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3月初，虽说春回大地，但仍寒气袭人。

    3月4日，苏联政府发布公告，通报了斯大林生病的情况，中国的报纸、电台，很快转发了苏联政府的公告。斯大林的健康状况，引起了千百万中国人民的关注。

    此时，斯大林已经是74岁高龄的老人了。晚年的斯大林，患有高血压和动脉硬化症。斯大林是在2月发病的。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斯大林同马林科夫、贝利亚、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在克里姆林宫看过电影后，乘车来到了斯大林的孔策沃别墅里。斯大林当时精神状态良好，边高声说笑，边步入走廊送大家出来。从这次“晚餐会议”看，斯大林的身体还没有明显的患病症状。

    第二天是星期日。斯大林经常在星期日晚间要召开会议。但这天晚上不见通知开会，赫鲁晓夫一等再等，见很晚了，便上床睡觉。突然，电话铃响了。

    马林科夫打来电话，说契卡人员从斯大林别墅里打电话告诉他：斯大林出了什么事。他要赫鲁晓夫最好去一下，并说他已通知了贝利亚和布尔加宁。赫鲁晓夫不敢怠慢，当即驱车来到孔策沃别墅。

    当时，斯大林患了严重的中风症，昏昏迷迷地躺在地板上已达4个小时之久，未得到及时的医治。因为斯大林平时严肃，他的卫兵和侍从得不到他的允许，不敢擅自走进他的房间。那天，斯大林在就寝前洗了一个蒸气浴，洗之前，有人曾劝他不要一个人去，说血压高的人洗蒸气浴不安全。斯大林没有听劝告。据苏联报纸报道：“他当时一个人呆在屋内，人们已在屋内的沙发上为他铺好了床。他是不会在次日12点或下午1点以前起床的。不经他的召唤任何人不得进屋。”

    往日，斯大林常在深夜11点唤人送些茶和吃的东西给他，但这天晚上他一直没有唤人。因此，契卡人员便派斯大林的女佣人马特霄奥娜·彼得罗夫娜进去看。她见斯大林躺在他平常睡的那间大房间的地板上，像是从床上起来，跌倒了。当人们来到这个房间后，斯大林早已全身麻痹，不能讲话了。

    人们把斯大林的衣裳解开，将他搬上平时睡觉的沙发上去，那里的空气好些。医生们来了，检查、诊断，询问病情。斯大林急得直摇头，却说不出一句话来——他已经失去了说话的能力。

    接到紧急电话的赫鲁晓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等领导人先后赶到别墅，探望病情，但没有立即决定抢救方案。赫鲁晓夫和贝利亚都掩饰不住篡夺最高权力的野心，各人考虑着自己的主意、策略，而对抢救斯大林并不热心。

    医护人员做了些抢救工作。但三天过去了，斯大林的脑溢血不但没有好转，反而危及到呼吸系统，严重的缺氧导致窒息。3月5日晚，斯大林脸色灰暗，嘴唇青紫，呼吸十分微弱；突然，他睁开双眼，用炯炯的目光扫过身边的每一个人；接着，又抬起左手，指向天空，仿佛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人们；但是，他什么也没有说，像熟睡一样，安详地闭上了眼睛，停止了呼吸。

    3月6日，苏联各报头版都镶上了表示哀悼的花边。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苏联部长会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出公告：3月5日晚9时50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因病去世。

    同一天，毛泽东即致电吊唁斯大林逝世。电文写道：“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和我自己，怀着无限悲痛的心情，获悉了中国人民最亲密的朋友和伟大的导师斯大林同志逝世的消息。这不仅是苏联人民而且也是中国人民和整个和平民主阵营以及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无可估量的损失。我现在仅代表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您及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表示最沉痛的哀悼。”接着，电文缅怀了斯大林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关怀、指导和支持。电文写道：“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斯大林同志三十多年来不断地关怀、指导和支持，是完全分不开的。在中国人民革命胜利后，斯大林同志和在他领导下的伟大的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对中国人民的建设事业，又给予了慷慨无私的援助。斯大林同志对于中国人民这样伟大的深厚的友谊，中国人民永远感念不忘。斯大林同志的不朽光辉，将永远照耀着中国人民前进的道路。”

    在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毛泽东的唁电，完全是真情实感，是发自肺腑的真话，绝不是“外交辞令”。就在他发唁电前的不到一个月，即2月7日，毛泽东在《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的指示》中，就特别强调了“要学习苏联”。他说，我们要进行伟大的国家建设，我们面前的工作是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不够的，因此“要认真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必须诚心诚意地向苏联学习”，“要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

    为了缅怀斯大林的业绩和友谊，号召人民学习斯大林的理论和革命精神，1953年3月9日，毛泽东发表了《最伟大的友谊》一文，对斯大林的革命活动作了高度的评价。文章指出：“斯大林同志在理论的活动上和在实际的活动上所给予我们当代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斯大林同志代表了我们整个的一个新时代。”

    在谈到斯大林和中国革命的关系问题上，毛泽东捐弃前嫌，宽以待人，对斯大林的功绩作了充分的肯定。他写道：“斯大林同志充满了对于东方被压迫人民的热情。‘不要忘记东方’——这是斯大林同志在十月革命之后的伟大号召。人们都知道：斯大林同志热爱中国人民，认为中国革命的力量是不可估量的，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他献出了崇高的智慧。”

    斯大林逝世后，苏共中央、苏联政府给予他本人高度评价，世界各国的共产党、工人党和人民民主国家的政府都给予他本人高度的评价。到这时，斯大林的事情好像已经结束了。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突然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作了个关于斯大林问题的“秘密报告”。这个报告，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政治事件，万众瞩目，举世震惊，毛泽东也感到十分突然。

    那是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召开了。会上，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作了述职报告，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亚·布尔加宁作了苏联国民经济发展的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代表们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但是，当大会公布的日程临近结束时，会议突然宣布：大会将要延长，大会代表离开莫斯科的日期将要推迟，赫鲁晓夫要作第二次报告。代表们惊奇地等待着，会议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赫鲁晓夫决心要在大会上宣读他早已准备好的关于斯大林个人崇拜问题的报告，但是，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伏罗希洛夫等著名领导人坚决反对。双方争执不下，事情闹僵了。

    赫鲁晓夫有个怪脾气，他的主意不能反对。他的主意越是遭到多数人起劲地反对，他的主意越固执，信念越坚定，他为他的主意辩护的理由就越充足，态度越粗暴、越蛮横，有时甚至不惜捶胸跺脚拍桌子。他认为，斯大林搞个人崇拜的错误是十分严重的。如果对于谴责斯大林个人崇拜问题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如果不深究“大清洗”运动的细节，那就意味着欺骗全党。赫鲁晓夫反复阐述了这种观点，并建议由莫洛托夫宣读秘密报告。莫洛托夫摇摇头，坚决拒绝干这种事。

    马林科夫心平气和地劝赫鲁晓夫不要干这种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说这可能给共产主义事业带来不可预测的后果。

    赫鲁晓夫不听劝告，在一次大会休息时，趁主席团委员们聚集在一个专门的休息室里边喝饮料边讨论会务事宜，赫鲁晓夫说：“同志们，我们对波斯别洛夫同志的发现准备怎么办？对所有被捕和被清洗的人们我们准备怎么办？大会即将闭幕，我们大家又快要分散了，对斯大林时期滥用职权的行为没有说过一句话。现在我们已知道，在镇压期间受到迫害的人们都是无罪的。我们已经无可争辩地证明，他们不是阶级敌人，他们是一些忠实的男女同志，他们忠于党，忠于十月革命，忠于列宁主义事业，一心为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努力。我们再也不能让人家继续流放或关在集中营里了。我们应该想个办法让他们回来。”话一落地，立刻遭到暴风雨般的激烈反对。特别是伏罗希洛夫立刻大声吼道：“你怎么了？你怎么能这样说话？你以为能在代表大会上把全部东西一摊就可以脱身了吗？你可曾想过，对我们党和国家的威信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你不可能把你的讲话保守秘密。消息会泄露出去，说斯大林领导下发生了什么，于是手指就要直接指向我们。对斯大林领导下我们这些人自己充当的角色，我们又将能说些什么呢？”卡岗诺维奇立刻附和，用高昂的调子，激烈反对赫鲁晓夫的主张。

    赫鲁晓夫硬着头皮，沉着应战。他说：“同志们，我请你们再从另一个方面想一想，我们是在主持斯大林死后的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因此，我们有责任向代表们坦率说明有关年代里党领导的一切行动。”“同志们，我请求你们支持我。代表大会将近结束，代表们即将散去。”“我们手头有波斯别洛夫的调查材料，我们知道一切。我们知道党内有过高压统治和专横统治，我们必须把我们知道的事情告诉代表大会。”

    主席团委员们的反应“再一次像暴风雨般的激烈”。

    莫洛托夫等人都坚决反对。他们质问赫鲁晓夫：“你可知道将会带来什么后果？”

    赫鲁晓夫是不管党的后果的，他说必要时“我自己准备作这样一个发言，说明我对那些逮捕和处决的看法”。后来，赫鲁晓夫果然不顾多数人的反对，作了“秘密报告”。

    此时，代表大会已经选举出了新的一届中央委员会，并已选举赫鲁晓夫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在选举了中央委员会和即将提名主席团的短暂间隙，赫鲁晓夫抓住对他的权力尚无限制的有利时机，采取了决定性的行动。”

    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基本材料，全部是由波斯别洛夫起草的。波斯别洛夫原名菲格尔逊，生于1898年，曾在党中央的理论杂志《布尔什维克》工作过。1940年至1949年期间曾任《真理报》编辑，参加《斯大林传略》一书的编写工作。该书是斯大林个人崇拜的代表作，此时他向赫鲁晓夫提供了有关斯大林在审订该书中亲笔自我颂扬的鲜为人知的材料。1949至1952年间，他曾任联共（布）中央附设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院院长。赫鲁晓夫上台后，他追随其后，调查收集材料，炮制了这颗政治原子弹。

    看到这里，人们必然要问：赫鲁晓夫为什么不顾联共中央主席团多数委员的激烈反对，不顾给苏联党和国家及国际共运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而处心积虑、迫不及待地非要在已经宣布闭幕的二十大上宣读秘密报告不可？他为什么要不顾一切地以点代面、以偏概全、攻其一点、千方百计地全盘否定斯大林？要弄清这些问题，必须简要地回顾一下赫鲁晓夫的历史及其和斯大林的关系。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1894年4月17日，生于乌克兰库尔斯克省卡利诺卡村。他15岁起先后进入煤矿、焦化厂和机械厂当学徒和钳工，参加工人罢工。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以列宁为首的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赫鲁晓夫参加了顿涅茨流域赤卫队第一团。1918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成为俄共（布）党员；参加红军，在国内战争中任营政治委员。战争结束后转业回家，到顿巴斯的一个区任区委书记。1923年被保送入工农速成中学学习，因反对“右倾分子”斗争积极，被任命为党委书记。1925年参加联共（布）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初次见到斯大林。

    1927年，出席联共（布）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积极追随和热情宣传卡冈诺维奇，坚决站在斯大林一边，反对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等的“新反对派”。斗争取得胜利，确立了农业集体化的方针。

    1928年，卡冈诺维奇调入联共（布）中央任书记处书记。乌克兰党中央新任的第一书记科西奥尔到任，赫鲁晓夫拍马逢迎。科西奥尔挑选赫鲁晓夫任基辅州党委组织部长。次年，在卡冈诺维奇的关照下，赫鲁晓夫进入苏联“高干摇篮”——莫斯科工业学院学习。在此结识了斯大林的夫人娜杰日达·谢尔盖耶夫娜，从而得到了“一张幸运的彩票”。后来，赫鲁晓夫回忆说：“直到我成了莫斯科市委书记，开始经常到斯大林家里去吃饭时，我才意识到，娜佳把我在工业学院里为维护总路线而斗争的情况告诉斯大林所达到的详细程度。有时斯大林会提醒我一些连我自己也忘记了的事件。”

    历史经验证明：阴谋家和投机家是最善于投机钻营、拍马逢迎的。先投其所好，取得信任，然后背后一刀，把你置于死地；再踩着你的脑袋向上爬——是他们的基本战略。斯大林的警惕性很高，甚至因多疑而错杀了许多人；但由于缺乏经验，没有防住通过亲属这个“后门”，进入身边，长期伪装，骗取信任的阴谋家。因此，后来，赫鲁晓夫得意忘形地回忆道：“娜佳的汇报有助于斯大林决定对我的态度。我把它叫作我的彩票。当斯大林通过娜杰日达·谢尔盖耶夫娜观察我的活动时，我抽得了一张幸运的彩票。由于她，斯大林才信任我的。在往后的岁月里，他有时攻击、侮辱我，有时对我作出粗鲁的评语；但他总是讲过就算了，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天，他都是喜欢我的。”

    “起初我以为我在莫斯科党内的提升，是应该感谢卡冈诺维奇的，但我很快就发现，我的提升出于斯大林本人的成分比卡冈诺维奇更多。显然，斯大林一直在通过他的妻子，娜杰日达·谢尔盖耶夫娜注意着我。她在斯大林面前为我唱赞美诗，于是斯大林就叫卡冈诺维奇帮我的忙。”

    1930年，赫鲁晓夫当选为莫斯科工业学院党委书记。次年被选为莫斯科市鲍曼区党委书记，后又提升为莫斯科最大的红色普列斯尼亚区党委书记，因在工业领域首倡“斯大林接力赛”，受到斯大林的特别注目和党中央的格外重视。

    1932年斯大林妻子娜佳开枪自杀，引起诸多猜测。赫鲁晓夫被提升为莫斯科市委第二书记，成为该市党委第一书记卡冈诺维奇的得力助手。次年，他与卡冈诺维奇一起带头称斯大林为“我们的导师和领导人”，并第一个称斯大林为“天才的领袖”。1934年，联共（布）十七大召开，他是大会发言中唯一的一个称颂斯大林为“天才的领袖”之人，被选为中央委员，时年40岁。所以追根溯源，对斯大林搞个人崇拜的发明权，还属于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尝到了歌颂斯大林和对斯大林搞个人崇拜的“甜头”，于是，把这当作升官发财的“法宝”和向上爬的“阶梯”，“歌颂”的调门越来越高，“崇拜”的程度愈来愈强，以致使斯大林这样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也禁不住堕入“迷魂阵”，时不时昏昏然起来。后来，赫鲁晓夫竟然称颂斯大林为“人民的慈父”，“生身的父亲”。1935年2月1日，联共（布）中央全会决定修改1924年苏联宪法，成立了由31人组成的宪法起草委员会，斯大林任主席，布哈林、拉狄克等人也参加委员会的工作。在1936年11月的苏维埃第八次非常代表大会上，斯大林作了题为《论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大会通过了这部宪法的最后文本。赫鲁晓夫也趁此歌颂斯大林，搞个人崇拜。

    在大会讨论期间，赫鲁晓夫坚决主张把行将通过的新宪法称为“斯大林宪法”。

    他说：“这部宪法从头到尾都是斯大林同志起草的。”据历史档案记载：“宪法起草委员会的文件有力地说明，苏联宪法草案是由一批（党和政府）领导人员集体草拟的。”

    在大清洗的日子里，斯大林的肃反扩大化浪高一尺，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颂扬风就高过一丈。1936年8月，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16人被处死刑的前两天，赫鲁晓夫一方面指示有关部门准备声讨“人民的敌人”的大型集会；另一方面，又组织党的积极分子上书斯大林，坚决支持处决“人民的敌人”。他在群众大会上演说道：“是您，斯大林同志，在全世界高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伟大旗帜，向前挺进，我们向您保证：更紧密地把党和非党的布尔什维克团结在斯大林主义的中央委员会和伟大的斯大林周围。”

    请注意，在这里，他又提出了“斯大林主义”！这表明，是赫鲁晓夫第一次把斯大林提到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同的高度上。据美国专家拉扎尔·皮斯特腊克考证，赫鲁晓夫的阿谀奉承是空前的，早于联共（布）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在1934年1月的一篇社论中，只是把“天才的领袖”、“列宁主义”这样的字眼用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对于斯大林只是说“无产阶级已经为他们找到一位最称职的继承人——伟大的斯大林，革命思想和革命行动的巨人。”该文还称斯大林为“党的领袖、国际革命坚韧不拔的指导者，世界上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设计师”。但是《真理报》并没有把斯大林称为“天才的领袖”，更没有提出“斯大林主义”。

    过了不久，赫鲁晓夫把“斯大林主义”吹得更响了。他说：“我们的宪法就是在地球上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取得胜利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我们毫不怀疑，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终将征服全球……我们通过我们的宪法，我们庆祝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的胜利。”

    显然，这种过分“冒调”的吹捧，导出了严重的错误，可能也引起了斯大林的不安。后来，《乌克兰共产党人》杂志在驳斥帝国主义宣传机关的臆造时，曾严肃地指出：

    “作为一种学说或社会制度，从来不存在什么‘斯大林主义’，‘斯大林主义’是帝国主义宣传机关所发明的，目的是用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用来修正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

    读史至此，禁不住令人拍案惊叹：历史居然如此相似！40年后，在中国，大阴谋家林彪对毛泽东几乎采用了同样的手法——说毛泽东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到了“顶峰”，他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毛泽东闻讯，引起警觉，批判了林彪的“顶峰论”，说“什么一句顶一万句，我的话他根本不听”，“一句连一句也不顶”！暂时刹住了林彪的“吹捧风”。在苏联那“大清洗”加“大吹捧”的日子里，赫鲁晓夫的“高调吹捧”，若没有斯大林的授意反对和驳斥，是没有人敢出来反对或驳斥的，更没有人敢把赫鲁晓夫——时任莫斯科市委和州委第一书记、斯大林的红人创造的“斯大林主义”，斥之为“帝国主义宣传机关所发明的”。如果没有斯大林的授意或支持，即使有人敢出面反对，也必然会成为当时“大清洗”和“大屠杀”的对象。然而没有。这使人不能不对赫鲁晓夫说斯大林从来不制止颂扬他，为了“抬高自己的威望”，“采取了一切可以想到的方式”产生质疑。

    1937年1月23日至30日，莫斯科公开审讯“托洛斯基平行总部”案件，以“背叛祖国”等罪名，将皮达可夫等13人判处死刑，拉狄克等4人处以十年监禁，推动了第二次肃反扩大化的恶浪。对此，赫鲁晓夫呼风唤雨，推波助澜，起了非常重要的宣传、组织作用。1月30日，他亲自组织了20万人在红场举行大会，支持对皮达可夫等托洛斯基分子的判决，声讨被告的“罪行”。在大会上，赫鲁晓夫发表了重要演说，并通过广播、报纸，传往全国。赫鲁晓夫说：“这些凶手瞄准了我们党的心脏和大脑。他们攻击斯大林同志就是攻击我们全体，攻击工人阶级，攻击劳动人民！他们攻击斯大林同志就是攻击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学说！”“他们攻击斯大林同志，也就是攻击人类所拥有的一切美好的东西，因为斯大林就是希望，就是期待，就是全体人民进步的灯塔。斯大林是我们的旗帜，斯大林是我们的意志，斯大林是我们的胜利。”

    这时候，赫鲁晓夫已经把歌颂斯大林和声讨“受到迫害的人们”紧密地结合起来，用“忠实的男女同志”的头颅，铺垫他向上爬的阶梯。斯大林的肃反扩大化，成了赫鲁晓夫之流晋升、腾飞、飞黄腾达的翅膀。

    1938年3月2日至13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对“右派和托派反苏联盟”案件进行审理。这是肃反运动中的第三次公开审讯。主要被告是布哈林、李可夫和克列斯廷斯基等21名过去的苏联领导人。布哈林是党的杰出理论家，是“斯大林宪法”的主要起草人，时任苏联政府机关报《消息报》主编。列宁曾称他为“党的宠儿”，但也说他形同软蜡，政治上不稳定。布哈林对于罗织的罪名大声怒斥，但无济于事，他和李可夫等19人被处以死刑。

    赫鲁晓夫对布哈林、李可夫等人比较了解，也曾作过不少的赞颂，然而此时，他却翻脸不认人，在一系列的会议上，从十多人的领导人员会议到十万人以上的群众大会上，都反复强调：肃清“人民的敌人”——卑鄙的托洛斯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布哈林分子、李可夫分子——这些法西斯走狗、祖国的叛徒，都是“人民的慈父”斯大林同志的英明、洞察力和无穷无尽精力的伟大胜利。一次，在莫斯科斯大林选区8万人的群众大会上，赫鲁晓夫说：我们的敌人还没有被彻底粉碎，他们还隐在黑暗的角落和巢穴里。因此，他号召要坚定地、无情地粉碎工人阶级的敌人——托洛斯基分子、布哈林分子以及其他垃圾，其他坏蛋。他说只有这样，才能表明莫斯科人对列宁——斯大林的党，对伟大的斯大林衷心的热爱。

    赫鲁晓夫的阴谋得逞了。1938年初，斯大林提议由赫鲁晓夫担任乌克兰共和国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原来，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科西奥尔和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丘巴尔，都曾是赫鲁晓夫的老领导。他们对赫鲁晓夫成长、晋升都曾有过贡献，也曾受到赫鲁晓夫的敬重。但到此时，赫鲁晓夫一朝权在手，翻脸不认人，指责他们在肃反问题上有“温情主义”，对敌斗争不力。1939年2月，科西奥尔和丘巴尔先后被处死。对此，斯大林当然负有领导责任；然而，时任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并给斯大林提供重要情况的赫鲁晓夫，不能说与己无关。不仅如此，赫鲁晓夫到乌克兰后的半年内，还把科西奥尔和丘巴尔留下的并经大清洗幸存下来的83人，推进了大恐怖浪潮的深渊，其中有不少人都是赫鲁晓夫过去的同事、朋友。1938年5月，赫鲁晓夫公开宣布：“许多坏蛋、变节者和叛徒钻进了基辅的党组织。他们是外国的间谍。我们必须记住这一点，以便动员起来，更加团结一致；以便我们有力地打击工人阶级的敌人，打击托洛斯基分子、布哈林分子、民族主义分子。我们必须铲除一切垃圾，好让社会主义在我们的土地上繁荣昌盛起来。”赫鲁晓夫的两面手法着实厉害：一方面，对斯大林和上司吹捧、歌颂，搞个人崇拜，为他的向上爬找“提携人”；另一方面，利用肃反扩大化，大搞清洗、镇压和恐怖活动，把一切可能妨碍他“晋升”的人，包括他过去的领导、同事、朋友，都戴上“外国间谍”、“法西斯特务”、“托洛斯基分子”、“布哈林分子”等帽子，“统统抓起来，加以消灭”，使一般人不敢对他冒犯。所以，他向上爬的速度特别快。1938年，他经斯大林提议，任乌克兰共和国中央第一书记，兼任基辅州和基辅市委第一书记。不久，又被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成为苏联党政10位主要领导人之一。1949年12月，赫鲁晓夫被调回莫斯科，任莫斯科市和州的第一书记，兼任联共（布）中央书记处书记。1952年在联共（布）十九大上，赫鲁晓夫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被选入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成为苏共5位主要领导人之一。

    斯大林没有指定接班人。他逝世后，马林科夫虽被任命为党中央书记、部长会议主席，但他在政治上相当软弱，缺乏战略决策能力。赫鲁晓夫和贝利亚窥测方向，伺机夺权。贝利亚企图通过内务部、克格勃来驾驭马林科夫，经过军事政变的方式统掌苏联大权；赫鲁晓夫则用软办法，利用自己在党内的影响，通过重新恢复党的权威来掌权。他上下串联，多方活动，取得了马林科夫等人的支持，又征得了朱可夫等将帅的鼎力相助，苏共中央主席团一举粉碎了贝利亚集团，当场逮捕并处决了贝利亚。1953年9月，赫鲁晓夫取得了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

    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的秘密报告，揭露了斯大林晚年的错误，特别是揭露了斯大林在三十年代搞肃反扩大化、践踏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内幕，揭露了斯大林搞个人崇拜以及在卫国战争初期由于缺乏警惕造成巨大损失的有关材料。这份“秘密报告”，犹如一颗巨型的原子弹在克里姆林宫爆炸，它造成的“冲击波”迅速地辐射到苏联全国，辐射到全世界，令国内外公众震惊。

    赫鲁晓夫说在苏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的时候，他就是代表。在大会接近尾声时，一批州委书记利用会议休息时间，推开了主席团房间的门，找到基洛夫，要求基洛夫向斯大林转达意见，说大家对他的粗暴、急躁和傲慢都有意见，希望斯大林能够注意。基洛夫摇摇头，不想转达，要他们自己对斯大林当面去说。州委书记们说基洛夫和斯大林是朋友，说话容易接受。正在这时，斯大林来了，基洛夫顺便把州委书记们的意见告诉了斯大林。

    斯大林当时回答说：“谢谢你，谢尔盖。你是真正的朋友，我不会忘记这一点。”在场的人都很高兴。但在代表大会选举时，有数百名代表从无记名投票的名单上，勾掉了斯大林的名字。

    赫鲁晓夫认为，斯大林对此耿耿于怀，并且把猜疑心化作了报复行动。对代表们采取了残酷的打击报复措施。他列举的事实是：代表大会的1966名代表中有1108名不久就被处决了；138名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中有98名在被处决的名单之列。

    赫鲁晓夫指出：三十年代初期和中期，斯大林利用谢尔盖·基洛夫被人暗杀的事件，搞了一次“大清洗”，狠狠地打击了一大批实际上或者臆想中可能与他形成敌对势力的人，打击了一大批曾经加入过党内派别而早已改正了错误的共产党员，特别是一些曾经与列宁接近的人，他总把这些人作为潜在的对手、“敌对分子”。斯大林觉得他消灭的“敌对分子”越多，跳出来挡他道的人就越多，而这些人都是有胆有识、能说会写、具有独立判断是非能力的人；不除掉这些人，他个人在历史上的特殊地位就受威胁，因此，他便运用权力机构大批地清洗、处决这种人，造成了成千上万的牺牲者，又逼出了千千万万的对他歌功颂德的个人崇拜者，造成了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根据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通过了关于克服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后果的决议，宣布为成千上万的无辜的牺牲者昭雪，为大批幸存者平反正名。

    毛泽东看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却直摇头。他自己太激动了，放下报告，站起身来，在古老的颐年堂里，踱了踱步，想让心情平静下来。可是，他在屋里转了许久，回到桌前，赫鲁晓夫的报告，又映入他的眼帘。

    “我这个报告的目的并不在于全面地评价斯大林的生涯及其活动，就斯大林的功绩而论，在他活着的时候已经写过无数这方面的书籍、小册子、研究性文件……我们现在关心的是一个无论现在还是将来对党都是极为重要的问题，即对于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到底是怎样慢慢滋长起来的。而这种个人崇拜又怎样在特定的阶段成了给予党的各项原则、党内民主以及革命的法制秩序的极其严重的极其深刻的危害的一切事情的根源的。”毛泽东又站了起来，看不下去了！是啊！他一贯地反对主观，片面，而这些人却在故意地搞片面性，不知为什么他们不去看问题的本质方面、主流方面，而是强调那些非本质方面、非主流方面的东西，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以偏概全，全盘否定，这怎么行？毛泽东想着，喃喃地说：“哼！斯大林不是一般的人物，重要的会议，重大的问题，重要的人物，怎么能不搞全面的评价？你说‘目的并不在于全面地评价’，可事实上就成了全盘否定。”天快亮了，毛泽东已经有二十多个小时没有休息了，眼球上隐现红丝，可他仍心情激动，毫无睡意。卫士进来，劝他休息，并帮他服了安眠药，扶他躺在那张里边堆了许多书籍的硬木板床上。

    毛泽东躺在床上，取来一些文件翻阅，想把思想的注意力引开，慢慢入睡。按常规这样经过半小时到一个小时，药力发挥作用，便能入睡了。但是今夜不同，一个小时过了，他的思想还老在赫鲁晓夫的报告上思考，肆意驰骋，无论怎么收拢也收不住。

    斯大林无视列宁的思想教育的方法，他抛弃了思想斗争的方法而选择行政压力、大规模镇压和恐怖行动。斯大林利用惩罚机构日益大规模地、日益顽强地采取行动，在这同时，他也就逐步违反一切现行的理论和苏维埃法律。

    “无疑，用行政的、镇压的甚至恐怖的手段代替思想教育，斯大林犯了严重的错误。”毛泽东想着，又反思地问，可是恐怖全错了吗？叫敌人恐怖、害怕也错了吗？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只有一个社会主义的苏联，帝国主义都在千方百计地对它进行颠覆、包围、渗透，周围都是白色恐怖，一时人妖颠倒，鱼龙混杂，敌我难分！斗争复杂嘛！当年，我党也有过类似的教训。有人在中央苏区抓AB 团，搞扩大化，冤枉了不少好同志！好在我们发现得早，纠正得快。要不，人人自危，革命岂不完蛋！让自己人恐怖是错误的，可是，苏联的人民都恐怖吗？如果按赫鲁晓夫说的都那样恐怖不安，社会主义的苏联怎么能建成？那么凶恶的法西斯德国怎么能打败？毛泽东想着，又不由自主地爬起来，蹑手蹑脚地走到桌前，拿来了赫鲁晓夫的报告翻看：“斯大林随心所欲的做法不仅在决定有关国内生活的问题时是这样，还表现在苏联的国际关系上……有一次，我从基辅到莫斯科去见斯大林，斯大林指着最近送给铁托的信件抄本问我：‘你读过吗？’然而不等我回答，他就自问自答地说：‘我只要动一动小指头，铁托就会完蛋，他就会倒台’。我们可为这个‘动一动小指头’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看到这里，无数往事，无数痛苦的回忆镜头和画面，像潮水般地涌向毛泽东的眼前，使他无法摆脱。是的，斯大林确实这样干过，他派的李德、王明就不止一次地剥夺了我毛泽东的发言权。他的“小指头”确实厉害，有人想要我的命，就看斯大林是不是“动小指头”。但是，斯大林的小指头毕竟没动，我还是夺回了发言权。如今，斯大林死了，不能说话了，过去称斯大林为“父亲”、“天才”、“无比英明”、“永远正确”的赫鲁晓夫，现在说他是“暴君”、“凶手”、“混蛋”、“白痴”和“罪犯”，我毛泽东不能落井下石，不能忘记他说过的正确的话，不能忘记他办过的正确的事，更不能忘记他对中国革命的支持和援助。毛泽东心似平原跑马，驰骋难收。

    卫士进来了，帮他第二次服了安眠药。但是，他躺了好久，还是一点睡意也没有。眼看阳光已经照到窗上，他干脆起床，接着工作。

    不久，米高扬来到北京，毛泽东明确地告诉米高扬：斯大林功大于过。你们采取的方式、方法不好，缺乏全面分析，缺乏自我批评，事前没有和兄弟党商量。不联系当时的历史背景，时代特点，简单地说成是一个人的罪行，这不对，不好。

    毛泽东考虑的不仅是斯大林的评价问题。因为斯大林是当时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对他的褒贬，不仅关系着苏共和苏联国家的威信，而且直接关系着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衰，关系着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败。因此，在赫鲁晓夫的报告之后，他不得不进一步考虑今后世界共运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如何发展的问题。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题目是《论十大关系》。在这篇讲话中，毛泽东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总结了中国的重要经验，论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提出了适合中国情况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基本思想。在这篇讲话中，毛泽东特别讲到了中国和外国的关系，讲到了苏共对待斯大林的问题。他说：“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中央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按照这个分寸，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三七开的评价比较合适。斯大林对中国做了一些错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一九四九、一九五〇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可是，我们还认为他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这是公正的。”

    在这篇讲话中，毛泽东还强调向外国学习。他说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照搬。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应当这样。对于斯大林讲得对的那些方面，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学习。

    时间过了四个月，到1956年8月30日，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又发表了《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的讲话，号召总结中共七大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在讲话中，毛泽东认真总结了斯大林错误的教训，提出了中共要继承党的优良传统，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

    毛泽东自问自答地说：斯大林为什么犯错误呢？就是在一部分问题上，他的主观跟客观实际不相符合。现在我们的工作中还经常有许多这样的事情。主观主义就是不从客观实际出发，不从现实可能性出发，而是从主观愿望出发。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受主观主义的害时间很长，受了很大的惩罚，根据地差不多丧失干净，革命力量丧失百分之九十以上，一直到这个时候，我们才开始觉悟。经过延安整风，着重调查研究，才把这个问题搞清楚。这就是说，理论与实践要统一，思想必须反映客观实际，并且在客观实践中得到检验，证明是真理，这才算是真理，不然就不算。

    在这里，毛泽东批评斯大林和赫鲁晓夫的批评斯大林显然不同。首先是立场不同。毛泽东是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上，对斯大林采取同志式的客观分析的态度，甚至把自己也摆进去，共同总结经验教训，多次讲到“我们的工作中还经常有许多这样的事情”，“我们这几年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是主观主义的毛病到处都有。不仅现在有，将来还会有。主观主义永远都会有，一万年，一万万年，只要人类不毁灭，总是有的，有主观主义，总要犯错误。”他不像赫鲁晓夫那样，站在敌对的立场上，企图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

    其次，观点不同。毛泽东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的观点，从认识论的高度上，用哲学家的眼光，来看待斯大林的错误，指出斯大林之所以犯错误，“就是在一部分问题上他的主观跟客观实际不相符合”。同时，又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说明主观主义危害大、面积宽、范围广、时间长，要全党认真克服。而不像赫鲁晓夫那样用修正主义的观点，把斯大林的错误完全说成是个人品质的问题。离开当时苏联处在世界帝国主义的包围之中，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先例、缺乏经验等客观条件，将个人错误无限夸大，从而起到否定马列主义、丑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作用。

    最后，方法不同。毛泽东采用实事求是、科学分析、总结经验的方法，具体地分析斯大林犯错误的国际环境、国内条件、主观因素、社会效果等各种矛盾斗争的情况，从中引出规律、经验来，指导党和人民的革命、建设事业；而不像赫鲁晓夫那样对斯大林采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无限夸大，否定全盘。

    就在这篇讲话中，毛泽东特别强调了增强党的团结，反对宗派主义的问题。他说，首先是要团结几十个共产党，团结苏联。因为苏联发生了一些错误，这方面讲得多了，吹得多了，似乎那种错误不得了，这种观点是不妥的。

    毛泽东对斯大林的错误，进行了认真的、客观的、具体的分析。他指出：任何一个民族不可能不犯错误，何况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经历又那么长久；帝国主义又千方百计地对他进行包围、封锁、颠覆、渗透；斗争十分复杂激烈，不发生错误是不可能的。同时，毛泽东又特别指出：苏联发生的错误，像斯大林的错误，它的位置是什么呢？是部分性质的，暂时性质的，虽然听说有些什么东西有二十年了，但是暂时的，部分的，是可以纠正的。苏联那个主流，那个主要方面，那个大多数，是正确的。接着，毛泽东列举了三件大事，说明了斯大林和苏联的主流和主要方面。三件大事是：第一，俄国产生了列宁主义，斯大林继承了列宁的事业，经过十月革命，变成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第二，斯大林坚持列宁主义，在苏联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使它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工业国；第三，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战胜了法西斯，为世界人民的革命和进步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因此，毛泽东说：要加以分析。我们说过，对斯大林要三七开。他的主要的、大量的东西，是好的，有用的；部分的东西是错误的。

    第一章毛泽东总结斯大林的经验教训，研究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像一枚超级政治原子弹，在苏联的心脏——克里姆林宫爆炸了！它的冲击波将冲击苏联，冲击世界。”西方人士的这种评论，不无道理。的确，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一传出，在世界各地，很快地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西方政界人士认为这颗“超级政治原子弹”在共产主义“铁幕”后面炸开了裂缝。于是，他们接过赫鲁晓夫“反斯大林主义”的旗号，积极推行和平演变战略，企图使社会主义阵营解体，而不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对此又缺乏应有的警惕。由于当时的苏共和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具有很高的威信，而赫鲁晓夫又是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具有很大的煽动性和号召力，所以许多人都盲目地、简单地跟着他批判“斯大林主义”，造成了严重的思想混乱。

    高瞻远瞩的毛泽东，面对此情，心情沉重，认为这种思想混乱若不及时扭转，澄清是非，势必影响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些基本问题，影响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在这些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人有必要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原则立场。于是，在赫鲁晓夫做秘密报告后不到40天，毛泽东就提议并主持撰写了一篇论文，题目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文章草稿写出后，毛泽东于1956年4月2日凌晨4时前，对文章作了认真的修改，又致信刘少奇、邓小平，请邓小平立即印成清样，送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副秘书长，以及王稼祥、陈伯达、张际春、邓拓、胡绳等。3日下午，毛泽东召集政治局会议，请看过清样的同志参加讨论，提出意见，进行修改。4日下午，又第二次打成清样，请书记处再讨论斟酌。4月5日，《人民日报》以编辑部名义，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并且说明这篇文章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其实，毛泽东对这篇文章作过多次修改，提出了不少重要思想。

    首先，要正确评价斯大林的功过是非，实事求是地对待共产党人所犯的错误和工作中的失误。毛泽东指出：“斯大林在他一生的后期，愈陷愈深地欣赏个人崇拜，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违反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因而发生了例如以下的一些重大的错误：在肃反问题上扩大化；在反法西斯战争的前夜缺乏必要的警惕；对于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农民的物质福利缺乏应有的注意；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特别是在南斯拉夫的问题上作了错误的决定。斯大林在这些问题上，陷入了主观性和片面性，脱离了客观实际状况，脱离了群众。”

    与此同时，毛泽东对斯大林的功绩也给予了实事求是的肯定。他写道：“在列宁逝世之后，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物的斯大林，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党人对于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发生的错误，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有些人认为斯大林完全错了，这是严重的误解。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也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应当用历史的观点看斯大林，对于他的正确的地方和错误的地方作出全面的和适当的分析，从而吸取有益的教训。不论是他正确的地方，或者错误的地方，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种现象，带有时代的特点。”

    其次，毛泽东还分析了斯大林错误的思想根源和理论根源。他指出，斯大林的错误在于“使自己的某些行动和自己原来所宣传的某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处于相对立的地位。一方面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承认党必须永远地联系群众，必须发展党内民主，开展自我批评和自下而上的批评；另一方面却又接受和鼓励个人崇拜，实行个人专断，这就使得斯大林后一时期在这个问题上陷于理论和实践相脱节的矛盾”。

    《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发表之后，在世界上影响很大，反应强烈。而赫鲁晓夫看后，不以为然。后来，他到中国来说斯大林的坏话，毛泽东摇摇头，冷静地说：“世界上没有完人，斯大林也一样。你看看吧，任何人都有两点：长处和短处，优点和缺点。你们这样不看斯大林的成绩、优点，专攻他的缺点、错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把他全盘否定，这不公正。只能给帝国主义提供炮弹！按你们这种办法，任何人都可以否定，但这不符合实际情况。从实际情况来看，斯大林的成绩、优点、长处是主要的，应当二八开。”赫鲁晓夫急了，又讲了斯大林的许多坏话。

    毛泽东淡淡一笑，幽默地说：“这样吧，赫鲁晓夫同志，你说了半天，挺辛苦的，就三七开。斯大林是国际人物，有世界影响，为世人瞩目，不能全盘否定。你这样全盘否定，不符合实际，只能给帝国主义提供炮弹！你在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怎么很快传到美国、英国、法国去了？”

    赫鲁晓夫张口结舌，一时无言回答。毛泽东接着责问：“赫鲁晓夫同志，你知道吗？人家利用你这炮弹，攻击社会主义呀！”“这不要紧！”赫鲁晓夫强词夺理，“我可以发个声明，说那是他们造谣，我根本没有做过那个报告！”

    “那是掩耳盗铃！”毛泽东说罢，望着赫鲁晓夫那光溜溜的脑袋和不负责任的神态，忍不住气得笑了。他说：“你的秘密报告，我手里也有一份，怎么能不承认？这是你给人家提供的炮弹嘛！”

    赫鲁晓夫气急败坏，把手一挥，脑袋一摇——意思是说管他呢……1956年夏，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恶果日益显露出来。西方政界人士借机诋毁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出现了一股右倾思潮，各种所谓“民主”、“自由”的呼声遥相呼应，不久，又陆续发生了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很快地形成了几次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大风潮。

    各种报刊、报告、情况汇报乃至紧急呼吁，通过多种渠道，像雪片似的飞向北京，飞向毛泽东的身边。

    中南海，颐年堂。毛泽东坐在他那间古老的办公室里，翻阅这些从全国各地送来的报告、材料，心里不是滋味。其中大部分是各级党组织的报告、请求、请示，还有一些呼吁，甚至有告急求援的。有一些批评共产党的言论汇编，其中有正常的批评，也有恶意的诽谤，甚至有要求共产党下台、“轮流坐庄”的言论。同时，又有大量的工农兵群众和普通共产党员的来信、来电，表示对攻击者的不满、愤慨，要求党中央采取措施……善意的批评和恶意的攻击混在一起，热情的帮助和诬蔑的语言同时袭来。毛泽东看了半天，站起身来，离开窗口，在屋子里踱了一阵步，摇摇头，叹口气，自言自语地说：“唉，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尤金讲不清。”

    1956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毛泽东主持撰写并经他多次修改的长篇文章《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文章有一段重要的论述。该文写道：

    帝国主义在1956年10月的匈牙利事件中的活动，是帝国主义在侵朝战争以后对于社会主义阵营一次最严重的进攻。

    …………为了反共、反人民、反和平的目的，帝国主义国家应该团结起来——这就是杜勒斯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理事会会议上所说的“在世界历史的这一紧要关头，必须有一套生活和行动的哲学”的主要含意。杜勒斯多少带着醉意地断言：“苏联共产党结构正处于恶化状态（？），而统治者的权力正在崩溃（？），面对着这种形势，自由国家必须保持道义的压力，这种压力有助于破坏苏联——中国共产主义体系，有助于保持军事实力和决心。”他号召北大西洋公约国家“搞垮以军国主义（？）和无神论观念为基础的苏联强有力的专制政治（？）”，并且认为，“改变共产党世界的性质，在现在看来似乎是可能的事情”！

    文章明确指出：我们从来认为敌人是我们最好的老师。现在杜勒斯又在给我们上课了。尽管我们一贯主张而且继续主张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应该和平共处，实行和平竞赛，帝国主义者还是时时刻刻都想消灭我们。因此，我们无论什么时候也不能忘记敌人同我们之间的严重斗争，这就是世界范围内的阶级斗争。

    然而，毛泽东关于防止和平演变的思想，并未引起苏共和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的重视。

    1957年11月，毛泽东乘坐“图104”客机飞抵莫斯科，参加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庆典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赫鲁晓夫和苏共领导人亲临机场迎接，他握着毛泽东的手，说：“感谢你能够来参加莫斯科会议。”

    毛泽东淡淡一笑，沉稳地说：“形势起了很大变化，各国共产党应该互相通气，重新肯定十月革命的普遍意义。”

    “您说得很对。”赫鲁晓夫满脸堆笑，频频点头，但他后几下的点头却不大自然。因为他已经觉察到，毛泽东的后一句话为会议定下了基调，而这个基调是他不大爱听的。然而，他又无可奈何，世界上的领袖人物，不管愿意不愿意，只要同毛泽东到了一起，就会不知不觉地以他为中心。你瞧，现在，在迎宾谈笑之中，他又定下了这个严肃、重大而又不容反驳的主题，逼得赫鲁晓夫心里不悦，嘴上还得连连说：“很对，很对！”

    接下来，毛泽东同苏联党、政、军的领导人一一握手，并由赫鲁晓夫陪同检阅了三军仪仗队，然后到克里姆林宫下榻处休息。在一切安排妥当之后，赫鲁晓夫握着毛泽东的手，不无殷勤地说：“亲爱的毛泽东同志，顺便告诉你一声，您将住在沙皇的寝宫里。”“什么意思？”毛泽东立刻抽回了被握的手，面色严肃起来。机灵的赫鲁晓夫立刻意识到自己的精心安排未必能得好报，急忙解释：“我们为您选择了最好的房间，这是我们苏联同志对您的一片深情……”

    毛泽东无心细听赫鲁晓夫的解释，告别主人，慢步通过走廊，来到楼下，来到翻译李越然和保健医生李志绥住的房间里。他的身后，卫士长李银桥和苏联派的卫士长谢尔巴阔夫也随后跟来。

    李越然忙问：“主席，有什么事吗？”毛泽东只摆了一下手，没有说话。他走进屋门，见这个房间不大，但各种生活设施应有尽有，便转回身，上楼去了。“主席像有心事。”李越然心里正在嘀咕，李银桥来了，把他叫到毛泽东的寝室里。毛泽东独自一人，静坐床边。见李越然来了，轻轻招了招手。李越然忙轻步走到毛泽东身边。毛泽东用很轻的声音对李越然说：“请你帮我办件事，成了更好，不成再说。你去告诉苏联同志，说这间房子太大，请他们给调一下。你们搬上来，我下去住到你们那里去，好不好。”李越然一听，脑袋摇得像个拨浪鼓：“这可不行，这不行！”

    “你看你，”毛泽东急了，批评翻译，“还没去讲，也不知道人家是怎么想的，就说不行，主观主义。”“说也不行，你不信，这是人家花了好大劲专门为您准备的……”“你去说，先去说说看。”李越然出来，没有去找苏联同志说，先去报告随行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杨尚昆忙邀集几位领导同志一起，走进毛泽东的寝室……毛泽东少有地作出让步，没有再坚持搬家，但他躺在沙皇住过的寝室里，一直失眠、难受。他觉得一个共产党人住进俄国沙皇的寝室里，不是一种特殊的照顾，特别的荣誉；而是一种软化的折磨，变相的侮辱。然而，有一些号称共产党人的领袖，却在极力追求沙皇、贵族的享受，这不是被人家演变过去了吗？毛泽东一夜吃了三次安眠药，还是睡不着。

    后来，他在这里会见赫鲁晓夫、多列士、陶里亚蒂等各国共产党的领袖，他明白了苏共二十大的路线在国际共运中是大有市场，大有支持者的。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提出了两个新理论——通过赢得议会多数“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不仅可能和帝国主义国家和平共处，而且还可以和平合作。毛泽东反对这两个新理论，多列士和陶里亚蒂却支持它。

    在纪念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的活动中，毛泽东在列宁山向群众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在演讲中，为了顾全大局，维护国际共运的团结，他有意避开了斯大林问题，避开了“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盛赞了列宁，盛赞了十月革命的普遍意义，盛赞了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为世界革命所作的伟大贡献。

    毛泽东是政治家，是诗人，又是哲学家，他看待事物，往往运用哲学的武器，透过现象看本质，从本质上把握事物发展的趋势，考虑处理各种复杂的矛盾。现在，斯大林逝世了，赫鲁晓夫反斯大林，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要把斯大林一棒子打死，打入地下九千丈的地狱。有些人认为斯大林错了，苏联不行了，共产主义和共产党都不行了，就极力地鼓吹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这就是当前斗争的实质。毛泽东想着，又走到写字台前，拿起几份材料细看。这几份材料，都是有关党组织报告那些发表攻击性言论的人的情况的。按逻辑推论，这些人一定是仇恨共产党的地主、资本家，或者是和国民党有瓜葛的反革命。然而不，不是。他翻遍了所有的材料，惊奇地发现，发表那些攻击性言论的人，绝大部分都不是地主、资本家，也不是国民党右派，更不能说是反革命。其中有些人，他知道，在过去的革命斗争中，是和共产党风雨同舟、赤诚合作和国民党反动派坚决斗争的。有些人是共产党员，甚至是一贯表现很好的共产党员，但是对党有意见，对领导有意见。有些意见虽然尖锐、激烈，具有攻击性，但不能说他们是“敌人”，是“敌我矛盾”。斯大林不就是把有意见的人，反对自己的人都当成敌人，用处埋敌我矛盾的方法去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犯了错误的吗？

    看来，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了，我们的党已经成了执政党，成了领导人民建设国家的核心，于是，领导和被领导的矛盾出来了，民主和集中统一、自由和组织纪律、正确和错误、香花和毒草的矛盾都出来了。各部分、各阶层人民的不同利益、观点、意见，形成了错综复杂的人民内部矛盾，都摆在了共产党的面前，看你怎么处理。闹不好，矛盾激化，群众闹事，游行示威，事情更不好办了，这恐怕是一些单位、地方党组织告急的原因。

    想到这里，毛泽东笑了。他轻轻地取来一支烟，点燃，吸着，又回味似地陷入沉思。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几十年了，我们动员人民，依靠人民，打倒了反动派，建立了新中国，真似如鱼得水，和人民水乳交融；可如今我们的党执了政，领导人民，人民内部的矛盾就突出了，大大地突出了，以至于唐太宗李世民的话“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也成了我们不能不想到的问题。毛泽东激情满怀，浮想联翩，觉得有许多话要说，有许多事要处理。但他不是一般地去说，去处理，而是要从一个新的角度，从一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都从未用过的角度去看、去讲、去处理。于是，他略一沉思，提起笔来，先写了一个醒目的标题：《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接着，他便挥毫如飞，龙飞凤舞地写了起来，一直写到夜半三更，写到旭日东升……

    不久，传来了波兰事件的消息，紧接着，又传来了匈牙利事件的消息，使他关于斯大林教训的思考，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思考，又大大地深入了一步。特别是1956年10月的匈牙利事件，使他十分震惊。布达佩斯20万群众涌上街头，要民主，要自由，砸碎了门窗玻璃，烧毁了汽车、用具，党的组织和契卡组织遭到破坏，大街小巷响起了激烈的枪炮声，一具具革命者的尸体被吊在街旁的路柱上。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逃往国外的匈牙利反动分子纷纷潜回布达佩斯，鼓吹独立、民主、自由，煽动群众造反，到处发生流血事件。拉科西和格罗都无法控制局势，要求苏联出兵。苏联共产党首先征求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意见。

    毛泽东认为事态是严重的，派刘少奇、邓小平秘密地访问了苏联。苏共又征求了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南共铁托的意见，得到赞同，派兵占领了布达佩斯，平息了匈牙利事件。

    毛泽东对于苏联出兵并不是完全同意的。他在前不久的波兰事件中，就坚决地反对苏联领导人企图用武力威胁波兰同志的“大国沙文主义”行为。现在，毛泽东也不同意把匈牙利事件简单地说成是“反革命分子捣乱”。

    毛泽东认为，匈牙利事件，是反革命分子“利用了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导致了“一部分人民”反叛人民政府。毛泽东多次强调：参加匈牙利事件的绝大多数人，属于“人民”的范畴，不同意对大多数“人民”进行镇压。

    谈到匈牙利事件的原因，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关于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是匈牙利事件的导火索。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说：

    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哥穆尔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子杀苏联，反所谓斯大林主义。

    欧洲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也批评苏联，这个领袖就是陶里亚蒂。帝国主义也拿这把刀子杀人，杜勒斯就拿起来耍了一顿。这把刀子不是借出去的，是丢出去的。我们中国没有丢。我们第一条是保护斯大林，第二条也批评斯大林的错误，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篇文章。我们不像有些人那样，丑化斯大林，毁灭斯大林，而是按照实际情况办事。

    不仅如此，毛泽东认为：列宁这把“刀子”，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相当多了。他提出的论据是：列宁主义就是十月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而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

    毛泽东反对赫鲁晓夫丑化斯大林，丢弃斯大林这把“刀子”，又认真地总结研究斯大林犯错误的经验教训，总结匈牙利事件的教训，总结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少数人闹事的经验教训，认为关键的问题，在于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在于正确地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要使“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和革命积极性受到破坏”。所以，他更加抓紧撰写《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间，尽管他已经三天两夜没有睡觉，可是精神仍然亢奋，伏案写作，毫无倦意。

    卫士封耀松蹑手蹑脚地走到毛泽东的桌前，说他很长时间没吃饭了，要给他搞点吃的。

    毛泽东放下疾书的笔，转过身来，用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望着卫士，摇摇头，像不想吃；可是停了一刹，又勉强地说：“不用搞了。你给我烤几个芋头来就行了。”

    光吃几个芋头怎么行？封耀松建议给搞点好吃的，毛泽东轻轻地挥挥手，不让打断他的思路，低下头去，又挥笔疾书。封耀松退出毛泽东的办公室，烤了六块小芋头，盛在小碟里，刚轻轻地端进门，却听见呼噜呼噜的鼾睡声。小封惊奇地一怔，蹑手蹑脚地走上前去，看见毛泽东左手抓着材料，右手抓着笔，伏在桌上，呼噜呼噜地睡着了。

    卫士怕领袖这样睡觉着凉，低声地叫：“主席，芋头烤好了。”毛泽东醒来了，矇眬着双眼，看了看小封，又搓了搓脸，说：“噢，又困又饿，先吃点吧！”说着，拿起一块芋头，站立起来，走到窗前，看见东方欲晓，天边露出鱼肚白色，满天的星星还在闪烁，便轻轻地活动了一下身肢，低声吟诵道：“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封耀松见毛泽东又熬了一个不眠之夜，还自得其乐地吟诗、活动，准备吃芋头，便退出屋，在门外等候主席吃完芋头再去看他还要什么。可是，他等了十几分钟，不见呼叫，也听不到响动，封耀松轻轻地推门进去，只见碟子里只剩下了一个芋头，毛泽东坐在椅子上，脑袋歪在右肩上，已经呼噜呼噜地睡着了。

    小封转到右边去端碟子，忽见毛泽东嘴里噙着半个芋头，没来得及咽；手里握着另一半芋头，没来得及放，就困倦得睡着了。

    封耀松放下碟子，转过身来，轻轻地去抠毛泽东嘴里的芋头，想让他睡得舒服些。谁料，他刚把芋头抠出嘴，毛泽东就被惊醒了。

    毛泽东突然一震，睁开那一对熬得网着红丝而又迷糊惺忪的双眼，把封耀松打量了一遍，问：“干什么？”

    “主席！你……”封耀松望着领袖那疲惫不堪而又艰苦奋斗的身子，忍不住哭了。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把刚才从毛泽东嘴里抠出来的那半块芋头，捧在手上。

    毛泽东不知怎么回事，叹了一口气说：“唉，别难受，我刚才态度不好，请你原谅！”

    卫士哭得更厉害了，哽咽着，走上前，双手搀着毛泽东，抽噎地说：“不，主席，不是的，不是你态度不好，是你太累了，你……把自己搞得太苦了。你看看，这芋头是……是刚从你嘴里抠出来的……你太累了、太困了，必须马上睡觉、休息！我求求你了……”

    毛泽东笑了，站起身来，走上前去，像哄乖孩子似的，接过那半块芋头，放进自己嘴里，吃了下去，又拍着小封的肩头说：“你看看，这不是吃下去了吗？吃饭，睡觉，都好办！你不知道，天翻地覆，天翻地覆啰！”

    封耀松还是擦着眼泪，说：“可不管怎么说，你总得休息呀！”“好！好！我听你的！”毛泽东顺从地整理着桌子上的文稿，笑着说：“你看，马上收拾，马上休息！”封耀松也过来帮毛泽东整理文稿，发现那一厚叠文稿的上边，写着一行醒目的大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根据他这部呕心沥血的著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博得了阵阵的掌声。后来，他又根据当时记录加以整理，作了若干修改和补充，于同年6月9日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在这部创造性的光辉著作中，毛泽东回答了斯大林逝世后时代提出的许多新问题，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许多新经验，指出了斯大林对社会主义制度认识上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方针和政策，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早在最高国务会议之前，毛泽东就明确指出：斯大林在一个长时期里不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直到他逝世前一年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本书中，才吞吞吐吐地谈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说如果政策不对，调节得不好，是要出问题的。但是，直到这时候，他还是没有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当作全面性的问题提出来，当作基本矛盾提出来，他还是没有认识到这些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矛盾。

    毛泽东当时认为，社会主义社会里的矛盾，一部分是敌我矛盾，大量表现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当前的少数人闹事就反映了这种状况。他说：“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广大群众一面欢迎新制度，一面又还感到不大习惯；政府工作人员经验也还不够丰富，对一些具体政策的问题应该继续考察和探索。”“在这个时候，我们提出划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界限，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就是十分必要的了”。他明确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

    毛泽东的讲话，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好评、响应和争鸣。李济深、章伯钧、郭沫若、黄炎培、陈嘉庚、马叙伦……纷纷放开喉咙，发言争鸣。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总结斯大林错误和匈牙利事件的经验教训，决定在全党开展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于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

    大部分人是批评本地区、本单位或最高当局的某些弊病，也有人向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发起了进攻，武汉等地有人不仅上街游行，而且喊出了反对共产党的口号！毛泽东火了，坐不住了！可是，一想到斯大林的错误，赫鲁晓夫的报告，匈牙利事件，他还是强压怒火，硬着头皮听着，听着……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乘坐着“图104”客机到北京来了。毛泽东热烈欢迎，请这位德高望重的苏联老人住进了中南海勤政殿。会谈中，伏罗希洛夫首先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是什么意思。毛泽东引用清朝诗人的一句诗答道：“万马齐喑究可哀么！”伏罗希洛夫紧追不放：“可是，难道你们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为什么要在报纸上刊登那些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毛泽东还是笑着答：“先放么。”“社会主义不应该允许这些右派言论。”“放出来我们才好驳么。”“可是会出乱子的。”“百家争鸣不是秘密报告。”毛泽东以守为攻，顺便刺了苏共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一下。

    气势逼人的伏罗希洛夫，顿时脸红了，势收了，显得有点尴尬。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他虽曾激烈反对，然而，毕竟是出笼了，传开了，在世界上掀起了不小的风潮，作为苏共的代表，自己怎么好光怨别人呢？伏罗希洛夫沉吟一刹，才略带歉意地说：“匈牙利事件是有教训的。秘密报告还引出那么多的大乱子，你们还公开登出这些右派言论……”“对，我们不搞秘密，我们是公开。”毛泽东解释说中国和匈牙利不同，有错误也包不住，“不要做阿Q，头上有癞疮，又不许人说，反而更被动。”伏罗希洛夫不以为然，说是敌人抓住一条缺点，大造舆论，就会煽起群众的不满情绪。“匈牙利就是这样闹出乱子来的。”

    毛泽东觉得伏老虽是好心，但他的思想观点，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还是停留在当年斯大林那种一捂二压的水平上。情况起了变化，教训如此之大，怎么还能用老观点、老办法，要相信群众嘛！他说：“不能做温室里的花草。如果没有见过风雨，没有取得免疫力，遇到错误意见就不能打胜仗。”

    话是这么说，伏罗希洛夫走后，过了不到十天，毛泽东看到有人确实借帮助共产党整风之机，大肆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5月15日，便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指示党“现在应当开始注意批判修正主义”。

    斯大林逝世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主义事业有发展也有挫折，有经验也有教训。为了总结斯大林的经验教训，发展社会主义事业，毛泽东除写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外，在其他许多的讲话、文章中，都有重要的论述。

    一、从思想方法上总结斯大林的教训，防止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毛泽东说，斯大林的主观主义，“就是在一部分问题上他的主观跟客观实际不相符合”。他注意度量，把握分寸，不说大部，不笼统地说“斯大林是主观主义”，而只说“他的主观跟客观实际不相符合”，并且严格地限制说“是在一部分问题上”。实际上，大量史料表明，斯大林的主观性是很强的，不能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很少注意修改他的主观认识跟客观实际不相符合的部分，并且往往采用行政命令、简单粗暴，甚至惩办、镇压的手段，贯彻他那跟客观实际不相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的意见、方针、政策，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毛泽东对斯大林的主观主义和粗暴作风，体会颇深，也作过多方面的斗争。但斯大林死后，他捐弃前嫌，不抓“辫子”，而是从世界观、认识论的高度上指出：所谓犯错误，就是那个主观犯错误，那个思想不对头。我们看到的批评斯大林的许多文章，就是没有提到这个问题，或者很少提到这个问题。

    毛泽东还批评斯大林搞形而上学。说斯大林有许多形而上学，并且教会了许多人搞形而上学。论据是斯大林在《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一书中，讲述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有四个基本特征。他第一条讲事物的普遍联系，好像无缘无故什么东西都是联系的。究竟什么东西联系呢？就是对立面的两个侧面的联系。各种事物都有对立的两个侧面。不谈对立的两个侧面，联系就没有条件。他第四条讲的是事物的内在矛盾，又只讲对立面的斗争，不讲对立面的统一。按照对立统一这个辩证法的根本规律，对立面是斗争的，又是统一的，是互相排斥的，又是互相联系的，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的。毛泽东指出：苏联编的《简明哲学辞典》第四版关于同一性的一条，就反映了斯大林的这种观点。辞典里说“像战争与和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生与死等等现象不能是同一的，因为它们是根本对立和互相排斥的。”这就是说，这些根本对立的现象，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同一性，它们只是互相排斥，不互相联结，不能在一定的条件下互相转化。毛泽东指出：这种说法，是根本错误的。

    接着，毛泽东具体地分析了战争与和平、生与死的同一性和相互转化问题。他指出：列宁引用过克劳塞维茨的话：“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和平时期的斗争是政治，战争也是政治，但是用的是特殊手段。战争与和平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联结，并在一定的条件下互相转化。和平时期不酝酿战争，为什么突然来一个战争？战争中间不酝酿和平，为什么突然来一个和平？可见，它们还是有同一性和相互转化的，生与死也一样。生与死不能转化，请问生物从何而来？地球上原来只有无生物，生物是后来才有的，是由无生物即死物转化而来的。生物都有新陈代谢，有生长、繁殖和死亡。“在生命活动的过程中，生与死也在不断地互相斗争、互相转化。”

    关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同一性和转化问题，毛泽东讲得更生动、更具体。他指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不能转化，经过革命后，为什么无产阶级变为统治者，资产阶级变为被统治者？比如，我们和蒋介石国民党就是根本对立的。对立双方互相斗争互相排斥的结果，我们和国民党的地位都起了变化，他们由统治者变为被统治者，我们由被统治者变为统治者。

    经过具体深入的分析之后，毛泽东指出：“对立面的这种斗争和统一，斯大林就联系不起来。苏联一些人的思想就是形而上学，就是那么硬化，要么这样，要么那样，不承认对立统一。因此，在政治上就犯错误。我们坚持对立统一的观点，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放香花的同时，也必然会有毒草放出来。这并不可怕，在一定的条件下还有益。”但是，苏联的领导人就是不赞成。

    二、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社会主义社会是个崭新的社会制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斯大林只强调社会主义社会的“和谐一致”、“高度统一”，而不承认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直到他逝世前一年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才吞吞吐吐地谈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说如果政策不对头，调节得不好，是要出问题的。毛泽东明确指出：直到这时，斯大林“还是没有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当作全面性的问题提出来，他还是没有认识到这些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矛盾。他以为他那个天下稳固了。我们不要以为天下稳固了，它又稳固又不稳固。”

    基于对斯大林错误的批判，基于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认识，毛泽东勇敢地指出：“有人以为社会主义就了不起，一点缺点也没有了，哪有这个事。应当承认，总是有优点和缺点这两点”，“说只有一点，叫知其一不知其二”。后来，他又进一步指出：“按照辩证法，就像人总有一天要死一样，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总有一天要灭亡，要被共产主义所否定。如果说，社会主义制度是不会灭亡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是不会灭亡的，那还算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呢？那不是跟宗教教义一样，跟宣传上帝不灭亡的神学一样？”

    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民族矛盾，是发展社会主义必须解决的重要课题。事实证明，社会主义社会在一定的范围内还存在阶级斗争，并且在一定的条件下还会激化。斯大林过分强调过社会主义的“和谐一致”，又犯过肃反扩大化的错误。毛泽东强调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但也犯过“文化大革命”、“打倒一切”的错误。可见处理好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民族矛盾十分不易，既要防止阶级斗争熄灭论的观点，又要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倾向，分寸、火候、方式、方法，都不易掌握。我们决不允许“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悲剧重演，但也不许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泛滥，造成全国性的动乱。因此，必须总结历史经验，掌握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在某些国家还有民族矛盾）的特点和规律，正确地制定反对和平演变的有效措施。

    三、关于个人崇拜。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毛泽东的心情一直是比较矛盾的。1958年毛泽东坦率地谈了自己的矛盾心情。他说：“1956年斯大林受批判，我们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为我们发展马列主义揭掉盖子，破除迷信，去掉压力，解放思想；惧的是赫鲁晓夫那样的阴谋家、野心家将来在我们党内出现，重演‘一棍子打死斯大林’的闹剧。”

    毛泽东分析地说：“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对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很显然，毛泽东的这种分析，和马克思关于反对“一切个人崇拜”的教导是不相符合的。他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不是坚决地、完全地反对；而是有保留的，有同情的，甚至认为有些是“正确的”。这种保留、同情和辩解，为后来中国的个人崇拜，留下了余地，创造了条件，以致发展到“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十年浩劫”，是应该引为鉴戒的。

    还应该看到，毛泽东在分析个人崇拜时，把“个人崇拜”和“个人服从”、“服从真理”等概念混同起来了。按《汉语词典》的解释，“崇拜”是尊敬钦佩之意，“服从”，则是遵照听从的意思。“个人崇拜”是将某个人加以“神化”，让人民尊敬钦佩；它和个人服从组织、战士服从班长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

    毛泽东总结斯大林的经验教训，及时地提出了建立一定的制度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防止个人突出和个人崇拜的现象发生。他明确指出：“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这一类现象还是会长期存在的。一次克服了，下次还会再出现。有时由这一些人表现出来，有时又由另一些人表现出来。人们在注意到个人作用的时候，常常会看不见群众和集体的作用。所以，有些人就很容易犯出狂妄自大、迷信自己或者盲目崇拜别人的错误。因此，反对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反对个人崇拜，是应该经常加以注意的问题。”

    为此，毛泽东提出：“我们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而避免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减少我们工作中的脱离客观实际情况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

    这些思想，在中共八大通过的政治报告和党章中，得到了体现和发挥。四、无产阶级执政党自身的建设，是社会主义事业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这是半个世纪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条重要经验。无产阶级政党在取得政权以后有没有腐化变质的可能？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之后有没有被和平演变的危险？最先提出这个问题的是列宁。他曾把共产党员的狂妄自大、文盲、贪污受贿称为苏维埃政权的“三大敌人”。在新经济政策时期，他曾力主“清党”，努力将旧制度的渣滓和各种投机分子清除出党。他说：“我们的党又是执政党，因而自然也就是公开的党，是加入之后就能掌权的党，我们在这个时期就不得不进行斗争，防止坏分子和旧资本主义的渣滓钻进和混进执政的党内来。”

    斯大林也重视无产阶级执政党的建设。1924年列宁逝世后，他坚持列宁的事业，捍卫和发展马列主义，发表了《论列宁主义基础》一书。他写道：“无产阶级所以需要党，不仅是为了争得专政，而且更是为了保持专政，为了巩固专政并扩大专政，以求取得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斯大林在执政党的建设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然而，他忽视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过分“粗暴”，往往以处理敌我矛盾的方式处理党内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犯了肃反严重扩大化的错误，给苏联社会留下更深刻的政治矛盾和民族矛盾。同时，他对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缺乏警觉和防范，以致使赫鲁晓夫这样的阴谋家得宠得逞，篡夺了领导权。

    毛泽东在执政党的建设方面始终殚思竭虑，毫不松懈。他提出的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注意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坚持干部参加劳动、密切联系群众等措施，对于防止和平演变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1963年，在谈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时，毛泽东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最重要经验是：革命能不能得到发展和胜利，取决于有没有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党。必须要有一个革命党。必须要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必须要有一个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革命党。必须要有一个善于把领导同广大人民群众密切联系起来的革命党。必须要有一个能够坚持真理、改正错误、善于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革命党。只有这样的革命党，才能领导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才能取得民族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才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实践证明，毛泽东的这一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五、坚定不移地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是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道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斯大林及时地引导苏联人民展开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巩固了社会主义制度。但他管得过死，卡得太严，没有及时汲取资本主义的技术、管理经验，长期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轻工业，影响了人民生活的改善；以简单的方式进行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西方视为“铁幕后面”年轻一代则不能经风雨、见世面，缺少“免疫力”；遇到“和平演变”、“糖弹进攻”，往往吃败仗，甚至难免“在一夜之间就从一个最强的国家，变成一个最弱和最可怜的国家”。

    毛泽东总结了斯大林和苏联的经验教训，明确地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理论、方针、政策。正如他在《论十大关系》的导语中说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我们过去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

    1956年4月，毛泽东提出十大关系，并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广大人民日益增长的经济文化需要同当前的经济文化状况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矛盾。因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发展经济，实现国家工业化，以满足人民的经济文化需要。中共八大根据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精神，制定了一系列发展经济的方针、政策。

    可惜的是，党的八大路线没有在实践中坚持下去。毛泽东很快错误地改变了八大对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在指导思想上犯了“左”的急性病，致使先后出现了像“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样大的错误。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上存在着两种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同资本主义制度此长彼消，互相竞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建设问题，发展速度问题，以及能否使人民生活改善的问题，关系着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关系到社会主义在人民中间的形象，实际上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兴衰存亡。从这个角度看，经济同政治，社会主义建设同社会主义革命同为一体，密不可分。正如列宁在谈到新经济政策时所指出的：这是资本主义方式同社会主义方式之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竞赛，是两个敌对阶级的斗争的又一形式。不认清这个实质，是非常危险的。实践证明，列宁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邓小平同志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他说：“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同时，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决不允许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我国泛滥。”

    正反两方面的无数经验证明：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也不易。而只要坚持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而又坚决执行两个基本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一定能蓬勃发展。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商品生产问题。商品交换，商品生产，在人类社会长期存在和发展。自从原始公社解体以后，无论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的生产与交换，都经常地大量地存在与发展，而到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了很高的阶段，以至于有人把它当成了资本主义的特征，要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取消商品生产。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批评了这种观点，但也受到了这种观点的相当影响，对商品生产多方限制，害怕产生资本主义。1958年中国的“大跃进”中，也出现了一种否定商品生产的极“左”观点。毛泽东也想尽快地“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过早地提倡过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发表后，毛泽东读了好多遍，经他批注的这本书就有四本，由此可见，斯大林提出和论证的问题，对毛泽东是有启发的。他还亲自写信给党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建议读两本书：《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他要求：“每人每本用心读三遍，随读随想，加以分析，哪些是正确的（我以为这是主要的）；哪些说得不正确，或者不大正确，或者模糊影响，作者对于所要说的问题，在某些点上，自己并不甚清楚。”

    在信中，毛泽东特别强调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地解决实际问题。他写道：“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毛泽东对斯大林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批注和评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结合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着重阐述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商品生产的必然性。对于书中斯大林概括的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五条，毛泽东在批语中写道：“列宁是要以全力发展商品，问题还是一个农民问题，必须谨慎小心。”该书中，在斯大林批评那种认为商品生产在任何条件下都要引导到资本主义的观点的地方，毛泽东写道：“不要怕资本主义，因为不会再有资本主义。”在斯大林写到商品生产的活动范围只限于个人消费品的地方，毛泽东批写道：“限于个人消费品吗？不，在我国，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工具也是商品。是否会导致资本主义呢？不。”这些批注，这些明显地主张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观点，是毛泽东从中国社会主义的实际情况出发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毛泽东接受了斯大林的正确观点，而又突破了和纠正了斯大林的某些论点，从而形成了当时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商品生产的一些基本观点。毛泽东的这些基本观点，在郑州会议和武昌会议上的讲话中曾经作过系统的阐述。毛泽东指出：现在有不少人向往共产主义，想立即进入，不要商品了，看了商品就发愁，以为这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为什么社会主义社会要搞商品生产？他就没有区别资本主义商品和社会主义商品在性质上的差别。

    毛泽东谆谆教育干部说：在社会主义阶段，应该充分发展和运用商品生产。为了团结几亿农民，为了换取农民的产品，就要跟他们做买卖，商品生产不是缩小，而是要发展。

    七、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大计。

    由于历史的局限，斯大林没有重视这个根本大计，没有注意选拔和培养接班人，在他逝世之前，也没有选拔接班人，致使赫鲁晓夫那样的阴谋家，凭着斯大林夫人娜佳的“一张彩票”和多种钻营手段，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权，造成了历史的悲剧。

    毛泽东一贯重视干部的培养和选拔，并把这看成反对和平演变的根本大计，看作“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看作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

    应当指出，在选拔接班人的问题上，毛泽东也有严重的失误和沉痛的教训。例如，他先选拔刘少奇做接班人，后又发动“文化大革命”，“炮打司令部”，使阴谋家林彪趁机取宠，当上了“副统帅”和写入党章的接班人。后来，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败露，他又选拔野心家王洪文做“接班人”，给党和人民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试玉要待十日满，辨材仍须七年期。”人是会变的，野心家和阴谋家还会伪装，所以，选择和培养革命的接班人很不容易。毛泽东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强调指出：

    “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

    毛泽东重视群众路线，革命实践，特别强调：“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的。应当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考察和识别干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他还进一步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即：一、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不是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招牌的修正主义者；二、他们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而不是在国内为一小撮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利益服务，在国际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利益服务；三、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包括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四、他们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五、他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毛泽东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中国的独立富强奋斗了一生。他喜欢豪放的诗词，更喜欢那首充满战斗激情的《义勇军进行曲》，亲自主持把它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的确，每当他打开收音机，听到那高昂如进军号的音乐时，他总是心潮激荡，豪情满怀；每当他吟起那情深似海、奔走呼号的歌词：“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他总是思绪万千，浑身是劲，感到有用不完的力量。

    历史已经宣告，毛泽东是带领“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奋发图强的革命领袖，民族英雄。在那风雨如磐、长夜难明的日子里，他和那些“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一起，探新路，练长缨，“缚苍龙”，开天辟地，缔造了新中国；在那建设祖国、保卫祖国的岁月里，他又带领那些“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边学边干，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建成了独立、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且不畏强暴，抗美援朝，打败了美国侵略军。他知道，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都得到过斯大林领导的苏联人民的热情帮助和支持。斗争中，他和斯大林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进行过密切的合作。尽管其中也有过分歧和矛盾，但那是同志间前进中的矛盾，并且最后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因此，当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叛变列宁斯大林的事业的时候，当看到西方的和平演变使苏联面临危机的时候，毛泽东毅然决然地高举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旗，反对修正主义，反对和平演变，并且带领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唱起了战斗的进行曲：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毛泽东不畏艰险，不惧强暴，曾经在庄严的讲台上，向全世界郑重宣告：“无产阶级必然能够战胜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必然能够战胜资本主义，被压迫民族必然能够战胜帝国主义。当然在人民前面还有困难和曲折。但是，列宁在36编者按：《毛泽东与斯大林》书稿写成时，苏共是苏联的执政党，苏联还是个社会主义国家联盟；此书出版时，苏共已经被取缔，苏联已经解体，接着东欧剧变，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1993年，作者刘杰诚虽然离休，但他离而不休，与时俱进，继续学习、写作，以一个共产党员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继续关注《毛泽东与斯大林》的命运、前途和世界各国的反应。他自费旅游，到俄罗斯的莫斯科、圣·彼得堡和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香港、澳门等地调查研究，根据俄罗斯总统解密档案以及美国、英国公布的材料、世界发展变化的情况，运用毛泽东思想、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的独特视角，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写了一些有关毛泽东与斯大林的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一些报刊上，引起了社会的重视。现在，20多年后，经过了中国共产党庆祝建党九十周年，苏共亡党20多年，此书经历了严峻的社会实践和时代的考验，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仅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和正确性，而且给人以新的启迪。这些文章，记述了世界的反应，时代的新声，社会的心态，将其和此书一起来读，将历史和现实结合起来看，意味深长，颇有情趣。”

    现将这些文章，作为增订部分，编辑如下：

    1.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吗？

    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吗？多少年来，在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著作中，大都作了肯定的回答，肯定的论述。

    我过去也相信上述的说法，后来，我写了一部书稿，请当年曾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任弼时同志的秘书师哲同志审阅，原稿中关于李德来华身份的叙述，也曾采用上述说法：“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师哲同志看后说：“不对，李德不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当时，师老还谈了一些李德来华的具体情况。因为我受“本本主义”的影响，并未采用师老的观点。

    1991年春，师哲同志第二次审阅我的书稿。当我谈到李德是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时，87岁的师老发火了，说你是怎么搞的？不敢实事求是？搞历史一定要求真存实，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只有存真求实，实事求是，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我拿出了一些记述“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的著作请师老看，并谈了自己的难处。师哲老人笑着说：“天下无难事，实事求是难！不过我希望你在这部书里多写几笔，还李德以本来面目，避免各种以讹传讹。李德的情况我了解。你拿的这些书的论述、注释和条目，对李德的介绍都有错误，而且是重要错误，应该改过来。”接着，师老详细地谈了李德来华的详细情况和他与李德交往的详情。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又名华夫，德国人。1932年春，他从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后，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是个一般的工作人员，和王明关系较好。但是，李德到中国去，不是共产国际派去的，也不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去的，而是苏联情报机关派往中国东北去做情报工作的，给他的主要任务是对付日本间谍。因为当时日本人在东北杀人很随便，搞得很残酷，见了可疑的人就杀。德国和日本都是协约国，当时是盟友，日本不杀德国人，所以苏联情报机关就选派李德到东北去。

    当时，东北生活很苦，活动风险很大。李德在东北呆不住，到上海去玩。在上海，他见到了中国的留苏学生，谈笑之间，李德表示想到中共中央工作。当时，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负责人博古也是留苏学生，1926年至1930年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和留苏的同学来往较多。博古听说李德是从共产国际来的，且学过军事，便请他为顾问，并逐渐地把中央红军的最高指挥权交给了他，和他一起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战略战术，造成第五次反“围剿”的惨重失败。

    “1939年李德随同周恩来同志到莫斯科，和我一起住在共产国际的一栋大楼里。共产国际监委会审查他、批评他，说他由东北去上海是怕死逃跑，说他冒充共产国际的代表对红军实行瞎指挥，造成了惨重的损失；还说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在德国军队中服过役，当过骑兵连长，后被苏军俘虏，经过教育后，才加入了共产党。”

    为了弄清李德的真实情况，我曾查阅了王稼祥夫人朱仲丽著的《黎明与晚霞》和周国全等人著的《王明评传》，查阅了王明对此事的回忆文章。上述两本书对此事的说法是一致的：当王稼祥质问王明，共产国际怎么派李德去中国做军事顾问的时候，“王明说李德根本不是他派去的，甚至都不是共产国际派去的，而是由苏军总参谋部派去的，他个人以至共产国际都未给过李德任何指示。”（《王明评传》第293页）王明当时是共产国际的主席团成员，书记处书记，又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

    他了解情况，并且和李德过去关系较好，又是直接当事人。他证明李德不是共产国际派到中国去的，而是由苏军总参谋部派去的。这和师哲、王稼祥的说法一致。

    李德在1974年病死。他在1973年在迪茨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纪事》一书，该书除了歪曲事实、污蔑攻击我党之外，就是为其错误进行辩解。在该书行文的蛛丝马迹中，也反证了他不是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书中从未明确地讲过他是由共产国际哪个人派到中国的，更未说明他是由谁任命担任军事顾问的。相反，他在书中说：“为了了解情况，我曾多次旅行，其中也到过上海”。中共临时中央当时就在上海。倘若李德是共产国际派驻中共中央的军事顾问，理应到上海工作，用得着到上海旅行吗？该书第一章，李德说费雷德是“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派往中国”“担任军事顾问的”。在第二章，他又写道：“费雷德给我的指示和建议最多……他要我负责在中央苏区严格执行他的一切指示，其根据是，他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李德在推脱责任，实际上也泄露了天机，他根本不是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军事顾问。

    （原载《光明日报》1992年10月18日第三版）相关链接：

    李德是中共党史上的重要名人，长期以“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名义欺世盗名，成了“太上皇”。土地革命时期，他和博古的“左”倾冒险主义相结合，排斥毛泽东、朱德坚持的正确路线，把持了中央领导，给党和中国革命造成了严重损失，造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逼得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不得不进行长征。本文用充分的事实论证了李德不是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而是苏联情报机关派去中国东北对付日本间谍的情报人员。事关重大。《光明日报》发表此文时，正在中共十四大开会期间，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此后，许多报刊连载转载，许多学者引用此文的观点、事实，改变了过去在李德问题上的以讹传讹。所以，刘杰诚又写了一篇《李德其人与长征》。

    2.李德其人与长征

    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之际，回顾历史，总结经验，十分重要。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路线的正确与否，是关系着党和革命的成败，这是关系着事业成败的大问题，值得认真研究。

    红军长征前，王明路线已给我们党造成了严重危害。正如周恩来同志说的：“宁都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对军队的领导被取消了……执行正确路线的同志都受到打击，搞得最凶的是江西。因为临时中央1933年到了江西，执行国际路线。结果是党在白区的力量几乎损失了百分之百，苏区的力量损失百分之九十。当时在军事上有个李德，他虽然是个军事顾问，却成了太上皇，他说了算。他和博古(秦邦宪)的军事路线相结合，一直搞到遵义会议。当时的军事路线执行的结果，是退出江西，被迫长征。”

    当时，红军在军事上的指挥官是李德。博古虽是临时中央的负责人，但他不大懂军事，在军事上主要听李德的。李德何许人也？他不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怎么篡夺了中央红军的指挥权？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值得研究。

    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吗？多少年来，在有关中国共产党的著作中，大都作了肯定的论述。我过去也相信这种说法，后来我写成了《毛泽东与斯大林》书稿，请求当年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毛泽东的俄文翻译师哲同志审阅。原稿中关于李德来华部分的叙述，也曾采用上述说法：“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师哲同志看后说：“不对，李德不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当时，师老还谈了一些有关李德来华的具体情况，因为我受“本本主义”的影响，没有采用师老的意见。

    1991年春，师哲同志第二次审阅我的书稿。当我谈到李德是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时，87岁高龄的师老发火了。他大声质问：“你是怎么搞的？不敢实事求是？搞历史一定要坚持求真存实，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只有实事求是，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我说：“师老，你别生气！我不是不听你的话，而是你说的情况和一些权威部门出的书中对这件事的记述不一样。我怕按照你说的写了书，权威部门不同意，不但不能出版，还可能惹出大祸来！”

    师哲问：“哪些书？”我拿出了八本记叙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的著作和辞典，其中包括《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10页上有关李德的注释给师哲看，并把解放军出版社出的《中国革命史简明词典》上有关李德的条目给师哲看。

    师哲老人认真地看了这些书，笑着说：“天下无难事，实事求是难！不过，我希望你在这本书里多写几笔，实事求是，还李德以本来面目，避免各种以讹传讹。对李德的情况我了解。你拿的这些书的论述、注释和条目，包括这本词典，对李德的介绍都有错误，而且有重要错误，应该改过来。”接着，师老详细谈了李德来华前后的情况和他与李德交往的详情。

    师哲说；“李德的情况我了解。他1932年到中国，1939年随周恩来到莫斯科，而且回到莫斯科后他就和我住在一起。共产国际监委会审查他，批评他，我都了解。”

    李德，又名华夫，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人。1932年春，他从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后，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过三个月，是个一般的工作人员，和王明关系较好，互有勾结。但是，李德到中国去，不是共产国际派去的，也不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去的。而是苏联情报机关派往中国东北去做情报工作的，给他的主要任务是对付日本间谍。因为当时日本人在东北搞得很残酷，见到可疑的人就杀，但因德国和日本是协约国，不杀德国人，所以苏联情报机关就选派李德到东北去。可是，李德在东北待不住，到上海去玩。在那里，他见到了中国回国的留苏学生，谈笑之间，李德表示想在中共中央工作。博古也是留苏学生，同学们就把李德介绍给博古。

    博古当时是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负责人。他是王明路线在中国的忠实执行者，并和王明一起打击、排挤毛泽东在中央红军和中央根据地的正确领导。在这场斗争中，王明、博古虽然手中有权，但是毛泽东、朱德等领导的中央红军的路线正确，群众拥护，成绩显著，不断胜利。王明、博古没有办法，就想从共产国际找靠山，听李德说他在共产国际工作过几个月，博古便请李德为中共中央的军事顾问，大加吹捧。后来，又逐渐地把中央红军的最高指挥权交给他，并和他一起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战略战术，造成第五次反‘围剿’的惨重失败。

    师哲说：“1939年李德随同周恩来到莫斯科，和我—起住在共产国际的一幢大楼里。共产国际监委会审查他，批评他，说他由东北去上海是怕死逃跑，说他冒充共产国际的代表对红军实行瞎指挥，造成了惨重的失败。还说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在德国军队中服过役，当过骑兵连长，后被苏军俘虏，教育后才加入共产党。”

    为了弄清李德来华的真实情况，作者曾查阅了王稼祥夫人朱仲丽著的《黎明与晚霞》和周国全、郭德宏、李明山著的《王明评传》，查阅了王明对此事的回忆文章。上述两本书的说法是一致的：当王稼祥质问王明，共产国际怎么决定派李德到中国做军事顾问的时候，“王明说李德根本不是他派去的，甚至都不是共产国际派去的，而是由苏军总参谋部派去的。他个人以至共产国际都未给过李德任何指示。”由此可见，李德的确不是共产国际派到中国去的。

    张闻天同志是当时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在1943年12月16日写道：“关于博古如此纵容李德，信任李德，把他捧为‘太上皇’，这件空前奇案确有好好研究的必要。我在十九路军事变时，觉得李德把军队西调不对，广昌战斗中把军队硬拼受损失不对，其余我知道很少。”“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同志住在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

    看到革命危机日益严重，红军将士不断伤亡，毛泽东的心情十分沉重。他日夜操劳，想要力挽狂澜，使革命少受损失。然而王明当权，李德横行，条条妙计均被拒绝，他甚至被剥夺了发言权。他心急如焚，病累交加，几天卧床不起。他勉强支持，跟队长征，然而身体虚弱，步行艰难，组织上决定要他坐着担架赶路。那副担架是由两根坚韧的长竹竿和绳网组成的，有弹性，又轻便，两个人抬着，走起路来上下晃荡。在那艰苦的岁月里，党的有些高级领导人体弱有病，无法行路，就坐在担架上长征。

    毛泽东和王稼祥、张闻天就是在长征中，在担架上，在篝火旁，交换意见，讨论重大问题，研究中国革命。毛泽东和王稼祥等的讨论，对召开遵义会议起了重要作用。

    通过交谈，王稼祥感到毛泽东不仅了解中国的实际，而且具有雄才大略和远见卓识。他感到毛泽东出的一些主意是非常好的，可是，党和红军的领导人为什么不采纳呢？他几次找李德交换意见，也坦率地批评李德的错误做法。无奈李德一意孤行，拒不接受，并且引用马列主义词句，夸夸其谈，反对毛泽东。

    怎么办？面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革命危机，目睹红军指战员在转移前后的惨重牺牲，耳听干部战士对错误领导的日益不满，想着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一个强烈的信念在王稼祥的心里逐渐成熟：下决心撤换李德等人的军事领导职务。

    王稼祥把自己的看法、设想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点了点头，沉思地说：“形势是很严峻！可你这么设想，能行吗？”

    “行！能行！”王稼祥爽朗地回答。这位平常多谋善断的人，一旦拿定了主意，便显得干脆、利索！

    毛泽东想了想说：“好哇！前边快到遵义了，在遵义开个总结性的会议吧！”王稼祥知道毛泽东被王明、李德等人剥夺了军事领导权以后，处境艰难，看到许多决策错误，却没有发言权。于是，王稼祥找张闻天、彭德怀等领导同志交换意见，研究措施。

    红军长征到达遵义后，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系统地批判了王明、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的严重错误，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逐渐形成了一条正确的路线。这是中共党史上的一件大事！

    （原载《各界导报》2006年11月27日第七版）3.新中国的由来与诞辰今年10月1日，是新中国的六十诞辰。北京将举行盛大庆典，普天同庆，全中国、全世界的人民都将十分关注。为什么？因为新中国的诞生，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起点，标志着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也标志着东方升起了一轮红太阳，光照世界，使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不断地得到了光和热，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成了中国和世界人民关注的重要焦点。因此，回顾新中国诞生的由来和诞辰，很有必要。

    1945年，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有中国特色的革命和建设路线，绘制了新中国的蓝图。

    在此之前，还有两个会议，和中共七大路线有重要关系。一个是斯大林在苏联雅尔塔主持召开的有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参加的雅尔塔会议，一个是蒋介石在重庆主持召开的国民党六大。

    在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在提出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帮助中国人民打败日本侵略者的条件时，强调他只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而不支持中共。以牺牲中共和中国抗日军民的根本利益，换取罗斯福和丘吉尔同意他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从中国攫取一些特殊权益。

    斯大林说：“我希望商讨关于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政治条件问题。当然，我首先说明，我主张中国应团结于蒋介石先生周围，蒋委员长必须领导全中国。”斯大林的大国主义倾向和错误行为，是他和毛泽东意见分歧、矛盾斗争成了不可避免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中共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蒋介石主持的国民党六大会上，蒋介石不顾当时国民党和共产党正在合作抗日的大局，公然制定了抗战胜利后定要消灭共产党的内战路线和政策。蒋介石的倒行逆施，逼得毛泽东和中共只能起而抗争，坚持中共七大路线，走具有中国特社会主义道路。

    当时，美国杜鲁门政府的扶蒋反共政策已经十分明显，英、法等国都跟着美国的政策转，扶蒋反共。因此可以说，建立新中国的路线、方针和蓝图，是在以美、苏为首的世界大国的压制声中绘制的，是蒋介石政府要消灭中共的决策已定的形势下决定的。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气派和远见卓识伟大、高超，不同凡响！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

    大会历时50天。547位正式代表和208位候补代表，代表着120万共产党员。大会听取了毛泽东同志的政治报告，朱德同志的军事报告，刘少奇同志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军事问题决议案和新的党章。郑重地、民主地以无记名投票选出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44位中央委员和33位中央候补委员，组成了新的中央领导机关。这是中国共产党有史以来最盛大、最完满的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毛泽东在开幕词中对新中国和老中国作了深刻的分析、对比。他说：“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还没有被打败，即使把日本帝国主义打败了，也还是有这样两个前途。或者是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就是说，光明的中国，中国人民得到解放的新中国；或者是另一个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中国，就是说，一个老中国。一个新中国还是一个老中国，两个前途，仍然存在于中国人民的面前，存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面前，存在于我们这次代表大会的面前。”

    毛泽东强调指出：“我们的任务不是别的，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七大会议结束前，毛泽东在闭幕词中说：“现在中国正在开着两个大会，一个是国民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一个共产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两个大会有完全不同的目的：一个要消灭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势力，把中国引向黑暗；一个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中国封建势力，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把中国引向光明。这两条路线在互相斗争着。我们坚决相信，中国人民将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大会的路线的领导之下，得到完全的胜利，而国民党的反革命路线必然要失败。”中共七大的历史功绩，主要有三：

    一、总结了24年的革命经验，摆脱了苏联模式，决定走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为党的指导思想。中共一大至六大，都是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召开的，因为它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随着毛泽东思想的成熟和1943年共产国际的解散，中共七大独立地制定了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新中国的路线和策略。历史证明，这些路线和策略是完全正确的。七大指出，新中国不可能也不应该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但也不可能直接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新中国应当是“一个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即“新民主主义的国家”。

    毛泽东强调指出：“有些人怀疑中国共产党人不赞成发展个性，不赞成发展私人资本主义，不赞成保护私人财产，其实是不对的。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残酷地束缚着中国人民的个性发展，束缚着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破坏着广大人民的财产。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任务，则正是解除这些束缚和停止这些破坏，保障广大人民能够自由发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个性，能够自由发展那些不是‘操纵国计民生’而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保护一切正当的私人财产。”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既属于根本原理又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今天看来，还是十分正确，难能可贵的。

    七大把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优良作风概括为三大作风，即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自我批评的作风。这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

    七大通过的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这是这次修改党章的最大特点，这使全党在思想上、工作上步调一致，夺取胜利有了理论基础。

    二、坚定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使七大开成了“团结的大会”。

    七大会议结束时，代表们一致认为，七大的确开成了“团结的大会”。之所以这么完满，原因有二：一个是经过长期的准备，大会选择了一条正确的胜利的路线。另一个是七大高举为中国人民服务的旗帜，团结了一切可能团结的人。斯大林把“保卫苏联”说成了“检验一切真假马克思主义者，或者真假共产党的试金石或分水岭”。王明一伙，不顾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照搬苏联模式，把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意见神圣化，要句句照办。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任何其他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这是中共党建的核心内容。正因为高举了为人民服务的旗帜，正确地处理了“山头问题”。由于抗日战争中，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在敌后建立了十九块抗日根据地，还有孙平《延安日记》中所写的“莫斯科派”、“军队的党”、“地方的党”、“白区的党”等等，“山头”是客观存在。毛泽东对此采取的原则是：“承认山头，削弱山头，最后再消灭山头。”要反对、批评和消灭“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倾向，加强了党的团结。还有一个问题，是如何对待反对过自己的人？如何对待犯过错误的人？大会采取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的方针，使代表们团结得“像兄弟姊妹一样”。

    在团结方面，毛泽东做了大量的工作。例如，七大进入选举阶段后，毛泽东提议要把几位犯了错误的同志包括当时的王明选进中央委员会，并为此三次给大家做工作。

    毛泽东指出，王明等人的错误，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犯的错误，特别是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像一片汪洋大海，而中国还没有什么小资产阶级政党，他们之中革命的人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然也把他们的思想情绪带了进来，这是不足为怪的。现在经过整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已经把是非弄清楚了，就不应太看重个人的责任了。毛泽东说：“犯过错误的同志应不应该选？犯过路线错误但是已经承认错误并决心改正错误的人可以选入中央委员会，必须有承认错误并决心改正错误这一条原则。过去我们图简单、爱方便，不愿意与有不同意见的人合作共事，一掌推开。这种情绪在我们党内还是相当多的存在着。六次大会不选陈独秀为中央委员，党并没有从此就毫无乱子，天下太平了。最近十年，我们采取了忍耐的态度，这样的方针帮助了我们，虽然也出了些纠纷，但是比较顺利。历史经验证明，要图痛快，就不痛快，准备了麻烦，麻烦就少。”党的团结，关系党的生死存亡。苏联解体，苏共丢权，和斯大林对待“反对派”的错误有关。因为在巨大的成绩面前，斯大林骄傲了，粗暴了，就把一些有不同意自己意见的人，把反对过自己的人，打成了“反对派”，进行批判、斗争，甚至判刑、处死。这样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践踏了社会主义民主，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苏共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也是作为“胜利者的大会”而载入苏共历史史册的。但是，据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中说：“经查实，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98人被逮捕和处决（主要是在1937—1938年期间），即占总人数的70%。”

    “不仅仅中央委员如此，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的代表的大多数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代表大会有表决权和发言权的1966名代表中，有1108名，即超过总数的一半的人被指控有反革命罪行而被逮捕。正如上面所说的，参加十七大的过半数的代表被扣上了反革命的帽子，这个情况本身就说明了这是多么荒唐无稽，是多么没有理智。”

    三、制定出胜利的路线，选举出坚强的领导班子，使七大成了“胜利的大会”。七大是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的时候召开的。大会总结了党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总结了八年抗战的经验，制定出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新中国的路线和策略。

    大会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使全党在组织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为夺取大胜利、建立新中国提供了组织保证。

    当时，斯大林是联共中央总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但他不太了解中国的情况，不同意中共七大路线；要毛泽东交出军队，到蒋介石政府里去做官。毛泽东坚决不干。斯大林因此而撤回了他派驻延安的全部代表，并和美国一起，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从而使中苏两党的关系，一下子跌入了低谷。

    毛泽东带领党和革命人民，不怕压，不信邪，坚持毛泽东思想和七大路线，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革命和建设道路。

    中共七大以后，毛泽东与斯大林的路线较量，可分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让步阶段。从中共七大到斯大林发电报要毛泽东到重庆去和谈，到毛泽东做出让步，亲自到重庆去和蒋介石进行和谈，缔结了《双十协定》。后来，毛泽东多次谈到这件事。他说这不过是因为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在雅尔塔开了一个会，决定把中国全部交给美国，交给蒋介石，所以，抗战刚一结束，中共中央就“收到了一封莫名其妙的署名‘俄共（布）’的秘密电报，坚持要毛泽东到重庆去同蒋介石谈判”，“要中共同蒋介石分子罢战言和”。那是什么时候？毛泽东反复说：那是中国革命迅速发展的时候；是蒋介石要打我们，我们也要打蒋介石的时候；是我们“正在准备推翻蒋介石，夺取政权的时候”。想不到，“我们要打蒋介石时，苏共中央直接打了一个电报给中共中央，不准我们打。他说只能和蒋介石和，不能和蒋介石打，如果要打就会引起全民族的毁灭。那时候我是不想去的，因为斯大林执意要求，我还是被迫去了。但去是去了，对他的‘不许革命’，我们置之不理，打了三年半仗，便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第二阶段，毛泽东决胜东北，斯大林承认错误。当时的东北，是世界的焦点。杜鲁门支持蒋介石独占，斯大林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但不许一个美国兵到中国。毛泽东高瞻远瞩，迎险而上，只走了两步半棋，斯大林就承认错误，改变决策。1948年1月，斯大林在与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吉拉斯的谈话中说：“在抗日战争结束后，我们认为中国没有发展起义的前景，说中国同志应当寻求同蒋介石的暂时妥协。他们应当参加蒋介石政府，解散他们的军队。但是，中国同志控制并组织自己的军队，就像我们所看到的，他们在打蒋介石的军队。根据中国现在的情况，我们承认是我们错了。”1948年2月10日，斯大林在同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和南共领导人卡德尔谈话时，又说：“战后，我不相信中国共产党能取胜，我那时认为美国人将会全力以赴地扑灭中国的起义。我曾劝说毛泽东，最好是与蒋介石和解，与蒋介石建立某种联合政府——但他以后发动了一场大攻势，最后取得了胜利。你们看，我也会犯错误。”、斯大林的这种正视错误的态度和自我批评的精神，是马列主义者的高风亮节，也使“斯大林从来不承认错误”等诬蔑不实之词不攻自破。第三阶段，蒋石发动全面内战，毛泽东不听斯大林“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就有毁灭的危险”的警告，坚持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内战阴谋，并适时地将自卫战争转变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斯大林不同意中国打解放战争，怕引起世界大战。

    斯大林在承认错误后，很快地改变决策，由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改变为支持毛泽东和中共解放全国人民，建立新中国。他首先令苏军和中共联系，帮助东北的人民军队占领长春；接着，又将苏军缴获日军的数十万件武器——包括大炮、坦克等重武器，交给东北的人民军队。这对当时装备很差的人民解放军起了重要的作用。东北的形势很快好转，人民解放军由防御转入进攻，接连解放了锦州等城市，取得了辽沈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四阶段，斯大林派米高扬秘访西柏坡，毛泽东派刘少奇访问莫斯科。

    1949年1月，斯大林派米高扬访华，对斯大林和毛泽东的相互了解，对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沟通，均起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犯过错，对中国问题特别谨慎，小心，所以对米高扬叮咛：“你到中国主要是了解情况，听取毛泽东和中共的意见，不要随便表态。”所以米高扬访华时，说他只带着耳朵，没有发言权，重要问题都要发电报请示斯大林定夺。因此，从米高扬访问西柏坡开始，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就建立了直接的电报联系，重要问题都有电报可查，这对我们研究毛泽东与斯大林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1949年7月，毛泽东委托刘少奇率团访问莫斯科，与斯大林进行了多次友好的会谈。在会谈中，斯大林主动地作了自我批评，检讨了自己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一些错误，并说苏共决定向中共提供3亿美元的低息贷款，年利率只有2%。8月14日上午，斯大林邀请刘少奇和中共代表团成员到他战时的孔策沃别墅做客，并亲自引导他们观赏全园景色。

    斯大林的孔策沃别墅，在莫斯科近郊，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修建成的，院子很大，设备很好。后院里树木成林，亭台楼阁，风景秀美。他们走着看着，当看到一片丰收在望的谷子时，刘少奇惊奇地问：“这不是延安的谷子吗？”

    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走上前来，介绍说“是的！这就是延安谷子！这是我父亲带领我亲自种植的！刘少奇叔叔！您看看！为了耕种好这一片延安谷子，我的双手都打起了泡！”

    刘少奇仔细一看，见斯维特兰娜的一双手上，有好几个血泡，虽然已经干缩了，但痕迹仍在。刘少奇禁不住叫道：“啊呀呀！了不得！斯大林同志的女儿，为了种好延安谷子，竟然双手打起了血泡！”

    斯维特兰娜故意撒娇地说：“刘叔叔！您不知道！我爸爸对这件事特别认真，特别重视，要我和他一起耕种，我手上都打起了泡，他还说我不一定及格呢！”

    刘少奇莫名其妙，转身问斯大林：“斯大林同志！我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这时，斯大林才讲起了这一片延安谷子的来历。他说：“抗日战争时期，我们派驻延安的同志回来，说延安的生活很艰苦，吃的是小米饭，喝的是延河水，没有菜，没有肉，毛泽东自己种菜吃。可是，中国革命发展很快。我不明白其中的原因，后来，读了毛泽东和美国记者斯特朗的谈话，才找到一点线索。毛泽东说，我们虽然用小米加步枪，对抗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飞机加大炮，但是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我们总有一天要胜利。我感到惊奇，不明白你们怎么用小米加步枪，对抗美国和蒋介石的飞机加大炮，而且还要胜利呢？所以我让人给我找了一些延安谷子。”

    刘少奇笑道：“哈！那时候，苏联同志说您想要一些延安的谷种子，我给搞了一些。没料到，现在谷子长得这么好！”

    斯大林说：“我们也在学习呀！中国有好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延安谷子，延安小米，还有你们党在延安创造的经验，都值得学习，不仅我，还有我们的下一代也要学习！你们就要回国了。我在孔策沃别墅设家宴给你们饯行，希望刘少奇同志赏光。”

    “谢谢！谢谢！”刘少奇表示感谢。于是，斯大林带领刘少奇等人来到孔策沃别墅的小餐厅里。只见华灯高照，朱红地毯铺地，几张桌子上，酒菜丰盛。斯大林让客人们就座后，立刻举杯向刘少奇祝酒，并说：“今天举行家宴，为你们饯行，是没有把你们当外人，而是当作自家人，当作同志！既然是同志就要推心置腹，以诚相见，就不拘俗礼，说心里话。我们就边吃边谈，请！”

    在交谈中，斯大林问：“中国打算何时宣布成立中央人民政府？”

    刘少奇答：“我们打算在1950年1月1日成立中央人民政府。”

    斯大林说：“你们的政府设在哪里？国家不可长时期无政府。”刘少奇说：“毛泽东同志的意思，在成立中央政府问题上，不要着急。因为我们当年在瑞金成立过中央苏维埃政府，但因条件不成熟，没有起多大作用。”“解决重大问题时固然要稳妥，要掌握时机，但更重要的是不可错过时机。”

    斯大林说：“我们的经验是，无政府的时间不能长了，党不能代替政府。否则，无政府的时间长了，帝国主义就可能利用这个机会进行干涉，甚至联合进行干涉。夜长梦多，帝国主义一干涉，那样就被动了。”

    刘少奇点头，表示赞成。

    斯大林又对围桌而坐的联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说：“这是一件大事，我认为，我们应该立刻把这问题通报毛泽东同志，让他了解我们的观点。同志们，你们有意见吗？”

    众人表示同意。斯大林口授了一份给毛泽东的电报，建议中共抓紧成立新中国。刘少奇也将此事电告毛泽东和中央。于是，党中央经过研究，加快了成立中央人民政府的步伐。原打算在1950年1月1日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后来根据各种条件和人民的愿望，将时间移到了1949年10月1日。因而，这一天，成了新中国的诞辰。

    周恩来写道：“研究国际经验，要全面地看问题。斯大林管事的时间长，缺点错误多一些，但是在斯大林那个时期也并不都是不好的。就是在共产国际中期和斯大林的晚年，他也是支持革命的多，不许革命的少。我们顶一顶，他还是可以接受一点意见，也可以含蓄地承认一点错误。但他的错误一经实践证明不对，看法也可以改变。例如他怀疑我们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怀疑我们对于帝国主义者不斗争，一到抗美援朝，他的看法就改变了。斯大林还是讲道理的。”

    （原载《百年中华——探索之旅·发现与思考》，世界文献传媒出版集团2010年版）4.毛泽东给斯大林发了一份电报，提醒他预防希特勒突然袭击1941年6月15日晚，毛泽东正在奋笔疾书。当他写出“斯大林”三个字的时候，那支龙飞凤舞的毛笔停住了……毛泽东知道，此事关系着苏联的安危，关系着斯大林同志的安危，一定要准确无误。于是，他又拿出了一份电报，边看边琢磨。这是周恩来从重庆发来的电报，说是国民党驻德国武官桂永清，于1941年5月上旬向蒋介石密报：“纳粹德国决定于六月二十日左右……进攻苏联。”于右任首先将此情报告诉了我们的同志，我们的同志又去向孙科打听。孙科也说：“是啊！蒋委员长亲自同我讲的。”

    毛泽东感到此事关系重大，一定要反复核实，做到万无一失。于是，他又取来了两份电报，重新审阅。这两份电报，是香港和上海地下党发来的。虽然地区不同，但都写的是同—件事情，这样相互核实，比较准确。

    晚上，毛泽东端起灯来，走到世界地图前，在德国、法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的边境地区，详查细看，指指点点。然后，将油灯放在桌子上，拿起笔来，删掉了已经写好的“斯大林”三个字，改写电文：“菲里波夫……”

    “菲里波夫”是斯大林当时用的化名之一。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师哲来了。他拿出一份苏联塔斯社的《声明》，说：

    “主席！这是我们刚才收到的苏联塔斯社的声明。看起来，这很可能是斯大林同志授权的声明。我认为很重要，特向您汇报！”

    毛泽东站起身来，让师哲读《声明》，自己则在窑洞里踱步思考。塔斯社的《声明》说，鉴于英国等国的报刊盛传“苏德之间行将开战”，1941年6月14目塔斯社奉命发表声明如下：第一，德国并未对苏联提出任何要求及建议缔结任何新协定，鉴于此，苏联方面认为此种谓德国意愿撕毁条约、进攻苏联之谣言，全无根据；第二，至于德军先遣队由巴尔干调往德国东部及东北部与其他动机联系，对苏德关系并无意义；第三，苏联根据其和平政策，遵守并愿遵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条文，故谣言所谓苏联准备进攻德军一节为伪造和挑拨；第四，红军后备军之露营训练，以及行将到来之演习，除意在训练后备军而外，别无其他目的，故认为红军此举为仇恨德军一节，其荒谬绝伦，固勿待言。

    师哲读完了，毛泽东踱步沉思，久久不置一词。师哲说：“主席，我感到这塔斯社的声明怪怪的——为什么把德军进攻的可能性完全排除掉呢？这会不会麻痹自己人民的斗志呢？会不会使自己的军队失去警惕性呢？”

    “不仅如此！”毛泽东接着说，“这个声明，连同志、朋友们提醒他们警惕的嘴巴都给堵住了，让人作难呀！我经过反复的核实，知道了希特勒德国进攻苏联的日期，刚才拟了一份电报，准备给斯大林同志发。现在听了这个声明，令人不得不再考虑一下！”

    的确，塔斯社的声明，给毛泽东帮助苏联防止德国侵略的热情，浇了一盆冷水。因为这个声明表明了苏联领导人这时候不愿再听到有关德国将要进攻苏联的消息。如果延安再发一份电报给斯大林，会不会也被当作谣言斥责呢？

    鸡叫了，毛泽东推开窗户，在院子里活动了一阵，又下了小坡，沿着小路走去，一直爬上了清凉山顶。

    师哲带了两个警卫人员悄悄地跟在后边保护领袖。毛泽东爱爬山，他爬上了清凉山顶，高兴地吟诗赏景。斯克沃尔佐夫等三个苏联人也来爬山，他们老远地就给毛泽东打招呼，问好。毛泽东也问：“你们好吗？”斯克沃尔佐夫说，我们都在为苏维埃祖国担忧——因为多方盛传，希特勒德国即将进攻苏联。毛泽东同志，你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毛泽东说，我给斯大林同志写了一份电报，请你下午到我的办公室里来一下！这时，一声炸雷，一团黑云从西北方飞来了。师哲抬头，见西北方的团团黑云已近头顶了，说：“主席，天要变了，回！”

    毛泽东和师哲走回去了。当天下午，苏联情报人员斯克沃尔佐夫、西索夫和里马尔一起，来到毛泽东的办公室。

    毛泽东因有重要的事情出去了，师哲和中央社会部的领导人李克农代替毛泽东接待客人。

    原来，1940年冬天，苏联为了加强在东方的情报工作，派以基斯林科中将为首的各兵种混合情报组到延安，毛泽东在杨家岭为他们设宴洗尘，来宾共约七八位。李克农参加作陪，并热情地接待、安排了他们的居住、生活。

    基斯林科向毛主席介绍了每个人的姓名、专职、军衔等，说明了他们的打算：在华北、东北的活动，特别是在解放区边沿地带及各大城市建立情报网，搜集情报。

    毛泽东说，要搞好这项工作，最好是我们两家合作，分享成果。这样，事情也可以办得更好些。如在华北地区，你们也不可能派多少情报员，那是我们的势力范围。我们得到的情报可以供我们两家使用。合作的具体办法是你们出钱，拿出技术来；我们出人出力。在相互合作的条件下，工作既能较顺利地开展，也能做出较好的成绩来，得到情报，我们两家分享，双方共同使用，岂不很好吗？

    基斯林科、斯克沃尔佐夫等苏联客人都面面相觑，表示为难，不敢表态。原来，这时候，斯大林和联共不相信毛泽东和中共，不让他们商谈合作，他们当场不好直说。过了几天，他们就正式表示这样合作不行，他们要自己干。于是，他们在华北、东北忙了几个月，毫无所获，只好收兵回营。1941年2月，基斯林科中将离开延安回国，只留下斯克沃尔佐夫等三个苏联人在延安留守。

    现在，斯克沃尔佐夫他们感到苏联危急，想到毛泽东这里来寻找办法。毛泽东不在家，他们想了解一下中国的抗日战争情况。于是便和师哲、李克农交谈起来。他们首先提了一个问题：毛泽东上过什么大学？

    师哲告诉客人，毛泽东没有上过大学。

    几个苏联人更惊奇了。他们不明白：没有上过大学的毛泽东，为什么能够有这么渊博而深刻的知识？为什么看问题这么尖锐、准确？为什么能写出那么好的文章？

    师哲感到这几个问题太大，一时不好回答。只好先给他们介绍毛泽东1936年2月写的一首词：《沁园春·雪》，然后笑着说，我们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人杰地灵，英雄辈出。黄河、长江，滚滚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夏禹、孔丘、秦始皇、汉高祖、唐太宗、成吉思汗、康熙大帝…一个个都成了历史的过客。“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今朝，20世纪的中国大地，又造就了一位伟大人物——这就是毛泽东。

    李克农讥讽地说：“你们苏联人真有办法，既不愿跟人合作，不肯出钱出技术，又要得到情报！好吧！看在老大哥的份上，我给你们介绍一些日本侵华的情况”。接着，他介绍了前不久，在北平的日军总司令部里，曾经为日本侵华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晋升为大将举行了一个小型的宴会。宴会上只有三个人，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冈村宁茨和他的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

    三个苏联人听得正高兴，毛泽东回来了。斯克沃尔佐夫说：“今天，师哲和李克农同志给我们介绍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情况，使我们对中国目前的形势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但不知今后怎么办？希望毛主席能给我们指点一下！”

    毛泽东说：“我们也希望斯大林和苏联的同志了解中国。现在，是中国存亡绝续的关键。全国一切抗日党派抗日人民必须团结起来，对付日本帝国主义这个主要的敌人。中国共产党是站在这一斗争的前线的，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还是如此。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始终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热爱它，尊重它，保卫它。现在，苏联遇到了危险，我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电报，请很快发给斯大林同志。”

    三个苏联人一看，高兴地说：“好！我们马上发！”斯大林接到电报后，觉得偏僻的延安很难获得准确情报，并未采信。但是事实正如电报所说，德国突然进攻苏联，结果吃了大亏！

    （原载《各界导报》2006年11月3日第七版）

    5.斯大林未重视延安来电吃了大亏，吃亏后给延安发电报感谢毛泽东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探索者、实践者。他一生坎坷曲折，多次遭敌人谋杀、监禁、流放。1902年至1913年他被捕7次，流放6次，从流放地逃回5次。后来，敌人对他先后谋杀竟达数十次。这种坎坷的经历和险恶的环境形成了他性格多疑。接到毛泽东关于希特勒将于6月21日进攻苏联的电报后，他没有立即采取紧急措施，防止希特勒德国的进攻，反而让人了解毛泽东的情况。

    马林科夫了解情况后，向斯大林汇报，拿出了王明的一封信和毛泽东的一篇演说《改造我们的学习》。王明在信中说，毛泽东的演说，实际上是在攻击斯大林同志，攻击中国在莫斯科留学过的同志，说他们“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说用这一套律己，则害了自己；拿来教人，则害了别人；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还说毛泽东在演说中说“这种反科学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王明在信中强调指出毛泽东正在延安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风运动，问题十分严重，希望斯大林同志和苏联能够制止。

    斯大林听到这些情况，对毛泽东更加怀疑。他又征求莫洛托夫和赫鲁晓夫的意见，他们认为毛泽东不过是中国的普加乔夫——农民领袖；延安又是陕北的一个穷山沟，消息闭塞，不可能知道希特勒进攻苏联的日期，所以没有重视。

    但是，历史是无情的裁判员。1941年6月22日，星期天，凌晨3点半，希特勒德国以190多个师的兵力和4300辆坦克、4万多门火炮、4980架飞机和192艘战舰对苏联不宣而战。意大利、波兰、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等国也跟着希特勒袭击苏联。

    苏联的损失是十分惨重的。仅仅这一天，德国人就消灭了苏联1200多架飞机，取得了绝对制空权。并且利用制空权，对苏联各地进行狂轰滥炸。

    这是斯大林一生中最为震惊的时刻之一，也是他面临最大考验的时刻之一。

    1941年6月22日凌晨3时50分到4时，斯大林接到朱可夫的电话，得知希特勒进攻苏联。长时间的沉默后，他命令朱可夫和铁木辛哥前来，并让朱可夫通知斯大林办公室主任阿·尼·波斯克列贝舍夫，让他召集全体政治局委员到他的办公室来。

    4时30分，全体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来到斯大林的办公室里，这里的气氛特别紧张。联共中央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站在两边，注视着斯大林。铁木辛哥和朱可夫被邀与会。

    铁木辛哥报告道，德国人进攻苏联已经是事实。敌人轰炸了我们主要的机场、港口、大的铁路交通枢纽。单是西部特别军区的部队就损失了738架飞机，而且其中的528架飞机是在飞机场上被炸毁的。基辅特别军区、列宁格勒军区和波罗的海沿岸特别军区的情况也是如此。

    斯大林神态严肃，脸色苍白，手里握着没有点燃的烟斗，站在桌子旁边，半晌无言。他那双深沉难测的眼里，露出了震惊和愤怒的目光。

    莫洛托夫问：“斯大林同志，您看，这该怎么办？”斯大林说：“你先和德国大使馆联系一下，弄清情况。”莫洛托夫当即出去联系。这时候，远处，炮声、爆炸声、飞机的吼声和警报声此起彼伏。

    这是斯大林一生中受刺激最大、精神最痛苦的时刻之一。面对这数百万全副武装的法西斯匪徒的突然袭击，该怎么办呢？作为苏联红军的最高统帅，为什么不事先指挥部队作好防御呢？难道苏联的情报部门、兄弟党和友好人士都没有提醒过吗？

    斯大林沉思着。突然，他像被什么东西狠刺了一下，猛地转过身来，拉开办公桌的抽屉，取出一沓电报，迅速翻阅起来，翻完了，又沮丧地摇了摇头。

    马林科夫问：“斯大林同志，你找什么？”

    “电报！一份延安发来的电报！”斯大林焦急地说着，又在另一叠电文中翻阅。“是中共毛泽东6月16日发来的电报吗？”“是的，是的。我记得放在这里，却怎么不见了？”马林科夫立刻打开自己的文件夹，取出一份电报，递给斯大林，说：“电报在这里。你那天听了赫鲁晓夫同志的意见，说‘这是造谣’，延安在山沟里，消息闭塞，怎有可靠情报？无稽之谈，让我先拿着！”斯大林沉重地踱着步子：“希特勒这个流氓，背信弃义，突然袭击，使我们丧失了一次重要的战机！不过，延安的电报，人民的支持，给了我们力量，敌人将在全线受到打击，我们会胜利的！”

    这时，莫洛托夫来了，说“德国大使通知我们德国政府已经向我们宣战了！”斯大林说：“敌人将在全线受到打击！现在，情况已经十分明显。该怎么办？请军事统帅们提出建议！”朱可夫大将建议边防部队全线出击，遏制住敌人。铁木辛哥元帅补充说：“不是遏制，而是歼灭！”

    “对！是歼灭！”斯大林说，“部队要竭尽全力，用一切办法打击敌人。并把他们消灭！在未接到特别指示前，不要越境。空军要轰炸入侵的敌军！”

    斯大林的意见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赞同，形成了在希特勒德国的猖狂进攻面前，进行坚决反击、歼灭敌人的第—个重要决定。当然，应当看到这项重要决定的确是来得太迟了，丧失了一个重要的战机，给苏联造成了巨大的不可弥补的损失。但是，也要看到在这关系苏联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斯大林及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层，能在德军入侵的当夜即做出重要决定，反击德国侵略者，坚决消灭敌人，也是难能可贵的，意义重大的。

    历史事实很清楚，在这个会后，斯大林一方面指挥苏军抗击德军的猖狂进攻；另一方面，立即着手组织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斯大林首先紧急召见了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同他进行了几小时的磋商，要求共产国际立即组织和发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武装保卫苏联。

    由于斯大林没有采纳毛泽东的意见，没有及时采取防止德军入侵的对策，在战前丧失了必要的警惕，使希特勒的闪电战一时得逞，取得优势。6月28日，明斯克失守。29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一起发布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给靠近前线各州的党和苏维埃组织的命令，要求党、苏维埃、工会和共青团组织必须克服麻痹大意情绪，动员全体人民的一切力量粉碎敌人。

    签发完命令之后，斯大林对伏罗希洛夫说，这几天，随着希特勒德国的猖狂进攻和我们卫国战争的迅即展开，我越来越感觉延安来电的重要。可是，当时我们没有重视，吃了大亏！请您代我给毛泽东发一份电报，表示感谢！

    伏罗希洛夫表示马上照办。于是，一份电报，很快地飞向延安。

    （原载《各界导报》2006年11月7日第七版）

    6.斯大林要中共调兵牵制日军，毛泽东两项举措均创奇迹1941年秋，法西斯德军打到了莫斯科城下，日军又虎视眈眈，准备从东线进攻苏联，要与德军配合，两面夹击，灭亡苏联。7月，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举行了代号为“关特演”的大规模军事演习，并将关东军由40万增至70万。日德两个轴心国有军事同盟条约，德国不断催促日本早日出兵与其东西两线进攻苏联。

    斯大林对苏联面对日德两个法西斯国家从东西两面夹击十分忧虑，曾致电毛泽东，以商量的口气询问中共能不能抽调若干旅或团摆到长城附近牵制日军。毛泽东复电说比较困难，因为我们的力量一集结，目标就大了，就会遭到日本空军、陆军的袭击和围剿，会吃大亏。另外，我们的武器很差，无法同日本进行大会战。

    1941年11月，德军打到莫斯科城下，苏联危急。有情报说如果德军攻下莫斯科，日本就进攻苏联。斯大林再次致电毛泽东，希望派一部分兵力，向长城内外方向发展。毛泽东没有给以肯定的回答，只说部队调动有困难。

    希特勒在莫斯科失败后，放弃了全面进攻计划，集中精力于1942年7月纠集150万以上的兵力进攻斯大林格勒。日本又扬言要进攻苏联。为此，斯大林又致电毛泽东，要求中共调集八路军的一两个师的兵力，到内蒙和外蒙边境地区，接受苏方提供的可装备一两个师的新式武器。

    毛泽东研究后回电说：武器，我们自然需要，但是调集一两个师的兵力通过蒙古草原到达边境去接受武器却是不可想象的。因为敌人有空军，而我们没有。这样，我们的部队在未到达目的地之前，就会被敌机消灭掉，这个方案恐怕难以实现。

    过了一段时间，斯大林第二次来电，说可否派出较小型的游击队到满蒙交界的地区接受较小批量的武器，以加强抗敌力量。

    毛泽东又否定了第二个方案。

    1943年9月至10月斯大林第三次来电，建议我党中央考虑调若干师团部署在长城内外一线，虽不是为了进行大战役，但也能牵制日军力量，或增加它的后顾之忧。这时候，毛泽东大体上明白了斯大林的想法：苏方正在部署斯大林格勒战役，准备与德国法西斯决战；但又怕日本乘苏联出兵西线之机，从东方进攻苏联，使苏联腹背受敌。斯大林始终没有讲明他的战略意图，但毛泽东明白了他的意图后，进行了创造性的战略构思，采取了两项举措，均创奇迹。一项是调集部队，开始把罗瑞卿、杨成武、吕正操等部部署在长城内外一线，准备伺机向东北腹地渗透。后来，形势发展，这些部队很快占据重要的战略位置，捷足先登，不仅帮助苏联牵制日军，并且为抗战胜利后很快进入东北、收复失地做好了准备，成为决胜东北的重要力量。

    另一项重要举措就是密切注意日军的动向，要求中央情报部、各地地下党等有关方面及时上报日军情报。

    有一天，毛泽东与朱德、任弼时交谈。毛泽东说，斯大林几次来电，要求我们出兵牵制日本关东军，日本确有北进的危险，但尚未与英、美妥协还不敢北进；南下的可能性较大。世界上的事情很复杂，救苏联有多种方式。从历史上看，大约在公元前400年以前的春秋战国时期，神州大地，诸侯林立，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国家，和现在世界上的情形差不多。魏国的大将庞涓，以强凌弱，带领数十万大军，进攻赵国，包围了赵国的京城大都，赵国危在旦夕。赵王向齐王求救，要齐国出兵救赵，并许诺成功之后给齐国一座城池。齐王派大将田忌，军师孙膑领兵救赵。孙膑这人很会用兵，后来写成了《孙子兵法》，千年流传。他说救赵不应当领兵长途跋涉，到很远的地方大都去和强大的魏军硬拼。因为魏国的重兵都在大都，咱们只要就近用兵，去围攻魏国的都城，攻其要害，魏王害怕，必然令庞涓率部回国救驾，我们再在半路上设下埋伏，痛歼魏军，这样一来，围魏国不仅可以救赵，还可以削弱妄图称霸的魏国。田忌采纳了孙膑之计，果然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师哲进来，给了毛泽东一份电报。毛泽东接过电报，看了看，说：“恩来的这份电报，说的是上海发生的一件事。早在1930年，一位名叫理查德·佐尔格的德国共产党员，由共产国际派到上海。不久，他认识了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并由她介绍结识了日本《朝日新闻》驻华记者尾崎秀实。这个尾崎是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私人秘书，参加过日本内阁最核心的机密会议，并常作为中国问题专家来往于中国与日本之间。他得到了这份情报，告诉了史沫特莱。史沫特莱很快地告诉了恩来同志。恩来同志又核实了一下，比较准确。此事关系苏德战争的胜败，我希望大家研究一下。”

    任弼时说：“这个情况，除了上述来源外，还有一个来源，就是我们的地下党员阎宝航同志，从军统密码破译机构中得到的情报。”

    毛泽东说：“这两天，我们连续收到了几份电报，从东北、香港等不同的角度，讲了上述事实，我认为很重要，拟了一份电报，要很快发给斯大林同志。”

    朱德和任弼时看了毛泽东起草的电报，都认为很好。于是，一份重要的电报就发给了莫斯科。

    7.斯大林说：“一份延安来电，胜似十万精兵！”

    苏德战争打得非常激烈。战争初期，德国法西斯在军事上占优势。

    1941年8月底，德军第六集团军同苏联第五集团军在基辅以北展开激战，苏军且战且退，德寇紧追不舍，并渡过第聂伯河，突入杰斯纳河地区，在切尔尼戈夫地区同南下的德军第二集团军会师，把苏军第五、第二十一和第三十七集团军围困在切尔尼哥夫、基辅和涅仁的三角地带。9月12日，德军的第一坦克集团军从克列明楚格北上，迎接南下的德第二坦克集团军。9月15日，这两股法西斯坦克部队在基辅以东的洛赫维察会师，把苏联西南方面军的4个集团军包围起来。9月10日，基辅陷落。苏军蒙受了严重的损失。据西方史学家记载，德国南方集团军群，抓到了65.5万名苏军俘虏。一再坚持死守基辅的赫鲁晓夫，险些作了德国法西斯的刀下鬼。

    据朱可夫回忆，关于基辅战役的决策问题，在苏联最高统帅部曾进行过激烈的争论。7月29日，朱可夫作为苏军总参谋长、最高统帅部副统帅，就当时对战争形势的分析和基辅的弃守问题，曾当面向斯大林作过紧急汇报。朱可夫说：“莫斯科战略方向上的德军，看来，最近期间不可能实施大规模进攻战役，因为他们损失太大。他们现在缺少大量预备队来补充各集团军和保障中央集团军群的左右两翼。”

    “我们认为，在乌克兰，主要战斗可能在第聂伯罗彼得洛夫斯克、克列明楚格地区某地展开，因为敌南方集团军群装甲坦克部队主力已经到达该地区，我军防御最薄弱和最危险的地段是中央方面军。掩护乌涅恰和戈梅利方向的第十三和第二十一集团军人员很少，准备也不足。德军可利用这个薄弱环节，向死守基辅地域的西南方面军的侧翼和后方实施突击。”

    斯大林警觉起来，问：“你的建议是什么？”

    “首先加强中央方面军，至少给它增加三个得到炮兵加强的集团军：从西部方向抽调一个集团军，从西南方面军抽调一个集团军，从统帅部预备队抽调一个集团军。委派一位经验丰富的能干的方面军司令员。具体地说，我建议瓦杜丁将军担任。”

    “怎么啦？”斯大林厉声责问：“你认为，可以削弱莫斯科方向的兵力吗？”朱可夫解释说：“不！不是这样！我认为莫斯科方向的敌人暂时不会前进，而在十二天至十五天以后，我们能从远东抽调至少吧个战斗力很强的精锐师，其中包括一个坦克师到莫斯科。这样，就不是削弱——而是加强莫斯科方向的兵力了！”

    “那么，把远东送给日本人吗？”一向与朱可夫不和的梅赫利斯挖苦地说。

    “是啊！远东怎么办？”斯大林沉思地来回走着，沉重的皮靴敲击着地板，发出“咯噔”、“咯噔”的响声……斯大林最担心的是远东的安全。因为远东，驻有日本的百万关东军，虎视眈眈，随时准备入侵苏联。如果这个时候，日本再从远东进攻苏联，使苏联腹背受敌，那将是致命的危险！斯大林禁不住低声自问：“远东该怎么办呢？”

    这时，马林科夫拿出了一份电报，递给斯大林，说：“这是延安来电。”斯大林看着电报，紧缩的眉头松开了，脸上露出了兴奋的光彩。看完了，他又让马林科夫宣读了延安来电。那电报上写道：“最近，日本法西斯内部发生了一次决策性的大争论：陆军主张北进，直捣乌拉尔山脉一带苏联军火工业的大后方，与西线的希特勒德军两面夹击，迫使苏联投降。海军认为西伯利亚地寒人稀，进军困难，北进成功的可能性不大，所以力主南下。双方争论激烈，海军的主张占了上风。日本内阁决定：发动大规模的南侵，攻打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等国。”

    朱可夫听了延安来电，高兴地说：“这样，我们很快可以从远东抽出数十万精锐部队，来到西线，痛歼德军！”

    众人立刻高兴地说：“好！好！”“好！”斯大林说：“中国共产党给我们送来了及时雨！现在，根据延安来电及其他情报，我们下决心从远东抽出数十万精锐之师，去到西线，打击德军！”马林科夫说：“是啊！延安来电很重要！上次延安来电，我们没有重视，吃了大亏；这一次，一定要重视！”

    斯大林紧接着说：“是啊！一份延安来电，胜似十万精兵！”

    对于此事，《斯大林年谱》上的记述是：7月29日，斯大林应朱可夫要求接见朱可夫，接见时与朱可夫意见不和的梅赫利斯在座。朱可夫概述了当前形势，提出了总参谋部的几点意见：一，加强中央方面军；二，从远东至少调8个师来加强莫斯科防区；三，把西南方面军撤到第聂伯河以东。当天，斯大林签署了国防委员会关于改组和调整工农红军指挥人员的决定。

    后来，斯大林指挥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歼敌33万，成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点。

    其所能取得这么伟大的胜利，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通常，斯大林早晨4至5点钟躺下休息。但在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日子里，他打破了这个规矩，他要求向他汇报情况的次数多了，包括在早晨6点钟也要汇报。他因失眠而双眼发红，头有一点晕，但他用凉水洗一洗脸，又继续工作。他首先考虑的是集中兵力问题。因而他一再催促集中兵力，调集部队，不许拖延。

    从1942年7月1日到11月1日，根据斯大林和大本营的决定，从远东，从各地调往斯大林格勒的兵力达72个师、6个坦克军和两个机械化军，20个步兵旅和46个坦克旅。同时大大地加强了第8和第16空军集团军，很快地夺回了制空权。

    据报道，1942年11月11日，斯大林令朱可夫给斯大林格勒调集了100多万军队，900多辆坦克，使苏军的力量大增，24小时内，击溃了罗马尼亚兵团等3万余人。在这个胜利的基础上，斯大林很快地把战略反攻导向战略进攻。1942年11月19日，斯大林决定组织3个方面军发动斯大林格勒反攻。同时抓紧调集兵力，使这次反攻迅速发展成11个方面军的总攻，使苏德战争发生了转折，斯大林格勒战役取得了胜利。在此基础上，斯大林又抓紧进攻战略，经过1943年夏季的几次大规模的反攻战役，于当年8月把战略反攻导向了大规模的战略进攻，在2000千米的正面上向德军实施了正面的总攻。中间经过一系列的战略性的战役，到1944年底，把德军全部驱逐出苏联国境。

    8.俄罗斯领导人叶利钦感谢中国的巨大援助

    1941年6月30日，延安收到了莫斯科以斯大林的名义致中共中央的电报，电文是：“由于你们提供了及时而准确的情报，使我们提前进行一级战备。”

    1995年4月，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时，俄国在中国辽宁省举行的阎宝航诞辰一百周年祭奠上，向这位已于1968年逝世的死者授予一枚奖章。阎宝航的儿子、毛泽东过去的俄文翻译、今天的中国慈善总会会长阎明复说：“斯大林发电报感谢毛泽东要他提防希特勒进攻苏联的情报，他的电报是苏德战争爆发八天后发来的。”阎明复回忆说：“俄国人只给活着的人受勋，我父亲是唯一的例外。”

    同年11月1日，北京俄罗斯大使馆内喜气洋洋，正在举行隆重的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的酒会。俄罗斯驻华大使罗高寿发表了热情洋溢的祝酒词，高度评价了这场拯救世界和人类的正义之战。还郑重宣布受总统叶利钦的委托，授予阎宝航和他在抗战期间领导的地下工作者阎明诗、李正文同志“卫国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奖章，表彰他们为国际反法西斯斗争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场内爆发出热烈的掌声，阎宝航的子女阎明复、阎大新扶着激动不已的李正文，接受了这份殊荣。

    11月3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叶利钦总统授予阎宝航、李正文等中国同志“卫国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奖章的消息，还说“罗高寿大使认为，这两件大事（提前向苏联通报德军进攻苏联的准确日期；在苏军对日作战前，提供了关东军在东北的详细军事情报）将载入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史册。”

    曾经把斯大林吹到天上一万丈高的赫鲁晓夫等人，先说斯大林是“天才的英明领袖”、“一贯正确”、是“天才”、是“慈父”；后来又把斯大林打入地下九千丈，说他“没有人性”、“从来不认错”、“不会指挥”、是“白痴”、“暴君”。

    上述事实说明：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虽然他在苏联卫国战争开始时犯了严重的错误，但他对错误一经认识，也在努力改正，并且也讲情感，当即发电报感谢毛泽东和中共的帮助。赫鲁晓夫等人的诬蔑不实之词，应该扫除。

    9.延安精神海外之花——毛泽东与斯大林交往纪实

    延安是革命圣地，是抗日胜利的红都，也是新中国的摇篮和苗圃。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同志在陕北生活工作过13年，创造了无数可歌可泣的伟大业绩。这里选取几件毛泽东与斯大林鲜为人知的史迹。

    一、斯大林特别感谢的延安来电

    斯大林一生中经受过无数次打击、迫害和折磨，光被逮捕、流放就有七次之多；但他在打击、迫害、折磨中学习、斗争，后发制人、反败为胜，所以被称为“钢铁的人”，成为社会主义苏联人民的领袖，成为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三巨头”之一。

    在斯大林经受的打击、折磨中，最严重的莫过于1941年6月22日的那一次。那时全世界的法西斯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闪电战”，突然向他和苏联人民发起偷袭。

    的确，在那法西斯横行霸道、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威胁人类文明、正义的年代，西方大国当权派奉行绥靖政策，使希特勒肆无忌惮地侵略扩张，他兵不血刃地占领了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之后，又以“闪电战”征服了波兰和挪威等国；接着，希特勒就向欧洲强国英法开刀了。曾经远征重洋的数百万英法联军，在纳粹的进攻面前，仅仅11天就垮台了，法国投降了。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不足一个星期就相继沦陷。法西斯德意日像三个法力无边的恶魔，铁蹄踏上了欧亚大陆，使这两个古老文明的神州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当时人们普遍担心世界可能要有一个新的、上千年的黑暗的时代。

    就在这关系人类命运的危急时刻，德国法西斯的矛头指向苏联，世界人民关注着苏联，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寄希望于苏联。作为苏联军民最高统帅的斯大林经受着最严峻的考验。

    那是1941年6月22日凌晨3点半。因为是个星期天，人们都在甜蜜的梦乡。希特勒背信弃义，以190多个师的兵力，430辆坦克，4700余门大炮，4980架飞机，193艘舰艇，总兵力达550万人，向苏联发起了大规模进攻。接着，意大利、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等仆从国追随希特勒德国，也相继发出照会，对苏联宣战。希特勒计划用这迅雷不及掩耳的闪电战，在六个星期到两个月的时间内打垮苏联。于是，一场规模空前、意义巨大、关系世界命运的大决战，在苏联国土上展开了。

    凌晨4时许，联共中央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集合在斯大林的办公室里。斯大林神态严肃，脸色苍白，手里握着没有点燃的烟斗，站在桌子旁边，半天没有说话。他那双深沉难测的眼里，露出了震惊和愤怒的目光。这是他一生中受刺激最大、精神最痛苦的时刻之一。

    斯大林沉思着。突然，他像被什么狠刺了一下，拉开自己办公桌的抽屉，取出一叠电报，迅速翻阅起来。马林科夫问：“斯大林同志，你在找什么？”

    “电报，一份延安拍来的电报！”斯大林焦急地说着，仍在一叠电文中翻阅。“是中共6月16日发来的电报吗？”“是的，是的。我记得放在这里，却怎么找不见了？”斯大林说着，仍在寻找。

    那电报上只有一句话：“菲里波夫同志，希特勒德国将于6月21日进攻苏联。希立即采取对策。”

    斯大林没有重视中共的情报和建议，迟疑、犹豫，没有立即采取紧急措施，使苏军吃了大亏。在接电报之前，他认为，希特勒德国不会撕毁1939年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不会突然袭击苏联。他的错误认识导致了苏联人民和苏联红军对希特勒德国失去了警惕。当时，鉴于英国等国的报纸盛传“苏德间行将开战”，1941年6月13日，苏联塔斯社奉命发表声明说：“苏联方面认为此种谓德国愿意撕毁条约，进攻苏联之谣言，全无根据。”德军突袭发生，考虑到战争形势严峻，中共情报的明确和重要，斯大林才宣布苏军进入一级战备。

    其实，中共关于希特勒德国进攻苏联的情报是经过认真核实的。1941年6月中旬，中共地下党员阎宝航从国民党一位高级官员那里得知希特勒德国将于6月21日进攻苏联。阎宝航即将此事报告了在重庆的周恩来。周于6月16日报告了中共中央。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从香港方面和上海方面也得到了类似的情报，认为十分重要，于是，很快将这一情报转告给在延安的苏军情报组，要他们马上向莫斯科汇报。

    当时，斯大林没有重视中共的情报和建议，吃了大亏，给苏军和苏联人民造成了惨重的损失。许多人只知怒斥希特勒德国背信弃义，而没有注意斯大林的错误。

    现在，事实证明中共的情报是准确的。毛泽东关心苏联的命运，提出的建议是正确的、及时的。而斯大林自己由于判断失误，坐失良机，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所以斯大林对站在一边的伏罗希洛夫元帅说：“请您以我的名义致电中共毛泽东，表示感谢！”伏罗希洛夫表示照办。1941年6月30日，延安收到了莫斯科以斯大林的名义致中共中央的电报。电文是：“由于你们提供了准确的情报，我们得以在德军进攻前宣布苏军进入一级战备。”

    1995年4月，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时，俄国在中国辽宁省举行的阎宝航诞辰一百周年诞辰祭典上，向这位已于1968年逝世的死者授予一枚奖章。阎宝航的儿子、毛泽东过去的俄文翻译、今天的中国慈善总会会长阎明复说：“斯大林发电报感谢毛泽东要他提防希特勒进攻苏联的情报，他的电报是苏德战争爆发8天后发来的。”阎明复回忆说：“俄国人只给活着的人授勋，我父亲是唯一的例外。”

    阎宝航，1895年4月6日出生于辽宁省，小时接受过基督教教育，但他热爱祖国，富有正义感，曾和罗长青同志一起在看不见的战线上工作。1937年被秘密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直接由周恩来领导。他在重庆国民党领导人中有地位，有威信，和张学良将军有深交，并得到了蒋介石及其夫人宋美龄的信任，所以能得到只限于国民党最高层知晓的希特勒即将进攻苏联的消息。当时给阎提供消息的一个人就是国民党行政院院长孙科。

    德国为了把和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保持着老关系的国民党完全拉到自己一边，特地向国民党政府驻柏林的武官通报了德国将在1941年6月21日进攻苏联的消息。那位武官把这一消息报告了重庆。他们没料到，这消息传给了毛泽东、周恩来，于是，在苏联首都莫斯科，就出现了上述那一幕精彩的故事。

    二、斯大林说：“一份延安来电，胜似十万精兵！”

    伏罗希洛夫是联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又是苏军中功勋卓著的元帅，颇受斯大林尊重。一天，他从苏军总参谋部了解到，斯大林的联络员彼得·弗拉基米洛夫（中文名孙平）从延安发来几份电报，说毛泽东想要了解苏联对日作战的时间和打算，以便配合；而苏联方面迟迟不予答复。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孙平）很着急。于是，伏罗希洛夫拿着孙平的电报去找斯大林。

    斯大林在他的办公室里，正在和莫洛托夫商量去波茨坦参加三国首脑会议的问题。伏罗希洛夫进来后，和斯大林打了招呼，就开门见山地说：“斯大林同志，我有个问题。特来请教您！”

    斯大林忙离开座位，谦逊地说：“伏罗希洛夫同志，您德高望重，我很尊敬您。您有什么意见，就直说吧，不必客气！”

    伏罗希洛夫说，彼得·弗拉基米洛夫从延安发来电报，说毛泽东想要了解苏联对日作战的时间和打算，又强调说：“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同志，我认为，对于像毛泽东、朱德这样的中共同志，我们应该信任和尊重！你还记得吧，1941年6月，希特勒进攻苏联前夜，我们没有重视延安的电报，吃了大亏！”斯大林有点不高兴，但仍笑着说：“伏罗希洛夫同志，您大概不会忘记吧，当时我就请您以我的名义给中共毛泽东发电报，表示感谢！”伏罗希洛夫说：“我很快给毛泽东发了感谢电。可现在，毛泽东要了解苏联出兵中国的时间和打算，我们应该告诉，以便配合。否则，真有点对不起毛泽东！”斯大林坐在靠椅上，沉思地说：“这个毛泽东，简直有点神秘莫测。他从未到过苏联，住在延安的小山沟里，却耳聪目明，能知天下大事！中共的领导人，先后有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等人，一个一个都失败了！只有这个毛泽东，没上过大学，却通晓古今；自己不拿枪，却常打胜仗；住在山沟里，却能掌握重要情报！”

    伏罗希洛夫说：“斯大林同志，您还记得吗？1941年秋天，莫斯科的形势非常危险！希特勒调集了100多万军队，在飞机、坦克的掩护下进攻莫斯科。我们当时兵力奇缺。可延安来了一份电报，给我们提供了重要情况，使我们做出了一项大胆的决策，从与百万日本关东军对峙的西伯利亚边境，抽调出几十万军队，投入了与德军激战的西线，从而使我们有足够的实力扭转败局，奠定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基础。”

    原来，这份电报讲了日本法西斯内部的重要决策和动向。早在1930年初，一个名叫理查德·佐尔格的德国共产党员，由共产国际派到上海。不久，他认识了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并由她介绍结识了日本《朝日新闻》驻华记者尾崎秀实。尾崎是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私人秘书，参加过日本内阁最核心的机密会议，并常作为中国问题专家来往于中国与日本之间。

    佐尔格在三十年代中期，曾以一名忠于元首的德国纳粹党徒的面目和有渊博知识的学者名义，深得德国驻日大使和武官的尊重。二次大战爆发后，他发出过大量有价值的情报。其中一份情报说，1941年7月至9月，日本法西斯内部发生了一次决策性的大争论：陆军主张北进，直捣乌拉尔山脉一带苏联军火工业的大后方，与西线的希特勒两面夹击，迫使苏联投降；海军认为西伯利亚地寒人稀，进军困难，北进成功的可能性不大，所以力主南进。双方争论激烈，海军意见占了上风，决定发动大规模的南侵，攻打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等地。

    佐尔格从尾崎那里获悉这一决定后，通知中共情报人员密切注意关东军的动向。中共的地下工作人员，有的在侵华日军总司令部，有的在汪伪政权内部工作，获悉此情，迅速核实，报告延安。

    毛泽东认为此情报很重要，遂电告斯大林。就这样，由于来自延安的可靠情报，斯大林情况明了，决心定了，很快地从苏联远东地区抽调数十万精锐部队去到西线，歼灭德军，从而一举扭转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

    斯大林坐在沙发上，高兴地说：“是啊！在那生死存亡的关头，一份延安来电，胜似十万精兵——中共和毛泽东确实了不起！”

    伏罗希洛夫说：“那么，你同意毛泽东的要求了？”

    “不！”斯大林摇摇头说，“如今，情况大变。苏联的卫国战争胜利了，德意法西斯投降了，中国要请苏联出兵帮助中国打日本，难道真的无偿出兵援助吗？在雅尔塔会议上，苏美英三国首脑达成秘密协议，保证满足苏联出兵的权益，不让给中共透露消息。现在，雅尔塔会议的墨迹未干，我们正在和国民党政府谈判，蒋介石要我们支持他统一中国，而不支持中共。我们能把苏联出兵的机密，贸然告诉毛泽东吗？”

    众人默不作声。斯大林沉默许久，低头不语。望着激动的伏罗希洛夫，又笑道：“伏罗希洛夫同志，您的意思我明白了。不过，中国的事情很复杂。雅尔塔会议有协议，您先回去休息，等我从波茨坦开会回来，咱们再议。”

    三、斯大林说：“延安精神真伟大！”

    斯大林不但没有将苏联出兵中国东北打日本的时间和打算告诉毛泽东，而且，背着中共和毛泽东与蒋介石国民党的代表宋子文、蒋经国等在莫斯科谈判，软硬兼施，“保证支持蒋主席统一中国”，攫取中国的权益。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在美国的大力支持下，磨刀霍霍，用美国的飞机、大炮、坦克屠杀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毛泽东带领党和革命人民，奋起抵抗，自卫反击，斯大林又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电报给毛泽东，不许抗击，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就有毁灭的危险！”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不怕压，不信邪，带领党和革命人民英勇战斗，前赴后继，克服了千难万险，消灭了蒋军800万，终于推倒三座大山，在1949年10月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后来，斯大林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主动地作了自我批评。这种自我批评，据我了解，至少有三次。

    第一次是在1948年2月10日。当时，斯大林召集保共季米特洛夫和南共卡德尔等人在莫斯科举行三党会议，讨论巴尔干和希腊革命的问题。在会谈中，斯大林严厉地批评了保共和南共支持希腊起义之后，坦率地承认他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犯了错误。斯大林说：“战后，我不相信中国共产党人能取胜。我那时认为美国人将会全力以赴地扑灭中国的起义。我曾劝说过毛泽东，最好是与蒋介石和解，与蒋介石建立某种联合政府……但以后毛泽东开始发动了一场大攻势，最后取得了胜利。你们看，我也会犯错误。”

    第二次是1949年7月，毛泽东委托刘少奇率团访苏时，斯大林主动地作了自我批评。他说：“我们妨碍过你们没有？妨碍了，妨碍了。我们对中国不大了解，有时好心也办错事。”“毛泽东到重庆去是有危险的，CC 特务有谋害毛泽东的可能”。停了一会儿，他又内疚地说：“中国同志总是客气的，讲礼貌的。老实说，我们觉得我们是妨碍过你们的。”

    第三次是向毛泽东当面检讨。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间，毛泽东访苏，与斯大林等苏共领导人会谈，废除了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旧的不平等条约，签订了新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有关文件。有一次，在和毛泽东会谈时，斯大林又主动检讨说：“过去，我们就中国革命提过一些不恰当的意见，我们感到内疚”。后来，谈到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时，斯大林又站立起来，放下他那特制的烟斗，认真地说：“毛泽东同志，我们苏联人不明白，中国人近百年来，英勇斗争，前赴后继，都失败了，可在你的领导下，为什么能很快胜利呢？”毛泽东答：“我们有延安精神。”斯大林更惊奇了，接着又问：“延安，不就是你们长期住过的那个穷山沟吗？”“是的！”毛泽东坦然答道：“由于我们的党中央长期住在延安，形成了一种精神，一种作风，后来，人们就称它为延安精神、延安作风。”斯大林禁不住竖起了大拇指，说：“哈！延安精神真伟大！”

    （原载《世纪桥》2001年第4期）

    10.游俄罗斯日记——寻找斯大林的足迹

    2007年6月17日至24日，我和老伴王爱珍游俄罗斯。这是我多年来的愿望。当年，少年毛泽东意气风发，要组织“游俄队”游遍俄罗斯，学习苏联十月革命的经验，改造中国；后来他带领共产党和革命人民，打倒了蒋家王朝，建立了新中国。他又去到莫斯科和斯大林会谈，签订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抗美援朝，改变了世界的格局。如今，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成了世界人民关注的发展道路，俄罗斯的情况如何？列宁、斯大林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情况如何？成了我急需了解的两个大问题。为此，今年5月初，当《毛泽东与斯大林交往纪实》书稿交给人民出版社后，我就和老伴商量决定：自费游俄，作一次国外的学习考察，花钱买真知。我们和康辉旅行社联系，每人交9200元，搞一次八日俄罗斯游。

    6月17日西安大雨，二女婿和二女儿开车送我们到机场。17时55分，我们乘南航CZ6940号飞机到乌鲁木齐。一路上，飞机飞上云层，摆脱了阴雨，披上阳光，白云在飞机下翻滚，时而如海浪翻腾，时而似龙腾虎跃，变幻无常，令人陶醉。我们飞行了3个半小时，22点多到乌鲁木齐。这时，西安已经到了深夜，乌市还是傍晚，阳光灿烂。我们住在海浪阁酒店，这里是世界上离海洋最远的城市，位于北疆。乌鲁木齐是准格尔蒙古语“优美牧场”的意思。这里气候宜人，视野宽阔，和西安比起来，简直有另是一重天的感觉。

    次日上午8时，我们即到天山天池游览。天池，古称“瑶池”、“龙潭”，离乌市120公里，是传说中西王母宴请周穆王之地。高山顶上一池碧水，湖面海拔1900多米，非常美丽。湖面呈葫芦形，四山环抱，面积4.9平方公里；平均湖水深约40米，最深处105米。山清水秀，维吾尔族姑娘载歌载舞，十分迷人。

    这里漫山遍野多是古杉树，挺拔青绿。据导游说，一个古杉树，年蓄水25吨，是这里山清水秀的主要原因。我爱古老杉树的伟岸挺拔、根深叶茂、昂首挺胸不畏寒、保留青绿美人间的风格。

    在一家维吾尔族的“阿米尔”餐馆中吃了午餐，吃了维族特有的馕饼后，我们又乘车返回了乌市宾馆。

    下午，我们游览了“百石缘玉石城”，鉴赏了世界著名的和田玉，晚上9点25分又乘中国南航飞机飞向莫斯科。

    这时候，在乌市地面看，太阳快落山了。但当飞机飞上万米高空时，却又见太阳离山更远了，时间似乎在倒流。由于地球自转和飞机向西北飞行的缘故，我们好像在和太阳赛跑。只见飞机下白云翻腾，云隙间山川倒流，却不见太阳落山。

    就这样，我们乘飞机和太阳赛跑，一直飞了5个半小时，太阳却还是挂在天空。直到飞机上的广播响，说飞机快到莫斯科了，请大家系好安全带，准备着陆。我从机窗里向下瞭望，只见万顷绿树，罩在一条大河两岸。莫斯科到了。广播员说，莫斯科的绿化面积占70%，是世界上绿化最好的城市之一。法国总统到莫斯科考察后说，世界上的一切城市都是在建城后搞绿化，而莫斯科是建设在森林中。的确，从飞机上眺望，莫斯科万顷森林，一片翠绿，莫斯科河蜿蜒曲折，在森林中流淌，一幢幢高大的建筑群，矗立在绿树碧水中，分外妖娆。后来听导游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法西斯的炮火、炸弹，把莫斯科城全毁了。斯大林领带苏联党和人民，战胜了千难万险，消灭了法西斯，重新规划，重建了莫斯科。在这次重建中，由于有统一的规划，科学的设计，将过去经常泛滥成灾的莫斯科河按照山形水势作了科学的安排，所以几十年来山清水秀，很少遭灾。

    6月19日9时半我们飞抵莫斯科。由于莫斯科时间比北京时间晚5个小时，我们一夜没有睡觉，到莫斯科时，正值上午七点多。导游把我们接到梨花饭店，连行李也没有放下，就带我们去游卡洛明斯皇家庄园——这是莫斯科河边的一座皇家花园，里面有一座小木屋。当年，彼得大帝的姐姐为了争夺王位，将年幼的彼得大帝囚禁在这座小木屋里。聪明的彼得大帝和一些小朋友做打仗玩耍，练兵习武，练就了一支年轻的禁卫军。1689年彼得依靠禁卫军的帮助发动政变，软禁了他的姐姐和兄长，宣布亲政，成为彼得一世，彼得大帝。他选择了一条学习西方、西化兴国的道路，带领一个250多人的代表团周游欧洲各国，学习先进技术，又用野蛮制服俄国的野蛮，全歼了瑞典的舰队，建造了彼得堡，被授予“全俄罗斯大帝”的称号，从此，俄国开始被称为俄罗斯帝国。

    在莫斯科河边我们见到许多年长的劳动者，都五六十岁了还在艰难地劳动。又见几位白发苍苍的年龄在七十岁以上的老人，拿着两件自己的衣裳叫卖。我不知道他们的身份，导游说，这些人大都是当年的革命者或老工人，如今红色政权没有了，国家不管他们了，自己又没有私有财产，生活十分艰难。这里上厕所特别贵，小便一次要15个卢布，所以人们只好尽量减少上厕所的次数。当地人讲，这里穷人的生活很艰难。

    接着，我们乘车到列宁山观景台上，俯视莫斯科全城，一座座高大的俄罗斯建筑，矗立面前。导游介绍说，这里原来叫列宁山，现在叫麻雀山，是莫斯科的最高点，后边是莫斯科大学，我们再次拍照留念。不过，伟大的列宁被遗忘了，换成了“麻雀山”，令人十分遗憾。

    下午去看红场。我们先到无名烈士墓，有几个俄军守灵，不息的圣火，一直在燃烧。4点整，又来了三个换岗的军人，身着佩刀，正步走来，看的人很多。不远处有朱可夫元帅的骑马雕塑，虽然显眼，但这个雕塑不太成功，没有体现出朱可夫元帅的英雄气质。

    转入红场，只见条石铺地，古意犹存，朴素神圣。1941年11月，德国法西斯的军队，包围了莫斯科。德军元帅鲍卢斯，在望远镜里看见了莫斯科塔楼上的红星，说胜利在望，一定要攻下莫斯科。斯大林毫不慌乱，领导苏军和苏联人民坚守莫斯科，使德国军队寸步难进。11月7日，斯大林又在红场举行阅兵式，亲自登上列宁墓，发表演说，动员人民战胜德国法西斯，表现出特有的勇敢无畏、临危不惧的高尚风格。结果，正义战胜了邪恶，苏联红军很快地进入反攻，斯大林格勒一战，消灭德军数十万，俘虏了德国将军22人，活捉了德军元帅鲍卢斯。今天，看到红场，看见了列宁墓，我不禁想起了斯大林当年在红场的列宁墓上举行阅兵式，发表演说，动员人民战胜法西斯的大智大勇，想起了这人间罕见的奇迹！然而，时过境迁，是非颠倒，如今在红场上，不见了斯大林和当年苏联红军的英雄形象，却只见在红场的拐弯处，有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长得很像斯大林，穿一身破旧的元帅服，等待着和游人照相。旁边又有一位长得像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人，我给他们两位照了一张相。

    列宁墓是免费参观的。排了约1个小时的队，终于到了安检处。过了安检口，就可以进去瞻仰列宁遗容了。安检非常严格，随身小包里的东西要全部拿出来，由安检人员一一检视。除了一些违禁品不得带入以外，绝对禁止摄像摄影设备，包括带照相功能的手机。

    列宁墓是一座高台的四方建筑物。地上部分并不高大，约有30米见方，10几米高。从戒备森严的门口进去后，警卫指了指我的帽子，我急忙取下。进门后，光线突然暗淡下来，迎面有4个站得像机器人一样笔直严肃的警卫，面无表情，他们一个比一个低一点，左边高右边低，呈一字形，有点指向的意思。我们向右拐弯，走10几米后，迎面又看见这样一排警卫，只是高矮的方向和刚才相反，灯光又暗了一些，向左拐、下台阶，又看见一排警卫，如此这般，不断的拐弯、下台阶、灯光变暗。终于到达一个正方形的墓室，光线非常暗淡，但可以看见路。四角站着警卫。我向中间望去，心里突然一震，那幅熟悉的面孔映入眼帘，坚毅、睿智、安详，清晰而亲切，栩栩如生。伟大的列宁躺在水晶棺中，像睡着了一样。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立正，鞠躬，再鞠躬，三鞠躬。列宁，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主义的创建人，我们伟大的导师，我今天终于看见你了！我在心里轻轻说道。我多么激动啊！然而，这里不能说话，不能表达自己激动的感情，我只能再次向伟大的导师鞠躬、敬礼！

    斯大林的墓原来和列宁葬在一起，苏共二十大后，被迁出列宁墓，埋在了列宁墓后的红墙下，不让参观。英国首相丘吉尔曾经说过：“斯大林是一个世上无出其右的最大独裁者，他接过俄国时，俄国只有木犁，而当他撒手人寰时，俄国已经拥有核武器。”的确，在斯大林执政时期，苏联仅用了30年的时间，就走完了其他国家用近100年才走完的道路，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尽管在创造奇迹的过程中，犯了许多错误甚至罪行，但是，奇迹是事实，事实是不能抹杀的。

    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他死后被埋在新圣女公墓里。

    新圣女公墓是20世纪20年代开始建设的，专门用于安葬俄国历史上著名的科学家、艺术家、政治家等杰出人物。迄今为止，已有25000多个杰出人物和他们的家人在这里安息。他们都是俄罗斯的、甚至是世界级的精英。

    这里是公墓，也是雕塑艺术的博物馆。这里的雕塑、文字，还有一些他们生前喜好的用具、甚至宠物的雕塑，他们在这里复活。他们的肉体不在了，但他们的精神，他们的功绩永在。

    在卓娅的陵墓前，大家停留了很长的时间。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广为流传。我站在她的雕像前，回忆起她的故事，她的形象，仍然很敬仰。在一次战斗中，因为被叛徒出卖，卓娅被俘了，德国鬼子强暴了她，对她用尽了酷刑，甚至惨无人道地割去了她的乳房，但她没有屈服。雕像表现的是她被绞死前的形象，非常震撼人心。

    德国战败时，斯大林命令，不接受杀害卓娅的那个番号的德国军队的投降，必须全部消灭。

    赫鲁晓夫雕像的设计很有意思，他的墓碑被设计成一半黑，一半白，交错在一起，表示人们对其功过的诠释。

    这里有许多熟悉和不熟悉的人的墓地、雕像。车尔尼雪夫斯基、果戈里、奥斯特洛夫斯基、图波波夫、加加林、乌力季诺娃、叶利钦等等。叶利钦的墓地面积最大，这是人们对他“使俄罗斯又成为俄罗斯”的肯定。叶利钦是东正教教徒，东正教不允许土葬，但他是个例外；墓碑很简陋，这是遵从逝者的遗愿。还有一个唯一的中国人的墓碑，就是王明，这说明了俄罗斯人对王明的肯定。王明当年确实为苏联想得很多，而为中国人民想得少。毛泽东因此而与王明发生争论，斗争，说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应该主要为中国人民服务。这种争论，在这里得到了证实。

    在红场上，我们看见了俄罗斯国家历史博物馆，接着是救世主大教堂。这个大教堂，斯大林曾下令将其拆掉，在遗址上建起了博物馆，理由是“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全靠自己救自己”。这是《国际歌》里唱的真理。但是，人民有信仰自由，对人民的信仰，不应该用行政命令去改变，谁要用行政命令去改变人民的信仰，谁就将失去人民的信任。叶利钦为了收买人心，又推倒了斯大林建起来的博物馆，在原址上建起了救世主大教堂。这一手，得到了东正教神父们的赏识，叶利钦死后，神父们在这里给叶利钦举行了盛大的葬礼。但是许多俄罗斯人认为，叶利钦当年宣誓做共产党人，干了大半辈子革命，后来又一反常态，反对革命，把革命当儿戏，使人感觉到他那一套都不过是套取名利的骗人把戏。他不是个真正的共产党人，谁又能相信他是个真正的东正教的教徒呢？

    19日下午，我们到莫斯科火车站，乘坐去圣·彼得堡的列车。列车虽说是四人一个包间的专列，但是设备陈旧，很不安全。其设备相当于中国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列车，窗子小，空气不好，不供茶水。导游特别叮咛，车上的小偷很多，而且和列车员勾结，撬门偷窃，十分猖狂，要特别小心。闹得我们一夜没有睡好。

    20日早上7时许，列车到了圣·彼得堡。接待我们的是一位中国女导游。她把我们带到一家中餐馆，用过早餐，即乘车观光市容。圣·彼得堡，有“北方威尼斯”之称，整个城里，都是俄罗斯古典式的建筑，巴洛克式的建筑。涅瓦河穿插其间，用各种不同的桥梁，把城市联结起来。我们先参观了海军总部大厦，接着进入彼得要塞——这个要塞，也称兔子岛。岛上有一个彼得保罗教堂，最高的塔顶高197米，是金色的。列宁当年领导十月革命，枪毙了沙皇彼得二世，将其尸体埋在一个荒山上。叶利钦使苏联解体后，将彼得二世的尸体，从荒山上搬回彼得堡，埋在了彼得保罗教堂里，显示他对沙皇的忠诚。

    从此向前，看到了彼得大帝的坐式铜像。他创建了俄国第一支海军，从1706年4月，俄国第一艘军舰下水，到1725年成为拥有战列舰40艘，其他各种战舰上千艘的海上强国。他被誉为“俄国海军之父”。

    这里当年也是沙皇的监狱，还有个造币厂。在这座监狱里，曾经关押过许多俄罗斯的革命家，其中有著名作家高尔基。再向前走50米，有一座通向涅瓦河的通道，当年的许多革命家，就是从这里押上轮船，流放到北极圈里，其中也有斯大林。1913年2月斯大林被捕并被关押在这里，后被流放到西伯利亚靠近北极圈的地方。

    这是他最后一次被捕和流放。1902年至1913年斯大林被捕7次，流放6次，从流放地逃回5次，但是他始终没有停止过革命斗争，可见他的革命信念是十分坚定的。毛泽东说他“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有充分根据的。

    我们又到伊萨基叶夫大教堂，这座教堂是俄罗斯当年首都的主教大教堂，也叫伊丽莎白教堂，其中有108根柱子，富丽堂皇。

    向前走，看见彼得大帝骑马踩蛇的铜像，后边还有一座尼古拉一世的雕像，做工精美，英雄盖世。

    接着，参观冬宫——埃勒米塔什博物馆。这是世界上四大博物馆之一，当年是俄国沙皇的宫殿。它以非凡的想象，雄伟的气派，华丽的景观动人心弦。它始建于1754年至1762年，是沙皇的宫殿和住所。里面有数十个宫殿，每个宫殿里都有壁画、金银珠宝、古玩玉器、雕塑名画，十分豪华。看得人美不胜收。这个博物馆，把俄国沙皇展示得美似天仙，完美无缺，连他们的侵略扩张、压迫穷人，都加以赞美，表现了强烈的大国沙文主义情绪。看了这个博物馆，我对斯大林大国沙文主义错误的根源，和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历史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

    午餐后，我们去到涅瓦河上乘船游览，又看了俄罗斯民间艺术表演。我们俩个七十多岁的人，和一群年轻人赛跑，五分钟跑了约两公里路，赶上了游船。船有上下两层，河上风大，我们下到下层，看艺术表演。男女演员的年龄都比较大，但对中国人很友好。一个女演员和中国广州的一位男老师联欢，亲吻了男老师一口，给脸上留下了鲜明的口红唇印，旁边的一位老师说：“你这是真正和国际接轨了”，逗得大家哈哈大笑。王爱珍取出小镜子给那位老师一看，那老师才明白了接轨（接吻）的真正意义。俄罗斯人民热爱毛泽东，他们接着唱起了毛泽东诗词“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接着又带领大家高呼“毛主席万岁！”

    6月21日上午，我们乘车去到彼得堡郊外去游世界上最大的喷泉园林——夏宫。

    它气势雄伟，雕塑林立，坐落在离圣·彼得堡约100多公里的芬兰湾，风景宜人。它诞生于十八世纪初，分为上花园和下花园。上花园有一座金顶教堂和大片的树木花卉，下花园有多处喷泉花园。第一个喷泉花园，坐落在半山坡上，数十丈高的喷泉水，打在数十尊赤身露体的金色人物雕塑上，水花飞溅，雾气升腾，十分好看。那些赤身露体的人物雕塑，有骑马的将军，有裸体的美女，有健美的男子，有丰满的少妇。他们有骑鱼的，有洗澡的，有玩鸟的，形体很美，姿态迷人。到这里来游览的有世界各地的人们，肤色各异，神情欢快。俄罗斯人喜欢艺术，擅长雕塑，利用喷泉、人物雕塑和自然景观，吸引游客，大把赚钱，不失为一种生财之道。

    下花园很大，有上万亩树林，数十处喷泉景观，我们一直游到芬兰湾。抬头望去，只见碧水相连，海浪翻涌，直到天边。这些树林中有许多百年大树，枝叶相连，遮天蔽日，使人有到了原始森林中的感觉。

    下午参观喀山教堂。这是一座由俄罗斯建筑师设计、建筑的第一座欧洲风格的教堂。路上又看了滴血教堂，它建于1883年至1907年。导游说，这个滴血教堂，埋葬着沙皇二世，他比较开明，主张解放农奴，但后来又被两个农奴杀害了，因而叫“滴血教堂”。这完全是站在沙皇统治者立场上讲述的所谓“历史”。

    涅瓦大街是圣·彼得堡著名的一条街道，俄罗斯伟大的作家契科夫和高尔基都曾对其作过描写，因而导游安排我们游涅瓦大街。这条大街古朴、典雅而繁华。我们走进一家大商场，见货物琳琅满目，但多是巧克力之类的小东西，比中国的超市差多了。过了半个小时，看见外面下起了大雨。导游说，彼得堡的天气就是这样，刚才还阳光灿烂，一会儿乌云满天，就下起了大雨。广州的一位女同志借给了我们一把伞，我们冒雨去到滴血教堂前集合。这时候，又是雨过天晴，阳光灿烂。

    晚饭后，我们即去火车站。在候车室里，有几个拿着图片来兜售的人。导游说，这些人不敢理，你一理，他趁你看照片的机会，精神不注意，就会偷走你的东西。

    我们都神情关注地围在一起。突然，一位五十多岁的妇女冲入我们的中间，要和我们交谈。导游劝阻，那妇人不听，非纠缠不行。导游急了，叫来了两位警察，才把那纠缠的妇女拉开。

    6月22日早上8时，我们的列车到了莫斯科。年轻的中国留学生小屈继续当我们的导游，他说，今天经过多次交涉，才让我们参观克里姆林宫。但是，因为今天是6月22日，是俄罗斯的哀悼日，克里姆林宫管得很严，全国下半旗，悼念在二次世界大战中牺牲的2000多万将士。我们先到克里姆林宫外的步行桥上，俯视克里姆林宫。这个角度几乎能看见克宫里的全景。五座塔楼，几个教堂，尽收眼底。这时，俄罗斯特许可以带领外国人参观克宫的女导游打来电话，说可以进入。于是，我们从一个小门进入克里姆林宫。看见伊凡大帝钟楼，圣母大教堂，报喜教堂，大天使大教堂，金碧辉煌，互相映衬，非常壮观。还看了世界著名的钟王和炮王。

    遗憾的是，列宁、斯大林及其领导的苏联共产党入主克里姆林宫近70年，把苏联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改变成全世界著名的、先进的工业国，而且带领苏联人民打败了德国、意大利、日本法西斯，拯救了世界文明。但是，在这里，却不见这一段光辉历史的任何痕迹。这是历史的遗忘还是是非的颠倒，我想，时间是会做出判断的。

    这天下午，我们去游览白宫，这是当年苏联政府办公的地方。1991年戈尔巴乔夫造成了苏联危机。苏共以副总统为首的紧急情况委员会开会，要废除戈尔巴乔夫的总统职位，宣布戒严；叶利钦动用武力，坐在一辆坦克车上，下令军队炮轰白宫，将白宫许多房子打垮了，打得破烂不堪。不过，这一手很厉害，使以副总统为首的苏共高层精英们害怕了，纷纷逃跑，从而粉碎了苏共恢复领导权的最后一次努力。后来，叶利钦从美国借了数十亿美元的贷款，重修了白宫。因此，白宫可以见证。苏联解体，苏共垮台，原因固然很多，但是，美国、美元和叶利钦的军事政变，都是起了重要的作用，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也是我这次游俄罗斯，现场参观留下的深刻印象。

    我们还参观了二战胜利纪念广场。这个广场很大，有一座198米的纪念塔，上面有俄罗斯军人的英雄塑像，有15个英雄城市的雕塑，显得雄伟而壮观。这一天正是俄罗斯全国哀悼日，广场上也下半旗。一群军人正在旗下排练节目，显得威武而雄壮。

    傍晚时分，我们又到莫斯科机场，乘中国南方航空公司的飞机返回中国。这次飞行了6个小时，我的双腿乏困，难以入睡，辗转反侧，均不舒服，快到乌市的时候，才打了个盹。由于时差关系，这时候，乌鲁木齐正是上午8点多钟，人们开始活动的时候。接待我们的小刘在车上宣布，大家一夜没有睡觉，今天的活动简单一些。广东的教师们不同意，坚持要按原先的安排去吐鲁番等地旅游，而且一个景点也不能减少。

    旅行社说不过，只好按照原先约定计划办事。于是，我这个74岁的老头子，只好又和那些年轻人一样的上了旅程，我老伴因感到太劳累，需要休息，留在了酒店。这一天，我们行车近千公里，跑到了吐鲁番、火焰山、葡萄沟、盐湖，看到了亚洲最大的风力发电站——达坂城风力发电站，参观了达坂城古镇，看了维族姑娘表演的“达坂城的姑娘”歌舞，又到一户维族葡萄园里与当地维族同胞联欢。盛情的主人，给我们介绍了葡萄干的制作技术和挑选技术，与我们同歌同舞，并介绍了当地姑娘恋爱的舞蹈语言。我们一直玩到了傍晚，回到乌市宾馆时，已经是11点多钟了。

    这天晚上，我睡得特别香。莫斯科的山水，圣·彼得堡的古典建筑，时不时地映入我的眼帘，幻化成毛泽东与斯大林交往的形象，在我的脑海中显现。我想，斯大林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探索者、实践者，是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的敌人。资产阶级要打倒他、抹杀他是可以理解的。何况，他在革命中犯有多种错误，甚至罪行，这更给资产阶级以抹杀的口实。然而，历史不容抹杀，事实胜于雄辩。据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俄罗斯人正面评价斯大林，就是现在的事实。

    第二天中午我们乘飞机回到了西安。儿子、儿媳开车到机场接我们，把我们送到了家里，使我们又开始了新的温馨的生活。我为斯大林没有选好接班人而惋惜，但更为我们党有新的、优秀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而感到自豪！

    11.毛泽东思想和斯大林

    斯大林了解毛泽东思想的过程，长期是一个谜。

    斯大林热情地关心、支持、帮助中国革命，被毛泽东称为“导师和朋友”，但斯大林对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开创的中国革命道路的认识，却往往显得迟钝、犹疑和固执、落后，以致多次作出压抑、排斥的举措来。直至1949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访苏时，他还怀疑毛泽东“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称毛泽东为“先生”而不是同志。

    历史不是一笔糊涂账，历史的发展有其必然的根本规律，历史人物和事件也是可理解、可分析的。探讨斯大林认识毛泽东思想的曲折历程；考究其所以曲折、艰难、漫长的原因，总结出必要的经验教训，对于我们坚持毛泽东思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乃至对于促进国际共运事业的发展，都有现实意义。

    斯大林认识毛泽东和他的思想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这个过程，大体上可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初次从文章中相识，承认毛泽东的革命业绩，却没有采纳毛泽东的战略策略。斯大林过去不认识毛泽东，更不了解毛泽东的思想观点。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后，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了失败。苏共党内的反对派对斯大林进行猛烈攻击，追究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领导责任。为了回答反对派的指责，斯大林查阅了一些有关中国问题的论文和资料，其中有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是斯大林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的著作。那文章写得有理有据，观点鲜明，气势磅礴，生动感人，当时被刊登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机关刊物《共产国际》上，有俄文版也有英文版。这是《共产国际》杂志第一次反映中国人对于中国革命重大问题的观点，也是斯大林第一次读到毛泽东发表的重要论文。然而，由于相距遥远，他不了解中国当时的具体情况，当时只采用了毛泽东《报告》中的某些事实，作为回击反对派的论据。如在《时事问题简评》一文中，论述“当时武汉是不是革命运动的中心”时，斯大林回答说：“无疑地是的。现在只有瞎子才会否认这一点。否则武汉地区(湖北、湖南)当时就不会成为共产党所领导的土地革命最发展的根据地了。”然而，斯大林当时并没有真正接受毛泽东的正确理论和观点，没有采纳毛泽东主张的那种领导农民斗争，放手发动群众，争取中间派，孤立右派，打击封建地主和帝国主义势力的正确战略策略，也没有总结出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错误指导的真正教训。

    第二，强力推行苏联经验和苏联模式，多次压制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导致中共领导连续三次“左”倾，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八七”会议后，毛泽东深入农村，武装割据，艰苦奋斗，领导党和革命军队走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斯大林长期不理解、不支持这条中国人创造的独特道路，仍坚持脱离中国实际的中国革命“三阶段”论，并支持王明等人推行苏联模式、苏联经验，批判、压制毛泽东的正确路线，说毛泽东的道路是“游击主义”、“富农路线”，甚至几次给予毛泽东等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以纪律处分，使中国革命几乎陷入绝境。直到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中共在危急关头，在失去和共产国际电讯联系的情况下，才得以独立自主地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

    第三，默许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党的阶段。毛泽东成为中共的实际领导人之后，王明一伙不服气，1937年王明、康生等人从苏联回国后，打着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旗号，“钦差大臣满天飞”，从“左”跳到右，鼓吹“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否认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向毛泽东夺权。这是关系中国革命领导权和中国革命路线的一场重大斗争。在那关键时刻，斯大林回顾历史，审时度势，忍痛割爱，甩掉王明，通过共产国际及时地派王稼祥回国，召开了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支持了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和领袖地位，批评了王明的错误。后来，毛泽东领导延安整风，进一步批判了王明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用毛泽东思想统一了全党，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这是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毛泽东思想和斯大林思想交锋的一个重要阶段。在这个阶段，如果没有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就不可能有随之而来的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同时，也应看到，如果没有斯大林的默许、支持，当时要用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党也是很困难的。斯大林的默许、支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在中共党内斗争的关键时刻，斯大林终于支持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当时，共产国际威信很高，组织性强，纪律很严。李立三、王明等人都是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成为中共主要领导人的。1937年王明回国时，在共产国际中的地位很高，是主席团成员、书记处书记，又是斯大林在殖民地附属国问题上的主要专家。所以，他回国后到处以“钦差大臣”的身份活动，拉关系，搞宗派，发号施令，妄图取代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一度造成了党内严重的思想混乱。不久，王稼祥回国传达了斯大林领导的共产国际的指示，明确支持毛泽东在中共的领袖地位，指责王明的错误言行，这对于加强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在中共全党的领导，无疑起了重要作用。

    第二，在延安整风中，斯大林默许了用毛泽东思想统一中共，容忍了中共对自己的批评。延安整风中受批判的王明教条主义错误，有许多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斯大林对此虽然不满意，但还是容忍了，并没有强烈的反应。在这以后，他虽然曾担心中共会成为“第二个南斯拉夫”，怀疑毛泽东是否是“第二个铁托”，但他始终没有对中共和毛泽东采取像对待南共联盟和铁托那样的粗暴、蛮横的态度。尽管毛泽东一直坚持独立自主、不盲从共产国际的方针、路线，斯大林对毛泽东还是采取了支持、认可为主的立场。这对延安整风的胜利和后来全党全军的思想统一都起了积极作用。

    第三，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明确支持毛泽东的政治路线。这首先表现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王稼祥传达的共产国际的指示中：“中共抗战一年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尤其是毛泽东、朱德领导的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在复杂的环境和困难的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同时，应该看到，从此以后，斯大林在实际上甩开了王明而支持毛泽东。这不仅需要用高度的理智控制自己的感情，而且需要扭转苏共和共产国际领导层的习惯势力。斯大林这样做了，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宽广胸怀和求实作风。从而使中共用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党的伟大任务得以实现，使中共七大得以胜利召开。

    第四，在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中压制毛泽东和中共。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国际上形成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尖锐对立和斗争。中国国内形成了毛泽东、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集团与蒋介石国民党领导的反动武装集团的尖锐对立和斗争。斯大林对于毛泽东和中共虽然有过支持和帮助，但从美苏争霸和苏联的战略需要出发，他把中国的希望寄托在国共两党的战略妥协上。在抗日战争中，斯大林实行用武器、物资援助国民党，用马列书籍援助共产党的政策，支持蒋介石“合法政府”的统治。在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向美国保证：“一、斯大林尽全力促进由蒋主席领导的中国统一；二、战争结束后，中国应由蒋主席继续颁导。”1945年7月，斯大林在和宋子文会谈时，甚至让步到同意取消中共领导的独立自主的抗日力量。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要发动内战，毛泽东主张自卫反击。斯大林威胁毛泽东：“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就有毁灭的危险。”就会破坏苏美关系。毛泽东不惧险，不信邪，带领共产党和人民军队迎险而上，艰苦奋战，只用了三年多的时间，就打倒了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打出了一个朝气蓬勃的新中国。在这个关系中国前途和命运的重大斗争中，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胜利了。在事实面前，斯大林反省了自己的认识，表示“内疚”，说“胜利分清了是非”。

    第五，由怀疑毛泽东是“麦淇淋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到承认毛泽东思想，建议出版毛泽东著作。1949年2月斯大林派米高扬访问西柏坡，7月，刘少奇受毛泽东委托秘密访苏，对于帮助斯大林进一步了解毛泽东思想起了重要作用。然而，斯大林对毛泽东的深入了解、具体结识，还是1949年12月16日至1950年2月17日毛泽东访苏的这64天和不久以后发生的抗美援朝重大事件中。这一阶段的特点是斯大林和毛泽东围绕中国革命的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围绕中苏两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筹一系列重大问题经过争论、切磋、会谈，终于订立条约，结成“友好互助同盟”。由于过去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犯过错误，所以一见面，斯大林特别热情、谦逊，称赞毛泽东“伟大，真伟大！你对中国人民的贡献很大，你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然而具有虎气豪情而又长期受压的毛泽东，面对斯大林的热情赞颂，他没有按照惯例说些表示谦逊和感谢的话，而是委屈地说：“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给斯大林碰了个软钉子。斯大林当时不好发作，也机智地用“胜利分清了是非”、“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等话语，扭转谈话局面，使会谈在友好、热烈的气氛中继续进行。斯大林长时期对毛泽东心怀疑云，猜忌颇深。据当时在斯大林身边工作的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和《最后的遗言》中记述说：“斯大林常称毛泽东是‘麦淇淋式的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怀疑毛所持的立场是狭隘的农民立场，怀疑他害怕工人……。但经过十个星期的接触、争论、会谈，斯大林不仅消除了怀疑、误会，而且看到了中国革命经验的重要，看到了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因而建议毛泽东尽快把他的文章编辑出版，并强调指出，“这是一件大事情。”后来，斯大林又派理论家尤金来华，帮助编辑毛泽东著作。尤金到北京，把选编的《实践论》、《矛盾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文章寄送给斯大林看。斯大林读了，非常高兴，认为毛泽东的《实践论》等著作，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著作，而且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建议在联共中央理论刊物《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发表。

    斯大林逝世后，毛泽东对斯大林这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不计前嫌，给予了实事求是的科学评价。从斯大林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发展过程，从怀疑到信任，从压制到支持，有力地证明了毛泽东不愧为时代的巨人，证明了毛泽东思想战无不胜，威力无穷。

    （原载《社会科学研究》1993年第3期，第11～13页）编者按：为纪念中共七大胜利闭幕六十周年，刘杰诚写了《毛泽东、斯大林和中共七大》一文，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单位在延安召开的七大纪念大会上作了发言，受到了热烈欢迎。会后，被编入《纪念中共七大胜利闭幕六十周年纪念文集》，后获得“世界科研学术成果特等奖”等多项大奖。

    12.毛泽东、斯大林和中共七大

    2005年6月11日，是中共七大胜利闭幕六十周年纪念日。我们研究中共七大，如果从总结人类百年历史经验的高度，从世界历史发展走向的角度，运用比较法，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共七大最大的历史功绩，就是它实事求是，确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和发展路线，确立了中国人民的胜利之路。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和发展路线，不仅使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取得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建立了新中国；而且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使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屹立东方，光照世界。

    一、20世纪三次制度上的比较和较量

    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发展最快的一个世纪。科技成果之多，科技成果转化成现实生产力的速度之快，人类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之快，社会文明水平提高的速度之快，都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究其原因当然很多，最重要的就是：社会主义的兴起，使人类进行了三次长期的、大规模的、制度上的比较和较量。有比较才有鉴别，有鉴别，有较量，才有大发展。

    这三种比较和较量：一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大比较；一种是社会主义体系中列宁、斯大林等人坚持的苏联模式和毛泽东、邓小平等人坚持的中国式社会主义的比较；还有一种是资本主义体系中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英机等人的从发动战争中找出路和罗斯福、丘吉尔等人从改革体制中找出路的比较。这三种比较交错进行，斗争复杂，以至引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解体、东欧剧变，造成了20世纪后半叶世界历史的重大转折，人类文明的重大进步，使和平和发展成为21世纪面临的两大课题，使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成为人类向往的发展道路，使社会主义有可能在21世纪经过与资本主义的和平共处与和平较量，取得世界性的胜利。

    毛泽东与斯大林是这三次大比较中的重要人物。本文就是要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角度，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来写毛泽东与斯大林在这三次大比较、大较量中的真实情景，从而给人们了解20世纪的世界历史，中国历史，中苏关系史，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打开一个窗口。

    二、毛泽东和斯大林在中共七大路线上的分歧与斗争毛泽东和斯大林都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共七大是毛泽东思想全面成熟，并成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大会，是“胜利的大会”。中共在毛泽东思想和七大路线的指引下，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了新中国。但当时，斯大林不同意它，并因此而与毛泽东发生了意见分歧、矛盾、斗争，直到几年后莫斯科会谈，才结成同盟；抗美援朝，取得了震惊世界的胜利。今年是中共七大胜利的六十大庆，研究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意义重大。

    毛泽东是中国人民革命的导师和领袖。斯大林及其领导的苏联，对中国革命作过光辉的贡献，也发生过严重的失误；作过宝贵的支持、援助，也有过错误的干扰。毛泽东和斯大林在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上有共识，也有分歧，有深厚的友谊、亲密的合作、主动的配合，也有分歧、矛盾和斗争。

    这种分歧、矛盾和斗争，主要源自斯大林对毛泽东思想和中共七大路线的不同看法。众所周知，中共七大决定的路线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新中国”。但是，斯大林却坚持苏联模式，不同意中共七大路线，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并因此而召回了他派驻延安的代表。从此以后，中苏两党的关系跌入了低谷。斯大林对于中共和毛泽东的行动路线，做出这么强烈的、不满的公开表示，完全出乎毛泽东的意料。究其原因，和整个中共七大的筹备与召开有关，和中共七大的路线有关，也和中共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有关。

    三、斯大林关心中国革命，对中国革命做了大量的工作斯大林是个意志坚强，不畏艰险，坚持真理的革命英雄。他先后被捕7次，流放6次，从流放地逃回5次，继续坚持革命斗争。因而同志们给他起了“斯大林”这个名字，意思是钢铁的人。他在列宁的领导下，带领党和革命人民通过十月革命，推翻了沙皇统治，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苏维埃政权；接着他又提出了在一国首先建成社会主义的任务，经过几个五年计划，战胜了千难万险，使苏联由一个穷困、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一个世界注目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

    1930年前后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培育了希特勒等一批战争狂人，要从战争中发横财，找出路，搞法西斯主义。到1940年前后，希特勒德国法西斯横行欧洲，兵不血刃地吞并了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接着又灭亡了波兰，攻占了丹麦和挪威，战胜了装备精良的英法联军，逼得强大的法国不得不向德国投降。那时候，欧洲人害怕要有一个新的长达千年的黑暗时代。世界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急先锋丘吉尔多次到莫斯科去向斯大林求救。斯大林带领苏联军民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打败了德国军队，扭转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危局。为此，1943年11月，在德黑兰的苏美英三国首脑会议期间，英国首相丘吉尔在美国总统罗斯福的陪同下，给斯大林当面赠送了一把金光闪闪的“斯大林格勒之剑”。后来，斯大林又指挥苏军，在盟军的配合下，消灭了德国法西斯，不久又消灭了日本关东军，使他成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三巨头”之一。

    斯大林关心中国革命，为中国革命做了不少工作。1928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斯大林对中共六大十分重视。早在1928年2月间，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扩大会议上，斯大林就认真研究中国问题，并和中国代表团向忠发、李震瀛一起联合起草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为中共六大制定路线、政策，提供了基本依据。六大前夕，斯大林又约见中共几个负责人谈话，更具体地解决了革命性质和革命形势这两个重大问题。当时，中共成立才八年，革命经验不足，理论根底不深，干部比较年轻，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瞿秋白、李立三等同志，对于中国革命的动力、性质、形势等问题，争论不清。他们找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谈话，没有解决问题。他们又要求见斯大林。斯大林当时很忙，但觉得中国革命事关重大，便在6月17日以前，会见了中共中央负责人瞿秋白、苏兆征、周恩来、邓中夏、李立三等，请他们介绍中国革命斗争的形势和任务，并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形势等问题发表了意见。在中共六大大会进行中，斯大林还亲切会见大会主席团的同志，耐心地听取了中国同志的介绍，然后循循善诱地分析情况，阐述观点，时间长达14个小时。

    当时，许多人对什么是革命的性质，革命性质由什么来决定等问题搞不清楚，认为革命性质是由革命动力决定的，而不是由革命任务决定的。斯大林指出：动力不能决定任务，不能把革命的动力和任务混同起来。中国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是“不断革命”，也不是社会主义革命。斯大林以俄国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作比较，进行详细的分析，大家才听懂了。

    关于当时中国革命的形势问题，是当时大家争论最激烈的问题之一，也是关系今后革命策略的重要问题。斯大林认为：当时中国革命处于两个高潮之间，即处于低潮而不是高潮，但正在走向高潮。李立三等人提出还是高潮，并论证说，中国各地都不断发生工人、农民的斗争，革命形势还是好的。斯大林不赞成这种乐观的估计，用红铅笔在纸上画了几条曲线，然后又在曲线的最低处画了几点浪花，并解释说：即使革命处于低潮，也会溅起几朵小小的浪花，切莫把这些浪花看成是高潮。这个生动而贴切的比喻，使多数与会者心悦诚服，也给了瞿秋白、李立三等中共负责人很大的启发。但是，斯大林从苏联模式出发，指导中国革命，往往造成严重的错误。毛泽东没有出席中共六大，但他开辟了一条崭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

    四、中共七大的筹备工作可分三个阶段

    中共七大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极为重要的大会。而从六大到七大，时间相隔长达17年，这在中共历史上是创记录的。为什么？任弼时在七大预备会议上，报告大会筹备经过时讲了两条：“七大应早举行，但因战争关系，交通分割，迟至今天才开”。现在看得很清楚，除了“战争关系，交通分割”两条客观原因外，中共领导层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问题，也是一个重要问题。这个问题，关系到中共七大将要开成一个什么样的会议？关系到中国革命采用什么模式？走什么路线？关系到中国革命的兴衰成败。或者说，这和斯大林坚持的苏联模式与毛泽东开创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有关，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思想的成熟并成为中共的指导思想有关。从这个角度来看，七大的筹备工作，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在王明路线统治党中央时期。1931年1月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上台。《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决议案》中把召开七大，总结苏维埃运动经验，通过党纲和其他文件作为“最不可延迟”的任务。王明一伙急于召开七大，是要正式确立他们的路线，确立他们在党中央的正式领导地位。但是，王明志大才疏，脱离中国实际，照搬苏联模式，使中国革命处处碰壁。四中全会后不久，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二次“围剿”，此后战事连绵，中共中央在上海站不住脚，转移到中央苏区，后又进行长征，无法开大会。

    第二阶段是相持阶段。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毛泽东和党中央带领红军长征到陕北后，正确处理了西安事变，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又使革命大发展。但是，1937年秋，王明又以斯大林“钦差大臣”的身份，从苏联回国，推行苏联模式。1937年12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要求“在最近时期内”召开七大，并且规定了七大的主要议事日程，宣布成立一个由毛泽东为主席、王明为书记的七大准备委员会。但事实上，这个委员会并未工作。为什么？很显然，王明声称代表斯大林，代表共产国际。毛泽东和王明要执行的是两条不同的路线。此后，1938年3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立刻进行具体准备”，召开七大。1938年11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要“在不久的将来”召开七大，但因国民党顽固派先后发动了两次反共高潮和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激烈，会议延期。为此，1938年4月14日任弼时同志向共产国际报告说，中共决定于半年内召集党的七大，希望共产国际派人指导。

    对此，1945年6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会上关于选举候补中央委员问题的讲话中说：“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的领导路线是正确的，但中间也遭过挫折。抗战初期，十二月会议就是一次挫折，十二月会议的情形，如果继续下去，那将怎么样呢？有人说他奉共产国际命令回国，国内搞得不好，需要有一个新的方针。所谓新的方针，主要是在两个问题上，就是统一战线问题和战争问题。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是要独立自主还是不要或减弱独立自主？在战争问题上，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还是运动战？”在这里，毛泽东提出了“十二月会议的情形，如果继续下去，那将怎么样呢？”的问题，但是没有回答。后来，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派驻延安的联络员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孙平）在他的《延安日记》做了回答。他写道：“1938年12月全会通过召开第七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之后，毛泽东意识到他是孤立的，意识到大会很可能选出一个新的中共中央主席——王明。”

    第三阶段是延安整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下决心从思想上整党，从《改造我们的学习》开始，整顿党的作风，反对教条主义、党八股、宗派主义等“共产党之大敌”，“工人阶级之大敌”，“人民之大敌”，“民族之大敌”，来一个思想解放运动，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是需要极大的勇气、决心和魄力的。为此，七大的召开时间又先后向后推迟了五次。

    这时候，在王明一伙看来，“十二月会议的情形”仍然存在。这不仅是因为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不同意延安整风，斯大林派驻延安的联络员孙平和王明多次向斯大林报告，说延安整风就是“反莫斯科派”，就是“反斯大林”，更重要的是因为当时的形势。当时苏德战争爆发，希特勒德军很快打到莫斯科城下，苏联危急；日本关东军又蠢蠢欲动，准备从东面进攻苏联，使苏联腹背受敌。斯大林面对此情，接连发电报要毛泽东调八路军到南满、长城一线抗击日军，保卫苏联。毛泽东不干，也确实没有力量干。如果按照王明“孤注一掷”的方针，将八路军的主力调到南满、长城一线去和日本关东军硬拼，结果必然很悲惨，很可能使中国革命的主力毁于一旦。但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有一条检验真假马克思主义者，或者真假共产党人的“分水岭和试金石”——“保卫苏联”。按照这一条“试金石”试来，王明当然是最好的人选。

    “斯大林还是讲理的”。在两次关系中共命运和中国革命兴衰成败的关键时刻，斯大林都没有支持王明，而是支持了毛泽东。第一次，十二月会议后，王稼祥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传达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指示，明确支持毛泽东为党的领袖，要王明“不要再争了”；第二次，在延安整风期间，尽管王明和孙平给莫斯科发了大量的诬蔑延安整风、诬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电报、报告，企图通过共产国际打倒毛泽东，扶植王明上台，斯大林不但没有听信谗言，支持王明，而且审时度势，下决心解散了共产国际。实际上，这是斯大林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这给了中共和毛泽东以巨大的支持。

    五、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历史功绩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

    大会历时50天。547位正式代表和208位候补代表，代表着120万共产党员，共开大会22次。八大代表团会议及小组会议数十次。大会听取了毛泽东同志的政治报告，朱德同志的军事报告，刘少奇同志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军事问题决议案和新的党章，郑重地、民主地以无记名投票选出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44位中央委员和33位中央候补委员，组成了新的中央领导机关。这是中国共产党有史以来最盛大、最完满的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有三个鲜明的特点：

    一、批评了党内的错误思想，系统地阐明了延安精神，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为党的指导思想。这实际上是中共七大在苏联模式和中国式的革命道路之间，选择了中国模式。

    七大充分发扬民主，在讨论大会的报告和发言中，代表们畅所欲言，对过去党的错误，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进行了认真的分析。许多同志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对犯错误的同志开展批评，犯过错误的大多数同志也进行了自我批评。这样，在批评与自我批评中，总结经验教训，使全党在七大纲领的基础上实现了新的团结。

    七大认为，由于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部分是处在农村中，党员的绝大多数出身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但是，党员的社会出身并不能决定党的性质，起决定作用的是党的政治斗争与政治生活，是党的思想教育、思想领导与政治领导。七大把党的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优良作风概括为三大作风，即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自我批评的作风。这是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这是党的路线、方针得以顺利贯彻的根本保证。

    七大通过的党章的总纲中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在党章的条文上又规定：努力地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义务。这是这次修改的党章一个最大的历史特点，这使全党在思想上、工作上步调一致，夺取胜利有了理论基础。二、“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使七大成了“团结的大会”。4月21日，在七大的预备会上，毛泽东就七大的工作方针问题作了报告。他说：这次大会的方针是“团结一致、争取胜利。简单讲，就是一个团结，一个胜利。胜利是指出我们的目标，团结是指我们的阵线、我们的队伍。我们要有一个团结的队伍去打倒我们的敌人，争取胜利；而队伍中间最主要的，起领导作用的，是我们的党。没有我们的党，中国人民要胜利是不可能的”。他还指出：我们党在24年的历程中，尝尽了艰难困苦，轰轰烈烈，英勇奋斗，不怕牺牲。当然，党内在一个时期也有不同意见，发生过意见分歧。昨天七中全会基本通过了历史决议案，交给七大以后新的中央采纳修改，我们的大会要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我们现在还没有胜利，前面还有困难，我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党要团结得像亲兄弟姊妹一样，为全国胜利而奋斗，不达胜利誓不罢休。

    七大会议结束时，代表们一致认为，七大的确开成了一次“团结的大会”。其所以这么完满，原因有三：一是经过长期的准备，大会选择了一条正确的胜利的路线。这个选择过程和结果，就是毛泽东在上述讲话中所说的“历史决议案”中写清楚了的。另一个是正确地处理了“山头问题”。由于在抗日战争中，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在敌后建立十几块抗日根据地，还有孙平所谓的“莫斯科派”、“军队的党”、“地方的党”、“白区的党”等等，“山头”是客观存在。毛泽东对此采取的原则是：“承认山头，削弱山头，最后再消灭山头。”要反对、批评和消灭“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倾向，加强党的团结。还有一个问题是如何对待反对过自己的人？如何对待犯过错误的人？中央对此态度明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在这方面，毛泽东做了大量的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例如，七大进入选举阶段后，毛泽东提议要把几位犯了错误的同志包括当时的王明，选进中央委员会，并为此三次给大家做工作。

    毛泽东指出，王明等人的错误，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犯的错误，特别是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像一片汪洋大海，而中国还没有什么小资产阶级政党，他们之中革命的人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然也把他们的思想情绪带了进来，这是不足为怪的。现在经过整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已经把是非弄清楚了，就不应当太看重个人的责任了。

    毛泽东强调指出：“如何对待犯错误的人，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过去‘八七’会议，不要陈独秀出席，后来又不选他；过去还有人主张所有犯错误的人都不要，这些都是不对的。要照顾到犯错误的同志”，“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应不应该选？犯过错误但是已经承认错误，并决心改正错误的人可以选入中央委员会。必须有承认错误并改正错误这一条原则。过去我们图简单、爱方便，不愿意与有不同意见的人合作共事，一掌推开。这种情绪在我们党内还是相当多的存在着。六次大会不选陈独秀为中央委员，党并没有从此就毫无乱子，天下太平了。最近十年，我们采取了忍耐的态度，这样的方针帮助了我们，虽然也出了些纠纷，但是比较顺利。历史经验证明，要图痛快，就不痛快，准备了麻烦，麻烦就少。”

    选举的那天，代表们投票后开始唱票、计票。大会宣布“唱票时可以自由活动”。在一些代表自由活动时，毛泽东一直坐在台上听唱票，一直等到快唱完了，王明的得票过了半数，毛泽东才放心地走了。他说，如果王明选不上，大家心中都会不安的。一人向隅，满座为之不欢。我们的七大要开成团结的大会，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看能不能团结那些犯过错误而又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王明犯过错误，现在表示要改，大家选他当中央委员，给他出路，我们的七大就开成了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党的团结，关系党的生死存亡。苏联解体，苏共丢权，和斯大林对待“反对派”的错误有关。因为在巨大的成绩面前，斯大林骄傲了，粗暴了，就把一些有不同意自己意见的人，把反对过自己的人，打成了“反对派”，进行批判、斗争，甚至判刑、处死。这样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践踏了社会主义民主，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苏共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也是作为“胜利者的大会”而载入苏共历史史册的。但是，据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中说：“经查实，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98人被逮捕和处决（主要是在1937～1938年期间），即占总人数的70%。”

    “不仅仅中央委员如此，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的代表的大多数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代表大会有表决权和发言权的1966名代表中，有1108名，即超过总数的一半的人被指控有反革命罪行而被逮捕。”正如上面所说的，参加十七大的过半数的代表被扣上了反革命的帽子，这个情况本身就说明了这是多么荒唐无稽，是多么没有理智。

    三、在胜利的基础上，制定胜利的路线，选举胜利的领导，使七大成了“胜利的大会”。

    七大是在抗日战争取得巨大胜利——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的时候召开的。大会总结了党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总结了八年抗战的经验，制定出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新中国的路线和策略。

    大会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其中包括中央委员44人，中央候补委员33人，使全党在组织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为夺取伟大的胜利提供了组织保证。

    1949年12月至1950年1月间，毛泽东访苏，与斯大林等苏共领导人会谈，废除了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旧的不平等条约，签订了新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有关文件。有一次，在和毛泽东会谈时，斯大林又主动检讨说：“过去，我们就中国革命提过一些不恰当的意见，我们感到内疚”。后来，谈到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时，斯大林又站立起来，放下他那特制的烟斗，认真地说：

    “毛泽东同志，我们苏联人不明白，中国人近百年来，英勇斗争，前赴后继，都失败了，可在你的领导下，为什么能很快胜利呢？”

    毛泽东答：“我们有延安精神。”斯大林更惊奇了，接着又问：“延安，不就是你们长期住过的那个穷山沟吗？”“是的！”毛泽东坦然答道，“由于我们的党中央长期住在延安，形成了一种精神，一种作风，后来，人们就称它为延安精神、延安作风。”斯大林禁不住竖起了大拇指，说：“哈！延安精神真伟大！”

    六、七大后毛泽东与斯大林的路线较量可分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让步阶段。从中共七大到斯大林发电报要毛泽东到重庆去和谈，到毛泽东做出让步，亲自到重庆去和蒋介石进行和谈，缔结了“双十协定”。后来，毛泽东多次谈到这件事。他说“这不过是因为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在雅尔塔开了一个会，决定把中国全部交给美国，交给蒋介石，所以，抗战刚一结束，中共中央就收到了一封莫名其妙的署名‘俄共（布）’的秘密电报，坚持要毛泽东到重庆去同蒋介石谈判”，“要中共同蒋介石分子罢战言和”。那是什么时候？毛泽东反复说：那是中国革命迅速发展的时候；是蒋介石要打我们，我们也要打蒋介石的时候；是我们“正在准备推翻蒋介石，夺取政权的时候”。想不到“我们要打蒋介石时，苏共中央直接打了一个电报给中共中央，不准我们打。他说只能和蒋介石和，不能和蒋介石打。如果要打就会引起全民族的毁灭”。“那时候我是不想去的，因为斯大林执意要求，我还是被迫去了。但去是去了，对他的‘不许革命’，我们置之不理，打了三年半仗，便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第二阶段，毛泽东决胜东北，斯大林承认错误。当时的东北，是世界的焦点。杜鲁门支持蒋介石独占，斯大林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但不许一个美国兵到东北。毛泽东高瞻远瞩，迎险而上，只走了两步半棋，斯大林就承认错误，改变决策。1948年2月，斯大林在与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吉拉斯的谈话中说：“在抗日战争结束后，我们认为中国没有发展起义的前景，说中国同志应当寻求同蒋介石的暂时妥协。他们应当参加蒋介石政府，解散他们的军队。但是，中国同志控制并组织自己的军队，就像我们所看到的，他们在打蒋介石的军队。根据中国现在的情况，我们承认是我们错了。”2月10日，斯大林在同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和南共领导人卡德尔谈话时，又说：“战后，我不相信中国共产党能取胜，我那时认为美国人将会全力以赴地扑灭中国的起义。我曾劝说毛泽东，最好是与蒋介石和解，与蒋介石建立某种联合政府——但他以后发动了一场大攻势，最后取得了胜利。你们看，我也会犯错误。”斯大林的这种正视错误的态度和自我批评的精神，是马列主义者的高风亮节，也使“斯大林从来不承认错误”等不实之词不攻自破。

    第三阶段，蒋石发动全面内战，毛泽东不听斯大林“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就有毁灭的危险”的警告，坚持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内战阴谋；并适时地将自卫战争转变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

    第四阶段，毛泽东访苏，和斯大林晤面会谈。斯大林表示歉意，经过长期的痛苦的思想斗争，与毛泽东、周恩来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并建议出版毛泽东著作——这是斯大林第一次正式承认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重要著作。

    第五阶段，抗美援朝。当美国侵略朝鲜，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时，毛泽东决定出兵抗美援朝，斯大林答应出动苏联空军掩护。但后来又犹豫不决，借故推托。毛泽东毅然决定中国出兵抗美援朝，将美国侵略军打回到三八线以南，斯大林赞赏毛泽东的国际主义精神，称赞中国共产党伟大，并派苏联空军掩护中国人民志愿军作战，取得了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

    周恩来曾写道：“研究国际经验，要全面地看问题。斯大林管事的时间长，缺点错误多一些，但是在斯大林那个时期也并不都是不好的。就是在共产国际中期和斯大林的晚年，他也是支持革命的多，不许革命的少。我们顶一顶，他还是可以接受一点意见，也可以含蓄地承认一点错误。但他的错误一经实践证明不对，看法也可以改变。例如他怀疑我们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怀疑我们对于帝国主义者不斗争，一到抗美援朝，他的看法就改变了。斯大林还是讲道理的。”

    1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答法国《世界报》问

    2011年10月27日，法国《世界报》推出一份10/11月号《中国世纪》特刊，分为今天、往昔、明日三部分，总篇幅达98页。《参考消息》报10月28日在14、15版摘登其中精彩部分。其中《世界报》提出的问题之一是：1989年苏联阵营解体了，而中国没有，这是为什么？作者认为这个问题提得很好，但不够全面、准确，需要补充、阐述。因为中国不仅没有像苏联那样解体，而是不断发展，繁荣昌盛，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正在和平崛起，使这个问题成了世界人民十分关注的一个焦点，值得补充阐述，使世界人民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

    说起这个问题，戈德芒先生的答复有一定的道理，但不是主要的。他讲了两条，一条是这与中国共产党的一些历史特性有关。首先，毛泽东不是斯大林，他并没有像斯大林那样地进行清洗。相反，毛泽东是通过辩论、斗争和动员等来维持政权的，这使中国共产党在“路线斗争”过程中生存了下来。第二个解释是回顾历史，人们可以发现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着外向型发展与自主型发展两种不同的选择，中国在16世纪就曾经第一次拥抱了全球化。当时，中国出口瓷器和茶叶等，换回海外的银子。

    除了上述两条外，我认为，还有三条更重要的原因：第一，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伟大的具有远见卓识的党。1945年，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有中国特色的革命和建设路线，绘制了新中国的蓝图。在此之前，斯大林在苏联雅尔塔和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开了雅尔塔会议。在会上，斯大林在提出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帮助中国人民打败日本侵略者的条件时，强调他只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而不支持中共；以牺牲中共和中国抗日军民的根本利益，换取罗斯福和丘吉尔同意他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从中国攫取一些特殊权益。斯大林说：“我希望商讨关于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政治条件问题。当然，我首先说明，我主张中国应团结于蒋介石先生周围，蒋委员长必须领导全中国。”斯大林的大国主义倾向和错误行为，是他和毛泽东意见分歧、矛盾斗争成为不可避免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中共要走有中国特色革命和建设道路的重要因素之一。

    同时，在重庆的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蒋介石不顾当时国民党和共产党正在合作抗日的大局，公然制定了抗战胜利后一定要消灭共产党的内战路线和政策。蒋介石的倒行逆施，逼得毛泽东和中共只能起而抗争，坚持中共七大路线，走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和建设道路。

    不久，美国杜鲁门政府的扶蒋反共政策更加明显，英、法等国都跟着美国的政策转，扶蒋反共。因此可以说，建立新中国的路线、方针和蓝图，是在以美、苏为首的世界大国的压制声中绘制出来的，是在蒋介石政府要消灭中共的决策已定的形势下决定的。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气派和远见卓识伟大、高超，不同凡响！第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改革开放，开辟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心胸宽广，虽然也受过不公正的待遇，但他一心为公，力主公正地、全面地、正确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使中国没有发生赫鲁晓夫那样离经叛道、自毁长城的现象。他力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在中国建立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又带头退休，废除了领袖个人终身制，建立了一套现代化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江泽民、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承、发展了毛泽东、邓小平的方针、路线，建立和完善了一整套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道路和制度。

    第三，中国有十三亿多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几乎成了“世界工厂”，制造了无数质优价廉的产品，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举世公认的奇迹。中国共产党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旗帜，带领中国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焕发了中国人民的青春，激发了广大人民劳动、发明、创造的激情，这就是中国不断发展、繁荣昌盛的主要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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