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有三：第一，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大长了新中国和世界革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威风，保卫了世界和平。第二，毛泽东一直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和民族平等，反对扩张的政策。
他主张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把力量放在自己的基点上；同时又主张向外国学习，争取外援，取长补短，平等互利，互助友好。他说，应当承认，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不然它为什么能存在？能发展？同时，每个民族也都有它的短处。有人以为社会主义就了不起，一点缺点也没有了。哪有这个事？应当承认，总是有优点和缺点这两点。一万年都有两点。将来有将来的两点，现在有现在的两点，各人有各人的两点。总之，是两点而不是一点，说只有一点，叫知其一不知其二。
从这种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出发，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
毛泽东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无论是强大的民族还是弱小的民族，无论是对富裕的民族还是对贫穷的民族，他都一视同仁，友好相待，取长补短，尊重主权；绝不以强凌弱，依大压小，搞大国沙文主义。他真诚地关心和支持被压迫、被侵略的民族和人民，而绝不从那儿捞什么“油水”，取什么好处。这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表现得特别鲜明。
早在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在《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中就强调指出：
“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必须对朝鲜人民、朝鲜人民军、朝鲜民主政府、朝鲜劳动党、其他民主党派及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同志表示友好和尊重，严格地遵守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这是保证完成军事任务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政治基础。”1951年1月19日，毛泽东又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写的一个报告稿上批示：“一切在朝鲜的中国志愿军同志必须认真地向朝鲜同志学习，全心全意地拥护朝鲜人民，拥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拥护朝鲜人民军，拥护朝鲜劳动党，拥护朝鲜人民领袖金日成同志。中朝两国同志要亲如兄弟般地团结在一起，休戚与共，生死相依，为战胜共同敌人而奋斗到底。中国同志必须将朝鲜的事情看作自己的事情一样，教育指战员战斗员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不拿朝鲜人民的一针一线，如同我们在国内的看法和做法一样，这就是胜利的政治基础。”
由于中国人民志愿军坚决执行了毛泽东的指示，所以与朝鲜人民结下了兄弟般的深厚情谊，打败了美国侵略者，而且涌现了许多罗盛教式的英雄模范，谱写下了一曲曲国际主义的凯歌。
第三，斯大林的大国沙文主义倾向，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造成了不良影响，人们把希望的目光转向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
斯大林的大国沙文主义由来已久，列宁对此作过坚决的斗争。1922年下半年，列宁虽然因脑病发作离职休养，但他却发现了斯大林的大国沙文主义倾向并与之进行斗争。10月，党的中央委员会讨论组成苏维埃联盟问题时，列宁由于牙痛不能出席会议，就借题发挥，以牙痛为题写了一份“备忘录”，送给政治局：“我宣布同大国沙文主义进行决死战。我那颗讨厌的蛀牙一治好，我就要用满口的好牙吃掉它。”
同年12月，列宁口述让秘书记录下来给党代表大会的信中，毫不留情地揭发了斯大林借口“统一”社会主义各共和国，压迫苏联境内异民族的做法。列宁认为，要坚决尊重各民族的权利，他断言，在社会主义各共和国的“统一”方面，即使发生了“给我们国家造成损害”的情形，这种损害比起对斯大林的大国沙文主义放任不管，结果“不仅给我们，而且给整个国际”、“给继我们之后而在不久的将来登上历史舞台的亚洲几亿人民”造成的损失要小得多。列宁的这封信后来被隐匿了三十多年。
斯大林的大国沙文主义是在他的故乡——高加索爆发出来的。高加索地区有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三个苏维埃共和国。十月革命后德国、英国、土耳其等国的干涉军相继侵入，孟什维克等反革命势力勾结侵略军，不断反对苏维埃政权。奥尔忠尼启泽率领苏联红军和该三个共和国的革命力量打退了侵略军和反革命势力，在三个共和国分别建立了共产党组织及其中央委员会。战后，奥尔忠尼启泽以中央代表的身份留在那里领导政治军事，组成了高加索边疆区委员会。但是，奥尔忠尼启泽领导的高加索边疆区委员会，在三个共和国统一到南高加索联邦的问题上，与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生了严重的对立。
斯大林拟定了要把各共和国吸收合并于俄罗斯联邦的统一计划，支持奥尔忠尼启泽要求高加索三个共和国合并之后，作为南高加索联邦再加入苏联。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反对这个计划，主张各共和国作为独立的加盟共和国加入苏联。
矛盾激化了，双方争执不下。奥尔忠尼启泽给持不同意见的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扣上了“民族共产主义者”的帽子，令他们离开格鲁吉亚迁到莫斯科。持不同意见的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11名有9名以辞职表示抗议。高加索边疆区工作委员会将持不同意见的人免职，任命了顺从莫斯科方针的新中央委员会。斯大林为首的书记处立即同意了这种强制措施。持不同意见者强烈反对，奥尔忠尼启泽大怒，殴打了持反对意见的党员。
列宁闻讯，十分气愤，在他口授记录中对斯大林支持奥尔忠尼启泽“动手打人”严厉批评，因为奥尔忠尼启泽和斯大林一样，是出生于格鲁吉亚的革命家，而他的这些行动是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典型，所以列宁说：“俄罗斯化了的异族人总是在表现真正俄罗斯人的情绪方面做得过火”，同时，又赋予他们“粗暴的大俄罗斯的杰尔治摩尔达”的特征。“杰尔治摩尔达”是果戈理《钦差大臣》中的一名警察，列宁常把这个人的名字作为野蛮的“警察统治”的代名词来用。
重病在身的列宁，在病床上口授了《给代表大会的信》。信中指出：列宁死后，党中央委员会存在分裂的危险，而这种危险特别来自斯大林和托洛斯基的关系。信中写道：“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过了十天，列宁越想越对斯大林不放心，就又以“补充”的形式，给信中加写道：“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的来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便是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位置上调开，另外指定一个人担任总书记，这个人在各方面同斯大林一样，只是有一点强过他，就是更耐心，更忠顺，更和蔼，更关心同志，少任性等等。”
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由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一手保管。1924年1月列宁逝世后，她将信转交给党中央，在5月举行的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向全体代表作了宣读。这时，俄国共产党党内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托洛斯基等人提出了自己的政纲，用宗派手段攻击党中央。维护党的团结成为当时重大的问题。于是党代表大会审议了列宁的信件之后，考虑到当时的党内形势和斯大林的作用，以及他可能从列宁的批评中汲取教训，同意斯大林留任总书记。
斯大林从列宁的严厉批评中汲取了一些教训，在后来的理论上和行动上都有一些改进。行动上，1924年至1927年初对中国革命的热情帮助和积极支持，是明显的佐证。在理论上，他也旗帜鲜明地批判过大国沙文主义。特别是1925年6月9日，斯大林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的演说《问题和答复》中，把大国沙文主义——民族主义当作在资本主义稳定长久保持条件下，使“党蜕化的危险”之一来批判，相当深刻。斯大林说：“这是民族主义和蜕化的道路，是完全取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政策的道路，因为患这种病的人，不是把我们的国家看作被称为世界革命运动的那一整体的一部分，而是把它看作这一运动的开始和结束，认为其他一切国家的利益都应当为我们国家的利益而牺牲。”
斯大林接着问道：“支持中国的解放运动吗？为什么呢？不会有危险吗？这不会使我们同其他国家发生纠纷吗？我们同其他‘先进的’列强一起在中国确定‘势力范围’，从中国拿到一些有利于自己的东西岂不是更好吗？这样做既有好处，又没有危险……支持德国的解放运动吗？值得冒险吗？同意协约国的凡尔赛条约，通过赔款获得一些利益岂不更好吗？同波斯、土耳其和阿富汗保持友好吗？值得这样做吗？同某些大国恢复‘势力范围’岂不是更好吗？如此等等。”“这就是企图取消十月革命的对外政策和正在培养蜕化分子的新型的民族主义‘思想’。”
斯大林明确指出：“这第二种危险即民族主义危险的根源，应当认为是资产阶级在对外政策方面，即在资产阶级国家同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斗争方面对党的影响的加强。”并强调指出，这“是使第一个获得了胜利的国家孤立和瓦解的道路”。此后的一个时期，由于斯大林创造性地执行了列宁主义的内外政策，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迅速发展，国际威望日益提高。1929年至1930年间，世界资本主义发生了空前未有的大危机。这使两个世界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而且，由于希特勒在德国攫取了政权，法西斯乌云开始笼罩地球。为了对付法西斯主义，1935年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倡议建立反法西斯人民阵线，斯大林领导苏联也奉行了争取建立民主国家反法西斯联盟的外交政策，进一步提高了社会主义在世界人民中的威信。
但是，随着革命的胜利进展，斯大林的“粗暴”和大国沙文主义也有了恶性的发展。1937年3月，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全会的报告中，提出了错误的理论：社会主义建设的进展愈大，敌人也愈加凶恶，阶级斗争也愈尖锐。根据这种错误理论，在斯大林的指使下，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进行残酷的镇压，造成了严重的肃反扩大化。1939年8月23日，苏联同希特勒德国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同时，还补签了规定苏联和德国在东欧的“势力范围”边界的《秘密附属议定书》。议定书中写道：
值此德国和苏联互不侵犯条约签字之际，在下面签字的全权代表在严守机密的会谈中讨论在东欧划分他们各自的利益范围的问题。
在一旦波罗的海国家（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所属的领土上发生领土的或政治的变动时，立陶宛的北部边界应成为德国和苏联两国利益范围的边界。
在一旦波兰国家所属的领土上发生领土的或政治的变动时，德国和苏联两国的利益范围将大体上以纳雷夫河、维斯瓦河和桑河一线为界。缔约双方的利益是否需要维持一个独立的波兰国家以及这个国家的边界应如何划定的问题，只有在今后政治局势的发展中方能予以明确规定。在任何情况下，两国政府都将以友好的谅解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是苏联开始采取大国之间分割“势力范围”的转折点，也是斯大林陷入大国主义泥潭的重要步骤。
1939年9月1日，德国侵略波兰，用闪电战占领了波兰的西半部；苏联于9月17日也进军波兰，同时宣布：“波兰国家及其政府事实上已经不存在了。”接着，就占领了波兰的东半部。11月底，苏联又进军芬兰，侵占了芬兰卡累利阿地区。1940年8月，苏联又不顾它在1932年和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签订的《拉苏互不侵犯条约》、《爱苏互不侵犯条约》，决定将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立陶宛三个独立国家并入苏联。
在东方，苏联和德国、日本对中国的领土主权也进行了势力范围的划分。1940年11月13日在苏德会谈中，德国外长里宾特罗甫向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再三强调：在达成签订苏日互不侵犯条约的基础上，日本当可愿意承认外蒙古与新疆是苏联的势力范围。
对于外蒙古，斯大林完全把它置于苏联的控制之下。早在1936年3月，苏联事先并不通知中国，就同外蒙古签订了所谓互助协定。这是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1941年4月苏联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苏联以承认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东北三省合法化为条件，换取了日本对外蒙古脱离中国合法化的承认，在与这个条约同时公布的联合宣言中公开“申明”“苏联保证尊重满洲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
这个条约，实际上否认了中国对外蒙古拥有主权，否认了中国对东北三省拥有主权。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苏联第一次伙同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势力范围的划分。苏联还对我国新疆长期进行侵略活动。1940年11月，苏联威胁新疆反动军阀盛世才，背着中国政府，非法签订了所谓《租借新疆锡矿条约》，签字后立即生效，有效期为50年。这个条约的主要内容有：第一条，新疆政府予苏联政府以在新疆境内探寻、考查与开采锡矿及其副产有用矿物之特殊权利。第三条，苏联政府有权将其由开采锡矿及其副产有用矿物之产地而得之制成品，或半制品，由新疆无阻碍地运出，并免缴关税及其他项捐税。第四条，为实际施行本租借条约起见，苏联政府设置考察与开采锡矿及其副产矿物产地之托拉司，简称为“新锡”。“新锡”在新疆全境内享有无阻碍的开设分所、事务所及代办所之权。第五条，新疆政府在本条约有效期间，应保证“新锡”获取为举办本条约所载各项工作所需之土地，其中包括森林采伐、煤炭开采，及获取建筑材料之区域，同时新疆政府应将居住于划拨“新锡”土地区域内之人民一律迁出。土地区域，由新疆政府按照“新锡”之请划拨之，划拨土地区域时，不应迟延，并须与所提申请完全相符。第十一条，“新锡”在保卫房舍、建筑物、工厂、作坊、仓库等等，以及保证转运安全所必须之范围内，有权设立武装守卫。
很明显，这是一项侵略性的“不平等条约”，它和帝国主义列强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如出一辙。在经济掠夺的同时，苏联在新疆还进行政治颠覆活动。在1940年至1945年期间，苏联策动和支持新疆的维吾尔、塔塔尔、俄罗斯等少数民族首领，发动武装起义，在苏联陆军、空军的直接参加和密切配合下，先后攻占巩哈、伊宁、精河、吉木乃、富蕴、福海、额敏、裕民、和丰等广大地区，控制了塔城全区，并把矿产丰富、畜牧业兴盛而又有战略价值的伊宁、塔城、阿山三个地区连成一片，威胁迪化。在发动起义过程中，大量散发印制精良的俄文传单和标语，提出“杀回灭汉”等口号，声言要将汉族赶回嘉峪关，建立一个脱离中国，名义上独立而实际上完全由苏联控制的国家。
1941年6月，德国发动了对苏联的进攻，12月，日本发动了对英美进攻的太平洋战争。德意日联盟的轴心国集团妄图称霸世界。英美则同苏联站在一边，参加反法西斯战争。因此，苏联原来同德国和日本达成的划分欧亚势力范围的协议，已经失去了实际意义。特别是从1943年下半年起，以苏军在斯大林格勒大会战的胜利为转折点，苏军由防御转为进攻，成了欧洲反法西斯战争的主要力量。同年9月，意大利政府宣布投降，欧洲的对德战争已胜利在望。在这种形势下，苏联在划分势力范围的谈判对手方面，不得不由德日帝国主义转向英美帝国主义。于是，经过1943年10月苏、美、英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同年11月三国首脑德黑兰会议和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苏、美、英就划分在欧亚的势力范围问题达成了秘密协议。
据战后英美官方公布的材料（后来苏联政府并未否认这些材料），关于东欧和巴尔干半岛，在雅尔塔会议上，在斯大林的坚持下，把波兰东部领土划归苏联；同时要分割战败的德国，把德国的一部分领土划给波兰。丘吉尔和斯大林还约定：苏联在保加利亚、匈牙利和罗马尼亚，拥有75％到80％的优势，英国的份额是20％到25％。苏联同英国在南斯拉夫的势力是一半对一半。斯大林为了履行它同英国达成的协议，曾要求南斯拉夫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主要领导人铁托允许流亡在伦敦的南斯拉夫国王彼得二世回国进行统治，遭到铁托的严厉拒绝。斯大林的大国主义倾向越来越明显，引起了许多共产党和革命人民的抵制和不满。他们把希望的目光转向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对斯大林的大国沙文主义倾向进行了长期的斗争。这种斗争，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阶段。这个阶段的时间大体上约15年，从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算起，到1949年7月初毛泽东委托刘少奇赴苏会谈。在此之前，王明一伙完全听从斯大林的意旨，照搬苏联模式，使中国革命几乎陷入绝境。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次会议也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会议，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达到成熟。毛泽东一贯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他说，我们的方针要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自己找出适合我国情况的前进道路。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尤其必须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革命和建设事业。我们要有自己奋斗到底的决心，要信任和依靠本国亿万人民的智慧和力量，艰苦奋斗，否则，无论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取得胜利，胜利了也不可能巩固。他也强调争取外援和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但他特别指出：对待世界上任何大国、强国和富国，都必须坚持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绝下允许有任何奴颜卑膝、卑躬屈节的表现。因此，无论斯大林以几个师的精良装备作诱惑，要中共派人取来搞武装；无论“钦差大臣”王明1937年回国后如何内外活动，软硬兼施；也无论斯大林打电报威胁“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都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按照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决定自己行动的方针，因而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这个阶段的特点，是党虽然不断地发展壮大，但尚未执政；斯大林的大国沙文主义活动多是通过外交途径，与执政的国民党蒋介石政府谈判或与地方军阀政府（如新疆的盛世才）谈判达成协议的。毛泽东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此虽作过批评和抵制，但当时不可能制止国民党政府丧权辱国的行径。
1949年1月31日，斯大林派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抵达平山县西柏坡中共中央所在地，听取毛泽东和中共的意见。2月初的一天傍晚，毛泽东去到米高扬的住地拜会他，特别谈到了独立自主问题。他谈得言简意赅，掷地有声，寓意深刻，余音无穷。兹按当时的翻译师哲同志的回忆录，将这段话记在此处：
我们党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各个阶段执行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政策。事实证明我们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步骤是牢靠的，虽然遇到的困难不少，而且在前进的道路上将要遇到的坎坷不平或许还要更多。尽管如此，我们仍是充满信心，稳步地朝着我们的既定目标前进，不达胜利，誓不罢休。这是我们党的决心和信心，也是全国人民的决心和信心。这是绝对不可动摇的。
接着，毛泽东给米高扬谈了交朋友的问题，特别分析了真朋友和假朋友的问题，富于哲理，非常深刻。他说：
我们认为我们的解放战争越胜利地向前发展，也就越需要更多的朋友。这里说的是真正的朋友，同时也更需要朋友对我们的同情和支持。朋友是有真朋友和假朋友之分的。真朋友对我们是同情、支持和帮助的，是真心诚意的友好。假朋友是表面上的友好，他们口是心非或者还出些坏主意，使人上当受骗，然后他们幸灾乐祸。我们会警惕这点的。
毛泽东侃侃而谈，米高扬凝神静听。听着听着，米高扬显得忐忑不安。他觉得毛泽东的话似有所指，但又觉得高深莫测，不明所以。他没有插话，也没有表态，只好回去向斯大林汇报。
其实，这也是毛泽东对斯大林大国沙文主义的一种批评。第二阶段是面对面地和大国沙文主义倾向作斗争，维护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
这个阶段的时间不太长，大约从1949年7月初到1950年2月17日。主要是毛泽东委托刘少奇赴苏和斯大林会谈，毛泽东和斯大林直接会谈。这些会谈的情况，本书在前边已经作了介绍，不再赘述。需要补充说的是，毛泽东不仅在大的方面，在原则上，对大国沙文主义倾向顶得很硬，而且往往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在生活上，有时也抓住时机，对大国沙文主义的行为和轻视穷国、弱国的傲气进行必要的顶碰。1949年毛泽东在莫斯科的“死鲤鱼不吃”，严令“扔回去”，便是个生动的事例。
毛泽东生活俭朴，待人和蔼，不讲究吃穿，反对那种以富凌穷、摆阔气、兜架子、耍威风的坏作风。1949年1月，米高扬到西柏坡，穿着高级的圆领皮大衣，戴一顶显赫的圆筒皮帽子，走起路来，昂首阔步，十分威风。起先，毛泽东对他很尊重，热情地欢迎这位来自友好邻邦，并由斯大林派来的使者。但是后来，米高扬那摆阔气、兜架子的作风，使毛泽东有点反感。
为了招待斯大林派来的客人，中共中央的五大书记安排了三次酒宴。西柏坡是个小山村，又在战争环境中，没有什么高级食品，只有简单的菜蔬：白菜、萝卜、豆腐，部队养的猪和鸡，还有从滹沱河里捕来的鱼。厨师听说招待苏联朋友，精心制作，用鲜鱼做了红烧鱼，还特意做了溜鱼片等花样。苏联人也很热情，拿出了他们带来的许多罐头食品、伏特加酒、葡萄酒，满满摆了一桌子，显得很阔气。米高扬特别能喝酒。他喝酒不是用酒盅，而是用大玻璃杯。大半玻璃杯汾酒，他端起来，像喝凉水一样“叽咕叽咕”几下子就灌下去了。毛泽东沾酒脸就红，碰杯之后，尝一点，就不能喝了。中共五大书记中，朱德、刘少奇、任弼时，都不能多喝酒；周恩来算是酒量大的了，但哪能与端起玻璃杯子来把酒“咕咚咕咚”直往肚子里灌的米高扬比？碰杯之后，谨表敬意，喝酒是有限的。
毛泽东见苏联人举起酒杯，大出风头，工夫不大，就招呼盛饭：“吃饭了，吃饭了，尝尝我们滹沱河里的鱼！”
米高扬尝了尝中国的饭菜，夸赞说：“谁都说中国的饭菜好吃，我们就是不会做。中国革命胜利了，我们要派人来学习中国的菜肴，增加西餐的花样。”
毛泽东十分高兴，给米高扬夹了一块红烧鱼，笑着说：“我相信，一个中药，一个中国菜，这将是中国对世界的两大贡献！”苏联翻译指着红烧鱼问：“这是新捞的活鱼吗？”米高扬得到了肯定的答复，才动叉子吃鱼。毛泽东的脸上露出了不悦的神色。这年12月，毛泽东出访莫斯科，向随行的中餐厨师严格命令：“你们只能给我做活鱼吃，他们要是送来死鱼，就给他们扔回去！”果然，苏联人送鱼来了，是特别警卫队的一位上校带人送来的。中餐厨师一看，是死鱼，就遵照毛泽东“扔回去”的命令，拒绝接收。
苏联上校慌了，想问情况，语言不通，忙从克里姆林宫找来了翻译，才明白毛泽东只要活鱼，不收死鱼。他当即表示歉意：“对不起！我们马上逮一条活鱼来。”
从此以后，克里姆林宫的大小人物都知道，毛泽东吃鱼很讲究，不是活鱼他不吃。因此，1957年，毛泽东第二次访苏时，赫鲁晓夫特意叮咛：“毛泽东这个人难对付，他是不吃死鱼的。”
一滴水可以反映出太阳的光辉。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反对大国沙文主义的斗争，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仅这一阶段的效果看，其明显者：一、斯大林公开地承认错误，作了自我批评，说“我们妨害过你们没有？”“妨害了，妨害了，我们对中国不大了解。”说“过去我们对中国革命提过一些不恰当的意见，我们感到内疚”。这样公开地承认错误，在斯大林的历史上是很少有的。二、公开发表《公告》，宣布1945年8月14日苏联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条约和协定均失去效力，废除了不平等条约，维护了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这是毛泽东和斯大林会谈的重要成果。三、缔结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正如毛泽东所说，“用条约把中苏两国友谊固定下来，建立同盟关系。帝国主义者如果准备打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请好了一个帮手。”巧妙的斗争化敌为友，把当初对中国搞大国沙文主义的“对手”，很快变成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帮手”。面对此情，人们不能不佩服、赞美毛泽东那高超的斗争艺术。
后来，在谈到和大国沙文主义作斗争时，毛泽东说：“苏联和我们不同，一，沙皇俄国是帝国主义。二，后来又有了一个十月革命。所以许多苏联人很骄傲，尾巴翘得很高。”
“在形势的压迫下，苏联那些顽固分子还要搞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行不通了。我们目前的方针，还是帮助他们，办法就是同他们当面直接讲。这次我们的代表团到苏联去，就给他们捅穿了一些问题。我在电话里跟恩来同志说，这些人利令智昏，对他们的办法，最好是臭骂一顿。”后来，中苏论战，兵戎相见，实际上也是对大国沙文主义的一种批判。
第三阶段，“一边倒”、“不称霸”，真诚地站在被侵略、被压迫的民族一边，反对帝国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维护世界和平。
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分析了国际国内的形势，提出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他写道：“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
苏联没有橡胶园，不生产橡胶，每年需要大量的资金向西方国家购买生胶。斯大林对此很忧虑。有一天，他把马林科夫、贝利亚、赫鲁晓夫等几位领导人召集到他的办公室里，就解决苏联橡胶工业上的需要，研究如何才能不向西方资本家购买生胶的问题。斯大林说：“橡胶是植物排泄出来的液体金子，它对发展各项现代工业，尤其是对军事工业，具有极为重要的、不可取代的作用。但是，帝国主义在橡胶问题上卡我们，对我们搞封锁和禁运，你们记得吗？我在同毛泽东会晤时，曾经谈到过这件事，可他好停不太明白我的意思，没有正面答复。”众人心领神会，知道苏联的统帅又在打中国人的主意了。善于拍马逢迎的赫鲁晓夫立刻建议，向毛泽东提出要求，“让我们在中国建立一个橡胶园，交换办法是由我们向他们提供贷款和技术援助。”斯大林采纳了赫鲁晓夫的建议，口授了发给毛泽东的电报，“要毛划出一块合适的地方来给我们建立一个橡胶种植园。”
毛泽东是一位民族自尊心很强的革命领袖。他热爱自己的祖国，同时又憎恨那些千方百计对中国进行侵略、掠夺、剥削的帝国主义列强。他曾多次高喊过“打倒列强”、“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他曾为救国救民而艰苦奋斗、浴血奋战，数十年如一日。直到1949年9月21日，他才在北京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他自豪地说，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是落伍了。这种落伍，完全是被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政府所压迫和剥削的结果。现在，经过一百多年的斗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
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而又领导着一个获得解放的伟大民族正在建设新中国的毛泽东，怎么会允许别人在自己头上指手划脚？又怎么会允许外国人到自己的国家里，划出一块地方来，建立橡胶种植园？
然而，足智多谋的毛泽东，并没有简单粗暴地拒绝斯大林的建议，而是巧妙地给斯大林提了个反建议：
“我们同意在越南海岸对面的海南岛上为你们建立一个橡胶园。但是我们有一些条件，明确地说，就是我们建议你们向我们提供必要的贷款、机器和技术援助，由我们自己来建立和经营这个橡胶园。我们将给你们运去橡胶，作为对你们这种帮助的报酬。”
既不损中国的主权、尊严与权利，又不伤朋友的情面与和气；既同意在海南岛为对方建立一个橡胶园、帮助对方生产橡胶，又强调要由我们自己来建立和经营，由对方提供贷款、机器和技术援助——实际上由被动变为主动，由不利变为有利，将妄图侵权的剥削，变成了互相帮助的奉献。
短短的一份电报，不显山、不露水，却显示出毛泽东的政治手段不凡。在克里姆林宫里，斯大林读完了毛泽东的复电，好久没有说出一句话。在场的赫鲁晓夫、马林科夫等许多人也都面面相觑，沉默不语。斯大林嘴里噙着他那只早已熄了火的短烟斗，沉思良久，又抬起头来，用他那犀利的目光看着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倒吸了一口凉气，浑身感到吃紧。他知道，这位性好猜疑、喜怒无常、大权独握、冷酷无情的最高统帅，说杀就杀，说押就押，对任何人都不会留情面的。现在，他这样望着自己，显然是没有忘记自己首先提出来要给毛泽东提这种建议。斯大林当场采纳他的建议，给毛泽东发了电报，酿成了这个苦果。毛泽东的答复是绝对正确的，有理有据，无懈可击。解铃还须系铃人。这一剂必须吞下去的苦药，只好由我们自己来吞咽了。赫鲁晓夫委婉地谈了自己的想法。
斯大林同意了毛泽东的反建议，向中国提供了建立橡胶园所需要的帮助。中国人利用这些援助，积极发展橡胶生产。1951年8月制订了一个计划，随后又在广州召开干部会议，专门研究了扩大橡胶种植面积、建立国营橡胶园、发展橡胶生产的问题。苏联也派来专家参加这一工作。1952年8月，周恩来率代表团赴苏，与斯大林会谈的内容之一就是中苏缔结关于苏联援助中国种植和割制橡胶的协定。斯大林十分高兴地说：“你们的志愿军在朝鲜作战和发展橡胶生产两件事上，也是援助苏联。”9月16日晚，在克里姆林宫，中苏双方签订了《关于橡胶技术合作协定》等文件。
此后，中国帮助苏联从斯里兰卡等国购买橡胶，以解决苏联用胶的燃眉之急。后来，中国积极发展橡胶生产，按期偿还了苏联提供的贷款，并支援了苏联的橡胶工业。
据历史见证人师哲同志说：赫鲁晓夫关于橡胶问题的叙述，多处失实。五十年代初，苏联是急需橡胶。斯大林也曾经说过，橡胶是黑色的金子，我们的飞机、汽车、拖拉机等等都急需橡胶，西方的帝国主义利用橡胶卡我们的脖子，而我们苏联的气候条件不能生产橡胶，只能用人造橡胶，希望中国能帮助我们想点办法。
中国总理周恩来当即表示可以。后来，毛泽东让周恩来从斯里兰卡，通过班达拉奈克夫人等买了大批橡胶，转让给苏联。斯里兰卡运载橡胶的轮船到广州后，立即将货转装到苏联船上，经海参崴运往苏联，从而帮助了苏联的建设。赫鲁晓夫说苏联从中国“没有得到一点点橡胶”，不是事实。
其次，赫鲁晓夫自己说得前后矛盾，莫衷一是。例如在《赫鲁晓夫回忆录》中说：“又有一天，我们在斯大林的房间里围坐着……我建议向毛泽东提出要求，让我们在中国建立一个橡胶园……”而同一个赫鲁晓夫，在《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中又说他不但没有这种提议，而且是坚决反对斯大林这样干的，并因此而受到了斯大林的“厉声斥责”。读完复电后，赫鲁晓夫“设法避开斯大林的眼光，因为我知道，他还没忘记是我首先提醒他不要提出这种建议的”。同一时间、地点，又在同一问题上，赫鲁晓夫出尔反尔，自相矛盾，令人难以置信。
从斯大林来看，当时他并没意识到自己的大国沙文主义的做法，引起了毛泽东和中国领导人的反感。所以，过了不久，有一天，斯大林在用餐中，吃了一只菠萝罐头。那甜中带酸的味道，使他觉得十分可口，食欲增加了，他边吃边说：“好极了！好极了！这种菠萝罐头是哪儿产的？味道真不错！”说着吃着，斯大林又拿起罐头筒子来仔细地看着。站在旁边的马林科夫，边上前来为斯大林收拾餐具，边回答说：“斯大林同志，这是产自中国南方的水果，汁多味美，营养丰富，对身体极有好处！”斯大林站立起来，又看了看菠萝罐头筒上的汉字，转过身来，点燃了手上的特制烟斗，吸了两口烟，才向马林科夫说：“马林科夫同志，请代我向中国领导人发个电报，说我希望他们拿出一块地方来让我们建立一个菠萝罐头工厂。”
这种居高临下、桀骜不驯的态度，连给斯大林当了多年秘书的马林科夫也感到有点吃惊。马林科夫抬起头来，看了看站在一边的赫鲁晓夫等人，一时不知所措。
赫鲁晓夫鼓足勇气，站出来说：“斯大林同志，中国共产党刚刚在中国建立了政权不久，从前那儿已经有不少外国人建立的工厂了。如果我们苏联，一个社会主义的伙伴国家，也要到中国去建立自己的工厂，那肯定会伤害毛泽东的。”
斯大林很不高兴，转过身来，瞪了赫鲁晓夫一眼，径直向屋外走去。马林科夫犹豫再三，还是按照斯大林的意思，向中国发出了要求建立菠萝罐头厂的电报。过了几天，收到了中国领导人的复电。在复电中，毛泽东委婉而坚决地拒绝了斯大林的无理要求。复电说：“我们接受你们的提议。假如你们对菠萝罐头有兴趣的话，可以给我们提供一笔贷款，由我们自己来建立一个罐头厂。我们用这个厂生产的罐头来偿还你们的贷款。”话说得很委婉，但是维护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的态度却十分严肃。斯大林听到这里，大发雷霆，说了许多不好听的话，吓得在场的人谁也不敢作声。
然而，毛泽东不管这些。在发复电的时候，毛泽东肯定估计到了这份复电可能引起斯大林的反感和不满，因此，复电的措辞十分讲究：尊重对方，礼貌待人，有理有节，分寸得当，既捍卫了自己国家的主权与尊严，又避免与苏联老大哥发生争执和冲突，伤害对方的感情；但是，在原则问题上毫不让步，对大国沙文主义决不妥协。在这里，毛泽东和斯大林不同，他不想冒犯别人，不想去侵占别国或别的民族的利益，而只想站在共产党人的立场上，维护本国本民族的利益和尊严。如果有人来侵犯，就要给予坚决回击——而不管来者是谁。
《赫鲁晓夫回忆录》在谈到对毛泽东的印象时写道：“自我第一次认识毛泽东起，我就认定并告诉我的同志，他绝不会听从于国际共运内部超过他自己的党之上的任何别的共产党，他绝不会容忍这样的事。要是斯大林多活几年，我们和中国的争吵还会早些时候出现，而且会采取关系完全破裂的形式。”
赫鲁晓夫是以预言家的姿态说这番话的。然而，正如中国的古语说的那样：“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毛泽东和斯大林都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都曾捍卫和发展过马克思主义，为本国和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作出过卓越的贡献。而赫鲁晓夫只会用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打扮自己的嘴脸，而没有用马克思主义的武器，改造自己的灵魂，因而他虽然当过苏共中央总书记，但他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主义要求人们具有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赫鲁晓夫没有。斯大林的大国沙文主义倾向，违反了这一原则，因而理论上和行动上都发生严重的错误。行动上的错误，来自于理论上的错误。而理论上错误的症结在于斯大林强用“劳动者自决”这一干涉主义的口号代替列宁的民族自决的原则。早在1918年1月，在全俄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就提出了按“劳动者自决”的精神来修改民族自决的原则。斯大林说：“这一切表明必须把自决原则解释为该民族的劳动群众的自决权，而不是资产阶级的自决权。自决原则应当是争取社会主义的手段，应当服从社会主义的原则。”
斯大林的这种主张，在1919年3月的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由布哈林抛了出来。布哈林反对民族自决权，说“我只愿意承认各劳动阶级的自决权”。
列宁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和结论中，对这种主张进行了详尽的批评。他指出：在各民族中，劳动者是否具有决定民族命运和前途的力量，取决于这个民族内部的发展；而每个民族的发展过程都具有自己独特的道路和特征。但是，布哈林等人的主张就是不承认劳动者阶级尚未掌握权力的民族有自决权，这只能理解为是要通过暴力把革命政权强加给其他民族的大国沙文主义。
斯大林并未从列宁的这次批评中汲取教训，大国沙文主义内外兼施，愈演愈烈。因而3年后，气得列宁宣布“同大国沙文主义进行决死战”。30年后，毛泽东也不得不同他和他的继承者的大国沙文主义进行持久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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