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重视调查研究、按实际情况办事。他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的末尾，而不是它的前头。

    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斯大林由于调查研究不够，在某些问题上犯了错误。经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多次会谈，斯大林了解了真实情况，对中国革命的经验十分重视，并提出了革命中心东移的观点。

    1950年1月下旬，毛泽东、周恩来同斯大林、莫洛托夫会谈，商定了中苏条约、协定的原则、内容之后，交由李富春带领的中国方面的工作人员和米高扬带领的苏联方面的工作人员具体研究，拟订条文。

    一天，毛泽东和周恩来一同到克里姆林宫拜访斯大林，师哲作翻译。在这次会见中，斯大林非常热情。由于中苏条约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双方的会谈显得十分投机，气氛融洽。斯大林用最好的酒菜招待毛泽东和周恩来。他多次劝毛泽东吃格鲁吉亚式的烤羊肉串、羊肉汤、红菜汤，询问毛泽东的著作情况。

    菜虽然不算太多，但烹调精美，味道可口。女侍者不停地端来热腾腾的新鲜菜肴，请斯大林过目。

    周恩来介绍了毛泽东的一些重要著作。斯大林十分重视理论的指导作用。听了周恩来的话，斯大林认真地说：“毛泽东同志，为了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我建议你应该把自己所有的文章文件尽快整理出来，编辑出版，这是一件大事情。”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深深感到革命理论的重要性，深深感到用正确理论统一全党思想的重要性。他点点头说：“我也在考虑办这件事情，如果斯大林同志能帮助办这件事，我将十分感谢。”

    斯大林转了转手上的烟斗，认真地问：“你需要哪方面的帮助？”毛泽东坦率地说：“如果能派一位理论上强一点的、精通马列主义哲学的同志协助我们编辑，就太好了。”

    “唔——”斯大林沉思一刹，决然地说：“我想派尤金同志去协助你，他是位哲学理论专家，有理论修养，你看合适吗？”

    “那太谢谢你了，斯大林同志。”毛泽东高兴地说：“这样的人最好。”斯大林也高兴地笑了。他对毛泽东接受他的建议，准备出版毛泽东著作感到高兴；更对自己能派人协助出版毛泽东著作感到得意。这是他近日来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现在落实了，他感到欣慰。斯大林对知识分子比较尊重，谈到这里，他又说：“这事我们答应了。但尤金愿意不愿意去中国，还不知道，等他回来我再问问。”

    这时候。毛泽东又提出一个新的问题：“斯大林同志，在条约签字以后，我们准备举行一个招待会。”

    “当然。”斯大林点了点头。毛泽东明确地说：“地址不在我现在下榻的孔策沃别墅，而是在另外的地方，比如在克里姆林宫附近的米特勒保尔大旅社。”斯大林有点不理解地问：“为什么不放在克里姆林宫呢？这里一切都很方便。”“斯大林同志，您要明白，克里姆林宫是苏联政府举行国宴的地方。对于我们这个主权国家来说不完全合适……”毛泽东语气虽很平和，但把“我们这个主权国家”讲得很明确很清晰，毫不含糊，态度也相应的有些强硬。

    斯大林脸色一沉，显得有点不悦。他沉思片刻，抬起头来，强笑着说：“是的，是的。可是，我从来没有出席过在外边饭店或是外国使馆举行的宴会，从来没有过。”他强调了一句“从来没有过”。这也是事实，表示若在外边饭店举行招待会，虽盛情难却，但他是无法去出席的。

    毛泽东没有理会斯大林的态度变化，坚持说道：“斯大林同志，我们的宴会要是没有您出席，这恐怕是很难想象的……”说到这里，毛泽东的话也加了力度，显得软中有硬，柔中带刚，进一步说，“斯大林同志，我们请您，殷切地请您务必参加！”

    谈话突然停顿下来，周围静悄悄的，没有声响。斯大林像在考虑什么，而毛泽东则在冷静地注视着他，等待着他的答复。“好吧，毛泽东同志，如果您是这样希望的，让我考虑考虑，再向政治局请示一下……”斯大林终于做出了让步的表示。看来，他是准备打破自己数十年来恪守的信条，准备破例地参加中国同志在外边饭店举行的招待会了，但话未说定。因为他清楚地意识到面前这位高大健壮的中国领袖，对他来说是一位非同寻常的盟友。他领导的中国革命，他领导的新中国，他那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对他都有无限的魅力和无比的吸引力。他再次叮咛毛泽东尽快编辑出版他的著作。毛泽东点头应诺。会晤结束后，斯大林再次破例地把毛泽东一行送到了门口。目送着毛泽东一行远去的背影，斯大林陷入了回忆的沉思，回忆认识这位中国巨人的经过。是的，斯大林认识毛泽东，认识毛泽东的革命道路，认识毛泽东思想，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复杂的、曲折的过程。

    这个过程，大体上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推行苏联模式，限制压抑毛泽东思想发展。斯大林过去不知道毛泽东，更不了解毛泽东的思想观点。约在1927年7月间，中国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失败，苏共党内的反对派对斯大林攻得很凶。他们就中国大革命的失败，追究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领导责任。为了回答反对派的指责，斯大林查阅了一些有关中国问题的论文和资料，其中有一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作者是毛泽东，这是斯大林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的名字。那篇文章写得观点鲜明，气势磅礴，生动感人。当时刊登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机关刊物《共产国际》上，有俄文版也有英文版。这是《共产国际》杂志第一次反映中国人对于中国革命重大问题的观点，也是斯大林第一次读到中国共产党人发表的重要论文。然而，由于相距遥远，不了解中国当时的真实情况，只相信苏联经验和苏联模式等主客观方面的多种原因，斯大林当时只采用了毛泽东《报告》中的具体事实，作为回击反对派的论据。如在《时事问题简评》一文中，论述“当时武汉是不是革命运动的中心”时，斯大林回答说：“无疑地是的。现在只有瞎子才会否认这一点。否则武汉地区（湖北、湖南）当时就不会成为共产党所领导的土地革命最发展的根据地了。”在论述“这个时期共产党人的成就是什么”时，斯大林特别指出：“农民基层组织成长为拥有几千万人的巨大的团体。农民的土地运动发展到宏大的规模，在中国革命运动中占了中心地位。共产党争得了公开组织革命的可能。共产党成了土地革命的领导者。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开始由愿望变成事实。”然而，斯大林当时并没有真正接受毛泽东的正确理论和观点，没有采纳毛泽东那种领导农民斗争，放手发动群众，争取中间派，孤立右派，打击封建地主和帝国主义势力的正确战略方针，因而导致他在指导中国革命上犯了错误，导致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恶性发展，导致了中国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深入农村，坚持武装割据，艰苦奋斗，逐渐领导党和军队创造了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斯大林长期不理解、不支持这条中国人创造的独特道路；而信任王明等人照搬苏联经验、苏联模式，批判毛泽东等人的“上山路线”、“游击主义”，甚至给予纪律处分，使中国革命几乎陷入绝境。直到1935年春的遵义会议，中共在失去和共产国际电讯联络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这是第一阶段，是毛泽东的革命道路形成的阶段。

    第二阶段，用毛泽东思想统一中共的思想。毛泽东当了中共的主要领导，王明一伙并不服气。1937年王明、康生等人从苏联回国后，打着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旗号，“钦差大臣满天飞”。从极“左”跳到极右，鼓吹“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否认党的领导，向毛泽东夺权。这是关系中共领导权和中国革命路线的一场重大斗争。在那关键时刻，斯大林回顾历史，审时度势，忍痛割爱，甩掉王明，通过共产国际及时地派王稼祥同志回国，召开了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支持了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和领袖地位，批评了王明的错误。后来，毛泽东领导延安整风，进一步批判了王明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用毛泽东思想统一了全党，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这一点，连王明也供认不讳。

    1945年4月20日，在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讨论并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同一天，王明给中央写信，表示赞同这一决议，并高度赞扬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正确及功绩，检查了自己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错误。王明写道：“首先，我对这个决议草案的第一个基本认识，就是这个决议草案在党的历史问题、思想问题和党的建设方面，有重大的积极建设性的意义。同时，这个决议草案，在党内斗争的立场和方法方面，也表示出与过去某些时期党内斗争的不同点。”

    “其次，我对这个决议草案的第二个基本认识，就是它将党内在一定历史时期存在过的各种‘左’倾思想和‘左’倾路线，都作了明确的批评，而对于决议所指出的从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这一时期的中央领导‘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尤其作了最彻底的清算。我对于七中全会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思想和正确路线以及近年来全党同志在整风运动与党史学习中的认识，而作出的对各次尤其是对第三次上所犯严重的错误的内容实质与其重大的危害以及产生此种错误的社会的和历史的根源的分析和估计完全同意和拥护。这条路线的错误和危害，早已由历史实践所充分证明，又由此次会议所译（阐）明总结。我在此就不去重复决议所说的一切了，我不仅以一个党员的资格，站在组织观点的立场上，完全服从这个决议；而且要如中央所指示的，以一个第三次‘左’倾路线开始形成的主要代表的地位，站在思想政治观点的立场上，认真研究和接受这个决议，作为今天自己改正政治、组织、思想各方面严重错误的指南。”在这封长信中，王明不仅检查了自己的错误，而且“郑重声明”：“我决心在党所指定的任何下层工作岗位上，向毛主席和中央各同志学习，向劳动人民群众学习，一切从头学起，一切重新做起，以便在长期群众工作中，使自己成为一个好的于党有用的党员，为党的事业，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尽一个小勤务员的能力和责任，以多少补偿由于自己错误缺点而造成的党的工作的重大损失于万一！”

    王明的悔过检讨后来又有反复。但是王明曾经认错的表示，传到了斯大林的耳朵里，使斯大林也不得不佩服：毛泽东了不起，毛泽东思想了不起！

    第三阶段，在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中压制毛泽东和中共。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国际上形成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尖锐对立和斗争，中国国内形成了毛泽东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集团与蒋介石国民党领导的反动武装集团的尖锐对立和斗争。斯大林对于毛泽东和中共虽然有过支持和帮助，但从美苏争霸和苏联的战略需要出发，他把中国的希望寄托在蒋介石国民党身上。在抗日战争中，斯大林实行用武器、物资援助国民党，用马列书籍援助共产党的政策，支持蒋介石的统治。在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向美国保证：“一、斯大林尽全力促进由蒋主席领导的中国统一；二、战争结束后，中国应由蒋主席继续领导。”1945年7月2日晚，斯大林和宋子文会谈时，承认他说过“中国共产党不过是一些农业改良主义者”，斯大林又说，中国共产党只是爱国主义者，至于他们是不是真正的共产党，那还是相当成问题的。会谈的结果表明：斯大林同意取消中共领导的独立自主的抗日力量。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要发动内战，毛泽东主张自卫反击。斯大林威胁毛泽东：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就有毁灭的危险。毛泽东不惧险，不信邪，带领共产党和人民军队迎险而上，艰苦奋战，只用了三年多的时间，就打倒了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打出了一个朝气蓬勃的新中国。在这个关系中国前途和命运的重大斗争中，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胜利了。因此，斯大林承认错误，表示“内疚”，说“胜利分清了是非”。

    第四阶段，承认毛泽东思想，建议出版毛泽东著作。1949年2月米高扬访问西柏坡；7月，刘少奇受委托秘密访苏，对于斯大林了解毛泽东都起了重要作用。然而，斯大林对毛泽东的深入了解，具体结识，还是1949年12月16日至1950年2月17日这64天和不久后发生的抗美援朝。这一阶段的特点是斯大林和毛泽东围绕中国革命的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围绕中苏两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当面会谈、互相切磋，订立条约协定，结成友好同盟。由于过去斯大林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犯过错误，所以一见面，斯大林特别热情、谦逊，称赞毛泽东“伟大，真伟大！你对中国人民的贡献很大，你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具有虎气豪情而又长期受压的毛泽东，面对斯大林的热情赞颂，不仅不感谢、激动，反而委屈地说：“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给斯大林碰了个软钉子。高傲固执的斯大林当时不好发作，机智地用“胜利分清了是非”、“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语言扭转局面，使会谈在友好、热烈的气氛中继续进行，但他对毛泽东的疑云很重，猜忌颇深。据当时接触过斯大林的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和《最后的遗言》中记述，说“斯大林常称毛泽东是‘麦淇淋式的马克思主义者’”说“斯大林已经怀疑毛所持的立场是狭隘的农民立场，怀疑他害怕工人……”现在，经过十个星期的接触、了解、会谈，斯大林不仅消除了怀疑、误会，而且看到了中国革命经验的重要，看到了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因而建议毛泽东尽快把他的文章编辑出来，并强调指出：“这是一件大事情”。

    斯大林对毛泽东的误解、怀疑，以及他们二人之间的意见差异，暂时矛盾，成为赫鲁晓夫诋毁马列主义、攻击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口实。赫鲁晓夫在《回忆录》和《续集》中，多次写到这些怀疑和矛盾，从中可以看到，斯大林在和毛泽东会晤前和会晤中，虽然表现得热情友好，但他对毛泽东是有怀疑的，有看法的。斯大林的怀疑和看法，从赫鲁晓夫的回忆录来看，主要有三点：

    第一，“这个毛泽东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因为“他从未来过苏联”，“我对他一无所知”，所以怀疑他对苏联的态度是否真正友好？联系到斯大林和苏共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把自己置于兄弟党之上，长期以“领导党”、“老子党”自居，在对待毛泽东和中共的态度上，也流露出了这样的情绪，产生了这样的怀疑，在这一点上，具有虎气豪情的毛泽东，也是不轻易买人账的。所以，他和斯大林一见面，尽管斯大林在夸奖他，称赞他，说他“很年轻”、“很健康”，并且说他“伟大，真伟大！”说他“对中国人民的贡献很大”，说他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但是，毛泽东却用低沉的声调说：“不，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反对我的人厉害咧，有些是非不明，至现在还不明……”赫鲁晓夫的上述回忆，就是“有些是非不明，至现在还不明”的有力佐证。斯大林巧妙地绕开了毛泽东提出的“是非不明”问题，笼统地回答说：“既往不咎嘛！胜利分清了是非，胜利就是一切。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一般的公理。”

    是的，中国人民胜利了，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胜利了。这个胜利，分清了中国共产党人和蒋介石国民党的是非，分清了毛泽东和蒋介石的是非。但是，胜利并没有使斯大林完全分清是非，赫鲁晓夫的回忆是个证明。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说“斯大林对中国做了一些错事……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这是又一个证明。这两个证明，都说明了斯大林当时对毛泽东是怀疑的，对中国共产党人是怀疑的，“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

    第二，“怀疑毛泽东所持的立场是狭隘的农民立场”。实际上，斯大林的这种怀疑和指责，不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而是依据苏联的经验、苏联的模式来要求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因而是主观主义的，脱离实际的。

    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直到1919年，工人阶级才接近200万人。这支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富于组织纪律性、没有私人占有生产资料的中国工人阶级，深受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的三重压迫，革命性很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长期斗争，觉悟程度较高；大部分是农民出身，和广大农民有一种天然联系，便于结成工农联盟；人数虽不多，但集中在少数大城市的近代企业里，容易组织和发动革命斗争。中国工人阶级和它的政党——中国共产党，要领导中国人民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中取得革命的胜利，必然要有自己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独特方式，怎么能够照搬苏联的经验、苏联的模式呢？事实上，在30年代初，王明等人照搬苏联的经验，使党在白区多年积聚起来的力量几乎损失殆尽，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损失90%以上。中国的革命胜利，恰恰是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批判了王明等人的错误路线，在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取得的。没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指引，就不可能有中国革命的胜利。怎么能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狭隘的农民立场”呢？

    第三，“怀疑毛泽东害怕工人，忽视工人阶级而孤立地建立红军”，实质上，是怀疑中国革命的道路。因为毛泽东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始终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坚持依靠工人阶级，不存在任何“害怕工人”、“忽视工人阶级”的问题。这是数十年中国革命斗争的历史证明了的，毋庸置疑。引起斯大林怀疑的，实际上是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与斯大林有过分歧。毛泽东认为在中国，工人阶级要取得革命的胜利，首要的问题是发动农民，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在中国，谁要是忽视广大农民，孤立地去搞“城市暴动”，谁必然要遭到失败。

    然而，固执的斯大林并不这样看，他虽然承认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他有错误，毛泽东伟大，真伟大，但他总怀疑毛泽东没有按马克思主义的依靠工人阶级在城市进行革命斗争的理论去办事，而是过多地依靠了农民，因此，在他和毛泽东会晤时，就直截了当地问：“你当时为什么不拿下上海？”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也是中国工人聚集最多的地方。当时，蒋介石的军队已经守不住上海了，斯大林以为，只有立即组织部队攻占上海，争取上海工人的支持，才算依靠城市工人，才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否则，就是“连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道理都不懂”。

    斯大林的这些看法，是不符合当时中国革命的实际的。赫鲁晓夫言而无信，他的回忆录很不准确。因为一、当时毛泽东不是“不拿下上海”，而是不能孤立地去先拿下上海。早在1949年初，蒋介石就下令将京沪警备总司令部扩大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任命汤恩伯为总司令，统一指挥苏、浙、皖及赣东的军事，统率45万人马，布防于江西湖口至上海一线，修筑工事，层层设防，并有海空军配合。美英帝国主义还在上海至青岛一线，部署兵力和军舰，蠢蠢欲动。英明的统帅，不可能不看实际，令部队先拿下上海，去符合某种教条。二、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央军委，早在1949年3月17日就指示：“华野、中野两军决于4月10日渡江向着湖口、芜湖、南京、镇江、上海之线及其以南地区国民党军60个师举行攻击。”5月23日，中央军委就渡江后的进军问题又作了具体部署：“以第二野战军在协同第三野战军占领宁、沪、杭等地后，主力集结于皖南、赣东、浙西地区，待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可能性减少后，向西南进军”。4月3日，中央军委批准的总前委制订的《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中也明确规定，第二、第三两野战军歼灭沿江防御之敌后，向南发展，夺取南京、上海、杭州等城，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没有毛泽东不愿拿下上海的史实。事实是，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之后，只用了34天（1949年4月23日至5月27日）就解放了上海。其间，4月27日至29日于郎溪、广德山区歼敌8万余人；5月3日解放杭州；5月16、17日解放武汉三镇等地，都为解放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城市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三、为了达到既要歼灭敌人，又要完整地接管上海，以利于今后建设之目的，中央军委指示：上海和平解决之可能性甚大，因而攻上海部队不要过于迫近上海，以免吓跑敌人；对英美侨民及各国侨民和外交人员，应教育部队予以保护；“令部队学习政策和接管城市事项”，并抽调5000名干部组成各系统接管机构，学习政策。上海地下党组织团结上海工人、市民护厂护校，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不是斯大林怀疑的“忽视工人阶级而孤立地建立红军”。

    毛泽东是注重实际的人。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但必须和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才能胜利。否则，就是教条主义，就会把事情办坏，使革命失败。他坚持这样做了，并且取得了胜利。

    “胜利分清了是非”。胜利，证明毛泽东是正确的。斯大林公开认了错，表现了他的光明磊落；背地里有些怀疑，但也承认“胜利分清了是非”。这些情况，证明了周恩来对斯大林的分析是十分准确的。在赫鲁晓夫这集《回忆录）发表的14年之前，即1960年7月14日、15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于北戴河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委书记会议上所作的报告《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中，就明确指出：“研究国际经验，要全面地看问题。斯大林管事的时间长，缺点错误多一些，但是在斯大林那个时期也并不都是不好的。就是在共产国际的中期和斯大林的晚年，他也是支持革命的多，不许革命的少。我们顶一顶，他还是可以接受一点意见，也可以含蓄地承认一些错误。他的怀疑一经实践证明不对，看法也可以改变。例如他怀疑我们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怀疑我们对于帝国主义不斗争，一到抗美援朝，他的看法就改变了。斯大林还是讲理的。当然，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有错误，但中国革命中的错误主要应该由中国同志负责，犯不犯错误主要还是决定于我们自己。”事实上，斯大林和毛泽东经过莫斯科近十个星期的会谈，消除了疑云，消除了隔阂，加深了友谊，结成了盟友，并且主持两国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赫鲁晓夫的《回忆录》和《回忆录续集》，洋洋洒洒，近百万言，不仅多处失实，自相矛盾，而且对这两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关系，只讲怀疑、分歧，矛盾、冲突，不讲经过会谈、协商，消除怀疑，消除分歧，解决矛盾，加深友谊，互相帮助，结成盟友，以及签订中苏条约协定等主流和本质方面的东西。

    1950年2月14日，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在米特勒保尔大旅社举行盛大的招待会。

    下午6时许，来宾陆续来到，包括苏联的党政要员、高级干部和各国驻苏使节都蜂拥而来，先后达500多人。按照惯例，斯大林从来不出席这样的招待会，所以人们都不知道斯大林今天会来。

    6时30分正，一队长长的高级轿车在旅社前停了下来。斯大林带领苏共中央政治局全体成员走下汽车，前来赴宴了。前厅大门敞开，当斯大林那威严而颇有风度的身影出现在大门口时，许多人都惊呆了，因为在场的大部分苏联人都从未在这么近处看过斯大林呀！

    毛泽东和周恩来在门口迎接贵宾。毛泽东和斯大林亲切握手，互致问候，然后陪斯大林向餐厅的正席走去。

    场上欢呼雷动。许多苏联的高级干部都没有这么贴近的看过斯大林，今天贴身照面，心情激动，禁不住热烈鼓掌、欢呼。直到毛泽东和斯大林穿过客厅就座之后才停息。

    王稼祥告诉师哲，斯大林今天来参加宴会，在苏联是破例的，是经苏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同意的。

    斯大林笑着对毛泽东说：“听说你们有个愿望，希望我能来参加这个宴会。这在苏联是破例的，我们政治局开会讨论了这件事，同意我破例，所以我也高兴地来参加宴会。”

    毛泽东关切地说：“你年龄大了，如果身体支持不了，出出面就行了，不一定要参加到底。”斯大林说：“你们来一次不容易。政治局同意了，我也乐意奉陪。”宴会厅是玻璃板壁隔成的一大一小两个厅。毛泽东、周恩来、斯大林和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等在小厅，其他来宾均在大厅。到祝酒讲话时，因玻璃板壁隔音，大厅里的人听不清讲话，都拥向小厅。眼看玻璃快要挤碎了，周恩来忙叫人将活动板壁拆去，两厅合成一厅，才使激动的人群安定下来。

    宴会祝酒重新开始。费德林给周恩来翻译，师哲给斯大林翻译。周恩来事先把自己的讲话稿给费德林看过，费德林译成俄文拿在手里。周恩来临场讲话，未拿文稿，可是宣布开会和祝酒词共两千字，竟说得与原稿一字不差，令费德林十分惊讶。周总理讲的内容主要是：中苏友好要世世代代传下去；中苏两党两国兄弟般的团结对世界革命是最大的贡献；感谢苏联的无私援助；中国要向老大哥学习等。

    周恩来的祝词言简意赅，激动人心。全场热烈鼓掌，经久不息。斯大林讲话很轻松。他简短地说，中苏友好、兄弟情谊要保持下去，周恩来都说了，也代表了他的意思。社会主义阵营也应该像周恩来讲的那样，可惜今天与会者缺少了一员——南斯拉夫未被邀请，原因是南斯拉夫自己把自己划到外面去了。斯大林表示惋惜，接着，讲了团结就是力量。

    席间，毛泽东举杯祝斯大林健康并祝中苏友好万岁！斯大林也数次举杯，祝毛主席、周总理健康。宴会持续至午夜，尽欢而散。2月17日，毛主席、周总理和中国代表团离开莫斯科。莫洛托夫到毛泽东的住处把毛泽东送上汽车，又先于毛泽东赶到火车站，迎接毛泽东并送上火车。莫洛托夫告诉毛泽东说，要爱护身体，在路上，到国内，都要保重，这是斯大林再三要我告诉你的。另外，保卫工作要做好，千万不要大意，这是临别赠言。

    在莫斯科车站，毛泽东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谈到了他这次访苏的成果和意义。他说：“我和中国代表团同仁周恩来同志等这次在莫斯科会见了斯大林大元帅以及苏联政府其他负责同志，我们相互间在中苏两大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充分了解与深厚友谊，是难以用言语来形容的。人们可以看得见：业已经过条约固定下来的中苏两大国人民的团结将是永久的，不可破坏的，没有人能够分离的。而这种团结，不但必然要影响中苏两大国的繁荣，而且必然要影响到人类的将来，影响到全世界和平与正义的胜利。”毛泽东接着说，“留在苏联的时期内，我们曾经参观了许多工厂和农场等，看见了苏联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看见了苏联人民在斯大林同志和联共党的教育之下所养成的革命精神与实际精神相互结合的作风，证实了中国共产党人历来的信念，即，苏联经济文化及其他各项重要的建设经验，将成为新中国建设的榜样。”

    在这篇演说中，毛泽东不但肯定了中苏友好与团结牢不可破，而且肯定了“苏联经济文化及其他各项重要的建设经验，将成为新中国建设的榜样”的调子。毛泽东特别预言：中苏两大国人民的团结，不但必然要影响中苏两大国的繁荣，而且必然要影响到人类的将来，影响到全世界和平与正义的胜利。

    毛泽东的演说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莫洛托夫等和毛泽东握手告别。列车开动了，沿途欢迎欢送，气氛热烈。2月26日，列车到了我国边境城市满洲里。毛泽东给斯大林发了致谢电，周恩来给维辛斯基发了致谢电。苏联外交部副部长拉夫伦捷夫和保卫人员、工作人员一直陪送到这里，并将火车上的物品移到中国的火车上，其中有斯大林送给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两辆小轿车。

    1950年3月4日晚，毛泽东、周恩来一行回到北京，受到了在国内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热烈欢迎。人们都祝贺毛泽东和斯大林的亲切会晤，祝贺毛泽东、周恩来访苏成功。

    其中有一位身材魁梧的领导人，握着毛泽东的手问寒问暖，十分谦恭。他，就是共和国副主席兼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军区政委高岗。在战争年代，毛泽东对高岗的印象不错，并几次表扬过他；但随着革命的发展，权势的扩大，毛泽东越来越感到高岗骄傲了，权欲更大了，有点变了。

    1953年夏季召开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高岗、饶漱石都很活跃，他们“批薄射刘”，把攻击的矛头，进一步指向刘少奇同志。会议开了好几天，气氛很紧张。

    师哲问毛主席，他们在干什么？为什么一直攻击薄一波？毛泽东淡淡一笑，说不是攻击薄一波，而是攻击刘少奇和周恩来同志！并要师哲把在莫斯科时斯大林送给他的那份文件找出来，那是当时担任东北铁路系统的苏联总顾问科瓦廖夫写给斯大林的报告。报告中说，中国党内有一个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亲美派”，联系到高岗访苏回国后，又向人散布说，斯大林不喜欢刘少奇，也不重视周恩来，而最赏识他高岗。于是，毛泽东对高岗就比较注意了。

    1953年12月下旬，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冶金工业部部长捷沃西安来中国参加鞍钢扩建的落成典礼。

    当时，高岗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兼东北军区政治委员。捷沃西安在东北时，高岗不仅亲自作陪，而且利用接待外宾的机会，有意识地突出自己，压制别人，抬高自己的地位，特别是利用一切机会，私下进行反对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同志的非组织活动。

    毛泽东消息灵通，很快地了解到高岗的活动，更加戒备了。当时，他正在杭州休养，捷沃西安到北京后，毛泽东就邀请他和尤金一起到杭州去会谈，并指定师哲陪同前往。

    1954年1月2日，师哲陪同捷沃西安和尤金到达杭州。在杭州车站，师哲见到了上海市公安局长王凡，感到奇怪，上海的公安局长，怎么到杭州来了？因为他和王凡在延安时期就比较熟识，关系颇好，一见面，便开玩笑地问：“你怎么把上海丢了，到这里来？”

    “我来保卫毛主席！”王凡说着，表情严肃，并没有笑。师哲心里嘀咕：毛主席不是好好的吗？怎么把上海的公安局长调来保卫？有什么情况吗？

    果然，事出有因。第二天，毛泽东接见捷沃西安和尤金，师哲任翻译。会客厅里，不像往常那样生动活泼，轻松愉快，毛泽东也不似往常那样态度和蔼，谈笑风生。客人就座后，毛泽东和客人寒暄了几句，简单地问了问他们访问、工作的情况，便话锋一转，严肃地谈起中国党内和国内的问题来了。

    毛泽东说：“我们党内，或许也是国内要出乱子了。自然，我今天说的只是一种可能性。将来情况如何变化，还要等等看。这个乱子的性质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有人要打倒我。我们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秦灭六国、秦灭了楚。秦就是他们陕西（说着，毛泽东用手指了指师哲），楚就是湖南（说着，毛泽东又用手指着他自己）。这是历史上的事实。那么现在怎么样？还要等等看。”

    师哲听着，笑着，翻译着，并不紧张。因为他知道自己虽是陕西人，是秦人，但并无灭六国之志，更无灭楚之心，只是老老实实地作个共产党员，从来没有想打倒谁。毛泽东虽然指着他说话抒情，但意在言外，并非指他。所以他态度自然，笑得真切，译得准确，毫不慌乱，翻译得连一个拌子也不打。捷沃西安和尤金听着毛泽东的湖南话和师哲那流利准确的翻译，禁不住抬起头来，用那质疑的、惊奇的目光，注视着这位态度从容、心底坦然、毫不慌乱的俄文翻译。毛泽东笑了，他心中有数，不肯明讲。

    师哲知道，毛泽东所说的“陕西”是指高岗。高岗是陕西横山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军第26军政治委员、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政治委员、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等职。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53年初调到北京，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后，由于个人野心和权欲膨胀，勾结饶漱石，进行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要求担任党中央的总书记或政务院总理。但高岗是高岗，怎么把他说成“陕西”，并且指着我师哲呢？

    回忆此情此景，师哲心里难受起来。他觉得自己也是一个人，一个共产党人，为革命奋斗了几十年，跟着毛泽东也奔波了十多年，不怕艰苦，不惧牺牲，老老实实工作，堂堂正正做人，毛主席了解自己。可是，今天当着苏联客人的面，他指着我说陕西人要打倒他。我虽知他指的是高岗，但客人不知道，对我也疏远了！

    这怎么办呢？事关党的机密，不能明说。既不能给毛主席去提意见，也不好去给客人作解释。聪明过人而又刚正不阿的师哲略一沉思，又轻松愉快地给客人讲起了秦灭楚的故事。

    师哲说：秦灭楚时，秦人意见并不一致，不是铁板一块。据我们汉朝的大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当时，秦人的内部矛盾也很大。秦始皇要灭楚，问他的大将王翦，灭楚需要多少人马？王翦答：60万。秦始皇想，我秦国共有60多万人马，都交给你王翦带走？岂不国内空虚？万一你王翦中途叛乱，反戈一击，社稷江山岂不成了你的？另一位将军李信，说他带20万人灭楚，足够了。好！秦始皇当即拍板，给了李信20万兵马。

    谁料，李信本事不嘉，20万兵马很快被楚国吃掉了，还引来楚兵压境，威胁秦国。没办法，秦始皇只得硬着头皮再去请王翦。那王翦见秦始皇疑心太大，不肯出山。

    秦始皇又坐着车子亲自到频阳去请。王翦说，要臣灭楚，非60万兵马不可！秦始皇咬咬牙，行！给你60万！

    王翦带着60万兵马出发了，秦始皇亲自送行，并问王将军还有什么要求。王翦见皇上对自己不放心，就说灭楚之后，要良田千顷，告老还乡。秦始皇见王翦没有野心，便满口答应。这样，后方巩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七届四中全会，揭发、批判了高岗、饶漱石反党事件，一致通过了毛泽东建议起草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1955年3月，中共召开了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开除了高岗、饶漱石的党籍，撤销了他们党内外的一切职务。会上，毛泽东说：

    “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出现，不是偶然的现象，它是我国现阶段激烈阶级斗争的一种尖锐的表现。这个反党联盟的罪恶目的，是要分裂我们的党，用阴谋方法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而为反革命复辟开辟道路。全党在中央委员会团结一致的领导下，已经把这个反党联盟彻底地粉碎了，我们的党因此更加团结起来和巩固起来了。这是我们在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中的一个重大的胜利。”

    关于斯大林把高岗谈话记录拿给毛泽东看这件事，毛泽东没有具体地讲。但是，很显然，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此举有着截然相反的看法。

    赫鲁晓夫显然是同情高岗反对斯大林的。他写道：“由于斯大林出卖了高岗，我们失去了一位对我们真正友好并能就中国领导班子内对苏联的真实态度提供宝贵情报的人。”他进一步分析：“斯大林为什么要出卖高岗？我想他是受了自己猜疑心的驱使。正像他自己说过的那样，他信不过任何人，甚至也信不过他自己。他估计毛迟早会发现高岗一直在告自己的密，因此，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毛就可以指责斯大林煽动反对中国政府。于是，斯大林拿定了主意：最好还是牺牲高岗来取得毛的信任。”

    毛泽东一贯反对搞阴谋诡计，反对里通外国，更不允许把自己国家的重要情报提供给外国人。1955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强调指出：“对于我们党来说，高岗、饶漱石事件是一个重要的教训，全党应该引为鉴戒，务必使党内不要重复出现这样的事件。高岗、饶漱石在党内玩弄阴谋，进行秘密活动，在同志背后进行挑拨离间，但在公开场合则把他们的活动伪装起来。他们的这种活动完全是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历史上常常采取的那一类丑恶的活动。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上说过：‘共产党人认为隐秘自己的观点与意图是可耻的事。’我们是共产党人，更不待说是党的高级干部，在政治上都要光明磊落，应该随时公开说出自己的政治见解，对于每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表示自己或者赞成或者反对的态度，而绝对不可以学高岗、饶漱石那样玩弄阴谋手段。”从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对于斯大林处理高岗情报的问题上，有着两种完全相反的观点。毛泽东的观点是共产党人的观点，要做真正的共产党人，不要学高岗、饶漱石那样玩弄阴谋手段；赫鲁晓夫则十分同情高岗，埋怨“斯大林出卖了高岗”，惋惜使他“失去了一位对我们真正友好”并能对苏联“提供宝贵情报的人”。

    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远隔千山，言传其人。是非曲直，一看便知。过了一年半，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又一次讲到了高岗的问题。毛泽东说：“这里讲一个‘里通外国’的问题。我们中国有没有这种人，背着中央向外国人通情报？我看是有的，比如高岗就是一个。这是有许多事实证明了的。”

    毛泽东没有具体叙述斯大林给他传递材料的经过，接着说：“1953年12月24日，在揭露高岗的中央会议上，我曾经宣布说，北京城里头有两个司令部：一个司令部就是我们这些人的。这个司令部刮阳风，烧阳火；第二个司令部呢，就叫地下司令部，也刮一种风，烧一种火，叫刮阴风，烧阴火。我们的古人林黛玉讲，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现在呢，不是阳风阳火压倒阴风阴火，就是阴风阴火压倒阳风阳火。他刮阴风，烧阴火，其目的就是要刮倒阳风，灭掉阳火，打倒一大批人。”

    毛泽东对里通外国的高级干部、中级干部提出了警告，明确地说“这是不好的”。接着，又解释说：“我们不赞成苏联的一些事情，党中央已经跟他们讲过好几次，有些问题没有讲，将来还要讲。要讲就经过中央去讲。至于情报，不要去通。那个情报毫无用处、只有害处。这是破坏两党两国关系的。干这种事情的人，自己也搞得很尴尬。因为你背着党，心里总是有愧的。送过情报的讲出来就完了，不讲，就要查，查出来就要给适当的处分。”

    在这里，毛泽东把不许里通外国的理由，纠正的方法，都讲得十分透彻。不像赫鲁晓夫那样，只从民族利己主义出发，从谋取“领导党”、“老子党”的霸权主义出发，从控制、操纵兄弟党的阴谋出发。

    偶然是必然性的特殊表现。毛泽东的讲话，意在从高岗的错误中总结经验教训。其实，他不仅对斯大林的行为做了必要的说明，也对赫鲁晓夫的观点做了必要的批判。

    第一章毛泽东迎险而上连连胜蒋，斯大林不同意打解放战争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向何处去？革命该怎么搞？这是毛泽东经常考虑的问题。他是个历史唯物主义者，善于观察社会。毛泽东认为看看一个人的过去，就可以知道他的现在；看看他的过去和现在，再分析一下他所处的环境，就可以预见他的将来。

    当时，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毛泽东的主要对手是蒋介石。蒋介石是集国民党党政军各种大权于一身的大独裁者，是蒋、宋、孔、陈等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的大财阀。蒋介石是美国、英国等极力扶持的“世界四强之一”的“大国领袖”。更重要的是，蒋介石是斯大林和苏联政府多次许诺的未来中国的“领袖”。

    蒋介石，这位大独裁者、大军阀、大财阀、“大国领袖”将把中国引向何处？他将如何对待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不能不成为毛泽东认真深思的问题。

    在抗战初期，蒋介石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先后掀起了三次反共高潮，并且几次企图与日本侵略者谋和。对于蒋介石在抗战中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拙劣表演，就连美国总统罗斯福派来担任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的美国陆军中将史迪威也十分反感。这位先后在华十年，被美国人称为“中国通的中国通”，说蒋介石的卓越才干不在军事上而在政治方面。他这种才干是在各个派系和各种阴谋之间玩弄奥妙的平衡术而锻炼出来的，因此人们把他称为“不倒翁”。史迪威大骂蒋介石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史迪威的政治顾问戴维斯说：“蒋介石与日本有勾结的迹象”，“国民政府囤积租借物资，以备内战”，“美国应要求国民政府解除对共产党的封锁”。

    史迪威估计，中国军队每天发布的战报，其中至少有90%是假的。他认为美国“支持这个腐朽政权”是根本错误的。史迪成把蒋介石比作“响尾蛇”、“狐狸”，说“这条响尾蛇没有发出响声就咬人了”。他认为美国应该承认中国人民的武装力量及其领导者共产党，以便利用这股力量去抗击日本侵略者。特别是1944年国民党军队大溃败后，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已变成中国最有动力的力量”，“而国民党与国民政府日趋崩溃”。他估计在这两种力量的战争中“共产党将必然会胜利”。为了在战后能防止苏俄和中共的“赤化”、建立美国为中心的世界霸权，美国总统罗斯福曾经不遗余力地扶植蒋介石成为世界四强之一的“中国领袖”。但是，在经过长期观察和分析大量材料之后，罗斯福采纳了史迪威的建议，于1944年7月6日，给蒋介石发了一封措辞强硬的信。信中写道：

    “我决定给史迪威晋升为上将军衔并希望你赶紧考虑把史迪威从缅甸召到中国，使他在你的直接指挥下统帅所有中国军队和美国军队，让他全面负责，有权协调和指挥作战行动，阻止日军的进攻浪潮。我认为中国的情况非常严重，如果不立即采取果断而适当的措施，我们的共同事业就会遭到严重的挫折。”

    国民党军队在抗日战场上节节败退，蒋介石对罗斯福的粗暴侵权一再拖延。1944年9月18日，罗斯福又给蒋介石发了一封最后通牒式的电报。其中写道：“近几个月来，我曾屡次敦促你采取果断的行动来抵御正在日益临近中国和逼近你本人的灾难。现在由于你还没有让史迪威将军指挥中国所有军队，我们面临着在中国东部丢掉一个极重要的地区的危险，而这有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在我们这里所有的人看来，事情已经非常明显，如果再作拖延，你和我们为挽救中国所做的一切努力将付诸东流。”

    蒋介石恼羞成怒，冒着丢掉美国支持的危险，于10月10日，在双十节向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发表演说之际，断然宣称他决不在史迪威问题上让步。毛泽东闻讯，立即以“延安观察家”的名义，写了一篇评论，发表在1944年10月12日的《解放日报》上。该文写道：“一个‘四大强国的领袖’，在国庆这样的节日，对于外国人的严肃批评（其中包括丘吉尔首相与罗斯福总统）指为听信‘敌寇汉奸造谣作祟’，实在有失中华民国的体统。十分有趣的是，蒋氏在此次演说中，提出了‘本身能自立自强和独立分担作战任务’一项要求。（蒋威胁如果美国坚持要史迪威来指挥中国军队作为进一步援助的条件，他们就要这样做）……这是蒋氏排外情绪的表现。事情是战争到了今天，国民党政府及其统帅部如此腐败无能，某些人认为在中国战场上有设置同盟国联合统帅部的必要。为了拒绝此项要求，平素以专靠外国援助为法宝的人们，也谈起‘自立自强’了，并要‘独立分担作战任务’了。”

    众所周知，围绕任命史迪威统帅中国军队的斗争，最后以史迪威被召回国、蒋介石全部胜利而告终。罗斯福派魏德迈接替了史迪威，并且不再要求魏德迈对中国军队行使指挥权。赫尔利接替高斯任美国驻华大使，他建议罗斯福总统召回史迪威。

    1944年10月30日，美国《纽约时报》刊登了召回史迪威的消息，并写道：蒋介石对“中国崩溃的速度感到惊恐不已，不知所措”，认为“这实际上是要我们默认一个不开化的残忍的独裁政权……它不能代表我们堪称好胜的中国人民。”

    然而，就是这个在抗日战争中消极无能的蒋介石独裁政权，在日本投降后，又妄图恢复其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篡夺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1945年8月11日，蒋介石连续发出了三道命令：第一，限令解放区抗日军队原地驻防待命，不得对日伪军擅自行动；第二，指令国民党军队加紧作战，一切依照既定军事计划与命令积极推进，勿稍松懈；第三，命令伪军就现驻地点负责维持地方治安，非经蒋介石许可，不得接受任何部队改编。

    很明显，蒋介石对于革命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争。他左手拿着刀，右手也拿着刀，不仅要摘桃子，抢果实，而且磨刀霍霍，准备向人民开刀了。

    怎么办？党和人民都关注着毛泽东。在这历史的转折关头，毛泽东非常繁忙，工作量之大、速度之快、效率之高，都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他把办公地点移到了枣园的小礼堂，一方面处理各种事务，一方面接见各地、各级来请示工作的党政领导和军队将领。由于抗战的胜利，革命的发展，许多新的地区、部队、事业需要接管。毛泽东一面和这些同志谈话，一面挥笔疾书，发布命令，写委任状，发表文告、声明、宣言等等。往往忙得日以继夜，废寝忘食。为了解渴充饥，在工作时顺手抓来工作人员送来的瓜果、馅饼或面包，填进嘴里，边吃边干。

    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同志，都在分工合作，紧张地工作着。

    由于苏联出兵东北，歼灭了日本关东军。日本投降后，争取东北，成了国共两党注意的焦点。毛泽东十分关心东北局势。1945年8月，刘少奇向毛泽东谈了关于东北局势的设想。他说：我们党在东北苦战了多年，有坚实的基础和胜利的可能。因为苏联军队虽然没有积极支持和帮助我们，却也不阻拦我们，估计也不至于在我们背后开枪。西面的蒙古和东面的朝鲜都是友邻。只要我们依靠群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进而积极发展，就能取得胜利。

    毛泽东同意刘少奇的设想，最后提到林彪。他给林彪的任务是：去东北，掌握这一重要的战略重地。林彪十分高兴，欣然领命而去。

    为了选派更多的优秀干部奔赴前线，组织群众，发展革命力量，有一天，毛泽东带了两个卫士到大砭沟的组织部去了解情况，研究干部工作和组织工作方面的问题，征求有关同志的意见。谈着谈着，天下雨了。

    毛泽东不惧风雨。开完了会，他就带着刘海宽等两个卫士，骑上马，往回走。大砭沟到王家坪，只隔一河，纵马即到。但此时雨虽小了，天空仍然黑云滚滚，电闪雷鸣；路上积水泥泞，行走不便。卫士看看天色，有点犹豫；毛泽东见雨不大，纵身上马，两腿一夹，冲入雨幕，飞快地来到延河岸边。

    延河，往日秀美的延河，如今发了洪水，浊浪滚滚，涛声如雷，像是千万头狮虎奔驰，又像是一条条巨龙飞腾。刘海宽看了看，说：“不行，水太大，不能过！”

    毛泽东却毫不犹豫地脱鞋和袜子，准备下水过河，还乐呵呵地开玩笑说：“怎么不能过？你看，天公都在鼓掌欢迎，闪电照亮呢！走吧！把马让他牵回去，我们俩一起游过河！”

    刘海宽急忙向后退。他知道毛泽东喜欢风浪、喜欢冒险，喜欢在大风大浪里锻炼。他知道，毛泽东坚持要马上过河，很可能是有要紧事，不能拖延；要不，组织部的同志再三挽留，他为什么坚持要冒雨回机关呢？如果延河不发洪水，他们一扬鞭就冲过河了！可如今，延河像发了疯的巨龙，水大浪急。波涛滚滚，万一渡河中间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向党交待呀！他拦住毛泽东，哀求地说：“主席，你先等等吧！让我先去试试水，探探路！”毛泽东点点头，把那件补丁缀补丁的灰军衣又拾起来，披在了身上。刘海宽奋勇地向洪水扑去。混杂着泥沙的洪水浊浪翻卷，惊涛拍岸，只裂开个小小的纹口，就把小伙子吞没了。一道电闪划破云天，一声惊雷震得山响，一个巨浪翻了过来。刘海宽穿过巨浪，浮上水面，抹去了脸上的泥水，逐浪向前。

    浪脊上的泡沫、草屑、碎柴形成的柴禾浮团，被浪涛撕裂得粉碎四散。刘海宽刚拨开草屑浮柴，突然，一条黑色的十数米长的怪物，张牙舞爪，摇头摆尾，向他扑来了。勇敢机智的小伙子，迅速地闪向一边，避开了怪物的爪牙，从旁边扑了上去，抓住一看，是一株带根的枯树。小伙子抓住树根，想把这冒充巨龙吓人的木头家伙拖上岸，可是，树乘水势，冲力太大，小伙子拖不动，反被树枝划破了皮。他扔开枯树，游回岸边，说：“主席，不行啊！水急浪大，下边有滚动的石头，上面有漂浮的枯树，太危险！”毛泽东却高兴地说：“我看见了，你游得不错！走，马上过！”说着，他取下破军衣，向河里走！刘海宽急拦着说：“不行呀，浪太大！”“浪大正好赶，游起来省力！”毛泽东拨开卫士，径自向洪水走去。那脸色，那神气，显示出一种万夫难挡的魄力和藐视一切困难的气概，逼迫得任何阻拦者也不敢再拦。刘海宽只好让开正面，接过毛泽东手中的衣物，跟随在他的左右劝说：“主席，水下边滚着石块。”“我们在上面游，不用怕！”“上面有木屑、杂草，还有枯树、残木。”“杂草能拨开，树木能浮人！”“你看看！我这儿都划破了！”“你怕了？”毛泽东回过头来，目光像两把利剑，似乎能劈碎云天，粉碎一切障碍，盯着小卫士，不允许有任何争辩，“你可以回去，我一个人过河！”刘海宽没有敢再说什么。他知道毛泽东决心要办的事，谁也拦不住，就急忙捆好两个人的衣裳，跟在毛泽东的后边，走进水里，游向河中。

    水越来越急，浪越来越大。发洪水的延河里，像有无数条凶猛的黄龙奔腾，波涌浪翻，呼啸而下，直向毛泽东他们扑来。刘海宽害怕出事，急向毛泽东身边游来，随时准备救护。毛泽东越过一个浪头，却像俏皮的小孩子一样，拍水击浪，乐呵呵地说：“你看看，浪里多好玩！”

    刘海宽没吭声。情势这么危险，人家急得心如火烧，他竟把破浪当作闹玩，真叫人没办法！不过，他仔细看看，毛泽东不是故意耍乐观，故意说大话，看他那熟练的动作，自如的神态，得意开心的样子，使刘海宽心里也镇定了，乐观了。他游到主席身边，关切地问：“主席，要不要搀你一把？”“用不着！”毛泽东说着，摇摇头，又挥臂向前游去。刘海宽受到毛泽东精神的感染，浑身来了劲，跟着毛泽东向前游。突然，他发现一只黑乎乎的东西，摇头晃脑，乘着水势，向毛泽东的头部扑来了。

    刘海宽急忙大喊：“主席，看左面！”说时迟，那时快，话刚落点，那只黑乎乎的东西已经扑到了毛泽东的头边。毛泽东不慌不忙，脑袋轻轻一偏，让过了那东西的黑头，然后伸臂一搂，将那东西搂了过来。这时他才看清，那是一根顺水漂来的木头。毛泽东搂着木头，游起来更轻松了。

    刘海宽推着木头，很快地渡过了河。毛泽东揩擦着身上的泥水，开心地说：“哈！过了多少次延河，今天最有意思！最不一般！”他用得意的口气，把这事告诉了师哲。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发表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预测抗战胜利后时局发展的方向，强调坚持自力更生。他明确指出：我们一方面要尽力争取和平民主，使内战限制在局部的范围，或者推迟全面内战爆发的时间；但另一方面，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必须有充分的认识，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不抱幻想，不怕威胁，准备以爱国的正义的革命战争，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

    国民党蒋介石是玩弄反革命两面派的专家。他们在美国的支持下，一面磨刀挥枪，调动几百万军队准备大举进攻，扬言不出六个月就能彻底消灭共产党的军队；另一方面又装作和平天使，手摇橄榄枝，唱起了“和平建国”的调子。不过，他的和平调子，有一个主旋律，就是“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就是说，你们要和平吗？首先必须承认我蒋家王朝的绝对统治地位；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都必须承认我蒋介石这一个“王”的领导。

    根据这个“理论”，蒋介石提出了维持国内和平的条件，要统一军令，统一政令，统一国政、取消特区（即陕甘宁边区和各解放区）。毛泽东不以为然。他在延安对一位访问者说：“蒋先生总以为‘天无二日，民无二王’，我不信邪，偏要出两个太阳给他看看！”

    斯大林不一定知道孟夫子的这两句话，但他总认为在中国，只有蒋介石才有可能成为团结各方面力量的领袖人物，并且在苏美英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保证“尽全力促进由蒋主席领导的中国统一”。后来，在和国民党政府代表宋子文等人的莫斯科会谈中，斯大林也曾保证：“苏联将帮助国民党政府统一中国。”因此，斯大林不但支持蒋介石的“民无二王的理论”，而且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在蒋介石调兵遣将准备发动内战的时候，于1945年8月14日（即日本宣布投降的前一天），由斯大林领导的苏联政府，和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正式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这样，毛泽东和蒋介石的斗争，乃至和斯大林的矛盾冲突，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斯大林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必然要给毛泽东和中共施加压力。1945年8月14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政府和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宋子文、蒋经国等人，在莫斯科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就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的当天，蒋介石像是拿到了“尚方宝剑”，腰杆硬了，气也粗了，立刻给毛泽东发出了邀请和谈的电报。电文写道：

    万急，延安毛泽东先生勋鉴：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盼望之至。

    蒋中正未寒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

    毛泽东复电蒋介石：重庆蒋委员长勋鉴：

    未寒电悉。朱德总司令本日午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

    毛泽东未铣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六日

    在这份电文中，毛泽东将朱德的电报提在前面，要蒋介石表态后，他再考虑会见问题。因为8月16日，朱德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批驳了蒋介石8月11日命令八路军“就原地驻防待命”，不许向未放下武器的日军进攻、受降的错误，同时，提出了中共关于制止内战的六项主张。毛泽东在这里的斗争是有理有节的；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抗日战争中苦战了八年，功勋卓著；日军投降时，你蒋介石为什么不许我们解除日军武装？这难道不是情愿和敌人合作而不愿和抗日有功的同胞合作吗？至于和平，中共已经提出了关于制止内战、争取和平的六项主张，只要你不认敌为友，助纣为虐，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这等于“将”了蒋介石一“军”。

    8月20日，蒋介石复电毛泽东：

    延安毛泽东先生勋鉴：

    来电诵悉，期待正殷，而行旌迟迟未发，不无歉然。朱总司令电称一节，似于现在受降程序未尽明了。查此次受降办法，系由盟军总部所规定，分行各战区，均予依照办理，中国战区亦然，自未便以朱总司令之一电破坏我对盟军共同之信守。朱总司令对于执行命令，往往未能贯彻，然事关对内妨碍犹小，今于盟军所已规定者亦倡异议，则对我国家与军人之人格将置于何地。朱总司令如为一爱国爱民之将领，只有严守纪律，恪遵军令，完成我抗战建国之使命。抗战八年，全国同胞日在水深火热之中，一旦解放，必须有以安辑之而鼓舞之，未可蹉跎延误。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惠，岂仅个人而已哉！特再驰电奉邀，务恳惠诺为感。

    蒋中正哿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日

    在这里，蒋介石文过饰非，掩耳盗铃，把自己在8月11日连下的三道错误命令的责任推结了盟军总部；并且来了个猪八戒倒打一耙子，埋怨朱总司令对他的命令往往未能贯彻。蒋介石在电报中特别强调“盟军”、“盟军总部”，借美帝国主义的势力，向中共施加压力，并且以救国救民的口气，坚持邀请毛泽东赴渝谈判，如果毛泽东不去，就可以嫁祸于人，借此宣传中共没有和平诚意，把发动内战的责任推到中共头上。为此，蒋介石每次给毛泽东的电报，都在利用广播、报刊大肆宣传，造舆论，造声势，公开地“将”中共一“军”。

    8月22日，毛泽东复电蒋介石：

    重庆蒋委员长勋鉴：

    从中央社新闻电中，得读先生复电，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进谒，希予接洽，为恳。

    毛泽东未养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二日

    8月23日，蒋介石又第三次致电毛泽东：

    延安毛泽东先生勋鉴：

    未养电诵悉，承派周恩来先生来渝洽商，至为欣慰。惟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兹己准备飞机迎迓。特再驰电速驾！

    蒋中正梗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三日

    蒋介石估计毛泽东不会亲自到重庆来，看见他这“和谈”攻势，步步凌厉，于是连连紧逼，以“时机迫切”、“问题重要”、“国家前途”为由，要毛泽东与周恩来“偕临”重庆，并且说他已经准备好了迎接的飞机。这是在公开宣传：他蒋介石把一切“和谈”、“和平”的准备工作都做好了，只等你毛泽东快来；若还不来，你就必须承担破坏和谈、破坏和平的一切责任。蒋介石自以为这种公开的凌厉的和平攻势，必将使毛泽东陷于前后维谷、左右为难的尴尬境地。

    谁料，就在这个时候，斯大林通过苏军驻延安情报组转来一份电报，内容主要是：中国不能再打内战，要再打内战，中华民族就有毁灭的危险。

    师哲将电文翻译出来，交给毛泽东。一向愉快乐观的毛泽东，看着斯大林的电报，脸色阴沉，严肃起来。当时，他还不知道斯大林和蒋介石的代表宋子文、蒋经国等会谈的详细情况，但他对斯大林电报的立场、观点和措辞感到不悦。他愤愤地把电报向桌子上一甩，生气地说：

    “我就不信，人民为了翻身搞斗争，民族就会灭亡！”不久，斯大林又来了第二封电报，主要内容是：世界要和平，中国也要和平。

    尽管蒋介石挑衅想打内战消灭你们，但是蒋介石已再三邀请你去重庆协商国事，在此情况下，如果一味拒绝，国内、国际各方面就不能理解了。如果打起内战，战争的责任由谁承担？你到重庆同蒋会谈，你的安全由美、苏两家负责。

    当时，美国也出面搭桥引线，极力促成国共举行最高级会谈。斯大林的电报，又表示了苏联促成国共两党举行最高级会谈的强烈愿望。毛泽东对斯大林是信任的、尊重的。于是，8月24日，复电蒋介石：

    特急，重庆

    蒋介石先生勋鉴：梗电诵悉。甚感盛意。鄙人亟愿与先生会见，共商和平建国之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进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复。

    毛泽东敬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四日

    在这份电报中，毛泽东虽说他“准备随即赴渝”，但未定具体日期。因为延安的广大军民对毛泽东去重庆面蒋非常担心。大家知道，蒋介石阴险狡诈，言而无信，说话不算数，利用狡猾的诡计，残杀了多少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他多次悬赏捉拿、暗杀毛泽东、朱德等中共的领导人，如今电邀毛泽东，孰知不是“鸿门宴”？因此，中共决定让周恩来与蒋介石先行接触，了解情况，然后再让毛泽东赴重庆。

    斯大林闻讯，当即又致电中共中央，说中国应该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要毛泽东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寻求维护国内和平的协议；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就有毁灭的危险！

    在这里，有必要对毛泽东和斯大林的见解，作一些具体分析。从表面上看，毛泽东和斯大林都主张毛泽东到重庆去和蒋介石谈判，都主张通过谈判寻求维护和平、防止内战的协议。但是，仔细分析，在此时此事上，毛泽东和斯大林的见解是不同的，甚至可以说存在着原则的重大的区别。这些区别是：

    第一，见解的依据不同。毛泽东根据大量事实指出，蒋介石不但在挑动内战，而且决心要发动全面内战。早在1945年5月18日，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就强调说：“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日本是我们国外的敌人，中共是我们国内的敌人！只有消灭中共，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大会决议明确规定，反对中共提出的“联合政府”口号，要求国民党全党“努力奋斗，肃军肃政，加强力量”，为“消灭共产党”，准备内战。为此，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援助下，垄断接受日本投降权利，并借口受降调动大军向解放区逼进，积极准备内战。毛泽东认为：只有及时揭露蒋介石的阴谋，使其阴谋未逞，才能防止内战，争取和平。斯大林则根据他和美国、英国及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达成的协议，不顾中国实际，坚持认为：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还是唯一能够团结中国各种力量的“领袖人物”，只有在他的领导下，中国才可能恢复和平。

    第二，目的不同。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仍然存在着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斗争。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国民党政府，要摘桃子，夺果实，使中国仍旧成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反对内战，力争和平；另一方面必须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反革命计划采取正确的方针，做好准备，不怕威胁，坚决保卫人民的斗争果实，努力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中国。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领袖，目的在后者，在建立新中国；斯大林支持蒋介石的统治，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自然只能是前者，或者说不自觉地维护了前者。

    第三，方式方法不同。毛泽东主张坚持原则，以斗争求团结，以斗争制止内战，争取和平，而不是乞求和平。毛泽东说，蒋介石要坚持独裁和内战的方针，我们的党员和军队要早有精神准备，这一点很重要，有这一点和没有这一点是大不相同的。1927年的时候，我党还是幼年的党，对于蒋介石的反革命的突然袭击毫无精神准备，以致人民已经取得的胜利果实失掉了，人民遭受了长期的灾难，光明的中国变成了黑暗的中国。这一次不同了，我们是按照蒋介石的办法办事，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一篇评论：《蒋介石在挑动内战》，公开揭露了蒋介石的内战阴谋。接着，他又以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的名义，给蒋介石发了两个电报，进一步揭露了蒋介石的反革命面目，教育全国人民警惕蒋介石的内战阴谋，并且提出了中共关于制止内战的六项主张。正是由于中共中央采取了这种坚定而果断的立场，才使解放区和解放军迅速扩大，才使蒋介石在国内外反对内战的压力下，不得不改变策略，装出和平姿态，邀请毛泽东到重庆和谈。斯大林主张的方式方法则不同：在蒋介石拿起刀来，决心发动全面内战的关头，怕，怕蒋介石，怕打内战，怕“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乞求和平，难道就能避免内战吗？未必。正如毛泽东所分析的：“按照蒋介石的方针，是要打内战的。按照我们的方针，人民的方针，是不要打内战的。不要打内战的只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可惜不包括蒋介石和国民党。一个不要打，一个要打。如果两方面都不要打，就打不起来。现在不要打的只是一方面，并且这一方面的力量又还不足以制止那一方面，所以内战的危险就十分严重。”害怕的结果，乞求的结果，不但不能避免内战，还有可能使中国人民陷入长期的灾难。而斯大林主张的方式，很可能导入这种境地。

    第四，前途不同。斯大林把问题说得很严重，也很极端：只有和平才是出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就有毁灭的危险”。毛泽东则不然。他认为抗战胜利后，中国“是建什么国的斗争。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呢？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将是一场很复杂的斗争。目前这个斗争表现为蒋介石要篡夺抗战胜利果实和我们反对他的篡夺的斗争。这个时期如果有机会主义的话，那就是不力争，自愿地把人民应得的果实送给蒋介石。”在这里，毛泽东无意批评斯大林；然而，斯大林的言行，正好碰着了毛泽东批评的锋芒，成了毛泽东“有的放矢”之“的”。

    当时，毛泽东去不去重庆和谈？成了中国人民乃至世界各国注目的重大问题。延安广大军民对此尤为关切。

    为了处理好这个重大的关键问题，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延安枣园的中央书记处会议室，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分析形势，制定和谈的方针政策，并且讨论了毛泽东何时去重庆的问题。会上，有些同志担心毛泽东的安全，不主张毛泽东去重庆谈判。有的说蒋介石两面三刀，杀人不眨眼；言而无信，说话不算数。他向张学良信誓旦旦，但张学良到南京即遭软禁；李济深、胡汉民还被扣押在汤山。他如今接二连三的电邀毛主席和谈，谁知是不是“鸿门宴”？毛泽东分析了当时国际、国内的形势，说蒋介石此番和谈的目的，不在于诱捕他，而是要利用和谈调兵遣将，争取备战时间，推卸内战责任。他特别指出：为了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揭露美蒋反动派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团结教育广大人民，我们应该去；如果不去，恰恰中了蒋介石的诡计。毛泽东决定亲自去重庆谈判。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但深入虎穴的风险是很大的。毛泽东亲赴重庆，和那位多年来一直高价悬赏要自己脑袋的蒋介石面谈，自知风险大，便作了充分的准备。当天晚上，毛泽东和刘少奇作了彻夜长谈，详细而全面地安排了工作，部署了后事。刘少奇对毛泽东亲赴重庆，也很担心，叮咛毛泽东提高警惕，多多保重。毛泽东笑笑，强调指出：第一，我走之后，八路军要按原定的方针，坚决行动，不要顾及我的安危。他说：敌人如果敢侵犯，我们就坚决地打。蒋介石的脾气，我摸底，吃硬不吃软。他气势汹汹，往往先试探，你软他就硬，你硬他就软。只有我们的部队群威虎胆，敢打敢拼，毫不示弱，我在重庆才更安全。第二，要大造和平舆论，抓好宣传，造成声势。我们去重庆和谈，就表示了我们谋求和平的诚意；剩下的，就要看蒋介石的诚意了，要造成舆论，逼他说话算数，真正走和平的路。毛泽东笑着说：我对我们中华民族的前途十分乐观；我就不相信，战争打起来，“中华民恢就有毁灭的危险”！说着，毛泽东态度严肃，语气沉重，表现了对斯大林威胁的强烈反感。

    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宣言》，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26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了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阐明了谈判的方针和策略。

    8月28日，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的陪同下，从延安乘飞机到达重庆。在重庆机场，毛泽东发表了来渝商讨团结建国大计的谈话，受到了各界人民的欢迎。

    当晚，蒋介石在他的林园官邸设宴，欢迎毛泽东。这是自蒋介石1927年“四一二”叛变革命后，毛泽东与蒋介石再次会面。事隔18年，双方感触颇深。蒋介石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正午会谈对毛泽东应召来渝后之方针，决心诚挚待之。政治与军事应整个解决，但对政治之要求予以极度之宽容，而对军事则严格之统一不稍迁就。”

    8月29日下午4时许，蒋介石亲自到毛泽东、周恩来的住处拜会。这次会见只有二十分钟，双方宣布了和谈代表团名单。蒋介石委派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为代表。毛泽东委派周恩来、王若飞为代表。此后，双方举行了多次会谈。

    蒋介石没料到毛泽东能去重庆，所以对谈判毫无准备，拿不出任何方案。

    9月3日下午，周恩来、王若飞提出了一个完整的方案，即《谈话要点》。同一天，毛泽东与蒋介石二人单独进行了会谈，对于军队、解放区、政治、国民大会等重要问题交换了意见。

    9月4日上午，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去见蒋介石，将中共的《谈话要点》交给蒋。蒋介石见到这个文件，回忆起他昨天与毛泽东的会谈，蒋介石说：“脑筋深受刺激”。因为双方争论的焦点集中在解放区的政权和人民军队的问题上。蒋介石企图在“统一军令、政令”的借口下，根本取消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而毛泽东那镇静自若、坦率有理的论证，使人毫无疑问地相信，必须承认人民军队和解放区的合法地位。在毛泽东那镇静、坦诚、以理服人的谈论面前，蒋介石不得不遮遮掩掩，躲躲闪闪。当天，蒋介石将他自己拟定的《对中共谈判要点》交给他的代表。他把中共的方案，说成“实无一驳之价值”。他只允许把中共领导的部队整编为12个师，“乃中央所能允许最高限度”。而他的军队则整编为114个师。关于“中共方面所提解放区，为事实所绝对行不通者”，毫无道理地加以拒绝，这样，使谈判陷入了僵局。

    为了打破僵局，毛泽东领导中共代表，对国民党方面的顽固态度，逐步地展开了巧妙地反攻。这种反攻，大体上从三个方面展开。

    一、利用美国给蒋介石施加压力。当时，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急欲带上国共和谈的“成果”回国述职。毛泽东利用赫尔利急欲求“功”的心理，表示要回延安。9月18日，周恩来通知美国使馆，毛泽东拟在赫尔利回华盛顿之前返回延安。赫尔利闻讯慌了，立即复函毛泽东，说他愿意推迟行期，等待国共谈判的结果，并且极力挽留毛泽东在重庆继续谈判。这样，赫尔利就不得不给蒋介石施加某种压力，使谈判达成一些协议。

    二、对国民党的无理要求坚决斗争，据理驳斥。如当国民党代表说，中共军队退至黄河以北地区是欲“分疆而治，三分天下有其一”时，王若飞当即严厉指出：“现在我方官兵都极愤慨，汉奸部队都已获得中央委任，中共抗日部队反而不能得到中央之承认。须知中共军队即令不获中央之承认，不获中央之接济，亦能生存发展！”义正词严，而又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驳得国民党代表无言相对。又如9月21日，在谈判具体方案时，国民党代表诬称中共的方案“何异乎割据地盘”，并按照蒋介石统一政令、军令的调子，要中共“服从政府法律规章”。周恩来当即严厉指出：“国民党之观念是自大的，是不以平等待中共的”，“如谓‘我的是我的，你的亦应交给我’此即非民主”，国民党“以被统治者视我党”，“必引起我党之愤怒”。然后，又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地指出：解放区和人民武装力量的存在与发展，是中共领导人民与日本侵略者长期浴血奋战的结果，而且，国共两党拥有武装是历史形成的，必须正视现实。如能召开党派会议，成立联合政府与联合统帅部，我党愿支出军队与政权；但现在政府尚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我们何能将军队、政权交与一党之政府？周恩来讲得事事真实，入情合理，头头是道，连国民党代表也不好反驳了。就在这一天，赫尔利找毛泽东谈话，要中共交出解放区，并且威胁说，要么承认，要么破裂。毛泽东轻蔑地瞥了美国大使一眼，说，急什么？不承认，也不破裂，问题复杂，还要讨论。气得那美国大使干急没办法。

    三、团结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争取“和平、民主、团结”。毛泽东在重庆期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第三党等民主党派，沈钧儒、张澜、章伯钧、沙千里、谭平山、王昆仑、陈铭枢、朱蕴山等民主人士都多次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代表联系，推动和平民主运动，给国民党蒋介石施加压力，为打破谈判僵局，起了积极的作用。

    当时，国民党统治下的重庆，军警横行，特务如麻，社会秩序不好，许多人为毛泽东的安全担心，毛泽东却广交朋友，谈笑自若。他住在红岩区半山上一栋舒适的房子里，蒋介石指派一辆美国小轿车供他使用。拜访他的人很多，有老朋友，有新朋友，有同志，也有从过去的敌人转变过来的朋友。自从1927年他以合法身份在武汉出现以后，18年间，他没有进过大城市。他的名字常被蒋介石国民党以“共匪”头目的名义，在各种报纸、布告、文件中诬蔑。现在，他第一次不是以“土匪”的身份，而是以中共领袖、救国英雄的身份进入陪都重庆。这在社会上不能不引起很大的震动，使人们不能不感到好奇和尊敬。

    毛泽东接待来客表现得潇洒大方，热情洋溢，爱国之心溢于言表。他把他在1936年写的《沁园春·雪》，赠给朋友，发表在《新民晚报》上。这是他在全国性的报刊上发表的第一首诗词：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短短的56个字，把祖国的北国风光，描写得美丽如画，生动感人，令人神往，激起了人们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然而，毛泽东的诗情不止于此，笔锋一转，引向了更高的境界：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在这里，毛泽东从祖国山河的自然壮丽，转向抒发自己理想英雄的壮美，他一连提到了中国古代四位著名的皇帝，还有征服欧亚大陆的蒙古英雄，都点到了他们的不足之处，点到了他们不够理想的所在，然后，以“俱往矣”这三个“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文字，举重若轻，雷霆万钧地唱出新诗：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这是一首爱国主义的诗篇，是一首革命英雄主义的颂歌，也是一首情景交融、气势宏伟、才华横溢的好词！诗的发表，在重庆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它使许多人对毛泽东刮目相看。

    9月12日与17日，蒋介石两次约毛泽东会谈，仍是要压缩人民军队整编的数额。蒋介石是玩弄两面派阴谋的专家，一方面脸带微笑，与毛泽东握手和谈，碰杯联欢，另一方面又调动大批军队向解放区进攻，妄图消灭人民革命力量，向正在谈判的毛泽东施加压力。8月下旬，他命令阎锡山集中17000余人，在日、伪军的配合下，侵入晋冀鲁豫解放区的上党地区。毛泽东命令刘伯承、邓小平率部反击，于9月10日发起了上党战役，先后收复了长子、壶关等四城，接着围攻长治城。阎锡山急调2万余人增援。刘、邓决定围城打援，将主力预伏在屯留、虎亭之间的地区，布成口袋阵。10月2日，将进入口袋阵的敌军大部歼灭。长治之敌闻风丧胆，弃城逃窜。人民军队跟踪追击，将敌歼灭。这次战役歼敌35000人，俘敌军、师长以下将官27人，粉碎了蒋介石的阴谋，促进了《双十协定》的签订。

    经过边谈边打43天的较量，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订了《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协定迫使蒋介石承认了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承认要避免内战，给人民某些民主权利；承认了各党派，提高了各民主党派的地位。协定规定，迅速结束训政，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承认中共领导的抗日军队可以编为20个师；但在解放区政权和其他问题上仍然没有达成协议。周恩来留在重庆继续谈判。

    1945年10月11日，毛泽东由张治中陪同，乘飞机返回延安。

    延安的党政军民各界代表4000多人，聚集在延安飞机场，欢迎毛泽东。当毛泽东神采奕奕地走下机梯时，人们禁不住掌声雷动，热情欢呼。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师哲走到毛主席身边，低声地说，主席，大家都想听你讲讲重庆谈判的情况。

    毛泽东向大家招招手，爽朗地笑着说：同志们，这次谈判很好。但是，还有些事没达成协议，还有更多的事没有谈到。今后，我们的任务很大，还要做更大的努力。

    毛泽东请张治中讲话。张治中讲得很巧妙。他说：“兄弟有幸请毛主席到重庆去，兄弟更有幸送毛主席回到延安。现在，兄弟的任务完成了。”

    今后怎么办？毛泽东明确地讲：签订了《双十协定》以后，我们的任务就是坚持这个协定，要国民党兑现，继续争取和平。如果他们要打，就把他们彻底消灭。在这里，毛泽东提出了两点论，两手准备，并且有一段十分精彩的论断：“事情就是这样，他来进攻，我们把他消灭了，他就舒服了。消灭一点，舒服一点；消灭得多，舒服得多；彻底消灭，彻底舒服。中国的问题是复杂的，我们的脑子也要复杂一点。人家打来了，我们就打，打是为了争取和平。不给敢于进攻解放区的反动派很大的打击，和平是不会来的。”

    在这里，毛泽东没有提斯大林的名，但实际上批评了斯大林那种要中共放弃斗争、向蒋介石乞求和平的观点。作报告后，毛泽东突然病倒，全身发烧，满头大汗，但他仍带病工作，不肯休息，让勤务员用冷水蘸湿毛巾，敷在额头，降温减痛，以便工作。师哲看见了，忙上前取掉毛巾，说：“啊呀，这怎么行？这会闹出大病来的！”毛泽东摇摇头说，没关系，取出一支烟来，吸了几口，又继续伏案工作。师哲感到问题严重，立即去找任弼时商量，给斯大林发电报，说毛泽东同志病了，希望速派两个医生来延安。

    斯大林对中共中央的电报十分重视。他关心毛泽东的健康，更关心中国革命。早在1945年7月的波茨坦会议上，斯大林就明确地告诉美国总统杜鲁门和英国首相丘吉尔，说：“我们准备在8月中旬参加对日作战。”

    斯大林说话声音不大，但却严肃认真，毫不含糊。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一个挥师中国东北、歼灭日本关东军的战略蓝图已经初绘于胸了。杜鲁门在日记中特别写到了对斯大林的印象：“他的眼睛，他的脸部表情给我留下了特别的印象……他说话时注视着我的眼睛。他的心情很好，非常客气。”

    然而，斯大林的这句话，却使美国总统感到为难。原来，在德意日法西斯猖狂进攻的时候，美国曾急切地要求苏联对日参战，在德黑兰和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多次提出这个问题。现在，由于形势发展，法西斯大势已去，德国和意大利均已无条件投降，日本法西斯的末日也即将来临，因此，美国新任总统杜鲁门从争夺世界霸权考虑，反对苏联参加远东的战事，但又怕斯大林说美国人出尔反尔，因此，左右为难，沉默不语。斯大林见此情景，转了话题，淡淡一笑，向杜鲁门通报了苏联政府与中国国民党政府就雅尔塔会议上达成一致的问题进行谈判的情况。杜鲁门听了情绪昂然。谈话后，杜鲁门请斯大林留下共进午餐。

    在波茨坦会议上，最使杜鲁门棘手的是如何拒绝苏联对日作战的问题。为此，他设法鼓励丘吉尔的反苏情绪，私下给丘吉尔透露了一条重要消息，美国和英国科学家小组研制的一枚原子弹在墨西哥沙漠里爆炸了。丘吉尔高兴得站立起来。他为西方列强的威力压倒苏联而十分高兴，他认为有了原子弹就不需要苏联在远东参战，以保证远东将来成为西方的势力范围，不使苏联插手。

    为了用核讹诈镇住斯大林，杜鲁门向丘吉尔询问关于把原子弹新闻透露给斯大林的最好方式。丘吉尔后来写道，斯大林到底是“对希特勒作战中的一个伟大的盟友，而我们两人都感到，一定要让他知道这个支配大局的伟大的新事实，但是不要让他知道任何细节”。他们决定，由杜鲁门在一次特别会议之后非正式地提一下这件事。一周之后，在一次全体会议后，杜鲁门带着他的翻译走到斯大林面前，把具有非凡威力的新式炸弹的情况简单地告诉了斯大林。他没有用“原子弹”这个词，而是说研制了“超级炸弹”。丘吉尔站在距他们五米远的地方，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斯大林，只见他淡淡一笑，漠然置之，没有任何惊慌的表示。

    实际上，足智多谋的斯大林早已看穿了杜鲁门的用心。美英态度的变化，不仅使他感到不安，而且很为恼火。他认为，是苏联把西方国家从纳粹的法西斯蹂躏下拯救了出来。如果没有苏联摧毁德国的武装力量，希特勒就会征服英国，并把战火烧到北美洲。如今，战争还没完全结束，美英就开始背信弃义，用新式炸弹作讹诈，拒绝苏联参加对日作战，这怎么行呢？他清楚地记得，美国人曾多次催促他协助早日结束对日战争。在雅尔塔，当他答应在打败德国后三个月内参加对日作战时，他们都感到宽慰和高兴，并欣然同意了他的条件，其中包括把俄国在1904年至1905年战争中丢失给日本的领土归还给苏联。现在，他们要背信弃义，他仍然强调，苏联人说话算数，将按时对日作战。

    经过反复协商和斗争，苏美英三国首脑通过了结束对日作战的条件和有关对日本的战后处置方针，1945年7月26日，形成了一项决议，这就是著名的《波茨坦公告》。因为苏联当时尚未参加对日作战，所以没有签字。这项公告是以美英中三国共同宣言的形式公布的。当时，中国政府虽没有参加讨论，但中国是对日作战的重要国家，公报发表前曾征得了中国政府的同意。后来，苏联出兵对日作战，在公告上正式签了字，所以又成了苏美英中四国的对日共同宣言。

    《波茨坦公告》说：“日本必须决定一途，其将继续受其一意孤行计算错误，使日本帝国已陷于完全毁灭境地之军人之统制，抑或走向理智之路？”并明确指出：“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现，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最后，又义正辞严地警告日本说：“吾人通告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并对此种诚意实行予以适当及充分之保证。除此一途，日本即将迅速完全毁灭。”这实际上是反法西斯同盟国对日本法西斯发出的一份敦促投降书。

    日本政府对《波茨坦公告》采取置若罔闻的态度。1945年7月28日，日本首相铃木贯太郎发表谈话，竟说什么“不予理睬，只有完成战争”。

    为了彻底击败日本帝国主义，1945年8月，苏联根据雅尔塔会议协定，对日宣战。8月6日，美国的原子弹投到了广岛。斯大林和多数苏联人立刻意识到这一事件的严重性，意识到美国人使用原子弹是杀鸡给猴看，打的是日本，威胁的是苏联。后来，贝尔纳斯承认，这枚原子弹与其说是针对日本，还不如说是为了“使俄国在欧洲易于驾驭”。

    斯大林敏锐地感到了这种威胁。他很快召集了5个第一流的苏联科学家，令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在最短的时间内研制出一枚苏联原子弹！斯大林又紧急召见苏联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要他迅速率部开进满洲，对日作战。

    自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把中国东北三省作为建立军事侵略的前沿基地。1932年，日本又操纵建立了伪满洲国，疯狂地掠夺东北的军事经济资源，残酷地镇压人民的革命活动，把整个满洲变成了日本的殖民地。到1945年6月，日本在东北的关东军达70多万人，还掌握着伪满洲国的军队19万人，拥有坦克1000多辆，大炮5000多门，飞机达1800架，气焰十分嚣张。

    1945年8月9日，苏联红军同时用三个方面军的兵力，157万人的军队，29000多门大炮，5200多辆坦克和自动推进炮，近5200架作战飞机，发起了对日军的进攻。日本关东军闻风丧胆，土崩瓦解，这敲响了日本侵略者的丧钟。8月14日，日本政府宣布：天皇下诏，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条件，同意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无条件投降书在东京湾“密苏里”号战舰上签字。至此，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胜利。

    就在日本受降仪式签字的当天——9月2日，斯大林在莫斯科发表了《告人民书》的广播讲话。斯大林说：“今天，9月2日，日本的政府代表和军事代表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日本在海陆两方面都已被联合国武装力量彻底击败和四面包围，它终于承认自己已战败而缴械投降了。”斯大林在广播讲话中强调指出，在这次世界大战前夜，形成了世界法西斯主义和世界侵略势力的两个策源地：在西方是德国，在东方是日本。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就是它们。西方的世界侵略势力策源地在四个月前已被消灭，结果是德国被迫投降。过了四个月，东方的世界侵略势力策源地被消灭，结果是德国的主要盟国日本也被迫在投降书上签了字。这就是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斯大林告诉苏联人民说：“为了胜利，我们苏联人民没有吝惜过力量和劳动，我们经受了艰苦的岁月。可是现在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说：我们胜利了。从此，我们可以认为我们祖国已经摆脱了西方德国入侵和东方日本入侵的威胁。盼望已久的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和平到来了。”

    斯大林接到中共关于毛泽东生病的电报后，十分重视，很快派苏联著名的外科医师阿洛夫和内科医师米力尼科夫乘飞机到了延安。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也同机到达。毛泽东的病，经过医治，很快好转了。治病期间，毛泽东和苏联医生阿洛夫、米力尼科夫及师哲等同志，多次谈到过苏联出兵东北、参加对日作战的问题。他说近百年来，外国帝国主义者不断地侵略中国，没有一个诚心帮助中国人民。苏联红军出兵东北，援助中国人民驱逐侵略者，这是破天荒的第一次，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大事。这件事情所发生的影响，是不可估计的。毛泽东强调：“苏联的参战，决定了日本的投降，中国的时局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的确，苏联出动百万红军，以雷霆万钧之势，很快进入中国东北，向日本关东军大举进攻，加速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进程。

    毛泽东善于分析形势，抓住机遇，组织力量，打开局面。1945年8月8日，苏联宣布参加对日作战，次日，8月9日，毛泽东就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号召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地配合苏联及其他盟国作战。他指出：“由于苏联这一行动，对日战争的时间将大大缩短。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最后地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他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在一切可能的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歼灭这些敌人的力量，夺取其武器弹药，猛烈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他特别命令冀热辽人民军队和原东北军将领吕正操、张学思、万毅等率部分别进入东北，开辟新的解放区。接着，又令冀察部队在郭天民、刘道生指挥下，向张家口、多伦等地进军，配合苏军南下作战。又令冀热辽部队在李运昌的指挥下，一部分向辽宁、吉林开进，一部分向唐山、秦皇岛进攻。很快地，人民军队先后解放了张家口等40座城市，控制了战略要地察哈尔、热河两省及河北、山西地区，使晋察冀、晋绥、晋冀热辽、东北等地连接起来，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毛泽东十分清楚东北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经济上，东北幅员辽阔，物产丰富，工业发达，交通便利，既可以成为人民军队的粮食基地，又可以为发展大批人民军队提供武器装备；在政治和军事上，东北的北面、东面与苏联、朝鲜接壤，西面、南面与华北解放区接连，互相照应。东北根据地，既可以成为人民军队的可靠后方，又可以改变解放区长期被分割包围的局面，甚至可以彻底改变蒋介石对人民武装南北夹攻的被动地位。抗战胜利后，苏联红军迅速消灭日本精锐部队60多万，日伪残余势力散落城乡，国民党员派遣“接收大员”、“军统”、“中统”特务，但一时还调不进多少军队。人民武装力量只要执行正确的方针、政策，是可以很快在东北打开局面的。

    果然不久，随着苏联红军的节节胜利，东北抗日联军配合苏军，活跃在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地；冀热辽军区曾克林部进入沈阳，很快发展到2万多人。

    1945年9月15日，中共中央决定建立以彭真、陈云为正副书记的东北局，并乘飞机去东北。为了便于和苏军谈判，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授予彭真、陈云、叶季壮为中将，伍修权为少将，段子俊、莫春和为上校。

    东北局向党中央汇报了与苏军中将杜曼宁谈判的情况后，中共中央又令黄克诚、罗荣桓、林彪等著名将领率部，从华北、山东、冀豫平原等处迅速开往东北。9月后，中共中央将四分之一以上的中央委员和2万多名干部派往东北。他们到东北后，与抗日力量和当地群众相结合，消灭日寇和伪满残余势力，建立民主政府，受到了东北人民的欢迎。到11月底，由中共领导的东北人民自卫军已达26万人，从关内开往东北的人民部队也有20多万人，形成了强大的人民武装力量。东北的斗争，十分激烈，十分复杂。蒋介石坚持要独占东北。在美国的大力援助下，蒋介石用军舰、火车、汽车和飞机，从海陆空三路向东北大举进军。斯大林领导的苏联红军，虽然同情东北的人民军队和革命力量，但斯大林根据他给美国、英国的保证“尽力促进由蒋主席领导的中国统一”，准备把东北的行政主权交给蒋介石国民党政府。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国民党更加骄横无理，恣意横行。他们不但横征暴敛，任意抢掠，而且依强凌弱，无端地向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和地方组织发动猖狂的进攻，先后攻占了早已被人民军队解放的山海关、锦州等地。

    于是，东北的斗争，不仅关系着国共两党，而且牵动着苏美两国；不仅关系着毛泽东和蒋介石，而且关系着斯大林和杜鲁门。它像一颗拉响了引信的巨型炸弹，全国关注，举世瞩目。这场严重斗争，不仅不可避免，而且对于全中国局势的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

    1945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毛泽东起草的给东北局的指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在这个指示中，毛泽东预见到东北斗争的艰苦性、复杂性，及时地提出了把东北的工作重心放在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以便认真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逐步积蓄力量，准备将来的反攻。

    毛泽东指出：建立这种根据地的地区，现在应当确定不是在国民党已占或将占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这是现时条件下所做不到的，也不是在国民党占领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的附近地区内。这是因为国民党既然得了大城市和交通干线，就不会容许我们在其靠得很近的地区内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因此，建立巩固根据地的地区，是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毛泽东在电报中强调指出：“我党在东北的工作重心是群众工作。必须使一切干部明白，国民党在东北一个时期内将强过我党，如果我们不从发动群众斗争、替群众解决问题、一切依靠群众这一点出发，并动员一切力量从事细心的群众工作，在一年之内，特别是在最近几个月的紧急时机内，不能建立巩固根据地，不能战胜国民党的进攻，而且有遭到极大困难甚至失败的可能；反之，如果我们紧紧依靠群众，我们就将战胜一切困难，一步一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因此，我党必须人人下决心，从事最艰苦的工作，迅速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在西满和热河，坚决地有计划地粉碎国民党的进攻。在东满和北满，则是迅速准备粉碎国民党进攻的条件。干部中一切不经过自己艰苦奋斗、流血流汗，而依靠意外便利、侥幸取胜的心理，必须扫除干净。”

    毛泽东的这一重要指示，高瞻远瞩，切合实际，对于夺取东北的彻底胜利，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政府，依照它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和斯大林向美国提出的保证，在道义上和物质上，都是支持蒋介石的，准备将东北的行政主权交给蒋介石。

    1945年10月12日，蒋介石派熊式辉为东北行辕主任，蒋经国为东北外交特派员，赴长春就职。斯大林邀请蒋经国赴苏。12月20日，斯大林在莫斯科对蒋经国说：“你们中国人要明白，美国人想要利用中国作为满足他的利益的工具，他必要的时候，会牺牲你们的！苏联愿意把本国生产的机器、汽车，以及中国所没有的东西供给中国，同时也希望中国能把自己生产的矿物、农产品供给苏联，苏联又可以帮助中国在东北建立重工业，并发展新疆的经济。但是，我再三声明，也是我最大的一个要求，你们决不能让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只要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东北问题就很难解决了。”

    很显然，斯大林的话，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争夺世界霸权的格局出发的。斯大林心里明白，要使美国扶持起来的蒋介石反美亲苏，根本不可能；唯一的办法，就是使蒋介石在美苏角逐中保持中立，因此，他的“最大的一个要求”，而且是“再三声明”的要求，就是“你们决不能让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为了达到此目的，斯大林曾多次声明他支持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他不相信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能够打败蒋介石而夺得政权，更不相信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北人民能够迅速地控制东北，扭转危局。所以一开始，苏军就准备将东北的行政主权交给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

    但是，革命的发展，人民的力量，现实的发展，使斯大林和苏联政府不得不重新估计形势，重新认识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重新认识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重新调整自己的方针政策。

    首先，是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力量的认识。过去，斯大林以为，毛泽东和中共所领导的人民军队，只不过是一些分散的、缺乏训练的“游击队”，根本成不了大气候，干不成大事业。所以，他对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没有寄予多大的期望，把希望寄托于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国民党军队。但是，苏联人进入中国东北以后，发现东北三省，是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时，以不抵抗政策送给日本侵略者的。在日寇铁蹄蹂躏下，东北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蒋介石国民党的势力逃之夭夭，无影无踪，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联军，流血牺牲，与日本侵略者进行着殊死的斗争。当苏联红军进入东北，向日本关东军发起进攻时，蒋介石的军队远在万里之外的川滇边陲，只有中共中央积极配合，先后派遣四分之一以上的中央委员和2万多名干部，率领10万大军迅速进入东北，与原来在东北的抗日力量相结合，英勇战斗，配合苏联红军消灭日寇和伪满残余势力，收复失地，建立了各级地方民主政权。苏联人亲眼看见的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军队不是什么分散的缺乏训练的“游击队”，而是纪律严明、训练有素、有觉悟、能战斗、深受人民群众拥护的人民军队。上百万苏联红军战士，通过各种渠道，把自己的认识、意见反映给斯大林和苏联政府。这是斯大林和苏联政府不能不考虑调整政策的第一个要素。

    其次，蒋介石并不按斯大林的意图办事，不肯在美苏之间中立，而是一头扎进美帝国主义的怀抱，坚持反苏反共。尽管斯大林多次向蒋介石的代表宋子文保证，苏联在道义上、物质上和军事上支持中国，单单支持由蒋介石领导的“中国国民政府”，希望蒋介石在美苏之间中立；但是，蒋介石很清楚，通过八年抗战，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人民，已经成了中国具有决定性的力量。如果没有美国的援助，他和他的“国民政府”很快就要被中共吃掉。这里没有什么犹疑、徘徊的余地。因此，在抗战胜利前夕，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特别强调：“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只有消灭中共，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蒋介石认为苏联是中共的后台，都是搞“赤化运动”的，对苏联不能抱幻想。他和苏联签订“友好条约”，只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只是为了取得苏联的援助，打击目前的敌人，而并没有改变他反苏反共的宗旨。

    在对蒋介石本质的认识上，在对毛泽东和蒋介石的认识上，斯大林都比较迟钝。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斯大林都认识不清，处理失当，甚至被蒋介石的假象所蒙蔽。据尼基塔·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回忆录》中记叙来看，抗日战争胜利前后，斯大林对蒋介石和毛泽东的态度，对蒋介石是派负责对外事务的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去会谈，“让他了解蒋介石需要什么，以便向他提供援助”；而对毛泽东的态度却是怀疑他的人格，怀疑他的立场，怀疑他“忽视工人阶级而孤立地建立红军”，怀疑他建立和领导的军队。这就是说，当时斯大林对蒋介石的态度是信任、友好、支持、援助；而对毛泽东的态度是怀疑、冷淡、猜忌、旁观。在这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历史关头，在这国共两党剑拔弩张、兵戎相见的关键时刻，斯大林的这种令亲者痛、仇者快的态度，以及准备把东北行政主权交给蒋介石国民党的决策，无疑会使毛泽东感到很大的压力，而使蒋介石气焰嚣张，飞扬跋扈。但是，蒋介石并不买斯大林的账，也不吃斯大林的这一套。他认为在美苏两强中间，他只有毫不犹豫地投入美国的怀抱，取得美国政府的全力支持，他才可能在和毛泽东及中共的角逐中，取得胜利；否则，就可能满盘皆输，彻底完蛋。因此，对于斯大林的各种友好表示，甚至连准备把东北的民政主权拱手送他的重要决策，也都是虚与应付，佯装欢笑，并不真正的知恩当报，也不真诚地对苏友好。1946年5月5日，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还都南京。5月6日，斯大林命苏联驻华大使馆武官罗申请蒋经国转达其父，斯大林大元帅邀请蒋委员长访问莫斯科，或在边境某地会晤也可。蒋介石得知此请后，说：“斯大林邀余访俄，此乃离间中美关系之最大阴谋。斯惯玩弄他人，而余则不受其欺诈也。”

    蒋介石不仅这样说，而且一直这样做，一直依靠美国的援助准备打内战。从1945年9月到1946年6月，美国海空军运送国民党军到达东北、华北等内战前线者，已达14个军共41个师，外加8个交通警察总队，共约54万余人，使国民党军队抢占了许多重要城市和战略要地。

    斯大林“再三声明”的“最大的一个要求”是，蒋介石国民党“决不能让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然而，蒋介石对此置若罔闻，毫不理睬。他不仅让大批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打着“受降”、“遣俘”的旗号，在中国的港口登陆，替国民党军队抢占城市和铁路、要塞；而且还让大批美军和美国军事顾问团，帮助指挥国民党军打内战。到1946年2月，仅在华北和东北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就有6万多人。斯大林宠信蒋介石，援助蒋介石；而蒋介石恩将仇报，越来越亲美反苏，使斯大林不得不考虑用他说给蒋经国的后半句话：“只要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东北问题就很难解决了。”

    最后，东北人民热烈拥护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军队。“兵民是胜利之本”。革命军队所到之处，人民群众热烈欢迎。群众不仅帮助人民军队歼灭日伪残余势力，而且迅速地掀起了参军热潮。许多地方出现了父送子、妻送夫、兄弟争相参军的动人场面。到1945年11月底，中共领导的东北人民自卫军发展到26万人，歼灭了日寇和伪满大批有生力量，收复了失地，建立了各级地方民主政府，建立并巩固了东北根据地。

    上述情况，决定了斯大林和苏联政府不得不改变决策，由准备将东北的行政主权交给蒋介石，逐渐地改变为支持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领导的革命军队。

    根据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规定，“在日本投降以后，苏军在三个月内撤完”。这就是说，1945年12月3日，应该是苏军完成撤退的日期。由于斯大林和苏联政府调整政策，并且以运送“战利品”为借口，抢运东北的工矿设备，所以一再推迟撤军日期。苏军先将撤军日期，改迟为1946年2月1日。蒋介石信以为真，于1月22日派宋美龄代表他率领周至柔、董显光飞往长春，慰问苏军。宋美龄到长春后，身穿毛皮大衣，头戴毛皮帽，偕蒋经国等人到苏军营地慰问，站在冰天雪地里发表演说。苏方军营里出来了仪仗队、军乐队，献花、讲话，表示“友好”，场面倒真热闹。可是过了七天，仍不见苏军拔营撤兵。直到1946年5月3日，苏联军队才撤出了东北。

    这时候，美国已经帮助蒋介石将正规军160多万人调集到东北、华北等内战前线。

    蒋介石得意忘形，指挥这些美国武装起来的军队于5月19日攻克四平，21日攻克公主岭，23日又攻占了吉林省会长春。同日，蒋介石偕宋美龄到沈阳，亲自部署对东北解放区的进攻，游览了清太宗皇太极的陵墓。蒋介石高兴地说：“自从1914年奉孙总理之命前往东北调查革命情势，实则已经是相距32年之后旧地重游。”6月3日，蒋介石又飞抵长春。在机场大厅中召集长春市豪绅巨富和新六军中将军长廖耀湘等将领，表示慰问，命令部队尽快抢占各地战略要地，然后飞回南京。

    中共中央采取了毛泽东的“诱敌深入、内线作战、不惜放弃一些城市、集中优势兵力以各个歼灭敌人”的战略，到处歼灭蒋介石的“国军”。6月16日，中共中央又调整和充实了东北局和民主联军的领导，任命林彪为东北局书记、民主联军司令员兼政委，彭真、罗荣桓、陈云为东北局副书记，统一领导东北的党政军民，建设巩固的根据地，大量地歼灭蒋介石军队的有生力量，大大地遏制了敌人的猖狂进攻。

    蒋介石气急败坏，慌忙电告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要他颠倒黑白，说“这是共军破坏停战，破坏和平”。又让国民党代表向中共和谈代表提出“东北停战半个月”。经中共同意，东北的战事暂时停止了。

    东北局利用停战之机，组织12000名干部由城市深入农村，发动群众。野战军抽派三分之一的兵力分片剿匪，创建根据地。群众运动如火如荼，烧掉了反动统治的根基，取得了很大成绩。主力部队经过整编训练，建立了炮兵、装甲兵、工兵等兵种，战斗力大大提高。

    1946年10月19日，国民党军集中8个师10万多人，分三路向南满进攻。东北野战军采用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放弃一些地方，集中兵力，争取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在本溪东南的新开岭地区，将敌自诩为“千里驹”的全美械装备的第25师8千多人全部歼灭，首创东北战场全歼敌人一个整师的范例。1947年3月又在郭家屯歼敌两个主力师的大部。

    1947年夏季，东北野战军发动了凌厉的夏季攻势，在五十天内，歼敌8.3万人，收复城市42座，解放人口近千万，扩大解放区16万平方公里，使东、西、南、北满连成一片，使我军完全掌握了东北战场的主动权。

    面对此情，蒋介石十分苦恼，万般无奈，曾派国民党中委莫德惠于1947年5月赴台湾张学良的囚地作试探，准备起用张学良。莫德惠是东北政界元老，与张学良交情较深，这次渡海来访，带来了东北同胞的深情厚谊和蒋介石的信息。

    张学良从西安事变后，一直被蒋介石无理囚禁，失去自由，听故人说来意深有感触，遂以诗相赠：

    十载无多病，故人亦未疏。余生烽火后，唯一愿读书。

    莫德惠读过，连称好诗。张学良说：“柳老要否知道这四句诗从何而来？”“当然，当然，”莫德惠连连点头说，“请世兄与我一说。”

    张学良解释说，这首诗的前两句，有感于自己的不幸遭遇，“十年无多病”，表明自己幽禁十年，没有遇到大灾大难，总算活过来了。“故人亦未疏”，表示未忘旧交之意。后两句则表明张学良对获得自由已经绝望。当初，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是为了国共两党和平统一，一致对外，抗战救国。如今抗战才刚结束，内战再起，他不愿再为蒋介石卖命，只有用读书来作精神上的安慰了。

    张学良和莫德惠谈到明末的崇祯皇帝刚愎自用、煤山自杀；又谈到台湾的“二·二八”事变时，有人曾请张学良出山遭拒绝的事。莫德惠说：“如果有人要你出山，一不是叛国，二不是卖国，乃是爱国，你又怎样表示态度呢？”

    “不可能，不可能。”张学良强笑着说：“柳老不必说明，我就知道。你说我如果下山，便是爱国，这个国怎么爱法呢？还是自己人打得头破血流吗？还是恢复‘七七’事变以前那个局面吗？”

    莫德惠小声说：“你别太多心了，有人请你出山，其中一定有道理。譬如说：想请你到东北收拾残局……”

    “我？”张学良惊讶地说，“人家把我送到深山，我肚里是什么滋味？‘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我谢谢人家一番好意，他要我‘清’，我何乐不为？犯不着十年之后，教我还俗，你以为如何？”

    莫德惠见张学良坚决拒绝，只好回去向蒋介石报告。后来，蒋介石对他的心腹陈诚说：“汉卿恐怕不会答应出山。”

    陈诚淡淡地一笑说：“他出来也无济于事！”

    蒋介石见东北战局节节失利，形势不妙，于1947年5月30日，在12架战斗机的保护下，由南京直飞沈阳。在康宁街行辕，他对杜聿明、孙立人、廖耀湘等将领训话：“今天，正好是去年我到东北的一周年，可是局势大不相同，实在叫人着急。现在共军正广泛开展进攻，以切断东北和关内交通，阻碍我方援军的到达……”

    东北野战军根据毛泽东的战略战术，集中更大兵力，发动秋季攻势，到11月5日，歼敌69800人，解放人口260万，收复城市17座，将敌人压缩在沈阳、长春、四平、锦州等24座城市内，为随后的胜利发展创造了条件。

    1947年12月，在中共中央的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他特别指出：

    “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即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打退了美国走狗蒋介石的数百万反动军队的进攻，并使自己转入了进攻。”

    接着，毛泽东高瞻远瞩，从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高度，分析了这个转折的意义。他指出：“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这个事变所以带着伟大性，是因为这个事变发生在一个拥有四亿七千五百万人口的国家内，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这个事变所以带着伟大性，还因为这个事变发生在世界的东方，在这里，共有十万万以上人口（占人口的一半）遭受帝国主义的压迫。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由防御转到进攻，不能不引起这些被压迫民族的欢欣鼓舞。同时，对于正在斗争的欧洲和美洲各国的被压迫人民，也是一种援助。”

    战略决战开始了。毛泽东运筹的震惊中外的三大战役，首先在东北拉开了序幕。早在1948年2月7日，毛泽东在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电报中，就明确了东北战略决战的作战方针。他指出：

    “要预见敌人撤出东北的可能性。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国民党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

    毛泽东制定的首先控制北宁路山海关、锦州段，关闭东北大门，切断东北敌人与关内联系的“关门打狗”方案，完全符合客观实际，但是，当时任东北野战军司令员的林彪，对于中间突破、深入要害去打敌人设防坚固的大城市锦州有顾虑，再三提议先打长春。

    林彪的错误意见，曾受到中央的批评。毛泽东也耐心地多次指出，锦州是东北国民党军的战略门户，是东北与关内联系的陆路要冲，咽喉要塞，先攻下锦州，就可以关门打狗，所以打下锦州是关键。但是林彪认为锦州兵多将广，工事坚强，不是急切可下的，仍然犹豫徘徊，让部队去打山海关附近的几个小点和承德的13军。

    直到9月初，东北野战军领导才明确了南下北宁路作战的决心，发布了政治动员令，争取全歼东北国民党军，给全国战场以配合，但在兵力部署上却使北宁路成了偏师。

    毛泽东闻讯，又于9月7日致电林、罗、刘指出：你们应当使用主力于锦州、山海关、唐山一线，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并准备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经过毛泽东多次电报催促，分析敌情，陈述利弊，林彪才接受了毛泽东的方案，决定辽沈战役首先从北宁路打起。部队很快地攻克昌黎、北戴河、高桥等地，将锦州的敌人团团包围。

    9月26日，林彪又电报中央军委，说打了义县、高桥、锦西之后，如果山海关敌人没撤，则打山海关，如果山海关敌人撤了再打锦州。次日，毛泽东即回电说，如能同时打山海关、锦州则同时打，否则，集中兵力打锦州。打了锦州你们就有了主动权，我们认为攻克锦州是有把握的。林彪觉得有理、有利，才下决心打锦州。但是，10月1日，解放军攻克义县后，获悉国民党军将以62军和独95师由海路增援东北。本来，敌情变化不大，林彪又以“准备的是一桌菜，上来了两桌客”为由，又于10月2日致电中央军委，考虑放弃北宁路作战，仍回师打长春。

    毛泽东于10月3日即回电批评林彪，指出：“四五月间长春敌本来好打，你们不敢打。七月间长春敌同样好打，你们又不敢打。现在攻锦部署业已完毕，锦西、滦县之敌第8军、第9军已经调走，你们又因62军和独95师一项并不很大的敌情变化，又不敢打锦州，又想回去打长春，我们认为这是很不妥当的，只要你们十天内打下锦州，你们就有了战役上的主动权，而打下长春，并不能帮助你们取得主动，反而将增加你们下一步的困难。”林彪接受了毛泽东的批评，下决心先攻取锦州，并调兵遣将，周密部署。毛泽东看了，回电表示：“甚好，甚慰。这才算把重点放在锦州、锦西方面了，纠正了长时间内平分兵力没有重点的错误。”于是，25万人围攻锦州，国民党东北军的咽喉被扼住了。

    蒋介石像热锅上的蚂蚁，坐卧不安。1948年10月2日飞临沈阳，“御驾亲征”。当晚，他召集师长以上将领训话，说：“形势的发展，实在出于吾人所料。锦州是东北的咽喉，势在必保。我此次来沈，是来救你们出去的。”在叙述了他的如意算盘后，他又说：“大家一定要振奋精神。今日惟有死中求生，如此战失败，则与各位再无相见之期矣！我已经六十多岁了，死了没有什么，可你们还年轻，再不听我的话，一个个都让共产党把你们抓了去，后悔晚矣！”

    毛泽东坐在西柏坡的中共统帅部，却对蒋介石的阴谋诡计、一举一动了如指掌。他电示林彪，无论蒋介石耍什么鬼花招，你们都不理，集中兵力，求得一星期内外攻克锦州，就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东北人民解放军根据毛泽东的命令，攻城的无坚不摧，打援的寸步不让，至10月15日下午6时，经过30多个小时的激战，锦州攻城战胜利结束了。歼敌上将范汉杰等近9万人。蒋介石闻讯，气急败坏，于10月18日飞抵沈阳，召集卫立煌、廖耀湘、赵家骧等人开会，令他们重整旗鼓，收复锦州。将领们都说力不从心，无法实现，气得蒋介石头昏眼花，双眼发红，从沙发上站起来，拍着桌子，将卫立煌大骂了一顿，然后又举起拳头，仰天长叹：“马歇尔害了我们的国家。原来在抗战胜利后，我决定军队进到锦州后再不向前推进。以后马歇尔一定要接受东北，把我们所有的精锐部队都调到东北，弄得现在连守南京的部队也没有了。真害死人！”他命令廖耀湘等人卒部从营口、葫芦岛等地出发，全力攻取锦州。

    毛泽东于10月19日复电东北解放军：“如果在长春事件之后，蒋介石、卫立煌仍不变更锦、葫、沈阳两路向你们寻战的方针，那就是很有利的。在此种情形下，你们采取诱敌深入，大打歼灭战的方针，甚为正确。”东北野战军根据毛主席电报的精神，立即定下了乘胜歼敌西进兵团的方案，经过连续激战，至10月28日拂晓，歼敌西进兵团1个兵团部、5个军部、12个师的10万多人；11月2日又攻克沈阳，歼敌1个“剿匪”总司令部、1个兵团部、2个军部、7个师、3个骑兵旅等，合计13万人。次日，解放军又攻占营口，歼敌14900人。

    至此，历时52天的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共歼灭国民党军47万2千人，解放了东北全境。1948年11月2日，中共中央致电林彪、罗荣桓、高岗、陈云诸同志，东北人民解放军全体同志和东北全体同胞们，热烈祝贺东北全境解放。

    贺电说：“热烈庆祝你们解放沈阳，全歼守敌，并从而完成解放东北全境的伟大胜利。东北是中国工业特别是重工业最大的中心，国民党反动政府在美国帝国主义积极援助下，从1945年冬季以来就曾经用极大力量来抢占东北，先后投入兵力及收编伪军胡匪共达110万人。依靠我东北前后方军民团结一致、英勇奋斗，并得到我关内各解放区的胜利配合，在三年的奋战中歼灭敌人100余万，终于解放了东北九省的全部土地和3700万同胞，粉碎了中美反动派奴役东北人民并利用东北以挑拨国际战争的迷梦，奠定了在数年内解放全中国，然后将中国逐步建设为工业国家的巩固基础……”

    辽沈战役的伟大胜利，敲响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丧钟。蒋介石气急败坏，两次吐血。美国《纽约时报》写道：“东北的沦陷，不仅关系远东这场内战的胜败问题，重要的是世界均势改变了。而且它是朝着美国希望的相反方向变化的。”英国《泰晤士报》评论说：“中共占领东北，又将出现一个由北向南的征服形势……以现在看来，中国如果要统一，似乎将从东北出发了。”

    毛泽东主席于1948年11月14日发表的《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一文中指出：

    中国的军事形势现已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即战争双方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现在也已经占有优势。这是中国革命的成功和中国和平的实现已经迫近的标志。

    “这样，就使我们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短。原来预计，从1946年7月起，大约需要五年左右时间，便可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现在看来，只需从现在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

    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曾将东北三省改划为九个省。

    第一章毛泽东坚持人民解放战争，斯大林派米高扬秘密访华1946年6月，蒋介石国民党在美国的支持下，完成了全面内战的准备，6月17日，向中共提出无理要求，要中共让出几乎整个东北地区、华中解放区、热河、察哈尔两省、陇海和津浦西路、威海卫及烟台两港等地。中国共产党断然拒绝。

    6月26日，蒋介石以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命令国民党军向各个解放区全面进攻。当时，蒋介石拥有430万人的军事力量，其中正规军248个旅（师）约200万人，控制着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掌握着国家政权并在国际上有合法地位。

    日本投降后，他接受了109万人的武器装备。美国又用新式装备为他武装了陆军45个师，还把271艘军舰和大批的飞机大炮送给了他，同时，又将8亿多美元的战争剩余物资低价售给了他。蒋介石发了国难财，又有美国的全力扶植，肠肥体壮，腰大气粗，扬言可以在三至六个月内消灭全部人民解放军。

    毛泽东明白，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形势是严峻的。只有120万人的军队，装备极差，多是小米加步枪；解放区的面积不到全国的三分之一，后方还不巩固，得不到国际上的承认，也得不到任何外援，总的情况是敌强我弱，敌大我小。但是，毛泽东毫不畏惧，毫不气馁，冷静地分析了国内外的形势，制定了粉碎国民党进攻的方针、政策。

    1946年7月2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正式发出。他明确指出：不但必须打败蒋介石，而且能够打败蒋介石。只有在自卫战争中彻底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中国人民才能恢复和平。蒋介石虽有美国援助，但是人心不顺，士气不高，经济困难。我们虽无外国援助，但是人心归向，士气高涨，经济亦有办法。因此，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全党对此要有充分的信心。

    《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提出了打败蒋介石的政治方针和军事、经济等方面的原则。政治方针是，必须和人民群众亲密合作，必须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军事上一般地是运动战，暂时放弃若干地方、若干城市，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争取最后胜利所必要的。经济上必须精打细算，减轻人民负担，艰苦奋斗，军民兼顾。“总之，我们是一切依靠自力更生，立于不败之地，和蒋介石的一切依靠外国，完全相反。”

    为了从思想上武装中国人民，提高广大人民取得胜利的信心，毛泽东在杨家岭窑洞前的石桌旁，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点。他以沙皇、希特勒、墨索里尼被打倒的历史事实，说明从长远的观点上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他强调指出：我们虽然用小米加步枪，对抗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飞机大炮，但是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我们总有一天要胜利。原因就在于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则代表进步。毛泽东同时指出：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这些光辉的思想，如星照长空，电劈云天，武装了中国共产党人和全国人民，在整个人民解放战争中，起了极其伟大的作用。

    伟大的思想，一旦掌握了人民群众，就会产生伟大的力量。经过8个月的艰苦努力，人民解放军歼敌67个旅，约70余万人，粉碎了蒋介石国民党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一计不成，又施诡计，蒋介石的全面进攻破产之后，通过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向中共提出要恢复“和平谈判”，实现“现地停兵”。中国共产党提出恢复谈判必须实行两个最低条件：一是废除伪宪法；二是国民党军队退出其侵占解放区的一切土地。蒋介石拒绝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当要求。

    1947年3月13日，蒋介石命令胡宗南指挥的34个旅约23万人，向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所在地延安进犯。

    大敌当前，如何应战？3月8日下午，延安工农兵学商各界10000多人，在延安南市场沟商会会场，举行保卫边区保卫延安的群众大会，群情激愤，誓死保卫延安。许多解放军指战员主张坚守延安，决一死战。

    3月14日，延安南线的保卫战打得十分激烈。新四旅的部分旅团干部从陇东回到延安，要求参加延安保卫战。毛泽东召集他们开会，说，我们在延安住了十年，吃了小米，学习了马列主义，培养了干部，指导了中国革命，全中国都知道有个延安，但是延安不能保。寸土必争，这是对的，可是要看怎么争。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这是显而易见的真理。

    谈到这里，毛泽东取出一根烟，慢慢地抽着，沉思地说，蒋介石的手段是狠毒的，现在，我们有几个解放区刚刚争得主动，情况好转了。如果蒋介石把胡宗南的部队投入到别的战场，那就会增加他们的困难。所以，我们宁可自己负担重些，把敌人拖住，不让他走，还要消灭他。我们撤出延安以后，就要换他几个旅，让他背上沉重的包袱在山沟里团团转。

    谈到作战方针时，毛泽东形象地说，看菜吃饭，量体裁衣，有什么本事打什么仗。我们部队的数量和武器装备，目前都处于劣势，所以，我们就先打弱的，后打强的；先打分散孤立的，后打集中强大的。我们把他弱的消灭了，强的也变弱了；我们把他分散的打了，集中的还要分散。

    谈到这里，毛泽东掰着指头，边比划边说，比如有三个人，一个强手，两个弱手。你先把两个弱手打倒了，剩下他一个就前后失去了照应，就孤立了，就胆怯了，强手就变成了弱手，一打就倒。我们的战术是“蘑菇战术”，靠你们作蘑心，牵敌人，磨敌人，牵着敌人的鼻子在山沟沟里团团转。陕北山高林密路窄，你们牵着敌人去爬山，把敌人磨得疲劳了，饿饭了，就寻找机会歼灭他。现在你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拖住敌人，让他们陷在这里拔不出来。

    有的同志害怕撤出延安后敌人破坏。毛泽东笑着说，延安不就是几座山头和一些土窑洞吗？大不了打烂一些坛坛罐罐。只要消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我们不但可以有延安，还可以有西安、北平、上海、南京。散会时，毛泽东边送客人边笑着说，好啊！我们下次在哪里见面呢？可能不是延安了，也许是南京、上海，或者是北平吧！

    为了诱敌深入，在运动中消灭敌人，3月18日，中共中央有计划地撤离延安。当天黄昏，夜幕降临，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见延安群众、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都已安全转移，才离开延安，开始转战陕北。莫斯科闻听到延安被占的消息，十分震惊。斯大林一直不赞成中共领导人民打人民解放战争。早在1945年8月，蒋介石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时，斯大林就断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力量，打不过美国援助的蒋介石军队。他断定如果战争打起来，美国必然要卷进来，那样，天翻地覆，中华民族就有毁灭的危险。当然，说中华民族这样一个伟大的民族有毁灭的危险，是吓唬人的，言过其实，斯大林自己也不一定完全相信；但是，害怕在中国出现苏美两国武装力量直接对峙的局面，可能是斯大林主要的顾虑。

    现在，毛泽东不理会斯大林的警告，毅然决然地率部武装反抗蒋介石的进攻，刀对刀、枪对枪地和武装到牙齿的国民党军队打起来了，而且果不出斯大林所料，经营了十多年的红都延安被蒋介石的军队占领了，斯大林会怎么想呢？很快地，中共中央得到了苏共和斯大林的反应：撤出延安的决定是错误的；这个错误可能导致中国共产党的失败。

    对于这个关系中华民族前途的大问题，毛泽东的答案和斯大林的答案完全相反。毛泽东认为：我们不但必须打败蒋介石，而且能够打败蒋介石。他多次指出，只有打败蒋介石，我们才能够实现中国人民的解放，才能够维护住中华民族的独立，才能够将黑暗的中国变成光明的中国；否则，我们民族的前途将被断送。至于撤离延安，毛泽东和斯大林的看法也完全相反。毛泽东认为，中共主动撤出延安，只是打败蒋介石的打法问题，“欲擒故纵”，“欲夺先给”，暂时撤离延安，是为了长久占住延安，并且要占西安、北平、上海、南京，解放全中国。

    历史是无情的裁判员。历史已经判明毛泽东的看法是正确的，而斯大林的看法错了。据杰吉耶夫写的《铁托传》中引用卡德尔的话说，斯大林在1948年2月对卡德尔和季米特洛夫的谈话中，也承认在上述问题上是他自己错了。

    1947年3月13日，蒋介石派飞机轰炸延安。小小的延安，硝烟弥漫，弹片飞扬。有一颗炸弹，落在了毛泽东居住的窑洞前边，把土地炸了一个大坑。卫士拣了两块弹片，递给毛泽东看。毛泽东轻轻地敲了敲说：“这玩艺儿，吓不倒人；废物利用，还可以打两把刀！”

    19日晨，胡宗南率部进占延安，当即向蒋介石电报报捷。蒋介石看到胡宗南的电报，得意忘形，欣喜若狂。3月20日晨，蒋介石即回电嘉奖：

    宗南老弟：将士用命，一举而攻克延安，功在党国，雪我十余年来积愤，殊堪嘉尚，希即传谕嘉奖，并将此役出力官兵报核，以凭奖叙。戡乱救国大业仍极艰巨，望弟勉旃。中正。

    胡宗南大军攻占的延安，本是一座空城。但他却谎报“是役俘虏敌5万余，缴获武器弹药无数”。蒋介石一嘉奖，许多记者要求参观。胡宗南急中生智，从附近抓来500多村民，又从国军中挑选出1500“伶俐士兵”，加以排练，在延安周围的十座战俘营中巡回流动，应付参观，演出一幕幕滑稽丑剧。

    毛泽东不理睬斯大林的反对与压力，毅然决然地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一起，主动撤出延安。3月18日夜，毛泽东、周恩来和王震乘汽车从延安出发东进，夜行70公里，于20日黎明到达清涧县徐家沟休息。山路崎岖，他们弃车步行。25日，毛泽东等到达子长县瓦窑堡以东的任家山。任弼时向毛泽东汇报了山西姑娘刘胡兰壮烈牺牲的经过：

    1947年1月12日，阎锡山驻山西文水县的部队，包围了云周西村。年仅15岁的女共产党员刘胡兰和村上的6名干部、群众被捕。敌人抬出明晃晃的铡刀威胁他们。刘胡兰毫不畏惧，坚定地说：“只要我有一口气，就要为人民干到底！”阎军凶残无比，当即将其他6名干部铡死，威胁刘胡兰，要她说出藏布匹的地方和村里的共产党员。刘胡兰说：“布匹藏在什么地方不知道，共产党员就我一个。说吧，我咋个死法！”敌人恼羞成怒，大吼：“一个样！”刘胡兰从容上前，躺在铡刀下，说：“死有什么可怕！”她望着那架在自己脖子上的铡刀，又对压铡刀的刽子手说：“铡刀放得不正，放正了再铡！”说罢，壮烈牺牲。

    毛泽东听了汇报，心情十分沉痛。他认为刘胡兰的事迹，对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特别是对广大青少年，都是一个很好的教材。为了悼念刘胡兰为革命慷慨就义，毛泽东挥笔写下了八个大字：

    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一个英雄倒下去，千万个英雄站起来！毛泽东的亲自倡导，使刘胡兰的事迹不翼而飞，到处流传。一个学习刘胡兰，为党、为革命勇于献身的热潮迅速兴起，给在艰险环境中奋斗的广大军民，注入了无穷的活力。

    毛泽东运用刘胡兰这个英雄的典范，带动了千百万人民为革命的胜利去拼搏！就在3月25日这天，中共中央得到了彭德怀的报告：青化砭战役胜利了。青化砭，位于延安到瓦窑堡中间的公路上，两边高山，夹住川道，像个张开的口袋。早在撤离延安前夕，毛泽东就命令彭德怀在防御战斗中先疲劳与消耗敌人，然后集中五个旅以上的部队打运动战，各个歼灭敌人，彻底粉碎敌人的进攻。彭德怀按照毛泽东的部署，先率部在南泥湾一带阻击敌人，掩护党中央转移。然后，以独一旅牵着胡宗南五旅主力的鼻子，诱向西北安塞方向；而将自己的主力359旅、新四旅、教导旅、358旅等，埋伏于青化砭地区，待机歼敌。3月25日将进入口袋阵的敌人2900余人全部歼灭，活捉敌旅长李纪云。这是毛泽东转战陕北的首战告捷。胡宗南发现中共主力在延安东北地区，慌忙令董钊、刘勘率两个军向瓦窑堡方向扑来，情势非常紧张。毛泽东在任家山召集中共中央书记处全体成员开会，讨论党中央和中央领导人是否留在陕北等问题。情势危急，事关重大。会议从26日上午一直开到下午。会议决定成立前委和工委，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继续留在陕北，指挥西北和全国的人民解放战争，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主持党中央工作，简称前委；刘少奇、朱德等会合在山西临县的董必武、叶剑英等同志，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刘少奇任书记，前往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简称工委。

    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毛泽东令中央机关工作人员按军事编制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司令部，下属四个大队和中央警卫团。任弼时为司令，陆定一为政委，叶子龙为参谋长，廖志高为政治部主任。周恩来说，为了保密，每个人都应该有个代号。毛泽东表示赞成，笑着说：“我们一定得胜利，我就叫李德胜。”周恩来说：“革命事业必定成功，我叫胡必成。”任弼时问自己取个什么名字好，毛泽东说：“你是支队司令，就叫史林。定一同志是政委，就叫郑位吧！”

    就这样，毛泽东准备了两套班子，并且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李德胜，带领部队，沿着陕北那蜿蜒崎岖的山路，又向前走去。他身边能战斗的部队，实际上不到一个团。

    胡宗南的几十万人马，杀气腾腾，尾追堵截，四面围剿，不惜一切代价地要捉毛泽东。

    毛泽东却毫不紧张，每到一地，都和村民拉家常，和那些天真的孩子闹着玩。他在崎岖的山村小路上行走，向一位未见过收音机的老农讲解电磁波传音的道理，还拿着一本《学英语》手册，闲暇时学习英语，忙中有闲，举重若轻，显得愉快、乐观，并不慌乱。

    然而，蒋介石国民党的宣传，外国报纸电台的报道，特别是蒋介石亲自飞到延安，接见军官，庆功颁奖，大肆宣传，使斯大林十分不安。一天，毛泽东接到斯大林的来电，说他们已得到消息，延安的八路军总部被国民党军队消灭了，又听说贺龙、江青被俘了，押到了西安，他们的心情非常着急，要派飞机来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到苏联去。

    当时的陕北形势十分严峻，数十万敌军南北夹击，四面“围剿”，党中央和毛泽东在强敌的缝隙中往来穿梭，安全没有保障。但是，为了将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为了减轻其他各个解放战场的压力，毛泽东坚持要留在陕北。他说，陕北群众基础好，安全有保障，并且发电报向斯大林说明情况，表示不用派飞机接人。斯大林知道自己从英美各国和国民党政府电台中得到的消息，大部分是“客里空”，不合实际，便取消了派飞机接人的决定。

    在陕北转战的人民解放军里，有一些旅长、团长也为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安全担心。他们认为党中央毛泽东周围的武装太少，要求带部队来保卫毛主席。毛泽东却笑着说：

    “我才不分散他们的力量呢！让他们集中力量去消灭敌人，我在群众中十分安全！”

    1947年4月13日，毛泽东率部转战到安塞县的王家湾。这个小山村，只有十多户人家。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三位中央领导人，都住在薛家的一进两开的两孔半窑洞里。一盘土炕、一张破桌、一个树墩，便是他们住宿、办公的用具。

    敌人千军万马，离王家湾很近；敌探多如村狗，四处活动，打听毛泽东的去向。许多人为毛泽东的安全担心。毛泽东却笑着说：“怕什么呢？我们有老百姓嘛！我们应该多做群众工作。只要我们认真做到这一点，群众就会永远和我们站在一起，做我们的铜墙铁壁。”

    当时，王家湾的群众正在春耕。毛泽东让任弼时组织工作组去到附近村庄了解群众生活、生产情况，抽调人员、马匹去帮助农民耕地、播种，解决各种困难。

    农民十分热爱这支队伍。全副武装的敌人，从王家湾侧面走过，但没发现中央机关。敌人的密探多次向当地农民打听毛泽东的去向，农民都摇摇头表示不知道。就这样，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领导人在王家湾住了近两个月，敌人均未发现。毛泽东有人民群众的拥护，耳聪目明，知己知彼，战无不胜。4月14日，人民解放军在羊马河战役中，全歼敌135旅4700余人，活捉敌代旅长麦宗禹。5月3日至4日，又攻克敌军战略补给要地蟠龙镇，全歼守敌6700余人，俘敌旅长李昆岗，缴获夏季军装4万多套，面粉12000多袋，子弹百万余发，骡马千余匹，药品无数，解决了解放军衣、食、弹药缺乏的问题。

    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战三捷的胜利，鼓舞了陕甘宁边区军民胜利的信心。

    但是，胡宗南部刘勘趁西北野战军全力转移到甘肃庆阳一带作战之机，率4个半旅占领青阳岔，向中共中央的驻地王家湾方向扑来了，情势异常危急。当时，毛泽东身边只有四个半连，能战斗的不足200人；而敌人扑来的是4个半旅，比自己的兵力多几十倍。真是十分危险！

    面对险情，毛泽东毫不慌乱。他首先惦念群众的安全。由于敌人到处围剿，强迫群众并村合寨，许多群众无处安身，只好跟着中共中央机关走。现在，大批敌人杀来了。毛泽东再三指示：要有计划地组织群众跟随中央机关转移，不能让老百姓受损失！有人担心这样会暴露中央机关的行踪，建议让群众朝别的方向走去！

    毛泽东严肃地说：“不行！我们是人民的队伍，一定要让老乡们跟我们干部一起撤退。这样，可以减少损失！现在，军民已经凝成一体，我们要对群众负责到底！”有些群众已经朝别的方向走了，毛泽东立刻派人把那些迷失方向的群众追了回来！群众安全了，毛泽东和中央机关的危险性却更大了。

    1947年的6月7日夜，黑云滚滚，天昏地暗。蒋介石的特务发现中共中央就在王家湾一带活动。蒋介石密令胡宗南：“即使牺牲三个师，也要消灭中共首脑，把毛泽东赶过黄河！”

    敌整编29军军长刘勘，带领全副武装的4个半旅，不顾一切地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驻地王家湾一带扑来。

    这时候，毛泽东正坐在王家湾的土窑洞里和农民谈话。侦察员接二连三地前来报告：“敌人离我们只有三十里路了！”

    “大批敌人扑来，离这儿只有二十里路了！”毛泽东走到土窑前，看着一张地图，仍在开玩笑：“刘勘追来吧，你追不上，我就叫胡宗南来追；胡宗南追不上，我就叫蒋介石来追！反正我们不过黄河，就要同你泡蘑菇！磨得你精疲力尽，我再好一个一个地吃掉你们！”

    坐在一边的周恩来在沉思。

    任弼时主张快向东撤。因为他这个司令员手下只有四个半连，能战斗的不足200人。如果向西，就会和迎面扑来的敌人的四个半旅相遇，十分危险。

    毛泽东则坚持要西进。他说：“胡宗南就是要把我们往东赶，赶过黄河就是胜利。我们要完全出乎他的预料，偏偏不往东，而往西走！”

    任弼时坚持不让，说向西危险太大，闹不好会全军覆没！警卫团长进来催促，说各大队等候命令。

    侦察员又来报告：敌人已到西沟，离这儿只有7里路，不用一个小时就可能到达！任弼时哀求地说：“主席，为了你的安全，还是向东走好！”毛泽东不满地问：“弼时同志，你为什么老是考虑我的安全？”任弼时说：“这是我的任务！”周恩来急得去到外边看了看，又进窑洞说：“不能再争了！你们看，敌人已经到了家门口！”毛泽东和任弼时走出窑洞，望见西边一片火光。远处，不时传来枪声。毛泽东说：“立即向西出发！”任粥时说：“我不能再让你冒险！”毛泽东气得满脸通红，大声吼道：“我要求你立即下令！”“这个命令我很难下！”任弼时寸步不让。毛泽东转过身来，说：“恩来同志，从现在起，由你担任昆仑纵队司令兼政委！”一道电闪，一声炸雷。瓢泼大雨下了起来。各大队的战士站在雨中，整装待命。

    “我个人的生命算得了什么？”任弼时激动得热泪盈眶，“可是，主席的安全，中央的安全，关系着革命的成败。万一出了事，我怎么向党和人民交待呀！”说着，两行热泪从眼里流了下来。

    周恩来受到任弼时的精神感动，眼圈也红了。毛泽东转身出来，走进隔壁窑里。几个卫士和老炊事员都劝他赶快往东走。毛泽东解释说：“敌人没有群众，耳聋眼瞎，看来气势汹汹，其实是在胡扑！我们要指挥他，叫他往东，我们向西。反其道而行之，看似危险，实际上才安全。”

    周恩来去到外边看了看山势地形，又走进隔壁的窑洞里，对毛泽东说：“这样吧！按主席说的，我们向西。不过，我看了山势地形，具体走法，可以先向北走，然后再向西拐！请主席决定。”

    毛泽东的火气也消了，笑着问：“弼时的意见呢？”周恩来说已和任弼时商量过了，他同意。毛泽东同意了，但他还坚持要带上群众一起走，不能让群众吃苦头。旁边有人说：“群众已经向东走了！”毛泽东立刻严肃地说：“立即派人去把群众追回来，和中央一道走。”任弼时当即派人去追走失的群众。天黑了，夜幕笼罩着大地。雨，越下越大。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在夜幕中指挥部队，带领群众，冒着滂沱大雨，出了王家湾，向北山上行进。

    北山虽不太高，天黑夜暗，坡陡路滑，行军十分艰难。毛泽东拄着一根木棒，迎着夜幕，跟着队伍，在泥泞的山路上攀登。有的同志跌倒了，他还亲切地上去搀扶。

    黎明时分，毛泽东带的队伍，来到了小河村。这时候，胡宗南、刘勘的队伍已经占了王家湾。他们像一群无头的苍蝇，先是吼叫着向东扑去，扑了个空；接着又杀气腾腾地扑向西边，又碰了壁。刘勘气急败坏，率部驻在王家湾，逼问农民群众：毛泽东在哪里？中共中央在哪里？农民群众都守口如瓶，摇着脑袋说不知道。其实，刘勘的司令部就设在毛泽东曾经住过的窑洞里。刘勘虽然气势汹汹地到处逼问毛泽东的去向，可至死仍不知自己当夜住的窑洞，就是毛泽东昨夜住过的地方！

    这就是毛泽东说的铜墙铁壁！它使中国共产党人十分安全，却使敌人透不过气！6月8日，毛泽东住在小河村曹九林家里。艰苦险恶的环境，使有的同志产生了怨言：美国支持蒋介石、胡宗南，武装到了牙齿；而我们的朋友斯大林和苏联，为什么不给我们一些好武器呢？

    毛泽东淡淡一笑，说：对于这种问题，我们多次说过，我们的立足点是自力更生，依靠人民群众，战胜敌人，而不是依靠外援，这是我们和蒋介石国民党的重要区别之一。两军相争，一胜一败，所以胜败，皆取决于内因。外因只是变化的条件而已！所以，在人民解放战争没有开始的时候，我就曾经说过：“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我们并不孤立，全世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和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但是，我们强调自力更生，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现在，如果我们打输了，这不能怪蒋介石，更不能埋怨斯大林，或者埋怨别的朋友支援不够，只能怪我们自己没有打好，没有本事。

    一席话，说得同志们心明眼亮，浑身是劲。9日下午，天又下起了大雨。大批敌人前来偷袭小河村。中共中央决定转移。为了隐蔽脱险，任弼时命令：不许打手电，不许抽烟。因为天黑雨大，部队行军中迷失方向，只好在月亮山上停留，就地休息。毛泽东坐在山顶的一块石头上。警卫班长李文奎等人用手支起一件棉大衣，顶在毛泽东头上，为他遮雨。毛泽东笑着说：“真是铜墙铁壁，风雨不透！”这时，山下面的敌人，汽车鸣，战马叫，人流汹涌如潮，顺川向前奔驰，随时都有可能冲上山来。所以，战士们心情都很紧张，一颗颗心，几乎都提到了嗓子眼上。毛泽东却谈笑自如。他伸手接了一捧雨，轻轻洗了洗手，笑着说：“这场雨，下得好！再过半个月，就该收麦子了。”两句镇定的话，又使大家安定了下来。这时候，侦察参谋找到附近的群众，辨明了方向，又带着部队继续前进。毛泽东诱敌深入，带部队到靖边县天赐湾等地转了一大圈，于6月17日又返回小河村，一直住到8月1日。在这里，他指挥部队干部战士帮助农民翻地锄草，播种荞麦。在这里，他主持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调集彭德怀、贺尤、陈赓等将领出席，研究部署了全国性的大反攻和各个战区协同作战等问题。一天，师哲问毛泽东，斯大林的来电怎么回答。毛泽东笑着说，别急嘛！斯大林老对咱们不放心，再过几天，等找到了定心丸，一块儿告诉他。当时，胡宗南正调集六个旅杀气腾腾地北犯，到处寻找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首脑机关，寻找西北野战军主力决战。毛泽东住的小河村，正在敌人进攻的矛头上。敌人的“快速部队”正向小河村猛扑。中央机关决定转移。

    8月1日清晨，毛泽东带领队伍沿着大理河川向东进发。河道蜿蜒曲折，不时地要过河。有的地方河上架个小桥；有的地方水里只有几块列石。战士们不时地要脱鞋涉水，毛泽东也下马步行，和战士们边走边谈。他的话题广泛，语言幽默，天文地理、民情风俗、政治经济、文学艺术，随便谈来，妙趣横生，逗得战士们不时哈哈大笑。谈到这次战役，他说：“这一仗打好了，对整个西北战局都会发生很大影响。”

    他们经过60里的急行军，到了绥德黄家沟。这时已是半夜三更，人困马乏，需要休息。毛泽东刚坐下，忽然来了报告，说刘勘带领几个旅迎面扑来，若不转移，就有互相碰面的危险。任弼时请示毛泽东是否换个方向？毛泽东说：“敌人是快速部队，我们也是快速部队。我们要赶过敌人。立刻出发！”

    于是，他们又继续赶路。当刘勘的部队进入绥德时，毛泽东带领昆仑支队已经越过绥德，向北转移了。但是，北面也有蒋军从榆林南下，这样，南北两面的敌人把毛泽东和昆仑支队夹在中间。然而，毛泽东毫不畏惧，笑着说：“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咱们向西拐一下再走嘛！”

    走着，走着，浓云密布，雷鸣电闪，天下起了暴雨，路上泥泞不堪。上山时脚踩不住，下山时人顺坡溜。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和战士们手拉着手，一步一步向前挪，就这样，他们两渡五女河，经过将近20天的长途行军，于8月19日到达米脂县梁家岔住下。

    梁家岔，是个只有六七户人家的小山村。几百人挤在这里，吃饭住宿都很困难。部队给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借了两孔窑洞，又给工作人员弄了一孔小窑，其余人员全部露宿。

    一会儿，中共中央总部和西北野战军司令部的电话架通了。毛泽东立刻和彭德怀通电话：“你是彭老总吗？是呀，我是毛泽东！”

    周围的工作人员听到“我是毛泽东”那沉着、坚定而饱含信念的声音，高兴得笑了起来。自从敌人侵占延安以后，毛泽东一直使用代号，今天，在一次重大战役之前，毛泽东第一次使用这个伟大的名字，这说明形势大变了，这多么令人兴奋呀！当彭德怀报告敌36师被围的情况时，毛泽东又大声说：“好！和全体指战员讲清楚，这是对整个战局有决定意义的一战，一定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敌人、不让一个跑掉！”

    当时，蒋介石、胡宗南正令其第一军和第二十九军沿咸榆公路北上，令钟松率36师从榆林南下，以便南北夹击，把共军主力压缩到米脂、葭县之间，一举歼灭。钟松也得意忘形，对他的部下动员说：“这是结束陕北之战的一仗，望上下同心，殊力作战，在围歼共军中争立头等功！”

    次日，西北野战军经过一天激战，在沙家店地区全歼敌整编第36师。只有钟松乘夜换了便服，化装逃脱。21日，毛泽东和周恩来、任弼时到西北野战军司令部驻地，同彭德怀等开会，部署下一段的行动，又去看望干部战士。毛泽东说：“你们打得好啊！用我们湖南话来说，打了这一仗，就过坳了，它将使西北形势发生变化。陕北战争中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战争的主动权已经掌握在我们手里了！”

    的确，沙家店战役改变了整个西北的战局，打破国民党军队对陕北的重点进攻，使西北人民解放军由内线防御转入了外线进攻。党中央到了神泉堡，毛泽东才挤出时间，给斯大林发了一封较长的电报，说明了陕北战场上三战三捷和沙家店战役的情况，说明了全国各战场不断胜利的形势。

    1947年党中央在米脂县杨家沟召开12月会议，分析形势，明确任务，重点解决敢不敢进攻大城市、敢不敢胜利的问题。毛泽东的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得到了与会者一致的赞同。会议期间，毛泽东给斯大林发了一份长电，用具体的事实，说明中国的革命战争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起了根本的变化。电报开宗明义，头一句话就是“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即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打退了美国走狗蒋介石的数百万军队的进攻、并使自己转入了进攻。”

    1948年4月，毛泽东率中央部分同志到达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考虑到解放战争已经接近胜利，考虑到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真诚关切，考虑到有许多重要问题需要同斯大林当面商讨，毛泽东打算亲自访问苏联，并组织了一个精干的工作组，准备乘吉普车到中苏边境，然后去到莫斯科。但当电询斯大林的意见时，斯大林提出了异议。

    斯大林复电的大意是，中国革命战争正处于决定性的关头，作为统帅的毛泽东，不宜离开岗位；如有重大问题需要商谈，他将派一位政治局委员作为全权代表来华，听取毛泽东的意见，望毛泽东再三考虑。

    毛泽东接受了斯大林的建议。

    同年5月，毛泽东到了平山县的西柏坡，准备让苏方来人。但是，战局动荡，当时驻保定的敌军欲以骑兵奔袭石家庄。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苏方不能来人，此事只好暂缓。

    1948年12月间，苏方又转来国民党政府给苏联政府的一封信。信的内容是请求苏联居中调停国共之争，停止内战，并引用了“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古语，说服中共别打仗了。这一次，国民党政府之所以重玩和平的把戏，是因为刘邓大军已进入大别山区；辽沈战役已经歼敌47万多人，解放了沈阳和东北全境；解放军已包围了天津和徐州一带的国民党军队，并积极筹划平津、淮海两大战役。斯大林没有上当。苏联政府只是将原信（俄文）转给了中共，未表示任何态度。师哲将那信译成中文后，交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淡淡一笑，不予理睬。

    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攻克天津，歼灭了保定之敌，战局稳定了，斯大林才派米高扬秘密来华。1月31日，人民解放军进驻北平，米高场抵达西柏坡。米高扬的随行人员有苏联铁道部副部长，负责恢复中长铁路的柯瓦廖夫·H 和汉学家柯瓦廖夫·E，以及一名警卫人员。

    米高扬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穿着圆领皮大衣，戴顶圆筒皮帽子，昂首阔步，十分威风。他是从大连苏军机场起飞，直抵石家庄的。师哲和汪东兴到机场迎接，并陪他到西柏坡。路上，米高扬几次让停车，到群众家里去参观，到村镇访问农民，同男女老少攀谈，并且不加掩饰地暴露自己。

    师哲劝阻无效，便问：“你既然想保密，为什么又要到处乱跑，暴露自己呢？”米高扬傲然地笑着，作了个奇怪的回答：“在你们这里哪能做到保密？我看明后天我就会在路透社或美联社或其他什么通讯社的新闻消息中出现，而且不只说我访问了中国，或许还会说，俄国鬼子到中国进行破坏活动了。既然如此，躲躲闪闪又有何用呢？”

    师哲解释他又不听。但两年后，米高扬见到师哲时，却抱歉地说：“至今任何一个外国通讯社，无论路透社还是美联社都没有报道过我那次石家庄——西柏坡之行的消息。这说明你们党深深扎根于广大群众之中，群众相信你们，听你们的话，跟着你们走。你们的力量和影响当然是强大无比的。你知道，这在我们苏联就办不到。如果有一个什么外国人出现在我们的村镇，那立刻就会向全县、全区、全省宣扬出去的。”

    米高扬在西柏坡逗留了一星期，同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五位同志一共会谈了三个整天，其余时间是个别交谈、休息、游览。

    毛泽东在会客室接见了米高扬，并把他介绍给其他几位书记。首先，米高扬转达了斯大林和苏共中央政治局全体委员的问候，祝愿中共尽快取得胜利，彻底解放全中国。接着呈上斯大林赠给毛泽东的礼品——一块毛料。米高扬说：斯大林十分关心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派我代表他到中国来听取你们的意见。你们所讲的话我回去后向斯大林汇报，任何事都由斯大林决定。

    第二天正式会谈，主要是毛泽东一人讲话，周恩来、任弼时偶尔插话，作些解释。毛泽东一连谈了三个整天，即1949年2月1日、2日、3日。毛泽东说：到目前为止，中国革命发展较为迅速，军事进展也较快，可能用不了太多的时间，就是说，比过去我们预计的时间会要短些，就能过长江，并向南推进。估计渡过长江后，用不了多少时间，就可以攻克南京、占领上海等大城市和主要市镇。在江南拿下几个重要城镇后，就不会遇到敌人特别的实力了。

    毛泽东说：我们军队的斗志是坚强的，士气是旺盛的。我们军队的主要特点是成分好、觉悟高，战士和指挥员都比较年轻、活泼，他们精力充沛、战斗力强，不仅能吃苦耐劳，而且善于发挥自己的特长、主动性和灵活性。只要指挥得当，在战略、策略和战术上都不犯重大错误，我们取得完全胜利是有把握的。

    毛泽东强调指出：我们的口号、政策都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和要求的，颇得人民的拥戴。全国工农群众和先进知识阶层是同我们站在一起的。后者中的反动分子大多会跟国民党走，或到台湾，或出国。对于我们，目前可以说是人心所向，民心所归。这是我们彻底打败蒋介石、国民党的有利条件和良好机会。“时乎，时乎，不再来！”这个时机不能失去。其实，在1947年蒋军占领延安后，我们在陕北于10月就提出了“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的口号，后来还提出过“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这都是我们的战略性的指导口号，而且将要在实际行动中逐步实现的。我们撤出延安时就说过，蒋军一打进边区来，我们就可以在蒋管区作战，他占领延安，我们就可以进攻南京。我们对他们的办法是：针锋相对，寸土不让。

    接着，毛泽东分析了中共当时面临的一些问题。他主要谈了三个问题：第一，胜利后建立新政权的问题。它的性质、形式、组成、名义等等的明确化，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这个问题，我党已思考过。首先，这个政权的性质简括地讲就是在工农联盟基础上的人民民主专政，而究其实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不过对我们这个国家来说，称为人民民主专政更为合适，更为合情合理。

    其次是它的组成、它的成员问题。我们认为它必须是个联合政府。名义上不这样叫，而实际上必须是联合政府。现在中国除共产党外，还有好几个各色各样的民主党派，有的已同我们合作多年了，虽然他们的力量都不算强大，人数也不多，他们在工农群众中或武装力量中没有什么影响，但他们在知识界、海外侨胞中有一定的影响。我们准备继续团结他们，照顾他们，给他们在政府部门的各个岗位上留下一定的位置。但国家政权的领导权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手里的。这是确定不移的，丝毫不能动摇的。

    这样的一种联合性质的政权，能合得来，能步调一致么？这是一个实际问题，工作方法与制度问题。一方面，制度、秩序可以逐渐建立、完善、健全起来；工作方法也可以在工作中逐渐协调和改进。工作中的矛盾、摩擦一定会有的，但也一定可以克服和改善。总之、将来政府的组成大概就是这样的，中国共产党是核心，是骨干，新政权需要不断加强和扩展统战工作。

    第二，胜利后接踵而来的任务就是恢复生产和经济建设。战争一结束，我们不但要恢复生产，而且要建设崭新的、现代化的、强大的国民经济。这不是发出几个口号、几次号召或作出几项决定就可以完成任务的，必须要有正确的政策。我们正在研究苏联经历的两次（指十月革命成功后与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恢复工作的经验，作为参考和借鉴。中国有5亿多人口，对他们的发动、组织和安排，谈何容易。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任务是解决人民的衣食住问题和安排生产建设问题。

    毛泽东指出：人民群众拥有最强大、最可靠的战无不胜的雄厚力量。我们的工、青、妇组织在战争年代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生产建设中也将会发挥更充分、更伟大的作用。目前，在全国范围内，群众还没有完全组织起来，这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艰巨任务。至于现成的组织形式，工人阶级有职工代表大会；妇女有妇女联合会；而青年，这个几乎占全国近半数人口的群众，除青年团那样的组织形式外，恐怕还得建立发展其他类型的组织，如学生联合会或其他青年组织形式等。

    米高扬插话说：成立几个不同的青年组织是否会分散甚至分裂青年层的力量？是否会引起青年工作中的矛盾和磨擦？为了便于对青年们的组织、安排和领导，是否只要一个共青团组织就行了？

    毛泽东不高兴地说：中国青年人口总数有一亿多，怎么可以用一个组织把他们圈起来？圈起来怎么做工作？对青年工作的形式和方法应该是恰当的、灵活的、自然，也要保证它们能发挥出自己应有的作用。

    米高扬急忙声明：他只是带耳朵来的，没有权利发表意见。从此以后，米高扬再也没有插过话。

    毛泽东谈的第三个问题是军队问题。接着，他讲了国际关系问题和中国对外政策的总方针问题。他形象地用了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人进门的譬喻后说，我们的屋子本来就够脏的，因为帝国主义分子的铁蹄践踏过。而某些不客气、不讲礼貌的客人再有意地带些脏东西进来，那就不好办了。因为他们会说“你们屋子本来就是脏的嘛，还抗议什么？”这样我们就无话可说啦。我想朋友们走进我们的门，建立友好关系，这是正常的，也是需要的。如果他们又肯伸手援助我们，那岂不更好么！关于这方面的问题目前只能讲到这里。但我们知道，对我们探头探脑，想把他们的脚踏进我们屋子里的人是有的，不过我们暂时还不能理睬他们。

    至于帝国主义分子，他们抱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一方面想进来自己抓几把，同时也是为了搅浑水。浑水便于摸鱼。我们不喜欢这样的人进来。

    目前，还有一半的领土尚未解放。大陆上的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过去就行了。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需要采取另一种较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用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就要花较多的时间了。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解决香港、澳门的问题，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相反，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总之，要看形势的发展再作最后决定。

    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这是无可争辩的。现在估计国民党的残余力量大概全要撤到那里去，以后同我们隔海相望，不相往来。那里还有一个美国同题。台湾实际上就在美帝国主义的保护下。这样台湾问题比西藏问题更复杂，解决它更需要时间。

    我们的解放战争正在胜利声中向前发展，到目前为止，尚未遇到帝国主义的严重干涉和阻拦。小的冲突是有过好几次的。例如天津城外某地、山东青岛市附近都发生过冲突。那都是他们出来试探的，一遭到我方的抵制和打击，就龟缩回去了，接着就逃之夭夭，索性撤走了。在长江以南会遇到什么情况，还不知道。

    到现在为止的经验是，美军并不想直接卷入中国内战，只是间接干预，把军火、军用物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剩余物资）大量供应给蒋军，指望这些饭桶发生作用。其他帝国主义目前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各自苟且偷安，保全自身，谁也不愿，实际上也没有能力来冒险。目前，我们面临的国际形势就是这样的。这也是有利于我们把解放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的条件之一。这个形势，在往昔，中国是难以得到的。我们绝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帝国主义同我们国家之间是有几笔大账要算的。第一是他们在我国的一切特权必须全部彻底废除。第二是他们欠我国的一切债务和款项必须偿还。第三是帝国主义的武装部队、警察等必须撤离中国。至于侨民居留问题，则按一般外侨居留办法和国际惯例来处理。帝国主义分子历来是看不起中国人的，对他们也得教训教训，使他们的头脑清醒过来。

    毛泽东还谈到了党的民族政策、土改政策、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并介绍了中共党内情况。其中特别谈到我党对犯错误干部的政策，如王明、李立三这些犯有路线错误、给党造成巨大损失的同志被选入中央委员会。这一点给米高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56年米高扬来华参加八大时，专门提到当他向斯大林汇报这点时，斯大林没有表态。

    后来，在和师哲闲谈中，米高扬谈了他对毛泽东的印象。米高扬认为毛泽东有远大的眼光，坚定的方向，高明的策略，是很了不起的领袖人物。米高扬在西柏坡还和周恩来、任弼时作了交谈。

    2月7日凌晨，米高扬由朱德、任弼时陪同抵达石家庄，游览市容之后，登机回国去了。米高扬访华，是斯大林第一次派政治局委员直接来华了解情况和直接听取毛泽东的意见，也是中苏两党重要领导人第一次面对面的会谈。它对斯大林了解毛泽东和中国革命，具有重要的作用。

    第一章刘少奇受委托赴苏谈判，斯大林主动做自我批评斯大林不同意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解放战争，给毛泽东造成了巨大的压力。然而，毛泽东不怕压力，不怕风险。他认为一个人要干出一番事业来，没有压力不行。他多次引用孟子的话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他也曾借用司马迁的话说，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孙子膑足，兵法乃列……古今中外成大事业者，皆发愤图强工作也。因此，压力有两重性，既是“压”，又有“力”；既有不利的一面，又有有利的一面。只要引导得好，还可以变“压力”为“动力”，变成促进我们事业发展的积极因素。

    毛泽东仔细地分析了斯大林的情况，认为斯大林虽然对于中共领导的中国人民进行解放战争的必然性和迫切性不甚了解；虽然对于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缺乏信心；虽然对于蒋介石国民党的反人民本质认识不足；但是，斯大林毕竟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毕竟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毕竟是伟大的苏联共产党的领袖。只要我们说明情况，摆出事实，拿出我们的主张和办法来，斯大林是会理解的，是会支持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的。

    基于上述认识，早在1948年春天，毛泽东就曾经准备秘密地访问苏联，准备去和斯大林会谈。斯大林很尊重毛泽东，考虑到毛泽东正在指挥全国规模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作为统帅，不便离开，决定派米高扬秘密访华，听取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说明情况和意见。

    中国革命的形势发展很快。毛泽东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从1948年9月12日至11月2日进行了辽沈战役，解放了沈阳和东北全境，歼敌47万人，使人民解放军不仅在质量上，而且在数量上也超过了敌军。接着，从11月6日至翌年1月10日，又进行了淮海战役，歼敌55万人，使南京、上海、武汉处于人民解放军直接威胁之下。

    12月初至翌年1月31日，又进行了平津战役，歼灭和改编敌军52万人，基本上解放了华北地区。至此，蒋介石赖以维护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已被基本消灭，全中国已处于革命胜利的前夜。

    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发表，向中外公开宣告人民解放军将渡江南进，把解放战争进行到底。蒋介石见自己的统治土崩瓦解，日暮途穷，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一再策划“划江而治”的阴谋。1月1日，蒋介石发表元旦声明求和，企图以“和平”的名义，维持他的反动统治，阻挠人民革命的胜利。1月8日，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请求苏、美、英、法调停国共内战，企图赢得喘息之机，安定惊魂，然后卷土重来。苏共中央原想继续观望，采取一定的弹性政策，以便求得回旋余地，但由于中国共产党态度明确，相机而动，还是在1月17日表示了拒绝参加调停的态度。1月14日，毛泽东发表时局声明，批驳了蒋介石的求和声明，提出了惩办战争罪犯、彻底消灭反动势力为基础的八项和平条件。1月21日，蒋介石万般无奈，被迫宣布“引退”，李宗仁代理南京政府的总统，宣布同意以中共提出的条件为和谈基础。

    这时候，中共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必胜、国民党政府必败的大局已经基本确定，然而，苏联仍然采取“走钢丝”的暧昧政策，暗中支持国民党政权，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又同刚任代总统的李宗仁达成了苏联调停国共内战的三项条件，实际上支持了李宗仁“划江而治”搞“南北朝”的企图。

    4月1日，中共代表团与南京政府的和谈代表团在北平开始谈判。15日，中共代表团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提交南京政府代表团。由于蒋介石从中作祟，南京政府拒绝签订协定。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解放军百万雄师，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的千里战线上，强渡长江天堑，摧毁长江防线，于23日占领南京，宣告了蒋介石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在此期间，毛泽东诗兴大发，挥笔写了《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气势磅礴，意味深长：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显然，在这首诗里，毛泽东触景抒情，谈古论今，无意批评斯大林。但是，在毛泽东逆风而上，顶着压力干事业的时候，斯大林的某些言行，却落入了毛泽东批评的范围之内。1964年郭沫若发表的对上述诗的评论中说：“就在解放南京战役的前后，国内外部有一些好心肠的朋友主张中国南北分治，适可而止，不要惹起了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干涉。”郭沫若的文章是经过毛泽东过目的，文中点到的“好心肠的朋友”自然包括斯大林。

    毛泽东在1957年4月11日的一次谈话中还回顾说：直到1949年，我们眼看就要过长江的时候，还有人阻止，据说千万不能过长江，过了就会引起美国出兵，中国就可能出“南北朝”。我们没有听他的，我们过了长江，美国并没有出兵，中国也没有出现“南北朝”。如果我们听了他的话，中国倒真可能出现“南北朝”。

    斯大林的这种思想，还表现在苏联的对外关系中。当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准备渡江南征的时候，当国民党南京政府摇摇欲坠、行将垮台的最后关头，斯大林领导的苏联政府还继续用行动表明他们不想全心全意地支持毛泽东和中共领导的人民解放运动，而要或明或暗地采用多种方式维护国民党政府的统治。斯大林和苏联政府的这种倾向，表现在几件事实中：

    一个是1949年1月，李宗仁当临时总统期间，苏联驻华大使馆和李宗仁起草了一份两国协定的草案，表示苏联和国民党中国要“真正合作”，条件是国民党中国在未来的任何冲突中保持中立以及消除美国影响。这项协定未能实现，因为美国政府认为李宗仁要求美国援助而同时又与莫斯科谈判消除美国影响是“不可思议的”。而苏联政府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在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最后关头，仍在谋求与国民党政府的“真正合作”，却是事实。

    另一件事实是，在1949年4月南京解放的前夕，各国驻南京的大使馆人员纷纷撤离，而苏联大使罗申是唯一陪同国民党政府迁往广州的外交代表；中共领导的人民解放军进南京的时候，苏联大使也没有留在南京。紧跟国民党政府走，实际上表明了苏联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的态度。

    三个月后，毛泽东委托刘少奇率团访苏。斯大林特别向刘少奇解释此事，说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其所以要随国民党政府从南京迁住广州，“我们是想看看国民党的动态”。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式的解释，是没有说服力的。当时，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国民党政府土崩瓦解，抵抗不住，“和谈”失败，从南京向广州逃窜，其“动态”国人皆知，用得着派个代表国家的驻华大使去看吗？令人更奇怪的，还有一件事，直至1949年5月，国民党在大陆大势已去的时候，苏联还和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权谈判新疆的经商权。这些事实，清楚地说明了斯大林和苏联政府对毛泽东和中共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的态度，对蒋介石国民党的态度。因此，毛泽东说，斯大林和苏联“1949年、1950年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

    怎么办？毛泽东准备和斯大林面谈。

    1949年5月初，中共中央决定派代表团秘密访苏，委托刘少奇、王稼祥、高岗着手进行各项准备工作，并决定从东北调回王稼祥来中央，专门负责筹划毛泽东出国访问的有关事宜，还调来邓力群、戈宝权等同志帮助工作。

    后来，毛泽东看到人民解放战争还在进行，国内百废待兴，自己实难离开，便委托刘少奇代表自己率中共代表团前去莫斯科，与斯大林和苏共中央进行会谈，磋商和决定一些重大问题，并为毛泽东访苏做好准备。代表团的成员有王稼祥、高岗、徐介藩、戈宝权和师哲。另外，还有几名工作人员。

    毛泽东委托刘少奇代表自己去与斯大林和苏共中央会谈，磋商和决定重大问题，是经过认真的挑选和考虑的。在这里，有必要对刘少奇的简况及其与毛泽东的早期关系作一些简略的介绍。

    刘少奇，湖南宁乡人。1898年11月24日生，1969年逝世。他的家乡与毛泽东的家乡湖南湘潭韶山冲仅隔一道山。他早年参加五四运动，并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1920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去苏联东方大学学习，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夏回国后，参加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1923年任安源路矿俱乐部主任，在这里，第一次正式与毛泽东结交。1925年刘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参加领导了五卅运动。1926年任湖北省总工会组织部长、秘书长，领导了武汉工人夺回英租界的斗争。在党的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大革命失败后，他到上海、天津、华北、东北等地从事党的白区工作，1927年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

    1930年夏到莫斯科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当选为执行局委员，并在赤色职工国际工作。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1年秋回国，任中共中央职工部部长，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1932年冬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他和毛泽东一起，共同反对过“留苏学生集团”控制党的领导。1934年10月参加长征，历任红八军团、红五军团党中央代表，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在1935年的遵义会议上，刘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反对博古、李德的错误，从而使毛泽东得以领导军事委员会。1936年春，刘少奇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1938年冬，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在1938年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总结报告中特别提到刘少奇。他说：刘少奇同志说得很对，如果所谓“一切经过”就是经过蒋介石和阎锡山，那只是片面的服从，无所谓“经过统一战线”。在敌后，只有根据国民党已经许可的东西（例如“抗战建国纲领”），独立自主地去做，无法“一切经过”。

    从此以后，刘少奇作为“白区”工作的正确路线的代表，领导着敌占区华北的党组织。1939年4月，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1941年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早在1940年，他在向淮河以北地区地下工作同志作报告时，就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他说。

    “只有毛泽东思想才能鼓舞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没有正确的指导思想，我们要使革命取得成功是不可能的。毛泽东是全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领袖，我们都要向他学习。”

    1945年，刘少奇在向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正式地论述了“毛泽东思想”的内涵、作用和意义。刘少奇参与起草、修改的党章，党的七大通过了，毛泽东思想被正式确认为“全党工作的指导方针”。

    在中共七大上，刘少奇当选为中央委员，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

    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谈，在延安代理毛泽东职务的就是刘少奇。1947年3月，国民党军进犯延安，中共中央政治局一分为二，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仍留在陕甘宁与敌周旋；刘少奇、朱德等组成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撤至晋察冀边区，负责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刘少奇任中央工作委员会书记，有时代行中央委员会的职权。现在，毛泽东委托刘少奇代表他去与斯大林和苏共会谈，非常重要，意义深远。

    这是新中国诞生前夕的一次极其重要的外交活动。它虽然还不能不是秘密的访问，但它是一次最高级的访问，是刘少奇代表毛泽东和斯大林的会谈。它不仅将决定中苏两党和未来两国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还将对世界形势，特别是远东形势发生重大的影响。

    毛泽东对于和斯大林的关系非常重视。早在1948年9月的政治局会议上，他就明确指出：“关于完成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的准备，苏联是帮助我们的，首先帮助我们发展经济。”因此要特别注意搞好和苏联、斯大林的关系。会后，9月28日，毛泽东特地向斯大林通报了九月会议的情况，其中特别提到，有许多问题要向斯大林和苏共中央通报，准备于11月末赴莫斯科。10月16日，毛泽东又致电斯大林：“召开政协，成立临时中央政府，待我11月到你那商定。”（虽然共产国际已取消，我们还是把苏联看成老大哥，有大事还是和它商量——薄一波注）12月30日，毛泽东又电告斯大林，正召集高岗、饶漱石、薄一波、刘伯承、陈毅、罗荣桓、林伯渠诸同志来中央所在地开会，讨论1949年整个战略方针问题和准备召开七届二中全会（1949年春季）。这个会开完即去莫斯科，然后回来开二中全会。

    斯大林派米高扬到西柏坡会谈。毛泽东全面地介绍了中国革命的情况和各项方针政策。然而，米高扬回去以后，苏联对于国民党蒋介石眉来眼去的暧昧态度和明显的“走钢丝”政策并未改变。苏联大使罗申不仅随同国民党政府由南京迁往广州，而且在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后，苏联仍然为“延长合办中苏航空公司（‘哈阿线’）协定”问题与国民党政府进行谈判。

    3月25日，中共中央机关进驻北平之后，建国问题已迫在眉睫，而作为社会主义阵营之首的苏联的态度，是新中国对外关系的重要关键，因此，毛泽东和中共下决心要尽快地去做苏共和斯大林的工作。不久，决定委托刘少奇率团访苏。

    到苏联去和斯大林会谈，是一次关系重大而又关系微妙、关系长远的谈判。既要坚持原则，据理力争，又要尊重“老大哥”，不伤同志感情；既要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又要虚心听取斯大林和苏共的意见、建议，努力争取外援。为此，毛泽东颇费运筹，并多次和刘少奇商谈。7月1日，毛泽东还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了一次会议，专门给代表团作了全面的指示和交待，指明了任务和行动方针。他强调指出：事实是最有说服力的。摆事实，讲道理。有时候，只要把事实摆明了，道理也就容易通了，要尽量用事实说话。

    1949年7月2日，刘少奇率代表团从北京出发，乘火车到旅顺，然后乘苏联飞机经朝鲜上空抵苏联伯力。因沿途在伯力、赤塔、红雅尔斯克、新西比尔斯克等地降落休息，接受当地领导人的欢迎，所以飞了6天，才到莫斯科。

    这是刘少奇第三次到莫斯科。当他看见那熟稔的红场侧畔直耸云天的克里姆林宫楼塔顶尖的红星时，高兴得连连点头，频频招手。岁月流逝，风物改观，人和事都大变了。莫斯科已经不再是十几年、二十几年前的境况，苏联国家的面貌已经明显改观，到处都在热火朝天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人们都显得精神焕发，朝气蓬勃。刘少奇也越看越高兴，越看越自豪。中国也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将来也要建设社会主义。刘少奇也已不是当年出国探求革命真理的游子，而是和毛泽东一起成了正在扭转整个中国乾坤的几个巨人之一。

    代表团下榻在莫斯科的奥斯特罗夫8号公寓。休息两天后，第三天下午，即7月10日下午，刘少奇等人应邀赴莫斯科郊外孔策沃附近的斯大林别墅。他们从汽车里出来，以斯大林在最前面，后面有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布尔加宁、贝利亚、卡岗诺维奇、米高扬等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依次站在大门前，笑容可掬地迎接客人。

    刘少奇紧走几步，热情地上前同斯大林双手紧握，互致问候。两位巨人，在这第一次握手的时候，表现了不同的风度：一个精神抖擞，紧紧握手，表现出东方古国文明所特有的不卑不亢的含蓄、深沉、细腻的风度；一个热情友好，握手轻摇，体现出外高加索山区人的刚毅气质和长期来为人崇敬的雍容气度。

    斯大林向刘少奇介绍了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伏罗希洛夫等同志，并热情地请刘少奇等人赴宴。他显然是在有意弥补着什么。对刘少奇等中共代表团的接待，从一开始就不寻常。宴会准备得非常丰盛。长桌上杯盘棋布，鲜花点缀，几色美酒，装点其间。原来，斯大林有吃长宴的习惯，这次宴会持续近四个小时，边吃边谈，热情友好，杯盏交替，倒也很自然，把一切生疏、见外之感都驱跑了。斯大林坐在刘少奇身边，不时地和刘少奇亲切交谈。他说话很慢，吐字清晰，态度谦和，脸上带着微笑，显得沉稳庄重而热情友好。在宴会上的随意交谈中，有一般的应酬，也涉及到一些实质性的重大问题。这样的会见场面，事先估计不到，难做准备也无法记录。筵席散了，告辞了殷勤好客的主人，回到寓所，刘少奇不顾一天应酬的疲劳，立即召集代表团同志开会，回忆与斯大林谈话的内容，共同分析重点，理清头绪，分析斯大林对哪些问题已经明白了，哪些问题还不明白，哪些问题需要深谈，为以后的正式会谈作出准备。

    王稼祥建议刘少奇就中国问题写一个书面报告，使会谈有计划地进行。他说，有个报告作基础，可以把问题谈深谈透，使他们对中国问题有个较系统、较全面、较正确的了解。这样，能保证会谈的内容既不遗漏，也不重复。

    刘少奇采纳了这个建议，当即组织力量，赶写报告。由于在国内已有准备，报告很快就打印出来了，在第二次会谈时交给了斯大林。斯大林很重视，将报告批转给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苏联元帅传阅，并请他们准备意见，参加讨论。

    7月11日晚10时，斯大林邀请以刘少奇为首的代表团到克里姆林宫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室会谈。苏方出席的有斯大林、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卡岗诺维奇、布尔加宁、什维尔尼克，列席的有索科洛夫斯基和苏军总参谋长，海军元帅等人。

    斯大林亲自主持会议，他说：这次会议是按照中共代表团的愿望召集的。因为中共代表团的报告中，涉及到军事和战争的部分较多，所以邀请元帅们列席，也让他们了解一下情况。他拿起刘少奇的报告，扬了扬说：“少奇同志的这份报告，写得十分清楚，十分明确。苏方的同志看了，没有什么问题。”

    刘少奇对斯大林十分尊重。他说：中国革命虽然快要胜利了，新中国尚未成立，更伟大、更艰巨的任务还在后面。我们的报告谈到了一些基本情况，不一定全对，希望“斯大林同志指示”。接着，在谈话中，又一次提到遵照“斯大林同志的指示”。

    斯大林坐不住了，忙挥挥手，笑着说：“刘少奇同志，我什么时候‘指示’啦？我们是兄弟党，不是上下级，我怎么能‘指示’呢？正因为是兄弟党，互相关心，对于中国兄弟的一些事情，我们有时谈点看法，提点意见，供你们参考。对不对？不一定。你们可千万不能当成什么‘指示’，当成什么必须执行的东西，那可就不得了啰，不得了啰！”

    对于斯大林这种谦逊、平等的态度，刘少奇表示赞赏，并当即改正了自己的措辞。斯大林高兴得哈哈大笑。会谈的气氛更亲切了。

    刘少奇和斯大林会谈了六次，前五次是交换意见，第六次是告别。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刘少奇首先向斯大林具体地介绍了中国的革命形势，用雄辩的事实和具体的数字说明了在中国发生的不可逆转的伟大巨变：蒋介石是输定了，谁也不应该对蒋介石再抱任何幻想。刘少奇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现在已经基本上取得了胜利，用不了多久，就可以获得完全的胜利。截至1949年5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解放了29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富庶地区，占全国总面积的30％；解政区的人口己有2.75亿，占全国总人口的57％；被解放的县城以上的城市，包括最大的城市上海、南京、北平、天津、武汉在内，有1043个，占全国县城以上的城市的51％。中国人民解放军从1946年6月起的三年来的战争中，消灭了国民党军队550万人。国民党军队，包括它的后方机关人员在内，现在只剩下150万人左右，其中稍有战斗力的大约只有20万人。而人民解放军则已发展到390万人，其中4个野战军240万人。人民解放军在1949年夏秋两季，可望继续解放福建、湖南、江西、陕西等省，冬季可望继续解放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西康、甘肃、宁夏、青海等省。这样，就可以在基本上结束对国民党的战争。剩下台湾、海南岛、新疆和西藏。西藏须用政治方式去解决；台湾、海南岛与新疆须待明年解放。除开军事上的巨大胜利而外，我们也已取得了在政治上的完全胜利，所有中国的民主党派都站在中国共产党一边。

    斯大林对刘少奇表示了极大的信任和尊重。他聚精会神地倾听刘少奇的谈话，听着听着，由衷地说好，好！他对于中国革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对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等领导人在政治上的成熟给予了热诚的赞赏。他说：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应用到实际中去，中国有许多宝贵的经验值得苏联学习。在过去，我们已经向你们学了很多，今后，还要加强这方面的学习，加强在马列主义基础上的团结。

    刘少奇心里很明白：中苏虽都搞马列主义，斯大林关心中国革命，希望中国革命按照苏联的模式运行，而毛泽东不肯这样子，他要按照马列主义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结合的思想——毛泽东思想办事，这就使斯大林产生了怀疑，怀疑影响行动，使苏联作出了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走钢丝”的决策。因此，在会谈中，刘少奇向斯大林详细地介绍了建立新中国的有关问题。

    刘少奇说：将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并成立中央政府。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不是由中国共产党一个党或少数几个党来发起和召集，而是由中国的一切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与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一起筹备与召集。政协筹备委员会已经组成。中国的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革命民族统一战线的为群众所熟悉的组织形式，准备使其成为经常的组织，并在必要的地方成立地方的政治协商会议。全国的政治协商会议，准备通过各党派团体共同遵守的纲领，选举中央政府，发表宣言及制定新的国旗、国徽、国歌等。

    关于国体与政体问题，刘少奇介绍说，它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工人阶级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工人、农民与革命知识分子的联盟，是这个专政的基础力量，同时，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和我们合作的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和政治派别参加这个专政。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与列宁在1905～1907年革命中所提出的“工农民主专政”有其共同点，也有区别点。以无产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这是共同点。中国人民民主专政包括愿意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的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和派别在内，这是区别点。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形式，是人民代表会议制，这不是资产阶级式的议会制，而近于苏维埃制，但与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制也有区别，因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是参加人民代表会议的。有人说“在推翻国民党政权之后，或者说在实行土地改革之后，中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便立即成为主要矛盾，工人与资本家的斗争，便立即成为主要斗争。”这种说法，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

    这将把目前尚能与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赶到帝国主义那一边去。这在目前的中国实行起来，将是一种危险的冒险主义的政策。在推翻国民党政权之后，劳资间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并将逐渐地加紧起来。因此，工人阶级要向资产阶级进行必要的和适当的斗争，才能保护工人阶级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利益。但同时，还要与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必要的和适当的妥协与联合，以便集中力量去对付外部敌人和克服中国的落后现象。在中国，从现在起到实行一般民族资本国有化，还需要经过许多步骤，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这一段时间到底需要多久，还要看国际和国内的各种条件来决定。估计需要十年到十五年。

    斯大林很注意新中国的外交问题。刘少奇作了特别的介绍。他说所有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包括在军事上的、政治上的、经济上的和文化上的控制权，均须彻底地加以摧毁。这个决定是载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是坚定不移的。今后的外交活动，将根据下列几项原则进行：①和各帝国主义国家进行斗争，以便实现中国民族的完全独立；②在国际事务中和苏联及各新民主（主义）国家站在一道，反对新的战争危险，保卫世界和平与民主；③利用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④在平等互惠的条件下，发展中国与外国的通商贸易，特别是发展与苏联及各新民主（主义）国家的贸易。

    刘少奇说，各国在中国的外交人员，都不承认，只当作侨民对待，这样执行的结果，可使人民感觉到中国已站立起来，中国共产党是不怕帝国主义的，也使我们免去许多麻烦。在新的中央政府成立以后，即发生和各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的问题，参加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与国际会议的问题。各帝国主义国家可能有一段时间不理，或提出一些足以束缚手足的条件来作为承认的代价，这当然不能答应。如各帝国主义国家采取承认中国新政府的政策，我们就准备与之建立外交关系，那时，希望苏联能在这些国家之前承认新中国。我们将采取一边倒的政策，和苏联一起站在反帝国主义阵营。刘少奇还提出，毛泽东准备在中苏建立外交关系时公开拜会莫斯科，希望苏联考虑时机和方式。关于苏联给予中国3亿美元贷款的事，按照斯大林同志的意见办，感谢苏联的帮助。

    斯大林听得非常认真，频频点头，表示赞同，并说了许多动情的话。他赞赏新中国的国体、政体和各种政策、策略；明确指出，这标志着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完全成熟，并表示苏联将坚决支持新中国。他说：

    “新中国政府一成立，苏联立即就承认。1945年签订的中苏条约是不平等的，因为那时是与国民党打交道，不能不如此。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即可来莫斯科。待毛泽东到莫斯科后再解决这个问题。”

    斯大林还解释说，苏联在旅顺的驻兵是抵制美蒋武装力量的自由力量，既保护苏联，同时也保护中国革命的利益。斯大林说：

    “当时，联共中央内部决定，一旦对日和约签订后，美国从日本撤兵，苏联可以考虑从旅顺撤兵。如果中国同志要求，苏军现在就可以撤兵。大连政权应与东北政权统一，现在大连港口应为中苏两国所利用，实际情况也是如此。”

    在会谈中，刘少奇和斯大林对某些具体问题达成了初步的、口头的协定。如在聘请苏联专家来中国帮助经济建设、派中国留学生到苏联学习、在医疗卫生方面合作互助等问题上，都取得了一致意见。根据中国恢复生产建设的需要，签订了关于苏联专家到中国工作的待遇条件协定，初步议定选派各行各业的专门人才，分期分批地来华工作。

    一次，在会谈中，刘少奇特别谈到了打倒国民党的问题。斯大林对这个问题特别注意。他手里拿着那支特制的烟斗，装上烟，慢慢地吸着，聚精会神地倾听着。个别听不清的词句，还请复述。

    刘少奇说：我们和国民党是又斗争，又联合。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蒋介石叛变，我们毫无准备，受了很大的挫折、失败。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我们的头脑清醒了，所以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叛变，要打内战，我们有了准备，就针锋相对，自卫反击，进行了人民解放战争，把国民党蒋介石打倒了。

    斯大林听着，心情沉重，脸上露出愧疚的神色。他清楚地记得，1945年8月，国民党蒋介石要发动内战，挥起屠刀，屠杀共产党和人民。毛泽东带领共产党和革命人民要自卫反击，武装抗争，中国的内战一触即发。就在那个时候，他曾给中共中央发电报，说是中国如果打内战，将导致中华民族的毁灭！现在，历史的发展和自己的预见相反，历史已经证明自己错了，而今天，中共代表团就在自己面前，谈起了这一段历史，使他感到内疚和不安。他深思地说：“这是敌人教训了我们，沉痛的教训啊！”突然，他又问：“我们妨害过你们没有？”刘少奇客气地说：“没有。”斯大林摇摇头说：“不，妨害了，妨害了。我们对中国不大了解，有时好心也办错事。”斯大林讲到这里，态度非常严肃、诚挚，表现出深沉的内疚！会谈厅里，静悄悄的，人们都陷入宁静的沉思。斯大林又说：“毛泽东到重庆去是有危险的，CC 等特务有谋害毛泽东的可能！”刘少奇解释说：“毛泽东到重庆去的后果是很好的，使我们立即有了政治上的主动权。”斯大林又关切地问：“你们在美国人参与的和平运动中是否受到了损失？我们是否干扰了你们？”刘少奇答复说：“在和平运动中，中共中央的头脑是清醒的，只受了若干不大的损失，但那次和平运动很有必要，孤立了美蒋，使我们后来能够推翻国民党，打倒蒋介石。没有一个人说我们这样做得不对。”斯大林笑了。他说：“胜利者是不受审判的。凡属胜利了的都是正确的。你们做得对，你们胜利了。”聪明的斯大林，也感到了刘少奇的客气和礼让。停了一会儿，他又内疚地说：“中国同志总是客气的，讲礼貌的。老实说，我们觉得我们是妨碍过你们的。你们也有意见，不过不肯说出来就是了。当然，你们应该注意我们讲话的正确与否，因为我们常常是不够了解你们事情实质，可能讲错话。不过，如果我们讲错了，你们还是说出来好。我们会注意到的。”刘少奇和中共代表团的成员当时都感到有些意外。因为代表团按照毛泽东的中国革命问题主要由中国同志负责的主张，并没有向斯大林提什么批评意见，更没有要求斯大林作自我批评。

    斯大林主动地公开地作自我批评，不但没有使他的荣誉遭受损失，反而赢得了刘少奇和中共代表团的尊敬，认为它表现了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的高风亮节。

    斯大林说：你们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并吸收他们参加政府的观点是正确的。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与东欧各国及德国的资产阶级不一样。那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在战争中与希特勒合作，自己侮辱了自己，后又与希特勒一起撤退，只留下他们的企业。因而，在反希特勒战争胜利后，那些国家所处理的，只是他们的企业，而不是他们本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则不同，他们在对日作战时未投降日本，后来又未与日寇一起撤退。日本投降后，其中一部分虽在蒋介石的支持下，企图与美建立联系，取得美国援助。但中美通商航海条约订立，对中国资产阶级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航运上也是极不利的，这是对中国资产阶级很大的打击，于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反对美国和蒋介石。中国共产党利用民族资产阶级的反美情绪，与他们建立长期合作的政策是正确的。为了使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站在反对帝国主义的阵营内这是需要的，这就要制定一种对民族资产阶级也有利的政策，例如关税保护政策、劳资政策等。

    斯大林还具体地分析了劳资间的矛盾与处理方法。他说劳资间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为了使工人斗争不致破坏我们与资产阶级的合作，应当要资本家与工人订立合同，在合同上使工人利益得到保障，要说服资本家变为文明的照顾工人利益的资本家，使我们与资产阶级的合作能比较长期地继续。

    刘少奇对斯大林的主张与分析，表示赞成。斯大林问中共代表团还有什么问题，刘少奇提了几个事先准备提的问题，其中主要的有两个：一个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一个是对世界革命力量如何估计，对两大阵营如何估计。

    斯大林回答说：目前，不大可能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因为暂时谁也没有这个力量，革命力量是向前发展的，人民的力量比战前更强大了。帝国主义要发动世界大战，至少要有二十年的准备。人民不愿战争，战争就打不起来。至于和平能维持多久，要看我们的努力和形势的发展。我们要建设，和平是最重要的，要努力争取和平多维持几年。当然，谁也不能保证世界上没有疯子，没有战争狂人。斯大林举了几天前刚发生的一件事为例——美国的一位军官风闻“苏军从阿拉加斯登陆了”，他就跳楼自杀了。

    在这次会谈中，刘少奇告诉斯大林：我们打算在1950年1月1日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斯大林说：“你们很快就过长江了。你们的政府设在哪里？国家不可长时期无政府。”

    刘少奇告诉斯大林说：毛泽东同志的意思，在成立中央政府问题上，不要着急，因为我们当年在瑞金曾经成立过中央苏维埃政府，但因条件不成熟，没有起多大作用。

    斯大林摇摇头说：此一时，彼一时，时过境迁。我们的经验是，无政府的时间不能长了，党不能代替政府。否则，无政府的时间长了，帝国主义就可能利用这个机会进行干涉，甚至联合进行干涉。夜长梦多，帝国主义一干涉，那样就被动了。

    刘少奇接着提出了新中国在国际上得到承认的问题，斯大林态度很明朗：坚决支持。在这之前，东欧有些国家认为毛泽东性情高傲，民族意识很强，闹不好，中国会成为第二个南斯拉夫，毛泽东会成为第二个铁托，说要警惕。因此，我们感到新中国的国际承认问题没有把握。因为资本主义国家对新中国肯定不会很快承认，而苏联的真正态度又不摸底。现在，斯大林的态度这么明确，代表团很受鼓舞。刘少奇将此情电告中央，党中央加快了成立中央人民政府的步伐。原打算在1950年1月1日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后来根据各种条件和人民的愿望，将时间移到了1949年10月1日。

    斯大林很重视各国人民的团结和互助。在第四次会谈中，斯大林强调指出：各国人民之间的团结、互助和合作，是十分重要的。团结、互助、合作的先决条件是各国人民互相信赖、竭诚相待。当然，这代替不了正确的政策与策略，但这的确是朋友交往的一项准则。

    交谈了一阵之后，斯大林请中共代表团看电影，影片就在会议室里放映。斯大林的话刚落，灯光一暗，电影就开始了。第一部影片是试验原子弹爆炸的现场纪录片，试验的地点可能是在苏联东北部接近北极圈的地方。一望无际的荒原上，白雪皑皑，飞机来了，投掷了一颗炸弹，命中了目标，蘑菇云腾空升起，冲击波威力无比，冲击得地动山摇，楼倒舍塌……影片具体地表现了原子弹的爆炸过程、威力和破坏范围。据说，这是苏联人第一次给外国客人看这种纪录片。

    当时，世界分成两大阵营，美苏争霸，美国进行核讹诈。斯大林请看这部影片，是在用纪录片的事实说明：原子弹我们也有，不要迷信西方。如果敌人真的要用原子弹袭击我们，他们就会得到相应的报复，而我们的朋友也会得到原子武器的保护。

    看完电影后，人们都在低声议论原子弹的威力。斯大林高兴地告诉代表团：科学技术在迅猛地发展，其速度之快，有时是出乎人们意料的。不过，像试验原子弹这种大规模杀伤的武器，大家都不公开说，而是关起门来秘密地干，因而也有人叫它“秘密武器”。言下之意，苏联也正在研究发展更新式的武器。7月27日，斯大林在孔策沃别墅新建的二层楼上举行宴会，招待代表团及江青。

    江青给斯大林敬酒后，斯大林高兴地和大家碰过杯，一饮而尽。江青的祝酒词“斯大林同志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幸福”使斯大林触景生情，谈起了革命中心东移的问题。他说：“西欧人由于骄傲，在马克思、恩格斯死后，他们就落后了。革命中心由西方移到了苏联，现在又将移到中国。”

    斯大林指出：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一般理论方面，也许我们苏联人比你们知道得早一些，多一些。但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应用于实际中去，则你们有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斯大林说：“今天，你们称我们为老大哥，但愿弟弟能赶上和超过老大哥。这不仅是我们大家的愿望，而且也合乎事物发展的规律，后来者居上嘛！现在，请大家举杯，为弟弟超过老大哥而干杯！”

    说到这里，斯大林态度诚恳，情绪激动，举起酒杯，为此祝酒！

    刘少奇听了非常紧张，不肯接受。斯大林解释说：“世界革命中心东移，你们的历史责任加重了，这是我们衷心的愿望！”

    刘少奇还是不接受，说：“老大哥还是老大哥，小弟弟还是小弟弟！我们永远向兄长学习！”

    在场的苏联同志都劝说：“弟弟赶上和超过老大哥，这是规律。斯大林同志的祝酒应该接受。”

    刘少奇还是不肯接受，他一着急，脸都红了。就这样，斯大林要祝酒，要祝贺世界革命中心东移，希望小弟弟超过老大哥；刘少奇坚决不接受，推让了足足有半个小时，刘少奇还是没有喝这杯酒。苏联同志不能理解，感到茫然。他们知道，按照高加索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在宴会、婚礼等场合的祝酒，是人们表示的一种盛情和祝愿，如祝愿对方进步、胜利、幸福、健康、长寿等等，以加强相互间的友谊，增加欢乐的气氛。但是中国的刘少奇为什么不敢接受这种良好的祝愿呢？

    欧洲大国的领导人往往不了解被压迫、被奴役的东方民族的性格。刘少奇是中国人民革命的领袖之一，长期的革命斗争，无数的战火硝烟，把他锤炼得沉着而机智，坚强而勇敢。然而，在那性格深处，灵魂深处，仍然不能不留些彼压迫、被奴役的烙印。勤劳、纯朴、憨厚、老实、忍让、谦逊等等，是这些烙印的美称。而在“大人物”面前直不起腰，又往往是这种烙印的精神渗透。

    刘少奇访苏，是受毛泽东委托并代表毛泽东会见斯大林的。任务可以委托完成，事情可以代人去办，而性格，人物的个性是无法代人体现的。有人猜想，如果毛泽东遇到这种场面，会怎么样？难道还会这样谦虚——过分地谦虚，甚至有点卑躬吗？不一定。因为毛泽东曾经多次提倡过放下包袱，敢想敢干，敢为人先，敢做前人没有干过的大事业！

    然而，刘少奇很谨慎。斯大林的祝酒，他到底都没有喝。这种由于领袖人物性格的差异，导致重大事态的不同发展，在数月后毛泽东赴苏与斯大林会见的情景，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那两位历史巨人相遇时的性格闪光、奇特场面、曲折经历，和刘少奇与斯大林会见的情景，在人物性格上成为鲜明的对比。本书在前边虽作了简要的叙述，但挂一漏万，其深刻而丰富的内涵，需要读者自己去体会。

    第一章毛泽东反侵略抗美援朝，斯大林赞英杰释疑省身《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所谓“同志加兄弟”、“牢不可破的友谊”阶段。毛泽东和斯大林的个人关系，也到了相互尊重、及时协商、亲密合作的地步。那时候，世界上发生了什么大事，斯大林常常先提出他的看法，发来电报，征询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意见。毛泽东很尊重斯大林，经常及时复电表示自己的看法。两位领导人的及时协商，更加强了两党、两国间的合作与交流。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宣布武装干涉朝鲜内政，扩大朝鲜战争，同时，命令美国海军第七舰队侵入我国台湾海峡，并且以联合国名义纠集十几个国家出兵侵朝。

    风云突变，成立不到一年的人民共和国面临严峻的考验，毛泽东面临着困难的抉择。6月28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讲话，严斥美国对朝鲜和我国领土台湾的侵略，并明确指出：“各国的事情应该由各国人民来管，而不应由美国来管”，“全中国人民的同情都应站在被侵略方面。”同一天，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政府侵略朝鲜、台湾地区及干涉亚洲事务的罪行。毛泽东讲话后，随即和中央军委作出重大战略决策，调13兵团紧急开赴东北，加强东北防务力量。

    毛泽东对美国的侵略行径十分气愤。他断言美国总统已经证明他自己以前有关不干涉台湾的声明是“假的”，美国这样干是公开“暴露了自己的帝国主义面目”。他重申了他的关于“帝国主义是外强中干的”观点，号召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

    斯大林和苏联政府明确支持毛泽东和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谴责美国的侵略行径。

    但是，美国当局不顾中国政府的一再警告，公然派4万名美军在朝鲜仁川登陆，不顾一切地向北推进，把战火烧到了中国的东北边境。美国的空军在中国的领空盘旋；美国的炸弹在中国的边境爆炸；美国部署在台湾海峡的第七舰队在中国的领海上耀武扬威；美国官方公开把台湾和朝鲜联在一起，派兵入侵；美国将军麦克阿瑟公然要求蒋介石的军队进入战争；帝国主义侵略者气焰嚣张，猖狂至极。

    怎么办？出兵迎战还是空喊观战？若出兵，刚成立的新中国，能不能顶住美帝国主义——这个号称世界上最强大的金元帝国，连强大的社会主义苏联也多次避免和它应战的庞然大物——的凌厉攻势？若出兵，会对新中国造成什么后果？若出兵，会给经过长期苦战才赢得了战争胜利的中国人民又将带来什么？北京的最高统帅部面临严峻的选择。

    中国、朝鲜，唇齿相依。毛泽东在一次高级会议上说：“别人危急，我们站在旁边看，怎么说，心里也难过。”然而，出兵抗美谈何容易？新区的土改刚刚开始，千疮百孔的国民经济亟待恢复，国内残匪尚未肃清，新的政权有待巩固，刚刚诞生的新中国要同号称世界第一强国的美国去较量，风险太大，胜负难卜。美国手中的原子弹可以在刹那间把北京、上海变成广岛第二……经历了22年战争生涯的毛泽东，闭门谢客，整整思考了三天三夜。其中，令谁为将领兵出战，才能打败这个号称世界第一强国、而又从来没有真正较量过的敌人？毛泽东绞了不少脑汁。

    熟谙《孙子兵法》的毛泽东，深深懂得“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他在考虑决定出兵之后，便把注意力很快集中到选将上来。

    一想到选将，突然，有两句诗，横空飞来：

    谁敢横枪勒马？唯我彭大将军。

    诗中说的彭大将军，名叫彭德怀，湖南湘潭人。大革命时期曾任国民革命军营长、团长。192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领导了平江起义，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11月，他率领红五军主力上井冈山，与毛泽东一起坚持井冈山的斗争，粉碎了蒋介石的四次大围剿，立下了赫赫战功。后来，他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到陕北后，又参加东征。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历任中国工农红军师长、军长、军团长、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等职。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副司令员、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等职，指挥过著名的百团大战，消灭日伪军3万多人。消息传到延安，毛泽东高兴地跳了起来，说“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解放战争期间，彭德怀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部进行了延安保卫战，接着，又指挥了陕北的“三战三捷”，指挥了沙家店战役和宜瓦战役，解放了大西北。在陕北，毛泽东曾挥笔写过一首诗：

    山高路险沟深，骑兵任你纵横。谁敢横枪勒马？唯我彭大将军。

    建国后，彭德怀历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几位领导同志商量决定，尽快派飞机把彭德怀接到北京，同时和斯大林联系。10月2日，即南朝鲜军越过三八线的次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我们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如果让整个朝鲜被美国人占去了，朝鲜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失败，则美国侵略者将更为猖獗，于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

    “在目前情况下，我们决定先调至满洲的12个师于10月15日开始出动，位于北朝鲜的适当地区（不一定到三八线），一面和敢于进攻三八线以北的敌人作战，第一个时期只打防御战，歼灭小股敌人，弄清各方面情况；一面等候苏联武器到达，并将我军装备起来，然后配合朝鲜同志举行反攻，歼灭美国侵略军。”

    10月4日，中央将彭德怀接到北京，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出兵援朝问题。彭德怀闻讯，一夜都没睡着觉。北京饭店的设备虽好，红地毯，沙发床，很舒适，可是彭德怀心里想着出兵援救朝鲜的事，辗转反侧，难以入睡。他以为是沙发床太软，此福受不了，兀自搬在地毯上去睡，还是睡不着。他老是在想：美国占领朝鲜与我隔江相望，威胁我东北；又控制着我台湾，威胁我上海、华东。它要发动侵华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老虎要吃人，什么时候吃，决定于它的肠胃。我们向它让步是不行的。它既要来侵略，我就要反侵略。不同美帝国主义见过高低，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是困难的。

    第二天，中央又在颐年堂开会。彭德怀在会上讲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出兵朝鲜是必要的，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如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但是，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抗美援朝时，还有另一种意见，主张中国出兵抗美援朝要慎重，因为事关全局：首先，中国军队能否在朝鲜境内歼灭美国军队，有效地解决朝鲜问题；其次，既然中国军队在朝鲜和美军打起来（虽然我们用的是志愿军名义），就要准备美国宣布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就要准备美国至少可能使用其空军轰炸中国的许多大城市及工业基地，使用其海军攻击沿海地带，这将使中国已经开始的经济建设计划遭到破坏。另外，我国的空军还未成立，美国掌握着制空权，出兵朝鲜要取得苏联的支持和援助，因而，也要听取斯大林的看法。这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还未结束，毛泽东就派周恩来秘密访问苏联。

    事情紧急而机密。周恩来只带了师哲和他的机要秘书康一民，10月8日从北京出发，飞抵莫斯科。林彪当时正在莫斯科养病，次日即同周恩来一起乘机飞抵黑海边的阿布哈兹区，又到阿德列尔斯大林的休养所。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其他委员都等候在那里。

    午后开始会谈。中方是周恩来、林彪，师哲任翻译；苏方是斯大林为首的政治局委员。斯大林首先介绍了朝鲜前线的情况，指出目前朝鲜已受到极大的挫伤，朝鲜战场的严峻形势，对我们都是很不利的。周恩来开门见山地说：中国对一般情况是了解的。但主要是考虑和研究了国内实际情况及主观因素，认为以不出兵为宜。原因是中国由于长期战争，连年遭受到极其严重的破坏，许多有关国计民生的问题没有解决。如果现在又卷入战争，不仅人民的困苦生活无法改善，而且国家的经济恢复工作也无从谈起。在这种情况下，要担负战争消耗的重担，实在困难，况且军队的武器装备和接济，无不困难重重。并且这场战争如果僵持不下，还可能牵涉到各兄弟国家。因而认为不出兵为好。

    斯大林听了以后说，按目前情况，美军已越过三八线，进入朝鲜北部。朝鲜如果没有后援，至多只能维持一个礼拜的时间。在这种情况下，与其进行无望的抵抗，最终会被敌人消灭掉，就不如早点主动撤退。斯大林见周恩来不讲话，笑了笑又说，无论是自己撤退，还是被敌人消灭掉，这都意味着让敌人占领整个朝鲜，美军和伪军将陈兵鸭绿江、图们江（朝苏边界）。估计那时我们，特别是中国的东北恐怕就不会有安宁的日子了。中国内地情况自然不同一些，但东北的经济恢复工作恐怕谈不上了。他们那时怎样都可以进行骚扰，从空中、陆地、海上随时都可来。再者，如果朝鲜同志支持不下去，眼看着他们白白牺牲，那就不如马上告诉他们作有组织、有计划的撤退，并答应他们把主要力量、武器、物资和部分工作人员撤到中国东北，而把老弱病残、伤员大部分撤到苏联境内。之所以要把有生力量撤到东北，是为了以后便于重新进入朝鲜。从中国东北要比从苏联进入朝鲜容易得多。总之，我们两家都得承担起这个重担。建议把我们商谈的这个情况，即撤退的意见立即电告金日成，不能拖延时间。

    这时，林彪插话说：不必撤走有生力量，而应让他们留在朝鲜境内。那里多山、有森林，他们可以进入山沟森林，进行长期游击战争，而且可以转战于朝鲜南北各地，以待时机。

    斯大林对这个建议不感兴趣，回答说：恐怕敌人不会允许游击队存在下去，而会很快把它消灭掉的。既然不打算出兵，我们就得具体地筹划，如何安置朝鲜同志和他们的武装人员，保存实力和有生力量，以待时机。

    斯大林随后又提出了出兵抗美援朝的设想，他说：鉴于我们（苏联）早已声明过，我们的军队已全部撤出朝鲜了，现在我们再出兵朝鲜去有困难，因为这等于我们同美国直接交战。所以设想，中国可以出动一定数量的兵力，我们供应武器装备；在作战时，我们可以出动一定数量的空军作掩护。自然，也只限于在后方和前沿活动，而不能深入敌后，以免被敌人击落、俘获，这在国际上会造成不良影响。曾经设想装备中国的陆军（步兵、炮兵、工兵、坦克部队、机械化部队等）、空军，并设法帮助建立海军（这是要花费很多的钱和时间的）。讲到这里，斯大林又根据出兵的设想，提出了一系列具体建议，如装备多少师团，苏联援助多少坦克、大炮、飞机以及装备机械化部队和特种部队等。言外之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们剩余的军火很多。

    斯大林说：中国设想改装部队，使各兵种规范化、整一化、现代化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合理的。但我们的经验是：在战时完成这样的计划，要比平时完成得更快更好，更有成效。同时，部队因为处在战争中，也可随时发现缺点，随时改进，以臻进一步完善。中方提出的改装部队的意见，交布尔加宁负责同军部和中方同志共同研究处理。现在还是应该把我们商讨的结果和建议立即告诉朝鲜同志，请他们不失时机地早日作好撤退准备。

    会谈后，周恩来一行在布尔加宁陪同下飞返莫斯科。到达住处不久，就收到了毛泽东的电报。电文的第一句是：你们走后，我们继续开会，政治局同志多数人主张出兵。电文分析了形势，制定了兵力部署、调动以及进入战斗的作战计划与具体战术的计划。看后，周恩来一言未发，深深地陷入沉思。晚上，周恩来同莫洛托夫会面，首先提到来电的内容，希望把来电转告斯大林，并商谈了苏联供给坦克和火炮的具体数字。在此之前，毛泽东审时度势，当机立断，早在10月8日就签发了一道电令：

    彭高贺、邓洪解及中国人民志愿军各级领导同志们：

    （一）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进攻，借以保护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命令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

    （二）中国人民志愿军辖13兵团及所属之38军、39军、40军、42军及边防炮兵司令部与所属之炮兵一师二师八师。上述各部须立即准备完毕，待令出动。

    （三）任命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四）中国人民志愿军以东北行政区为总后方基地，所有一切后方工作供应事宜，以及有关援助朝鲜同志的事务，统由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同志调度指挥并负责保证之。

    （五）我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必须对朝鲜人民、朝鲜人民军、朝鲜民主政府、朝鲜劳动党（即共产党）、其他民主党派及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同志表示友爱和尊重，严格地遵守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这是保证完成军事任务的一个极重要的政治基础。

    （六）必须深刻地估计到各种可能遇到和必然遇到的困难情况，并准备用高度的热情、勇气、细心和刻苦耐劳的精神去克服这些困难。目前总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于我们有利，于侵略者不利，只要同志们坚决勇敢，善于团结当地人民，善于和侵略者作战，最后胜利就是我们的。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一九五〇年十月八日于北京毛泽东决定抗美援朝是和斯大林商量过的。

    斯大林同意毛泽东和中共的决策，并答应苏联派空军支持、掩护中国人民志愿军。但是，当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于10月8日正式做出了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由彭德怀担任司令员兼政委，调兵遣将，准备出征的时候，斯大林又犹豫了，动摇了。他突然通知毛泽东和中共，说他们的空军还没准备好，要暂缓出动。

    斯大林说的没有准备好，并不是真正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斯大林对刚过周岁的新中国能不能战胜号称世界第一强国的美帝国主义有怀疑，害怕把苏联卷入与美国直接对抗的地步，害怕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在朝鲜战争爆发的第二天，苏联《真理报》发表文章，强调《金日成关于朝鲜战争爆发的广播演说》的合理性，强调南朝鲜人首先发动进攻，而北朝鲜的军队则是在奉命反击。9月15日，美军和所谓“联合国军”在仁川登陆，接着向北推进，斯大林沮丧地通知北京，金日成将不得不在中国的领土上建立流亡政府。然而，毛泽东领导的中国政府不肯示弱，准备抗美援朝。

    斯大林长期怀疑毛泽东，怀疑中国革命的军队。现在，他觉得中国的军队虽然在国内战争中胜利了，但装备那样差，现代技术少，到底能不能打败美军，心里没有底。而战争是关系国家民族命运的大事，如果苏联出动空军掩护中国志愿军，一旦中国军队被打败了，就把苏联给卷进去了，就会有苏联与美军直接对抗的危险，甚至会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所以在紧要关头，斯大林退下来了，托词说没准备好。

    对于斯大林和苏联态度的变化，毛泽东和中共都感到很突然。友好的国与国之间哪有这样的事情，已经达成的协议，怎么能临时改变？然而，事已至此，现实如此，毛泽东不得不面对现实，重新考虑自己的抉择。10月12日20时，毛泽东发出了一份电报：

    彭高、邓洪韩解：

    （一）10月9日命令暂停执行，13兵团各部仍就原地进行训练，不要出动。

    （二）请高岗、德怀二同志明日或后日来京一谈。

    美军侵朝，气焰嚣张。就在毛泽东电令暂不出动的同一天，金日成派朴一禹从朝鲜到安东，请求中国尽快出兵援朝。朴一禹说：目前美第1师、第2师、第24师、英第27旅及伪军第1师已集合在汉城以北三八线上的开城、金化地区作进攻平壤的准备。金日成首相指挥的朝鲜尚能战斗的部队仍在三八线坚持抗敌，南部人民军撤至三八线以北的有5万余人，其余大部分还滞留在南朝鲜，情况十分危急，请求中国尽快出兵。

    彭德怀将金日成首相的意思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认为军情紧急，刻不容缓，一面致电在苏联的周恩来总理去与斯大林进一步协商，争取他们执行诺言，一面召集彭德怀、高岗等人研究下一步如何行动，制定周密的行动方案。

    再说在莫斯科的周恩来将毛泽东的来电转给了斯大林。14日，得到了斯大林的复电后，又致电斯大林说“根据毛13日给我来电”提出：

    “苏联志愿空军在出动16个团的喷气式飞机之后，可否继续出动轰炸机至朝鲜配合中国军队作战？”

    斯大林知道，出动空军就等于国家的宣战。而要苏联这个经过多年苦战，作出了巨大牺牲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今又要去和美国这个当今世界上最强的帝国主义国家直接交战，这不意味着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吗？那后果是十分严重的，危险的。斯大林考虑再三，仍不答应按原来的协议，出动苏联空军支持、援助中国人民志愿军。话不好讲，他只能推说苏联空军还没准备好，不能出动。

    毛泽东得知这个消息后，对苏联出动空军掩护中国志愿军就不再抱什么希望了。他的希望、计划、设想，从来是把基点放在自己的力量上，主要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办事，自力更生。他希望外援，但绝不主要地依赖外援，而主要的是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依靠人民群众。他是顶天立地的大树，不是左右摇摆的小草。他是滚滚中流的砥柱，不是随波逐流的浮萍。他高瞻远瞩，权衡利弊，分析了各方面的形势，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并与刘少奇、朱德、彭德怀等中央政治局的领导同志商量后。毛泽东毅然作出了历史性决策，不管有没有苏联空军的支援，我们仍按原定计划抗美援朝。

    决策作出后，毛泽东很快地给在莫斯科的周恩来总理，发去了如下指示：

    （一）与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在第一时期，可以专打伪军，我军对付伪军是有把握的，可以在元山、平壤线以北大块山区打开朝鲜的根据地，可以振奋朝鲜人民。在第一时期，只要能歼灭几个伪军的师团，朝鲜局势即可起一个对我们有利的变化。

    （二）我们采取上述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周恩来总理接到毛主席的指示后，马上再次约见斯大林。在斯大林的别墅里，斯大林抽着他那特制的烟斗，慢慢地踱着步子，陷入困难的沉思。在不长的几天里，周恩来连续约见，要他实践诺言，派出苏联空军掩护中国志愿军入朝抗美。这该怎么办呢？这是一个十分困难的抉择。不答应吧？说不过去。自己作为苏共和苏联人民的领袖，曾明确地给毛泽东许下诺言：由中国出兵援助朝鲜，苏联派空军支持、掩护。现在，毛泽东不怕风险，说干就干，调兵遣将，马上就要出征援朝抗美了，自己怎么好说话不算数，临阵失信呢？何况，《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墨迹未干，作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自己怎么能眼看着兄弟的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被美帝国主义侵略、蹂躏而不去援助呢？但是，派苏联空军去掩护吗？太危险！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科学技术先进，军队装备精良，而且有原子弹；它侵略朝鲜，不仅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而且有英国等十来个国家参加，气势汹汹，连连北上，锐不可当。自己如果派苏联空军掩护，实际上等于参战。中国那装备极差、缺乏现代技术的军队，万一抵挡不住美军的进攻，败下阵来，岂不把苏联全亮出来了吗？那时候，欲退无路，只好由苏联和美军直接开战了，这就是不自觉地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想到这里，斯大林禁不住不寒而栗。不，不，他绝不肯走这条路，绝不肯陷入这种危险的境地。于是，他下定决心，这次周恩来无论讲多少理由，提什么条件，他绝不再同意派苏联空军去掩护中国军队入朝抗美。

    周恩来审时度势，没有坚持同斯大林再次会谈的要求，而是用电报向斯大林通报了毛泽东已经作出的决策：不管苏联是否出动空军支援、掩护，中国都照样出兵援朝抗美。

    简直是晴天响霹雷，出乎意料！斯大林看着周恩来转来的毛泽东的电报，几乎眼花了！他怎么也没有料到，毛泽东，这位中国农民的儿子，这位从来也没有到苏联学过马列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人，这位长期被自己怀疑的中共领袖，竟会有这样的魄力、勇气和胆识，在没有苏联空军的支持掩护下，派兵入朝抗美！他怎么也没有料到，民族意识很强的中国共产党人，他一直在怀疑其要走南斯拉夫道路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国际共运面临严峻挑战、兄弟友邦遭受侵略蹂躏，连他这位国际共运和被压迫民族公认的领袖也不敢公开支持的时候，他们竟然不顾自己的安危，不怕流血牺牲，毅然决定出兵援朝抗美，和那号称世界第一强国的美国开战！这是多么高尚、多么可敬而又多么危险的决策呀！想到这里，斯大林禁不住站立起来，激动地说：“好！好！”

    周恩来将此情况很快地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和彭德怀等同志进一步研究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战略方针和具体部署，并向志愿军领导机关发出指示：“我先头军最好能于17日出动。”

    10月17日上午，毛泽东又发出指示：“（一）先头两军请准备于19日出动，明（18）日当再有正式命令；（二）请彭高二同志于明（18）日乘飞机来京一谈。”

    彭德怀和高岗当即飞回北京，向毛泽东汇报了最新情况及部队部署。18日晚，毛泽东即正式发布了命令：

    邓洪韩解并告贺副司令：四个军及三个炮师决定按预定计划进入朝北作战，自明19日晚，从安东和辑安线开始渡鸭绿江，为严守秘密，渡河部队每日黄昏开始至翌晨四时停止，五时以前隐蔽完毕，并须切实检查。为取得经验，第一晚（19晚），准备渡两至三个师，第二晚再增加或减少，再行斟酌情况，余由高岗德怀面告。

    毛泽东10月18日21时

    这时候，朝鲜战争的形势已经十分紧张。17日，侵朝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下达了“联合国军第4号作战命令”，改变了原定美第8集团军和美第10军在平壤——元山峰腰部汇合的计划，命令这两支部队继续向北疾进，直到鸭绿江边。18日，美伪军根据这个命令，以三面包围的态势，向平壤发起了强攻，到19日，已突破了朝鲜人民军的两道防线，并在空军和炮兵的支持下，以坦克为先导，向平壤发起了总攻……据当时金日成派来的朴一禹说：“平壤的陷落，也就是一两天的事了！”当时，美伪军狂妄地叫嚣说要在感恩节前（11月23日前）占领全朝鲜，饮马鸭绿江。

    对于中国是否会出兵朝鲜的问题，美国当局也做过分析。据外电报道，10月15日，即在中国出兵的4天之前，美国侵朝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在威克岛和美国总统杜鲁门会晤时，曾明确断言：中共不可能出兵朝鲜。

    麦克阿瑟对杜鲁门说：“总统先生，可能性很小。中国在满洲有30万部队，其中可能不超过10万到12万5千人部署在鸭绿江边，只有5万到6万人能够渡江作战。我认为中共无意参加这场战争。当今是我们强大而中共孱弱的时代，倘若中共部队渡过鸭绿江，我就要使他们遭到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屠杀。没有任何一个中国指挥官会冒这样的风险，把大量的兵力投入已被破坏殆尽的朝鲜半岛。”

    杜鲁门问起胜利的把握时，麦克阿瑟洋洋得意地保证：到感恩节，正面抵抗在整个南北朝鲜就会停止。我本人希望到圣诞节能把第8集团军撤到日本。

    麦克阿瑟不了解新中国，更不了解毛泽东。毛泽东掌舵的中共永远不是怕风险的弱者，他不但敢于逆流而上，顶风破浪，勇敢地出兵和美国侵略军打，而且气魄宏伟，善出奇兵，一次出兵就是20多万！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950年10月19日黄昏时分，悄悄从安东、长甸河口和辑安等地渡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北部地区，与朝鲜人民军一起向美国侵略军作战。义军天助。当时鸭绿江上浓云密布，细雨如丝，像在给人民志愿军作屏幕。直到美军被打得晕头转向时，才知道中国人民铁拳的厉害！从10月25日至11月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军一道，举行了第一次战役。以雷霆万钧之势，将敌人从鸭绿江边驱逐到清川江以南，歼敌15000余人，初步稳定了朝鲜战局。

    具有高超领导艺术的毛泽东，善于变压力为动力，化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他不但顶着美国侵略军的疯狂北进和斯大林临阵退缩的巨大压力，毅然决然地出兵朝鲜，援朝抗美；而且领导全国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把战争变成了保卫祖国、建设祖国的巨大动力。10月26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运动的统一领导机关——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简称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在北京成立。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抗美并取得了第一次战役的胜利，引起了美国政界、军界的不安和猜测。但是坐镇日本东京、遥控指挥的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仍不相信中国军队的主力已过鸭绿江。亲临战场指挥的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沃克中将，曾几次向麦克阿瑟报告：中共的主力部队已经参战。但麦克阿瑟听不进去。他因为资格老、战功大、地位高而变得主观、傲慢，目空一切。

    他当上将时，先任欧洲盟军总司令，后任美国总统的艾森豪威尔当时当过他的参谋长。二次大战中的太平洋群岛作战，这次美军的仁川登陆，都是他军事艺术的得意之作。现在，他认为中国建国伊始，百废待兴，不敢冒险，也没有能力与美国作军事较量。以布莱德雷为首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出于对麦克阿瑟的盲目崇拜，也同意他的看法。他们认为：中国出兵也只是为了边境的安全和控制接近边境的缓冲地带。他们主张“轰炸满洲”中国军队的基地和鸭绿江上的一切桥梁，阻止中国军队继续投入朝鲜战场。以英、法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则强烈反对。他们认为“轰炸满洲”有挑起世界大战的危险，主张在鸭绿江两岸设置“缓冲地带”，然后再通过政治方式，解决朝鲜问题。

    美国为了实现其既定方针，一方面向其盟国重申“无意扩大冲突”、不放弃其“在欧洲承担的义务”；另一方面扩大战争准备，支持麦克阿瑟发动更大规模的所谓“最后攻势”——圣诞节攻势。

    毛泽东深入地研究了敌我双方的情况，于11月9日回电批准了志愿军提出的作战计划。在回电中，毛泽东说：“（一）8日15时电悉，目前部署及下一步作战意图，均很好，请即照此稳步施行。（二）争取在本月内至12月初的一个月内东西两线各打一二个仗，歼敌七八个团，将战线推进至平壤元山间铁路线区域，我军就在根本上胜利了。”

    当时，斯大林答应支援中国军队的汽车、武器等物资快要运到了。所以，毛泽东在电报中，针对志愿军在第一次战役中物资特别是汽车损失严重的情况写道：

    “苏联汽车不久可到达第一批，损车虽多，是可以补充的。以平均每天损车30辆计，一个月损车九百辆，打一年仗也不过损车一万辆左右。并且损坏之车，有些可以修好，有些可以取回若干零件，又可缴获一部，故汽车是完全有办法的。要修几条（不止一条）宽大公路达德川宁边孟山区域，这是极重要的战略任务，后面各路均须修好修宽，请抓紧办理。”

    另外，毛泽东在电报中特别提出：“请高贺用一切可能方法保证东西两线粮弹被暖（保障御寒）之供应。”

    毛泽东的电报给志愿军官兵以巨大的鼓舞。从11月25日至12月24日，志愿军发起了第二次战役，共歼敌36000余人，并于12月5日收复平壤，把敌人基本上赶回到三八线以南，从根本上扭转了朝鲜战局。

    就在这次战役中，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壮烈牺牲。毛岸英聪明能干，很有才华，牺牲时年仅28岁。他的成长和入朝参战，凝聚着毛泽东的无限深情；他的牺牲使毛泽东非常悲痛。

    且说麦克阿瑟连吃败仗，才如梦初醒，知道中国志愿军不是少数部队，而是主力出击，急令美军全线撤退。中朝部队乘胜追击。美第8集团军司令沃克中将在败逃的路上因车祸身亡。麦克阿瑟鼓吹的所谓圣诞节“总攻势”，变成了圣诞节总退却。志愿军的英勇善战，迫使敌人由进攻转入了防御。美国报纸把这次失败说成是“继珍珠港事件后美国最惨重的军事败绩”，不少人认为麦克阿瑟的“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是“历史上最大的愚蠢事件”。美国总统杜鲁门于12月16日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要求将美国军队从当时的250万人增至350万人，并要求将其飞机、坦克的生产能力在一年之内分别提高4至5倍。然而，毛泽东不怕压，不信邪。他不但有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毅力决心，而且有多种多样的克敌制胜的雄才大略。12月13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指出：

    （一）目前美英各国正要求我军停止于三八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再战。因此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政治上带来很大的不利。

    （二）此次南进，希望在开城南北地区，即离汉城不远的一带地区，寻歼几部敌人。然后看情况，如果敌人以很大力量固守汉城，则我军主力可以退至开城一线及其以北地区休整，准备攻击汉城的条件，而以几个师迫近汉江中流北岸活动，支援人民军越过汉江歼击伪军。如果敌人放弃汉城，则我西线6个军在平壤汉城间休整一时期，再继续战斗。

    彭德怀和中国志愿军、朝鲜人民军的领导同志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经过反复研究，拟出了第三次战役的作战计划，于12月28日晚电报毛泽东。

    12月29日，毛泽东即给彭德怀复电，再次强调了打过三八线的重要性。毛泽东说：

    “12月28日20时电悉，同意你的计划……所谓三八线在人们脑子中存在的旧印象，经过这一仗，也就不存在了。我军在三八线以南或以北休整，均无关系。但如不打这一仗，从12月初起整个冬季我军都在休整，没有动作，则必引起资本主义各国甚多揣测，民主阵线各国亦必有些人不以为然，发生许多议论。如我军能照你们目前部署，于1月上半月打一个胜仗，争取歼灭伪军几个师及美军一部，然后休整两个月，准备春季攻势，则对民主阵营及资本主义各国人民大众影响甚好，对帝国主义则给以新的一击，加重其悲观失败情绪。”

    在中国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强大攻势下，美伪军丢枪弃炮，狼狈逃窜，汉城也不要了，一直退到了水原一线。中朝人民军于1月4日晚解放了汉城，8日又攻占仁川，将敌人驱至三七线附近，歼敌19000余人。在胜利面前，有些人产生了轻敌速胜思想，主张乘胜追击，一鼓作气，把美国侵略军从朝鲜半岛赶下海去！彭德怀认为这种看法是不实际的，在军事上是有害的，毅然下令停止追击，结束了第三次战役。

    苏联驻朝大使拉佐瓦耶夫反对彭德怀的看法，指名道姓地指责彭德怀道：“哪有打了胜仗不追击敌人的？哪有这样的司令呢？”他坚持要志愿军继续追击，一直打到釜山，将敌人赶下海去。

    彭德怀不听苏联大使的意见。苏联大使把意见反映到斯大林那里去了。彭德怀闻讯，便给毛泽东发电报，阐明了自己的观点。毛泽东把彭德怀的意见转给了斯大林。

    具有雄才大略的斯大林，完全同意彭德怀的观点。他给毛泽东回了一封电报，说彭德怀以那样劣势装备打败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帝国主义，是当代天才的军事家，彭的意见是对的。另外，还批评了拉佐瓦耶夫，不准他再乱发言，以后，又把拉佐瓦耶夫调回苏联去了。

    斯大林给毛泽东发电报表扬彭德怀，实际上也是在赞扬毛泽东。这不仅因为朝鲜战争是彭德怀按照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具体指挥的；而且斯大林清楚地知道，坚持用那样劣势装备去打败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帝国主义的“当代天才的军事家”，首先是毛泽东。

    事实胜于雄辩，事实最能教育人。毛泽东力挽狂澜，派中国志愿军（包括自己最亲爱的长子毛岸英）抗美援朝的具体事实；毛泽东和新中国在斯大林也不敢出动苏联空军掩护的情况下，通过三次战役，就把号称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侵略军打得狼狈逃窜，丢平壤，弃汉城，直逃到三七线以南的生动事实；使斯大林不得不反躬自问：当初怀疑毛泽东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对吗？当初怀疑毛泽东离开工人阶级而孤立地建立红军对吗？没有马克思主义指导、离开工人阶级的军队能有这样高的觉悟和战略战术吗？新中国成立后，生机勃勃，蒸蒸日上，可自己又怀疑他们是第二个南斯拉夫，怀疑毛泽东是第二个铁托，现在，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用铁的事实，用高度的国际主义精神创造的盖世奇迹，不证明自己错了吗？

    斯大林是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个伟大的唯物主义者。当事实证明他的认识错了的时候，他能够面对事实，承认错误，纠正错误。这时，他不仅下令调回了反对彭德怀正确指挥的苏联驻朝大使拉佐瓦耶夫，而且指示加速中苏友好同盟互助的实际步骤。

    1951年1月16日，中苏联合委员会发布公告指出：1950年内，苏联方面已将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市苏联方面临时代管和租用的财产，苏联经济机关在东北从日本所有者手中获得的财产以及过去在北京兵营的全部财产移交中国。1月19日，毛泽东在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指示中说：

    “中朝两国同志要亲如兄弟般地团结在一起，休戚与共，生死相依，为战胜共同敌人而奋斗到底。”

    美国侵略军为了挽回面子和颓势，于1月25日，以汉城为主要突击方向，发动了全线进攻。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实施积极的防御作战，有计划地节节阻击，歼灭敌人。3月14日，主动撤出汉城。至4月21日，将敌阻于三八线附近地区。在这第四次战役中，共歼敌78000余人，给了进犯之敌以沉重打击。毛泽东高瞻远瞩，统观全局，看到了朝鲜战争有长期化的可能，遂提出了新的方针。3月1日，毛泽东对志愿军发出指示：朝鲜战争有长期化的可能，至少我应作两年的准备。目前敌人的作战意图是与我进行消耗战。为了粉碎敌人意图，坚持长期作战，达到逐步歼灭敌人之目的，我志愿军拟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在指示中，毛泽东还明确指出，我军必须“以几年时间，消耗美国几十万人，使其知难而退，才能解决朝鲜问题。”中央军委执行毛泽东轮番作战锻炼部队的方针，遂令3兵团（12、15、60军）、20兵团（67、68军）和47军自3月起陆续入朝参战。入朝后，同即将入朝的19兵团（63、64、65军）共9个军27个师作为第二番部队。

    从4月22日至6月10日，中国人民志愿军举行了第五次战役，歼敌8万余人，将敌人阻止于三八线附近。从此，敌我双方转入战略对峙，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

    美伪深恐朝中部队再次越过三八线向南推进，先后两次向苏方表示，希望苏联能从中斡旋、帮助，并转告朝中方面，说明美方愿意立即停火，停止军事行动，然后谈判议和。

    斯大林闻讯，立即向中方作了详细的解释和建议。他指出这是美国一个重大的战略考虑，同时，也表明它对侵朝战争前途的一种焦急和忧虑。

    消息很快传到北京和平壤。6月初，金日成首相来到北京，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一起研究朝鲜战局并协商关于朝鲜停战问题，商定目前两个月不进行大的反攻战役，以便于进行和谈。于是，中央决定派高岗陪同金日成前往苏联，共同协商朝鲜停战问题，并向苏方表明我双方对停战的意见和态度。师哲同行。6月中旬到达莫斯科后，中国同志住在奥斯特罗夫斯卡娅街八号公寓。朝鲜同志住在另外的地方。

    斯大林立即接见了金日成、高岗，首先，关心研究朝鲜前线的实际情况，并想弄清以下几个问题：一、前线上的实际情况如何，战斗行动是否还在继续？二、南北军队所占据的阵地位置（战略据点）的优劣比较，朝中能否坚守住阵地而不动摇？三、敌方反扑能力与可能性如何？如反扑，能否抵御住？一句话，朝中军队目前占据的是不是有利地位？最后他问立即停火好？还是再打一下，待修正战线地位后，再谈停战好？

    这时，朝中两方人员都混淆了各不相同的词汇用语，把停火、停战、媾和（和解）、休战、和约等词汇混杂、交叉使用。

    斯大林说：我们现在商谈的是属于哪一范畴的问题，对此应该用一个清楚的、准确概念的名词，否则，像你们在谈话中同时混同地使用几个不同概念的名词，使人越听越糊涂。你们用明确的概念表明你们的意图，才好与对方办交涉嘛。

    朝中方面回答：我们的愿望是停战。接着斯大林又问：是就地停战？还是要求双方在作过某些调整后（即防线上的调整或依地理、地形需要做的调整）再停战？有否某方被包围的部队或地方？对这个问题没有人能回答清楚，而朝中两方提供的地图标志是过时了的。

    斯大林立即找苏军总参谋部的一位将军携带军用地图来说明当时朝鲜前线的情况。

    最后，又商讨了停战日期。当会谈基本结束，大家进入休息室时，斯大林又关心地提出了“停战后的打算是什么？”“怎样稳住朝鲜局势，恢复和发展经济建设”等问题。在交谈中，斯大林对毛泽东、中共和中国志愿军以劣势装备能打败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帝国主义十分赞赏，并说，中国的抗美援朝，站在反帝斗争的第一线，打得非常好。我们供给军火装备是应该的，不要钱。

    这时，有人对彭德怀有意见，说彭德怀叫中国志愿军轮换入朝作战，几个师打一段，一调换，换上了苏联的武器装备，打一段，又调换，这不是故意换苏联的武器装备吗？斯大林听着听着，高兴得拍手叫好。他说：“好，好！彭德怀真有办法！这样一轮换，锻炼了部队，改善了装备，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又便于长期坚持，妙！真妙！”

    6月23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在联合国新闻部举办的“和平的代价”的广播节目中发表了广播演说，提出和平解决朝鲜战争的建议。他说“第一个步骤是交战双方应该谈判停火与休战，双方把军队撤离三八线。”

    6月25日、7月3日我《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社论，强调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指出“毫无疑问，作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第一个步骤，马立克的提议是公平而又合理的。”7月10日朝鲜停战谈判首次会议在开城举行。但美国并无诚意，提出许多无理要求，并连续发动了夏、秋季攻势。在朝中部队连续粉碎了敌人的夏、秋季攻势之后，美国被迫在开城以南的板门店重新恢复谈判，并于11月27日接受了我方提出的“以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的方案。

    谁料此时，一向号称“文明”、“民主”的美国竟然进行细菌战。1952年1月28日，朝鲜江原道平康、伊川等地发现美国飞机撒布带菌昆虫。据后来被俘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空军联队上校参谋长许威布尔供称：美国在朝鲜的细菌战早在1951年冬就已开始进行。不久，美国投掷细菌的范围即扩大到朝鲜全境和中国境内。

    3月8日，周恩来发表声明，严重抗议美国政府派飞机侵入中国领空进行细菌战。世界人民和各种组织也纷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实施细菌战的罪行，美国的细菌战计划，很快地彻底破产了。

    毛泽东重视实践经验，并努力使之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指导未来的斗争。在朝鲜战争的指挥上，毛泽东及时总结经验，强调集中我军优势的兵力火力，采取突然动作，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成排成连成营的敌军，给以全部或大部歼灭的打击；然后在敌人向我军举行反击的时机，又在反复作战中给敌以大量杀伤；然后依情况，对于被我攻克的据点，凡可以守住者固守之，不能守住者放弃之，保持自己的主动，准备以后的反击。中国人民志愿军协同朝鲜人民军作战，采用此种战法，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仅从1952年9月18日开始，对全线敌军进行战术性的反击作战，在一个月内，就歼灭和击伤敌军3万人以上，获得了重大的胜利。10月24日，毛泽东给志愿军的电报中指出：此种作战方法，继续实行下去，必能致敌死命，必能迫使敌人采取妥协办法结束朝鲜战争。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国人民志愿军先进行了五圣山附近的作战，歼敌2万5千余人；后又发起金城战役，歼敌5万余名，有力地配合了停战谈判。1953年7月7日朝鲜停战谈判达成协议。美国侵朝军总司令克拉克上将后来回忆说：“我成了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国陆军司令官”，“我感到一种失望的痛苦”。

    抗美援朝，经过三年。敌人伤亡了109万人，损失惨重，不能再打了，不得不坐下来和谈。傲慢的美帝国主义者，凡是可以不讲理的地方就一定不讲理，只有在被逼得不得已的时候，才坐下来讲一点理。只有在中朝两国人民用劣势的装备战胜了优势装备的敌人，不但把他们打回到三八线，而且守住了三八线的时候，他们才坐下来和谈。

    1953年9月12日，毛泽东在《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和今后的任务》一文中指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伟大的，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第一，中朝人民一起，把美帝国主义打回到三八线，守住了三八线，证明了我们是铜墙铁壁。战争最初是能不能打，后来是能不能守，再后来是能不能保证给养，最后是能不能打破细菌战。这四个问题，一个接着一个都解决了，我们的军队是越战越强；美国人攻不动我们的阵地，相反，他们常常是被我们吃掉。第二，取得了军事经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陆军、空军、海军、步兵、炮兵、坦克兵、铁道兵、防空兵、通讯兵，还有卫生部队、后勤部队等等都取得了对美国侵略军队实际作战的经验。打了三十三个月，把美国军队的底摸熟了，明白了美帝国主义并不可怕。第三，提高了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第四，推迟了帝国主义新的侵华战争，推迟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抗美援朝使帝国主义侵略者懂得：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惹翻了，不好办。

    毛泽东的总结言简意赅，深刻全面，但没有提到斯大林。实际上，抗美援朝是毛泽东和斯大林关系转折的一个重要阶段，也是斯大林对中共和中国革命认识的一个转折点。过去，在很长的一段时期，斯大林对中共及其领袖毛泽东有怀疑，毛泽东不解释，不埋怨，用自己的行动，用英勇无比的反侵略战争，用挥师抗美援朝的漫天炮火，把那一团团厚重的疑云打散了，打消了。这正如周恩来在1960年7月14日、15日讲话中说的：“斯大林的怀疑一经实践证明不对，看法也可以改变。例如他怀疑我们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怀疑我们对于帝国主义不斗争，一到抗美援朝，他的看法就改变了。斯大林还是讲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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