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1.《人民日报》发表署名评论：

    时代精神的寻找——谈近年来领袖传记文学创作

    吴秀明陈广录

    对于现代的中国人来说，描写和反映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云等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生平事迹的传记文学从来就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文学，它往往总是与伟大、崇高、忠诚、深厚等一类价值倾向联系在一起，甚至选材本身就别具一种非凡的意义，带有明显的精神指向。正因此，近年来特别是1988年以来，领袖传记文学的创作由于受现实社会思潮的催发而在短短的四五年之间连续不断地产生了一批又一批颇具影响的作品，影视片如《开国大典》、《巍巍昆仑》、《周恩来》、《大决战》、《重庆谈判》、《开天辟地》、《百色起义》、《咱们的领袖毛泽东》、《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书籍方面的如《走下神坛的毛泽东》、《领袖泪》、《红墙内外》、《把握历史趋势的伟人》、《毛泽东和他的父老乡亲》、《毛泽东与斯大林》、《毛泽东、尼克松在1972》、《朱德与康克清》、《叶剑英在1976》、《陶铸在“文化大革命”中》、《我的父亲邓小平》等。细看这些作品，比起文学史上深孚众望的路德维希、莫罗亚、茨威格、罗曼·罗兰的架构，包括斯诺的《西行漫记》、史沫特莱的《伟大的道路》、索尔兹百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虽然自觉不如，而且大多局囿于连缀式故事的汇编，对传主思想性格也缺乏深刻有力的把握；但是，与以前的纪怀散文以及带有明显模拟外形特征的戏剧影视相比，毕竟不可同日而语，在真实性和艺术性方面前进了一大步。尤其是在思想意蕴上跳出了单纯为人物立传的窠臼，而努力从民族性特别是从人民性的视觉方面去发掘领袖与之对应的内在特质，借以为现实生活中的人们提供不竭的精神资源，则更见出我们当前的领袖传记文学作家是从“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层面来看待这一文学形式的。

    一切源于人民，本于人民，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对于现阶段的中国和中国人民来说，这仍然是我们最宝贵、最需要的精神本源。可能是与这批50岁上下传记作家的年龄结构和认知方式有关，当他们按照当代的视觉描写领袖的历史和历史的领袖的时候，都自然而然地把艺术的聚光镜集中在领袖们身体力行的对人民利益无比忠诚和鞠躬尽瘁的牺牲精神上，并以此作为自己作品时代精神的理性基点，架起了沟通作者—领袖—读者（观众）之间能动对话的思想桥梁。翻读陈贵斌的《把握历史趋势的伟人》、刘杰诚的《毛泽东与斯大林》、陈敦德的《毛泽东、尼克松在1972》等作品，我们有谁不为毛泽东在关于国家、民族、人民根本利益的重大危急关头所表现出来的真挚赤诚的人民性思想而动容；在转战陕北的日子里，当枪声响在耳畔，毛泽东首先想到的是群众的安全撤离，在枪林弹雨中穿过浮桥时，毛泽东说：“同志们先走”；当饥荒在中国大地上蔓延，出于对人民的深切同情和对于自己领导工作的内责，毛泽东含泪咽下了那又黑又硬的窝窝头；当中苏、中美会谈时，为了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更好更快地造福人民，毛泽东顶住了国内外的各种压力，将革命原则与斗争策略有机地结合起来，富有魅力地征服了国际社会的许多政治强手……这一桩桩、一件件的描写，朴实无华而又感人弥深，它从理性高度把领袖与人民之间的血肉真情作了深刻揭示。是的，大波大澜的历史转折关头，往往是历史人物巨人性格最光彩的地方，也是我们对他们崇高思想进行审美把握的理想契机。我们不是英雄（领袖）决定论者，但无产阶级从不排斥领袖人物的特殊历史作用。正如中国现代革命历史与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这些伟人不能分离一样，如果我们有关领袖思想的描写完全背离重大的历史事件而一味堕入“好人好事”的模式，那同样是片面不足取的，难以有效地体现领袖形象身上所固有的“这一个”艺术特质。他们所处的特殊的政治地位，决定了他们一举手一投足往往都能对历史产生非常人所有的特殊影响。从历史的眼光来看，真正衡量领袖地位和贡献的，主要也就表现在这里。

    当然，从宏观整体的大事件、大场面来描绘领袖人物，难度是很大的。这里既需要有史胆史识，亦需要“深入历史”，进行艰苦细致的史料搜集、甄别和取舍的工作。如《把握历史趋势的伟人》，从积累到成书前后花费了二十多年，所写的笔记和卡片多达数百万字。《毛泽东与斯大林》一书的最终写成，历时也有数十年之久。它绝不是靠聪颖和才气所能够奏效的。近年来，此类作品在文学中尚不多见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这也反映了我们当前领袖传记文学的创作还处在初创阶段。自然，我们这样讲并无将领袖传记文学与历史大事记混为一谈的意思。领袖传记文学毕竟是文学而不是历史。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转折关头固然最能够显见革命领袖伟大的思想和非凡的性格，但历史的重大、重要，并不等同于文学的重大、重要。作为形象生动、具体可感的艺术，领袖传记文学在展开大事件、大场面的同时理应揉进许多血肉丰盈的生活细节。宏观的历史大框架与微观的生活细部的有机交融，才是领袖传记文学的最佳选择。也许正是在这里，领袖传记文学与历史学意义上的领袖大事记以及其他一般的传记文学严格地区别开来，而方能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独特的艺术世界，一个既来自历史又超越历史的独特的艺术世界。以此衡量上述的《把握历史趋势的伟人》等有关作品，虽或尚存简单粗糙的缺点，但它们终究在历史宏阔图景中穿插和引进了不少生活化的内容，如毛泽东与杨开慧、贺子珍的婚恋，毛泽东与李敏、李纳特别是与毛岸英的父子（女）亲情，毛泽东与湖南父老乡亲的梓情念故，等等。这些具体入微的生活细节与他在大波大澜历史关头非凡的思想行为互为交织，才较好地避免了艺术描写空洞、浮泛的弊病，使塑造的领袖形象显得丰富、生动。

    《走下神坛的毛泽东》、《领袖泪》、《红墙内外》等一批作品，则是将领袖形象的人民性定位在一般的个人品德、情操、情感、行为的层面上；首先还原为一个具体的、活生生的人，然后从人的基点上去透视，从平凡中寻找内在不平凡的爱民为民思想。这种情况，在近年来的影视片，尤其是文学著作中十分普遍，数量也颇为惊人。

    有必要指出，在近年来的领袖文学传记创作上，虽然，有些作品，在思想和艺术上缺乏应有的升华和提炼，手法也嫌呆板单一；但由于它们写的是领袖和人民之间的血肉挚情，并且用非常平民化的叙事视觉——绝大多是以领袖身边工作人员的叙事视觉甚至以他们作为“第一人称”的叙事形式和口吻来写，因此，这就一下子缩短了广大读者、观众与之的心理和情感距离而同传主对象达成了对话交流。更何况，在这里，它还有一个人们对改革开放中党风民风滑坡、一切向钱看等腐败消极现象多有不满、渴望要求改变的问题；而且社会转型与转型社会所产生的心理迷惘和情感缺憾等，也促使读者（观众）在艺术接受和欣赏时格外倾心于领袖身上的人民性内涵。在当前的领袖传记文学作品中，人们为什么不约而同地特别钟情于毛泽东有关的“最高的要求是吃一碗红烧肉来补补脑子”，得知农民还在吃窝窝头时流泪，送毛岸英上朝鲜战场以及在闻讯爱子牺牲时所说“谁让他是毛泽东的儿子”等描写？

    为什么不约而同地特别钟情于周恩来身患重病而心系天下百姓，以及看到震区灾民家里吃窝窝头、喝玉米粥，用窝窝头揩干净碗上的剩粥吃掉等描写，许多人还为此流下了热泪？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这些情节或细节，从形式到内容都充分平民化了，它在相当程度上抚慰和满足了广大读者、观众的现实思想情感，其所显示的意义已经涉及到当代中国人文关怀的最深领域。由此可见，跟其他的历史题材文学一样，领袖传记文学的创作也是“古为今用”的。它在“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上，都无不受到时代精神的制约和影响。

    （原载《人民日报》1994年5月20日第八版）

    附录2.《中共党史通讯》发表专家评介：

    新书《毛泽东与斯大林》评介

    朱险峰

    由刘杰诚编著的《毛泽东与斯大林》一书，已于1993年1月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该书以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为主题，采撷毛泽东与斯大林的共识与分歧、一致与矛盾、革命友谊与原则斗争；伴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与挫折，记述了毛泽东如何勇于探索和创造，并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高压之下，毛泽东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神圣化，把苏联经验模式化的错误倾向，带领党和人民群众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在写作特色上，该书采用了历史学研究中的“比较法”，把毛泽东与斯大林加以对比，从而生动具体地叙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相结合的实际过程。他不仅对深入研究毛泽东、斯大林以及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有帮助，而且对于我们认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有一定启发。

    该书的又一特色是既描写毛泽东与斯大林两位历史巨人的伟大思想、伟大业绩，又描写他们的个人活动及家庭生活；既分析了他们各自的优点，又如实记述了他们的缺点和不足之处，甚至严重错误；既客观地介绍了毛泽东和斯大林在中国革命各个重要阶段上的理论、著作，又对这些史料进行了分析探讨，使作品具有较强的逻辑性和说服力。

    《毛泽东与斯大林》一书从研究、评述毛泽东与斯大林关系的角度，探讨毛泽东思想形成的过程，可以说是别开生面，另辟蹊径。

    （原载《中共党史通讯》1993年4月10日——总103期）附录3.《光明日报》载文：

    怪才刘杰诚，咬定青山不放松

    傅宗科

    黄土高原上，有一位须发皆白的离休干部，年过华甲，仍日夜奋战，笔耕不辍，著作相继出版，拍成电视，但他毫不满足，仍艰苦探索。人称他为“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怪才”。

    他叫刘杰诚，63岁，1948年越过敌人封锁线奔向延安，参加革命。在延安工作了15年。他热爱陕北的山山水水，更热爱陕北的人民群众，利用一切机会下乡调查访问。陕北的大部分地方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刘志丹、谢子长及无数革命英烈的事迹和精神，更使他感动不已，于是他拿起笔来写革命故事。1959年，先在《红色少年》上连载，后又以《刘志丹少先队》为名出书——被评为全国少年儿童优秀读物并获奖。文化大革命中，《刘志丹少先队》被诬为“反党黑书”，刘杰诚被打成“反党黑作家”批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刘志丹少先队》被平了反，再版多次，还被翻译成了朝鲜文出版。

    刘志丹和谢子长是西北人民革命的领袖，功勋卓著。他和延安的作家丁工、西影厂的导演刘斌等几位同志经过近两年的努力，写成了12集电视剧本《刘志丹和谢子长》，并由刘斌等执导，拍摄完成。1995年5月中央电视台在第一套节目和第三套节目中向全国播放，后获全国“五个一工程提名奖”。

    刘杰诚热爱毛泽东，想塑造毛泽东的形象，歌颂毛泽东的丰功伟绩，并搜集了大量史料。然而史料的核实核准，是个大难题。他找到毛泽东的秘书兼俄文翻译师哲同志。第一次审稿时，师哲说，李德不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第二次审稿时老刘仍未改，气得师哲发火了。老刘拿出了8本有关李德的书，并说这些是权威部门出版的书籍。师哲说搞历史一定要实事求是，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老刘又多方调查，找到了几份证明师哲观点的材料，才把这个中共党史上长期以讹传讹的重大问题改写了过来。核实核准史料，只是基础工程。而更大的难关在于伟人如何写？选什么角度？

    才能避免落入一般化、公式化的窠臼。为此，刘杰诚选择以毛泽东和斯大林的关系为主线，以中国革命为主题，运用比较法，以毛泽东和斯大林为主要人物，着力塑造、描写了毛泽东和斯大林之间的革命友谊、意见差异、矛盾冲突、相互评价等等。因而从一个崭新的角度，描写了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过程，为广大读者提供了一本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通俗、形象而生动有趣的读物——《毛泽东与斯大林》。

    一支笔要写出两位世界著名的历史巨人，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刘杰诚经过多次探索，数易其稿，最后，他根据毛泽东和斯大林思想交往长达30年，而晤面会谈不足3个月的特点，采取了双向集中法：书从两位伟人亲切会面、留下了层层悬念写起。这样，把人物的言行、历史的叙述和哲学的思考结合起来，把文、史、哲融为一体，既避免了编年史式的历史平铺直叙，又防止了单纯地写人物会面、记叙礼仪、议论过多、缺乏人物行动、故事情节、思想深度的毛病。这样，经过十多年的艰苦奋斗，《毛泽东与斯大林》这部55万多字的长篇传记文学作品，1993年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了。3年来，此书连印了3次，发行达8万册，并被译成日文出版。

    （原载《光明日报》1996年2月21日第二版）

    附录4.《金秋》杂志载文：

    理想之歌

    王爱珍

    陕北黄土高原上，有一位须发皆白的老人，背个挎包，上下求索，不断进取。尽管他的著作《毛泽东与斯大林》、《毛泽东与斯大林会晤纪实》等多部书相继问世，有的还拍成了电影、电视连续剧，受到了多方好评，得过多种奖励，但他毫不满足，继续奋斗。这个人就是刘杰诚。《光明日报》曾发表文章《怪才刘杰诚，咬定青山不放松》介绍老刘那种追求理想的牛劲和韧劲。有人曾问，你都七十多岁了，是离休干部，吃穿不用愁，你还忙忙碌碌，图个什么？他回答：“理想，为了我的理想！”

    带病写作成巨著

    刘杰诚少时家贫，小学毕业后给人扛长工，打短工，当放牛娃。1948年8月通过国民党封锁线到延安，参加革命，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所以他常说：“是党给了我新的生命，把我由一个放牛娃，培养成了研究员，作家。我要努力为党工作，争取为人民多做一点事。”

    但是，长期的超负荷运转，使他患了严重的动脉硬化、心脏病。1990年，他又一次心脏病发作，当场昏倒，住进医院。可是他住了几天，又把正在撰写的《毛泽东与斯大林》书稿带到病房，边治疗边撰写。上午治疗、打吊针的时候，他闭目沉思，构思情节、人物、故事；下午，又趴在病床边写书稿，晚上还要加班。病床上堆着许多书和文稿。医生说：“你不要命了！到医院来治病，只有静心休养，才能早日康复。像你这样日夜写作，病怎么能好？”刘杰诚却哀求地说：“看起来，我的日子不多了。要写成这么大的一部书籍，需要很多时间。很难！很难！我只有抢时间，加点班，争取把书写成。你就高抬贵手，让我加个班。”

    功夫不负有心人。1993年春，刘杰诚写的大型领袖传记文学专著《毛泽东与斯大林》，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广州日报》、《福建日报》、《陕西日报》、上海《文汇报》、《沈阳日报》、《黑龙江日报》等17家报刊连载转载，并被翻译成日文出版。《人民日报》曾发表长篇署名文章，将此书与电影《开国大典》、《重庆谈判》等相提并论，说它“是近年来颇具影响的作品”之一。后来这本书连续6次重印，发行10多万册，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荣获“优秀科研、学术成果特等奖”。

    创作电视连续剧

    老刘这人性子很倔犟，瞅准了目标，八头大犍牛也拉不转。1992年，《毛泽东与斯大林》书稿交给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后，他又很快地进入了第二阶段的创作——创作一部反映陕北革命斗争历史和毛泽东、党中央、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电视连续剧。

    我知道，这是陕北革命历史上的一个难点，也是中共党史上的一个“禁区”。1959年，刘杰诚的《刘志丹少先队》一书出版后，也得了奖，但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反党黑书”，他被打成了“反党黑作家”、“彭（德怀)、高(岗)、习(仲勋)的吹鼓手”，批判、斗争、抄家、挨打，受尽了屈辱，差一点儿被整死。老伴骂他：“你真是好了疮疤忘了疼，忘了你当年被整的惨状了吧？”

    老刘说：“现在的情况好了。党中央拨乱反正，号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我们共产党员，就应该努力创新奉献！”

    老伴说：“你这病身子，能完成一部书稿，已经是万幸了，别再勉强挣扎，硬拼命了！”

    刘杰诚说：“陕北是中国革命的落脚点和出发点，毛主席在陕北13年，创造了伟大的业绩，值得大书特书。如再能插上现代科技——电影、电视的金翅膀，必将使毛泽东思想和一代英烈的事迹、形象进入千家万户，武装千百万人，成为民族的脊梁。为此再拼搏一回，即使牺牲，值！”

    1992年春，刘杰诚和延安作家丁工、西安电影制片厂导演刘斌等同志商定，抓紧筹备，创作摄制一部多集电视连续剧《刘志丹和谢子长》。经过大半年的筹备，1992年12月，在延安《文艺之家》宾馆，召开了10天编导人员座谈会，研究史料，谈剧本设想，制订创作规划。

    面对浩瀚的史料，大量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从哪个角度写？才能反映出陕北人民革命斗争的伟大精神，大家谈了许多设想和构思，讨论得非常热烈。

    刘杰诚系统地讲述了自己对于《刘志丹和谢子长》这部电视连续剧的人物设计和剧情构思，得到了大家的拥护。决定由刘杰诚、丁工、白黎、王志厚、白玉奇等人组成编剧组。大家选举、剧组任命刘杰诚为编剧组长。

    座谈会后，刘杰诚翻阅了大量史料，进行艺术构思。过年了，他顾不上休息，查资料、写提纲。元旦那天还在办公室加班、熬夜。春节期间，他继续加班，写成了2万多字的24集电视连续剧《刘志丹和谢子长》人物及剧情的设计方案和数千字的剧情简介。春节后，他征得了导演刘斌、吴学筠和刘志丹的女儿刘力贞等同志的同意后，打印成册——这是《刘志丹和谢子长》剧本的总体构思和第一份设计蓝图。

    老刘把剧本提纲和分工编写意见寄给剧组领导罗士杰、导演刘斌审阅；并寄给其他四位编剧分头编写。完成后，于1993年春在延安迎宾楼集中统稿。由于5人分头编写，故事、人物、情节、细节、风格、语言均不统一，矛盾百出，大部分需要重写。统稿成了编剧成败的关键。

    剧组领导让一位年轻人统一初稿，然后由刘杰诚修改审定。但年轻人写了一段，因病住了医院。剧组领导又要刘杰诚统一文稿，并决定由刘杰诚创作口述，请寇春发同志速记，由刘杰诚修改定稿。由于时间紧，任务大，刘杰诚只好加班，日夜奋战。他往往每天干到夜里12点，凌晨3、4点又起来修改文稿，写口述提纲，一直干了几十天。闹得他接连几天睡不着觉，脑子整天在剧情里转。

    1993年“五一”节前，20集电视连续剧本《刘志丹和谢子长》统一稿完成，打印成册。这是《刘志丹和谢子长》剧本的第一次成稿。

    延安的清晨，风光秀美。刘杰诚写作电视连续剧期间，常到宝塔山上去爬山，锻炼身体。一天黎明，东方刚露晨曦，霞光照耀大地。刘杰诚和我正在爬山，后面有人叫：“杰诚！刘杰诚！”

    老刘回头一看，哈哈大笑：“哎呀，老崔！您也来爬山？”这个老崔叫崔振文，曾任中共富县县委书记，当时任中共延安地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他说：“年龄大了，每天早上都来锻炼！你这次来延安又有什么公干？”刘杰诚说：“我们正在搞一部20集电视连续剧《刘志丹和谢子长》。”

    “哈！把这两位革命领袖人物写在一起，可不简单！完成了吗？”“昨天才脱稿。”

    崔振文拉着刘杰诚的手，笑道：“哎呀，你这个家伙，真了不起！一个放牛娃，竟然写成了长篇巨著《毛泽东与斯大林》，真了不起！”刘杰诚笑道：“怎么？你看到了？”

    崔振文说：“看到了！不光我，乔尚法也看到了。老乔现在是延安地区人大主任，我们俩谈起30年前，咱们三人在去南泥湾的路上打赌的事。你记得吧？那时，我们两人劝你别写文章了，说你写文章是瞎子点灯——白费蜡。你不服气，在桦树皮上刻了几个大字‘有志者事竟成’。今天，你真的成功了。我们祝贺你！明天中午，我把乔尚法请来，就在你住的‘文艺之家’宾馆，由我做东请客，祝贺你老兄自学成才，创作成功！”

    刘杰诚说：“这本书才出版，我正想听一听意见哩！”崔振文说：“这本书，我们单位给党员干部每人都发了一本，让大家看。大家看了，都说很好，把毛泽东和斯大林写活了！我说这是放牛娃写毛主席，有志者事竟成，十分了不起，并且介绍了你的经历。”

    刘杰诚笑道：“老伙计！你现在是延安地委的纪检委书记，可不能给我乱吹！”两个人边说边走，爬到了宝塔山顶。望着延安的山水、城市、街道、各种建筑，刘杰诚说：“老崔啊！你看看，延安的变化多大啊！”老崔笑道：“放牛娃都变成大作家了，延安不变能行吗！”

    1995年5月，中央电视台在第一套节目和第三套节目中，先后两次向全国播放了12集电视连续剧《刘志丹和谢子长》，受到广泛好评，后获得陕西省和全国“五个一工程提名奖”。

    崔振文这人办事认真，说话算数。他亲自张罗在延安“文艺之家”宾馆的餐厅里搞了一桌酒席，祝贺刘杰诚取得的成就。

    刘杰诚是一个勤奋不息的人。1995年5月间，他又构思写成了20集电视连续剧本《东方日出》(又名《毛泽东与斯大林》)。在送电影制片厂、电视台征求意见的同时，又将其改写成纪实文学《毛泽东与斯大林会晤纪实》，270千字。1997年3月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出版发行，《中流》杂志连载，社会反响很好。2005年9月又再版。

    电影创作苦攀登

    西安电影制片厂建议刘杰诚从20集电视连续剧本《东方日出》中抽出精彩部分，以毛泽东与斯大林会晤为主线，改写成电影剧本《毛泽东与斯大林》。刘杰诚写成电影剧本后，西安电影制片厂认真研究，准备摄制，并报经陕西省委宣传部和省广播电影电视厅审核同意，上报中央重大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和国家电影局。中央重大题材领导小组审查后，又报外交部。外交部组织5位专家研究后，1998年7月20日正式批示：“对剧中有关中苏关系部分的表述无不同意见。”

    2000年11月30日，全国第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著名作家魏巍同志看完该剧本后，电话说：“我认为很好。不仅题材好、主题好，而且把毛泽东和斯大林这两个人物写活了，个性鲜明，真实生动。我已经批给编辑部让他们都看看，在明年用四期的版面连载，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八十周年。”

    《中流》杂志发表后，陕西毛泽东诗词研究会认为很好，评为“东方红最高荣誉奖”。2001年5月在延安，由原中宣部副部长、原国家文化部部长贺敬之同志授予“东方红最高荣誉奖”。

    后来，有人根据刘杰诚的这个电影剧本，改编成电影《中国一九四九》。

    2006年9月12日，国家电影局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大型电影《中国一九四九》首映式，邀请刘杰诚参加。我们看到在这部大型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电影片上署名：编剧刘杰诚、康丽雯。电影以两个美国记者的独特视角，描写了1949年新中国诞生前后这个血与火的年代，塑造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一系列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十分有趣。

    但是，刘杰诚还不满足。他说：“这部电影，只是我搞电影的一个序幕，一个插曲。真正好的大型电影《东方日出》，还在后边。”

    这不是空话。刘杰诚已经写成了一部40集电视连续剧剧本《毛泽东与斯大林》。

    陕西电视台准备摄制；还应人民出版社之约，写成了一部100多万字的纪实文学《毛泽东与斯大林交往纪实》。

    小孙子看见爷爷整天都在忙碌，节假日也不休息，劝爷爷多休息，享清福，保健康。

    老刘说：“人生如黄牛，拉犁三十年，不拉犁也三十年，拉犁还能运动，锻炼，创新，奉献，这不是更好吗！”

    （原载《金秋》杂志2007年第四期）

    附录5.《陕西日报》载文：

    实事求是的光辉典范——悼念师哲导师

    8月17日著名的翻译家和苏联问题专家师哲同志因病在京逝世。惊闻噩耗，泪罩双眼，辗转反侧，彻夜难眠。师哲导师那光辉的形象，时不时闪现在我的眼前。记得l981年秋，我采访到京，见了师老。他虽年近八旬，但思想锐敏，鹤发童颜，记忆力特别强。谈起往事，时间、地点、人事、情景，条理清晰，栩栩如生，令人惊奇。他是韩城人，1925年赴苏学习，在苏联工作过15年，1940年随周恩来、任弼时等同志回国后，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18年。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主任等职；兼任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同志的俄文翻译，多次参加中苏两党两国间的最高层会谈。在毛泽东与斯大林的历史性会晤中，他作为毛泽东的翻译与顾问，起了重要作用。听到那些激动人心的往事，我不仅为师老拟了一副对联：“功随江河入大海，德伴日月照九州”。横批是“功高德昭”。

    从此以后，我多次访问师老。并经过长期调查研究、艺术构思，写成了《毛泽东与斯大林》书稿，请师老审阅。师老治学严谨，一丝不苟，每个人物、每个事件、每个情节、细节，乃至每句话，每个字，他都要实事求是，认真推敲，要搞得准确、鲜明、生动。这样，第一次审稿竟用了50多天。记得有一天，当我读到“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时，师老说：“不对，李德不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而是苏联情报机关派往东北对付日本间谍的情报人员。他的情况我了解，你一定要实事求是地还李德以本来面目。”接着，他详细地介绍了李德的情况。

    我从许多书籍上查阅李德，都说他是1932年受共产国际派遣来中国，担任党中央的军事顾问，实际上掌握了红军的最高指挥权，成了“太上皇”，他说了算。他和博古的军事路线相结合，一直搞到遵义会议，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惨痛失败。鉴于此，我没有按师老的观点改写书稿。

    1991年春，师老第二次听审书稿。当听到李德是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时，师老发火了，严厉地质问我：“你是怎么搞的？不敢实事求是？搞历史，一定要坚持求真存实，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只有实事求是，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我拿出了8本记叙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的书籍，请师老看。并谈了自己的难处。

    师老笑道：“天下无难事，实事求是难！李德的情况我了解。他当时和我住在一栋大楼里。你拿的这些书的论述、注释的条目，对李德的介绍都有错误，而且是重要错误，应该改过来，避免以讹传讹”。接着，他又详细地谈了他与李德来华前后的情况和他与李德交往的详情。他谈得翔实而具体，很有说服力。

    后来，我作了一年多的调查研究，找到了张闻天、王稼祥、朱仲丽、王明等当事人关于李德来华身份的记叙，证明了师哲观点、记忆的正确，才改写书稿，论证了李德不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并写了论文《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吗？》。1992年党的十四大期间，《光明日报》发表了此文，引起了许多报刊转载、摘发，引起了社会重视。

    师老对此，十分鼓励。他挥笔为我题词：“承先启后，继往开来”。并多次语重心长地说：“写历史，干事业，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灵魂！是干事成功的诀窍，是克敌制胜的法宝”。现在，师老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思想、精神、教导和高风亮节，会永远记在我们心里，鼓舞我们前进！

    （原载《陕西日报》1998年8月18日）

    附录6.《华圣文化》载文：

    我和祖国甘苦与共六十年

    刘杰诚

    今年是新中国六十华诞，也是我在党的领导下由一个地主的放牛娃成长为中共党史研究员的六十年。我是党和人民的儿子，与新中国一起成长，甘苦与共，心心相印，感触颇深。

    一、开国大典在农村

    艰难困苦，玉成于汝。1933年8月，我出生于陕西省富平县老庙乡东刘堡。少时家贫，小学毕业后给地主拉长工，打短工，当放牛娃，受尽了压迫、剥削，走投无路。1948年8月通过国民党封锁线到延安去找共产党，走到洛川，在黄龙分区司令部报名参加了解放军。第三天，我被介绍到黄龙分区干部学校去学习。

    参加革命后，我像进入了另一个世界，感到一切新鲜，美好！人和人平等相待，官兵民众打成一片，生活虽然艰苦，但比我家还强，能吃饱饭。所以学习、工作很积极，很快就加入了共青团。当年12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标志着我的新生。新中国，给我插上了腾飞的双翅，使我宏图大展。从此以后，我严格按照党的要求，学习、工作，锻炼自己，不久，被任命为黄龙分区干部学校团委副书记，工作干得有滋有味。

    1949年秋天，组织上派我到黄陵县搞土地改革，任工作组长，帮助贫雇农翻身解放。一天，区上通知开会，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要成立了。我们和贫下中农代表、基干民兵一起去到区政府广场上。见那里红旗招展，人群如潮，锣鼓声、唢呐声彼伏此起。各村的工作组和贫下中农代表站在一起，唱歌、呼口号。有的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有的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突然，大会主席宣布：北京的大会就要开始了，请大家肃静，听广播。

    所谓广播，是一台旧收音机。它使人们听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礼炮声，听到了庄严的国歌声，听到了敬爱的毛泽东主席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会场上顿时沸腾起来，欢呼声、口号声、歌声、锣鼓声、唢呐声吼成一片，表达着人们对新中国的祝福和企盼！那一天的情景，至今仍藏在我的心底，不时会闪现在眼前，使我感到无比自豪，奋发图强！

    二、十届国庆办展览馆

    1953年春，我被调任黄陵县团县委书记，后任延安中学党支部书记兼团委书记、延安团地委学校和少先队工作部长等职。我先后在延安工作15年，跑遍了陕北的山山水水，调查了解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访问了吴岱峰、王世泰、师哲、习仲勋、马文瑞、刘景范等老领导、老红军、老赤卫队员、老少先队员，搜集了游击队旗、榆木炮、少先队旗、儿童团旗等500多件历史文物，受到了深刻的思想教育和灵魂震撼。调查研究出智慧。我把调查的材料，整理成革命故事，到各县中小学去宣讲，青少年们都爱听。往往是我讲得热泪盈眶，同学们听的泪流满面，纷纷要求把这些材料整理出来，写成书或办展览，供大家看。后来，在中共延安地委领导下，我和十多位青年团干部一起，在延安二道街工人俱乐部的大礼堂，办起了一所“延安少年儿童革命斗争展览馆”，党和国家领导人宋庆龄、林伯渠为展览馆题写了馆名，并题词：“秀俊钟圣地，努力爱春华”。

    功夫不负有心人。1958年，我的第一部书稿，在北京《红色少年》刊上连载了五期，取名为《刘志丹少先队》，由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正式出版，后被评为1959～1960年度全国优秀少年儿童文学获奖作品。

    1959年，为迎接新中国第十届国庆，我主持创办的《延安少年儿童革命斗争展览馆》在6月就正式在延安开馆展出。由于党的领导、社会重视，展览多年，有10多万人和40多个国家的外宾参观，得到了广泛好评。

    三、大风浪里炼红心

    1960年秋，我被调任延安歌舞剧团党委副书记兼艺委会主任，后又任陕西省歌舞剧院、陕西省戏曲研究院专业编剧。我喜爱艺术，更爱好创作，初到此行，认真学习，刻苦钻研，准备大干。但是，一场始料不及的灾难，迎面袭来了！

    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决定以阶级斗争为纲，抓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康生一伙趁机兴风作浪，组织大量文章，批判李建彤同志的长篇小说《刘志丹》，后来，又掀起了一股“揪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的狂风恶浪。凡是与《刘志丹》小说有关的人，甚至于写过有关刘志丹作品的人，大都被批判、斗争、惩处，甚至被戴上“反党分子”的帽子劳动改造，陕、甘两省因此而受到株连者竟达一万多人。我和《刘志丹少先队》一书，很快地便成了批判的重点。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造反派批判我，要我交待“黑后台”，我说我访问的都是老革命、老红军，是“红军领导”，是红的，没有“黑后台”。你们把红当黑，黑红颠倒，黑白不分，岂有此理！气得造反派拳打脚踢，刷大标语：“打倒反党黑作家刘杰诚！”“打倒彭高习的吹鼓手刘杰诚！”接着是抄家、挂白旗！我人格被辱，痛不欲生！

    时间是公正的裁判员。不久，党中央粉碎了林彪、江青、康生、四人帮反党集团，拨乱反正，革命的文艺解放了！《刘志丹少先队》不仅被平反，恢复名誉，而且又多次再版发行，并被翻译成朝鲜文出版了！

    我受到鼓舞，创作的激情更高了。后在20年的文艺创作中，创作了《边区生产歌》、《军民纺线线》、《戏迷新传》、《化雨春风》、《赵兴龙》、《两张契》、《三件宝》、《渭水新潮》、《再战苍龙岭》等歌剧、秦腔、歌舞剧等剧本，部分在陕西省、西北大区会演中获奖。有的还到北京中南海怀仁堂给党中央领导演出。这在当时是很高的奖励。

    1965年10月，1999年10月，2004年10月，为了庆祝新中国诞辰，中央调集了一批文艺节目进京演出。《边区生产歌》、《军民纺线线》作为陕西省歌舞剧院的保留节目，先后多次到北京、上海、广州、新疆等地演出，并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向全国播映，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和好评。

    四、改革开放创新路

    家乡是我生命的摇篮，创作的源泉。1978年秋，我回家探亲，见村里正在搞“穷过渡”，乡亲们叫苦连天。我和三弟刘兴杰一起在村里调查，发现那是由于上级瞎指挥，把生产队为单位的经济核算升格为大队核算。于是，我以三弟刘兴杰（农民）的名义，写了一篇文章：《看看穷过渡给我们造成的灾难》，发表在1979年1月4日的《人民日报》上，引起了中共陕西省委的重视。1月7日，中共陕西省委在《陕西日报》头版头条发表通知：《一定要尊重社员的民主权利，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副题是《答复刘兴杰同志兼告各地县委》，说“刘兴杰同志批评我们的意见是正确的”。原来，这时候，中共中央正在北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历史进入了改革开放新时期。过了几天，《人民日报》又发表文章：《陕西省委公开接受读者批评——一定要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全国很快地纠正了“穷过渡”风。

    1982年秋，我又去农村调查。这时候，东刘大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由大队核算又改成了生产队核算，接着又实行了大包干。许多老农兴奋地说：“大包干，大丰收，大变化！这是三中全会给我们带来的好光景！”

    我把这次调查的情况，写成了《鲜明的对比》一文，讲述“穷过渡”前后东刘村的变化，发表在1982年10月18日的《陕西日报》上。《陕西省志》第四十七卷中记述了此事。

    五、主编《革命英烈》加强民族脊梁

    1980年秋组织上调我去筹办《革命英烈》刊。我带人到延安采访时，发现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一伙对“四八烈士”造谣污蔑，说什么“叶挺是军阀”、“王若飞是叛徒”，造成了严重的恶果。三中全会后全国人民十分关注党对这些英烈怎么看。所以，我和延安丁工写了《不朽的丰碑——延安人民缅怀四八烈士纪实》，在《革命英烈》创刊号上发表。《人民日报》以整版篇幅转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省、市广播电台广播，引起了全党、全国的关注和好评。

    《革命英烈》于1981年4月创刊，是全国第一家褒扬革命英烈的刊物。我主编《革命英烈》杂志10年，出版发行47期，连同革命英烈丛书11部，约近500万字，褒扬了陕西和全国著名烈士约3000名。我力主《革命英烈》要立足陕西，面向全国，放眼世界，办成一流刊物。每一期刊物都要求要有新的人物、新的思想、新的意境，新的面貌。必须做到五真，即：人真、事真、情真、言真、形象真。立足真实，文采飞扬。我强调：真实是《革命英烈》的生命；文采是《革命英烈》的翅膀。文史结合，展翅高飞，感染千百万人民群众，努力加强新中国的脊梁。

    《革命英烈》受到了中共中央和中共陕西省委领导及社会各界的重视与好评。陈云、彭真、李先念、王震、习仲勋、薄一波、姚依林等中央领导同志都曾亲笔为该刊写稿。李维汉、王首道、何长工、马文瑞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曾著文表扬该刊办得好。今年是新中国六十华诞，全国评选的200名对新中国有突出贡献的英烈、模范人物中，就有93位是《革命英烈》调查研究、整理发表、褒扬过的英烈、模范。

    六、《毛泽东与斯大林》出版

    长期的超负荷运转，使我患上了动脉硬化、冠心病，经常发生心绞痛。两次含冤挨整，又使病情加重。在《革命英烈》编辑部主持开会时，我两次因冠心病发作，当场昏倒，不省人事，后经多方治疗才有好转。1989年经受了长期苦战反对动乱与“反对动乱受处分、冤枉卫党卫国人”的沉冤之后，我的心脏病更严重了。医生让我住院。可是想起了桦树皮上的誓言，我住了几天，又把正在撰写的《毛泽东与斯大林》书稿带到病房，边治疗边撰写。上午治疗、打吊针的时候，闭目沉思，构思情节、人物、故事；下午，又趴在病床上写书稿，晚上还要加班。

    理想、学习加坚持奋斗，铺就成功之路。1993年是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这年1月，我写的大型领袖传记文学《毛泽东与斯大林》，555千字，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与好评。《广州日报》、《福建日报》、《陕西日报》、《沈阳日报》、《黑龙江日报》等17家报刊连载转载，并被翻译成日文出版。《人民日报》曾发表评论，将此书与电影《开国大典》、《重庆谈判》等相提并论，说它是“颇具影响的作品”之一，连续6次重印，发行10多万册，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荣获“优秀科研、学术成果特等奖”。

    为写好此书，我奋斗了数十年，调查、访问过3000多人，记了几十本笔记，四易其稿，前后写了近200万字，牺牲了所有的节假日和周末，熬过了无数的不眠之夜，闯过了一个个急流险滩，才获出版。

    七、《刘志丹和谢子长》上央视

    电影、电视是现代化的传媒手段。我想，毛泽东与斯大林、周恩来、刘志丹等人的伟大形象和业绩，如再能插上电影、电视的金翅膀，必将武装千百万人，成为中华民族的脊梁。因此，在《毛泽东与斯大林》书稿完成后，我又开始考虑电影、电视剧的创作。

    1993年春，我和延安作家丁工，西安电影制片厂导演刘斌等同志商定，抓紧筹备，创作摄制多集电视连续剧《刘志丹和谢子长》。经过大半年的筹备，在延安召开了十天编导人员座谈会，谈设想，定规划。我系统地讲述了创作《刘子丹和谢子长》电视连续剧的构思，得到了大家的拥护。会议决定由我和丁工、白黎、王志厚等人组成编剧组，民主选举，剧组任命我为编剧组长。

    座谈会后，查阅了大量史料，进行艺术构思，我写成了两万多字的《刘志丹和谢子长人物及剧情》的设计方案和数千字的剧情简介。征得了导演和领导的同意后，打印成册，分别寄给剧组领导罗士杰同志和其他四位编剧分头编写。初稿完成后，剧组领导要我统稿。由于时间紧，任务大，我往往每天干到夜里12点，凌晨3、4点又起来写，一直干了数十天，到1993年“五一”节前，才将多集电视连续剧本《刘志丹和谢子长》统一稿完成，打印成册。

    1995年5月，中央电视台在第一套节目和第三套节目中，先后两次向全国播映了12集电视连续《刘志丹和谢子长》，得到广泛好评，后获得全国“五个一工程提名奖”。

    我十分高兴！《刘志丹和谢子长》能上中央电视台播映，实现了我多年的梦想！

    八、帮张宝兰巧遇克林顿总统

    香港回归，洗雪国耻是国家大事，我想为此尽心出力。

    西安民间手工艺人张宝兰想为1997香港回归献礼，但不会艺术构思。我给她构思了《二龙戏珠迎回归》，题写了对联；并让爱人王爱珍给她画成了蓝图，让她制作。张宝兰制成了彩绣壁挂，被评为全国一等奖，荣获“艺术大师”等称号。

    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夫妇到西安访问，在西安城墙上观看了张宝兰的棉絮画艺术表演，收了她赠送的手工艺品，连连叫道：“OK！OK！”并亲笔题词：“Thank you for fine gifts.”(感谢你赠送的精美礼物)，并与夫人希拉里各自签下了名字。

    张宝兰说：“这里边也有你老刘的功劳。如果没有你老刘的精心指导、帮助，没有你的艺术构思，没有《二龙戏珠迎回归》，我得不上一等奖，当不上艺术大师，摆不到第一个摊位，也许就不会有见克林顿的机会哩！”

    我又将此事写成了《张宝兰“巧遇”克林顿总统》一文，附三张有克林顿的真实彩照，受到了社会重视。

    九、《龙腾黄陵》提交人大

    黄陵县有轩辕黄帝的陵寝，又有巍峨的桥山，蜿蜒的沮水，真是有山有水，有“仙”有“龙”；每年清明节和重阳节前后，海内外有成千上万的炎黄子孙前来寻根祭祖，但缺乏内涵展示。如果以黄帝陵为龙头，以沮河川为龙形，在桥山脚下、沮河两岸建造一系列以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为题材的浓缩景观，将中华巨龙腾飞的形象、伟业、中华文明的英雄豪杰、精华场景展现给世人，不仅将使炎黄子孙能看到自己祖先的光辉历史，使世界了解中国；也将使中国走向世界，对世界文明作出更大的贡献，促进陕西，乃至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因为中华文明是世界四大文明中硕果仅存的、没有中断的、保存最完整、最感人的文明之一，需集中展示。为此，经过多年的调查研究、艺术构思，我写成了《龙腾黄陵——关于在黄陵建设中华龙城的策划书》，发表在《中国百科优秀作品（论文）获奖精品集》和《各界导报》等书报上，被评为一等奖。

    全国人大代表、延安市市长陈强同志重视此事。根据此《策划书》，他和十几位人大代表在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一、二、三次会议上，曾先后三次提出在黄陵建设中华龙城的建议，主要内容有三：（一），建议国家发改委正式立项，建立“黄帝功德园”。根据每年公祭黄帝陵仪式十分隆重、急需内涵展示的情况，建议国家投资十亿元，在黄帝庙和龙首乡之间的沮河川，建“黄帝功德园”，作为黄帝陵建设的第三期工程。（二），建议在黄陵南塬上下，建设“万姓先祖光耀中华纪念园”。

    （三），建议国家发改委正式立项，重整沮河川。具体办法是引用洛河、葫芦河水济黄陵，彻底解决黄陵缺水问题，在绿山、清水、万花丛中，展现炎黄文化和中华文明，把黄陵县建设成“中华龙城”。

    十、理想是人心中的灯塔

    通过60多年的艰苦奋斗，我深深感到，理想是人生的灯塔，有理想的人生才闪光。在党的领导下心怀祖国，学习创造，工作奋斗，是奔向理想的动力，如鸟之双翅，船之双桨，目标愈准，动力愈大，持之以恒，必会成功。

    为了给建国五十周年献礼，1995年5月，我写成了多集电视连续剧本《毛泽东与斯大林》和电影剧本《东方日出》。

    著名作家、全国第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魏巍同志看了《东方日出》后说：“我认为很好，不仅题材好，主题好，而且把毛泽东和斯大林这两个人物写活了，个性鲜明，真实生动。”外交部组织五位专家审读后，正式批示“对剧中有关中苏关系部分的表述无不同意见。”《中流》杂志连载发表，被评为“东方红最高荣誉奖”，由原国家文化部部长贺敬之同志颁奖。

    长篇电视连续剧本《毛泽东与斯大林》陕西电视台正在筹拍。我又将其改写成纪实文学《毛泽东与斯大林会晤纪实》，270千字。1997年3月，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出版发行，《中流》杂志连载，社会反应很好，2005年9月又第二次印刷一万册。

    长篇纪实文学《毛泽东与斯大林交往纪实》130多万字，人民出版社正在编审，准备出版。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