条约、协定和公告，体现了中苏两国平等互利、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精神；改变了斯大林四年前那种以强凌弱的大国沙文主义政策。
第三，在毛泽东和斯大林的谈判过程中，斯大林不仅十分尊重毛泽东，而且当面作了自我批评，承认我们（苏联）曾经给你们（中国）出了些不好的主意，给你们的工作带来了困难，干扰了你们。还说“过去我们对中国革命提过一些不恰当的意见，我们感到内疚”。斯大林原先不想签订新的同盟条约，对毛泽东的建议作了让步，同意签订；原先不同意周恩来到莫斯科谈判，后接受毛泽东的意见，再作让步，同意周恩来到莫斯科来出面谈判；在中苏条约、协定的内容上，十分尊重毛泽东、周恩来的意见，共同协商，平等办事，这与四年前斯大林同宋子文、蒋经国谈判中的粗暴蛮横、以强凌弱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表现了长足的进步。
不仅如此，在其他场合，斯大林也公开表示承认自己的错误，进行自我批评，说中国革命的胜利是自己没有估计到的，他曾说“我们认为中国发展起义是没有前途的，中国同志应同蒋介石寻求一项暂行的协议，他们应加入蒋介石的政府，并解散他们的军队”。而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违反他的意志取得了革命的胜利。这说明斯大林还是尊重事实、尊重真理、勇于修正错误的，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第一章毛泽东艰苦奋斗自力更生，高度评估斯大林历史作用毛泽东在延安住了十年多。延安，地处陕北中心，位于延河中游。群山环抱，地势雄伟，风光独特。延河从西北流过来，贴城而过，蜿蜒向东，像一条银色的飘带，把延安打扮得美丽媚人；巍巍的宝塔，矗立在嘉岭山上，直刺云天，使延安更加雄伟、壮观。隋唐以来，延安一直设郡置府，成为陕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到达延安，延安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心脏和神经中枢，成了中国共产党在陕北的落脚点，成了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展抗日战争的出发点，成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驻地。
环境稍一安定，毛泽东就挤时间读书。他还是按他那“不动笔墨不看书”的习惯，坐在延安的窑洞里，认真读书，精心批注。他阅读和批注了大量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还批阅了许多政治、经济、哲学、军事、历史、文学和不少自然科学书刊。其中批阅较多的有《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列宁选集》、《哥达纲领批判》、《列宁关于辩证法的笔记》、《国家与革命》、《斯大林选集》等等。有些书，他反复阅读，每读一次，就用一种颜色的笔在他认为重要的地方，加上圈点，画上长杠，在旁边写上批注。后来再读时，他又根据当时的认识，对自己前边的批语，作新的批判和补充。
毛泽东喜欢研究哲学，喜欢用哲学家的眼光来观察事物，喜欢读哲学著作。他批阅较多的哲学著作就有十多种。其中《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苏联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李达、雷仲坚合译，上海笔耕堂1935年6月第3版，1936年12月第4版）批注的文字最多。从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在这半年时间里，毛泽东对《辩证唯物论教程》的两种版本反复推敲，用毛笔和红、黑、蓝铅笔在书眉和空白的地方，写下了13000多字的批语。在书文中的许多地方，毛泽东用毛笔或铅笔分别画了曲线、直线、曲线加直线、二直线、三直线、圈点、双圈、三圈等等符号。从符号的颜色上看，显然是多次阅读时画上的。其中1935年6月的版本，从头至尾都作了勾画、圈点和批注。该书第三章“辩证法的根本原则”批注文字最多，其中最长的一段批注有近千字。他的批注，多是读书心得，借题发挥，阐述自己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观点，也有对原著的引申和批判。也有不少地方是联系中外历史事件和当时中国抗日战争的实际，综合分析，得出结论，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等等。
唯物辩证法是观察和认识世界的望远镜和显微镜。1937年夏天，为了总结中国革命战争时期的基本经验，从哲学上批判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毛泽东在延安凤凰山麓的窑洞里，撰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部哲学著作。
当时，在中共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一部分教条主义者，忽视中国革命的实际，拒绝中国革命的经验，硬搬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著作的片言只语，吓唬人们，要人们照他们主观主义的言论去行动，给革命造成了严重的损失而不自觉。还有一部分拘守于自身片断经验的同志，不了解理论的重要性，看不见革命的全局，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毛泽东的《实践论》，回答了上述两个方面的问题。因为重点是批判轻视实践的教条主义，所以题为《实践论》，副题是《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
在这部哲学著作中，毛泽东从认识论上总结了党内斗争的经验，着重批判了唯心论的先验论，指出一切机会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他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阶级性，一个是实践性。他特别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明确指出：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认识的过程是实践——认识——再实践……真理的唯一标准是社会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这就从哲学上把王明等人的教条主义批得体无完肤，从认识论上划清了真假马克思主义的界限。
1937年8月，毛泽东又发表了《矛盾论》，为克服党内的教条主义思想提供了科学的方法。他指出：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根本法则，因而也是辩证法的根本法则，是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科学方法。文章从矛盾的普遍性、特殊性，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等各个方面，系统而深刻地阐述了对立统一的规律。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着重论述了矛盾的特殊性，强调对于具体情况作具体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强调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在事物的外部而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
毛泽东的这两部哲学著作写出来后，先在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演讲，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后来出版发行，对中国革命起了很好的作用，成为中共干部的重要思想武器。1950年2月8日，毛泽东和斯大林在莫斯科的一次会晤中，斯大林认真地建议毛泽东把他所有的文章、文件等编辑出版。这是斯大林对毛泽东思想由怀疑转变为信服后的郑重建议，也是斯大林第一次建议出版外国共产党领袖的著作。
斯大林把编辑出版毛泽东著作看作“一件大事情”，是在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多次会谈之后，是在对毛泽东和中国革命的胜利道路作了多次了解之后，也是在他强调革命中心东移问题之后提出的。1949年7月斯大林曾经说过，世界革命中心从欧洲移到苏联，以后会移到中国，希望小弟弟超过老大哥，并为此向刘少奇祝酒。刘少奇非常紧张，不肯接受。斯大林又解释说：世界革命中心东移，你们的历史责任加重了，这是我们衷心的愿望。刘少奇还是没有喝那杯酒。现在，斯大林进一步提出总结中国革命经验，出版毛泽东著作，并把这作为“一件大事情”提出来，是否和他的革命中心东移思想有关呢？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深深感到革命理论的重要，深深感到用马列主义理论统一全党思想的重要，因而，他点头同意斯大林的建议，并希望斯大林派人帮助编辑。
斯大林推荐苏联哲学博士尤金，毛泽东表示感谢。回国后，1950年4月，毛泽东致电斯大林正式邀请尤金来华帮助他做这项工作。5月初，毛泽东在丰泽园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斯大林的建议。
中央政治局认为，斯大林的建议很重要。会议决定成立毛泽东选集编辑委员会，指定陈伯达、田家英整理中文稿件，最后由毛泽东亲自审定；责成师哲和苏联翻译费德林组织中文译俄文的工作。
7月，尤金应邀来到北京，开始看毛泽东著作稿，进行编辑。9月，中文稿件整理速度减慢妨碍了俄文的翻译进度。毛泽东建议尤金到各机关讲学。9月21日，应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的邀请，刘少奇主持讲演大会，尤金作了《苏联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讲演，受到了热烈欢迎。月底，尤金访华时届将至，毛泽东于9月30日致电斯大林，请求延长尤金在华工作时间。毛泽东写道：“尤金在这里工作了两个多月。但是，关于帮助编辑《毛泽东选集》的工作现在还没有完成，还需要相当一段时间。并且我们希望他能到山东、南京、上海、杭州、长沙、广州、汉口、西安、延安、沈阳、哈尔滨等地参观，并向我们的干部做一些政治理论报告、讲演等，以上两项工作，共需四个多月时间。因此，我请求你允许尤金同志在中国工作的时间延长至1951年1月底或2月底，是否可以这样做，请予复电为盼。”
1950年10月9日，斯大林回电：“……现通知你，尤金留中国可以到今年年底，以便完成《毛泽东选集》的准备工作及在中国各城市党的干部会上的讲演。”随后，尤金便按毛泽东的安排，到上海、广州、西安等地参观、游览、讲学。
他的讲演稿于当年12月上旬，陆续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尤金回京后，看了毛泽东的《实践论》译稿，赞不绝口，连连称好。他又与毛泽东进行了一次长谈，说他对准备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译文都看了，觉得很好，非常有趣，引人入胜，有许多独到之处。同时指出个别篇章，作为理论性文献，有些语句或许欠严谨，有些语意虽明确，但“难登大雅之堂”，是否可以修改或删节，如“一屁股蹲下，坐在炕上”，“懒婆娘的裹脚布，又臭又长”，辩证法中的“生与死”的关系等等。尤金谈的意见不多，并一再声明，这是从照顾外国读者的角度提出来的，仅供修改时参考。
尤金对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文章特别推崇，要求毛主席把这几篇文章寄送给斯大林阅读。
毛泽东接受了尤金的建议，将《实践论》译稿转送给斯大林。斯大林看了毛泽东的《实践论》，认为很好，它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发展了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的基本原理，发展了关于革命理论在实际革命斗争中的意义的基本原理，并且交给苏共中央的理论刊物《布尔什维克》杂志社。
1950年12月出版的《布尔什维克》第23期上，全文刊登了毛泽东的《实践论》，并转登了中文编辑部的题解。这篇题解说明了毛泽东发表这一哲学著作的原因：在中国共产党内，曾有过一些教条主义者，也曾有过一些经验主义者，他们的错误思想，特别是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外衣的教条主义观点，曾在1931年至1934年使中国革命受到了极大的损失。斯大林看过这篇题解，并推荐其在苏共中央的理论刊物上转登，说明他此时不仅承认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承认毛泽东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且正视了自己在三十年代指导那些“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外衣的教条主义的观点”对中国革命造成的严重损失。
苏联《真理报》也发表编辑部文章，向苏联广大读者介绍并推荐毛泽东的《实践论》。文章写道：“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简洁和明晰地概述了唯物论的认识论——反映论。在他的著作中，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关于实践在认识的过程中的作用的基本原理，关于革命理论在实际革命斗争中的意义的基本原理”，“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原理，关于客观的东西与主观的东西在认识中统一的原理”。文章指出：“毛泽东这一著作的特点就是，对复杂的哲学问题的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与叙述的形象性和鲜明性结合在一起。”1951年1月，苏联又出版了《实践论》单行本。
毛泽东治学严谨，一丝不苟。本来，《矛盾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也要译成俄文提前发表的，但毛泽东多次修改不肯定稿。1951年3月8日，毛泽东致函陈伯达、田家英，还讲到“《矛盾论》作了一次修改”、“此件在重看之后，觉得以不加入此次选集为宜，因为太像哲学教科书，放入选集将妨碍《实践论》这篇论文的效力”。所以，直到1952年4月1日，《矛盾论》才公开发表，并收入同年4月10日发行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后来再版时，才将《矛盾论》由第二卷转入第一卷。
1952年苏联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反应很好，引起轰动，受到苏联和东欧各国的普遍重视。1953年翻译出版了第三卷。
尤金待人诚恳，勤奋好学，学识渊博。1947年至1950年初，曾经担任过欧洲共产党及工人党情报局机关报《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报的主编，发表过许多文章。后又担任过苏联在德国的政治顾问。在华工作期间，深入了解情况，认真治学，一丝不苟，多次和毛泽东深夜长谈，探讨哲学问题，帮助编辑《毛泽东选集》，受到毛泽东的好评。但他书生气十足，缺乏政治经验，斯大林一直没任命他为驻华大使。
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批评赫鲁晓夫的路线，逐渐发展成为中苏论战。尤金坚持马列主义原则，不以国界论是非，批评赫鲁晓夫，要他对“苏中争吵负责”，使赫鲁晓夫感到“惊异、恼怒和痛苦”。气得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用不小的篇幅攻击尤金。这从反面说明，尤金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专家”。
1937年8月，中共在洛川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进一步健全了中央军委。毛泽东为中央军委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主席。8月25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正式发布了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参谋长叶剑英，副参谋长左权，政治部主任任弼时，副主任邓小平。八路军下辖三个师：以原红军第一方面军力主，编为115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参谋长周昆，政训处主任罗荣桓，副主任肖华；以原红军第二方面军为主，编为120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肖克，参谋长周士第，政训处主任关向应，副主任甘泗淇；以原红军第四方面军为主，编为129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参谋长倪志亮，政训处主任张浩，副主任宋任穷。同时，从各师抽调部分兵力，在延安设立了第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分驻陕甘宁边区各地，统归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肖劲光指挥。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和各路健儿很快深入敌后，开辟抗日战场。
9月25日，八路军115师一部在平型关伏击日寇坂垣师团第21旅团一部，歼敌1000余人，击毁汽车74辆，取得了抗战以来的第一个大胜利。10月中旬，120师配合国民党军队的忻口战役，在雁门关附近截击敌军运输车辆900余辆。接着，129师奇袭阳明堡飞机场，击毁敌机20多架，歼敌一个大队，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到武汉失守时，八路军与日伪军作战1500多次，歼灭日伪军5万多人，在敌后创建了抗日根据地，牵制敌人兵力40余万，形成了重要的抗日实力。毛泽东不仅指挥八路军英勇抗战，而且抓延安和边区的基本建设，使延安很快地变成了中国的革命圣地、革命摇篮。它像一颗璀璨夺目的红星，光芒四射，吸引来大批爱国的青年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毛泽东是个博学多问、见多识广而又兴趣广泛的人。他喜欢同各种有知识的人交往，在交往中识人议事，研究社会，增长知识，获得启迪，也感受到很大的快乐。他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与工人、农民和各种知识分子的交往增加了，而与妻子贺子珍的思想感情交流却渐渐地减少了。红军长征到陕北后，贺子珍为了得到更多的学习和锻炼，辞去了毛泽东的秘书工作，被分配在苏维埃国家银行担任发行科长，监督、印刷在根据地通行的苏维埃纸币。党中央到保安后，贺子珍生下了娇娇（李敏）。毛泽东对这个小女儿非常喜爱，一有空闲就逗她玩。贺子珍却觉得这孩子来的不是时候，妨碍了她的学习进步和工作。因此，娇娇生下刚四个月，她就把孩子送到老乡家，自己进了抗大去学习。
抗大的学习生活是紧张的半军事化的集体生活，每天清早出操，集体食宿。学员们要学政治，学军事，并且要联系实际，要求很严，晚上还有政治活动。贺子珍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政治、军事都要争先，为了挤时间，除星期六外，她很少回家，坚持过集体生活。
夫妻生活的分开，加深了感情的隔膜，又加上一些误会，使贺子珍十分苦恼。她想学习进步，苦于文化太低；想要多做工作，往往力不从心。她埋怨自己的身体不争气，脑子不好使，特别是那些该死的弹片，隐隐作痛，使她经常处于疲劳和痛苦之中，不能保持过去那种旺盛的精力。想来想去，她想做个手术，把那些弹片取出来，根除病痛，以便使身体早日康复。可是，延安当时医疗条件差，动不了这个手术。于是，贺子珍决定到西安去，然后转赴上海找医院做手术。谁料，就在这个时候，她发现自己又一次怀孕了，行动将更困难。
毛泽东见贺子珍坚决要走，极力挽留。他拉着贺子珍的手，深情地说：“我这个人平时不爱落泪，只在三种情况下流过眼泪：一是我听不得穷苦老百姓的哭声，看到他们受苦，我忍不住要掉泪；二是跟我的通讯员，我舍不得他们离开，有的通讯员牺牲了，我难过得流泪；三是在贵州，听说你负了伤，要不行了，我掉了泪。”贺子珍是个性格坚强、意志坚定的人，认准了的事，轻易不回头，尽管毛泽东深情地挽留，她还是坚持要走。毛泽东又请她坐下，诚挚地说：“我现在的情况，同在王明路线时期不同了，我有发言权了。留下吧，以后，不会再让你像过去那样，跟着我受那么多苦了。”贺子珍虽然温存地笑着，但还是不肯留下。她记得过去在中央苏区时，她曾与毛泽东大吵过一顿，毛泽东并不计较，事后还诙谐地说：“我们两个人，一个是铁，一个是钢，谁都不让谁，钢铁相撞、响个叮当。”现在，毛泽东虽然挽留，可自己身上的弹片，不做手术取出来不行，与其长期受痛，不如尽快手术。于是，1937年底，贺子珍把孩子托付给奶母，收拾起简单的行李，终于一个人走了。
贺子珍到西安后，上海已经被日军占领了，无法去做手术，只好留在西安。毛泽东托人捎口信，请贺子珍回延安，并且给她捎来一箱日用品，也捎来了他想互相谅解的希望。贺子珍感谢毛泽东，用自己的津贴费买了一床新被，送给毛泽东，但自己却继续留在西安。后来，贺子珍听说苏联条件好，不但可以做手术取出弹片，养好身体，还可以学习深造，于是，她就从西安乘汽车到兰州，到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市），1938年10月，又乘飞机到苏联莫斯科。她不顾长途跋涉的劳累，就匆匆地跑到医院，要求动手术。
苏联医生做了仔细的检查，发现深嵌在贺子珍头部、背部和肺部的弹片，已经被头骨、肌肉和肺叶包住，长在一起了，取出弹片有困难，也有危险；不取比取掉还要好些。贺子珍没有做取弹片的手术，生了一个小男孩。满月后，她把婴儿送进婴儿室，自己就进了东方大学去学习。贺子珍的任性出走，给江青以可乘之机，也给毛泽东的爱情、生活、家庭、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江青，原名李云鹤，山东诸城人，1914年生。1938年她与毛泽东认识时，年方24岁，正值青春年少，风华正茂，再加上她长得眉清目秀，身材窈窕，颇有一点魅力。但是，当年的江青尽管年轻质弱，却经历复杂，心计颇多。她15岁离开诸城老家，只身跑到济南，进入山东省实验剧院学演戏。在学习演戏中间，她得到了该院院长赵太侔的青睐，又通过赵太侔的夫人俞珊，结识了俞珊的弟弟俞启威，并且和俞启威情投意合，结成情侣，正式同居了。俞启威当时是青岛大学学生，思想进步，热心革命，后来当过天津市长、第一机械工业部长。1933年他介绍李云鹤加入了共产党。组织上入了党，李云鹤仍然迷恋着名利和物质享受。他们二人住进了中共党的地下机关。不久，俞启威被捕，关进了牢房；李云鹤撇开了俞启威，把她那一副迷人的面孔和窈窕的身材又打扮起来，擅自离开了青岛党组织，一个人跑到上海，进入了无名剧社，演戏赚钱。顾而已和赵丹见李云鹤年轻聪明，着力培养，但是国民党警察却逮捕了她。赵丹和顾而已多方营救，两个月后，由上海女青年会负责人出面保释，李云鹤出狱，改名蓝萍。
1935年4月，蓝萍进入了电通影片公司，参加了《自由神》、《都市风光》的演出。在《都市风光》里，蓝萍扮演一位知识青年的女友，唐纳扮演那位知识青年，二人卿卿我我，萌发爱情。入冬后，蓝萍担任了话剧《娜拉》的主角，不久，又在《大雷雨》中担任了主角。演出的成功，赢得了热烈的掌声和喝彩声。蓝萍的头像和芳名出现在大报和小报上。其中捧场最卖力气的就是她的情侣唐纳。
1936年蓝萍又与唐纳结了婚。婚后，蓝萍利用导演兼演员的唐纳为她强争《赛金花》一剧的主角，由于多数演员和剧院领导的反对而未逞。蓝萍大哭大闹，逼得唐纳几度自杀，一时成为三十年代文艺界的奇闻。最后，两人只好分道扬镳，各走各的路。蓝萍一人到了西安。
当时，初步形成了国共合作、共同抗战的新局面，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驻地延安，成了全国人民抗日的中心，民主革命的圣地。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爱国人士，一批又一批地经过西安，奔向延安。1937年8月下旬，蓝萍在西安改名江青，经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介绍去到延安。
江青爱拉关系。到延安没几天，她就找熟人带她去看望毛泽东。毛泽东没有留意这位着意打扮过的女青年，而是专心考虑建立新四军的问题。10月2日，中共代表团和国民党代表团达成协议，将南方各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即新四军）。1938年1月，新四军在南昌宣布成立，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张云逸，副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主任邓子恢。下辖四个支队，共约一万人。5月4日，毛泽东发出《对新四军进行游击战的指示》，要求新四军在广德、苏州、镇江一带发展游击战争，在茅山建立根据地。新四军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深入敌后，连战连捷，很快地建立了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根据地，并且打出了华中敌后抗战的新局面。到武汉失守时，新四军已发展到25000多人。
1938年春节，刚刚抵达延安的上海救亡演剧队和已在延安的戏剧工作者联合演出了《血祭上海》，江青在剧中扮演二姨太，是个二流角色。当时在延安看话剧十分新鲜，毛泽东和党的领导人都来观看，盛况空前。演完后，中央宣传部设宴招待了全体演职人员，毛泽东也和演员们亲切握手。江青热情洋溢地拉着毛泽东的手问长问短，毛泽东并没有多注意她，在宴席间，提议创办“鲁迅艺术学院”，得到了热烈的响应。
在康生的帮助下，江青进了“鲁艺”，既当教师，又当演员。“鲁艺”设在延安城东的桥儿沟。这里原是外国人传教的场所，有一栋大教堂和许多平房、土窑。有一天，江青听说毛泽东要来鲁艺作报告，便提前进了大礼堂，在前排显眼的地方找了一个位子坐下。
讲台上出现了毛泽东，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江青不但站起来鼓掌，而且向台上招手，想引起毛泽东的注意。当毛泽东看她时，她又嫣然一笑，显出了少女的妩媚。听报告时，她时而像在凝神静听，时而又在疾速笔记，时而又随着毛泽东讲演的起伏作出各种引人注目的姿态，博取毛泽东的好感。
这天晚上，开完小组讨论会，大家都睡觉了。江青却坐在灯下，心潮起伏，想着如何抓紧讨得毛泽东的喜欢。她提起笔来，给毛泽东写信，说她今天受到了极大的教育和鼓舞；又说她出身贫苦，后来参加左联、入党，向往延安；特别说她要求敬爱的毛主席在百忙中抽空接见她一次。她写道：“我想你会欢迎我，你是一位善于联系群众的伟大人物，我这个纯真的女孩子只不过向你提出区区小小的要求。如果准见，我将于后日（星期日）下午三时来到你居处。”
星期日下午，江青不等回音就到了毛泽东的住处，说她是主席约好让她来的。警卫员去向毛泽东报告，没等回音，她又跟着进了窑门，亲热地喊道：“毛主席，你好啊！我又来看望你了！”说着，她迎上前去，与毛泽东握手，说她听了毛主席的报告，深受教育，但有几个问题需要当面请教。毛泽东笑着，回答了她的问题，又坐在桌旁看文件，处理公文。秘书又来通知开会。
江青只好告辞出来，但当她打听到毛泽东的夫人贺子珍已离开延安准备去苏联的消息后，又千方百计地去见毛泽东，谈学习、谈工作、谈文艺、联络感情，有时碰到吃饭，就混着一起吃；有时看见毛泽东的办公室、卧室需要收拾，又主动地献殷勤，打扫，整理，暗送秋波。
毛泽东爱上了江青，就请示中共中央书记处，要求结婚。书记处以多数通过，同意他们结婚，但不许江青参与政治。1938年11月底，毛泽东和江青结婚了。江青被调到毛泽东的办公室附近，任军委档案秘书，照顾毛泽东的饮食起居，很少公开露面。
1949年7月，毛泽东委托刘少奇率团访苏，会见斯大林。当时，江青正在苏联养病。苏方为了表示对毛泽东的尊敬，在斯大林第四次会见中共代表团时，也请江青参加会见。
那是7月27日，斯大林在孔策沃别墅新建的二层楼上，举行宴会，招待中共代表团及江青。斯大林见中国同志都这么年轻能干，十分高兴，相互问好之后，招呼大家入席就座，并触景生情地说了一些谐趣的话，使宴会上充满了欢乐的气氛。
但是，江青表现反常，态度拘谨，一言不发。师哲心里嘀咕：江青今天怎么啦？
她过去爱出风头，好表现自己，今天怎么一反常态。后来他才知道，刘少奇事先给她打过招呼，让她不要多讲话，其实，江青对斯大林也十分敬佩，为了准备向斯大林祝酒的动作和祝酒词，她考虑再三，并和林莉等同志讨论了一整天。
演员出身的江青，准备好了动作和祝酒词，选择了一个适当的时机，见斯大林转了一圈，刚刚坐下，便胸有成竹、态度从容、潇洒大方地举起酒杯，走到斯大林跟前，热情而恭敬地说：
“同志们！我请大家一起举杯，共为斯大林同志的健康干杯！斯大林同志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幸福！我祝愿斯大林同志永远健康！”
江青那潇洒而大方的举止，简短明快而又颇具韵律的祝酒词，引起了全场人的注意。大家都抬起头来，望着毛泽东这位年轻漂亮的夫人。这时，江青又接着说：
“请大家举起杯来，请大家同我一道为斯大林同志干杯！”斯大林听了江青的祝酒词，禁不住开怀大笑。他和江青碰杯之后，举起酒杯，一饮而尽。众人都高兴地碰杯，饮酒。斯大林端着酒杯，走到中国同志的身边，笑着说：“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我的健康，竟然就是你们的幸福！”“这恐怕太高抬了！”刚才还为自己的表演沾沾自喜的江青，听到斯大林的后一句话，脸上露出了淡淡的红晕。斯大林说罢，转过身去，走到宴会厅的另一角。过了一会儿，他又转回来，若有所思地带着一种沉思、伤感和含有隐情的口气说：“我们（中、苏）两兄弟之间的友好团结是最重要的，对世界革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斯大林在世，我们两国人民应该是团结的，斯大林不在世了，仍然应该是团结的。团结就是力量！我们之间的团结，是与世界革命和人类命运息息相关的，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这时候，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说：“斯大林会健在！愿斯大林永远健康！”良好的祝愿，并没有使斯大林高兴起来。他举起酒杯，对中国同志说：“祝我永远健康的美词和良好的愿望，使人听了高兴！但事实上，人总是要死的，人总有一死！没有人能长生不老！我这人从来不喜欢奉承人家，但别人却对我有许多奉承，我也觉得很厌烦！我说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成熟了，苏联人及欧洲人要向你们学习的话，并不是奉承你们，也不是客气话。西欧人由于骄傲，在马克思、恩格斯死后，他们就落后了，革命的中心由西方移到了东方，现在又将移到中国和东亚。”说着，斯大林放下酒杯，严肃地建议在国际革命运动中，中苏两家都应当多承担些义务，而且应该有某种分工，就是说要分工合作。他希望中国今后多担负些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属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方面的帮助，因为中国革命本身和革命经验会对他们产生较大的影响，会被他们参考和吸收。苏联在这方面起不到像中国那样的影响和作用。这个道理是明显的，正像中国难以像苏联那样在欧洲产生影响一样。
江青对于能给斯大林祝酒十分高兴，但毛泽东后来闻讯，却不高兴。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在苏联养病的江青专程回国，要上天安门，毛泽东不让；接着，毛泽东访苏会见斯大林，江青又要去，毛泽东仍不允许，不仅如此，就在毛泽东访苏期间，江青要到新解放区去看一看，刘少奇为此事向毛泽东发电报请示，毛泽东给刘少奇复电并让转江青，表示同意江青去新区看一看，“但须得少奇同志同意”。不仅如此，毛泽东的电报还说，如果少奇同意的话，“则应以中央政治研究室研究员的名义，由中央组织部写介绍信给新区党的组织”。因此，还要江青去和当时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兼秘书长的廖鲁言同志“谈好，并得到他的同意”。同时，还特别叮咛江青：“到新区后注意只收集材料，不发表意见，并须顾到不要给当地党政以较多的麻烦。以上统向少奇同志接洽，由他作决定。”从毛泽东的这份电报中，不难看出，当时的毛泽东对自己的妻子江青，要求是多么严格呀！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广州之后，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日本调整侵华政策，放弃了“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基本上停止了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进攻，改为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而把侵略军的主力转向敌后战场，妄图消灭八路军、新四军。
毛泽东始终坚持全面抗战的路线，命令八路军、新四军以山区根据地为依托，进一步向平原地区发展，开展平原、水上和水网地带的游击战，开辟新的根据地。于是，抗日军民英勇奋战，捷报频传，晋察冀、冀热辽、晋西北、晋冀鲁豫、冀鲁豫、山东等各路健儿，在党的领导下，痛歼侵略军，扩大根据地，创造了辉煌的业绩。到1940年前后，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东北抗日游击队，由抗战初期的5万余人发展到近50万人，共产党员由4万发展到80万，解放区人口达到一亿，收复县城150座。中共领导的敌后军民抗击日军60%以上，抗击伪军100%。
但是，在日本帝国主义拉蒋反共政策的影响下，以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亲日派投敌卖国，于1938年12月底，撕下假面具，公开投降了日本；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顽固派，在英美“远东慕尼黑”的阴谋唆使下，于1939年1月，根据日本“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的三原则，制订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政策，并先后秘密地制定了《异党问题处理办法》、《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反动法令。接着，蒋介石命令他的部属取消中共领导的抗日政府，屠杀抗日干部和群众，并且调集大量兵力，包围、封锁各个抗日根据地，进攻八路军、新四军，接连掀起了三次反共高潮。
对于国民党蒋介石的投降反共政策，毛泽东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一方面告诫党内提高警惕，严加防范，并与之作必要的斗争；同时公开宣布“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严正立场，指挥部队，巧妙地打败了蒋介石一次又一次的反共高潮。
但是，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残酷扫荡；蒋介石调大军包围封锁，狼狈为奸，要把边区军民困死饿散。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中国共产党面临严峻的考验。陕甘宁边区和其他解放区在1940年到1942年间，经济十分困难。粮食匮乏，人要饿饭，工作人员和部队战士几乎没有衣裳和鞋袜穿，没有食油，没有蔬菜，写字没有纸笔，冬天没有被子盖。抗日根据地的人口由1亿下降到5000万以下，八路军由40万人减少到30万人，新四军由13万5千人减少到11万人，干部也损失很多。
困难重重，该怎么办？许多干部没有办法，只好向老百姓摊派。老百姓受不了，嫌负担太重，就跺脚骂娘。安塞县有个农民指名道姓地责骂毛泽东，说要老天爷把毛泽东天打五雷轰！
这还了得！辱骂领袖，肯定是阶级敌人！不少干部义愤填膺，要求严惩那个无法无天的“反革命”。
毛泽东听说骂他后没发脾气，也没有生气！他平心静气地算了算每户百姓的账，大吃一惊，觉得边区老百姓的负担太重了，生活太苦了。他说，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农民骂我，说明我们的服务工作没做好！他决心要千方百计教育干部，减轻农民负担，首先要减少公粮三分之一。
然而，人是要吃饭的。当兵吃粮，吃公粮，历来如此。革命的干部、战士、工人、学生，谁也不能不吃粮呀！许多人叫苦叫难，说边区这么多的干部、战士、学生，都吃不饱，减了公粮，靠什么吃饭！但毛泽东下了决心：减！一定要减！
毛泽东的决心，十八条大犍牛也拉不转！中央警卫团节衣缩食，自己种了些地，解决缺菜问题。附近群众反映说，那些地块是属于他们的，于是毛泽东下令将地还给老百姓。警卫团有的同志不服，说那地原本荒着，是战士们开出来的。毛泽东说，我们是人民的队伍，帮人民开点荒地也应该。不能与民争利，近地给群众，我们再去远处开荒。警卫团只好将开好的地让给了老百姓。毛泽东也自己开荒种菜。
看见毛泽东穿着补丁连补丁的军衣，身体越来越瘦，师哲心情沉重地问：减这么多公粮，边区的军队、干部怎么生活？毛泽东笑着说：好办！我们的干部战士多是青壮年！一个农民青壮年靠自己劳动，要养活五口之家，还要交公粮。我们也有两只手，为什么就不能靠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呢？他决心自力更生。
有一次，在延安干部生产动员大会上，毛泽东尖锐地指出：面临这么大的困难，怎么办？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这就是我们的回答。
毛泽东大力发动和领导全党全军开展大生产运动，号召边区军民“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自己动手，克服困难”，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很快地，延安的党政机关、军队、学校、工人、农民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毛泽东、朱德等领袖人物也挥舞镢头，开荒、种地、修渠引水。警卫班的战士进行生产动员，毛泽东一再叮咛：“订生产计划，可不能忘了我呀！我不能远走，你们在近处给我分一块地，我保证种好！”
大家见毛泽东太忙，日夜操劳，劝他不一定参加种地。毛泽东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说：“不行！不行！大生产是党的号召，我是党员，应该和同志们一样，响应党的号召，参加生产劳动。”果然，毛泽东在分给他的那块地里，深耕细作，及时播种、浇水、施肥、锄草，使蔬菜长得很好。毛泽东参加生产劳动的消息传开了。边区的人民群众纷纷要求给毛泽东代耕。
毛泽东笑着说：“还是自力更生、自力更生！”坚持完成生产任务。
在大生产的日子里，毛泽东先后写下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组织起来》等重要著作，为大生产运动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军民兼顾”、“公私兼顾”等等方针、政策。
毛泽东还和朱德、彭德怀、王震等一起，研究军队的作战、训练、生产等问题。1941年春，王震率领359旅，在“一把锄头一枝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的口号下，屯垦南泥湾。在那一大片荒芜的沃土上，镢锨挥舞，战歌嘹亮，英雄的359旅谱写出新的篇章。1942年开荒26800亩，实现了自给自足，1943年开荒10万亩，实现了耕一余一。
1943年9月，毛泽东视察南泥湾。他看见那满山遍野的高粱、谷子，丰收在望；南瓜、土豆，个个肥美；川道里稻谷飘香，山坡上牛肥羊壮，一派塞上江南的好风光，高兴地说：“丰收啰！丰收啰！看起来，困难，并不是不可征服的怪物！大家动手征服它，它就低头了！大家动手，自力更生，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了。目前，我们没有外援，假定将来有了外援，也还是要以自力更生为主。”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使陕甘宁边区和全国各个抗日根据地的经济状况迅速好转。老百姓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生活，党群关系密切了，军民亲如一家人，到处赞扬“毛主席的好领导”，到处歌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毛泽东自己却坚持认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泽东经常强调群众路线。他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他在延安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民主人士中，结交了不少的朋友。杨步浩、吴满有、赵占奎、李鼎铭等等，都是他的座上客，莫逆之交。他经常倾听他们的意见、要求，和他们商量办事。他的大儿子毛岸英从苏联学习回国了，他要儿子办的第一件事，就是要他背上一斗半小米和铺盖卷到艰苦的山区去拜农民为师，向农民学习。
春节期间，当地群众敲锣打鼓来给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领导人拜年，毛泽东和群众一起联欢。有人给毛泽东和首长们摆了凳子，请他们坐在前边。毛泽东坚持坐在群众中间。他说，人民群众是主人，我们是人民的勤务员；勤务员要尊重主人，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对斯大林十分尊重。1939年12月21日，中共在延安召开了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会上，毛泽东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人生七十古来稀，世间六十岁也是难得的。但是我们为什么单单庆祝斯大林呢？
“原因就在于斯大林同志是一切被压迫者的救星。”“这就是因为他领导着伟大的苏联，因为他领导着伟大的共产国际，因为他领导着全人类的解放运动，帮助中国打日本。”接着，毛泽东分析了当时世界的形势。他说：“现在世界上分为两条斗争的阵线，一方面是帝国主义，这是压迫人民的阵线；一方面是社会主义，这是反抗压迫的阵线。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革命阵线，有些人觉得好像是站在中间，但是它的对头是帝国主义，它就不能不引社会主义为朋友，不能不属于反抗压迫者的革命阵线的一面。革命与反革命阵线都要有一个做主的，都要有一个指挥官。反革命阵线的指挥官是谁呢？就是帝国主义，就是张伯伦。革命阵线的指挥官是谁呢？就是社会主义，就是斯大林。斯大林同志是世界革命的领导者。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在全人类中间，出了这个斯大林，这是件大事；有了他，事情就好办了。你们知道马克思是死了，恩格斯也死了，列宁也死了，如果没有一个斯大林，哪一个来发号施令呢？这真是幸事，现在世界上有了一个苏联，有了一个共产党，又有了一个斯大林，这世界的事情就好办了。革命指挥官干些什么事？使人人有饭吃，有衣穿，有屋住，有书读，而要这样，就要领导十几万万人向压迫者作斗争，而使之得到最后的胜利。这就是斯大林要办的事。既然这样，我们就要庆祝他、拥护他，还要学习他。”
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妄图灭亡中国；蒋介石调集大军封锁包围陕甘宁边区，中国革命处在十分困难的关头。然而，毛泽东临危不惧，遇难不乱，高瞻远瞩，统观全局，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高度，从世界人民反帝反法西斯斗争的角度，运用马列主义阶级分析的观点，分析和评价了斯大林。这是对的。因为他认为，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不能苛求于外国人。
1943年春，苏德战争到了最紧张的阶段。日本侵略军在侵略中国的同时，要从东方进苏联。浴血奋战的苏军，面临被德日两个凶恶的帝国主义东西夹击、腹背受敌的境地。斯大林发电报给毛泽东，说愿给中共几个师的装备，希望中共组织兵力到蒙古接运装备，抗击东线日军。
毛泽东笑着说，给装备当然好，但火中取栗，无济于事呀！蒙古地方那么大，日本飞机多，连延安城都炸成了瓦砾滩，装备怎么拿得来？日本侵略军正强大，我们力量小，只有广泛发动游击战，使侵略军陷入火海泥潭，拔不出来，才能配合苏军的反法西斯战争。接着他指示吕正操、肖华、李运昌、程子华等尽快地将部队摆上山海关、长城一线，开展游击战争，牵制日军兵力，但却不同意派人到蒙古去取武器装备。
斯大林不了解中国人用小米加步枪连连打败日本侵略军的情况，又来电报催促。毛泽东坚持从实际出发，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方针、政策，仍坚持不同意派人去取武器装备。
王明闻讯，极力鼓吹“建立几十个师团的有新式武装的部队，作为全军的骨干……”有人对此表示赞赏，来劝毛泽东执行斯大林的指示。毛泽东不以为然。他认为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应该学习他的立场、观点、方法，却不一定要照搬他的片言只语。我们明知派人去蒙古取武器装备，几乎等于白白送死，为什么还要派人去做无谓的牺牲？他坚持不同意去。
斯大林第三次电报催促，毛泽东仍不同意。党内有些同志劝毛泽东按斯大林说的办，派人去取武器，毛泽东摇摇头。可巧这个时候，机关流行感冒，卫士中也有几个人患了感冒，咳嗽发烧。医生劝毛泽东吃药预防，师哲也劝毛泽东吃点药。毛泽东说乱弹琴，没病吃什么药？要相信自己的抵抗力。他注意锻炼身体，果然没有患感冒；可是，过了不久，他牙床发炎，肿得厉害，已经开始化脓了。医生劝他吃药，吃抗菌素。毛泽东不肯吃。
“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人命！”医生耐心地解释说，“这是龋齿引起的牙床发炎，开始化脓，淋巴也肿大了，得快吃药！”
毛泽东疼得直皱眉头，却仍然笑着说：“你们这些医生呀，就爱用药！”医生趁机宣传卫生知识：“主席，治病用药，就像你指挥打仗用弹药是一个道理，治病时用药杀细菌，打仗时用弹药消灭敌人。不用弹药怎么消灭敌人呀？”“我不用药！”毛泽东固执起来，有时像个倔强而又顽皮的孩子，一边牙疼得直吸凉气，一边又连连地摇头。师哲想起了斯大林叫取武器弹药的事，也过来劝说：“治病，用药，杀菌，消炎，这是规律呀！”
“那不一定！”毛泽东争辩说，“中国过去几千年，没用抗菌素，靠一把草药，病也照样好。你说那里边没规律吗？”
毛泽东注重理论，但他往往凭直觉、靠经验办事。由于有理论根底，他的直觉经验往往非常深刻，入木三分，见解独特。他说：“我不用药，你们吃药好了，你的抵抗力就没有发挥作用，就得不到锻炼增强。我们应该调动自身的抵抗力对付外来的侵略，消灭害人的病菌。否则，小病大养，常用药物，身体的抵抗力就会衰退，再有细菌侵入就要出大乱子。只有经过斗争锻炼，肌体的抵抗力才能变强大。”
师哲没有再吭声。他在帮毛泽东看病中，不知不觉地医治了自己的心病，提高了认识。
医生却不服，继续争辩说：“照这样说，还生产药干什么？”“药有用处。”毛泽东笑着说，“当肌体抵抗力弱时，用药助他一臂之力，可反败为胜。这一次，我要看看我的抵抗力能不能战胜入侵者？”果然，没用几天，毛泽东没用抗菌素，病好了。毛泽东见了师哲得意地笑道：
“你看看，怎么样？好了，全好了！我的抵抗力战胜了细菌，病好了。要说规律嘛，这就叫自力更生，不能光依靠外援。古今中外，万事万物，都脱不出这个道理。”
师哲望着毛泽东那恢复了健康的身体，豪爽的性格，乐观的情绪，从心灵深处涌出了诚挚的高兴和敬意。他深深感到自力更生，百折不挠，下定决心，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已经成了毛泽东性格的中坚，虎气的表现。不断地向困难、对手挑战，勇敢而巧妙地应战，尽量用自己的力量战胜困难，克敌制胜，是毛泽东性格的基础和核心。对党和国家的大事如此，对个人的生活、治病——乃至吃药的小事也如此。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胜利，就隐藏在最后的坚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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