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代后期，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对世界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实行高度的集权领导。斯大林和苏联共产党实际上成了指挥一切的“老子党”，对各国的共产党发号施令，指手划脚，给国际共运带来了很不好的影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抵制了苏联共产党的干涉，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毛泽东多次强调：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必须坚决依靠中国人民的革命，必须依靠自己“斗争策略的正确坚决”。在延安整风期间，周恩来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及其发展，是得到了共产国际不少的指导和帮助的，但是中国共产党的靠山却不是共产国际，而是中国人民”。
毛泽东并不反对斯大林，他反对把列宁斯大林的学说教条化，主张理论联系实际。他写道：
“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创造，才叫作理论和实际相联系。”为了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地解决中国革命中的重大问题，毛泽东付出了极大的努力，撰写了许多著作。就拿他制定持久抗战的战略方针来说吧，抗战伊始，亲日派汪精卫等人叫嚷“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再战必亡”。以蒋介石为代表的英美派，被迫抗战以后，幻想依靠外援速胜，鼓吹“速胜论”。徐州失陷后，又唱起了“亡国论”。
毛泽东分析了世界形势和中日两国的特点、力量对比，集中全党智慧，提出了坚持持久抗战的战略方针，并且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写成了《论持久战》。
为了写成《论持久战》，毛泽东反复研究，集中概括，日夜奋战，两天没有睡觉，只吃一点小米饭和土豆菜。窑洞里的书桌边，放着一块小石头，手臂酸疼时，他紧握几下石头，活动活动，使筋骨得到松弛。五天以后，他累得脸色苍白，双眼充血。但他越写越兴奋，接连苦干。天气寒冷，他手在写作，脚在烤火，第七天的黎明，他正写得得意，突然，感到脚上烧痛，越来越厉害，无法忍受。但他有几句激情的话，不写不行。当他写完那几句话后，拉出脚来，低头一看，糟糕！右脚上穿的布鞋，已被火盆中的木炭火，烧开了一个洞。
毛泽东端来茶缸，浇了点水，扑灭了火，喘了喘气，感到有点乏困。但他在窑洞里活动了一阵身肢，喝了一杯烧酒，又继续伏案写作。奋战八天后，他过度劳累，头痛眼花，有时晕厥。医生赶来给他诊治。他吃了点药，休息了一阵，又继续写作。直到第九天，毛泽东才完成了这份印成八十页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针对党内外存在的“亡国论”和“速胜论”的思想，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具体地分析了中日两国的实际情况，揭示了抗日战争发展的客观规律，指出了抗战胜利的前途。他具体分析了中日双方存在着互相矛盾的四个基本特点：即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我大，敌寡助我多助。强弱对比虽然规定了日本在中国能够有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的横行，中国不可避免地要走一段艰难的路程，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但是，小国退步、寡助和大国进步、多助的对比，又规定了日本不能横行到底，必然遭到最后失败。中国决不会灭亡，必然取得最后胜利。毛泽东特别指出：中国有了无产阶级，有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这是中国能够坚持持久战并能取得最后胜利的主要根据。
毛泽东科学地预见了抗日战争发展的三个阶段，即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进攻；敌之战略退却，我之战略反攻。他特别指出，其中的第二阶段即是相持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是中国由防御到相持到反攻的重要转机。
毛泽东特别论述了抗日战争必须实行人民战争。他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只有动员全国的老百姓，实行人民战争，才能坚持持久战，才能赢得最后胜利。他批评“亡国论”者和“速胜论”者，说他们都看不见人民的力量，片面地夸大武器的作用，都是唯武器论者。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的对比，不仅是军力和经济力量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
正因为有如此深刻的见解，所以，毛泽东面对日本侵略军的大举进攻和蒋介石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毫不慌乱，既要高举联合全国爱国同胞的抗日旗帜，抵制外侮；又要坚持独立自主、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不投降国民党，不依附蒋介石。这在斯大林看来是不可能做到的，然而，毛泽东做到了，而且做得非常出色，做得斯大林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肯相信，不敢承认，闹得非常被动。
1940年3月，王明公然再版了他的《两条路线》的小册子，让他长期坚持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等流毒继续作怪。毛泽东对此作了批评。王明对于毛泽东的批评并没有真正接受，只是见毛泽东的威信越来越高，领导地位进一步确立，硬碰不行，便玩起两面派的手法来。表面上极力赞扬、吹捧毛泽东，背地里却又极力进行攻击和污蔑。
1940年5月3日，延安“泽东青年干部学校”举行开学典礼，王明到会讲演，他讲的题目就是《学习毛泽东》。他说：“对于青年学生学习问题，我只贡献五个字：‘学习毛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既以毛泽东同志的光辉名字来命名，那就要名副其实，就是要学习毛泽东同志的生平事业和理论。”
学习毛泽东的什么呢？王明在演说中讲了五个方面：第一，“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始终一贯地忠于革命的精神”。他说，从党的一大以后，“毛泽东同志便是我们党的主要领导人，便是中国革命一个优秀的领导者”。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同志则如鹤立鸡群一样英勇坚决地继续革命工作”，“领导党和红军经历了无数的痛苦，克服了各种的困难，在任何条件下，在任何艰难困苦环境中，能始终如一地忠于革命事业。”
第二，“学习毛泽东勤于学习的精神”。毛泽东虽没有进过任何专门学习革命理论的学校，但他“比我们党内任何同志都学得好，真正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真正地善于把马列主义灵活地应用到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正由于毛泽东同志不断地工作，不断地学习，不断地从工作中学习马列主义，从马列主义学习中处理工作，所以他才能把理论与实际联系起来，所以他才不仅成为中国革命的伟大政治家和战略家，而且是伟大的理论家”。
第三，“学习毛泽东同志勇于创造的精神”。毛泽东同志在其理论和实践中有很多新的创造。《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军事著作，不仅是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军事指南，而且是马列主义在军事问题上的新发展；“《新民主主义论》不仅是中国现阶段国家问题的指南，而且是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关于建立革命政权问题的指针，同时也就是对马列主义关于国家问题的新贡献。”
第四，“学习毛泽东同志长于工作的精神”。“他能做最下层的群众工作，他也能做最上级的领导指挥工作，在农民工作中，他是一个有名的农民工作大王，在军事工作中，他是伟大的战略家，在政权工作中，他是天才的政治家，在党的工作中，他是公认的领袖。”
第五，“学习毛泽东同志善于团结的精神”。“毛泽东同志现在不仅是共产党中央和共产党全党团结的核心，不仅是八路军和新四军团结的中流砥柱，而且是全中国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众望所归的团结中心。”
在这篇讲演中，把许多好听的名词都用上了，好像王明对毛泽东十分敬重，对毛泽东思想是完全赞成的。然而，这只是表面上的东西，是王明为了取得党和群众的信任而做的姿态。正如1948年4月1日王明向任弼时所说的：“六中全会后，我觉得在外不好就想回来，回来时是想搞好的，故……青干开学时弄好稿子，题为《学习毛泽东》，给毛看过，毛客气说，理论一点不好，不要发表，后来还是发表了。”但在背后他却对毛泽东思想肆意污蔑。例如1939年底他在延安作的一首五律《新民主主义论——评毛泽东这篇论文的根本错误》一诗说：
新民主主义，理论自托陈。资革成功后，资行社不行。苦心劝其改，怒意流于形。
列义被修正，前途迷雾存。
其实，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讲得很清楚：中国现时社会的性质，既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它就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为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步骤。因为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中国现时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已经不属于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属于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了，它已不是一般的民主主义，而是中国式的、特殊的、新式的民主主义，即新民主主义……将来它必然要发展到第二步，发展到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论》说得这样清楚，哪里是什么“资革成功后，资行社不行”呢？实践已经证明，这部光辉著作，不但不是反列宁主义的，而且是对列宁主义的发展和在中国具体条件下的正确运用；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真正维护了无产阶级的利益和社会主义的前途。
1941年6月22日（星期天）凌晨3点半，希特勒背信弃义，以190多个师的兵力，对苏联不宣而战。德国的海陆空军一齐出动，像狂风暴雨似的袭向苏联。德国的盟友和仆从意大利、芬兰、罗马尼亚和匈牙利也跟着希特勒袭击苏联。于是，一场规模空前、意义巨大的大决战，在苏联国土上展开了。
斯大林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凌晨4时许，联共中央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集合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的办公室里。斯大林神态严肃，脸色苍白，手里握着没有点燃的烟斗，站在桌子旁边，半天没有说话。他那双深沉难测的眼里，露出了震惊和愤怒的目光。这是他一生中受刺激最大、精神最痛苦的时刻之一。面对这数百万全副武装的法西斯匪徒的突然袭击，该怎么办呢？敌人这么强大的攻势，我作为苏联红军的最高统帅，为什么不事先指挥部队作好防御呢？难道我们的情报部门、兄弟党和友好人士都没有提醒吗？
斯大林沉思着，突然，像被什么狠刺了一下，猛地站起身来，拉开自己办公桌的抽屉，取出一叠电报，迅速翻阅起来。
人在慌忙的时候，特别是在危急关头，要寻找一件急需的东西，往往很难。越慌越乱，越乱越急，越急越找不到急需的东西。斯大林将那些重要的电文翻了一遍，沮丧地摇了摇头。
马林科夫问：“斯大林同志，你在找什么？”
“电报！一份从延安拍来的电报！”斯大林焦急地说着，仍在那一叠电文中翻阅。
“是中共关于希特勒德国将于6月21日进攻苏联的电报吗？”“是的，是的，我记得放在这里，却怎么找不见了？”斯大林说着，仍在寻找。马林科夫立刻打开自己的文件夹，取出一份电报，递给斯大林，说：“不，电报在这里。你当时看后说，这是谣言，全无根据，让我保管着。”斯大林接过那份简短明确的电报，看了又看，半晌没有说出一句话来。那电报上只有一句话：
“希特勒德国将于6月21日进攻苏联，希立即采取对策。”
然而，斯大林没有重视中共的情报和建议，认为德国不会撕毁1939年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不会突然袭击，甚至怀疑那是英美方面的挑拨离间。现在，事实证明中共的情报是准确的。毛泽东关心苏联的命运，提出的建议是正确的、及时的。而自己由于判断失误，坐失良机，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所以斯大林当即对站在一边的伏罗希洛夫元帅说：
“请您以您的名义致电朱德总司令表示感谢！”伏罗希洛夫表示愿尽快照办。
斯大林那阴沉沉的脸上，露出了一丝淡淡的笑容。在这数百万法西斯匪军闪电袭击的面前，在这苏联国家民族的命运面临生死考验的关头，他以有中共这样一个兄弟党而感到欣慰，他以有中国这样一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前赴后继、英勇战斗的邻国而增强了信心。于是，他和政治局委员们商量，根据总参谋长朱可夫从基辅打来的电话报告和中共的电报信息，当即发出命令，要前线各部队做好准备，准备抗击德军可能发动的一切袭击，但为时已晚，希特勒德国的“闪电战”使苏军猝不及防，受到了惨重的损失！气得斯大林拿着电话听筒，沉沉地叹了一口气，然后粗声地骂道：
“希特勒这个大流氓！”现在，斯大林知道自己对战争爆发时间的估计犯了一个灾难性的大错误。他曾同所有的政治局委员和高级将领商讨过他的决定，得到了一致的赞同。其实，这些人都为斯大林所左右，对他迷信而失去独立见解，过分地相信他的过人智力和无上权威，很少提出不同意见，致使斯大林错误地判断了希特勒的意图，领导集体也被希特勒这个混世魔王欺骗了。社会主义的苏联正面临一场空前浩劫的威胁！必须用战斗来保卫它！斯大林经过一番沉思，和政治局委员们商讨之后，发出了第二号命令，号召各军区、各部队向入侵者进攻，消灭敌人！然而，事实证明这个命令也是不切实际的。当时，希特勒的“闪电式”进攻，使红军正在混乱地退却，通讯联系中断，莫斯科和各部队、各军区一时无法联系，反攻是不可能的。
就这样，在战争初期，苏联受到了惨重的损失。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对于苏联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给予坚决的支持和实际的援助。1941年6月23日，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向全党发出指示，号召组织广泛的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支援苏联抵抗法西斯的神圣战争，并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实际行动来援助苏联。
毛泽东指出：苏德战争是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与社会主义反侵略力量之间的殊死搏斗，是两个敌对社会体系不可调和的斗争，苏联的参战大大加强了反法西斯阵营的力量，使全世界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迅速形成，鼓舞了世界各国人民为保卫国家和民族的独立自由而顽强斗争！毛泽东的指示，正确地分析了形势，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声援了苏联人民的卫国战争。
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延安整风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党的历史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问题，确认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王明、博古等人领导的党中央所犯的“左”倾错误是“路线错误”。一些受王明影响而犯过错误的同志陆续作了自我批评，王明却千方百计地推卸责任，拒不承认错误。9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言，详细分析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及其根源，指出过去我们党长期为主观主义所统治，立三路线和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都是主观主义。苏维埃运动后期的主观主义表现更严重，形态更完备，统治时间更长，结果更悲惨。这是因为这些主观主义者自称为“国际路线”，穿上马克思主义，实质是假马克思主义。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从理论上、政治上批判王明的路线错误。王明是斯大林在中国的代表、“钦差大臣”，因而，也是毛泽东第一次从理论上对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主观主义进行系统的批判。
王明不服。9月12日，王明在会上发言，不但没有作自我批评，反而坚持说“四中全会的政治路线也是正确的”，并且推卸责任，说他早在苏联的时候就反对博古的错误，说博古是“苏维埃后期最主要的错误负责者”。
王明的狡辩和反攻，说明要真正端正党风，树立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很不容易的，是要经过思想斗争的。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明确提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主张。2月8日，毛泽东又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号召全党一定要把党八股和教条主义等彻底抛弃，全党的整风运动从此就开始了。2月16日，王明在延安中央医院作了一首题为《忆牡丹》的七绝，诗曰：雍容傲骨岂凡流，荷菊梅兰未可俦。自是凛然争气节，独逢乱谄不低头。
普遍整风阶段刚刚开始，王明便感到很不舒服，住在医院，借物言志，通过歌颂牡丹的“雍容傲骨”及“独逢乱谄不低头”的气节，来抒发他对整风运动的对抗情绪。
整风运动如春风化雨，煦和感人。延安的机关、部队、学校、团体在整风中，学马列，谈体会，忆历史，论现实，有理论，有实际；既严肃认真，又生动活泼。王明感到，自己那一套教条主义的货色全完了，于是，在2月下旬，在中央医院又作了一首口语体的五言诗：《所谓整风运动》。诗曰：
名为整三风，实为行四反。一切为个人，其他都不管。
在诗后，王明还特地注明说：“四反”，即“反对列宁主义、反对共产国际、反对苏共和苏联、反对中国共产党”；“一切为个人”是指“毛泽东制造毛泽东主义，建立个人党内专制和个人军事独裁”；“其他都不管”是指“不管所谓整风运动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造成什么损害，也不管它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革命运动造成什么损害。”
这两首诗和后边的注释表明，王明不仅讳疾忌医，而且对医生恶意诽谤，对延安整风运动从一开始就坚决反对、肆意污蔑，所谓“行四反”，完全是恶意地诬蔑、诽谤，不值一驳。至于“一切为个人”、“毛泽东制造毛泽东主义”等话，也是不符合事实的。前面已经说过，当王明把他写的那篇《学习毛泽东》交毛泽东看过以后，毛泽东就说自己“理论一点不好，不要发表”。
1943年4月22日，毛泽东在致凯丰的信中又说：“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时候，不是鼓吹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不宜当作体系去鼓吹，因为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
直到1948年8月，吴玉章表示想在华北大学成立典礼上提出“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应“把毛泽东思想改成毛泽东主义”。毛泽东还不赞成。
他在8月15日致吴玉章的信中还坚持说：“那样说是很不适当的。现在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因此不能说毛泽东主义。不是什么‘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而是必须号召学生们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经验。另外，有些同志在刊物上将我的名字和马恩列斯并列，说成什么‘马恩列斯毛’，也是错误的。你的说法和这后一种说法都是不合实际的，是无益有害的，必须坚决反对这样说。”
这些事实说明，毛泽东当时没有想“制造毛泽东主义，建立个人党内专制”，而且一再反对这样做，反对这样的提法。王明的造谣诬蔑，是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
1942年2月26日，周恩来找王明谈话，系统地指出他应该反省的问题，希望他认真检查自己的错误。王明表面接受批评，背后又在捣鬼。1943年春，刘少奇回延安后，找王明谈过几次话，帮他认识错误，王明仍阳奉阴违。张闻天做王明的工作，王明挑拨说：“这次整风，主要是整我们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的，尤其是你，因为你的教条比我们更多。”张闻天回答说：“我们过去确有很多错误，应该好好反省，我这次出发同实际接触接触，得益不少。”王明又一次碰了钉子。实际上，延安整风运动，就是打破斯大林、王明教条主义束缚的思想解放运动，使人们从“国际路线”、“国际指示”的迷信中解放出来，从而树立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
整顿学风，是整风运动的中心内容，是我们对待马列主义的态度问题，也是关系全党干部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态度问题。毛泽东批判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指出：我们学习马列主义，必须“有的放矢”，“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列主义，我们是为着解决中国的革命问题，去从马列主义中找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因此，马列主义的学风，应该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他又具体分析道：“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详细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学的分析，综合的研究，从中引出规律，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制定党的路线政策，做好各项工作，这才是党的好作风。
毛泽东在这方面的观点，概括地说，就是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这是毛泽东发动整风运动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主要目的之一。为此，他作了多年的努力，写了许多著作，从不同的角度阐述这个观点。早在1938年10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提出了要马列主义中国化的口号，并且作了很有说服力的阐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
“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在这里，毛泽东把马列主义中国化的问题，提得多么鲜明、多么深刻、多么迫切呀！然而，并没有引起全党的重视。所以，1941年5月5日，在延安的一次干部会议上，毛泽东在作报告时，又强调了这个论点。他说：“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粗枝大叶、夸夸其谈、满足于一知半解，这种极坏的作风，这种完全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精神的作风，还在我党许多同志中继续存在着……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认真地研究现状的空气是不浓厚的，认真地研究历史的空气也是不浓厚的。许多同志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似乎并不是为了革命实践的需要，而是为了单纯的学习。所以虽然读了，但是消化不了。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
在这里，毛泽东把斯大林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并提，的确没有反苏和反对斯大林的意思，只是强调马列主义中国化，创造性地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
宗派主义，是主观主义在组织关系上的表现。斯大林的宗派主义和惩办主义，对犯错误的干部不注重思想教育，只着重组织处分的做法，对中国共产党影响很大。特别是在王明路线统治时期，对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往往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反国际指示”、“不执行国际路线”等大帽子，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毛泽东由于坚持正确路线，多次被他们批判斗争，给予处分。1927年秋，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是正确的，有功的，却被解除了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1931年11月，他们又撤销了毛泽东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1932年10月，他们又撤销了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周恩来、恽代英、李立三等领导南昌起义有功，也受到了党纪处分。1930年共产国际对李立三错误的处理，对瞿秋白的无情打击，都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后来，毛泽东在总结党内斗争的教训时说：如何对待犯了错误的人，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正确的态度应当是，对待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允许他们继续革命。过去，在以王明为首的教条主义者当权的时候，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学了斯大林作风中不好的一面。他们在社会上不要中间势力，在党内不允许人家改正错误，不准革命。
毛泽东在这里讲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就是在延安整风中批判了王明的错误做法后，创造出来的方针。
但是，当年在莫斯科和王明一唱一合的康生，这时却摇身一变，成了中央领导层中的核心人物之一了。他既掌握着整风运动的部分领导权，又直接控制着中央社会部。在整风前后，他利用逼、供、信，把一批从国民党统治区来到边区参加革命的干部、党员，打成“特务”、“汉奸”、“红旗党”。又利用这些“炮弹”打开缺口、制造舆论，“扩大战果”，企图把整风运动变成“整人运动”、“抓特务运动”。
有一次，康生在延安大礼堂召开控诉、规劝大会，先让被他屈打成招的一名干部“现身说法”、“坦白交待”，接着又点了许多单位和许多人的名，“敲山震虎”，闹得人人自危。没几天，康生指挥边区保安处就逮捕了200多人。
1943年7月15日，康生又召开中央直属机关的“抢救失足者动员大会”，要求普遍开展“抢救运动”。没有几个月，闹得陕甘宁边区“特务”如麻，人心惶惶。一封封告状信和“坦白书”飞到了党中央。
一天，师哲又把一厚叠“特务”的“坦白书”和“交待材料”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只看了一份，就看不下去了。他问师哲：
“你相信这些东西吗？”“这都是当事人自己写的，自己坦白自己是特务，还能有假？”“不，事物是复杂的！人们都在一定的条件下说话、办事、写字。你说说，他们写的这每一句话都真实？”师哲轻轻地摇摇头，没有回答。他想起了本机关有两位从外地来延安参加革命的同志，为人老实，工作勤奋，平时表现很好。突然，有人说他们是派进来的特务。他们先不承认，后来，经过批判、斗争，也不得不承认自己是特务，并且写出了书面交侍材料。师哲觉得这样硬逼出来的“特务”可能有问题，并且把自己的真实看法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沉思良久，站立起来，在窑洞里踱着步子，像自言自语，又像是对师哲说：
“是啊！事物很复杂。看人看事，不能光看材料，看现象，看口供，一定要看实际。当年在中央苏区，有人抓AB 团，靠口供、逼供信，当时说得头头是道，有根有据，结果呢，把许多好同志冤枉了。”
康生继续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制造混乱。1943年10月8日，康生批转的《绥德全县控诉国民党特务罪行群众大会经过》的材料中说，绥德县反特大会开了十天，有2600人参加了大会。在大会上自动坦白者280人，被揭发者190余人。毛泽东看了材料，沉思良久，提笔批道：
“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是此次反特斗争必须坚持的政策。”后来，毛泽东又下令对康生定的案子进行甄别、平反，并且主动承担责任，当众向受冤屈的人鞠躬，赔礼道歉。成千上万的干部党员解脱了，整风运动的航船绕过了暗礁，驶出了险滩，扬起了胜利的风帆。
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矛盾着的对立面相互斗争，相互依存，不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还应该看到，毛泽东领导延安整风是正确的，毛泽东对王明的批评斗争是正确的，但没有斯大林的支持、默许与认可也是办不到的。应该承认，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和毛泽东思想的认识上有个发展过程；而在30年代末和40年代前期已有初步认识，并有积极行动，是个重要阶段。在这个阶段上，斯大林的认识虽然有错误，有反复，但也是在艰难曲折中前进的。这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在中共党内斗争的关键时刻，斯大林支持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当时，共产国际威信很高，组织性强，纪律很严。李立三、王明等人都是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成为中共主要领导人的。1937年王明回国时，在共产国际中的地位很高，是主席团成员、书记处书记，又是斯大林在殖民地附属国问题上的主要专家，所以回国后，他到处以“钦差大臣”的身份活动，拉关系，搞宗派，发号施令，妄图取代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王明的宗派活动，造成了严重的混乱，甚至造成了十二月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不一致，让人们感觉回去不好传达。就在这严重混乱的关头，1938年秋的六中全会上，王稼祥传达了斯大林领导的共产国际的指示，明确支持毛泽东的中共领袖地位，指责王明的错误言行，对于加强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领导起了重要作用。
第二，在延安整风中反对的王明的教条主义错误，有许多是来自斯大林。斯大林对此虽然不满，但还是容忍了，默认了，并没有强烈的反击。斯大林虽然曾经怀疑中共成为“第二个南斯拉夫”，怀疑毛泽东成为“第二个铁托”，但他始终没有对中共和毛泽东采取对待南共联盟和铁托那样的粗暴、蛮横态度。尽管王明一伙在不断煽动，毛泽东又一直坚持独立自主不盲从的方针，斯大林对毛泽东还是采取了支持、帮助为主的立场，这对延安整风的胜利和后来全党全军的统一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第三，斯大林甩开王明而支持毛泽东是尊重事实、尊重中共、“忍痛割爱”的正义之举。自信而固执的斯大林长期信任王明，而对毛泽东“一无所知”，毛泽东所坚持的又是和苏联模式大不相同的中国独特的革命道路。因而，斯大林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由怀疑到支持、赞扬是可以理解的。难能可贵的是，当斯大林发现王明路线使中国革命遭到惨败而毛泽东思想使中国革命有了转机的时候，他尊重事实和真理，甩开了王明而支持毛泽东。这不仅需要用高度的理智控制自己的感情，而且需要扭转苏共和共产国际高层领导的习惯势力。斯大林这样做了，并且默认了延安整风中批判王明（实际上包括斯大林）的错误，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宽广胸怀。
1943年5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由季米特洛夫等人签名，提出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提议书，宣布“由于在世界战争情况下无法召开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由执委会主席团自身提出下列提议，再经共产国际各分部加以批准。”
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分部。革命圣地延安，很快收到了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提议书电文。这是关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事，关系世界革命运动的大事，也是关系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败的大事，必然受到多方关注。党内党外、干部群众，议论纷纷。毛泽东拿起那份翻译出来的电文，看了一遍，放下电文，若有所思地点燃了一支烟，狠狠地吸了一口，又背起手来，在窑洞里踱起了步子。师哲问毛泽东有什么意见，毛泽东听而不闻，没有回答，只是又大口大口的吸了两口烟，皱皱眉头，进入了更深的沉思。的确，这件事情关系重大。毛泽东在重大的事情上，从来不信口开河，随便表态。等了许久，毛泽东只让师哲给他找一些有关共产国际的历史材料。实际上，共产国际在中国的活动，毛泽东是了如指掌的。
共产国际，又称第三国际，1919年3月成立。它是世界无产阶级政党的联合组织，是世界各国共产党的领导机构，它是由列宁倡议并领导创建的。1919年3月2日至6日在莫斯科举行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来自30多个国家的政党的52名代表。中国代表刘绍周、张永奎列席了大会。列宁主持了这次大会，并在会上作了《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报告，大会通过了正式成立共产国际的决议，选举产生了第三国际的领导机构，由每个党选派一名代表组成执行委员会，并由执委会推选列宁等5人组成执行局，领导共产国际的活动。季诺维也夫当选为共产国际主席。参加第三国际的各国共产党都是它的一个支部，接受国际的直接领导。
1943年5月26日，中共中央作出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表示“完全同意”共产国际的提议，并且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曾经获得共产国际的许多帮助；但是，很久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即已经能够完全独立的根据自己民族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决定自己的政治方针、政策和行动。”
毛泽东对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问题，有一个总的评价：“两头好，中间差。两头好，也有一些问题；中间差，也不是一无是处。”他主张中国革命中的错误，主要应该由中国同志负责。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他认为犯不犯错误，主要的还是决定于我们自己。“两军相争，一胜一败。所以胜败，皆决于内因。”
1943年5月26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大会上作了一个重要报告：《关于共产国际解散问题》。毛泽东说：共产国际是列宁首创的。在它存在的整个历史时期中，在帮助各国组成真正的工人政党上，在组织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事业上，有其巨大的功劳。毛泽东特别指出共产国际在帮助中国革命事业中的功劳。他说，共产国际在中国人民中的影响，是很大的。其原因就在于中国虽然是经济落后的国家，却在22年中连续不断地进行了三个巨大的革命运动，而共产国际对于这三个革命运动都做了很大的帮助，这就是北伐战争、土地革命与抗日战争。
毛泽东指出，革命运动是不能输出也不能输入的。虽然有共产国际的帮助，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及其发展，乃是由于中国本身有了觉悟的工人阶级，中国工人阶级自己创造了自己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虽然还只，22年的历史，但却进行了三次伟大的革命运动。毛泽东提出：既然共产国际对于中国以及各国都有很大的功劳，为什么又要宣布取消呢？他回答说：马列主义的原则，革命的组织形式应该服从于革命斗争的需要。如果组织形式已经与斗争的需要不相适合时，则应取消这个组织形式。现在，共产国际这个革命的组织形式，已经不适合斗争需要了。
如果还继续保存这个组织形式，便反而会妨碍各国革命斗争的发展。现在需要的是加强各国各民族共产党，而无须这个国际的领导中心的必要了。其所以如此，主要的是由于以下三个理由：第一，因为各国内部与各国之间的情况，比之过去更为复杂，其变化也更为迅速。统一的国际组织，无法适应这种非常复杂而且迅速变化的情况。正确的领导，要从仔细研究情况出发，这就更加要由各国共产党自己来做。远离各国实际斗争的共产国际，在过去情况比较单纯，变化比较还不很迅速的时候是合适的，现在就不合适了。第二，法西斯强盗在法西斯集团与反法西斯集团各民族之间划分了深刻的鸿沟，反法西斯国家中有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各种类型的国家，法西斯及其附庸国中也有很大的差别；此外，还有各种情况的中立国。为了迅速地与有效地组织一切国家的反法西斯斗争，国际性的集中组织，早已感到不大适宜，这种情况，至近来乃特别显著。第三，各国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已经成长起来，他们在政治上已经成熟。关于这一点，毛泽东以中国共产党为例来说明。他说中国人民苦难深重，斗争也很英勇。中国共产党经过三次革命运动，这些革命运动是连续不断的，是非常复杂的，甚至比之俄国革命还更复杂。在这些革命运动中，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了自己的身经百炼的优秀干部。自从1935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大会以来，共产国际即没有干涉过中国共产党的内部问题，而中国共产党在整个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工作，是做得很好的。
毛泽东强调指出：共产国际的解散，不是为了削弱各国共产党，而是为了加强各国共产党，使各国共产党更加民族化，更加适应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中国共产党近年的整风运动，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些不好的东西，就是为了使中国共产党更加民族化，更加适合抗战建国的需要。
毛泽东的报告，受到了热烈的拥护，统一了党内外干部、群众的思想，鼓舞了抗战救国的情绪。虽然国民党顽固派利用共产国际的解散，掀起了一股股反共的逆流，但很快地就被党领导的抗日军民击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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